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课堂不能缓存:奚青：倔强人生-- 解读孙大光（五）贤良

奚青：倔强人生-- 解读孙大光（五）贤良

第五章 贤良

“你就穿这样的毛衣啊！难怪大光能买字画……”

建国初期，每到周日，常有两个30多岁的高级干部结伴去琉璃厂遛摊，一个是外交部的曹瑛，一个是交通部的孙大光。具体说，孙大光是被曹瑛“拉下水”的，去过几次就对书画和古董上了瘾，难能自拔了。曹瑛是后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当时在等待外派，故而有所闲暇；大光虽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但张刚和孩子们尚在东北没过来，便也自由自在，忙里偷闲。一个是外交部的，一个是交通部的，两人怎么搭上的呢？

原来，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大光同曹瑛有过重要合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大光从四川省铜梁返回重庆。经王昆仑介绍，徐冰同意，出任《新民报》编辑部主任。9月，王新元找到大光，说国民党将委派赵君迈赴东北任长春市市长，赵君迈要找两个能和苏联打交道的人在市政府里任职，问他愿不愿去。大光向徐冰请示，徐冰事先已知道此事，答应可以去。他对大光说：你走之前告诉我一声，我把你的关系转过去；今后找你的人，化名叫李绍堂。徐冰还叮咛大光：东北是苏联红军占领的地方，你们到那里不要手痒痒，急于卷起袖子来干。未久，大光易名叶兆南，随赵君迈飞赴东北，任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兼教育局局长。同去的还有一名地下党员孙亚明，任市政府参事。

赵君迈是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伪满洲国倒台后蒋经国任国民党东北外交特派员（主要与苏联红军打交道），于是推荐赵君迈为长春市市长。社会局负责整肃风纪，社会救济，查禁鸦片，社团登记等，兼管报刊登记和新闻审查等，教育局主要管理学校。当时长春有《大华报》等国民党的报纸，也有共产党长春市委机关报《长春新报》。大光对国民党的报纸管束很严，不许他们搞反苏反共宣传，但对共产党的报纸却相当宽松，并帮助《长春新报》解决了印刷机等实际问题。为此，国民党东北行营的一个大员对大光甚为恼火。

　　这期间，林彪所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已准备攻打长春。3月上旬，地下党联络员李绍堂同大光、孙亚明多次秘密接头，了解各方面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大光和孙亚明告知李绍堂，长春守军是由沈阳空运来的伪满铁石部队的两个师，以及由国民党士兵与日本俘虏混编起来的警察部队，并说明了他们的部署等情况。李绍堂叮咛大光和孙亚明：战事打响以后，不要离开赵君迈……

　　1946年4月9日，苏联红军撤离长春。撤退前，国民党《大华报》的负责人找到大光，说为了避免共军攻占长春后得到“满洲映画会社”（即电影制片厂），最好把“满映”的设备拆走，拆不走的就破坏掉。大光故意说共军不一定来，不必大惊小怪，制止了这一图谋。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但留驻时间并不长。在国民党又一次逼城的危急时刻，田方（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电影《英雄儿女》中师政委的扮演者）仅用一天时间，便带人把“满映”的设备全部运走，后在黑龙江省鹤岗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

苏军撤退的当晚，东北民主联军就开始攻城。三天后，长春第一次解放，大光与赵君迈等政府官员成为俘虏。第二天，李绍堂请大光和孙亚明吃了顿饭，不久大光、孙亚明并赵君迈等人被送往佳木斯战俘营。在战俘营，大光以被俘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担任由国民党被俘军官组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教育长，实则是该教导团的中共领导小组成员。他经常为该团军官和当地青年学生作报告，讲国民党的腐败以及腐败导致失败的历史趋势。由于他是国民党高官，又现身说法，所以报告生动具体，非常有说服力。其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仍在重庆，《中央日报》上曾登出一则消息：《叶兆南在佳木斯作客》，不知是说他受到共军优待，还是说他没有投共。

大光担心自己到处作报告，讲国民党如何糟糕一事传出去，使得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地下党同志（如王昆仑等）受到牵连，便向管理战俘营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彭加伦提出要求，希望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工作。彭加伦和林枫先后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办公室回电指示：“叶兆南在解放区的身份不公开”。原因是中央准备在国共谈判中，用赵君迈和叶兆南等要员交换被国民党关押的我党高级干部，同时令大光在国民党内部长期“卧底”。

大光在教导团呆了一年多，后因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致两党谈判中断，中央仅将赵君迈和孙亚明等人“交换”过去，大光之“交换”未能施行。赵君迈回到南京后，蒋经国为他谋了上海复兴岛渔业管理处处长一职。大光再次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林枫，要求工作。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大光在广东时的战友古大存提议：大光可离开东北，去内蒙古参加一段土改。大光乐而从之。这一年大光刚好30岁，自此结束了13年的地下工作生涯，回归党的干部队伍。

为保密起见，到达王爷庙（乌兰浩特）后，他把叶兆南更名为孙大光，同时把一道前去的张植华改名为张刚，一直延用至今。张刚这名字，是大光擅自替妻子改的，事先并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张植华对大光说，她不喜欢这个名字，一点儿女性的意韵也没有。大光说了句“张刚不刚”，一笑了之。张刚大姐至今讲起这事，仍有些遗憾和抱怨，她说那时节人太老实，不乐意，去找组织再改一个不就得了，很容易；可她没去改，服从了组织，亦服从了夫君。　　

大光以内蒙古党委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土改。1949年春平津解放，东北抽调大批干部随四野南下。大光前往沈阳，准备去广东，但被东北局交通部部长古大存留住，任命他为交通部办公室主任。继而被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调任监察委员会处长，交通处处长，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大连海运学院院长。1951年春，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一年后调进北京。

在北京，大光与地下工作的联络员李绍堂重逢。这个李绍堂，就是引领大光出入琉璃厂的曹瑛。

大光精力旺盛，对书画情有独钟，有限的业余时间大都花在搜求和鉴赏书画上了。有次大光同我谈起书画爱好，他说：

中国的诗文同书画是相关联的，我小时候喜欢古典文学，同时也就爱好书法和绘画。当时家里也挂有一些名人字画，挂在祖父的屋子里，但不懂。参加革命后，尤其搞地下工作时期，根本顾不上欣赏什么书画。1953年调到北京，有一年左右时间过单身生活，业余时间读了不少书，每到周末，就和老朋友曹瑛、新朋友翟荫堂（外交部行政司司长）结伴逛琉璃厂，观赏荣宝斋、宝谷斋等一些地方的文物和字画。开始是欣赏，爱不释手了就想买。解放初期，文物和字画都比较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买一件像样的东西。到了60年代，就贵多了。

因为是用工资来买，所以非常谨慎，每买一张，必经启功、张珩、徐邦达三位鉴赏家认可才能下决心。有一个人说不是真的，或有存疑，我就不买了。国民党时候有个张静江，是做古董生意的，但以字画为主。张珩是张静江的侄子，人很聪明，叔叔也喜欢他。他从八岁起就跟着叔父看画，解放后是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张静江告诉侄子∶中国古董这玩艺，没教科书，也没老师，全靠经验。张珩对宋元的画和明清的画都很精通，在国内看宋元的画，他是一把手。徐邦达是故宫博物院的，对张珩很敬重。张珩没到“文革”就死了，这以后，徐邦达就是权威了。

据张刚大姐说，50年代她和大光两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是400—450元，平均每月有一半工资花在购买字画和文物上了。她还记得，买徐悲鸿一幅《奔马》花了400元， 买齐白石一幅《九秋图》（九个蚂蚱等昆虫）花了600元， 还有一个宣德青花瓷盘，也花了400元。张刚说她也很喜欢这两幅画，可后来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大光都卖了，又拿这些钱买了明画。宋、元的画更贵，就买不起了。

张刚说的这个宣德青花瓷盘，连同其他40件从战国到清代的珍贵工艺品，都在1987年捐献之列。如今，仅此宣德瓷盘一件，售价便在100万元以上。 1998年，大光在荣宝斋看见一张影印的《九秋图》，标价2000元，样子和大光出手那个一样，很可能就是那一张影印的。

从1952年到1966年，十几年的积攒，大光都买了书画。“文革”后期出狱，又添了一些，但不多。主要是“文革”以前买的。

大光能购藏大量字画和文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人的贤惠和节俭。东梁上初中后想买个自行车，100元左右，大光不肯，说骑车不安全，实际上不想买。女儿初中时跟一位老师学钢琴，很有长进，但总是到别人家去借琴练习，相当不方便。张刚想给女儿买个钢琴，大约700元，大光也不同意，说学不好，浪费，实际上是怕占了买书画的钱。张刚当时30多岁，正是喜欢买衣服的年龄，但没钱了。大光对她说：衣服有的是，以后会越来越好，可字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好买，你还是让我先买字画吧。1952年以前实行供给制，大光每年领两套料子衣服，出国时也会添些衣服。张刚没钱买衣服，就改大光穿旧了的料子衣服，不能穿了，再改改给女儿。毛衣也是自己打，有一件是1947年到解放区去之前在上海织的毛衣，拆了重织的。一次交通部副部长于眉到家里来，见张刚穿着这件旧毛衣，感慨地说：“你就穿这样的毛衣啊！难怪大光能买字画……”

鉴赏、收藏古今著名书画作品，是我国流行已久的一种文化风尚。通过这一活动，使不少名家佳作得以从各种天灾人祸之中保存下来，为后代研究历史文化艺术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大光倾心于此，节衣缩食，聚沙成塔，令人十足敬佩。他每得一件字画，便查阅资料，研究书画家的生平和艺术风格，暇时细细品赏，揣摩，乃至笔记心得。除了自己欣赏，也和其他同道和有识之士互相观摩、切磋，经常来往的，有曹瑛、李一氓、李初梨、肖劲光、李耀文、莫文骅等人。著名画家谢稚柳在大光的《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序言中写道：

大光同志几十年来从事革命工作，宵旰辛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他爱好书画始于何时，我却不很清楚，但我俩相识确是书画作的“媒人”。他性格开朗，一见如故，谈书论画，娓娓不倦，看来定是在忙里偷闲，把书画作为陶冶性灵、涵养精神的一道。

但凡人都有多种不同爱好，大光同志爱好书画艺术，自然是出于性情。由于这一点，正在于和我为同好。因此，随着我们的来往，也就日益亲近起来了，除了十年浩劫之中不能相问闻外，差不多每年都见面一两次以上。每次见面又多是以书画为议题，往往谈至动情处，忘乎身外物了。

前人有言：“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书画的收集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有时遇到了，而又非“有力之强”，或不为自己所好而失之交臂。大光能有一百数十件明清著名书画家的珍品，看来确非一件易事！

大光同志在工余常步入琉璃厂的画店浏览书画。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书画，他同其他鉴赏家一样，有着自己的选择和见解。从大光同志的收藏品看，就画家和流派而言，是非常广泛的，有明代的所谓院体派的吴伟、王谔、张平山等；有号称明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及其子侄文伯仁、文嘉和文派的钱谷；有唐寅的老师周东邨；还有陆包山、陈白杨、徐天池、陈老莲；有董其昌称道的“与宋人血战”的项圣谟；有影响明清两代的董其昌和他的追随者沈士充、赵左；有新安画派开派人物程邃、梅清——大光同志的乡先贤；有誉盖大江南北的浙派蓝瑛——即便卓然不群的陈洪绶，也受过他的熏染；有号称金陵八家的龚贤、吴宏、高岑、樊圻、邹方鲁；有清初号称正统的四王和恽南田；有四画僧之三的石涛、八大、渐江——他们是立于主流派之外的画家；有以界画著称的袁江、袁耀，人物画著称的萧晨——皆为扬州之巨擘；而声名箕甚的扬州八怪，却是各地汇集的于此的大手笔。此外，还有华新罗生动灵秀的山水花鸟，高南阜浑朴的左手妙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上列的这些画家与画派，从绘画史角度观之，足以窥见明清两代主要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可从中看出大光同志鉴藏这些作品的意旨之所在。

安徽省博物馆古画鉴赏家石谷风著文谈到，在大光所收藏的明清墨迹中，有些是不载史籍的珍品，令人惊叹。著名画家秦岭云在长文《读﹤四味书屋藏画﹥后》中，专门评价了大光所收藏的 “扬州八怪”（李鱓、汪士慎、金农、高翔、黄慎、郑燮、李方膺、罗聘），尤其是郑板桥（郑燮）的作品：

历史发展到今天，存于地上的宋元以前的书画，特别是卷轴画，已是凤毛麟角，收藏家们往往祗能把目光投向明、清。扬州八家距今不过二、三百年，存世作品较多，在二、三十年代南北各大城市古董市肆中比较容易见到，画风新颖，为士林所注意；但伪劣之作也多，从中甄选，大有学问。孙氏所藏扬州画派的几件作品，堪称上品，值得研究和学习。

……
郑板桥的墨竹独步古今，其画常附有长跋以借题发挥，洋洋洒洒，脍炙人口。宋、元以来，文人多画竹，而郑竹风貌独具，不同凡响。其墨竹所以受人喜爱，原因有二：正像他自己所说：“竹十万个，皆吾师也”，“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大都以造化为师，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师造化是他自学绘画成功的途径。又，板桥画竹全为抒写胸中逸气，落笔之先有意，且又胸无成竹，信手写去，疏密浓淡，浑然成局。写其神气，写其生态，满纸豪气，不为俗屈。用笔则以书入画，挥洒自如，不泥古法，画得既有定则，又有化机。

欣赏板桥的墨竹，再读他的题跋，品尝其味妙不可言，发人深省。如“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诗情画意，互相激荡，扣人心弦。不少人觉得写竹不过是文人墨客游戏之笔，却不料在板桥笔下吹起如此激昂响亮的号角。

孙氏所藏的板桥墨竹，不是一般酬世之品。从布局、笔墨以至题跋，可以说是他的得意之作。画中题道：

未画以前，胸中无一竹，既画以后，胸中不留一竹，方其画时，如阴阳二气，挺然怒生，抽而为笋，为篁，散而为枝，展而为叶，实莫知其状而然。韩干写御马，云：天厩中十万匹皆吾师也。予客居天宁寺西杏园，亦曰：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复何师乎？

这段文字，扼要地道出他画竹以造化为师，叙述了他的创作心得和技法过程。

我是喜欢郑板桥的，这倒不是看重那满大街出售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而是欣赏其展示风骨与气节的墨竹，还有那似竹非竹的书法。上述郑板桥画竹的体会，或者说他的艺术追求，我在报章中见过引列。直到大光捐出大量书画文物，才晓得书此长跋的稀世珍品，便存在大光手中。

　　在电影故事片《人到中年》里，有一位貌似和蔼，举止斯文，满嘴革命名词，实则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焦副部长夫人，被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其实此人尚在中年，并未到絮絮叨叨的老太太年龄，但她拿板弄势，自私而又做作，着实叫人讨厌。

　　这种贵夫人，我也遇到过。为了写一部纪实文学，我曾拜访过一位将军夫人。说明来意后，她没向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却审查般地把我诘问一顿：你写这本书有把握么？你准备了多长时间？没有一两年够么？你以前都写过什么？……我当时想：这是90年代，倘若倒退20年，她没准会查问我家三代的阶级成份的。对她的采访，可以说一无所获，等于零。从她家那个花园般的大院走出来，我心里除了失望和嫌鄙，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位夫人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但却摆出那么大的谱！

我第一次去大光家，便感受到一种清新——不是清新于环境的雅致，客厅的文化气息，而是清新于张刚的温和，亲切，毫无部长夫人的“气派”和架子。她是 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应该说比“马列主义老太太”和上述那位将军夫人更有“资本”，可你从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故作高深的矜持，更没有一点儿清高和倨傲。交往多了，我更多感受的是她的谦和与推心置腹的真诚。她大我21岁，我喜欢叫她大姐，因为她身上具有一种革命大姐的风范。

大光的年代最早的一帧照片，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张刚（植华）的订婚照。照片上的大光穿着西装，颇为俊朗、清秀；张刚则显得端丽，恬柔，眸子里含着女性特有的明慧。张刚保留下来的照片更多一些，其中有一张战地服务团的合影，身着军装的她，更显勃勃朝气。张刚在中央大学学的教育，1941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搞的教育，1946年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仍就教于工人夜校，1948年到内蒙古再到沈阳、大连还是当教师，最后于北京师大主持教务十余年，可以说是一位教育家。不管是谁，只要和她接触，最先感受的便是她的教养和贤良。

都说，子女的教育主要得力于母亲。这一点，在张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53年，大光调到交通部后，曾将两个孩子先期转到北京交通部子弟小学住校，张刚则因担任大连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当时没有正校长），工作脱不开身，半年后才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到北京后，她发现子女所在的小学教学质量不理想，于是又把他们转入北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可这个学校离家很远，不方便，张刚便在师大南院找了间房子，她和两个孩子在那里住；到了周末，才带上孩子同大光团聚。从这种宁可分居也要把孩子的学习抓上去的选择里，可见张刚的目光和决断。

大光虽然没有精力管子女教育，但他对子女期望值很高，尤其喜欢学习好、表现好的孩子。东梁小的时候，大光常逗他：东东，长大以后当全宇宙特别总院士，爸爸希望你成为“全特总”。可东梁打小非常淘气，八九岁就敢爬烟囱，不是一般的烟囱，而是几十米高的大烟囱。那时在大连，他攀着铁梯子爬上烟囱以后，还要站在烟囱顶上向四外看市景。有时还把双手张开，迎着风，感受那个“美”劲儿，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杰克和路丝，站在船头吹海风似的。有个星期天，邻居告诉张刚，东梁又爬烟囱了。张刚赶过去，见儿子已经爬了半截，吓得她头都晕了，看都不敢看。

撇开危险这一层，应该说，敢于独自爬上大烟囱且敢于在烟囱顶上悠悠然“观山景”的孩子，绝对是有胆有识、出类拔萃的。转到北京后，东梁考入北京四中，到了初三，这个小淘气突然变了，变得学习刻苦，对马列主义和政治深感兴趣，并加入了共青团。升入高中，他当了团支委，团支书，就更拔尖了，高中毕业时是各科皆为5分的特优生。小伙子受母亲一惯节俭的熏陶，生活上特别朴素，一件上衣补了再补，别人都说不能穿了，他仍叫家里的阿姨拿到服装店去，花一角钱再给补个补丁。大光1958年便升为副部长，可这个副部长的儿子直到高三这一年，家里才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1964年，东梁以每科（共6科）平均84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录取线为80分）。在大学一年级，他就入了党，一年后便担任了支部委员。那是年轻人心仪保尔﹒柯察金的岁月，在东梁的身上，就有着保尔那种革命理想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影子。

大光很喜欢女儿茜苓，因为她比弟弟聪明、伶俐，学习好。但茜苓有些任性，也自己娇自己。大光并不娇惯她，有时对她相当严厉。

茜苓从小不吃羊肉，怕那个膻味，妈妈也是这样。但爸爸和弟弟都喜欢吃羊肉。家里包饺子，总是包猪肉、羊肉两种馅。茜苓念六年级的时候，有次阿姨包饺子忘了分馅，都是羊肉的。饺子端上桌以后，爸爸动员她试着吃一些，锻炼锻炼，但她上来了拧劲儿，说什么也不肯吃。爸爸最后火了，啪一拍桌子，说你不吃羊肉，将来如果到西北回民地区去工作，怎么行？今天你必须吃，吃一个也得吃！茜苓哭了，流着泪吃了一些饺子。她当时觉得父亲太厉害了，不近人情；不过事后还是明白了爸爸是对的，自己不该那样任性。打这以后，她不挑食了，什么都肯吃了。

茜苓很聪敏，但不够刻苦。1962年考大学时，她数学没考好——如果再多三分，就达到各科平均80分，可以进清华了。为此，考完数学后，她回到家里大哭一场。弟弟是个有泪不轻弹的男孩，看到姐姐在人生的重大关口上受挫，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痛悔，禁不住也哭了。母亲下班进门，问明原由，同样落了泪。这时大光回来了，一见三个人都在哭，不觉一怔。茜苓以为爸爸知道情况后会安慰她一下，不想爸爸脸一板，说：“活该！谁让你平常不用功，光依仗小聪明了！”茜苓蓦地一震，哭泣嘎然而止。父亲这硬硬的几句话，深深触动了她，使她记取了这次的教训，从此踏实下来，发奋学习，严格要求自己。

茜苓打心里热爱父亲。她说，父亲浓眉大眼，仪表堂堂，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过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父亲的精神世界。她记忆最深的，是困难时期爸爸的乐朗胸怀。那正是她和弟弟长身体的年龄段，但却经常吃不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情绪不免有些低落和悲观。爸爸却相反，显得更有精气神。他说这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为了冲淡家里的抑郁气氛，他兴致勃勃地弹起钢琴，唱起歌。那时茜苓正在学钢琴，爸爸不给买琴，妈妈就把北师大校长陈垣的钢琴借到家里来用。爸爸并不会弹钢琴，但他在铜梁女中时会弹风琴，于是就用弹风琴的手法来弹钢琴，弹得很流畅，很悦耳。他也唱歌，有次唱起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声音宏亮而又浑厚，相当动听。茜苓更喜欢听的，是爸爸吹竹笛。这是他放牛娃时候学的，那悠扬、高昂的笛声，那欢快、振作的旋律，感染了茜苓，也感染了全家。茜苓第一次发现，父亲竟有这般出众的音乐才能。其实父亲情趣很广泛，他还爱好游泳，打乒乓球，下象棋。只是，这些常常被书画鉴赏这一最大的爱好给挤占了。

更叫茜苓钦佩的，是父亲的渊博知识。她在航空学院学的导弹专业，念大三的时候，有天几个同学到家里来玩。大光很高兴，便饶有兴致地和年轻人谈起导弹和飞机。他讲到导弹和飞机的各种类型、制式与性能，讲到当前的发展趋向，也讲了东西方的异同等等，讲得这一专业的大学生们自愧孤陋寡闻。茜苓同样惊诧，她不知道爸爸怎么懂这么多兵器和军备方面的知识，而且从来没对她谈过。同学们告辞时悄悄问茜苓：“你爸爸是不是搞这一行的呀？”茜苓说我爸爸是搞交通的，嘴上这样回答，心里则为父亲的博学特感自豪！

在这一点上，张刚的感受更多。她和大光一块儿去山西洪洞县，大光能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苏三起解的故事。到东陵，到黑河的纪念馆，他比讲解员讲的还详细。上九华山，讲解员说哪个哪个画是吴道子的，大光看了后，说没有一幅是吴道子的。张刚与大光同龄，只比他小二十几天，大光充其量是位小兄，可在家里，张刚多半叫他老兄，年纪大了，有时也叫他老爷子。老兄也不时和小妹开开玩笑，有时笑她念了白字，有时笑教授寡知。据东梁说，从小到大，他向父亲问过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他答不上来的。

大光还有一点叫人佩服，那就是他的语言功夫。他会讲上海话、湖南话、湖北话、四川话、贵州话、广东话，走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语言和人聊天。广东话被相声演员戏为“鸟语”，是很难学的。可大光会讲广府、客家和潮州三种广东话，且讲得很“溜”。50年代，有次他带两个孩子去东四一家广东餐馆吃饭，用广东话和老板攀谈起来，对方非常高兴，把他当成了老乡。东梁问父亲为什么学广东话，大光说那是地下工作的需要，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掩护自己。

父母对子女的熏陶往往是潜移默化的。由于大光和张刚没有门第观念，子女也就没有高干子弟的意识和优越感。每次填表，他们都按母亲的意见，把自己家庭成份写成“职员”，而不是“革命干部”。他们在同学中的好朋友，几乎都是平民子弟。

东梁说，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大光有时也戏称老伴是“伟大的母亲”“有颗金子般的心”。以我看来，张刚大姐的“伟大”之处，不仅表现在贤妻良母方面，更多体现在政治品格方面，尤其是“文革”中处变不惊，忍辱负重。

孙茜苓于1967年春被捕，在陶然亭监狱关押三个月后，放回学校监督劳动。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孙茜苓和其他受监督的同学突然被叫到北航“红旗”办公室旁边，接受审问。造反派边问边用藤鞭和弹簧条抽打他们，打完一个人，拖到一边，再接着打下一个。轮到孙茜苓的时候，她用右胳膊护着头，手臂都被打肿了。这样轮换着，打打停停，一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放他们回宿舍。这当中，孙茜苓的一个同伴、中共西南局党委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被打得满地直滚，活活被打死了。死后解剖，肝被打裂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北航“红旗”的成员、贫下中农的儿子——他在日记中写了不满江青的话，被人发现而惨遭毒打身亡。孙茜苓担心，自己再被毒打一次，也可能被打死，因而给母亲留下遗书，写明她在革命家庭中长大，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如果被打死，请父母为她申冤。

放回宿舍这天，孙茜苓托同学给妈妈带信，要她晚上到自己住的地方见面。张刚情知有意外，当晚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北太平庄，再转331路车去北航。可在北太平庄等331的人特别多，她上不去，就跑步赶到北航的女生宿舍，女儿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她。张刚喘息未定，孙茜苓便悄声叫妈妈跟着她走。黑暗中，两人来到一个小土坡下，孙茜苓把写好的遗书塞在母亲的腰间，让她回去以后和爸爸一起看，然后把挨打的情形讲了一遍。听着女儿的哭诉，张刚心痛如揪，也已泣不成声。女儿没有让妈妈看她被打成重伤的手臂，一是怕妈妈伤心，二是看也看不清楚。后来，孙茜苓用开水热敷了一个多月，这支胳膊才复原。她对母亲说：“我现在才知道，开水是最好的药物。”幸好这以后孙茜苓再没挨打，直到第二年工宣队进校，给她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她是导弹系的，本该1967届毕业，但却一直拖至 1969年才分配到山西一个煤矿工作，可以说从天上到了地下。

大光任交通部部长时，家住东煤厂28号一个平房独院。他被捕后一个星期，交通部造反派说“孙大光的家属不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勒令张刚搬到西四北七条一个住着29户人家的大杂院，房子只有一间半，一面墙靠着厕所。在搬迁中，造反派又搞了次彻底的大抄家，把公物全部拉走，个人购置的家俱和料子衣服一样也不许带，只准带些随身衣物、生活用品和厨具等。没有床，便在新居里摆放八条长凳，四块木板，供她和子女并保姆住。这样大的起落，并没有使张刚慌乱，她是平静的，忍韧的，因为她参加革命本非追求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享乐，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这要差得多，她都挺过来了，目前这种“扫地出门”又算得了什么呢？

刘海粟书有一副明志的对联，大抵是于逆境中写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张刚还不能作到如此潇洒，她可以克服生活上的困窘，但却难以抚去思想上的苦闷，因为她时时牵念的，是深陷囹圄而又毫无讯息的大光和接着被捕的女儿。最大的痛苦，自然是精神上的。

住进大杂院第二天，保姆便走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往山西，再后张刚自己也去了山西干校。1972年张刚“解放”，恢复师大的工作。回到北京后，她立即去看望王新元的夫人夏咏裳大姐，得知王新元已在关押期间不幸去世。接着去看望遭遇丧子之痛的温士一，予以抚慰。林枫和陈国栋保外就医后，她又赶去探视。这时张刚是独身一人，她经常做些好吃的，招待那些落难的老干部子女，如西藏工委书记周仁山的两个儿子，吉林省委书记赵林的女儿等等。她这个一间半的小窝，成了“黑帮”子女温暖的家，里面常常传出年轻人一块包饺子的说笑声。

“文革”结束后，张刚在北师大教务长的任职上尽心尽力地工作了几年，但也仅仅工作了几年，因为她已年过花甲。离休以后，她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照顾大光的身体和生活上。到了晚年，可以说她是大光的尽职尽责的“护士长”。大光病少的时候，张刚把几种药放在冰箱上，让他自己按医生要求取药吃。后来病多了，加上腿脚不灵便，她就亲自为大光配药，按时送给他吃。下列这些药，就是近期大光每天都要服用的：

　　 1．狄克辛　控制心速，每天半片，早上吃。
2．雅士达　强心降压，每天一片，早上吃。
3．络可喜　治心脏、高血压，每天一片，早上吃。
4．都可喜　治脑血管，每天两片，早晚吃。
5．威士克　疏通微血管，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6．培他啶　治神经，通血管，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7．微生素Ｂ12 　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8．银可络　疏通血管，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9．癌限制 治前列腺癌，每天三次，每次两颗。　
10．德脉灵 扩张血管，每天一粒，晚上吃。
11．肠溶阿司匹林 抗血栓， 每天一粒，晚上吃。
12．嘉静安定　安眠药，每天一颗，晚睡前吃。
　　 13．通便灵　每天一颗，晚睡前吃。
　　 14．力平脂　降血脂，每天一粒，晚上吃。
　　 15．氨笨抵啶　利尿，每周一次，吃一片。
16．速尿 每周一次，吃半片。
17．三九胃泰 每天两次，每次二粒。
18．复方丹参滴丸 治心脏病，每天三次，每次十粒。
19．微生素A、B、C 和钙片。

以上这些药，需根据病情变化增减药量。如癌限制，吃长了胃不舒服，经医生同意，后改为每天三次每次吃一颗，又改为每天两次，每次吃两颗。另如狄高辛，若心跳加快，则由每次半片改为吃一片。等等。这些都由张刚掌握，相应调节，大光则给什么吃什么，既省心又放心。大光有次动情地说：“我和老伴同年，她身体比我好，我是靠她活着的。”道出对妻子发自内心的感激和依恋。

大光骨子里是强悍和刚直，张刚则是柔善，天生的承袭着东方女性美德的柔善。两人反差很大，正是这种反差，使他俩形成一种互补，一种默契。许多去过大光家的同志都说，老两口情深谊厚，其乐融融，还不时开开玩笑，这在高层干部中是很少见的。

1992年初夏，大光和张刚为纪念金婚曾重返贵阳市，并在花溪拍了一张合影：在花木丛中，大光神采焕发，张刚怡然恬静，两位75岁的老人，看上去只是60 多岁的样子。这帧彩照，在互联网中可以查到。一个人的面相，面嫩或面老，同生活状态有关，更多还是同心态与修养有关——整日追名逐利、巧取豪夺之徒，难免身心劳顿以致憔悴；淡泊名利、胸怀阔达的人，常可益寿延年。国人大都惊异张学良先生身陷囹圄数十年，何以成了百岁寿星？想来，这多半得益于他那宁静淡远的心境。张学良于1995年1月28日写了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这是他的人生感悟，又是对长寿的铨释。我想大光和张刚的金婚纪念照，也是他们高龄的诠释罢。

（本书于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作了部分删改。——作者 2011年1月）
作者授权五柳村在网上发表,2011年1月1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