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美国报纸调查性报道衰微原因探析

《新闻实践》供稿 作者：余婷
2010年9月的《美国新闻学评论》载文《式微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on Shortfall）中提到：“在美国，随着传统媒体全面不景气，曾经辉煌一时的调查性报道已呈黯然退潮的态势。调查性报道采编人员从2003年的5391人减少至2009年的3695人，缩水30%，是10年来最低点。2010年，提交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奖项的作品数量减少了40%。”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19世纪末，是美国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和新闻类杂志的重要体裁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范围也更广泛……往往涉及一些引起争议的全国性问题，而且开始转向揭露政府内幕”，涌现出了“水门事件”等杰作。“英国的兰代尔（D.Randall）这样总结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与更先进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在媒介工具、调查手段和研究方法都远远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今天，调查性报道不仅没能借力更先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更上一层楼，却持续衰微。本文拟从报纸调查性报道衰微的现实入手，探析其衰微的主要原因。
经济因素：报业大势衰落
1975年，由一批富有经验的记者编辑发起成立了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编辑协会”（IRE），负责具体组织、指导和协调记者和编辑关于调查性报道的工作，这个协会一直运作到现在，为训练职业化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和编辑、揭发美国社会前进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时，IRE年会人才汇聚，与会者无比崇拜因调查报道出名的记者，雇主们如同抢钱一样哄抢人才。2010的IRE年会却格外冷清，“除800人的规模外，连主办方《拉斯维加斯太阳报》也放弃了挖人才的念头。”美国IRE执行主任Mark Horvit说：“毫无疑问，如今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比几年前少了，这不过是整体不景气的美国传统媒体的一面镜子。”美国传统媒体大势衰落使调查性报道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首先，报业日趋功利的经营理念使其大幅削减对调查性报道的投入。周期长、积累多、人力物力投入大是调查性报道的显著特征，但这也让报纸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即大量的前期投入打造出的报道可能由于政治原因或经济利益成为禁发新闻，其社会责任根本无法实现；也可能发表的调查性报道并不能大幅度激发公众兴趣，不能达到提升发行量的现实目的。纵观美国报业，转战数字平台与新媒体抢时效、抢受众、抢容量是报纸的普遍做法，相反，慢工出细活的调查报道还有多少经营者问津？虽然，报纸一再强调深度、解释和分析是数字时代报纸应对新媒体挑战仅存的竞争力，但真正面临竞争的时候，报纸又不得不加快数字化的技术步伐，而忽视对内容的精雕细琢。10年前的《费城询问报》以调查性报道获奖机器闻名，当时虽然只有两名记者专事调查性报道，但只要任何一位记者有好线索，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顺藤摸瓜进行调查和报道。“如今，记者们若想从事调查，首先得把自己锻炼成能说服吝啬的老板的说客。”21世纪初，《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还在以高薪互挖调查性报道高手。4年后，纸媒面临互联网冲击，调查性报道的大投入和小产量难以维系报纸生存所需的赢利。2008年，当美国报业纷纷开辟新的赢利空间时，皮尤研究中心“提高新闻质量计划”公布了一份名叫《改变中的新闻编辑部》的调查报告提到：“美国报纸‘触角’变短、雄心不再，变得‘小家子气’。”
其次，报纸的业务重心转向。正是日趋功利化的办报理念促使报纸业务重心快速转向。在新闻内容方面更重视当地新闻、社区报道和娱乐新闻。《改变中的新闻编辑部》针对全美发行量在10万份以上的报纸的调查显示：国际新闻、全国新闻和深度报道数量锐减；经济问题的调查性报道被赶到很不重要的版面；相反，本地新闻、州内新闻却强劲增长。一般来说针对全国性问题、经济领域重大问题和国际问题开展的调查性报道耗时很长，不如本地新闻和娱乐新闻那样能获得立竿见影的发行量增长，数量自然锐减。在报道篇幅上，短小新闻占据半壁江山。为应对不断高涨的报纸出版成本，美国报纸集体瘦身和减版的风潮已持续多年，这和需要大篇幅甚至连载的调查性报道的版面需求形成巨大矛盾。此外，报纸在经费投入上全面向报纸网站等数字产品倾斜。传统媒体持续不断地裁员，将节约的经费大笔投入网络、手机和数字终端，在收费难题尚未破解的情形下，无法兼顾调查报道的开支。目前，最热门的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等有影响力的大报纷纷投入巨资开发iPad应用之类的数字产品，试与互联网、搜索引擎大打内容付费战；再往回看，报纸的投入重心是开设和推进报纸网站建设和与之相应的数字化编辑部建设。2006年底，甘尼特集团旗下89家报纸试行数字化融合型编辑部，此后，美国各大报纸纷纷投入建立融合型编辑部。默多克时代的《华尔街日报》不断放弃百年老报的独特性，转而投入节能减排，资助旗下网站——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igital Network、MarketWatch.com、Barron's.com、AllThingsD.com建设；更不惜上百万美元打造奢侈品牌杂志《WSJ◆》。而所有这些投入中，没有一项是为提升内容质量投入的。《改变中的新闻编辑部》提到：“美国报纸得到的是数字时代网络观念和技能的更新，而失去的是精致内容的生产能力。”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作为需要大投入、长时间、大版面和高质量的精致的新闻内容已经被抛在报纸业务重心之外，而备受忽略。
人员因素：记者成了奔跑的“仓鼠”
《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10年10月载文称记者成了“奔跑的仓鼠”。文章说：“编辑部的人数不断减少，任务却一直增加。一个NBC的白宫首席记者，一天要做16个出境采访，主持一档节目、客串两档新闻节目，还要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更新8-10次，写3-5篇博文。和他一样，大部分记者忙碌如转盘上不停奔跑的仓鼠，强调速度，追求数量。但是，仓鼠虽然一直奔跑，却仍停留在原地，新闻业也是如此。”这段文字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调查性报道衰微的人员因素的两个方面：一是裁员，二是记者多功能化和专业化的悖论。
首先，裁员几乎波及全部美国新闻业，而传统媒体是重灾区，报业是极重灾区。具体到报纸调查性报道团队的裁员更加不留情面。《华盛顿邮报》2008年裁剪的100名采编人员里面就有调查报道团队中的数十人，这些人都曾经参与揭露克林顿性丑闻和州议员Jack Abramoff腐败案。《坦帕论坛报》2008年将300人的编辑部缩水至180人。这样，从业务的角度来说人手是否不够，于是在编辑部设置专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完全是奢侈的举动。该报原调查团队主任Janet Coats说：“记者们都忙着哄抢突发新闻，谁愿意坐在那里分析新闻线索中有没有可以深入调查的成分。”2008年，论坛公司在完成美国总统大选报道后，就将旗下在华盛顿地区的8份报纸的调查性报道部门合并为一家，人员裁剪至34人。调查性报道兴盛时，仅该集团旗下的《洛杉矶时报》在华盛顿驻扎的调查报道记者就多达34人。专职的调查报道采编人员在报业大裁员时总是被优先考虑，而剩下的记者从脑力劳动者几乎变成体力劳动者，根本无暇顾及调查性报道。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采编人员多功能化和专业化的悖论。
融合新闻催生了多功能记者“mojo”(mobile journalist)的诞生。最初，这个群体只是报社编辑部的小股部队，报社为他们配备了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包，其中包括手提电脑、多功能上网手机、宽带网卡、带摄像功能的数码相机、数码录音笔、便携式扫描仪、数据线等数字移动设备。其目的在于，让他们采访的同时为报社、报纸网站、移动网站等多个平台供稿。报社设置多功能记者的初衷只是在突发新闻报道上，用小股力量和互联网抢时效。
随着报纸网站等数字产品的开发和发展，多功能记者的尝试转变为报纸采编人员多功能化的趋势，如上文提到的NBC记者。报社记者也不例外。比如，“甘尼特集体旗下《德梅因纪事报》的一个社区版记者就要同时为传统报纸、报纸网站和移动网站供稿，另外他可能还要为周报的专栏量身写作一些内容，2009年开始还要每天更新博客、微博……”然而，记者越是多功能就越是只能从事简单的日常新闻报道，这并不能代表新闻的品质。记者成了简单新闻素材的提供者，而不是花时间钻研线索、分析资料、阅读背景、思考问题、深入采访的专业化调查报道人员。记者奔忙于事故现场、新闻发布会，根本没有时间自己寻找线索，这样新闻来源就收窄，也是不利于调查性报道的一大因素。
此外，多功能已经成为报社考察记者素质的重要因素。提升自己数字设备使用能力成了报社记者的巨大压力，记者求职的最重要的素质成了能不能快速更新微博、能不能熟练掌握发稿所需的数字设备等等，而是否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类奖项显得无足轻重。据统计，1985年至2010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报道奖入选作品量下跌了21%；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查报道入选作品量更下跌了43%；解释类调查报道入选作品量同样下跌43%。
政治因素：从揭丑到讲故事的转变
如果说上述两点从报业内部分析了调查性报道衰微的原因，那么政治因素，就是从报业外部来看它对调查性报道的消极影响。
调查性报道被看作报纸的核心报道力，而调查报道的数量及质量都被看作一张报纸是否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原因在于，调查报道因“揭露丑闻”而诞生，它往往为着公众的利益去调查敏感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政治人物和势力集团牺牲公众利益的罪行和腐败案等等，并写出尖锐的报道，引发和引导舆论并让舆论的积极作用——使公众利益最大化得以发挥。而如今的情况如何呢？兰斯·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提到：今天的美国“新闻的4个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公共信息并没有像它所应该的那样促进民主事业。这些特点就是：个人化、戏剧化、片段花、权利-无序的倾向。”这些特点旨在说明：现在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并不是从引导公众认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立场进行报道的，也不是出于“揭露丑闻”宣扬正义的立场进行报道的；而倾向于把政治人物当娱乐人物一样报道，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也倾向于把公众关注的政治问题戏剧化，即关注新闻人物、事件的冲突效果，而不是揭露隐藏的罪恶以及引起这些罪恶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尖锐的调查性报道变成了温和的故事？
首先，随着企业跨州联合和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它们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控制着新闻来源，进而控制着调查性报道的产量。
其次，美国政府日益强调的“新闻执政”观念，就是要通过控制新闻源、提供新闻素材和频繁的新闻发布会来引导记者的注意力。而忙于多重发稿任务的记者由于没有经历主动捕捉新闻源，因此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依赖程度加剧，这就使政府潜移默化地控制了报道的主题甚至倾向，进而管理着公众的理解力。
第三，美国报业广告收入的下滑使大型企业尤其是广告大户成了报纸不敢触碰的势力，关于它们的问题或丑闻的线索基本成为禁区。1998年开始，美国索诺玛州立大学就开始了设立了美国禁发新闻项目组，旨在调查政府和大型企业怎样通过控制新闻界和新闻报道来遮蔽美国公众的视线的。而每年列出的十大禁发新闻不是有损政府公信力就是有损大资本集团利益的尖锐报道，而它们因为和公众利益对立，不幸被禁。由此，调查报道变得无法尖锐，只能通过展现冲突来突出其故事性的一面，于是成了温和有趣的故事。但是，调查报道一旦丧失了尖锐性和为公众利益的目的，就失去了公信力和真正意义上的可读性。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美国报纸的大多数调查报道并不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未来的希望
尽管调查报道呈现衰微之势，但它仍然是有理想的新闻人追求的目标；是有责任感的主流大报愿意支持的体裁；更是非营利性机构关注的对象。
2010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类大奖获得者丹尼尔·吉尔伯特，就是一个全身心投入调查报道并愿意为之献身的有理想的新闻人。他针对弗吉尼亚西南部的天然气特许使用费的管理情况展开深刻报道，揭露了数以千计土地所有者的安置经费被滥用。这一系列报道引起该州立法者的关注，促使补救措施的展开，还为《布里斯托尔捷报速递》（维吉尼亚州）赢得了3万份的发行量。吉尔伯特对此问题的调查始于2007年读者提供的一条线索，此后多年他参加弗吉尼亚州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会议、研究相关法案、访谈边缘人物、搜集数据。他说：“这种报道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我长期关注它但并不急于发表，而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推进调查和写作。”吉尔伯特对调查报道的投入源于他大学毕业时的理想，始终希望自己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揭露问题，而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牵制。《布里斯托尔捷报速递》编辑将这篇报道誉为：“与性无关的，真正为了公众利益的完美报道。”普利策奖评委Sig Gissler认为这篇报道是“优秀的调查结果，即使没有太多资料的情况下，只要你有足够的敏感、有对报道的信念、有坚持写作的激情，最后的报道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应该说，吉尔伯特的获奖是普利策奖和整个美国新闻界对年轻的有理想的新闻人的回报，也激励着更多年轻的新闻人在调查性报道之路上走得更远。
除了新闻记者个人的理想外，美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纸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还是愿意支持调查报道。吉尔伯特所属报纸《布里斯托尔捷报速递》就始终秉持着忠于调查报道的理念。正因为此，该报的调查报道团队始终保留，也才有了吉尔伯特这样杰出的代表。另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9年问卷调查显示，全美15个主要城市的主流报纸中，只有39%的报纸拥有专门的调查报道团队，61%没有，16%曾经有现在没有了。37%的报纸没有全职调查报道记者，62%的报纸没有全职调查报道编辑。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完全说明问题，没有调查报道团队不等于没有从事调查报道的人，那些跑口的记者有了线索也可以调查，编辑有了好的调查性报道稿源，同样可以编辑。”
此外，一些非营利性机构和政治博客开始对调查报道投资，具有代表性的有：ProPublica和郝芬顿邮报。前者是加利福尼亚州两位银行大亨Herbert 和Marion Sandler资助建立的专事调查报道的机构。他们决定自2008年起，连续3年为该机构投入3000万美元，并雇佣了《华尔街日报》前执行主编保罗·施泰格尔为负责人，并同时吸纳了一些圈内知名的调查报道记者和有理想的新人。郝芬顿邮报是美国新兴的政治博客，它设立的“郝芬顿调查性报道基金”，旨在“用网络传播的方式，重塑经典的调查性报道之威力。”此外，已有的非营利调查报道机构还有：华盛顿的“公共忠诚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和伯克利的“调查性报道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前者已经因揭露美国矿业的系列丑闻树立了公信力。它们或是调查性报道未来发展的希望。
（作者单位：四川社科院新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