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音室装修:清末曾有肃亲王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9 10:10:08

肃亲王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由皇太极长子豪格一枝承袭。说起满清王爷，在人们的脑海中，一般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但当清庭风雨飘摇之际，却有一位王爷，曾殚精竭虑，欲挽狂澜于既倒。他就是末代肃亲王善耆。善耆担任过的职务可不少，比如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但出政绩的当数在民政部工作那段日子。当时他是改革的弄潮儿，因为民政部权力很大，既负责全国警政及新闻审察，又负责首都市政设施建设，还要张罗地方自治等体制改革。而善耆自身又想干一番事业，所以尽心尽职，开创了一些新气象。善耆首先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1900年庚子事变后，善耆遵旨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从而结识了日军翻译官川岛浪速，随后拜了把兄弟，并将女儿过给对方作养女（这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善耆在川岛浪速等的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现状，组建巡捕队，此为北京警察的起源。后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领导新设立的巡警机构。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善耆以铁腕治警，并经常微服私访。凡有贝勒乘马车超速行驶且逃避处罚的，善耆一旦闻讯，都亲自出面查扣违规车辆。有这样的黑脸包公坐镇，北京巡警的执法力度也格外严明。有一次，善耆的福晋（王妃）不遵守交通规则，竟被他的部下、主管京师治安的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善耆不仅没有罪责，反而对许世英赞赏有加，还专门给予表彰。因此，有人将善耆作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开创者之一，也当之无愧。在满清王爷中，善耆的思想实属开明。对当时兴起的立宪请愿运动，善耆在心底里给予支持。有一回，北京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主管官员吃不准最高决策层的意见，便不敢表态，于是建议善耆将球踢给军机大臣们。可到了善耆那儿，干脆得要命，直接批准了。他的话掷地有声：“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毋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要求民政部侍郎黎宗岳出面组织“国会期成会”，创办《国报》以鼓吹立宪。善耆还曾经为同盟会总部捐款3万元，声明“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后来，还石破天惊地批准康有为在北京登记注册“帝国统一党”，令向来尖刻的康有为感概，称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不仅在政治领域，善耆的开明还体现了不少具体工作中。比如，他明令在北京西珠市口内开设戏院，名为“文明茶院”。怎么个文明法？原来戏院楼下为男座，楼上还专设女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赏的禁律。这在当时可谓移风易俗，挺有新文化精神的。清末的不少开明人士，政治观念相对先进，但为官却难称清廉。善耆应是例外。他曾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那是大清国出了名的肥缺。因为崇文门关税收入曾在全国各关卡中高居第四，清朝最有名的贪官和坤就靠这一职位发家致富。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给善耆这一官职，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善耆同意接纳数千名被追杀的中国教徒，肃王府一度由使馆卫队接管，自然炮火声声，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不料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一接盘就大搞廉政建设，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严查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这可动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于是“肃王轻佻而好喜功”的闲言就传开了，慈禧太后听说善耆将税款全部上缴，也未给予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虽然未肥小家，国库倒因善耆的新政而得益不小。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纪人包税，从中抽厘，他改为直接验货收税。善耆连任两届监督，将税收事业搞得红红火火。正如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的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在善耆的一生中，尤其令人感慨的一件事，与汪精卫相联。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910年春，他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入狱。这可是满门抄斩的不赦大罪。善耆在此案中“亲临审讯，兆铭从容陈词，无几微乞恩意。王且愤且怜之曰：‘此书生不晓事，何庸杀也。’”难能可贵的是，善耆在审讯中“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不搞刑讯逼供，并让汪精卫站着说、不下跪，甚至为他提供书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优待政治犯的先例。而善耆翻阅了汪精卫的供词后，认为“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他还多次探监，想说服汪为朝廷效力。那一年，汪精卫28岁，满腔热血，锋芒毕露；善耆45岁，阅尽沧桑，执论老成。两人论辩，谁也说服不了谁，却惺惺相惜。在善耆的斡旋下，摄政王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善耆自然顺水推舟，便判汪精卫“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禁锢”。对载沣和善耆“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大理院当即表示强烈不满，“颇以民政部逾越权限为辞”。但此次政治干预司法，体现的却是满清执政者难得的宽容，因而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闻外交界人云，现驻京各国公使对于要犯汪兆铭等一案判定永远监禁，其办法甚为得体。日来多致函外部，盛称摄政王及政府诸大老不处汪等以极刑深合文明国对待国事犯之法律，为中国从来所未有。自有此举，各国均深信中国刑律之改良必能悉臻完善云。” 和李鸿章一样，善耆也是大清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对于当时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善耆曾有独到的一番话：“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面对内忧外患，善耆为清庭竭力张罗维持，但腐败的制度已非一厢情愿的人力所能拯救。可是善耆已不愿回头，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退位后，他作为宗社党的重要成员，多次策动复辟，还两次发起“满蒙独立运动”。善耆将自己的复辟之梦比喻为汉光武恢复大汉，又将自己的绝望之举喻为精卫填海。有一回，他途经日本租借地旅顺，赋诗以言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无限感慨，尽在诗中。当然，此时的善耆已日益被时代所淘汰，他的生命也逐渐临近了终点。1922年春，善耆因病死在旅顺，终于他还是带着悲情，返回北京葬入了肃亲王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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