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癌介入疗法效果: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

　　苏联的最后几年是一场噩梦，最能体现出“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沉积的荒谬和愚蠢的行为的地方，就是弥漫着恶臭、老鼠横行的莫斯科蔬菜水果仓库。总共有23个大仓库，像纪念碑一样，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农民的不信任已经达到误入歧途的境地。苏联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场农村反抗喂养城市的斗争史，尽管斯大林时代后期，大量暴力行为结束了，但中央计划经济这台巨大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行，农民的劳动果实一年又一年地被征缴上来，运到城市贮存在仓库中，直到被分配出去。足够莫斯科居民一年食用的蔬菜、水果从农民

　　手中收购来后就被存储到那些大仓库中，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政府对农民的彻底怀疑。

　　改革刚推行的那些日子，也就是80年代中期，蔬菜水果仓库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大怪物。副食品必须经过采购、分类、堆放、包装、贮存几个环节，有些东西一放就是几个月。仓库能存放150万吨水果和蔬菜，足够供应1000万人口的城市，满足那些遭受经济匮乏和明显曲解中央计划经济的人们的需求。尤里?卢日科夫，这个有工作经验的工业部门领导，在回忆第一次视察仓库时说：“那里到处都是垃圾、霉变的食品、老鼠、苍蝇、蟑螂，臭气熏天，简直脏到极点，条件太恶劣，根本就是不存放蔬菜水果的地方。”

　　即使是新的仓库，也被工人拆卸、毁掉，卢日科夫视察后得出结论：“工作疏忽到这种程度，怎能解释为仅仅是由于愚蠢的想法导致的，职工们对故意毁坏一切东西的行为着了魔，就像在敌人攻击下准备撤退的军队，任何完好的东西也不能留下。”

　　实际上，毁坏行为从很远的农庄就开始了。12万为莫斯科服务的蔬菜、水果种植户，由于没有任何鼓励政策，早就不再关心他们种植和产品的质量。他们不情愿地把他们的蔬菜、水果送到集中地，蔬菜、水果随后被简单地贴上“莫斯科”标签，然后拉走。大部分蔬菜、水果在运送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变质了。西红柿、马铃薯都被虫蛀了。“仓库成了堆放腐烂东西而不存放食品的碉堡。”卢日科夫回忆道。正在腐烂变质的蔬菜被送到国有副食店，人们只能咒骂黑色胡萝卜、腐烂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马铃薯。当副食店的售货员出售那些腐烂的东西时，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愿意吃，就别吃!”

　　可是，蔬菜水果仓库是集体劳动的巨大成果。据称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做。人们在仓库工作，就像在军队训练营里训练一样，每天两万莫斯科人被分配干重复分类、重复包装、重复储存变质腐败蔬菜水果的工作。尽管工作在令人厌恶、充满垃圾和老鼠的环境里，他们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成千上万名被强迫到这里工作的人，很容易地偷窃一切可以偷到的东西。

　　“腐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各种机构中，党内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开展调查。”卢日科夫说。因为警察们都忙于做买卖，会计和审计人员只会简单地将丢失的东西从账上勾销，党政官员只把如此混乱的局面当作他们的另一次偷窃机会。他们偷的是国家最好的东西。

　　偷窃活动如此普遍，以至于不能把它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卢日科夫视察后说：“这种行为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幸免。这是“发达社会主义”最薄弱的软肋，也是最致命的。每个人都认为偷窃理所当然，回家的时候包里装着偷来的东西不再被认为是错误的。

　　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地区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委任为莫斯科新市长。很快叶利钦以不寻常的做法在整个城市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与中产阶级站在一条线上，搭乘电车，不事先通知就到工厂和商店视察，他的行动仿佛在停滞衰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水里投下一粒石子。首都商店里的食品短缺是叶利钦特别关心的事情，听说在一家肉店出售极其罕见的小牛肉，他立刻排到买牛肉的队伍中。他为了买一公斤小牛肉等了很久，但被告知已经卖完了。叶利钦暗中跟在售货员身后，通过一个小窗户，像侦探一样侦察到后面的小库房——在那里挂着为特殊客户准备的大块牛肉。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2)

　　叶利钦公开谴责了这样的分配制度，由于普通百姓无权进入党内高级领导人购买优质商品的特供商店，此举触动了共产党的神经，叶利钦一下成了莫斯科的政治风云人物。但是花言巧语不能修复衰败的食品分配系统。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被委派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工作，但他们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1987年夏天，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情况更加糟糕，水果蔬菜仓库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叶利钦想起了身材矮壮、作风强硬的工业部门领导卢日科夫，他一直在市政府上层管理部门工作，时任莫斯科市政府执委会副主席，负责处理首都日常事物，他也是给第一批合作企业颁发执照的市政官员。

　　以前派去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领导们都被该工作弄得神经几乎崩溃。叶利钦把卢日科夫请来，这个在工业部门历练多年的化学工程师不想接管这么棘手的工作，他后来回忆道，“那里毫无胜算的把握。”可他一看到叶利钦，又心软了。“他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卢日科夫提到叶利钦时，“他看上去疲惫，沮丧。”叶利钦告诉卢日科夫，那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然后他又补充，“我请求您接受这项工作。”

　　卢日科夫深知，这项重任也许就会断送他的事业，但他还是承担下来。从此卢日科夫独自开始一次非凡、不平静的远航，驶向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外的领域。

　　当19岁的卢日科夫还是莫斯科工程学院的学生时，他被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临时学生工作队，帮助农民收割。那是1955年10月，白天他们收集、晒草的时候，天气通常是暖和的，但夜晚却出乎意料的寒冷，温度通常下降到零下几度。学生们都陷入困境，部分学生还没来得及被安排回学校。有几个晚上，他们打着寒战睡在干草堆里，很多学生都病倒了。

　　接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莫斯科来的政治局委员在这里露面了。他是来指挥收割的，他敷衍地发表了一通讲话，对学生没有足够食品、药品、水的抱怨以及要求回家的要求，他根本就不予理睬。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堆里冲向那个政治局委员。在别人阻止他之前，年轻气盛的卢日科夫一拳打在委员的肩膀上。“要是没人阻止你，你的长篇大论还会没完没了，但你也该停止了!”卢日科夫说完，转身就跑了。

　　曾是工作队的领队，卢日科夫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回忆道，“卢日科夫肯定击中了他的肩膀，那个政治局委员仿佛被刀子刺中般地大声叫着。”

　　无比尴尬、恼羞成怒的政治局委员查问谁是工作队的领队。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从队伍中走出来。政治局委员做手势示意他坐上自己的汽车。在预示暴风雨的黑沉沉的云团下，政治局委员的汽车在俄罗斯荒凉的旷野上跑了20分钟，很快暴雨夹着冰雹重重地敲打在车身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一点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突然，政治局委员让他下车，让仅穿着衬衣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在暴风雨中步行回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有问如何“结果”他的朋友卢日科夫。他吃力地长途跋涉，穿过旷野，刚回到帐篷里，为了不至于冻死，他立刻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很快政治局委员又找到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他问我怎么惩治那个家伙。我说，‘我结果了他!’”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

　　也许就是那天，倔强好斗的卢日科夫就注定将成为新俄罗斯的领导者。卢日科夫生于1936年9月21日，整个童年都伴随着贫穷和困苦，他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锅炉工。一家人住在莫斯科，在帕维利斯基火车站附近的一栋木板房的一楼。他们家三个男孩、父母还有奶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没有暖气和自来水的房间里。三个儿子轮流穿父亲以前打仗时带回来的外套。卢日科夫的童年回忆围绕着二战以及随后那些年持续不断的饥荒。“我没法描述那种情况，”卢日科夫说，“我们总是想吃……但可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任何可吃的我们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我们周围的小伙伴都因浮肿和饥饿而死。”一次，男孩们太饿了，以至于吃了他们沿着铁轨找到的、有咸味的“白黏土”，结果都生了重病。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3)

　　卢日科夫最生动的回忆是围绕着他青年时代的活动中心——社团，那是个与外面隔绝的小世界，“一些自发组织的与政府和国家持不同意见的小圈子”，在建筑物中央的空地上，年轻人聚在一起，制定了圈内的规章、道德和伦理标准。“莫斯科有知识分子社团，有爱运动的人组织的社团，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社团。”他回忆道，“我们是不良少年社团，意思就是我们总是带着特殊的、冒险的心情——总是和一些人卷入一场打斗，在打架中比试某种胆量，显示自己。”卢日科夫说他母亲忙于工作——开始干两份工作，以后干三份工作，所以

　　她给了孩子们“不受任何限制，偷偷地沉溺于玩危险游戏的自由”。

　　卢日科夫是“具有冒险、不计后果行为社团”中的左派。他们经常拆卸在火车车厢附近发现的、二战时留下的炮弹外壳。他们把火药倒出来，在里面埋上导火线，点燃的火药就像鞭炮一样爆炸了。一次，卢日科夫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连炮弹壳一起引爆?他点燃导火线就跑了。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附近居民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警察们赶到现场，但社团的人都严守规章，没有人出卖他，“这个社团对当局来讲，寂静得就像座坟墓”。

　　以后，卢日科夫进入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学院，该学院是第一个为苏联工业快速发展建立的训练基地。在那有高高天花板的大厅和学院实验室里，古布金的学生跟随一百多名教授学习机械工程学、石油天然气地理学、采矿和精炼技术，教师中还有两位是科学院院士。尽管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修课，但全部课程的侧重点还是技术训练。总的来说，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培养专家，每个学生都在五年内接受了非常特殊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以便在他们毕业后适应工业领域的那些特定岗位。

　　卢日科夫1958年毕业。他希望进入石油公司工作，但被分配到塑料行业。他强烈抗议过，但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卢日科夫在化工厂干得挺好，1974年他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自动化技术试验设计局局长，以后又成为石油化工自动化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那个公司拥有3万名职工，以生产化工厂专门设备而著称。它是工业部中最大的独立企业，由分开的科学研究部门和工厂两部分组成。作为一个工业公司总经理，卢日科夫尝试地迈出了偏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次痛苦的启程，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

　　1980年，卢日科夫提出一个有些不太正统的计划，他打算在占企业一半的科学研究部门试行一个非常初步的“自筹经费”方案。“自筹经费”就是早期中央计划经济尝试改革的一个口号，这个词经常伴随着那些渐渐独立的工厂领导们。它的大概意思就是允许工厂保留他们的收益。卢日科夫建议把化学公司的研究成果当作商品出售，当科研成果转变成商品时，他们可以销售它们并保留赢利。卢日科夫的建议被提交到工业部高层决策部门——工业执行管理委员会，该部门由一群资深的工业高级领导组成，他们围坐在马蹄形桌边，150名低一级的工业经理们做听众。卢日科夫站在讲台上，概括地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戏剧性地被一个党代表否决了，他宣称卢日科夫的计划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箴言。党代表打开马克思著作中的一卷大声朗读起来：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卢日科夫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个计划就这样被否决了。卢日科夫的领导们不想和党对抗。如何适度地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成了棘手的问题。卢日科夫的想法被掩埋和遗忘，但这次提议却为他贴上敢于试验的标签。

　　在改革初期，卢日科夫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他这个岁数已经位居党的高层职位。卢日科夫于1968年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的是工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大型工业公司经理被指派主持城市工作是常见的事情。1975年，卢日科夫选择在地方市政府里工作，两年后他成了人云亦云的莫斯科市政府官员中的一员。管理机构变大了，莫斯科市政府庞大臃肿的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门面，市政府官员很少单独做决定。卢日科夫还接受了一项兼职——做消费者服务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变化的种子才能根植在戈尔巴乔夫早期改革的土壤里。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4)

　　1986年，卢日科夫辞去工业部门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城市管理工作中。叶利钦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调来，对卢日科夫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的新任务包括审批莫斯科市处于萌芽状态的合作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陈腐的中间分子对合作企业持怀疑态度，他们把合作企业家当作奸商、投机者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敌人。当卢日科夫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合作企业发执照

　　的委员会时，合作企业的实验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卢日科夫告诉我。没有人知道它能否从几十年压制个人积极性的旧体制下，从死守不放的权力下幸存。

　　一个与卢日科夫不同的合作企业倡导者是亚历山大?帕宁，他常用那种官僚所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帕宁在研究所里是那一群没完没了地喝茶、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专家中的一员，据说他们都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的管理技术。帕宁曾仔细研读了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他断定最重要的是要解放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给在莫斯科的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反对党的几十年的方针。他被召到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们倾听了他的建议。帕宁告诉我，当时他必须，也不得不给他的关于个人创造性的想法加上许多华丽的修饰，以便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抵触。但那些委员告诉帕宁，他们不能帮他实现这个想法，但他可以继续开展研究并和共青团组织联系一下，看来党中央对自由思考这件事情有了一些回旋余地。帕宁对中央委员们的反映吃惊之余，继续进行不懈地努力。随后他建议进行激发个人创造性的有节制实验——允许人们创办自己的合作企业，就是搞烘焙馅饼那样的小生意。最后，当局同意让他尝试，因此帕宁成了卢日科夫领导的合作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管理第一批“资本主义馅饼的烘焙”工作。

　　卢日科夫与帕宁在莫斯科市中心市政府大楼六楼一个像舞厅一样大的房间开始主持合作企业工作。大厅里简单地摆放了一些从旁边屋里搬来的可折叠桌子。工作人员白天在那里办公，通常晚上7点钟，卢日科夫走进大厅，他经常和那些企业家一起开会，直到深夜。

　　新商人们带着自己的计划、文件、问题挤满了大厅，他们那些实际问题，包括如何从国家计划经济中得到原材料，如何为他们新企业弄到房子和车库，等等。“他们中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披肩散发，有的长相我从来没见过。”卢日科夫以后回忆那些他印象中的新商人时说，“但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独立性强、令人感兴趣的人。其中有人想利用被丢弃的垃圾生产有用的产品，还有人发现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需求，而国有建筑者们根本就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中有的人很聪明、有的擅长发明、有的有创造力——在大厅里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物。”

　　卢日科夫的年轻严厉的助手伊列娜?巴图里娜，以后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1988年死于癌症。巴图里娜回忆进入这间大厅的人和那些市政府官僚们是多么不同，那些官员看到吵吵嚷嚷的商人们聚在他们的大厅里都感到震惊。“我们经常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办公，”她告诉我，“因为隔壁办公人员都会抱怨那些留胡子、不干净的人坐在走廊上，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商人有损整个市政府大楼的形象。”

　　《莫斯科新闻》记者维克多?洛沙克亲眼见到了那戏剧性场面，他回忆，卢日科夫不得不为超前的合作企业商人们在企图压垮他们的官僚面前辩护。这些官僚之中，有一个是以管理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很难对付的女官僚们组成的集团。她们眼看着新经济从眼皮底下诞生，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们仍想维护旧体制的各种原则，洛沙克对我说，“她们抵制合作企业运动向前推进的每一小步。”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5)

　　“我在等待合作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记得第一个想办合作企业的妇女是一个职业戏剧演员，她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她打算做的生意是在节假日卖自己烘焙的蛋糕。”接着卢日科夫说，‘主意不错!’另外两个或三个官员也表示同意。与卢日科夫他们唱反调的那些官员开始找能拒绝这个妇女的理由，‘您的公寓多大面积?’他们问。回答结果证明，房屋面积足够大，‘您有健康证明吗?’她也有健康证。‘那您还有时间照顾您的孩子吗?’那名妇女说，她的母亲与他们同住一个公寓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接下来一个在卫生部门控制流行病的女官僚问，‘您的公寓内有饮食行业专用的通风设备吗?’那名妇女甚至弄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问题。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设备，连我也不知道。那个女官僚是从饮食行业规则第八章第三条中发现，制作并销售蛋糕必须有专用通风设备。

　　“卢日科夫马上对那个女官僚说，‘走吧，回到你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同意这名妇女从事那项生意!’”这一局卢日科夫赢了，他马上转向第二个人，那个人要开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小店。

　　在合作企业运动开始几周的一个晚上，一位党的高层领导来视察，并坚持让卢日科夫“把那些来办合作企业的群众都请出去”。卢日科夫解释道，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让群众将不满意的情绪释放出来。“既然已经掀起了这场运动，”卢日科夫对领导说，“如果我们不积极引导，我们反倒会被这场运动吞没。”卢日科夫私下里害怕自己会以失败告终，合作企业将被挤垮，他也要遭受指责。合作企业者们可望开始自己的生意，可他们担心未来，他们需要从我这儿得到某种支持。“我尽自己所能鼓励他们，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担忧。”

　　瓦莱里?塞金是市政府执行委会主席，卢日科夫的领导，他对卢日科夫说新生的合作企业商人们具有颠覆性和腐蚀性，他们或许会发展到公然表露与党的领导们进行对抗的地步。“显然，他们反对国家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对卢日科夫说，“我警告你：如果以后他们到市政府闹事，你就是那个和他们谈判的人!”

　　“我很愿意，”卢日科夫回答，“我要带上我最喜欢的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他们挥手，就像当年列宁向去打内战的军队告别一样。” 塞金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以后回忆开始时那风风火火的几个月，卢日科夫说晚上的会议可不全是官僚作风的工作方法，那是对搞市场经济的一丝感觉——人们渴望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国家服务。“和这些新商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他说，“我开始明白那些过去常常猜测的事情……”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1)

　　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列宁格勒图书馆，内部采用巨大的柱廊结构，总共有28间阅览室、1700万册图书、30万件手稿和112万册地图，在这里工作的尼娜?奥金格知道装有禁书的那个特殊抽屉的具体位置。70年代晚期，年轻的奥金格是这个规模庞大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她就蜷曲在那个抽屉旁边，翻阅里面的禁书。那些书主要是一些被苏联当局确认为对国家有颠覆性的西方图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密室，一间单独的、上锁的屋子里，当有外宾需要借阅时，才在一定的时间内放到那个特殊的抽屉里。任何人想要接近那

　　些书都必须填写很多登记表，并需要特殊批准。尽管那样，这些书还是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者根本无法借阅。“对不起，现在借不了，”工作人员很可能会这样说，“图书馆正在修理。”

　　为什么那些特殊的书会神秘失踪呢?当局不会给出解释。他们把不允许人们阅读的图书妥善保存起来，这又是一件发生在“发达社会主义”体制下，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奇闻。显然，那些书不可能完全被幽禁，因为一个自1814年建成后就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图书馆，不会承认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有关部门更愿意简单地决定把那一类书籍储藏起来。

　　那时，苏维埃人们的思想控制使人们更加渴求知识，作为年轻学者最爱光顾的图书馆——列宁格勒图书馆，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

　　在有高高天花板的社会和经济阅览室里，几个年轻的书目编辑知道图书馆内的所有藏书，从用藏语写的书籍到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书目编辑们同情那些对禁书感兴趣的读者，一旦读者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他们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任何事情。那些日子，读者称“列宁格勒图书馆”为“精灵聚集的地方”，这种说法不是指那些藏书，而是指聪明的书目编辑、图书馆管理人员和读者都聚在那里。他们静悄悄聚在一起阅读和小声争论，尤其是在吸烟室和有几张桌子的小餐厅。

　　克格勃侦察员和告密者也混杂在那些聚在一起讨论者中间，但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划了红线被禁止谈论的危险话题。这个政权已经向衰弱和病态方向发展，它那神话般的触角已经麻木，神经开始混乱。但仍然有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制约着人们不敢高声谈论。列宁格勒之所以著名，因为拥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克格勃部门。一次，一名研究员到图书馆借阅几本禁书。他即被告知，图书馆中没有这几本藏书。过了一会儿，借书人带着书目编号又返回来!他知道,他要借的图书就在图书馆里，只不过是被藏起来罢了。随后，克格勃人员开始展开调查，调查他从哪儿弄到的那些书目编号?

　　尼娜?奥金格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观察那些进出图书馆的人。她身材不高，披着长长的浓密的红褐色卷发，一双调皮的眼睛会闪烁出热情的光彩，还会在严肃的气氛里黯淡下来，她对每天到经济阅览室的各种各样的读者的情况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很容易就回想起每个人的脸和他们的图书证号。她记得在读者群中，有个身材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长着引人注目的浅红色头发，总是阅读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书籍。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丘拜斯。

　　对于那个时期年轻好学的学者来说，丘拜斯和他那一代人对克格勃存有敌意，不是因其无所不在而需要戒备，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谈话方式。这种谨慎的态度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了第二天性。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在慢慢衰弱，工业运转和经济形式逐渐变得紊乱，领导层腐化堕落，自我吹嘘成风，但是年轻的学者们一直只用低声议论并且使用暗语。执政者所谓“完美的生产体制”早已暗淡无光，就像列宁格勒市中心马拉特大街9号的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的灰色外墙一样，年轻的教授丘拜斯就在这所学院执教。

　　在图书馆见过丘拜斯几面之后，奥金格也被分派到丘拜斯所在的学院工作。这不是她本人的选择，她本人不是党员，自认为是个自由思想家，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在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死气沉沉的应用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所里都是些滑稽的人，”奥金格后来回忆当年时说，“对我来讲，仿佛一下陷入某种极端环境里，周围的人都是保守教条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我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2)

　　这个学院有数以千计的苏维埃式的专家，据称都在解决勃列日涅夫时代悬而未决(没有解决)的众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在上千间小办公室里，布置着完全相同的浅色木头柜子，薄薄的窗帘，绿色塑料罩的台灯;教室中，黑板排成一条线，就着半杯茶水，苏联研究员们努力地寻找着“科学”地修复这台运转不佳的社会主义大机器的方法。研究员们恪尽职守地花了数年时间检查那些使苏联工业吱吱作响的齿轮，旨在找到推动它们前进、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后退的办法。他们寻找一个“指导方针”、一条线索，指

　　望能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使钢铁生产量提高3%。每种产业，像机械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农业、冶金业和其他十几种产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做相同的研究工作。成千上万的研究员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寻找其他方法，来衡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经济生活中，许多研究员们知道，至少在心里猜测，他们寻找的完美的“指导方针”的探索是徒劳的。

　　奥金格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赶上每年都得参加的强制性的秋季劳动，到一个集体农庄采摘西红柿。整个研究所人员都被派往列宁格勒最东面的一个郊区，起伏不平的泥泞道路只有乘拖拉机才能通过。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短暂的放松，使人们暂时摆脱学院研究会的折磨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无休止的讨论。他们住在木制的临时工房里。白天，他们一起搬运笨重的木板条箱子，把摘下的西红柿从地里运出来，晚上他们唱歌、喝酒、聊天。新鲜的空气、疼痛和疲劳的肌肉，晒伤的肌肤、友谊的交流、浪漫的承诺，使他们变得精力充沛。

　　他们是轮班到农场工作的。奥金格很快就认出另一个组中的丘拜斯。他体态挺拔，相貌英俊，脸色在激动和生气时都会在瞬间变红。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一个有责任感的天生的领导。他是一个正派、严谨、充满自信的人。

　　回到学院，他继续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据奥金格后来回忆，丘拜斯不是保守的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总是勤勉用功，是深受老教授喜爱的学者。他很早就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在学院中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他用温和但不屈服的微笑就把追求他的有些轻浮的女生拒之门外，她们从他身边走开，并大声宣布：“他真是不可救药!”但是有朋友在周围时，他显得既有魅力又幽默。他喜欢爵士乐，但从没发现他听“性手枪乐队”和“艾利斯?古柏乐队”的音乐。他是一个相当正直的年轻人。

　　晚上，集体农庄里几乎没有吸引人的娱乐活动;乘坐拖拉机去最近的电影院需要几个小时，因此他们总是清谈到拂晓时分。在偏远的乡村，他们的谈话不再受克格勃人员的监视。197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丘拜斯同研究所来的两个朋友开始争论他们为完善社会主义工业所做的无休止的研究。一位叫格列高利?格拉兹科夫，他是个文静、善思的研究工业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另一位是尤里?雅尔马加耶夫，是个感情用事的数学家，他灵感思维的涌现就像电焊工电焊时喷出的火花。雅尔马加耶夫是一个反苏维埃的激进分子，格拉兹科夫是头脑冷静的分析家，他对每一个想法都有评论，丘拜斯则是拥护现有体制的人。他当时24岁，两个朋友都比他大一岁。他们进行长时间辩论的那个晚上，改变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格拉兹科夫以后回忆道，“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发展有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候，经济蓬勃发展。到1975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开始走向衰落。那年，是体制开始崩溃的转折点。70年代末，这个体制彻底地衰败了。人们对现存苏维埃体制的寄托陷入了完全的怀疑和失望。任何有头脑的人更是既失望，又忧虑。1979年，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修补这个体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3)

　　尝试是从勃列日涅夫的一道命令开始的。然而，寻找使社会主义进步的“指导方针”的努力没有结果，并使研究者身陷泥沼。无望的经济匮乏开始加剧。工厂继续为消费者生产垃圾产品。所有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都被命令重新寻找提高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新方法。制定重新搜索计划的细则已经包含在勃列日涅夫的第695号行政令里。它是巨大的、厚厚的一本指导性文件。“试图让它成为指导一切事情的方针，”格拉兹科夫回忆道，“包括指导经济发展，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这就是社会主

　　义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这个命令正是导致体制结束的开始。”

　　在集体农庄的那些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起争论第695号行政令如何实行。

　　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它注定会失败。他在工厂工作，他认为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工业的说法是荒谬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苏联根本就没有与社会主义经济配套的经济成分。每个人都有偷窃习惯。每样东西又有被盗窃的危险。”丘拜斯争辩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益。雅尔马加耶夫反驳道：“那我们就看看工厂领导吧。他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钱流到自己的腰包里。”

　　丘拜斯自信、热心地为第695号行政令辩解。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可以亲自去实践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出现的问题。据格拉兹科夫回忆，丘拜斯是一个非常难对的雄辩者。丘拜斯指出，不要全盘否定工业企业，要把它们存在的问题分开，一步一步地解决。他曾说：“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又解决了那个问题，进而解决了这些和那些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能不腾飞吗?”

　　20年后，当我就他们当年的争论问丘拜斯，他记得相当清楚。他回忆道：“我是第695号行政令的真正拥护者。”当雅尔马加耶夫抨击那个行政令时，丘拜斯觉得他的朋友太感情用事，和他们相比，丘拜斯理解这本巨著，他欣赏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认为所有专业性的努力都写进去了。因此他也很生气，他当时对雅尔马加耶夫长篇激烈言论的看法是，“他怎么能说那些都是无用和没有意义的呢?”

　　格拉兹科夫也站在丘拜斯的对立面。但是他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理论上说服丘拜斯，因为他的理论水平有限。“我只是直觉地感到，行政令里描述的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回忆道。他告诉丘拜斯，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台复杂的永动机。他们可以整夜探讨它的各种细节，关于那些飞轮、齿轮和滑轮。但是，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徒劳的探索!是没有结果的!

　　格拉兹科夫忽然想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类似推理。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个巨大、复杂的飞船，他说，想像一下它机翼的复杂结构、飞船驾驶舱、连接整个飞船的硬件，都在第695号行政令的蓝图中描绘出来。这个精美绝伦的设计只有一个问题，雅尔马加耶夫说，那就是，它没有发动机。

　　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三个朋友每晚都继续他们的争论，他们一回到列宁格勒，就决定为它做些具体工作。高声辩论是危险的，也是没用的。他们决定一起写一篇文章，试图揭示为什么寻找“指导方针”是徒劳的——为什么永动机不能运转。丘拜斯安排将这篇文章在一份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

　　他们相约在谁家的厨房见面，或是在丘拜斯居住的集体公寓的一间黑暗宿舍里碰头。就在截稿日期前的最后一晚，格拉兹科夫还无法将他们的想法落在纸上。“我们一直坐到天亮，早上，格拉兹科夫才赶写了一篇论文。”丘拜斯回忆。论文中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声称寻找可以使社会主义工业进步的神奇的“指导方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有为工业产量、劳动力、产品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数以百计的人为的“指导方针”，怎么能指导数以百万的各级领导指挥下的庞大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呢?只有唯一强大的经济杠杆可以考虑所有那些复杂的决定，即：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但在1980年，谈论自由价格会带来麻烦。丘拜斯和他的朋友偶然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至少对他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这三个人将如何面对呢?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1)

　　当苏联为拯救自己做最后的努力时，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未成年。苏联领导阶层甘冒风险，也要找到一条走出经济停滞的出路。它们允许适度地进行资本主义尝试。试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释放出巨大的、意想不到的驱动变革的能量。

　　试验先在青年人的组织——共青团展开。霍多尔科多夫斯基是他所在的大学的共青团副书记。实行改革的那几年，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新的机遇层出不穷，霍多尔科夫斯

　　基迅速采取行动。他坚定不移、不知疲倦地拓展自己的关系网，他拥有惊人、老练的洞察苏维埃制度漏洞和裂缝的能力。难道这个身材高大、黑发、留胡子、嗓音柔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后还有其他的力量支撑?我从朋友们和同事那儿听说的事实暗示出，不止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曾拍着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肩膀说，“你将是我们试验性的资本家，孩子。”更明确地说，他有许多高层的庇护者，包括克格勃在内。他们抬举他，霍多尔科夫斯基也不负众望——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在改革开始阶段，所有冒险和投机的成功，都有高层官员的扶持或者与高层人士有密切的联系。”霍多尔科多夫斯基在1991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成功不是靠钱，是靠你有没有后台。那时，你必须得到政治保护。”霍多尔科夫斯基比那些职业党政人员更有雄心和更加无情，他也比那些帮助他、有实权的克格勃领导们更精明。他们可没想让他在新世界中走那么远。

　　在新企业家辈出的时代，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第一个具有巨大权力的人物，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金融家。如果苏联发生重大变革，他就不可能成功。最初和最重要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令人痛苦的制度缺陷导致年轻人的觉醒。这样就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即共产党决定让年轻人尝试搞资本主义。霍多尔科夫斯基抓住了这个机会。

　　理想破灭的年轻一代被才华横溢的“时光机器”——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摇滚乐队抓住了。在摇滚音乐会上，他们的一首流行歌曲获得满堂喝彩，歌中唱的是，一艘船被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驾驶着，它在风暴中迷失了方向。这首歌曲很明显的暗示意义。最后，船在风暴中损坏，船长消失了，旅客们把船驶向了新大陆。这首歌曲最后唱到，“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幸存下来，船长却已被人们遗忘。”

　　歌词强有力地暗喻了影响深远的犬儒主义，描述了年轻人对苏联领导的鄙视心里，对党、对所有的官方令人厌烦的宣传机构的矛盾心情。他们渴望得到包括牛仔服在内的日用消费品，这是现行体制无法提供的，他们听摇滚音乐表示反叛，因为摇滚乐是苏联政府禁止的。很多年轻人有自己的转录的、质量不高的磁带，那成了他们珍贵的财产。

　　年轻人的反叛行动是缓慢的，但它是推动变革的强大洪流。在早几年前，经常以嘲讽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摇滚歌词反映出对这个体制的消极对抗。在80年代早期，阿列克谢?尤沙克是列宁格勒“飞行乐队”的经理，他以后成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叙述了“苏维埃最后的一代”，即那些生于60—70年代的人，他们带着嘲讽的态度适应苏联时代的公共生活必需品——就是私下里遭到年轻人的强烈抵触的空洞的许诺。他们哼唱着像“时光机器”那样的摇滚乐队的歌曲，那是从70年代开始流行的浪漫的、抒情的音乐。飞行乐队是最后一个带有尖刻讽刺和滑稽意义的苏维埃乐队。尤沙克告诉我，他的乐队歌词通常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融会了党的各种口号，对年轻的听众来说，听上去既热闹又有趣。他举了个例子，飞行乐队翻唱了斯大林时代一首最有名的歌曲，“振作起来，歌唱吧!”但是掺杂了另一句口号，这首歌曲唱起来是这样的，“停止思考任何事情，只是起来歌唱就行了!”飞行乐队呈现给观众的节目，就是一大群表演者，演出针对苏联体制的大量讽刺剧。女演员们穿着黑色的长统袜、黑色裙子、白色的上衣，她们边行进边敬礼，组成金字塔队形，这是苏联20年代最盛行的队形——然后她们疯狂地、出其不意地、性感地旋转散开，金字塔中央的那个女演员俯下身去将她的臀部朝向观众。舞台正对面总是一个巨大的、覆盖红色天鹅绒的乐队指挥台。在两段歌曲的中间，一个男演员爬到乐队指挥台最顶端喊口号，听上去是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显然经过了刻意的编排，就显得特别荒谬。“前进，不要后退!”他喊道，“快!”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2)

　　年轻的观众都知道演员们表现的是什么，但是人们总感觉有些人在监视他们。他们喜爱这种幽默表演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已经足以有平衡的空间，不致让飞行乐队被政府下令禁演。另一个在列宁格勒的摇滚乐队是“电视机乐队”，他们80年代中期的歌曲中唱道：

　　来吧，他们让我们跳霹雳舞，

　　来吧，我们可以暂时陶醉其中。

　　但是有人站在柱子后面，

　　一个戴着厚领带

　　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歌中提到的那个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后面的人——指的是党和它的机构在监视和控制。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苏联领导人努力使天生难于驾驭的年轻人处于他们的监控下。具体执行任务的就是共青团组织，它是贯穿苏联70年代的一个组织。“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把青少年和青年组织起来。”史蒂文?L索尔尼克是这样形容的。索尔尼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论证共青团组织将会消亡，“在战场、兵营、宿舍和工厂的厂房里，在战争时期、丰收时节、建筑工地和街道角落，共青团组织都在逐渐削弱。只允许一言堂的存在而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使他们在个人群体中认识自我。尽管共青团的领导通常是上年纪的人，但他们仍试图垄断14—28岁年轻人的生活。”

　　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讲，参加共青团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犬儒实用主义：没有这个身份，年轻人可能被大学拒之门外或者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共青团已经显现出衰败的迹象，令人厌倦的口号和党提出的口号一样。共青团的领导们被群众普遍认为是踩着梯子向上爬的野心家，是具有阿谀奉承品行的职业党政人员。

　　戈尔巴乔夫曾是共青团领导中的激进分子，他为不同组织、不同声音敞开了大门。他释放出了一股以非正统著称的洪流：非官方的社团、俱乐部、摇滚乐队和其他在党的控制之外、未经官方批准和规范的、已经初具规模的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青年人所有的地下组织都蓬勃发展起来。青年人的活动是对过去主流正统的文化的公然反抗，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将热情集中在摇滚乐上。60—7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政府设法抵制摇滚乐的时期，摇滚乐被禁止在电视和电台节目中播出。但不管怎样压制，它还是广泛传播开来。通过西方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通过家庭转录的录音带，通过数以千计的、在隐秘地下室、在公然对抗政府的学校或工厂的俱乐部里，演奏的私人乐队组合传播。黑市上摇滚音乐磁带非常畅销。在80年代，政府对摇滚乐终于让步，停止对它们的抵制和禁止。

　　当大门在各个领域为自由思想敞开时，共青团组织开始衰退，其成员开始大幅减少。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三年，有4百万团员，到1988年下降到38万人。在80年代，由于支撑团组织的团员数量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通过造假来维持整体形象。但即使那样做，也不能掩盖共青团真正的危机。团员——这个组织的活力源泉——正在渐渐干涸。1986年，维克多?米罗年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后来得知，他都无法说服他的小儿子加入团组织。

　　共青团需要找出一条生存之路。共青团领导把目光转向已经在街道上搞得沸沸扬扬的资本主义。1987年，合作企业运动越演越烈，一些小型合作企业初具规模。团领导决定跟随党内的老领导们，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它。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那几年，最常用的、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苏联经济的措施之一是“经费自筹”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一个工厂保留自己的收益。1980年，卢日科夫曾提出这个提议，当时被否决了，但接下来的几年中，尤其是企业领导有了更大的自决权后，这个想法又被重新采纳。团组织也开始在它不计其数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经费自筹。举例来说，就是允许基层团组织自己决定如何利用定期收缴的团费取得收益，也可以从共青团的许多旅行代理机构和出版社中获得收益。中央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基层，很多地方共青团很容易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团组织成了党的商业学校。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酒吧、旅行社、打印社和其他小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通常它们都是从共青团预算中获得了贷款和补贴。这些新的企业都允许保留自己的收益，企业家的热情极度高涨。团员“下海”标志着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然转变。它也暗示，党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了不改革没有出路，从而激发了他们进行可控制的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尝试。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施塔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她一年前告诉我，党的高层领导开始对年轻人的试验是否可行表示忧虑。它不过是“一个试验”，她说，可试验的成功远远超过领导们的想像。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3)

　　试验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年轻人发起的，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康斯坦丁?扎图林，他被指定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的助手。扎图林是工业管理专家，他研究过苏联早期试图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失败的原因，例如60年代柯西金的改革。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草一封给政治局的信，建议为团组织制定新的商业前进方向。扎图林花了六个月时间撰写了这封仅两页纸的信，这封信在共青团机构内部遇到许多阻力，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对于维护旧制度的官员来说，那么多的商业概念都是外国的，让他们批准这些报告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扎

　　图林回忆，仅就一个问题，他就和那些高层官僚论战了好几个星期，那个问题就是成立一个股份制公司，股东们可以不断地得到分红。官僚们很难领会这样的概念，即一个人不参加工厂的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但扎图林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他认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事情比陷于绝境的共青团的生存更重要。扎图林的信里提到的各种建议中，包括让团组织接管玩具工业，以及舍弃实行了几十年的、把团组织中的年轻人送到带有惩罚性的组织“劳动队”的做法。他的那些建议最终都得到批准。扎图林的建议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建议。60年代，一个名为“火炬”的年轻人组织在西伯利亚的科学研究中心——新西伯利亚扎根。年轻人通过帮助渴望获得技术的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得到额外的报酬。他们那么有效率，以至于引起党组织领导层的惊慌——他们突然解散了“火炬”。扎图林建议复活这个模式。他建议创建一系列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就是让年轻科学家帮助国家工业解决技术难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项提议是被维护旧制度的最强硬的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批准的，他经常发表禁止摇滚音乐的激烈言论。

　　利加乔夫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批准的恰恰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飞跃的跳板。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前沿目睹了共青团的衰落。他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共青团副书记，他所在的大学位于莫斯科米乌斯卡娅广场，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工学院。霍多尔科夫斯基于1986年6月毕业，那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第二年。他获得化工学士学位，并在学院经济问题研究组工作。

　　科学技术领域培养了许多新资本家，他们的研究集中精力钻研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实践问题，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以后成为门捷列夫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哈恰图罗夫告诉我，化学家和科学家学会磨炼他们的分析能力，他们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毫不费力地就适应了新生活，”他回忆实行改革的那几年时说。“他们知道经费自筹是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是利润，什么是利润率。”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足之处。“很多人感到，国家不能再继续进行永无止境的资源浪费，”他接着对我说，“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在连两个单词都拼不到一起的领导人领导下，是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的……”

　　团员们纷纷退团的时候，收缴团费可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经常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补上差额，”霍多尔科夫斯基告诉我，“如果某人没有缴齐团费，收团费的人就要挨批。”他伸出几个手指揪住脖子的后面，做出挨罚的样子。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他不喜欢收缴团费的工作，后来，有一次机会可以让他干些别的事情。他开了一个青年咖啡馆——这是共青团第一批商业形式之一。“它的经营不理想，”他回忆道。咖啡馆的位置不好。它开在学院里，学生们每天都消失在宿舍里——咖啡馆生意显得冷冷清清。“这是我第一次从商，是一次不令人愉快的经历，”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但随后，团组织给他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机会。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1)

　　大教堂还像庆祝军事胜利时那样庄严。1812年,俄罗斯军队成功抵御拿破仑侵犯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建造一个大的寺庙庆祝胜利。耶稣基督大教堂1839年开始修建，44年后建成，用了4000万块砖，墙厚3米,外用大理石板和花岗岩板，巨大的圆屋顶上有一个皇冠，外用重达176吨的铜包着。教堂顶端有一个高达3层楼的十字架。主屋顶有4个鼓楼环绕着，上面共有14座大钟，总重量达65吨。12个用青铜雕刻的大门通向大教堂内部，这里既是宗教神殿，又是战争纪念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又一个的沙皇来了又走了，老一代人

　　死了，新一代人又诞生了，俄罗斯卷入混乱的战争和征服，受尽了一浪又一浪的饥荒和流行病的折磨，但什么东西也没停止对完成这个超大建筑的努力。”建成后的教堂于1883年5月6日举行献祭仪式，这是莫斯科的标志建筑。

　　1931年，斯大林命令把大教堂炸掉，经过4个月的准备工作——清除大教堂上的每片值钱的金属块，撬掉大理石和青铜，用小炸药包把砖块炸开。经过一系列的爆破，工人们终于在寒冷的12月5日早上，把大教堂建筑推倒，留下一大堆烟雾腾腾的碎石块。一个目击者说：“可怕的寂静笼罩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要建更大的“苏联宫殿”，一座比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的高层建筑，顶上挂上列宁的巨大头像。新摩天大楼的建筑方案投标竞争持续了好几年，但该项目在斯大林死后被放弃了。在赫鲁晓夫统治时代，在大教堂的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大型公共室外温水游泳池。大教堂虽然在历史书上被正式删去了，但它在人们的记忆永存。

　　1989年，戈尔巴乔夫允许对过去的事情更开放、更透明，莫克罗乌索夫根据他的朋友给他的原教堂的旧照片。用石膏和纸板建造了一个小的教堂模型。像所有那些敢于向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一样，莫克罗乌索夫在刚开始时，小心翼翼，采用迂回战术。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雕刻家，满脸皱纹，灰眼睛，留着灰色长发和粗长的络腮胡子。莫克罗乌索夫莫斯科的一个破旧的二层工作室用地板材料做了这个教堂模型，他把模型藏起来，因为艺术家协会用章程，禁止会员从事有关宗教主题的创作。教堂至少在公开场合是禁止谈论的话题。他不想冒风险，引起克格勃的注意。

　　1989年莫斯科宣布要搞一个建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馆的比赛。参展作品陈列在挨着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展览观。莫克罗乌索夫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拿出他的教堂模型参展，以纠正斯大林“犯下的错误”。他的模型是400件参展作品之一，很多作品都带有锤子和镰刀(苏共党旗的象征)，但莫克罗乌索夫的特殊模型引起了轰动。模型展出两周后，突然不见了。莫克罗乌索夫说，克格勃看见模型后，就把它放在保险柜里了。但是克格勃动手晚了，莫克罗乌索夫的模型激发了人们对重建教堂的兴趣。除了篇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报道过外，还成立了群众活动小组成员们经常定期在莫克罗乌索夫工作的工作室聚会。他们把自己称为宗教小团体。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团体的活动分子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上，寻求民众的签字和捐钱，支持大教堂的重建。他们的梦想只不过限于街头上的宣传而已，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政府很少留意他们的行动。1990年12月5日，为纪念教堂被毁的日子，在教堂遗址安了一块石板。次年3月，由莫克罗乌索夫雕刻的两米高的石膏十字架被竖在该遗址上，人们围着十字架祈祷。最初参加祈祷的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后来，1991年8月政变后，又有一些俄罗斯民主人士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里来。他们把教堂的重建工作作为一颗插入共产党心脏的象征性的钉子。1991年，在纪念教堂被毁60周年大会上，叶利钦宣布：“这种史无前例的摧残文化的行为，不是外国侵略者所为，而是由被错误思想蒙蔽，对善美的东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干的。”

　　在加夫里加?波波夫1992年6月6日辞职后，叶利钦任命卢日科夫为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接任时，莫斯科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极度不稳的局势，公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担忧。卢日科夫认识到，他需要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但他本人不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是苏联时期的管理工程师，对政治了解甚少。他当然不知道在崭新的国家制度下，用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来激发人们。瓦西里?沙科诺夫斯基当时是波波夫和卢日科夫的高级助手。他告诉我说，卢日科夫出乎意料地突然就任，没有远大宏伟的计划和战略。沙科诺夫斯基回忆说：“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深思熟虑的方案。”沙科诺夫斯基说，卢日科夫只好按照他的直觉行事。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2)

　　卢日科夫在就任后的莫斯科政府会议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渡过目前的难关。”他制定了一个巨大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建筑方案，希望借助此方案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消除人们由于失业和绝望而带来的不满情绪。

　　在街上，宗教小团体满怀热情为重建大教堂募集捐款。成员们站在地铁站，往柱子上张贴标语，寻求帮助。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允许他们以合法的团体注册，并拥有银

　　行账号。活动分子们征集了数万份签名，呼吁政府重建大教堂，他们甚至以教堂重建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小银行。但不管这些人如何努力，他们毕竟是业余活动分子，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他们募捐的钱对于建教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莫克罗乌索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是宗教小团体组织的财政部长，她开始怀疑他们到底能否成功，成员们开始问到底为什么没有进展。瓦莲京娜说：“钱确实非常少，但我们应该做些工作，起码应该开始做点什么。”

　　卢日科夫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了。他回忆说，他父母曾经给他讲过大教堂的故事，他曾经看过教堂的照片，听说过工匠们当时建造大教堂时的传奇故事。据莫克罗乌索夫说，卢日科夫亲自签署了一个命令，给宗教小团体在大教堂所在的地方67公顷的土地，让他们先盖一个小教堂。当时，小教堂看起来是适中、可行的方案。莫克罗乌索夫夫妇发现，那个地方被一个车臣的旧车交易商占着。经过大胆的考虑，瓦莲京娜找到车商，要求对方支付这块地的使用费，出乎她的预料，车商立即付给她350万卢布的现金，相当于几千美元。用这笔钱，瓦莲京娜盖起了一个栅栏，构造了几个蓝图，但他们的梦想依然难以实现。叶利钦把重建大教堂的项目放在新俄罗斯将要修建的几个大项目名单上。

　　1994年，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位领导人把瓦莲京娜叫到一边说：“马上你们就有好事了，大教堂马上就要重建了。”

　　“能告诉我是谁要重建吗?”她问道。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本人亲自来做这件事，他是认真的。卢日科夫不是叶利钦，如果他说过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的。”

　　1994年2月23日，莫斯科建筑委员会同意了重建大教堂新的增订方案。这个方案远远地超出了莫克罗乌索夫的梦想，是全部重建整个大教堂，而不是建个模型或小教堂。

　　莫克罗乌索夫的群众组织宗教小团体被更强大的力量取代：卢日科夫亲自出马。莫克罗乌索夫和他的妻子私下觉得有些苦痛，他们这些年一直不懈地努力，到处沿街乞求人们签名和募捐，就这样突然被抛到一边。他们向宗教小团体组织提出辞职，宗教小团体不久就被由大主教下达的正式通知所解散。大教堂的土地也由市政府收回。卢日科夫把重建大教堂的财权也收了回来,9月份，他宣布重建大教堂正式的莫斯科市基金到位，并举行了奠基仪式。卢日科夫说，他要及时完成新大教堂的框架，以便赶上1997年莫斯科建立850周年的庆典。作为对大教堂重建工作的支持，叶利钦同意了对此项目的联邦减税案。

　　以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令人刮目相看。尤其对于莫斯科这样一个在苏联时期，建筑方案经常被搁浅很多年，或半途而废的城市，另外，莫斯科在房屋、健康医疗、学校和道路等方面也问题重重。卢日科夫派上了2500人的建筑大军昼夜奋战，按照制图板上的蓝图，浇灌混凝土。工人们几次暂停，等待设计师们完成施工方案。浇灌后的混凝土要用电热器加热以防冷凝。卢日科夫同意了使用1000万块砖头的建筑方法，否决了不是最初的4000万块砖头。他一周要到工地现场2至3次，答应为工人持续供应克瓦斯，一种用发酵的面包制成的甜甜的俄罗斯软饮料。

　　莫斯科河畔升起了一大堆建筑吊车，也引起了人们的阵阵怀疑。批评家们问，重建100个也是被共产党拆毁的小教堂是不是更好?或者建造10个新医院?大教堂的象征是不是又回到了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为什么在那么多其他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搞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况且还有很多比这个建筑更迫切需要的东西。卢日科夫没有理会这些抱怨，他继续盖他的大教堂。

　　重建莫斯科的人重建莫斯科的人(3)

　　高达335英尺的教堂外面还保持原来的风貌，但在里面，除了教堂的功能外，简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主教总部，配有车库、电梯、会议室、录像系统、现代化的通风设备和咖啡厅。在原来游泳池的地方，建了一个灰色的花岗岩石地下室。南面有一个1200座位的教堂董事会，5个食堂，还有一个供1500人就餐的餐厅。

　　卢日科夫对每个细节都非常注意。根据计算，可以用少量的金涂在大教堂的顶上，只用

　　20公斤而不是原来的3126公斤，用金漆层加上一层硝化钛做底，周围加上花岗岩。卢日科夫为了检查这样做是否看起来像真金一样，专门去找莫斯科和全苏大主教阿列克塞二世。他拿着两个样品，一个是便宜的，另外一个是真正的金箔。他没有告诉大主教哪个样品是真金的，他让大主教选一个看起来好看的样品，主教选了便宜的，后来在施工中就采用了便宜的方案。

　　尽管周围处处是批评的声音，还有烦人的经济混乱，在新俄罗斯的黎明，卢日科夫对大教堂的重建做出了强大和有象征性意义的声明。教堂建筑本身是一座屹立在莫斯科河岸的宏伟城堡，从远处看，像神话故事里描述的一样。作为宗教神殿和建筑里程碑，大教堂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象征。但我认为，它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在改革初动荡不安的几年里，人们的怀疑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大教堂的重建是一副解药。卢日科夫所传递的信息是：大教堂可以重建。

　　但如何重建呢?开工后的6年里，费用由原来预计的15亿—3亿美元,变为7亿美元。卢日科夫和叶利钦只提供了大教堂费用的模糊解释，但这个谜在1996年1月6日，得到了部分解答。当时在教堂的外面矗立了一块大理石匾，上面用金箔写着：“这是第一批无私捐献的公司。”石匾上列着著名和比较有名的金融和实业公司名单。名单上面第一排里有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的首都银行，它们为教堂圆顶捐献了51公斤的金块。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外墙的大理石包层捐献了100亿卢布。莫斯科国际银行证券交易所捐献了100万美元。在这以后的4年里，捐献者的名单不断扩大，新的丰碑又立了起来。捐献者包括俄罗斯最大的城市公共事业单位，像电话、电力公司、有名气的银行、饭店、零售店、食品商、石油出口商、一家著名的巧克力公司和一些其他的工厂公司，还有一些新兴的资本家和莫斯科的有影响的人物。

　　捐献者并不全是出于公心。他们与其说是捐献给大教堂，还不如说是捐献给卢日科夫看的。卢日科夫就像一部政治机器，他把权利和资产——他那可怕的统治和对莫斯科巨大资源的控制，都用到对莫斯科这座城市的重建上了。在卢日科夫的王国里，市场法和土地法都不如市长的手中的权力强大。当卢日科夫下命令时，商人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听，没有卢日科夫的支持，他们就不能生存。金融家、交易商、实业家和饭店老板都捐献了，他们也都得到了回报。斯摩棱斯基捐献金块后，主教立即把自己的账号存在首都银行里。米哈伊尔?奥戈罗德尼科夫是城市重建基金会的发言人，他解释说：“卢日科夫能够理解，并把这种经济自由的愿望与经济交换条件结合起来。重建大教堂的钱有80%是由银行和公司捐助的。怎么才能让他们为城市工作?卢日科夫让他们明白：如果你不为城市做任何贡献，你会觉得待在这个城市里很不舒服，没有城市的支持，你就不能生存。”不像其他领导人采用好言相劝的方法，以使让俄罗斯的新贵出钱，卢日科夫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奥戈罗德尼科夫这么描述卢日科夫的方法：“你住在这座城市里，你在这座城市赚钱，给这座城市交付你应该交的钱。否则，你就别在这里待。”

　　笼络财富和权力笼络财富和权力(1)

　　查里斯?瑞恩很高兴在1991年买下了大批梅那捷普银行股票，他成为丘拜斯私有化团队的顾问。瑞恩结识的第一批人中有个叫阿尔弗雷德?科赫的。科赫是个说话刻薄而固执的年轻人，时任列宁格勒私有化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两人一起来到莫斯科。瑞恩与人合建了一个名叫联合金融集团的投资银行。1995年，科赫被任命为国家资产委员会代理主任，负责继续出售丘拜斯兴办的工业产品，此时的丘拜斯已经是两位副总统之一。

　　这个时期对于丘拜斯的团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国家资产私有化进度缓慢，叶利钦身体虚弱，而俄罗斯共产党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每逢星期六，科赫总是待在办公室，门也总是开着。瑞恩喜欢此时来到办公室与科赫在寂静的下午闲聊，因为他知道科赫说话粗俗，脾气暴躁。1995年夏末的一天，他们两人散步时，科赫顺便问瑞恩：“你对联合进出口银行和梅那捷普银行有什么看法?”

　　瑞恩发现科赫正在进行一笔私有化交易，这笔交易会永远地改变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科赫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俄罗斯会把它的工业皇冠宝石，即最有油水的石油公司和最富有的金属矿山，交给一批巨头，这些巨头都是雀山俱乐部成员。名列第一位的是联合进出口银行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后面跟着的是梅那捷普银行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瑞恩回忆说，科赫从一开始就仔细挑选出谁是赢家。根据计划，工厂的股份交给巨头们安全保管，以换取他们给政府贷款。人人都知道财政亏损的政府无力偿还贷款。这样巨头们就可以卖掉工厂的股份作为贷款的补偿。但这里面还有个窍门，巨头们可能会把股份通过那些隐蔽的外国公司很便宜地卖给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巨额财产。瑞恩盼望用给国家的贷款换取大量的石油和矿物资源，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可疑的泄密者。这个方案叫做“贷款换股份”。

　　瑞恩告诉科赫，“这个贷款换股份的事情糟透了。”

　　科赫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阿尔弗雷德，可笑的是你掉入陷阱了，你会成为这个方案的替罪羊，因为是你签署了所有这些命令。”

　　“这不对，”科赫抗议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丘拜斯同意的。”

　　“阿尔弗雷德，你真会开玩笑，四年后，丘拜斯将会任要职，你会成为上当受骗的人。”科赫发怒了，他朝着瑞恩吼道，“去你妈的!”

　　瑞恩后来回忆道，“我告诉科赫他会在哪些地方受骗。这个贷款换股份方案是与这些家伙友谊结束的主要原因。”

　　为了尽情享用轻易得来的金钱，霍多尔科夫斯基吃遍了各种佳肴。他的梅那捷普银行在卢布—美元的投机中产生了大量的利润，同时介入凭证贸易，成为联邦和莫斯科政府超高利润“合法”银行的领袖。但在1995年夏，一项容易的回报率最高的金钱方案，即卢布—美元投机，企业被停止了。俄罗斯中央银行为了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强制了新的汇率“走廊”，缩小允许卢布对美元兑换的范围。银行不能再对汇率的无节制摆动下赌注。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储备实施限制。丘拜斯声称轻松赚钱的时代结束了。对于那些靠投机汇率的银行，丘拜斯说，“买卖美元这条路被关闭了”。丘拜斯希望对货币的控制最终能够抑制于1992年开始的极度通货膨胀，以便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初，使经济出现第一个真正的稳定期。

　　不久人们发现，轻松赚钱的日子并未结束。又有很多另外快速赚钱的游戏，新的游戏不断被发明。一种短期的政府债券，最长期限为三个月，年利息高得惊人，有时高达200%。这种炙手可热的证券由于低风险的附加好处成为轻松的赚钱方式：因为它有俄罗斯政府的担保。新证券叫短期国债券,它们最终会给俄罗斯政府带来灾难。但发行的最初几年，投资者的收益令人难以置信：坐在那里眼看着你的钱成倍地翻番。

　　笼络财富和权力笼络财富和权力(2)

　　尽管有这种或其他的轻松赚钱的诱惑，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想满足只做银行家的生活，他渴望成为实业巨头。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收购了很多工业公司，收购时他许诺将来为他们投资。1995年9月，他创建了一个名叫罗斯普罗姆的金融实业联合体，来控制他的29个工业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石油、冶金、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木浆和造纸等行业。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他手里头的工业种类不满意。当国际咨询顾问安德森建议霍多尔科夫斯基模仿韩国大财团三星公司时，他立即放弃了这个主张，因为他认为这种财团不适应于

　　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决定倾注自己的精力开辟工业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就是石油。

　　远离莫斯科，在乌拉尔山脉的另一端，即西西伯利亚广阔的盆地，前苏联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发了大量的新油气田，其储藏量横跨西西伯利亚盆地，这个盆地是由俄罗斯的第三大河鄂毕河形成的。鄂毕河蜿蜒3650公里，从南部的阿尔泰山脉流向北部的喀拉海，其水源主要来自解冻的泉水和融化的积雪。鄂毕河的水道是巨大的地下油气储藏的道路图，但不稳定的沼泽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使人们对该地区的勘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为了尽全力通过原油出口的收入来支撑衰弱的经济，人们肆无忌惮地开发大型油田。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开始下降，从1987年的591亿吨降到1998年的33亿吨。

　　前苏联的石油工业像汪洋的爱琴海，由过时的国营“生产协会”经营，石油企业大多以所在地区划分。瓦吉特?亚历克佩罗夫，阿泽里人，时任生产协会主任，他率先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工业向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公司转变。1991年和1992年，由于国内和出口价格的差额，大量的原油被非法出口，出口一吨原油可赚100美元以上，而在国内市场上同样的原油只能赚这个价格的一小部分。亚历克佩罗夫利用这个时期，建立了他自己的西方式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该公司包括三个西伯利亚生产协会、两个炼油厂和一个贸易公司。卢克公司是俄罗斯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综合石油公司。就像许多现代的西方公司一样，卢克公司从事原油的勘探、钻井、提炼、分送和销售。亚历克佩罗夫利用经济混乱时期，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为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树立了榜样，被其他工业所效仿。这个观念就是重新整合原苏联体制下的大而广的油田炼油厂，把它们组成十几个大型私有公司，建设新型市场经济下的石油工业。相比之下，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则几乎未动地保留下来，因为它是低效保守的垄断公司。1992年11月，叶利钦签署命令，建立首批三个纵向联合石油公司，其中包括卢克公司。该命令还要求工业重新组建。

　　霍多尔科夫斯基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奖赏，但几年后他才真正得到这份奖赏。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聪明才智加上深思熟虑，使他得到优先待遇。在叶利钦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弗拉基米尔?洛普希(盖达尔内阁的燃料能源部长)的顾问。盖达尔内阁任期不到一年，石油工业的分配刚刚开始，内部有很多不确定性。霍多尔科夫斯基接手给洛普希当顾问的工作时，他不愿放弃他在梅那捷普银行的工作，因此洛普希给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个非正式的职位，相当于副部长，让他负责能源部的“投资基金”。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不详。然而，它肯定给霍多尔科夫斯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渠道，使他了解石油工业的情报。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助手涅夫林告诉我说，他“唯一记得”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约会就是“霍氏试图结识”苏联时期权力巨大的各生产协会的主任，这些主任以“石油大亨”著称。那时候，局外人很少知道石油生产协会的内幕，石油大亨们守口如瓶。但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是对他们的内部世界有所了解。

　　霍多尔科夫斯基发现阿列克别罗夫在卢克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另外一个石油大亨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他是苏尔古特市生产协会的强硬的老板，在鄂毕河的北岸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叫做扎鲁兹涅夫特石油公司。霍多尔科夫斯是位莫斯科金融家，不是石油大亨，但他有野心想与阿列克别罗夫和波格丹诺夫并驾齐驱。他眼睛盯上了新建的纵向联合控股公司，该公司后来成为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巨人，名叫尤科斯，其核心是一家位于鄂毕河南岸，名叫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的生产协会(第二个生产协会萨马拉石油天然气公司也加入了尤科斯公司)。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协会的老板名叫谢尔盖?穆拉夫连科，他父亲是西伯利亚石油界的传奇人物。穆拉夫连科成为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后接管的联系人。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协会的石油有很大的潜力，在1993年提炼了33亿吨原油，几乎占所有西部西伯利亚产量的15%。该协会还拥有全俄罗斯一些最大的矿藏量，包括最大的未开采的鄂毕油田。当然，如同其他俄罗斯企业一样，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协会也不是理想的公司，它背负很大的税债和工资拖欠款，由于以为俄罗斯人服务为主，在国内低价出售石油，它承受了很大的损失。

　　笼络财富和权力笼络财富和权力(3)

　　霍多尔科夫斯并不是唯一从在西伯利亚石油中寻找到机会的人。外国投资者来到新生的俄罗斯股市渴望，寻找石油公司的股票。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最便宜的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地方就是俄罗斯的股市。这些股市的投资商并不在乎松垮的管理、过高的税收以及疯狂的价格。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连他们投资的公司都没去过。他们就是购买股票，希望成为暴发户。多数投资者是真正老练的赌徒，他们被便宜的资产所吸引，这些资产指的是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丰富的地下石油储藏。像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样的协会，我

　　把它们称为油田采掘公司，真正做的是石油工业所做的工作，即把石油从地下挖掘出来。在俄罗斯股市，有可能买到大宗此类油田采掘公司的股票。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就是这种诱人的股票。其股值相当于中等规模的国际石油公司，如美国的阿莫科公司。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股票于1994年夏上市，据研究报告称，从事该股票交易的人都从不起眼的小规模公司成长为不断壮大的莫斯科股票经纪团体。

　　即使对赌徒们来讲，购买诸如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样的石油采掘公司的股票也有危险。

　　首先，就是盗窃问题。俄罗斯石油工业的经理、当地政客、犯罪团伙、形形色色的诈骗者，以及金融人员发明了很多巧妙的方法来榨取采掘公司的财富。购买股票不一定能保证你得到石油财富。例如，经理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从海外私人“贸易公司”抽出利润，把债务和工资拖欠款留给你。一个常见的技巧叫做“转移价格”。采掘公司用人为的低价将石油卖给另外一家公司，譬如说，每桶2美元。第二家公司然后用高得多的价格，每桶18美元，转手出口国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采掘公司扣除找井、钻井、油田工人的费用后，没赚到钱，而第二家公司则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财富从一家公司转移到了另外一家公司，通常都是秘密使用空壳公司和国外避风港进行。

　　第二个风险是所有制问题。对于那些贪婪的投资者来说，他们购买了油田采掘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就有可能再被俄罗斯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建的新型控股公司吞掉。这些控股公司事实上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能源巨人，可与主要的国家石油公司媲美。这些公司是靠政府发财的，政府使它们在油田采掘公司占有利的股份。总起来讲，俄罗斯政府给这些控股公司至少51%的控股股份，足以保证它们控制采掘公司。然后，政府计划在三年后廉价出售政府在控股公司所占的部分，获取大量现金。

　　采掘公司投资者的风险在于，当控股公司接管采掘公司后，新老板可以轻易地为自己抽走石油财富。控股公司可以使用转移价格、财产掠夺或其他的方法重新更改利润。油田采掘公司股东正当的权益被非法掠夺了。他们虽然持有大量的股票单据，但一点利润也没有。这种情形使冲突不可避免。控股公司由于占有采掘公司的大多数股份，自然想施加影响。采掘公司拥有少量的股份，看到自己被欺骗感到愤慨，并流露出反抗情绪。

　　油田采掘公司与控股公司的摩擦在尤科斯公司得到印证。一位隐居的美国投资者，名叫肯尼斯?达尔特，其祖先是靠泡沫塑料杯子发迹的。达尔特从两家采掘公司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和萨马拉石油天然气公司购买了数千万美元的股票。他相信尽管问题重重，两家公司拥有价廉的资产——地下石油。达尔特购买股票的事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但后来导致了与尤科斯控股公司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开争斗。

　　尤科斯成立于1992年，是包括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萨马拉石油天然气公司和炼油厂在内的控股公司。三年后的1995年，尤科斯公司开价出售。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忆道，他怀疑政府成立石油控股公司后会再出售。“我从不相信政府会出售原油”，他坚持说在1992年他未考虑成为石油大亨,尽管他曾在燃料能源部任职。到了199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才开始相信有可能购买尤科斯公司。

　　为什么?因为波塔宁编造了所谓的“贷款换股份”方案。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虽然是雀山俱乐部的成员，但却是年轻的俄罗斯大亨世界的后来者。在别人受尽磨难开始他们的初始生意后，波塔宁才进入生意界。在动乱的“改革”年代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忙着把不值钱的非现金货物变成现金，别列佐夫斯基眼盯着伏尔加汽车厂，斯摩棱斯基忙着盖建乡间别墅。此时的波塔宁是苏联外贸部的小官员，他父亲也曾在外贸部

　　工作过。波塔宁于1990年开始做自己的第一笔生意，他的第一笔财富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获取的。但这个头发稀少、声音粗哑、好胜的年轻人于1995年在一笔最大的财产攫取中成了所有大亨的头目。突然间，不知他从何处冒了出来，给予别人和他本人巨大的帮助。

　　拯救叶利钦拯救叶利钦(1)

　　1996年，在达沃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滑雪场中，俄共领导人加久诺夫正在太阳星酒店的休息室中接见各国友人，和所有围着加久诺夫的西方商业巨子一样，《消息》的经济编辑们正在推敲他的每句话，他们都企图从这位极有希望成为下届俄罗斯领导人的口中套出什么。加久诺夫，刚在11月份的国民选举中获胜，他十分热衷于在西方大国政客间进行游说，据说他一天要接受20个记者专访。他在(1996年)2月的第一周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精英。香槟酒杯的声声碰击，楼道脚步的匆匆忙忙，还有那

　　间充斥着媒体热闹的起居室。通过这些，人们不难看出，加久诺夫已成为达沃斯的焦点。他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和蔼与绅士。在俄罗斯的大选民意测试中，人们称他为“最低调的重要人物”。他声称自己尊重民主权利和个人财产私有，还声称他将不会尝试大规模的异化。“我们知道如果将工厂放在次要发展地位，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崴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动。”这是加久诺夫的原话。“一个肌肉充实的，大大的脑门上只有极少的几根灰头发的男人，他现在居然成了西方财团总裁眼中的大红人，俄罗斯的下届领导人似乎非他莫属了。”这是贝格尔，一位从早期就偏向改革的人物对加久诺夫的评价。

　　加久诺夫在达沃斯的出现，只是一出戏剧的平静的序幕，俄罗斯的发展路线在他的掌控下将再次发生大变化。在一次内部会议中，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卢日科夫全部出席，他们等待着加久诺夫，加久诺夫到场了，他看起来警觉而焦虑，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比那些西方总裁与记者们更了解他的底细。在别列佐夫斯基的带领下，众寡头们还是想尽力拯救叶利钦。

　　丘拜斯由于被叶利钦免职而前途未卜，他在达沃斯的出现显得十分落寞，这是他第五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他个人认识很多西方工业巨头，他们曾经称丘拜斯是俄国改革的最大希望，但现在丘拜斯被免职而加久诺夫却平步青云。在达沃斯，丘拜斯震惊于西方对加久诺夫的阿谀之态。“我看到很多我以前的好友，他们都是美国及欧洲著名大公司的总裁，但此时他们在加久诺夫身边翩翩起舞，捕捉着他的眼神，探测着他的内心，这就是世界上的商业巨子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显示出西方社会已经认可了加久诺夫的领导地位，企图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他们的今后在俄罗斯及整个东欧的发展。”

　　丘拜斯回电莫斯科的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也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首席代表，他曾是丘拜斯早期的私人顾问和媒体代言人。丘拜斯向他索要了共产党宣言和一些加久诺夫的讲演稿的复印件，叶夫斯塔菲也夫很快传真给了他。于是在论坛闭幕那天，丘拜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公开指责加久诺夫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骗子”，和一个典型的两面派，在国内和国际上，他的言行举止完全不一，他只是假装友善于西方社会。丘拜斯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节，“能源国有化，银行国有化，撤销私有化”，可想而知，一旦加久诺夫执政，他肯定会立即禁止言论自由，然后再将所有政敌投入监狱，以警示众人，这种专制政策势必使俄罗斯再次经历血雨腥风。

　　古辛斯基对加久诺夫在达沃斯的出现也十分警戒，他回忆起早年他与加久诺夫在莫斯科的一次长时间会晤。他像其他东欧共产党人领袖一样试图游说加久诺夫，他许诺给予加久诺夫长久的政治生涯和绝对的领导权，但前提是他必须抛开共产主义，把共产党的标记撕毁，而不要撕毁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正常的，所以要恢复这种正常。

　　但在达沃斯，古辛斯基意识到加久诺夫将不会有所改变，“加久诺夫与瑞士银行总裁会晤时，我也在场，当时我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清楚的感觉到，他已摸透了西方总裁们的心思，轻松的向他们撒谎。这是典型的雕虫小技。我当时十分惊恐，因为我意识到加久诺夫将打倒我们所有人，他将是最终的大赢家”。

　　拯救叶利钦拯救叶利钦(2)

　　加久诺夫对西方总裁们的狡猾的言辞，早就使别列佐夫斯基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别列佐夫斯基认为加久诺夫对俄罗斯将是个危机。但这两股僵持的势力却奇怪的维持了一年的关系。但在达沃斯，别列佐夫斯基终于拿起房中的电话，拨通了古辛斯基的电话，于是两人迅速决定会面。这次会面就像回到了1994年与俄罗斯航空公司对抗时一样，在大雪中，他们各自列出自己的意见。别列佐夫斯基回忆道:“我们并没为寻找共同话题而浪费一分钟。”

　　“我们都能感觉到回到共产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国家将遭到一个联合势力的围剿。”古辛斯基回忆道。

　　别列佐夫斯基走到古辛斯基面前说，“现在停战还不晚，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朝哪个方向走已不仅仅是个选择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此时遇见别列佐夫斯基，叶利钦将不会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历史也会就此改变。”古辛斯基告诉我。

　　别列佐夫斯基在达沃斯看到了危机，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认为加久诺夫肯定能打败叶利钦，索罗斯告诉别列佐夫斯基说，“如果共产党选举成功，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将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所以你应该逃离这个国家以自救了，加久诺夫才是赢家。”

　　但别列佐夫斯基并没这样做，他自信的告诉索罗斯，“乔治,我认为我们应该联手打败加久诺夫。”索罗斯惊讶地看着别列佐夫斯基，“我知道他以为我疯了。”别列佐夫斯基说道。

　　索罗斯回答说：“鲍里斯，你错了。”

　　接下来，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别列佐夫斯基建议丘拜斯将一些企业巨头重新拉回到叶利钦身边。他和古辛斯基一同参加了丘拜斯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十分乐意听丘拜斯对加久诺夫的抨击之词。别列佐夫斯基又去见了还在达沃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维诺格拉多夫和卢日科夫。他寻求建立一个支持叶利钦的同盟，尽管卢日科夫没有同意正式加入，但他决定在暗中给予支持，这个同盟以达沃斯条约为名。

　　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都是有钱人，他们掌握着俄罗斯三所主要电视台的两所，他们可以通过媒体改变公众对叶利钦的看法，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回到莫斯科后，别列佐夫斯基立刻投身另一计划中，他与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还在国外的维诺格拉多夫一起，重新拉拢斯摩棱斯基，波塔宁和弗雷德曼(阿尔法集团首席)，同时还有狡猾的彼得?阿文。这个七人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波塔宁、维诺格拉多夫、斯摩棱斯基、弗雷德曼—阿文)制定了一套金融—政治寡头统治计划。这些计划大部分是在雀山俱乐部完成的，他们制定了如何贷款分利的方案，决定支持叶利钦执政。

　　这些寡头们同意丘拜斯提出的无情的，专制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借贷分成。这些将成为叶利钦重选的活动主题。丘拜斯的决议无疑是这七人组四年来的感情归属，在后来不到6个月中，他们依靠借贷分成获益匪浅，并且盼望着能带给他们工业财富的第二把金钥匙。他们欣然接受了丘拜斯，这个自从1月份被叶利钦免职，驱逐出政界的人物。商业巨子们支付给他高额的薪水换取他为他们服务。

　　丘拜斯创建了一个个人基金，起名为私有财产保护基金，他告诉这些商业巨子们，他需要500万美元来完成这项事业，“你们支付我的500万美元，其实不是落入了我个人的账户，而是用来为你们自己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的平台。”丘拜斯对巨子们承诺，“5天内，信用贷款将增值，而带来利润。”他把此描述成无利息的贷款。他建立这个基金，并把这些钱投资到一些超额利润债券，例如著名的短期国家债券，这是一种由于对叶利钦统治前途未卜而采取支付高额年利率的债券。短期国家债券在1996年5月至6月间的企业投资收益达到100%。丘拜斯说他所支付给工作人员的薪水是在短期国家债券赢利额之外的。他自己一个月可获得5万美元的收入，在那一年所得在3万美元的人都必须交纳收入所得税。

　　拯救叶利钦拯救叶利钦(3)

　　进入丘拜斯账户的美元暗示着寡头对叶利钦的支持程度大增，这也显示出丘拜斯与商界接触越发频繁。他已经成为商界人物的生意代理人。别列佐夫斯基说，“我们丝毫不会怀疑他，他有着敏捷的思维和组织能力。”丘拜斯能深深感受到这些商业巨子们强烈支持叶利钦的愿望。他曾告诉我，“我深深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涌向叶利钦旗下，他们中有商业奇才，政界精英，及一些州长，市长和企业总裁，他们将自己的资金押给了叶利钦。”

　　但在丘拜斯和寡头们决意支持叶利钦打败加久诺夫之前，他们必须拯救叶利钦。这位可怜的老人思想沉重，他被困难和不幸缠身。冬季对他来说那么的严酷。那意味着疾病和孤立。他10月份遭受了一次心脏病的袭击，几乎要了他的命，这是从1995年秋的议会活动后第二次犯病。也是此时民意调查显示人民对他的支持率几乎为零，这些使他第一次深深地感到孤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叶利钦提笔写下，“此时，我感到自己一生的努力成为泡影，面对所有的纷扰与打击，我虽然坚持挺身而立，但我的内心已几乎被这阵飓风袭到了……我已失去了一切。”

　　叶利钦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他的传记中，他写到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医生告诉叶利钦，他的心脏已处在灾难性的毁灭阶段，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精神压力将严重威胁着他的健康乃至生命。

　　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同样面临着崩溃的境地，在1月2号，叶利钦集团高层领导顾问小组举行会议，会议由克里姆林宫政治战略家斯大洛夫主持，讨论怎样应付大选活动。大选活动将在6个月后开始，但好像现在就开始了，在民意测试中叶利钦的支持率仅为3%—4%，而加久诺夫达到了20%。“小组会议笼罩着悲观，毫无希望的争取。”至今，成员之一明图索夫回忆起来都隐隐伤感，“十个到会者中九个都认为，争取已毫无意义，那是注定失败的努力”。但不管怎样，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尽力想出对策，拯救叶利钦。

　　在经历了12月议会选举的失败后，叶利钦免去了三人的职务，因为他们与早期民主活动关系紧密，他们是丘拜斯,外交部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及他的亲密助手谢尔盖?菲拉托夫。丘拜斯的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卡丹戈夫接替，卡丹戈夫曾是别列佐夫斯基在伏尔加汽车厂和全俄汽车同盟时的搭档;安德列?科济列夫的职位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接替，这个人不仅熟知西方社会而且是个绝对的老牌苏维埃代表，他甚至没有一个西方朋友。叶利钦政府新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和倒行逆施者，金融寡头们开始担忧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集团将攻占克里姆林宫。

　　尽管民意测试得票很低，叶利钦仍然决定再次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他说自己的动机很简单，坚决阻止共产党当权，叶利钦指定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为选举主持人，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负责将100万张选票投在叶利钦名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组织活动，也被索斯科韦茨给搞砸了。他这个苏维埃时代的产物，根本没想组织一次真正的选举，他只是强令俄罗斯铁道部的工人们投票叶利钦，当叶利钦听说工人们被强制投票选他时，说道，“当时在工人面前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卷铺盖走人，另一个是投我叶利钦的票。我当时不太相信，但后来经证实，这些确实是真的。”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中尉告诉我，他和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佳琴科(在未来几个月的选举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一同前往铁道部收集选票,叶夫斯塔菲耶夫检查了选票，发现其中50%的选票都是伪造的。叶利钦很不客气地告诉索斯科韦茨，“我的选举主持，你好像忘记了我们不是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也不是生活在过去的苏维埃年代，你怎么能如此粗鲁的为我购买选票呢?”

　　2月15日，叶利钦在叶卡捷琳堡，一个他曾做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发表演说。他的一些亲密顾问们站在台下，泣不成声。他们害怕这将是最后一次为叶利钦喝彩。大部分主要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总统候选人中，叶利钦位居第四或第五。那天寒冷而潮湿，叶利钦原本磁性的男中音变得沙哑而虚弱。明图索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站在窗帘后，一些总统助理痛哭流涕，这位上了年纪的老总统用他嘶哑的讲演向众人表示他坚定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选举时刻。”

　　“这是叶利钦生命的转折点，他复活了。”别列佐夫斯基告诉我说,那是1996年的春天，他真的复苏了，他战胜了疾病，失意和酗酒。像一头经历冬眠后充满活力的政治野兽一样重返政坛。古辛斯基惊叹道，“叶利钦天生具有一种震慑力量，他不仅仅像平常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他还具有一种常人没有的力量。”

　　叶利钦卷土重来，但他确实需要帮助。

　　后记后记

　　叶利钦时代的《声嚣与愤怒》(引自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同名小说。——译者注)以无声无息的方式结束。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夜，叶利钦无疑是悲哀的。1999年12月31日，在电视直播的告别演说中，叶利钦的话里充满着遗憾。他承认，“我们很多的希望都没有实现”，他恳求俄罗斯人民原谅他,“我们原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非常的艰难。”

　　那些产生在叶利钦资本主义时代的寡头们，由于时代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六人

　　中，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成为最富有的人。在度过了1999年的黑暗日子后，当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对借贷者和投资者采取强硬手段，他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敏锐的判断力。霍多尔科夫斯基从一个强硬的家伙变成一位绅士，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他按照西方的更公开、更诚实的规则办事，他的财富会成倍地增加。霍多尔科夫斯基破天荒的第一次给股东们分红利，按照国际惯例公布账目，并把利润重新投入石油生意。尤科斯公司的股票重新注入俄罗斯股票市场，每股从20美分狂升至36美元。霍多尔科夫斯基变得更加富有，因为他和合伙人控制了该公司的69%的股份。当世界油价在1999—2000年上升时，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金库堆满了现金。在2001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最富的人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名单中的俄罗斯首富，净资产约为240亿美元。

　　曾在叶利钦时期领导改革派的丘拜斯此时已经不再是中心人物。他每个字都能上报纸头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1999年，丘拜斯把自己投入到改造破旧的电力垄断系统，他从此成为多的俄罗斯工业界巨子之一。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时，丘拜斯极力支持普京。他认为普京不会对俄罗斯的民主或自由出版造成威胁，而把普京看作是果断的领导人，能够支持俄罗斯的现代化。当普京镇压了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并从他的手中夺下独立电视台时，丘拜斯虽对此表示遗憾，但并未支持古辛斯基。丘拜斯脑子里只有对银行家的坏印象和古辛斯基在其中的作用。

　　总统竞选结束后，卢日科夫又回到他熟悉的莫斯科市的统治者角色。他不再觊觎总统的位子。卢日科夫最终顺从了普京，回到他原来的位子上，继续做首都城市的建造者和老板。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有一段时间，他利用破产的曾是俄罗斯第二大零售业银行的首都农业储蓄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着手建立一个新银行，但后来又把这个银行卖掉了。

　　古辛斯基的媒介帝国在普京的无情的压力下解体了，但是那些曾经为古辛斯基工作的新闻记者没有被摧毁。他们中的很多人聚集一起，试图重温旧梦。经古辛斯基同意，基瑟僚夫带领独立电视台的核心成员，在莫斯科电视台建立了一个较小的机构: TV-6。

　　莫斯科电视台的老板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现在与古辛斯基手下的记者们共同拥有这个机构。但重建的工作很艰难，独立电视台的重建之梦很难圆。古辛斯基拥有以色列晚祷报的部分股份，并经常访问美国。但他不能回俄罗斯的家了。

　　别列佐夫斯基还像以前那样，静不下来，但他作为权力经纪人的日子结束了。别列佐夫斯基觉得回到俄罗斯有风险，所以不回去了，尽管他的主要生意和政治兴趣都在俄罗斯国内。别列佐夫斯基还控制着两份有影响的日报和 TV-6电视台，但他被迫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卖掉较大规模的公众电视台，而这个电视台则是他最有影响的工具。别列佐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让普京上台是犯了个错误，但他身在国外对此也无能为力。别列佐夫斯基，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消息灵通的象征，并提倡拥护财富和权力的大人物，如今只能做个局外看客。

　　2001年7月18日，就职总统一年多以后，普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向普京问起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叹了口气后回答道:“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