腿法排行:肥胖者将集中在中下层人群 体育消费存阶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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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瘦关乎人权
嫌贫爱富的体质和体育
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在马路边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升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葛江涛，特约撰稿王子涵 | 北京报道
肥胖在中国将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的肥胖者将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其他体质不良者亦将如此。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目前已进入汇总分析阶段。虽然还没有公布最终结果，但各省监测数据已上报至国家体育总局。从各地发布的消息看，中国人的体质除了延续令人担忧的状况外，开始趋向阶层分化。
此前在2005年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和“东高西低”态势。
虽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饮食及生活习惯都会对体质产生影响，但身体素质更多反映了不同人群的体育锻炼情况。《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多项调查统计则显示，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
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一项涉及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调查甚至显示，办事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对体育运动最为了解的三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户籍为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并没有把农民工这一城市底层人群纳入监测范围。
上台阶的挑战
自从2000年开始，中国每五年进行一次国民体质监测。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也是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后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监测，其监测结果对制订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市体育科技所群体处主任谭京京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监测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测试阶段、数据处理和总结阶段，测试内容包括体质监测和问卷调查，两部分同步进行。“监测对象为3至69 周岁的中国公民，对幼儿的界定是3到6岁，儿童青少年是7到19岁，成年人20岁到59岁，老年人60岁到69岁。”
除了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工作场所等基本信息，问卷还有一些专业内容。比如：“近一年来，您参加本单位(村、镇)组织的运动会或单项比赛的次数”，“您所在单位(村)是否有体育锻炼补贴”，“您所在工作场所是否有公共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包括健身路径等)”。
谭京京说，与2005年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问卷相比，这次特别增加了精神压力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仅仅希望了解结果，还希望能了解原因，这次的测试比较重视精神压力和体质状况的关系。”
面对面的测试则分三种：形态、机能和素质。
“形态指身高、体重、体脂等， 机能包括肺活量，还有台阶测试心肺功能等。素质包括臂力、腹肌、单脚站立和体前驱测柔韧度等。”根据谭京京介绍，身体素质通常指人体的基本活动能力，是人体机能在肌肉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力量、速度、耐久力、灵敏性、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性等能力的统称。
测试中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比如台阶实验，就是被监测者不间断反复上下台阶3分钟，然后测试脉搏。但很多人连3分钟上下台阶都不能坚持到底。
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丁冰告诉本刊记者，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此次国民体质监测的基本数据与五年前相差不大。不过，由于在测试时清晰地区分了城市与农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等群体，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体质水平的“阶层分化”。他觉得，这很值得观察和深思。
肥胖的“阶层属性”
肥胖问题一直是中国首都市民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挑战。
“2000年前我们就发现肥胖人数增长太快。针对这种状况，北京市体育局曾提出，希望大家都动起来，所以当时全民健身计划的口号是，‘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家家动则民族强’。”丁冰回忆说。
动员了几年，到2000年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时情况仍无好转。当时体育主管部门的干部们都有些泄气，组织了这么多群体活动，北京市民的身体素质还是没有提高。
谭京京回忆说，2005年的监测结果出来后终于发现，城市人口的肥胖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农村人口仍然严重。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北京市建了不少‘体育生活化社区’，力争‘把场地建在身边，把体育融入生活’，报纸上也大篇幅地宣传‘少油少盐’和‘粗纤维’的好处。但是接触这些新生活方式最快的仍然是城市人群，尤其是城市的非体力劳动者。”谭京京说。
2010年监测数据又一次将肥胖的“阶层属性”提了出来。
“虽然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北京市民中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肥胖人口增长速度又上来了。”谭京京说。
腰围是衡量肥胖程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值。谭京京说，根据2005年北京的数据，城市女性的平均腰围小于农村女性，而多数城市男性腰围大于农村男性。
其中，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基本大于非体力劳动者，男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除了50至59岁这个阶段以外，都大于非体力劳动者。
“肥胖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除了体育锻炼之外还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谭京京说，虽然各种健康类的杂志和报纸都在反复向人们灌输健康的饮食观和运动观，但是不同阶层的人对新理念的接受程度以及经济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虽然肥胖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根据丁冰的估计，北京市民的体质状况在全国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毕竟北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这直接影响人们的体质水平。”
青海省西宁市体育科技所高原训练研究室副主任祁继良的担心则有所不同，“从前两次体质监测来看，我们高原体质的人，心肺功能与平原体质的人相比较来说要好一些，肥胖的人比东部地区少。但是其他问题不少，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祁继良对本刊记者说：“在青海，大部分人做得最多的运动就是散步，因为散步是最省钱的运动方式。但是和专业器械锻炼相比，效果微乎其微。”
他认为，体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但是在青海大多数人还不具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体育消费”的阶层差距
丁冰说，早在1997年时北京市就做过一次成年人体质监测。他们把人群分为五类：公务员、科技人员、商务人员、农民和工人。 结果显示，农民体力最差，科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体质状况最高。
其原因是农民们不再下地劳作，劳动锻炼减少，其他运动又没有跟上来。同时，他们更喜欢吃肉喝酒。
到后来的国民体质检测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肺活量、握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平均反应时等等身体素质的测试结果，城市都好过农村。”谭京京说，通过问卷他们也发现了真正的原因。
“农民在闲暇时间选择体育锻炼的比例只有14.9%， 城市人口的锻炼比例是37.7%。每周参加一次以上体育锻炼的，农村人口中只有30%，而城市里的比例超过60%。”同时，锻炼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城镇人口在闲暇时选择球类、游泳、健身体操、自行车、登山等项目比例要明显高于农民，农民选择步行、跑步等项目比例则高于城市居民。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国家做过一次国民健康测试，这次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说明：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大家的消费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生活质量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谭京京说，“人们在满足了正常的休闲活动之余，才会考虑运动，尤其是需要场馆和器械的体育活动。中、低收入的人群，平时的生活压力就很大。在遇到体育锻炼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选择体育锻炼的概率就会比高收入人群要小。”
调查时，在“体育消费额度”这一栏填写了具体数字的人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城市高科技人才、公务员等职业中。同时，去体育场馆锻炼的基本没有农村人口，“农村居民都是在免费的公共环境下锻炼，比如街道或者马路边上。”
谁的体育运动
与更注重数据结果的国民体质监测不同，2005年以来的多项专项调查显示了城镇居民体育运动的差异。
以天津体育学院研究生导师李军2007年发表的一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项目为例。在将天津、西宁、武汉、金华等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居民划分为九个社会阶层后，调查显示，除了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首选锻炼内容是需要场地和器材球类项目外，其他各阶层都首选跑步散步。
李军告诉本刊记者，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对体育运动的了解、参加运动的频率、体育运动的时间等项目中几乎都名列前茅甚至位居第一。而上述两个阶层多受制于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值得注意的是，中上层社会更多选择“社交”作为体育运动的目的。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呈现出阶层分化。
有意思的还包括，虽然我国在1993年就推行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并培养了数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但普通市民很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体育运动知识。受益者仍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有接近10%的人从他们那里获益。
社会体育指导员系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凡符合条件，履行社会体育指导员职责者，均可根据规定，申请并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河北省多位大学体育工作者的调查课题则显示，如果以职业为基础，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将小城镇居民划分为五个不同阶层，那么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在马路边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升高。
而在调查所罗列的自家庭院、收费场馆、公园学校中，马路边无疑是最无安全保障的。来自安徽和广州的研究者则著文说，早6点至晚9点的城市道路是污染最为严重的时间和地点。
事实上，作为最近一届夏季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体育大国，中国现行的《体育法》中甚至没有对公民“体育权利”的规定。虽然在1995年一并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有所提及，但保障体育运动空间、体育设施以及相关投入无法可依。
多位受访者都向本刊记者表示，在体育进入产业化之后，仍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中国人的体育权利问题。
其实，多个调查均显示，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体育锻炼的意愿非常接近。换句话说，无论是否有空间、时间和金钱，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还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
自1949年开始，中国曾有过一段“全民体育福利时代”，体育设施也成为政府供给的内容之一。而在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如何尽量缩小日趋拉大的体育权，正成为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
“简单说，收入水平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决定体质水平。”谭京京认为，这也是近年来不同阶层体质水平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在北京，现有的基层锻炼设施的建设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体育也是一种消费。如何让各阶层达到大体相当的‘体育消费水平’，这恐怕是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后，中国的国民健康和群众体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谭京京说。■体育权的历史碎片
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体育运动，他们甚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体育权的概念。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就提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特约撰稿王子涵 | 北京报道
时间回到1913年，上海像整个国家一样都处在动荡之中。3月，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不久，孙中山就由日本回沪，决心武力倒袁。7月，陈其美终于在上海举事。10月，闸北还着了一场大火，令两万人无家可归。
纷乱之中，几乎没有人在意查尔斯。哈罗.麦克乐的到来。这个当时只有27岁的美国人，在1959年去世时被称为美国最著名的体育领袖人物。
他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体育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卫生、体育与娱乐学会会长，全美体育联合会会长和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体育干事。而在中国开拓性的工作，成为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经历。
麦克乐给中国人带来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体质测试。“体质”这一概念的引入，使中国人“强身救国”的理想有了具体而明确的标准。
在差不多100年时间里，体质以及它背后的体育运动一直与救国、强国的强烈动机纠结在一起。及至今天，体育权与体质状况仍被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1924，收回体育主权
西方人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体育，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就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创建于1844年的宗教团体强调 “一个健全的青年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
1885年，青年会随教会学校传入中国。至1895年10年间，中国学校青年会已有27所之多。“他们要在中国的青年人中传教，所以组织了很多国外的体育活动来吸引年轻学生的注意。”常年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中国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
在这个团体内前后有8位美国人来华，开创了中国的近代体育运动。而从时间上排序，麦克乐是最晚到达中国的一位。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引入近代体育运动也切合了当时改革者的期望。洋务派就曾经提出：“西方之强在于兵，西方之所以强不在于兵。”意思就是，真正的强来自于民众素质的提高。这几乎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亦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不过熊晓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在如何推进体育的路径上，知识界曾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军事化”、“教育化”、“社会化”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比如很多人就曾攻击著名学者陈登科的“体育军事化”观点是要搞法西斯主义。一直到解放后他才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天性不好动，当时除了警察和军队又没有其他社会组织能够深入到基层，所以只能采取军警化的方式，强迫民众锻炼。
陈的观点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体育的情况贴合。当时除了西方宗教团体在青年中积极拓展，近代军队的建立使北洋新军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第一批尝试者。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此后“兵操”等带有军事特征的体育项目就广泛传播开来。
但是，一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体育竞赛组织和较大型的竞赛活动几乎全部被西方人所操纵。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一场浩浩荡荡的“收回体育主权”运动开展起来。
事件的导火索是192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惨败，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体育的奇耻大辱，主持代表团的“八个美国人”之一葛雷受到严厉批评。
1924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会章甚至规定“禁止外国人作职员”，麦克乐等人只好在那一年年底离开了中国。
1929 年4月16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体育法》。1932 年8 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会议”，会上拟定了旨在贯彻“体育法”的所谓《国民体育实施方案》。
应该说，从洋务派到后来的国民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体育”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进而为中国争取“体育主权”。为此，国民政府还举办了几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体育节”，但最终没有得到民众真正的响应。
1931年，令人失望的体质检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体育总体变化趋势是，以培养‘军国民’和‘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逐渐衰落，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熊晓正说，这种变化也很快影响到了当时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
麦克乐就是“体育军事化”的反对者。他认为通过国家力量推广等“兵操”束缚了练习者的身心自由，名为锻炼身体，实则有害于发展学生体质。1922年7月，他在济南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会议上主张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军国民体育，会议决议规定：“各大学兵式教练列为选修，但不得代替体育”。
为了推动群众体育运动，会议还提出三大措施：第一是利用公共隙地创办公共游戏场；第二利用学校设备；第三各种社会上团体应有联合的组织。
此前在1915年，麦克乐主持并协助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培养体育专业师资的教育机构。嗣后，他又主持了东南大学体育系等中国早期体育教育机构。
1924年离华前夕，在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的赞助下，他带领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包括人体测定及身体检查的系列研究，田径运动记分表研究，儿童在各项运动中运动商数方法的研究，足球、篮球的标准测验研究等等。
这些有关中国学生、中国人体格的统计、研制体育测验标准等在中国均为首例。陶行知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特别指出：“当一切完成时，中国的体育及身体检查水准至少要比当时进步10年”。可在麦克乐回美国之后，这套标准再也未能在中国用上。
后来一直到1931年，辛亥革命20年之际，陈登科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对全国专科以上的20977名学生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脊柱弯、肺病、心脏病和有近视问题的学生达到7553人，占学生总数的36.1%。
1933年，教育部又一次检查了41所大学，患有各种疾病的学生占65.9%。这个结果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泄气。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体质检测依然围绕“有无疾病”这个指标。一直到2000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性、全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体质”这个词才回归到正确的意义上。
在中国工作的后期，麦克乐把精力都放在了普及体育上。他认为，“体育之讲求，不仅限于学校之学生，故社会各种团体，皆应谋人民之幸福以提倡体育”。
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主权都是属于国民的。所以，开展体育也不应“重贵族而轻贫民，或重富人而轻贫民”，“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要提倡全民的体育，“使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
1914年，麦克乐等人在江苏马千山举办暑期体育领导人才训练班，第一期只有29个人参加。到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组织60多个县进行了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
1941，南泥湾的革命体育
作为国家与人民权利的集中体现之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体育运动，他们甚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体育权的概念。
“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北伐前后，就提出了比较超前的国际化概念---‘体育权’。”熊晓正说，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就提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给普通大众赋予体育的权利，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体育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
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解决国民体质的问题，首先要还工农大众体育权。”倡导为劳苦大众夺回“体育权”，成为当时社会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毛泽东甚至早在1917年就著有《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如何实现这个愿望，首先要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所以在革命时期是把改善国民体质和推动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把体育权作为社会革命中的一种追求、一个目标。”熊晓正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共产党都比较重视体育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封锁的时候，在南泥湾，朱德就曾说过，生产上我们解决了，但是我们还要提高老百姓的体质，于是在边区开展了一系列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体育活动。”熊晓正告诉本刊记者。
1942 年9 月，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而体育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还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以及1978年《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1954，中国的“劳卫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体育权”实现的基础终于确立了。这一年的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3年后中华体育总会的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以“增强国民体质，为国防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为目标开展体育工作。
于是，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国民体质”这句著名的口号。
“革命时期，我们把体育当作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再次强调体育，但更多是从体育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这个方面来考虑。”熊晓林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经常讲，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减少疾病、提高劳动出勤率，从而提高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劳卫制”被引进了。
“劳卫制”是由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创造的，其主题就是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
在50年代中苏结盟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推行在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从而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在北京、上海先后实施了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后，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并在学校进行推广。“劳卫制”分为少年级、一级、二级共三档，早期有劳卫操、爬绳、60米、500米、掷手榴弹等近10项测试内容。
“劳卫制”既是一套体质检测标准，又是一个体育锻炼体系。一般情况下，少年级和一级都比较容易通过。但是二级已经接近运动员水平。比如二级的单杠项目要求双手握住单杠并在上面旋转，双杠则是一套动作，包括立撑起伏10次及倒立等。
只要通过一个级别，就都能获得一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到后来，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连部队都停止军事训练按照“劳卫制”进行锻炼。
整个50年代，体育几乎都被作为一项革命工作。如果一个人希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就必须进行体育锻炼。可以相信，在革命胜利的热情鼓舞下，人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在数九寒天去雪地上跑步。
除了“劳卫制”，国家还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来增强群众身体素质。比如，全国推广广播操、推行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中国延续至今的单位性体育比赛和运动就发端于此。在每年初，各级体委都会设计好这年的群众体育活动。
当时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非常严密，单位对个人有极大的约束力，所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安排本单位或者本村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强制性的，但是不得不说，对群众体育的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熊晓正说，在这个时期中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国民体质测试，只有小范围的“体检”。即使是以检查是否有病为前提的“体检“，也曾经暴露出当时国民体质下降的问题，“当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良。”熊晓正解释说。
到1964年，随着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劳卫制”被最终取消。而全民体育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后也彻底地改变了。
1995，体育权登堂入室
“当单位人变成自由人，没有人来管群众体育的事情了。这个领域在整个80年代，几乎形成了真空地带。与之相比，竞技体育的发展却如火如荼。”熊晓正说。
1988年，33岁的记者赵瑜的一篇长篇通讯《强国梦》引起了人们对于群众体育发展不足的反思：“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包头举行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也暴露出中国的青少年体质和意志力下降的事实。“国民体质开始受到真正的关注，就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熊晓正回忆说，“从解放后到80年代末以前，‘体育权’的概念，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
然而早在1967年，挪威体育联盟就率先发表了《体育振兴15年计划》。美国卫生福利部也在1990年制定了“美国15 年健康目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制定“大众体育发展规划”的国家在全世界有50多个。
1995年开始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提出，“维护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终于把“体育权”在法规上固了下来。
“体育权这个概念终于在50多年后再次被明确提出来。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一次是为了公民社会的需要。”熊晓正说。
不过此时，体育运动的开展已经遇到了一定挑战。“当时，工会对体育活动的组织能力已经下降了，但是有些基层协会、自发性的体育组织和锻炼点，群众体育发展得比较好。比如气功、舞蹈队等等。”熊晓正说，“体质的塑造，不是几场球赛和几节体育课可以达到的，从根本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无法运用行政行为来强制，只能靠群众自发去改变。”他认为，大众体育由谁来组织是改善国民体质的关键。
“我们过去是靠行政单位，搞的群众体育都是‘运动式’的。一会儿一个高潮，过去之后就无声无息了。这件事应该是交给群众自己来办，靠一些自发性的体育组织来管理人们的日常锻炼，但是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满足人们体育锻炼的需要。“比如在英国可以看到很多政府新铺的自行车道，政府没有组织活动，但是提供了道路。修路是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只有政府出面。所以政府的投入，不仅是在钱上，更是在政策上，着力于如何为大众体育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应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体育带来的生活乐趣。这是现在我们提出‘体育权’的意义，也是我们在现在把国民体质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熊晓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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