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功能受损的治疗:2011年，“中国模式”面临巨大考验

2011年，“中国模式”面临巨大考验

2011-01-01 09: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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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意味着紧缩，那就意味着通胀在2011年之后还可能会持续。此语令人心惊肉跳，因为2011年还没到，言下之意，就是整个2011年中国都要在通胀中渡过，这对于已经不堪涨价之苦、早就怨声载道的老百姓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吴庆说，紧缩性货币政策从降低广义货币供应量开始传递到降低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中国有将近两年的时滞；因此，即便现在连续动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撼动2011年的通胀水平。

为抑制通胀，中国今年先后两次加息、六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国6月19日承诺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而在事实上结束了为期两年的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政策，此后人民币累计升值3.4%。11月份中国CPI上升5.1%，为2008年7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央行12月26日上调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是最近两个多月来第2次加息。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此次再加息1码，对控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影响有限，但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式進入紧缩周期。

2010年国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央行第四季度对50个城市2万储蓄户调查显示，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对物价满意度创11年来新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85%的家庭没有能力买房。1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广播网与听众交流，有深圳网民提问：今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年终盘点十大热词里就有一个叫“涨时代”。温家宝回答说：“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困难。”温家宝表示，他有责任和信心稳定物价。对于采取的十条措施和五条措施调控房价，他承认落实的不够好。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货币发行过量造成的流动性泛滥，是物价和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今年已经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于12月26日的央行再次加息，法新社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北京决策者意识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不足以遏制信贷的泛滥。北京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加息不会直接影响消费物价指数，但会缓解流动性问题，对房地产的投资影响较大，不过，并不足以解决目前的资产价格泡沫，未来还会累進加息。

路透社12月27日说，面对中国普遍上调的人工工资，生产成本及原料价格上涨，以及输入性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等诸多合力，中国央行此次的加息显然并不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扭曲的利率必然导致价格的扭曲，2011年上半年通胀形势严竣，而且此次加息后并没有改变负利率的状况。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李稻葵12月28日说，未来一年尤其上半年，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均需要继续调整，央行政策将以市场能够接受的步伐渐進地收紧。对于温家宝12月26日表示有信心让房价回到合理的价位，李稻葵认为，所谓“合理的价位”，按他的理解，就是指不过快增长，因为房价往下跌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矛盾。

从4月份开始的房地产调控目前正面临严峻的挑战。12月以来全国20个主要城市成交量创新高，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再冲新高，地块成交价再度刷新记录，各地纷纷涌现“地王”。 土地财政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祸首，官方媒体也说，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12月27日在央视说：“今年一至三季度，我们土地出让金收收益是1.68万个亿，地方政府现在财政预算收入里面，全口径的、来自买地的钱，我估计得占到60%。”官媒《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说：有些地方政府简直是用先挖坑再填上的方法来制造GDP。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豪华公寓、宏伟的政府办公楼和高耸的摩天大厦。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表示，经过调研发现，在国家启动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抗击金融风暴的过程中，高达30%的投资项目失败。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对媒体说：“因为过去5年里面我们都能看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不是在向市场经济迈進，而是向计划回归，国家权力对资源的配置占据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从宏观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的话，不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隐患。”

2010年，尽管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不间断侵扰，前3个季度中国GDP累计增长仍达10.6%，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如何遏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循环难题。这是“中国模式”的困境。而且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中国各阶层群体已经具备了理性、参与和怀疑等“现代性格”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正面临诸多深度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为支撑的、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是无可质疑的，通过中央计划和指令加快发展，以牺牲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加快资本积累。但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兴起以及改革中形成的多阶层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在“物理时间”上中国已经与全球同步，在“历史时间”上仍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如果仍然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并且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让人民生活得幸福体面有尊严，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少一些政府主导，给市场多一点的时间和空间，这既会改善经济调控的效果，也会让民族主义的诉求得到公民更多的响应；如果仍然追求政府主导、干预市场，以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市场，那么纵使有效维稳，“中国模式”就难以为继，前景将非常惨淡。

回望2010年，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任务是紧缩，是控制经济过热、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管理通胀预期。虽然今年12月份左右中国政府才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调到“稳健”，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货币政策就已经不再“适度宽松”，而是“适度从紧”。特别是2010年1-5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10月至今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与此同时，2010年4月还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又贯穿全年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甚至不惜“限电停产”；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1月份又开始实施国务院“16条措施”等。然而，措施似乎很多，问题在于方式方法以及推出的时间节点是否合适，因为这决定着最终的效果。在2009年三季度CPI还是负增长时，中国政府就宣称要管理好通胀预期，却只是在“背后”通过窗口指导控制银行信贷，但2010年1月信贷还是出现了反弹。2月份又开始出现实际负利率的情况并延续至今，加剧通胀。

在1-5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空白期”，CPI也攀升至11月的5.1%，这导致10月份和12月份加息后，出现了连续加息的预期和压力，这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运行，从近期股市萎靡的走势中就反映了出来。此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做是一种“准行政手段”，由于会影响金融机构合理配置资金，很少为西方各国央行所采用。中国央行过度依赖于它，是害怕加息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银行运营压力，而加息的姗姗来迟恰恰是导致下半年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披着市场外衣的货币政策，都如此行政干预而且效果不彰的话，几乎完全依赖行政调控手段的房地产调控和节能减排的最终效果，就可想而知。其实，这正是“中国模式”困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即“扩张容易紧缩难”，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紧缩的胜利，那也将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如果能够相信市场的力量，一定会更温和更有效率，只不过习惯于掌控特权的政府及其官员，是不愿意放弃行政调控过程中权力寻租的。

在社会层面上，2010年“中国模式”也经历了深度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府信用和法治信用的缺失，导致市场竞争无序。谷歌退出中国、圣元奶粉早熟风波、山西假疫苗事件、PE式腐败以及360和QQ的桌面大战等，无不体现在政府主导而非法治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和司法的角色模糊，政府很难有效得到法治的约束。这直接导致政府建立的各种旨在保护市场的产权机制和竞争机制也失去了信用基础。政策的朝令夕改、监管的百疏一密、司法的法网柔情，既让市场无所适从，也让市场铤而走险。

在这种状况下，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只要能增加利润，无需过多考虑社会责任，无需过分忌惮法律法规。企业的这种逻辑，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我爸是李刚”的逻辑。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私营经济浪潮出生的年轻“富二代”，再加上一直存在的“官二代”，这种依赖家庭和血缘纽带横空出世并横行于世的两个群体，鲜活地映衬出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封建传统性而非现代性的社会。

当一个社会依靠权威和血缘分配财富，当一个社会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总是以过往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自居而忽视自身的起点合法性，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社会是封建传统的社会，与当代文明格格不入。

当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在艰难地、冲破官方重重阻力试图建立公民社会；承载这部分现代性特征的人群大都奉行着“我爸不是李刚”的逻辑，他们追求科学和理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具有保护财产权的独立意识、以及具有永远不满足的怀疑精神等等，他们身上的现代性色彩同富二代和官二代身上的传统性色彩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在宏观上也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和冲突。如果这种对立和冲突被激化，由于“我爸不是李刚”，再加上文化和宗教情怀的缺失，无奈以至绝望的他们，可能像富士康员工那样纵深一跳、可能拿起屠刀冲向幼儿园，可能在身上泼洒汽油纵身火海……；而他们中的坚强者，也可能以笔为刀枪挑战社会不公、可能制造所谓群体性事件逼宫政府……

尽管在此之前，这种对立和冲突也偶有所见，但在2010年可以说是集中呈现，特别是涉及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权的冲突，更是多以血泪收场。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为代价的，这期间有人失业，有人却暴富，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分化，也直接刺激了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和新技术的骤然兴起，让社交网络变得密集和快捷，从知音难觅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也让追求喧嚣和不稳定的公共表达，和追求沉默和稳定的政府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结束期间，中国经济理应再保持至少10年的高速增长，但如果增长是以剥夺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和生命权为代价，将动摇社会发展的根基，并最终迫害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不需要封建传统性社会中的点滴“让步政策”以达到形式上的稳定，需要现代性社会中的汪洋“进步政策”以达到温和的不稳定，温和的不稳定才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源泉。否则，通胀摧残下的2011年中国经济，将比2010年悲惨得多。

中国为实现高速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要子孙后代来承担。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与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结构失衡、过度依赖投资和贸易，都在威胁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和潜力。中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唯有强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贵官商勾结的联盟，2011年的中国，或许能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