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老外 优酷:呂祖謙家族學術文化的四次歷史新變—華夏文明—中國經濟網-650

呂祖謙家族學術文化的四次歷史新變
  

 

宋 呂祖謙

 

    自從科舉制度確立以後,一個封建家族興起、昌盛與衰敗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受制于該家族的政治地位的變化,這是其外因;另一方面,受制于該家族的文化傳統,這是其內因。相對而言,政治地位不可能永久保持,而文化傳統卻是維繫家族人員的內在命脈所在。

    從呂氏的興起來看,政治地位的變化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呂韜到龜圖 、龜祥,雖然呂氏已經登上政治舞臺,但是,政治地位並不突出。而從龜圖子蒙正、龜祥孫夷簡開始至呂好問,呂氏先後有呂蒙正、呂夷簡、呂公弼、呂公著、呂好問“相繼執七朝政”,一時間興盛無比。因為這種政治地位的變化,提升了呂氏家族的社會地位,造成河南呂氏迅速崛起。

    但是,從家族文化的角度來看,從呂韜到呂夷簡一輩,文化上都沒有值得稱道的特色。從呂氏“公”字輩起,呂氏才成為一個家族文化與政治——社會地位互相推動、相得益彰的家族。

    概括地說,呂氏家族的學風特色,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圍繞著這個中心,呂氏家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又有其具體不同的衍生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公”字輩,以呂公著為代表。這個時期,呂氏家族的學術主要在於經義。如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宋史》本傳),他的講學主要是發揮《周易》、《論語》、《孟子》等儒家正經經義,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九、二○一里還保存有呂公著的《論語講義》片段。實際上,這個時期北宋學術的普遍傾向也是如此,乃以《周易》、《中庸》、《論語》、《孟子》等作為思想建構的元典,如程頤說:“治經也,實學也。……為學,治經最好。”而在經中,“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二程集》)呂氏學術風氣與時代風氣較為一致。

    第二個階段是“希”字輩,以呂希哲為代表。呂希哲繼承了公著家學,以為“《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徳之大要也”,謂“為世教者當重儒;又謂祖孔宗孟,學之正也。茍異於此,皆學之不正。”(《呂氏雜記》)但是,他好禪,“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呂氏雜記提要》)後來受到朱熹的尖銳批評。

    第三個階段是“中”字輩,以呂本中為代表。無疑,他治經,但是同時又繼承呂希哲學風而溺于禪,全祖望說他“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宋元學案》卷三六《紫微學案序錄》)。不過,其家族前代均不甚關心文學,但是,到了呂本中,這種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他在《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詩裏說:“上欲窮經書,下考百代史。發而為文詞,一一當俊偉。”(《全宋詩》)這可以看做呂本中思想的全面反映。一方面,他是宋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之一,早年就作有《江西詩社宗派圖,》後來又作有《紫微詩話》等,主張詩歌要學習黃庭堅,但又反對當時江西派詩人規摹步趨的態度,提出了著名的“活法”論詩學。另一方面,他是宋代有創作特色的大詩人之一,其詩流動清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江西派詩的峭硬,所以,方回評價說:“居仁在江西派中最為流動而不滯者,故其詩多活”(《瀛奎律髓》卷十七),並說:“老杜之後有黃、陳,又有簡齋,又其次則呂居仁之活動,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瀛奎律髓》卷二四)   第四個階段是“祖”字輩,以呂祖謙為代表。《宋史》本傳說他學術“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在他的思想中,繼承了對經義、文學等的注重,但是佛學的因素相對較弱。與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呂祖謙特別凸顯的是史學。一方面,他不僅在儒經裏特別關注《尚書》、《春秋》等,把這些儒家經典作為史書來看待,甚至把《詩經》也視為史,說:“看《詩》即是史,史乃是事實。”(《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五《雜說》)而且也十分關注歷代正史、《通鑒》。先後撰有《東萊左氏博議》、《十七史詳節》、《通鑒詳節》等多種著作。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畜德”的看法是重史。朱熹認為“讀書須是以經為本,然後讀史”(《朱子語類》)。但是,呂祖謙認為,“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朱子語類》),所以“不教人讀《論語》”,主張由史入,以史為中心,“勸令看史……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語類》)。這引起了朱熹的強烈批評,說呂祖謙“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朱子語類》),雖然這個說法比較偏頗,實際上呂祖謙經、史、文都十分注重;但是,從這種批評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呂祖謙的學術重心所在。這種傾向,使呂氏家族學術在南宋的學術裏有非常明顯的獨特性。

    總之,呂氏家族的學術文化風氣在於約而尚博,如呂本中《童蒙訓》開篇就說:“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具體地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其一以貫之之本,但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又經過了不同階段的潤色變化,這就是以《論》、《孟》、《易》為本,發展為以佛學潤色之,再發展為關注文學,最後確立由史學入手。本既未失,而潤色之功方顯,遂造就了宋代呂氏一族文化持久地興盛繁榮。

    (作者單位: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