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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6:44:39
[原创]书法是繁体字的制造者与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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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繁体字的制造者与推行者
陈捷夫
笔者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书法是繁体字的制造者与推行者。其基本依据,集中地体现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文中。这一推论,在前面《繁体字的历史概述》一文中并未涉及到,故这里予以补充上。
乍看起来,卫恒《四体书势》一文多涉及书法问题,故笔者过去曾经指出它是一篇“书法宣言”。其实不然。它不仅涉及到书法,而且全面涉及到中国古今文字领域里的各种问题,尢其涉及到古人的文字观、文字史观、造字观、正字观和用字观等等方面。这就与文字的繁、简问题发生了不可回避的实质性关系。
《四体书势》一文充满着反人类、反文明和反汉字的思维,对后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的出台,当与三国曹魏的愚民的文字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尢其与作者祖辈上的相关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体书势》一文的基本思想,即造字“六书”与书法等,分别由后世伪《说文解字》和《法书要录》等字书和书法文献所承袭,也即两条腿走路,一为书法界所贯彻和传播,另一则为字学界所贯彻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领域非常腐败,文字领域即是其中之一。而《四体书势》一文,恰恰正是造成文字领域腐败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四体书势》一文在流传过程中,可能遭到多次窜改,特别是唐朝贞观年间重修《晋书》之际,曾经遭到重大改动。此后历代可能相继都作出过小改动。这使得该文内容真伪难辨。本文所征引《四体书势》一文,均据自《晋书.卫恒传》,中华书局1974版(2002)。
因篇幅关系,这里仅作一简要介绍,以后有机会时再以专题作出进一步探讨。下面拟就三个方面作出初步探讨,即《四体书势》一文是繁体字与书法共同的历史宣言,《四体书势》主要谬论的历史实践概况,《四体书势》一文出台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讹变等。
1、《四体书势》一文是繁体字与书法共同的历史宣言
“宣言”,指政府或国家组织等为说明政治纲领等而作出的纲领性文献。卫恒《四体书势》一文,可以说正是魏晋以来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为说明并表达反对汉卓字的主张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既是中国书法的宣言,同时又是繁体字的宣言。
《四体书势》一文约近3000字,通篇以传说和臆说为主,穿凿附会,毫无事实依据可言。它既主张和鼓吹王官的文字观,又主张和鼓吹以造字“六书”说创制古今文字,更主张和鼓吹以书法改变汉字笔形。其目的,无非为了繁化汉字体形和笔形、阻挠文字平民化和削弱文字的实用性,弱化民智,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它直接造致了繁体字的产生和书法的泛滥,对中国文字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影响极其恶劣,危害深重。
这里,拟从《四体书势》鼓吹王官文字观,《四体书势》拉开了繁化汉字的历史序幕,《四体书势》拉开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序幕等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1)《四体书势》一文主张和鼓吹王官文字观
所谓“王官文字观”,这里泛指自秦朝以来,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所主张的文字观念。
《四体书势》一文是中国历史上鼓吹王官文字观的第一篇专文。文中将中国古今文字,从产生、演变到使用,全面打上“王官”的烙印,将文字王官化、政治化,试图使之成为所谓“官产”和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同时,为进一步繁化文字、搞乱文字、操控人民的思想言论,变相剥夺人民的用字权益,伪造历史依据。
(1-1)主张和鼓吹“王官造字”说
在魏晋以来的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看来,中国古今文字统统都是王官所造出,古字如此,秦篆如此,汉卓也不能例外。如《四体书势》记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涌、苍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又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再如“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上引三则文字,大意是说,“黄帝之史”苍颉造古文,秦丞相李斯作秦篆,而“狱吏”或“御史”程邈则造卓(隶)字。即是说,古文、秦篆和汉卓,均是王官所创制。这就是所谓“王官造字”说的历史由来。
然而,所有这些提法并不符合相关史实,而是一个弥天大谎,或者说是作者的一种反人类、反文明、反汉字的政治主张。后世的字书与书法文献等多沿袭此说。
据笔者初步考证,“古文”虽然泛指秦朝以前的各种文字,但主要是指商、周和春秋战国文字,尢其指战国“蝌蚪文”。相传“黄帝”之时距今4500年。但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当今中国境内不少地域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字符;战国七国之间的不同字符,当是由那些远古文字的各自遗传而来。而“苍颉”所造究竟是何种文字,则无可考据。所以说,将包含战国楚国文字等在内的“古文”,通通归于“黄帝”和“苍颉”名下,是非常荒谬的。其次,秦篆算得上是“官造”怪字,但并不是李斯所作,而是由赵高其人所为。再者,“隶字”(汉卓)是程邈所创制,这一点没错;但程邈其人是秦末之际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秦始皇之类王官毫无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曾在拙文《“王官造字”说之驳正》中,已作过评驳,这里不再赘叙。(链接1)
至于所谓“黄帝”一词,当发端于道家,始见于《世本》和《拾遗记》。据郭沫若认为,“黄帝”一词是太帝、玉皇上帝之“转换”(见《十批判书》第11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而笔者则疑是由战国五行、五方、五帝说而来,如东方青帝(木)、西方白帝(金)、南方赤帝(火)、北方黑帝(水)、中原黄帝(土)。加之“黄帝”是“皇帝”的诙音,故予以附会穿凿而成。这说明,“黄帝”是子虚乌有之物,是统治者虚构的历史幻象,是统治者所建树并推崇的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种特殊标志。
可见,上引三则文字中,只有秦篆是“官造”,但却是不能当作正常使用的一种怪字。其他古字和汉卓(隶字),则与“王官”无关,而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由此可以说,所谓“王官造字”说并不符合史实,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主张。
(1-2)主张和鼓吹“王官用字”说
主张“王官造字”的基本目的,在于主张“王官用字”。如《四体书势》记称:“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大意是说,黄帝之史苍颉所造之字,是王官用来记录官事、创立社会典章制度和实施王官教化等的官方政治工具。这就是所谓“王官用字”说的历史由来。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或者说是作者的一种反人类、反文明、反汉字的一种政治主张。后世字书与书法文献等多沿袭此说。流行本《汉书.艺文志》所谓“扬于王庭”等提法,伪《说文解字.叙》所谓“王政之始”的提法等,恐为后人据此所讹入。
众所皆知,文字的使用,首先发端于生产需求,其次是人类的记录需求、学习需求、思想需求和交流传播需求等,最后才是“王政”需求。这些事实,仅从《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大量先秦文献和西汉文献中,即可获得佐证。即是说,相比较而言,在所有先秦文献和西汉文献中,“王政”文献的数量所占比例,远远不及民间文献的数量多,内容也远不及民间文献来得丰富,诸子百家的产生和存在即是历史铁证。因此,王充在《论衡》一书里曾经总结文字的社会属性、功能和作用,认为文字“世以纪事”,“文字与言同趋”, “观文以知情”,文字“益人之知(智)”等。而文字的基本作用,则是“订其真伪,辩其实虚”,或“核实道义,证定是非”,或“见以正邪”、“定善恶之实……”等等。这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文字的基本使用者,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即不仅有“王官”,而且包含知识分子和平民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商人、学童、军人等等。
将文字当作王官的政治工具的,当肇始于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在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看来,“黔首”即“百姓”, 不仅不配使用文字,而且只能被愚弄,被哄骗,所谓“民无私学”,要“以吏为师”,以及将战国秦国文字加工繁化为秦篆,即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铁证。魏、晋至隋、唐时期,这才明确地提出了“王官用字”的文字政策,《四体书势》一文即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里程碑。由此可以说,所谓“王官用字”说,并不符合史实,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主张。
(1-3)主张和鼓吹文字为“六艺之范先”
将文字的功能和作用限制在所谓经书之上,而排斥文字的其他社会作用,是王官的又一荒谬的政治主张。如《四体书势》记称:“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黄唐”,指“黄帝”与“唐虞”。“遗迹”,这里或指苍颉造字的“遗留”。“六艺”,这里泛指“六经”。大意是说,由黄帝之史苍颉所造文字,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书的“根本”。这提法,就未免有将文字说成为经书而创制之嫌了。伪《说文解字.叙》所谓“文字者经艺之本”之类提法,恐为后人据此所讹入。后世字书与书法文献等多沿袭此说。
大量史实证明,人类创制文字,为的是记事著文,王充《论衡》中提出的“五文”说即是有力的明证。由此可以说,所谓文字“为六艺之范先”的提法,并不符合史实,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主张。
其次,“黄唐之遗迹”究竟是些什么?至今不得而知。中国文字史表明,不仅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列国文字,与所谓“黄唐之遗迹”毫无传承关系,即使是秦篆与汉卓,也与所谓“黄唐之遗迹”毫无传承关系。所以说,指古字、秦篆与汉卓等是“黄唐之遗迹”,毫无历史依据,是一种杜撰,是谎言。
“王官造字”说,“王官用字”说,文字为“六艺之范先”,三者形成了魏、晋以来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即王官的基本文字观。前者强调文字是由王官所创制,其次是强调文字是为王官所用,后者则强调文字的基本功能在于产生和传播“六经”,即王官教化。“六经”既行,即是“王政”的肇始。可见,将文字的创制、属性和使用,锁定在“王政”和“六经”教化之上,正是王官文字观的基本实质。这无疑是对秦始皇“天下无书简之文”、“民无私学”等愚民政策的重要创新和重要发展。而如此极力主张和鼓吹王官文字观,《四体书势》一文可以说是率天下之先。
(2)《四体书势》一文拉开了繁化汉字的历史序幕
《四体书势》一文涉及繁化汉字,主要从体形上发难。其主张主要是造字“六书”说,以及文字起源“鸟迹”说、古字“蝌蚪”说、秦篆“正”字说和“文字“八体”、“六书”说等。
文字起源“鸟迹”说,古字“蝌蚪”说,秦篆“正”字说,文字“八体”、“六书”说,造字“六书”说,是繁化汉卓字的五个重要的纲领性主张。其中,文字起源“鸟迹”说、古字“蝌蚪”说、秦篆“正”字说与“八体”、“六书”说,是作为繁化汉字的基本历史依据而杜撰出来的。这些荒谬主张的出台,其实是为繁化汉字拉开了历史序幕。魏、晋以来大量新造的繁体字,既是造字“六书”说的重要实践,也是《四体书势》一文相关主张的重要实践。而所有这一切,至唐朝为李阳冰讹入《说文解字.叙》中,成为“阳冰之新义”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字领域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深重灾难。
(2-1)鼓吹和宣扬文字起源“鸟迹”说
在一篇近3000字的文章里,《四体书势》一文关于文字起源问题,五次提到了“鸟迹”一词。如:
“昔在黄帝,……有沮涌、苍颉者,盖睹鸟迹而兴思也。”(文首句)
“黄帝之史,沮涌、苍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古文赞》)
“鸟遗迹,皇颉循。”(《篆势》)
“写彼鸟迹,以定文章。”(《草书势》)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隶势》)
上引五例,均涉及到“鸟迹”一词。大意似乎是说,文字的起源与“鸟迹”有关。然而关于“鸟迹”一词的基本含义,却未见任何说明。
“鸟迹”一词的基本含义究竟是指些什么呢?据笔者相关考证,魏、晋人根本就不可能看见几千年前文字初创期的原始字符,更谈不上看见过所谓“鸟迹”文字。他们唯一能够看见的,可能是铭刻在春秋战国铜器上的那些古硬笔美术写态,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矛》铭、《越王者旨于赐钟》铭,《吴王光鉴》铭、《蔡侯产剑》铭等。从这些历史实物上看到,“鸟迹”在其设置上具备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既无固定某一个字,也无固定于某一笔划,而是以写字者个人兴趣而定。其次,在一句或一篇铭文里,设置成“鸟头形”的字数多少不定,或仅一字,或仅数字,并不是字字都有“鸟头形”的。也即是说,有数字才见一个“鸟头形”者,也有通篇几十字才得见一、二个“鸟头形”的,可见所谓“鸟头形”,其实仅仅是对某些字形的一种点缀而已。两汉人称此为“鸟篆”。由此可见,“鸟篆”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常态文字,而是一种古硬笔的美术写态,现实生活里有着与其对应的常态字体。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汉字“象形”说、“鸟迹”说之驳正》(链接2)。
可见,文字起源“鸟迹”说是一个历史谎言。主张和鼓吹文字起源“鸟迹”说,其目的是为繁化汉字而编造所谓历史依据。
(2-2)鼓吹和宣扬古字“蝌蚪”说
《四体书势》一文开宗明义即二次提到所谓“科斗”。如“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又如“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科斗”即“蝌蚪”,属于蛙、蟾蜍等两栖动物的幼体,游于水中,看似头大尾细(实际上是尾大而扁)。战国六国文字多由羽管笔蘸墨写于竹帛上,由于书写者的个人兴趣和习惯,有些简牍文字看上去状如“蝌蚪”,故汉朝人称之为“蝌蚪文”,但不称作“蝌蚪书”。相传西晋人于太康元年,曾经在魏襄王冢发现了十余万言的楚简文字,被时人称之为“科斗书”。考古出土的信阳长台关楚简文字等,可以说即是其中例子。
“蝌蚪文”原是一个戏称,它更多地体现了战国时期以羽管笔蘸墨书写楚字的某些特征,但与自然界的蝌蚪虫形状相差甚远。将以楚字为主的战国古字,郑重其事地当作所谓“蝌蚪”字来鼓吹和宣扬,不无穿凿附会之嫌。其目的,无非为繁化汉字而编造所谓历史依据。
(2-3)鼓吹和宣扬秦篆“正”字说
《四体书势》记称:“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大意是说,东汉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以秦篆当作“正”字体例,是符合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文解字》一书是否存在着以秦篆当“正”字的史实,另一则是秦篆果真是所谓“正”字吗?据笔者初步考证,两者都是谎言,疑是唐人所讹入。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以所谓“书同文字”为借口,将秦篆定制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传世的《秦诏版》铭等,即是其中的历史实物见证。秦篆是赵高其人,在战国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加工繁化而成。秦篆笔形长而弧曲,结构繁杂而封闭,日常上根本就不可能使用。到目前为止,未见一篇出土经文由秦篆写成,即是很好的说明。秦篆“主宰”秦朝字坛仅约十余年,至公元前209年由卓字所逐渐替代。这就充分说明,秦篆不是正常文字,更不是所谓“正”字,而是一种变相的怪字、邪字。将秦篆当作所谓“正”字体例来鼓吹和宣扬,其目的是为繁化汉字而编造所谓历史依据。这正好暴露了封建专制统治者进一步愚弄人民的不良意图。
其次,东汉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并不存在以秦篆当作所谓“正”字体例的史实,流行本伪《说文解字》一书里以秦篆为“正”字体例,其实是唐人李阳冰借刊定之机实施窜改的结果,是李阳冰的“杰作”,是“阳冰之新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其依据简介如下:
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属于私著性质,这从《后汉书.许慎传》里未见“受诏”等相关记载,即可得到证明。这就说明,许慎身上不存在任何来自王官方面的压力。其次,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派大师,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美誉。他撰写《说文解字》一书的基本目的,在于为古文经学提供考据工具。从相关记载上得知,古文经籍多以战国楚国文字为主,历史上著名的所谓“蝌蚪文”或“科斗书”,即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其“正”字体例,应是选取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如考古出土的郭店楚简文字等,而不是秦篆。第三,卓字即汉字、隶字,是以战国后期楚字如郭店楚简文字为蓝本而创制出来的,与古楚字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还有其他等等依据,这里不作详举,待有机会时,笔者将以专题作出探讨。由此可见,从卓字与古楚字的历史渊源关系上,从古文经籍多以古楚字写成的关系上,从《说文解字》一书是考据工具的写作动机上,从《说文解字》是个人私撰性质的关系上,即可充分说明:《说文解字》一书存在着“正”字体例,但决不是秦篆,而是古楚字。换句话说,流行本伪《说文解字》一书里以秦篆为“正”字体例,不是东汉许慎的原著,而是唐朝李阳冰的“杰作”。
为此,笔者在这里,有必要提前做出一个郑重而简要的修正声明:即截至本文为止,包括拙作《中国书法批判》、《恢复繁体字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倒退》和《汉字繁化史简说》在内的等等文章,凡涉及到许慎《说文解字》以秦篆为“正”字等的相关提法,因属于不实之词,故应予以一律推翻。此外,尢其有关“东汉中期,和帝敕命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的提法(见《中国书法批判》《第三节  书法发端于“解散”汉卓(隶)字》),更是依据错谬,故应予以一并推翻。这是笔者对个人受到相关文献的误导,在觉醒之后所必须作出的一种深刻反省。
(2-4)鼓吹和宣扬文字“八体六书”说
《四体书势》记称:“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这就是“八体”与“六书”的出处,合称为“八体六书”说。
在所谓“八体”中,“大篆”究竟是哪种文字?所指不详。“小篆”即“秦篆”, “隶书”是“八分”的别名,是对隶字即卓字的一种“繁饰”。秦篆与隶字两种,才属于一般文字意义上的字种。其他如“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等,则属于美术写式或工艺用字形式。它们之中,“刻符”和“摹印”或“署书”之类属于工艺用字形式,可以使用古字,可以使用秦篆,也可以使用汉卓。“虫书”指“虫篆”,属于古代美术写式。而所谓“六书”,除了“古文”(字)、“秦篆”和“隶字”三者属于文字学范畴之外,其他如“奇字”、“缪篆”和“鸟书”(篆)三者,则属于美术写式或工艺用字形式。由此可见,所谓“八体”或“六书”,与文字学意义上相关的仅仅三种,即古文(字)、秦篆字与汉卓字,其余者则当属于用字上的派生物,与字种无关。篇题《四体书势》的“四体”一词本身,即说明中国文字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八体”。
可见,将文字学意义上的字种,同美术写式和工艺用字形式等用字派生物混淆在一起,即暴露了旨在“乱字阻用”的不良意图。其目的在于为繁化汉字编造所谓历史依据。后世所谓“百体”或“百书”等谬说,可以说即据此而出。
         
  *.*.*.*   2010/12/31 21: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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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鼓吹和宣扬造字“六书”说
造字“六书”说是对“造字之本”“四象”说的一种讹替。鼓吹和宣扬造字“六书”说,其目的在于为繁化汉字提供方法依据。
关于造字“六书”说,前文《造字“六书”说是伪造字法》已作过专题探讨,这里不再赘叙,故予省略。
文字起源“鸟迹”说,将中国文字的起源锁定在所谓“鸟迹”之上。古文(字)“蝌蚪”说,将商、周至春秋战国等古文字,锁定在所谓“蝌蚪”形之上。两者均让人瞎猜,难以捉摸。秦篆“正”字说,则试图将秦篆当作中国文字的历史范式,为繁化汉字提供所谓历史标本。至于所谓文字“八体六书”说,则是竭尽混淆之能事,搞乱文字概念,试图浑水摸鱼。而造字“六书”说,则为繁化汉字提供合法化的方法标准。换句话说,从鼓吹和宣扬文字起源“鸟迹”说,到鼓吹和宣扬古字“蝌蚪”说,鼓吹和宣扬秦篆“正”字说,鼓吹和宣扬文字“八体”、“六书”说,鼓吹和宣扬造字“六书”说,无不充满着杜撰与臆说。它们不仅全面扭曲了中国文字状况,而且为繁化汉字提供了纲领性的伪历史依据,从而拉开了繁化汉字的历史序幕。
(3)《四体书势》一文拉开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序幕
书法领域是专事践踏和蹂躏汉字的一个社会怪异领域,是繁化汉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笔形上发难。
中国书法的自觉性萌芽于三国曹魏。曹魏不仅首次确立了“散卓”方针,而且首次将毛笔命名为所谓“散卓笔”;首次将毛笔多波磔笔形的作式,命名为所谓“八分”;首次将不具章法和不易辨识的图形命名为所谓“草”;首次以毛笔测试官吏。所有这些,可以说为后世书法及其谬论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而卫恒《四体书势》一文的相关内容,终于总结、继承和发展了曹魏的“散卓”活动的相关思路,从而拉开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序幕。
在流行版本里,“四体”指“古文”、“秦篆”、“隶书”(八分)与“草书”。“书势”即“书之法”,也称“书法”。在《四体书势》一文里,除了首次提出“书势”、“书法”与“书之法”等新概念之外,又提出了所谓“字势”、“笔势”等等新概念。“书势”决定“笔势”和“字势”等。而“笔势”却是书法的重中之重。这些谬论,多为后世书法所继承和发展,影响极其恶劣。
中国文字史表明,古文(字)和秦篆两者,与后世书法毫无直接的任何历史联系,本文将搁置不谈。这里所要偏重的,主要在于鼓吹和宣扬“笔势”论、鼓吹和宣扬“字势”论等基本方面。
(3-1)鼓吹和宣扬“笔势”论
《四体书势》一文多次提到所谓“笔势”。“笔势”,即“书势”与笔形的综合泛称。如“崔氏甚得笔势”。又如“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笔势”,这里主要包含了八分“笔势”与草书“笔势”等,即涉及到笔划横向性和纵向性的操作关系。
(3-1-1)八分笔势
《四体书势》记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即梁鹄,传三国魏初人,后投靠刘表,善篆和八分。所谓“用笔尽其势矣”,指“八分”笔势,即横向型笔势,其势多波磔。所谓“纤波浓点,错落其间”,所谓“奇姿谲诡”,所谓“近而察之,心乱目眩”等等,可以说即是对早期八分笔势的一种描述。
八分笔势追求笔形多“波”,从横向面展开,以将写线型笔划予以“碾裂”,变成极不规则的“面”为基本目的。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书写,而且错乱了人们的视觉,扭曲人们的心灵。
《四体书势》涉及到“隶书”一词。据笔者考证,“隶书”一词要延至唐朝才出现,其笔势相对收敛,属于小八分之列。
(3-1-2)草书笔势
《四体书势》记称:“崔氏甚得笔势”。崔氏,指崔瑗(77-142),相传是东汉“能书”者之一,以草书著名。传三国曹魏“草圣”张芝(伯英)曾经师法崔瑗,自叹不如:“上比崔杜不足”(杜即杜度)。张芝与崔瑗两人均无真迹传世。张怀瓘《书断》一文曾记载张芝的笔势,“张芝变(章草)为今草,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即解散隶体。”这是对张芝其人草书“笔势”的基本描述。曾师法崔瑗“笔势”的所谓“草圣”,张芝其人自叹不如,可见崔瑗的所谓章草“笔势”,当属更为荒诞怪异之形。
草书笔势追求“方不中矩,圆不副规”,从纵向面展开,主要以“解散隶体”、“解散隶法”即打乱汉字体形上的结构章法为基本目的。
“笔势”论包含了八分笔势与草书笔势两个基本方面。八分笔势主要从汉字写线型笔划上发难,多以横向扩张为主,以打乱写线型笔划为基本目的;草书笔势则从体形发难,多以纵向操作为主,以“解散隶体”为基本目的。由此可见,“笔势”论在中国书法里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书法的基本灵魂。
(3-2)鼓吹和宣扬“字势”论
《四体书势》一文首次提出了所谓“字势”论。如“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恒窃悦之,……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字势”即字体之势,或称“体势”。这里是针对战国的“蝌蚪文”而言,并附会穿凿,值题发挥。
在卫恒心目中,其所追求的“字势”究竟是些什么呢?是“俯仰”。
《四体书势》一文多处提到“俯仰”一词。如《篆势》一文,提出“思字体之俯仰”。又如《隶势》一文,提出“聊俯仰而详观”。再如《草书势》一文,提出“俯仰有仪”等。这说明,“俯仰”是“字势”论的主要内容。
以“俯仰”来对待字势,其结果是体形不正不平,摇摆不定,大小不一。《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谓“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的提法,无疑成为字势“俯仰”论的最好脚注。所以说,鼓吹和宣扬“字势”论,其目的即是以错乱体形为用,增加人们辨识的难度。
“笔势”论中,八分笔势从笔划横向面入手,以笔势多波磔为主;草书笔势则从笔划纵向面入手,以“解散隶体”为主。“字势”论则以“俯仰”来错乱字形设置,使之颠七倒八,令人看去“心乱目眩”,增加使用阻力。由此可见,《四体书势》一文率先鼓吹和宣扬“笔势”论,鼓吹和宣扬“字势”论等,即无疑拉开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序幕。至于其他具体方面,请参见拙作《中国书法批判》(链接3)。
《四体书势》一文既鼓吹王官文字观,又拉开了繁化汉字的历史序幕,拉开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序幕。故笔者称《四体书势》一文是繁体字和书法共同的历史宣言,并不为过。
2、《四体书势》主要谬论的历史实践概况
作为体现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文字纲领的繁体字宣言和书法宣言,《四体书势》一文 的主要谬论,在自晋至唐朝数百年间的历史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基本原因,是有着政治权力的支撑和扶持。或者说,家天下封建专制政治权力需要繁体字和书法,繁体字和书法也需要家天下封建专制政治权力。
《四体书势》的主要谬论,基本上可分为“繁化体形”和“繁化笔形”两个方面。繁化体形以造字“六书”说为主;繁化笔形则以“书法”为主。
(1) 造字“六书”说的历史实践概况
从两晋、南北朝至唐朝这数百年里,主要是造字“六书”说的重点的历史实践时段。其实践内容基本上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全面承袭王官文字观、讹造大量的繁体字、催生了“上篆下隶”的后魏江式《古今文字》一书,以及被讹入《说文解字》等字书,同时为李唐王朝所认同等。
(1-1)王官文字观全由伪《说文解字》等字书、字样书和书法文献所承袭。
《四体书势》一文所载有关王官的文字观,是繁化汉字的先决条件。除了个别提法如“苍颉造字”之类属于历史传承性传说之外,其他如所谓苍颉造古文、史籀作大篆、李斯作“小篆”、隶字创制者程邈与秦始皇有关系等王官造字说,还有王官用字说、文字是“六艺之范先”说等,基本上全由后世的主要字书、字样书和书法文献等所承袭。其次,文字起源“鸟迹”说、古文“蝌蚪”说、秦篆“正”字说、古今文字“八体”、“六书”说等,基本上也都全由后世的主要字书、字样书和书法文献等所承袭。讹变于唐朝的《说文解字》,以及张怀瓘《书断》等,即是继承、贯彻和推行王官文字观的其中佼佼者。
唯一有所创新、发展的是,文字起源问题上增加了 “八卦”说;造字“六书”说中,增加了“六书之要”说;和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等新提法(见伪《说文解字.叙》)。
(1-2)造字“六书“说催生了大量的繁体字
造字“六书”说是《四体书势》一文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中之一。造字“六书”说催生了大量的繁体字。其实践时期,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自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是第一阶段,也是主要阶段,以唐朝为历史里程碑;自五代、宋、元、明、清,为第二阶段,是辅从阶段,以清朝为历史里程碑。后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第一阶段,是为繁体字奠定历史基础的重要历史阶段。其造字对象,基本上由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阶级中人为主,如本书第五分题所叙,既有帝王、贵族,也有御用文人等,他们基本上都是所谓“能书”者。其造字方法,主要以“象形”、“形声”和“会意”为用。王羲之《兰亭序》帖上的大量“病字”,武周时期的“则天文字”等,可以说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其造字特点,用北齐颜之推的话说,即是“专辄造字”、“妄自斟酌”和“讹替滋生”等。据此可以认为,包括唐朝正字运动中被甄选为“正字”在内的大量繁体字,和异体繁体字,均是造字“六书”说的产物。由此可以说,只有造字“六书”说的鼓吹和推行,繁化汉字的活动,这才有了个人的“自觉性”和历史的“自觉性”。而造字“六书”说的推行,直接导致了“造字之本”“四象”说的消失。
(1-3)造字“六书”说催生了“上篆下隶”的后魏江式《古今文字》
在造字“六书”说泛滥期间,字书以造字“六书”编写,和以“上篆下隶”形式问世的,要首推后魏江式的《古今文字》一书。而伪《说文解字》“上篆下隶”的形式,却是由唐朝李阳冰对《古今文字》一书的抄袭而来,是“阳冰之新义”的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后魏”即西魏(535-557),是北魏拓跋焘政权的延续。江式(生卒不详),其“六世祖琼家”曾在魏初“受学于卫觊”(卫恒祖父)。其所撰写的《古今文字》四十篇,是对《四体书势》一文相关谬论的一种实践尝试。前面介绍过的拓跋焘政权所“新造千余字”,以及两晋、南北朝之间所新出的大量繁体字,当被收载入该书里。而以造字“六书”说为基本方法进行“以类编联”,当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创举。如江式《论书表》记称:“辄求撰集古来文字……有六书之宜者,以类编联,文无重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可见,以造字“六书”说为主进行字书编写的,以及以“上篆下隶”形式问世的,要首推《古今文字》一书了。
笔者之所以提出江式《古今文字》一书,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是对卫恒《四体书势》相关谬论如“六书”说等的贯彻和实践,而且在于其“上篆下隶”的形式,还有就是其《论书表》中的部分内容,后来居然为伪《说文解字》一书所承袭。
(1-4)造字“六书”说与唐朝“正字”运动
造字“六书”说是唐朝“正字”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正字”,即指“正体”、“正义”、“正音”、“正书”的总称。“正体”的基本含义,当指由造字“六书”为方法而讹造出来的笔数繁多的字体。如张参《五经文字.序例》记称:“六书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虽虫篆变体,古今异文,离此六者,则为谬惑矣。”大意似乎是说,凡字若离开“六书”,即不在“正”字之列。《五经文字》是唐代宗李豫朝,张参受诏撰写的一本经用字书,体现了当时官方的文字政策和基本立场。而颜元孙《干禄字书.序》关于“正”字的标准,即“正者,并有凭据”。虽无交代其“凭据”是什么,但从其书辄以繁体入列“正”字这些事实上进行考察,所谓“并有凭据”,即当指造字“六书”说无疑。自此,造字“六书”说终于正式获得了李唐王朝认同,成为王官的造字法,并先后相继被讹入、编入《说文解字》等各种古今字书、字样书或史书中,成为检验是否“正字”的唯一标准,在文字领域里危害至深。
(1-5)造字“六书”说与《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一书是东汉古文经学大师许慎所私撰的一部古代字书,以刘歆提出的“造字之本”“四象”说为基本方法,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正”字体例。其基本目的在于为考正古文经义提供文字考据工具。其书虽说当世未为王官遵用,但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为后世字学界所推崇。然而,当唐朝李阳冰窜改《说文解字》一书,同时讹入并以造字“六书”说演绎该书内容时,《说文解字》一书原本诸多重要的学术建树,随之即遭到了颠覆性的解构,而变成伪《说文解字》。
如前所叙,作为造字“六书”说的历史实践概况,王官文字观全由伪《说文解字》等字书、字样书和书法文献所承袭,造字“六书“说不仅催生了大量的繁体字,而且催生了“上篆下隶”的后魏江式《古今文字》一书,该书的基本形式为后世的伪《说文解字》所因袭。而在唐朝“正字”运动中,造字“六书”说终于正式成为王官的造字法,同时被相继讹入《说文解字》等字书、字样书中。
(2) 书法谬论的历史实践概况
《四体书势》一文的内容多以书法为主,是中国书法谬论的开山祖,对后世书法的实践和发展,影响巨大。其对象主要是笔形,八分“笔势”以“解散”写线型笔划为用;草书“笔势”则以“解散隶体”为用。其中提出了“笔势”、“字势”、“书势”、“书体”、“古今杂形”和“八体”“六书”等谬论,均为后世书法所承袭。在自西晋至唐朝数百年之间的实践中,书法从“无法”到“有法”,终于形成了一个以捣乱汉字、反对汉字为主旨的怪异领域。
这里拟从“笔势”、“八体六书”和“书法与唐朝正字运动”等几个方面,简略介绍一下书法谬论的相关历史概况。
(2-1)“笔势”论的实践概况
“笔势”论是以捣乱汉字笔划写线型和“解散隶体”为主旨的一种谬论。捣乱笔划写线型,以“八分”笔势和“八法”笔势为主;“解散隶体”则以草书笔势为主。
(2-1-1)八分笔势(隶书笔势)
“八分”笔势发端于东汉后期,但具备自觉性的“八分”笔势,则要延至三国曹魏。“八分”之名,可能发源于梁鹄弟子毛弘(正始中人),其特征是笔势多波磔。
八分笔势发展至唐朝,分为“大八分”与“小八分”。“大八分”即笔势多波磔者;“小八分”即“隶书”,笔势上则较为收敛,也就是波磔较少者。从时序上说,自魏、晋至唐朝中期,多流行笔势多波磔的大八分;唐朝中期,则流行笔势少波磔的隶书,《唐六典》规定公私文书、奏表等以隶书为用,碑刻等以八分为用,即是明证。
《四体书势》一文引《隶势》记称:“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这是对早期八分笔势的一种描述。而后世《卫夫人笔阵图》所谓“凶险可畏如八分”,《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谓“击石波”、“隼尾波”,张怀瓘《书断》“八分赞”所谓“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窦囗《述书赋》所谓“工正则剑锷刀锋”等,可以说均是对八分笔势在历史实践上的形象描述。
从这些记载上得知,八分笔势充满着刀枪剑戟,面目极其狰狞诡谲。北齐颜之推曾称为“书迹丑陋”。而北魏碑刻上的“魏体”笔势,颇见斧形戟影,可以说是对八分笔势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2-1-2)八法笔势
八法笔势,指“永”字八法的笔势,是对“笔势”论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成制于唐朝后期。
所谓“八法”,分别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后人将八法笔势视作书法的核心或书法的代表。
在唐人所伪托的《卫夫人〈笔阵图〉》一文中,设置了七个所谓“笔阵”,如称“点”为“高峰坠石”,称“横”为“千里阵云”,称“撇”为“陆断犀象”,称“竖”为“万岁枯藤”,称“捺”为“崩浪雷奔”,称“弯勾”(折)为“劲弩筋节”等,即是对“笔势”论作出了“象形”性的发展。而唐人所伪托的《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则对所谓“笔阵”作出了“书势”上的诠释:“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真书、行书,皆依此法。”由此可见,不论是《卫夫人〈笔阵图〉》,还是《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是对“笔势”论的创新和发展。
(2-1-3)草书笔势
《四体书势》引《草书势》记称:“方不中矩,员不副规。”重点体现了魏、晋时期草书的笔势特点,是“损隶之规矩”。《书断》描述魏晋时期的草书笔势,“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至唐朝,《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则将草书笔势称之为“龙蛇相勾连不断”。而《述书赋》则称:“不规不矩,气有余高,体无所主。”“体无所主”,准确地体现了草书笔势在“解散隶体”中的重要特征。唐朝孙过庭的《千字文》草书帖(据《续三希堂法帖》第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千字中仅约百字可以勉强看懂,其余九百字变成字不像字,画不像画,图不像图的“三不像”符号,谁都看不懂。如果说,魏晋人认为三国曹魏“草圣”张芝的草书,只有“知音”才能辨识;那么孙过庭的草书帖《千字文》九百字,恐怕是没有“知音”可以辨识的。这也算得上是对草书笔势的一种“发展”。李白《草书歌行》所谓“况况(“冫”作“忄”,意为“迷迷糊糊”)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之句,《宣和书谱》所谓“张长史(旭)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为不可”之句,均反映了草书笔势在唐朝,已“发展”到了至狂至癫、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了“解散隶体”的最高境界。
八分笔势(隶书笔势)和八法笔势,两者均以破坏汉卓写线型笔划为用;草书笔势则以破坏汉卓体形为用。唐人重视“笔势”法度的建立,前所未有,既是对《四体书势》“笔势”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鼓吹、宣扬和推行书法的必然途径。
“笔势”论告诉人们,书法不是写字之法,而是“书势”之法、捏造“笔势”之法、捣乱写线型笔划之法、解散汉卓即“解散隶体”之法。换句话说,书法是反对汉字、破坏汉字之法。
  *.*.*.*   2010/12/31 2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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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八体六书”说到“百体”、“百书”说
《四体书势》记称:“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这是对“八体六书”说出处的重复介绍。
“八体六书”说发展到了南北朝,即产生了所谓“百体”、“百书”说。如南朝梁国庾元威《论书》记称:“百体者,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玉文书、鹄头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篆、古顽书、籀文书、奇字、缪篆、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云书、星隶、填隶、虫食叶书、科斗书、署书、胡书、蓬书、相书、天竺书、转宿书、一笔篆、飞白书、一笔隶、飞白草、古文隶、横书、楷书、小科隶,此五十种皆纯墨。玺文书、节文书、真文书、符文书、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鸾隶、蛇龙文隶书、龟文书、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此十二时书,已上五十种。”
如此“百体”,其实即是所谓“百书”。中国文字存在过这么多“体”、这么多“书”吗?简直就是胡诌。由此可见,所谓“百体”、“百书”,其实是一堆颠七倒八的杂乱作式,是在“散卓”(“散隶”)主张和“象形”主张联合驱动下的“乱字”产物。
到了唐朝,还有所谓 “颜体”、“欧体”、“柳体”等等,这些可以说均是对《四体书势》有关“八体”、“六书”,在历史实践上的重要“发展”。
(2-3)书法与唐朝“正字”运动
书法发端于魏晋,经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历数百年,终于在唐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就是,李唐王朝借实施科举制度的机会,以书法取士。
前面曾经介绍过,“书法”是唐朝“正字”运动的重要内容其中之一。“正字”包含了“四正”与“八观”。所谓“四正”,即正体、正义、正音、正书。其中“正书”即是书法上的笔形设置。所谓“八观”,即“文字起源‘八卦’观”、“‘王官’造字观”、“秦篆‘正统’观”、“文字‘扬于王庭’观”、“造字‘六书’观”、 笔形“八法”观、运笔“提按”观、用笔“毛笔”观。其中,笔形“八法”观、运笔“提按”观、用笔“毛笔”观三者,全出自书法。
《新唐书.选举志》记称:“择人之法有四:……三曰书,楷法遒美……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所谓“楷法遒美”,也就是正书要符合规定的相关笔形。大意是说,选官的方法有四种,其中之一即是书法;若“书法”不过关,即使答题及格,仍会有不予录取的危险,会被“放”出局的。而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所谓“兼详翰墨”的记载,进一步证明了唐朝科举以书法取士的历史事实。
自此,书法完成了将“隶变”(汉卓字),转为“变隶”、“变楷”(唐样字)的历史性讹变,终于获得了官方的认同。据笔者考证,中国历史上的古字书,从来并不设置所谓“笔形”,而唐朝开始设置“笔形”,可以说是对“笔势”论的重大发展。
如前所叙,“笔势”论在历史实践中,不仅创新了“一波三过折笔”和“体无所主”等相关理论,而且创新了笔形,如“永”字八法笔形即是其中例子。“八体六书”说不仅衍生出所谓“百体”、“百书”等,而且衍生出所谓“颜体”、“柳体”之类。而书法则在唐朝“正字”运动中大获全胜,不仅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一举讹替了汉字,成为官方认可的唐样字范式,其迷惑性与危害性,比秦篆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造字“六书”说的历史实践概况,和书法谬论的历史实践概况上看到,《四体书势》的主要谬论,对于后世繁体字和书法两者的产生、发展和推行,起到了极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其重要性,甚至可以如此形容,即没有卫恒《四体书势》一文,魏晋至唐朝的繁体字史和书法史,可能要改写。因此,作为繁体字与书法的共同历史宣言,《四体书势》一文的纲领性地位,不可否认。
3、《四体书势》一文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讹变
《四体书势》一文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讹变,值得引起关注。
《四体书势》一文的作者卫恒,其祖父卫觊在三国曹魏建国之初,既是魏典章制度和魏官仪等的主要建立者,又是对八分和篆、草等“无所不善”的“能书”者。曹魏在文字政策上的种种倒施逆行,当与卫觊其人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正是卫恒撰写《四体书势》一文的重要的历史背景。
《四体书势》一文写成于西晋期间,即公元291年之前。其在流传期间屡遭窜改,致使其中的内容,不断出现了历史讹变,以至真伪难辨。本文顺便谈及这个话题,以供读者参考。
(1)《四体书势》一文出台的历史背景
《四体书势》一文的作者,一再提到其祖父“敬侯”卫觊,想必该文内容与其有着历史渊源关系。如“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又“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敬侯”,即卫觊死后的谥号。卫恒两次提到其祖父的谥号及其书法活动,决不是空穴来风。
东汉后期,宦官专政,横征暴敛,富豪贵族又疯狂地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纷纷被迫逃亡。太平道首领张角在秘密组织“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184年),天下大吉。”东汉末的黄巾起义等,对东汉王朝的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曹操镇压黄巾起义之后,先迎汉献帝于许都,继以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挟天子以令诸侯”,封魏王。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187-226)袭位,同年废汉立魏,史称曹魏。至265年司马炎废魏立晋,历时46年,共五帝,即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其间,司马懿于正始年间开始为曹芳辅政,而魏末的曹奂,政事上却听决于司马昭。这说明,曹魏中后期的许多重大决策,当与西晋的建立者司马氏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曹魏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维护曹家天下的统治利益,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同时推行九品中正制,确立和保障士族门阀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和特权,直接造致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大搞对外战争,长年与南方诸国如蜀、吴等进行兼并对抗。思想文化上则大搞愚民政策,大搞玄学和大搞反对汉卓字的运动等。尢其后者,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危害巨大。
曹魏自220年曹丕立国起,至265年为司马昭所灭,计46年。曹魏在反对汉卓字方面,作出了几个破天荒的重要措施。
(1-1)将毛笔命名为所谓“散卓笔”。这表明,至少到魏、晋时期,汉字仍然被称为“卓”字。
(1-2)将毛笔的初期书法字形,命名为“八分”,意即“背反”,也就是以疙瘩型笔形,既使体形变态,又增加书写难度,同硬笔字的写线型笔划分庭抗礼。命名者可能是梁鹄的弟子毛弘。
(1-3)正始中期首次以毛笔测试400余名官吏,但不成功。
(1-4)正始年间(一说241年),立“三字石经”(后人作“三体石经”),首次以秦篆作为“正”字对待。(关于“三体石经”,《三国志》、《魏书》、《魏略》等并未见记载,东晋末裴松注《三国志》时仅援引过卫恒《四体书势》,故其真实性值得置疑)。
(1-5)首次将那些不易看懂的符号称之为“草”,同时出现了诸如“解散隶体”、“解散隶法”等等思想倾向。
曹魏对汉字所采取的种种添繁、添乱的措施,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的说法,那就是“反对汉字”。曹魏反对汉字,由两个基本方面的因素所造成,一是出于反对刘蜀政权和孙吴政权、反对南方楚文化、种族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另一是出于因袭秦朝愚民文化的政治需要。这与曹魏大搞血腥统治,压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大刮玄学之风等,完全相符合。
卫觊在魏初曾任侍中、尚书等职,与王粲一起创建魏国各种典章制度,可谓权倾一时。如《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称:“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又“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可见魏国各种基本制度的创立,当与卫觊有关。卫觊又善书,与邯郸淳、韦诞齐名。“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同上)这说明,中国的书法活动发源于三国曹魏,而魏初的书法活动,当与卫觊其人的参与有关。
公元250年,刘蜀政权为曹魏所灭。公元265年,曹魏为西晋所取代。公元280年,孙吴政权为西晋所灭。西晋是司马氏王朝。从魏明帝曹睿开始,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等皆相继参与其中政事。由此可以说,曹魏的政治和文化等制度,当由西晋王朝所因袭。
卫恒其人在曹魏中职任何官?未详。“恒善草隶书”,但入晋则任“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晋书.卫恒传》)等职。而其父卫瓘,曹魏政权中曾任职“镇西将军”(《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与邓艾、钟会等同为消灭和兼并刘蜀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入晋则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三国志.魏书》裴松注引《晋阳秋》)。又“与扶风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书。”(《三国志.魏书》裴松注引《世语》)。
由此可见,卫恒撰《四体书势》一文,不仅体现了西晋王朝对曹魏制度的承袭,而且体现了卫家后代对祖宗事业的承袭。即是说,《四体书势》一文,与卫觊其人和曹魏制度之间,是一脉相承,是一种传承关系。这个推论如果成立,《四体书势》一文出台的历史背景,即是三国曹魏的制度,也就是以曹魏制度为基本依托。
(2)《四体书势》一文的历史讹变
在中国历史上,遭到严重窜改的书,当首推许慎《说文解字》;而遭到严重窜改的文篇,则可能要首推卫恒的《四体书势》一文了。由于历史上多所窜改,流行本《四体书势》一文里哪些是卫恒的言论,哪些不是卫恒的言论,虽说已不容易作出区别,但某些方面却仍然可以看出痕迹来。下面仅举数例,仅供参考。
(2-1)窜改篇题内容
四体:笔者疑原作八分、章草、草书、散隶书(飞白书),后世改为古文、秦篆、八分(隶书)、草书。窜改时间当在唐朝贞观年,重修《晋书》之际。依据是,西晋初,卫恒承曹魏余风,只针对汉字,即以“散卓”为主。至唐朝,书法定为官制,膨胀力大增,已不满足于“散卓”一类,而是要越俎代庖,主宰中国古今整个文字领域了。
(2-2)讹入句子
举例:“《说文》,用篆字为正,以为体例,最为可得而论”句,当属于唐朝中期所讹入。依据是,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一书,并不存在“用篆字为正”的史实。“用篆字为正”的伪《说文解字》,却产生于唐朝中期。
(2-3)窜改引文
《四体书势》一文引文四篇,即《古文赞》、《小篆赞》、《隶势》与《草书势》,全部遭到“增益”性的窜改。这里仅举一例。
第二自然段《古文赞》98字。对照流行本,无篇名,增字207字,合计305字。
“卫恒古文赞云:黄帝之史沮涌、苍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中正循检,矩折规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篆籀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
(据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天都阁藏书《法书要录》引载《书断》旁注。)
对比流行本,后人增句如下:
“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尊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吱吱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
又“势和体均,发止无间。”
又“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
又“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
其他如第四自然段《小篆赞》95字,对照流行本,篇名变成《篆势》,增136字,损1字,合计230字。第六自然段《隶书势》98字,对照流行本,篇名变成《隶势》,增132字,损3字,合计227字。第八自然段《草书势》126字,增98字,合计224字。
由此可见,引文内容等遭到大幅的窜改,是《四体书势》一文的历史特征。
这里必须郑重指出的是,目前社会上仍然有继续窜改《四体书势》一文的不良现象。如将《篆势》“邕作《篆势》曰:‘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窜改成所谓“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纂,要妙入神”,即是其中例子。(参见拙文《要警惕今人在古文献上的造假作伪》,链接4)
(2-4)伪托引文
《四体书势》一文中的几篇引文,多是后人所伪托。
《篆势》一文并不是东汉末蔡邕的作品。依据有二,一是《后汉书.蔡邕传》并未见载;一是蔡邕在《上封事曰》中对“书画”之类有所诟病,如“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由此推断,蔡邕怎么会去作《篆势》一类无病呻吟的作品呢?其次,《草书势》并不是东汉中期崔瑗的作品。依据是,《草书势》一文有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东汉中期的承写载体仍以简帛为主,书法理论根本就不存在,哪里会有字势“俯仰”这样的概念?再者,《古文赞》并不是卫恒其人的作品。依据是,《四体书势》的原本内容是“八分”、“章草”、“草书”与“飞白书”(即“散隶书”)。又再者,《隶势》并不是卫恒的作品,而是魏晋间成公绥所出。
窜改篇题内容,讹入句子,窜改引文,伪托引文等几个方面,是《四体书势》一文多遭历史讹变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在于,使其内容“合为时而用”,也即与时俱进,从而欺蒙更多民众,为其愚民的文字政策服务。
笔者提出《四体书势》一文的历史讹变的诸多事例,目的在于希望能引起高度关注,防止重演。而提出《四体书势》一文出台的历史背景这一问题,则在于试图阐明,《四体书势》一文的撰写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三国曹魏的愚民的文字政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
《四体书势》是中国书法谬论的开山祖,又是繁体字谬论的开山祖。从其内容、历史实践概况,到历史背景和历史讹变等方面综合地看,《四体书势》一文完全代表着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文字政策和根本利益,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以说,繁体字的政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而中国书法的政治性,则远远大于所谓艺术性。
首先提出“六书”者,是书法者;首先以“六书”讹造大量繁体字者,是书法者;而千余年来一直坚持使用和推行繁体字者,仍然是书法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是繁体字的制造者和推行者,是毫无疑义的。
【链接:】
1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2833377&page=1#2833377
2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326361&page=1#232636
3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101793&page=1#2101793
4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2867204&page=1#2867204
  *.*.*.*   2010/12/31 2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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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黄帝”一词,当发端于道家,始见于《世本》和《拾遗记》。据郭沫若认为,“黄帝”一词是太帝、玉皇上帝之“转换”(见《十批判书》第11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而笔者则疑是由战国五行、五方、五帝说而来,如东方青帝(木)、西方白帝(金)、南方赤帝(火)、北方黑帝(水)、中原黄帝(土)。加之“黄帝”是“皇帝”的诙音,故予以附会穿凿而成。这说明,“黄帝”是子虚乌有之物,是统治者虚构的历史幻象,是统治者所建树并推崇的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种特殊标志。
  *.*.*.*   2010/12/31 23: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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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将毛笔命名为所谓“散卓笔”。这表明,至少到魏、晋时期,汉字仍然被称为“卓”字。
  *.*.*.*   2011/1/1 13: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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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维护曹家天下的统治利益,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同时推行九品中正制,确立和保障士族门阀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和特权,直接造致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大搞对外战争,长年与南方诸国如蜀、吴等进行兼并对抗。思想文化上则大搞愚民政策,大搞玄学和大搞反对汉卓字的运动等。尢其后者,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危害巨大。
  *.*.*.*   2011/1/1 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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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势”论在历史实践中,不仅创新了“一波三过折笔”和“体无所主”等相关理论,而且创新了笔形,如“永”字八法笔形即是其中例子。“
  *.*.*.*   2011/1/1 2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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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势”论告诉人们,书法不是写字之法,而是“书势”之法、捏造“笔势”之法、捣乱写线型笔划之法、解散汉卓即“解散隶体”之法。换句话说,书法是反对汉字、破坏汉字之法。
  *.*.*.*   2011/1/2 16: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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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书势》是中国书法谬论的开山祖,又是繁体字谬论的开山祖。从其内容、历史实践概况,到历史背景和历史讹变等方面综合地看,《四体书势》一文完全代表着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文字政策和根本利益,是毫无疑问的。
  *.*.*.*   2011/1/2 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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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初步考证,“古文”虽然泛指秦朝以前的各种文字,但主要是指商、周和春秋战国文字,尢其指战国“蝌蚪文”。相传“黄帝”之时距今4500年。但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当今中国境内不少地域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字符;战国七国之间的不同字符,当是由那些远古文字的各自遗传而来。而“苍颉”所造究竟是何种文字,则无可考据。所以说,将包含战国楚国文字等在内的“古文”,通通归于“黄帝”和“苍颉”名下,是非常荒谬的。
  *.*.*.*   2011/1/3 1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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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虽然泛指秦朝以前的各种文字,但主要是指商、周和春秋战国文字,尢其指战国“蝌蚪文”。相传“黄帝”之时距今4500年。但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当今中国境内不少地域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字符;战国七国之间的不同字符,当是由那些远古文字的各自遗传而来。而“苍颉”所造究竟是何种
  *.*.*.*   2011/1/3 1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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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起源“鸟迹”说,古字“蝌蚪”说,秦篆“正”字说,文字“八体”、“六书”说,造字“六书”说,是繁化汉卓字的五个重要的纲领性主张。其中,文字起源“鸟迹”说、古字“蝌蚪”说、秦篆“正”字说与“八体”、“六书”说,是作为繁化汉字的基本历史依据而杜撰出来的。这些荒谬主张的出台,其实是为繁化汉字拉开了历史序幕。魏、晋以来大量新造的繁体字,既是造字“六书”说的重要实践,也是《四体书势》一文相关主张的重要实践。而所有这一切,至唐朝为李阳冰讹入《说文解字.叙》中,成为“阳冰之新义”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字领域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深重灾难。
  *.*.*.*   2011/1/3 21: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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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晋、南北朝至唐朝这数百年里,主要是造字“六书”说的重点的历史实践时段。其实践内容基本上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全面承袭王官文字观、讹造大量的繁体字、催生了“上篆下隶”的后魏江式《古今文字》一书,以及被讹入《说文解字》等字书,同时为李唐王朝所认同等。
  *.*.*.*   2011/1/4 1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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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书势》一文是中国历史上鼓吹王官文字观的第一篇专文。文中将中国古今文字,从产生、演变到使用,全面打上“王官”的烙印,将文字王官化、政治化,试图使之成为所谓“官产”和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同时,为进一步繁化文字、搞乱文字、操控人民的思想言论,变相剥夺人民的用字权益,伪造历史依据。
  *.*.*.*   2011/1/5 20: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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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黄唐之遗迹”究竟是些什么?至今不得而知。中国文字史表明,不仅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列国文字,与所谓“黄唐之遗迹”毫无传承关系,即使是秦篆与汉卓,也与所谓“黄唐之遗迹”毫无传承关系。所以说,指古字、秦篆与汉卓等是“黄唐之遗迹”,毫无历史依据,是一种杜撰,是谎言。
  *.*.*.*   2011/1/6 13: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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