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单:《瞭望》:拼搏不如拼爹?“阶层固化”隐忧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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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拼搏不如拼爹?“阶层固化”隐忧何解?
2011年01月08日 18:34:55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瞭望》文章:消解“阶层固化”隐忧
如何才能通过制度安排,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从而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重庆分社副总编辑 黄豁
近来,“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从被指“欺实马”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撞人案,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学生举报“官二代”被宁夏吴忠警方跨省拘捕一个个公共事件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将“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标签”成了不少民众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改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新背景、新课题。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1978年中国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中,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阶层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科院2001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虽然引发争议,但是每个社会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局面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缓解,近年来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从教育层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过去,平民或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路径是:家庭贫困——发奋读书——考上大学——顺利工作——改变家境。但现在这一传统的底层向上流动模式出了问题,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教育费用攀升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
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读优质公立幼儿园的费用都已逼近重点中学,读大学本科普通专业仅4年的学费就达2万元左右,如果是艺术类专业四年的学费高达6万元。按现价计算,要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支出在20万元以上。应对这样的“高消费”,工薪阶层父母都压力很大,社会底层人群更是难以承受。近几年,本刊记者每次到下岗职工、无业居民等城市困难群体聚集区走访,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败和社会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
同时,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剧恶化。一些地方不断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泛滥等丑闻,权势、金钱击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的竞争”形象。在2009年备受全国关注的重庆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开点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庆区县的党政领导干部,有的竟然是招办主任。而当年重庆共有6.5万人获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数超过考生总数的30%,名列全国榜首。
从就业角度看,公平性的恶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个理想的职业——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是每一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自我期许。但给人希望的《奋斗》只是电视剧,现实却比《蜗居》还残酷,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父辈社会地位的高低,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成为子女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一句风行网络的“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多少年轻人的无奈与叹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采访时就发现,就业过程中的权力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现象已凸显出来,扩招表象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当时获得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近年来更加突出了。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不断爆出的“老子招儿子”、“量身定做”等新闻可见一斑。比如,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公务员的条件苛刻怪异,结果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报名,“恰好”是某副市长之女,被网民称为“史上最强政府招聘”。经媒体曝光后,县财政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遭停职检查。现在,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似已成为“潜规则”,有的还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巩固联盟,这种“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的情况在县一级尤为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也是县级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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