胧村正2:49年北京取缔妓院

　　建国之初，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本刊记者/杨敏

　　1949年11月21日晚，冬日北京的街巷渐渐地沉寂下来，但八大胡同却正是迎来送往的热闹时分。晚饭刚过，胡同里来了些穿干部服的人，他们将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俗称“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这并不是第一次集中开会，老板、领家虽心有不满，却并不反抗，乖乖地去了。

　　大约8点左右，突然有几辆卡车疾驰入胡同口，“嘎”地停下。从上面冲下来带枪的解放军战士和穿制服的民警，他们堵住每一个妓院的门口，熟练地登上房顶，占据最高点，其余的人则迅速守住大门口、天井以及街角。

　　这一日，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被查封，无一漏网。

　　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就在此前，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上8点开始行动，天亮前就把全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把1200多妓女集中起来。”时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现年已89岁高龄的张洁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60年前的事情，思路仍清晰。

　　第二日，《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但是，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并不知道被“解放”意味着什么。

　　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查封妓院的当晚，北京各处的妓女们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

　　“封闭妓院之前，市妇联抽调了10个人，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女同志，一共80多人，成立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当时是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负责，我协助她。中途她走了之后，就是我来负责。”张洁珣说。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指挥部就设在八大胡同的春艳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任务是教育改造妓女，将她们变成社会普通劳动者。

　　教养院工作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小，都在20岁上下。二所所长裴棣25岁，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柯岩20岁，大学刚毕业的孟睿才18岁。孟睿刚剪了男式头，显得更瘦小，担心自己压不住场。曾做过地下学生工作的裴棣问她：“你身上穿着什么？”“列宁服。”裴棣说：“这就行了，这身列宁服，就是咱们的身份。”她们忐忑不安，为自己打气，因为后面有一场未知的战争。

　　好容易把妓女们分到各个所，分了屋子，安排妥当，工作人员们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铺上开始工作。床铺潮湿阴冷，又是性病传染点，她们在床上洒了厚厚一层六六六粉，呛得直打喷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听见从一个屋子传出哭声，紧接着，“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开始号啕大哭。

　　一早赶到教养院来报到的柯岩，也见识到了同样的场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

　　事情报告到指挥部，等张洁珣赶到时，眼前已是一片乱象：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死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领家、老板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她们送到东北去配煤黑子，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一个人配十个伤兵等等，所以她们很害怕，不知道把她们集中起来干什么，”张洁珣说，“当时每个所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是为了保护她们，以免从前的地痞流氓再来骚扰她们，但她们以为是来看押她们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绪特别激烈。”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裴棣负责的二所又出了状况。就在工作人员去打饭时，一名妓女突然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战士当即背过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们快跑，解放军不敢向我们开枪！裴棣和教管员们见势不好，拔腿往大门口冲，站岗的战士也回过神来，但仍挡不住妓女们疯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们就是跑出去，也会给送回来！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来，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后来裴棣知道，当时有妓女曾出主意想掐死工作人员再各奔东西。

　　不久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由妓女们自己演自己的生活。有一次拍两个妓女夜里搬梯子想跳墙逃走的情景，拍了好几条都不行。休息时她们说：演逃跑，抗拒政府，太丢人了。

　　据葛翠琳的文章回忆，有一天，妓女们住的屋子突然塌了一面墙，这才发现，原来墙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小门，直通外面的胡同。但是没有人逃跑。重返社会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教养院也有一些条件。

　　“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张洁珣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裴棣因为怀孕，提前离开教养院，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办事，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上面有张大照片，看起来特眼熟，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时隔不久，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学员。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当时的社会对妓女多怀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怀疑虑。在张洁珣的印象中，有一个妓女学员叫张金香，年轻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称“郭兰英”， 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嗓子也坏掉了。“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张洁珣如今回想起来，仍一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