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何时要退出中国:国人为何不忏悔？

国人为何不忏悔？

季羡林先生《牛棚杂忆》引出的话题

张绪山

　　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说，他之所以不辞劳苦写这本书，是因为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应给子孙后代有个交代的大事至今无人去做：他希望经过“文革”岁月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文革”时期大小事件的参与者——良善的受难者及那些呼风唤雨的施难者——将自己的经历形诸文字留给后代，裨使中华民族从这场千古未有的浩劫中吸取教训。他对后一类人即“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缄默不语发问道：“为什么不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文章或一本书呢？……如果这一类人——据估计，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的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
　　季先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善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悲天悯人，用心良苦。同时他作为“文革”受难者，经受了炼狱的磨难，深知灵魂遭受折磨的苦痛，所以他认为那些“文革”中的施难者只要把心灵中充满阴暗的”文革”经历写下来，以惩戒后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了，不必再经受检讨和忏悔的痛苦。这是一位恪守中华民族“宽恕”传统的伟大学者的胸怀，君子风范，光鉴照人，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站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一个人在评判自己在这段历史的过错乃至罪过时，不忏悔是难以想象的。忏悔之情是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的过错乃至罪过做出正确判断后应有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忏悔需要直面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的勇气，二是因为它要求忏悔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己不愿重蹈覆辙，同时提醒他人不要步自己的后尘。实际上，季先生的这本书本身就是忏悔的产物，为自己也为我们民族忏悔，当然还有痛定思痛的反思。读过此书的人们，有谁不为其中清醒而又充满激情的忏悔文字所打动？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忏悔在一个“文革”受难者那里似乎过于残酷了。
　　《牛棚杂忆》使人想到另一本书《随想录》。那是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晚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写下的文字，书中同样充满催人泪下的忏悔之情。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十几年前从巴金先生书中读到的“文革”中一个场面：面对心爱的妻子遭红卫兵毒打，作为丈夫的他在这伙人的淫威下，竟不能施以任何保护，非但如此，对于家中豢养的小狗丧命于红卫兵之手，他也不敢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多少年过去了，老人书中的这一幕和他的忏悔之情仍让人难以忘怀，感叹不已。《随想录》是《牛棚杂忆》之前“文革”亲历者所写的最著名的回忆性作品，它展现的殷殷忏悔之情与《牛棚杂忆》何等相似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巴金老人在忏悔之余，以感天动地的责任感，呼吁国人加强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戒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老人的倡议在广大读者心中曾引起强烈共鸣，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衷心支持。然而，从《随想录》到《牛棚杂忆》，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发出的同样的呼吁至今未能实现；两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先生发出的那近乎绝望的呼吁，是如此合情合理，却都像是无垠的沙漠中孤独的旅行者发出的呼叫，竟是那样的微弱！
　　无论是《随想录》还是《牛棚杂忆》，这些充满忏悔之情的文字均出自”文革”受难者笔下，”文革”时期那些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施难者的文字却是千呼万呼不出来。事过境迁，对于时下行色匆匆的人们来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似乎在中国大地上从未发生；对于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们，无论是受难者还是施难者，这场亘古未有的荒谬闹剧和惨重劫难似乎都与己无关。总之，“忏悔”这个字眼似乎是外星人字典中的名词，与国人无缘。
　　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中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向以尊重历史著称。这段历史刚刚过去，对现时乃至将来很长一个时期都在产生影响，让人每思及之便有一种撕心裂肺之痛，倍感羞辱之感，但国人为何对它如此健忘？国人——尤其是”文革”中施难的国人——何以不做丝毫忏悔？难道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行为不值得忏悔？抑或”文革”这场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荒谬绝伦的病变，已经使这些人原来可能具有的忏悔“基因”发生了变异，对无论何种错误和罪过都不再产生忏悔之心？真是令人费解。
　　一个民族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是没有出息的，但没有思考历史的习惯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勇气，则很难拥有光明的未来。理解历史，哪怕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它也是社会中生存的每个人的义务。
　　从中国历史看，“文革”这样的灾难对于难辞其咎的整个领导集团而言，始终是一个难以处理的疮疤，虽然否认它的存在已经不可能，且对整个大病的社会肌体的治疗显然不利，但彻底将它剖露开来让人们看个端详，实在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所以，当”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以“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批判时，有些人——尤其是这个集团里的有些人——便感到浑身不自在，必欲封杀而后快。其实，对“文革”这样的“大病”的治疗，“伤痕”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用季先生的话说，那不过是以红药水治疗碰伤的一块皮肤，于内伤毫无作用。后来兴起的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是针对”文革”中的反人道行为进行的批判，但这场讨论受到同样的阻挠。一位文化高官奉命作文说，对于”文革”已有正式总结，不应纠缠于过去。这种可怕的回避心理，显然是漠视整个民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人造瘟疫中所遭受的难以言状的苦难。稍有点健全理智的人都明白，像”文革”这样使整个民族大伤元气的灾难，乃是各种恶性毒素发作的结果，从根本上治疗它，非对它进行诊断，找到药方，采取根治措施不可，岂是一纸决议就可以彻底根除，万事大吉？但官方的态度实际上决定了对这场灾难的检讨难以继续下去。整个民族集体忏悔的环境和气氛至今没有形成。
　　“文革”作为一场运动是结束了，但参加这场运动的人并没有成为过去，运动中整人之人很多又回到权力的位置上，仍然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风光无限。一旦人们认真检讨这场灾难的经过和深层原因，他们何以处之？那些施难者手中权力的正当性岂不受到怀疑？所以，这些人中即使有内心忏悔者，恐怕也不会将这种心情形诸文字，昭示天下。现实利益面前，“大公无私”之类动听的词汇在那些应该忏悔的人们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从心理上，“文革”中的施难者在“文革”是非已有定论时，往往很容易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自己是响应最高决策者的号召，有错也不应由自己承担。持有这种逻辑的人不在少数。前些年听人说一位自称是书生的先生写的书很值得一读，未读之前，我胡乱猜想，以此人的才气和识见，加上他丰富的阅历，尤其是在”文革”中与世仰俯的非凡经历，一定是一本不朽的忏悔之作，至少有可能与巴金老人的《随想录》相比肩吧，因为他毕竟不是巴金那样的受难者，而是书生中施难者的典型。孰知拜读之下，大失所望，横竖读不出半点忏悔之意。读《随想录》和《牛棚杂忆》感到巴金老人和季先生是在流着泪诉说，打开心扉让人看，襟怀坦荡，厚道朴实；读这位“书生”先生的书，感到此公风雨不透，壁垒森严，聪明绝顶。
　　在西方历史上，至少有两部名垂千古的《忏悔录》，一是罗马帝国晚期的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1712-1778）的《忏悔录》。两位作者都以非凡的勇气剖析自己的心灵，直书心灵画面上的一切，包括阴暗、丑陋的东西，但他们的文字并没有辱没其人格，相反，正是这种直面人生弱点和劣行的勇气成就了他们的人格，奠定了他们作为伟人的历史地位；这两部作品也以其直白而畅酣淋漓的忏悔，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朽的名作。聪明的同胞啊，你们为何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