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中风康复期:首任党外部长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就说“我有罪”

核心提示：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看似有些不安，说话都很不自然。同时在座的，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几位代表。

傅作义一见毛泽东，就立正说：“我有罪！”

毛泽东亲切地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不要这样说。当初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了我们多少文物珍宝啊。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毁了紫禁城，破坏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孙后代唾骂的。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应该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然后，毛泽东亲切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就像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泽东与傅作义（资料图）

文章摘自《中华魂》2010年第12期 作者：顾育豹 原题为：毛泽东与首任党外部长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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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9年2月，傅作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在他到西柏坡谒见毛泽东时，就已经定下来了。

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看似有些不安，说话都很不自然。同时在座的，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几位代表。

傅作义一见毛泽东，就立正说：“我有罪！”

毛泽东亲切地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说：“不要这样说。当初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了我们多少文物珍宝啊。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毁了紫禁城，破坏了那些文物古迹，那是要被子孙后代唾骂的。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应该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然后，毛泽东亲切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就像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坐下后，傅作义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平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首长的指示和关心，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

当毛泽东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时，傅作义回答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接过傅作义的话说：“你对水利感兴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

稍停，毛泽东说：“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等，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也是很出名的，现在是我们最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主要是思想和立场问题。我觉得，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我们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吧！”

毛泽东的话音一落，傅作义的精神面貌就有了转变，不再那么惶恐紧张了。

周恩来说：“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对此，人民是会感谢你的！原来要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搬到北平去开了。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傅作义说：“我戎马半生，除了抗日战争时期，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4月1日，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通电》表达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决心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4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看到《通电》后，立即亲笔复信。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通过薄一波，转告毛泽东：“我别的什么党派也不再加入了。我将全心全意地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和学习。如果我能有进步，工作做得好，我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半生的心愿。”

毛泽东没有自食其言。解放后，正式发表的傅作义职位有七项之多，这七项职位是：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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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水利部，傅作义在水利部会堂开完会，出门不见了原位停放的汽车。

秘书段清文急忙去找。傅作义急不可待，便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去。

等到段清文找见汽车时，又不见了傅部长，进会堂也没找见，他急忙向周恩来报告，说是傅部长失踪了。然后，和司机王师傅搭公共汽车回去，才见傅部长已经到家。

周恩来查明，水利部有人有意贬低、刁难党外部长傅作义，故意把傅作义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周恩来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有些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便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泽东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了傅作义的名字，敏锐地发现问题，深叹一气。

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观看比赛。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着修补过的天坛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1949年，为阻止蒋介石企图派飞机运走傅作义的精锐武器和一部分亲信骨干，而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坏天坛一角。傅作义以感谢的心情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罗。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深沉地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泽东鼓励地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接着，当面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了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我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听了没作声。后来，毛泽东同周恩来说了情况。

周恩来对此种不正常现象很不高兴，就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此举，扭转了水利部这一不正常情况。周恩来还批评了一些党员副部长不顾党的统战工作，不让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做法。

周恩来非常尊重傅作义。傅作义在北京西城小酱坊胡同19号寓所宴请周恩来、朱德、陈毅、陶铸、彭真等人。周恩来一进小酱坊胡同，发现警卫部队戒备森严，就立即命秘书把部队撤走。他认为那样有损于对傅作义的信任，也会使傅作义感到不安，不利于统战工作。周恩来深深意识到对待民主人士，如若你视人家为异己，人家是不会与你肝胆相照的。

周恩来第二次去小酱坊看望傅作义时，汽车行至东斜街，因路上建材堆放太多通不过去，便下车步行到小酱坊。周恩来问段清文：“傅部长上下班车怎么走呢？”

段清文回答说：“只好走大街绕道吧。”

后来，周恩来便让市政当局把东斜街马路修到傅作义家门口，把街上堆放的建材清理干净。

1962年10月28日，傅作义第三次在北京海淀区港沟14号别墅，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陈毅和夫人、彭真和夫人、张治中和夫人，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作陪。周恩来看过港沟的房子后认为太简陋，提出要给整修一下。去港沟的路不好走，周恩来责成秘书办理，把道路修到港沟14号院内，并在小酱坊胡同19号寓所小楼旁修建一套办公会客用的平房。

对于这些事情，傅作义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才能把心完全投入于实际工作中去。他说：“咱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工作的义务，没有其他要求的权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情就会豁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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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里非中共人士担任要职的大有人在，别说正部长这个层面，就连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就有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黄炎培，一位是郭沫若。至于担任过正部长的，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纺织工业部长蒋光■，轻工业部长李烛尘，交通部长章伯钧，粮食部长章乃器，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卫生部长李德全，邮电部长朱学范，司法部长史良，水产部长许德珩，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等。

起用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正职，表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但老百姓关心的是，不论什么人当正部长，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能力和水平？如果能解决问题，不论他属于何党何派，老百姓都欢迎；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强化他的政治级别也意思不大。

傅作义生在黄河之滨，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黄泛灾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主政绥远时，对水患感受颇深。

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傅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傅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傅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答应。

1951年5月16日，当各项治淮工程在全流域展开的时候，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视察，慰问治淮民工及干部。此前，毛泽东亲笔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这一题词被制成4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

11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发表了《毛主席的领导决定了治淮工程的胜利》的文章。文章说：“毛主席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决心，对淮河流域1300万受灾人民成为一个救命的福音。已经逃亡的人民回来了，未逃走的人民安定下来，积极地参加了生产自救的工作。毛主席的决心，对淮河流域5700万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无论灾区与非灾区，多数群众都踊跃地自愿报名参加治淮工程。毛主席的决心，对各级干部，有关部门，是一个战斗的号令，有多少行政、技术干部，有多少生产运输力量，立即组织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用尽心思，以提高工作的质量数量。正因为这样地掌握了群众的切身的要求，这样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才能造出这样巨大的成就。抗美援朝和根治淮河，不是相矛盾的，而是相结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在淮河工地都成为最有鼓动力量的生产竞赛的口号；治淮工程的巨大的成就，对抗美援朝前线，也是鼓舞士气，提高爱国主义情绪的一个有力的根据。”

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旗帜下，大批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战线。从此，展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淮运动，开创了人民治淮的新时代。

治淮与抗美援朝，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轰动全国的两件大事。祖祖辈辈饱尝洪水灾害之苦的淮河流域人民中间，如同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无法估量的治淮热情和积极性。参加治淮成了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报名治淮的人要像参军一样挑选。“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动人场面到处可见。治淮的第一年，有220万农民加入治淮的行列。为保证治淮工地大批的物资供应，有90多万工人、农民，日日夜夜奔走在数千里淮河运输线上，他们用汽车、牛车、马车、独轮车等交通工具，把来自东北、华东、中南各省的治淮物资运到工地。

淮河经过8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总量达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傅作义虽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全家生活开支制定限额，不许多用1分。对国家配给他的汽车，只是自己公务使用，家属绝对不许乘用。在外出视察时，他总是带最少的随从人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常常与随员翻山越岭，察看水利工地。

1951年，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15公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上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4个铺位）就够了。

傅作义特别注意利用摆脱行政事务的时机，带领水利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赴黑龙江抗洪抢险，踏遍黄河、长江、淮河、珠江、闽江等江河进行水利考察。他几乎每年2/3的时间都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他担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3年之久，走遍全国。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迹。在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时，他奉命到第一线指挥抗洪抢险。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晚上，宿在三门峡附近的沙滩上，体验“天作被子地作毡，明月群星伴我眠”的生活。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他就在出差时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

在解放前，傅作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集体福利积累资金，如设贸易公司，开办工厂等，并设互助基金会等机构经营保管这笔钱。这笔钱到解放后还积存了380万元。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傅作义提取40万元购买公债，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不动。1974年他病危时，又将国家还回的公债本息，上缴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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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主人士，傅作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谓典范。当时有人说，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他就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

繁重的工作压垮了傅作义的身体。1962年初，中央考虑傅作义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安排他一家到广东休养。他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广东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的硝酸甘油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了解情况。他到各地视察和调查研究，主张轻车简从，反对那种铺张浪费、前呼后拥讲排场的风气。

1972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傅作义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的请求。但是，他离而不休，继续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傅作义曾经反复说过：“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别无他求。自己没有能力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谁能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我就跟着谁干。”

在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中，傅作义是唯一一位起义将领。还在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傅作义就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走到人民方面来”。1954年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他曾建议，台湾军政人员可组成代表团来大陆参观访问，会见亲友。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行为，接着严正指出，美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1974年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座谈会，傅作义住院不能出席，特别委托董其武代自己宣读书面发言：“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出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是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

1974年初，傅作义患癌症住院。这时，周恩来也住院了。听说傅作义病危，周恩来坚持到北京医院探望。周恩来俯身床边，握住傅作义的手，深情地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

此刻，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他与周恩来肝胆相照，再也无言答对。直到周恩来挥手告别，他那双无力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周恩来总理的背影，内心里不知泛起了几多不平凡的往事。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病逝，享年79岁。

2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薄一波回忆说：“我曾把毛泽东主席鼓励宜生先生的一句话转达于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