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股东套现 交税:桑蘭沒有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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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蘭沒有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07 13:32:45
《新民周刊》第34期封面：桑蘭沒有瘋。
在種種榮譽背後，桑蘭的現實生活卻是如此困窘，連大小便都成為難事。每天她要導尿3次，需要事先準備好尿管、尿片、無菌手套、墊布，一次導尿要花半小時到1小時。大便3天一次，還要用開塞露、潤滑油。這種“台前”與“幕後”的巨大落差，貫穿了桑蘭受傷後的12年。
外界有些人認為，桑蘭打官司的起因是國家體育總局體操管理中心“拒絕蓋章”事件，實際上，桑蘭早在兩年前就有了打這場跨國官司的想法。
“2007年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從北大新聞與傳播專業畢業了，開始接觸社會。”桑蘭說，她開始獨立面對輪椅外的廣闊世界，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終生與輪椅相伴的原因。
當時，北京奧運會開幕在即，美國ESPN電視台邀請桑蘭去紐約錄制一檔節目，並詢問桑蘭：“你還有勇氣，再看一遍你當年意外受傷的錄像嗎？”“當然有啊！為什麼不看呢？我一直都想親眼看看受傷的全過程。”桑蘭堅定地說。當然，這對她來說是殘酷的，因為要看的是她自己人生中最後一次奔跑和跳越。然而，當桑蘭一行從北京飛到紐約，抵達電視台後，節目組負責人突然告訴桑蘭，他們無法提供這盤錄像帶。那位負責人解釋說，原本為節目組提供錄像帶的是一位當年親歷桑蘭受傷事件的外國教練，他在桑蘭抵達紐約的幾個小時後突然變卦，不願將這份寶貴的證據通過電視台公之於眾。
雖然沒有看到錄像，但桑蘭和經紀人黃健在那一刻堅定了要打官司的信念。在黃健看來，事發當時桑蘭只有17歲，在身受重傷又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她是無法百分之百地還原事實真相的，“但現在不同了，桑蘭已經29歲了，她對當年的一切都有了判斷，而且我們也掌握了一部分材料，可以證明那次事故確實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幹擾，而不是桑蘭主觀上的動作失誤”。黃健堅信，如果當時有一個在場的證人作證，或有一個視頻畫面，都能讓桑蘭得到應有的賠償。
桑蘭告訴記者：“對於一個從5歲開始練習跳馬的我，所有的動作都是定型的，一般都不會出現大的失誤，這是每個練過體操的人都明白的，而且友好運動會時，我的那個動作本身難度也不大。 ”桑蘭稱，她的動作變形是因為場上的幹擾直接導致我空中姿態猶豫，最後摔倒造成慘禍。“以前年齡太小什麼也不太懂，現在長大了，也應該為12年前那場事故討回一個說法了，現在如果訴訟，我將不會起訴這名教練。但主辦方對場地疏於管理以及秩序混亂是導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
兩年前從美國回來後，桑蘭感覺到事情有了轉機。她在美期間的監護人為她提供了四五箱12年前的資料，其中包括刊載桑蘭受傷事件報道的報紙和世界各地關心桑蘭的人寫來的信件等。
黃健告訴記者：“我不想分析這場官司的勝算，我始終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且法律的天平會傾向正義的一邊。”黃健透露，儘管缺少最具說服力的視頻證據，但近兩年來，黃健通過國際互聯網，尋找到了大量關於桑蘭受傷的英文材料，並將其翻譯成中文。更讓人欣慰的是，他們還找到了一張桑蘭跳馬時高空俯拍的照片，這些都將成為桑蘭打官司的有力證據。除物證外，他們還收集到桑蘭受傷時在場的中方及外方教練、友好運動會的工作人員、現場觀眾等近百名證人的書面證詞和音頻證言。“這些證據雖不如視頻證據那樣直觀，但也是非常關鍵的。在許多現場拍攝的照片中，我發現桑蘭在近百米助跑的過程中，始終有一個‘電老鼠’(攝像頭)在跟蹤拍攝，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渠道找到視頻證據。”黃健對此充滿信心。
8月底，負責桑蘭“維權”案的團隊已攜帶大量證據材料奔赴紐約，他們將在當地尋找合適的辦案律師，並已圈定了多名候選人。“我們完全按照桑蘭的意願來尋找律師，她的要求就是該律師必須有類似案例的受理經驗。”黃健告訴《新民周刊》，在美國，名氣大、經驗豐富的律師很多，但要從這些人中挑選適合辦理桑蘭案件的人，還需要一定時間。黃健表示，赴美的團隊已經開始拜訪有關律師，並與他們研究案件的細節，聽取多方意見。一旦確定律師人選，桑蘭“維權”案團隊將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向外界公布消息。
“小美”這條善解人意的狗為桑蘭帶來不少慰藉。
痛苦日積月累
記者在去北京採訪桑蘭之前，曾通過寧波市體育局與桑蘭的父親聯絡，可他的手機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
桑蘭對記者說：“拜托你們不要去打擾我的父母，不要再去刺激他們了，我真的很心痛。”提起父母，桑蘭很動情：“3年前我就讓父母回寧波老家了，不想讓他們一直在北京照顧我。這些年他們也蒼老了很多……”
對桑蘭的父桑史盛來說，他永遠都不會忘記12年前那一幕：1998年7月22日早晨6點，桑蘭浙江寧波的家中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體育總局的領導說：“桑蘭在訓練時出了點意外，請你們準備去美國！”桑史盛一下子蒙了。當晚6點，桑史盛和妻子陳秀鳳趕到了北京，他們急切地詢問情況，總局領導說：“放心吧，桑蘭當時昏迷，現在好了，沒問題了。”桑史盛將信將疑。用了兩天時間，護照、簽證辦下來後，桑史盛夫婦飛到了紐約。在納蘇醫療中心，桑史盛見到了整整兩年沒有見面的女兒。手術後的桑蘭睜開了眼睛，昔日健康活潑、青春飛揚的她蓋著白被，顯得那麼瘦弱無助。在走近女兒的那一刻，桑父還心存僥幸，認為女兒一定會康復的。隨後，醫院的主治醫生讓他去辦公室看CT片，告訴他：“桑蘭第六第七節頸椎錯位，伴隨完全性脊椎神經損傷，可能終身癱瘓……”，聽到醫生的話，桑史盛“撲通”一下跪在醫生面前，撕心裂肺地哀求道：“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兒，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能讓她在輪椅上坐一輩子啊！”醫生無奈地搖頭……
常言道：時間可衝淡一切。然而，12年的時間卻抹不掉桑蘭心中永遠的痛。桑蘭說：“這種痛，若不是親身經歷，是難以想象的。” 高位截癱毀滅的不是生命，而是健全、完整的生活狀態和無比美麗的人生夢想。人最痛苦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年複一年，一望無邊。
上海仁濟醫院醫學博士王堅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高位截癱”指的是中樞神經系統的脊髓損傷，而脊髓損傷就意味著損傷點以下的部位感覺、運動功能全部喪失，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礙，心律、血壓、出汗以及體溫調節功能失調、痙攣(肢體反射增強或僵硬)，神經痛，肌萎縮，骨質疏鬆和骨退化……上海中山醫院神經內科專家陳婕說，桑蘭不但雙腿不能動必須坐輪椅，連雙手也只保持了部分功能，比如系扣子這樣的日常小事，普通人一秒鐘就可以完成，像桑蘭這樣的截癱者3分鐘也未必能系上。
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桑蘭的手指關節蜷曲無法伸直，如果她想拿穩什麼東西，必須借助掌根。桑蘭在給《新民周刊》讀者題字時，用的是一支特殊的水筆。據了解，截癱者中比桑蘭更嚴重的患者必須使用呼吸機，比如已故超人扮演者克裡斯托弗.里夫。一些情況較輕的的患者雙手功能不受影響，但必須借助輪椅代步，而且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並發症。對截癱者來說，合理的導尿次數應該是一天6次。由於小便失禁，患者絕大多數都有腎病，這是由於截癱者不但感覺不到尿意，而且無法控制膀胱肌肉，不得不通過按壓等方法將尿液擠出。按壓的時候由於膀胱內壓力過高，很容易導致尿回流引發腎炎直至尿毒症……桑蘭在接受《新民周刊》數小時的採訪過程中，手臂上出現了紅斑“過敏”現象，桑蘭說：“我一憋尿就‘過敏’，提醒我要導尿了。”
這樣的艱難時日不是一天兩天，再堅強的人也可能崩潰。
去年9月，桑蘭“保姆門”事件一時成為焦點。起因是桑蘭在網上發表的一篇《什麼是家政服務》的博文，指責保姆工作不力，引發網友爭論。當時，桑蘭在經紀人的幫助下，用相機拍下了自己家中各個臟亂的角落：打印機蒙了一層灰，衛生間牆壁瓷磚上一片黑跡，抽油煙機周圍滿是黃黑的油垢，相框上灰塵滿盈一摸一個手印，隊友當年贈送的千紙鶴的繩子上也長了“千年的塵土、萬年的毛兒”……在這滿是灰塵與污垢的房屋里每天進行“無菌導尿”，居然“今天還活著”，還沒有尿路感染，感到“慶幸”的桑蘭對小保姆滿是無奈與心寒。一天清早，小保姆突稱父親病重，提著行李拂袖而去。
面對桑蘭的公開指責，小保姆杜春蘭顯得相當委屈，她專門上網找到了桑蘭那篇博客，看過後哭了兩次，“為什麼這麼說我？她博客里寫的那些東西讓我看了很難受。”博客中稱她“木訥得像可可西裡的枯枝”，還公布了她包括身份證號碼在內的許多個人信息。杜春蘭認為桑蘭的博客寫得很片面，“桑蘭跟普通人不同，很難照顧。我每天都睡不好覺，你想她一天要導三次尿，一次就是兩個多小時，三次下來就六個多小時了。她還養了三條狗，每天我還要去遛狗。我一個人根本就忙不過來……”杜春蘭說，在桑蘭家幹了兩個月，自己瘦了十幾斤。杜春蘭還說：“其實我跟桑蘭相處得還可以，她很喜歡吃我做的飯菜。我提出辭職時，她也沒說什麼。我搞不懂，她怎麼在網上說了我這麼多壞話。桑蘭在我們公司換了多個保姆，換得這麼勤，她怎麼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對的地方。”
黃健向記者展示桑蘭受傷前的英姿。
聊天中，記者了解到桑蘭其實只養了一條狗，而不是像保姆小杜所說的“三條”，導尿時間一般都是一個小時而不是“兩個小時”。去年那起“保姆門”事件桑蘭也挺心煩，不過現在她平靜地說：“事情都過去了這麼長時間，何必還去糾纏呢，也沒有意思。”她說當時那麼生氣並不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而是因為保姆這一行業很不規範，服務沒有保障，工作人員缺乏職業素養，為此桑蘭還專門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情景劇，來揭示這一較為普遍的社會問題。
當年桑蘭受傷後從美國回來，正式從國家體操隊退役，到中國康復中心繼續接受康復治療，為此，中心特意為她安排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住房。此時的桑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坐著輪椅都無法靠近洗臉池，無法拿吃飯的筷子，無法穿衣，為此，桑史盛夫婦雙雙辭去工作，舉家遷往北京，做女兒的全職守護神。桑史盛夫婦不知不覺在女兒身邊守護了十餘年。常年超負荷的勞作，讓桑史盛過早地衰老了。他才50來歲，頭髮已經花白，還落下了腰酸腿疼的毛病。
3年前，在京照顧了她近10年的父母回了寧波，孝順的桑蘭不讓父母在自己身邊照顧她，就是想告訴家人，想讓父母放心，她雖然殘疾，但並不是個廢人，她能夠自立。然而，如果桑蘭只是靠現有的工資，她的生活根本就沒有保障。當年，國家體育總局和浙江省體育局一次性各付了20萬元補償金之後，桑蘭算是與國家體操隊脫離了關係，再也沒有經濟和醫療保障。目前桑蘭的全部固定收入，是浙江省體育局給的1600元工資和600元保姆費，共計2200元，這筆錢如今在北京都請不到一名特護人員。醫保所承擔的看病費用不能完全滿足目前桑蘭的需要，桑蘭的美國主治醫生希望她每天都做康復訓練，但每月康復訓練的費用就需要3000元左右。
現在桑蘭每月支付保姆費2700元，比去年漲了100元，加上其他必需的生活費，總數至少要5000元，這都要靠桑蘭額外工作才能掙出來。目前桑蘭通過寫書、拍電視劇、擔任主持人、拍廣告等一系列工作，可以達到一個相當於白領的小康生活水準，以後如果能與相愛多年的男友兼經紀人黃健結婚，那麼她的生活應該沒有後顧之憂。可是，在桑蘭看來，她堅持打這場官司，所代表的並不僅僅是她自己，而是許許多多像她這樣的殘疾運動員。
兩周前，桑蘭在網上連發19條微博(http://t.sina.com.cn)，直指國家體操隊在她受傷後的12年里對其不聞不問。一些領導甚至對她正常的採訪活動進行了幹擾。而造成她今日“完全性脊髓損傷”行動不便的那場“事故”，桑蘭特別聲明並非“意外”，而是“事故”。時隔12年她要打的這場跨國官司，是要求友好運動會組委會承擔當年組織混亂的責任，賠償她的損失。桑蘭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國青聯第十一屆委員會將推薦表遞到體育總局，要求單位蓋章，機關黨委打到體操中心，得到的回覆是 ‘桑蘭和我們沒關係’。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涼了一半，雖然我的人事關係在浙江，但就這一句話，我的心很寒。”
於是，桑蘭翻起了12年的舊賬，歷數國家體操隊和體育總局體操中心對她的冷淡和回避。黃健插話說，現在體操隊某知名教練“看到桑蘭就躲”。桑蘭渴望尊重、渴望關注，她說：“從我受傷到現在沒有過再次踏進場館的經歷。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每年的體操隊春晚都沒人邀請我。前些年王鈞副局長來家看望我，要求體操隊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春晚，我這才有幸回了一趟體操隊。”
對於桑蘭在網上發微博的“反常行為”，國家體操中心並沒有正面回應，體操隊領隊張佩文說：“沒有聽說這件事情，現在不方便說什麼。”儘管居住在北京，桑蘭本人的關係目前在浙江省體操中心。浙江省體操中心的一位負責人表示，“桑蘭回杭州的時候我們也經常見面，前不久她在杭州和癱瘓的排球運動員湯淼碰頭的時候，看上去心情還蠻好，我們也很意外看到她在微博上寫這些。”
桑蘭的經紀人黃健則表示，“不管怎麼樣，桑蘭是代表國家體操隊比賽時受傷的，當時情況到底怎麼樣，我想體操中心肯定是清楚的。在我看來，現在這個情況，是很多事情多年來日積月累導致的結果。”
運動員維權或許已是老生常談，桑蘭的遭遇卻讓人們再次將目光投向諸多退役後的傷殘運動員。近年來，桑蘭作為“奧運之星保障基金”的發起人，為了讓更多曾做出突出貢獻的傷殘運動員有個更好的歸宿，加入到了保障基金的籌建工作中。已近而立之年的她下定決心“打官司”，既是為自己的明天，也是為中國傷殘運動員的明天討說法。
桑蘭贏面有多大
桑蘭的官司的關鍵是取證，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桑蘭能夠贏得這場官司，那麼她不僅會為自己討回公道，而且還必將獲得一筆數額巨大的賠償。
撰稿/朱 彥
外界對桑蘭“討說法”褒貶不一，圍繞整個事件的幾大焦點問題值得深思。在某網站一項調查中，有76%的網友認為，此舉是中國體育界維權意識的進步，桑蘭有權為自己申訴。
為什麼這個官司遲了12年
【焦點問題】國內媒體對於桑蘭這起跨國官司的焦點，集中在“訴訟時效”上。桑蘭強調，之所以時隔12年後再提舊事，是因為當年一些外界因素不允許她“尋求說法”，暗指有領導示意息事寧人。
【專家說法】“在舉國體制的大環境下，長期以來，我國體育界都有‘個人服從組織’的意識，一方面，這確實有利於維護大局。與此同時，也使得多數運動員都抱有‘個人吃點虧就算了’的想法。”這或許也是當時桑蘭只字未提，隔了12年後又站出來打官司的原因。
南京體院專家王正倫認為，12年後桑蘭主動站出來討說法，與其說是整個體育界維權意識的提升，不如說是整個國家更注重對人權的保護，“桑蘭維權，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個案。”
國家隊與桑蘭到底有無關係
【焦點問題】桑蘭在其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國青聯第十一屆委員會將推薦表遞到體育總局，要求單位蓋章。機關黨委打到體操中心，得到的回覆是‘桑蘭和我們沒關係’。”
【專家說法】桑蘭和國家隊到底有沒有關係？有專家分析說：“我們的國家隊不屬於常設機構，按說國家隊與隊員之間的關係，應屬於聘用勞務關係，隊員從地方隊調到國家隊，雙方應有明確的協議。比如，美國‘夢之隊’要從NBA某俱樂部調人，必須有相關的契約，其中包括對運動員的權益保障。”但無論是12年前還是如今，國家隊都是一紙調令就把運動員要走了，不會簽訂任何契約。而運動員在國家隊訓練或代表國家比賽期間，他們的各種關係還在地方隊，工資也在地方拿，國家隊只給訓練津貼。於是，這就造成了桑蘭以國家隊隊員的身份發生意外後，沒有明確說法，也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來幫助她維權。而桑蘭事件之後，我國運動員雖然都有了意外保險，無論代表國家隊或地方隊參賽，這方面有了相應保障，但在運動員自身權益保障方面，仍存在責權不清晰等問題。
缺乏相應法律依據，往往投訴無門
【焦點問題】12年前在美國出事後，桑蘭得到一份美國方面的醫療和意外合併險。此次她投訴也直指美國友好運動會組委會。有人稱，當時國家隊帶著未滿18歲的桑蘭參加商業比賽，卻未幫她辦理任何保險，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桑蘭無法就此將國家隊告上法庭，因為缺乏相關法律依據。
【專家說法】在西方發達國家，運動員維權意識很強，他們國家相關法律也非常成熟。在我國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們卻很平常。比如，曾有一名澳大利亞自行車運動員為自己無緣亞運會將主教練告上法庭，主教練認為，另一名年輕選手比這名曾經的亞運會亞軍更有潛力，但法庭最終卻以《公平競爭法》判主教練敗訴，並責成進行選拔賽。最終，老運動員取得亞運會參賽資格。
我們國家現行《體育法》沒有相關實質性條款。這也是為何足球界出那麼多事，卻苦於“無法可依”。要保證運動員權益，當務之急就是將體育納入法律軌道，制定出實施細則。另據上海著名律師莊正權分析，桑蘭的官司的關鍵是取證，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桑蘭能夠贏得這場官司，那麼她不僅會為自己討回公道，而且還必將獲得一筆數額巨大的賠償。 對話桑蘭：我不怕受傷，但懼怕死亡
“當急救人員把我推上救護車的時候，我曾執意要繼續比賽，不就是一個動作嘛，我拼了，等比賽結束再去治療。但是那一刻我們教練哭了，摟著我的頭，哽咽著說‘桑蘭乖’。”
記者/張 偉
如果遠離體操，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
桑蘭很小就進了寧波市少體校。體操曾是她追逐的夢想，帶給她的是意外受傷這個最殘酷的結局。8月22日，桑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不怕受傷，但懼怕死亡。”
《新民周刊》：你為什麼會選擇體操這條路呢？
桑蘭：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機會。當時我只有5歲，還在上幼兒園，寧波市少體校的教練來選苗子，我就這樣被選進去了。
《新民周刊》：為什麼選你，而不是別的小朋友？
桑蘭：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很調皮吧。記得那時候家里有個靠著牆壁的沙發，我經常一下子倒立上去，我倒立的腳印，把我家的牆壁都弄黑了。除了調皮外，教練還看我的身材、腿、胳膊，覺得適合練體操，就把我選進去了。
《新民周刊》：把你選去練體操，你自己喜歡嗎？
桑蘭：剛練的時候，也沒什麼概念，只是覺得好玩，因為少體校里什麼都有，還有各種球類運動，能玩各種遊戲。
《新民周刊》：你父母同意讓你進少體校嗎？
桑蘭：不同意，尤其是我爸爸當時的態度很堅決，他們認為練體操太苦了，不舍得讓我去。再說了，練體育多少人，成為世界冠軍的有多少呢？可是，後來我還是去了，一方面是因為自己貪玩吧，另一方面好像是誰給父母做了思想工作吧。當時寧波已經有了一個著名的體操世界冠軍楊波，在她的影響下那時練體操的孩子還真挺多的。
《新民周刊》：所以你和其他少體校的小朋友一樣，就是希望長大後能像楊波那樣成為世界冠軍？
桑蘭：一個5歲的小孩子懂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天，教練讓我們站成一排，大聲地說：我們要當世界冠軍！
《新民周刊》：如果說剛開始練體操是好奇，可是過段時間你肯定會覺得特別苦，特別枯燥，有沒有想過要當逃兵？
桑蘭：說實話我打過退堂鼓，我那會兒想不練，但是有一份驕傲，還背負著父母和教練的期望。還有一點，從當時的情況看，我在同伴中算是比較好的吧，進省隊的希望比較大。教練也一直鼓勵我，經常跟別的隊員說桑蘭訓練很努力，訓練作風也特別好，如果說我一下子說不練了，教練會怎麼評價我呢？
《新民周刊》：你覺得中國體操的訓練方式怎麼樣？
桑蘭：很殘酷，怎麼會不殘酷呢？每天我們都練趴下了，有的隊員一邊練一邊哭，可是我沒有哭。有一次我覺得左手臂非常疼，我還是堅持在練，後來實在是練不下去了，去醫院一檢查，原來是骨折了。
《新民周刊》：你很快脫穎而出，進了省隊、國家隊，先後拿到了城運會冠軍、八運會冠軍。正要在世界大賽上大展身手，意外發生了。還記得受傷前現場的訓練情況嗎？
桑蘭：當然記得，當時各參賽隊員都在那里進行緊張的賽前訓練，跳馬只有一個器械，有很多人都想去做。比如，俄羅斯隊、羅馬尼亞隊、美國隊，很多國家的運動員都在那邊，有的人還插隊，都想多活動一點，比賽時有好的發揮，我也是在想，快一點，快一點去做這個動作，這樣能把時間給節約下來。當時做的那個動作難度還可以，但是對於我來說完成那個動作太熟練、太有把握了。因為跳馬向來都是我的最強項，我太能確定自己能夠做成什麼樣。
《新民周刊》：可是意外還是突然發生了。
桑蘭：很多人都在說我失手了，是自己動作失誤了，其實真實情況不是那樣的。當時，我跑得相當快，踩板後突然間發現有一個人，就在這個鞍馬下面的墊子旁，他要撤走墊子。當時我還記得，身體已經在空中，我們教練還在說，別猶豫，翻過去……當時，我是又想完成這個動作，又有很大顧慮，你想想在空中就是那麼一刹那時間，在我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重重地頭朝下摔下來了。
《新民周刊》：當時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
桑蘭：摔下去的一瞬間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就感覺頸椎特別疼，從來沒有那麼疼過。而且還喘不上氣，有點窒息的感覺。但是我第一句話說的不是疼，而是跟我們教練說都是那個人撤墊子。都是他，都是他。當時我哭了，其實不是疼哭的而是氣哭的。直到現在我更加確信，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出現，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新民周刊》：那個時候你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生命危險，也沒有想到自己以後終生與輪椅相伴？
桑蘭：是的。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那些，不過也想到了傷得可能很嚴重，因為我自己覺得喘不上氣，所以有一種不好的預感。記得在受傷前，我還跟教練說，特別珍惜那次機會，因為那一次我如果進前三的話，參加第二年的天津世錦賽的希望非常大，而且一旦參加我拿世界冠軍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當急救人員把我推上救護車的時候，我曾執意要繼續比賽，不就是一個動作嘛，我拼了，等比賽結束再去治療。但是那一刻我們教練哭了，摟著我的頭，哽咽著說‘桑蘭乖’。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感覺到自己可能傷得非常嚴重。
《新民周刊》：每次回想起這些，心情是不是非常沉重？
桑蘭：的確是這樣的，我很不甘心。如果那屆運動會組織有序的話，就不會出現撤墊子的事情，因此也就不可能發生這個悲劇。所以在我逐漸長大、思想成熟後，決定要打這個官司，為自己的終身傷殘討回一個公道。
《新民周刊》：有人曾把你比作是“21世紀的張海迪”。作為殘疾人，張海迪當年有過輕生自殺的念頭。你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內心掙扎呢？
桑蘭：不，我沒有產生過自殺的念頭。自殺是需要勇氣的，在我看來，如果有勇氣自殺的話，還不如有勇氣面對生命的不幸、生存的艱難。生命是寶貴的，我不怕受傷，但我懼怕死亡，所以無論怎麼樣，我都要勇敢地活下去。記得當年在病房里醒來時，當我睜開眼睛，看到周圍的環境，房間、人、鮮花等所有的事物，聽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我什麼都看到了，也聽到了，我告訴自己我還在這地球上，那一刻，我覺得我要活下去。我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但是我知道一點，就是我要面對現實。我知道會很苦，但是我不得不去面對。我就是這樣想，也是這樣一直鼓勵著自己…… 採訪中證實桑蘭已收獲愛情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心里永遠有個你
像天使一樣美麗的桑蘭，如今已經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記者/張 偉
桑蘭在博客中無意間提到了自己的“BF”(男友的英文縮寫)，《新民周刊》記者在聯繫採訪桑蘭時多次和桑蘭的經紀人黃健通話，隱隱覺得桑蘭的男友就是黃健。到了北京，見到了桑蘭和黃健，我們在採訪中終於證實，他們正是一對戀人，而且他們的愛情是如此甜蜜……
“輪椅天使”的白馬王子
8月22日晚9時許，黃健如約開車來到記者下榻的酒店，接我和潘文龍去他的家中採訪。車上坐著桑蘭。此前曾經多次採訪過桑蘭，可是如今當我們再次見到這位“輪椅公主”時，還是被她純真的微笑感動了。
黃健的這輛中型臥車，是一家汽車製造廠為桑蘭特製的，上面放著桑蘭的輪椅。聽說我們來自上海，桑蘭和我們說起了寧波腔的上海話，她開心地告訴記者：“下午和黃健一起去北京靈山玩，在農場里帶回了好多剛摘下來的瓜果蔬菜。”看得出來，桑蘭非常熱愛生活，與她聊天，你不由就會被她那種樂觀的情緒所感染。桑蘭說，她愛跟朋友聊天，一聊就聊上幾個小時，喜歡跟朋友去KTV唱歌。她愛逛街，還會用手背關節發手機短信，打手機遊戲。她還告訴記者，真想去上海看看世博會，可惜太忙了。
不一會，汽車在楓漣山莊一幢樓前停下，三樓的一個單元就是黃健的家。打開車門，黃健把桑蘭抱到了輪椅上，推著輪椅，我們一起走進了電梯。
剛進家門，一條金毛巡回獵犬撲到了桑蘭的面前，圍著桑蘭和她親熱。黃健說：“這條狗叫‘小美’，每天等著桑蘭回來，桑蘭不睡它也不睡，桑蘭不起床，它就不吃飯。”小美不時跑過來與她嬉戲一番，一會兒握握她的手，一會兒又把兩個爪子搭到她的膝蓋上，桑蘭用手撫摸著小美的頭笑著說：“它能聽懂我的話，我希望能把它培訓成助殘犬，如果有一天，小美能幫我開冰箱門，那該多好啊。”
黃健給桑蘭換了件上衣，又給大家倒了水。燈光下，忙了一天的桑蘭臉色略顯蒼白，因為要拍照，保姆阿姨遞過化妝盒，黃健接過化妝盒，在桑蘭的臉上塗起了胭脂，又幫她抹了口紅，桑蘭的臉龐頓時紅潤起來。
目睹這一幕，記者的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像天使一樣美麗的桑蘭，如今已經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3年前有人曾問過桑蘭：有沒有找到白馬王子？那時桑蘭曾經感慨地說：“我希望和所有人一樣，能夠找到一個真心相愛的人，但我又感覺很無奈，有時甚至很灰心。對任何人來說，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父母不可能照顧你一輩子，我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享受天倫之樂，帶著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狗，生活得很幸福。可我這個樣子，誰願意接受我呢？”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愛情的種子已經在她的心中萌發，那是她與黃健在一起合作的第七個年頭。作為桑蘭的經紀人，這些年黃健耳濡目染，親眼見證了這位“輪椅天使”的美麗，同時也被她特有的堅強，深深地感動和征服。
很多人都是通過桑蘭才認識黃健這位帥氣、陽光的小夥子。《新民周刊》記者了解到，黃健也曾是一名專業運動員，他6歲開始練擊劍，在人大附中上中學時入選北京市擊劍運動隊，他的恩師正是中國第一代劍客文國剛的弟子，中國擊劍名將葉衝是他的師兄。黃健中等身材，瘦削而幹練，他告訴記者：“其實我和桑蘭一樣，都是南方人，小時候隨父母一起從福建到了北京。1997年我正式從北京隊退役，後來我通過考試成了一名職業經紀人。在一次朋友的聚會上，我認識了桑蘭，並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前夕成為了桑蘭的經紀人。”
一晃10年過去了。10年里，他一直陪伴著桑蘭，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操辦。“桑蘭是個大孩子，我以前是個急性子，現在脾氣也被磨沒了。”照顧一位身體不便的明星，黃健的工作勞累又複雜。以前他自己開著一輛捷達車，帶著桑蘭拍攝廣告片，接受採訪，參加各種會議，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忙得不亦樂乎。
在黃健眼里，桑蘭比很多肢體健康的人活得更充實，更有價值，尤其是她的精神讓人無比敬佩。“桑蘭可以整整兩個小時，一動不動坐在那里為自己化妝。她要讓人看到她漂亮的一面，每次出門都要漂漂亮亮。她非常好強，化妝不願意別人來幫忙。她的手指不靈活，在塗口紅時很吃力，明明保姆在旁邊，讓保姆擰一下就可以，她愣是自己用牙咬開，一次一次，口紅上全是她的牙印。”黃健贊嘆，“後來我給她請了化妝師，我也學會了化妝，平時由我和化妝師幫她化妝。我們都當過運動員，但像桑蘭這樣的運動員，是很少見的，她的意志品質太頑強了。再舉個例子，桑蘭到北大讀書，她的手那麼不方便，可看了她抄的筆記，我都不敢相信，厚厚的一本又一本，那麼小的字，工工整整，一絲不苟。我問她‘這是你寫的嗎？’她覺得很奇怪‘當然啦！’她就是這樣硬把學位‘攻克’下來的。”
在桑蘭眼里，黃健則早已經成為她心中、生活里最重要的朋友。“太感謝他了，尤其是在爸爸媽媽離開北京後，完全是他在照顧我。”桑蘭似乎刻意回避用“男友”這個稱謂，談及愛情這個話題時，自始至終她都顯得低調而謹慎。
相反倒是黃健很看得開，他告訴《新民周刊》：“在國外，我看到很多傷殘人士和身體健全人士的結合，他們之間的那種情感和愛意，太震撼人心、太讓人羨慕了。事實證明，這樣的婚姻一樣幸福……”
無論順境逆境，只要用心靈和情感體驗人生的酸甜苦辣，那就是一種幸福。黃健和桑蘭之間，即便是在危機來臨時，真摯的感情也不曾黯然失色。到底是什麼成就了他們？
誰也離不開誰
在黃健的家里，忙了一天的桑蘭好像沒有一點疲憊，她熱情地對我們說：“想問什麼儘管問，我們隨便聊。我知道當記者不容易，因為我也是記者，所以我更要配合你們的工作……”
一個多月前，桑蘭首次向外界“洩露”自己已有男友的秘密。當時，她在博客中寫道：“今天是我受傷12周年的日子，12年前我因賽場意外事故(從今天起正式啟用這個詞)在紐約受傷，那一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今天BF幫我做好了長壽面，我也上來冒個泡紀念一下。另外，書稿修改得很順利，我也回頭讀了很多遍，回味！日子過得很快……12年了……我也長大、成熟了許多。”桑蘭提到的“意外事故”，本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回憶，但因為出現了“BF”，她的字里行間又有了一絲甜蜜。
看到這個微博(http://t.sina.com.cn)後，不少網友都留言祝福桑蘭。“自從你受傷之後一直很關注你！有男朋友啦？恭喜祝福”，“祝你和你的BF一起幸福到老”，“看到BF兩個字出現，很為桑蘭開心”，“你那麼懂事，值得別人疼愛，有心的人都會祝福你們”……
導演陸川也留言說：“有次聚會碰到她和她BF， 非常陽光的一個帥哥，一路細心地呵護她，我們都覺得他很偉大。”還有網友猜測起桑蘭男友的身份，“是不是在美國照顧她的那家人的男孩”。
桑蘭過去跟澳門歌手黃偉麟有過緋聞，但被她堅決否認了。北京奧運會後，她和經紀人黃健在香港迪斯尼游玩的照片被曝光，很多人猜測黃先生就是她的男友。不過那時的黃健出於保護桑蘭的考慮，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我跟她的照片很早就傳出來了，我跟桑蘭走得很近，所以有人會誤會。桑蘭的異性朋友很多，昨晚我還陪她去見了一個杭州的異性朋友。其實，桑蘭的女性朋友不多，她跟男性朋友的話題還多些。”黃健還透露，桑蘭目前推掉了很多活動，專心在家寫自傳《勇不屈服》。因為身體原因，她只能口述，別人記錄，然後再由她修改。“如果順利的話，這本書將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版，桑蘭現在所有的精力都在這上面。
這一次，《新民周刊》記者在採訪中終於證實，陸川所說的“BF”正是桑蘭的經紀人黃健。剛過而立之年的黃健與桑蘭朝夕相處這些年，他們彼此信任，相互鼓勵，無話不談。幾年前，桑蘭在北京望京站附近的季景沁園買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兩間朝南的臥室陽光充足，一間帶著套內衛生，而室內裝修都是黃健幫她搞的“無障礙設計”，所有的門都比一般的寬，去掉了不必要的門檻，所有的開關都安裝得比常規要低，桑蘭坐在輪椅上都能夠得著。整個設計從桑蘭的生活出發，每一個細節都方便她的起居，令她獨立生活的願望成為現實。
或許是因為經紀人的職業，黃健具有敏銳的商業頭腦，據說桑蘭在幾年前買下的這套房子正是黃健的建議，那時房價只有幾千元一平方米，幾年過後隨著北京房價直線上升，如今房價已高達每平方米2萬多元了。
在桑蘭無意間透露出自己有“BF”時，不少網友善意地提醒她：“一定要認清BF的真面目，看他是愛你還是愛錢。”為此，桑蘭苦笑不已。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己並沒有很多錢，另一方面是因為黃健比她更有錢。打個比喻，桑蘭算是普通白領的話，那麼黃健至少是“超級金領”。
桑蘭說：“1998年在美國舉辦的友好運動會上，我意外受傷。這個運動會的保險是1000萬美元。很多人以為，這1000萬美元全給了我個人，我又有錢又有名，生活沒有任何憂愁。事實上不是這樣的。那1000萬美元沒有落入我的口袋，它們只能用在和我的脊髓損傷有關的治療、康復上，要是得了肺炎，因為跟脊髓損傷無關，我就不能動用這些錢。這個保險對我在國內的治療、康復是不出錢的，只有我在美國時才付賬，而且來回路費全要我自己解決。1000萬美元直接給我？保險公司要是這麼慷慨，那還不早就破產了。”
在沒有搬進新居前，桑蘭一直租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000多元。她買房子的錢是最近幾年為電視台和網站打工的收入。黃健也證實，桑蘭的錢並不多。當年桑蘭受傷後，當地華人為她捐了10多萬美元，這筆錢此前一直存在紐約，產生的利息為桑蘭提供生活補助，直到北京奧運會後這筆錢轉入桑蘭北京的戶頭，但是擔心今後自己的身體會出現什麼狀況，桑蘭一直沒有動用。至於收入，除了她在浙江省體操隊的固定工資，另外就是靠擔任記者、主持人、寫書……每月收入大約有萬餘元。作為公眾人物的桑蘭也參加一些活動，不過大多數是公益活動，報酬比較少，有的根本沒有報酬。
相比之下，黃健經濟實力更強，早在10年前，黃健就曾在深圳買下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除了房價翻了幾番外，這套房子每月租金就能收入1.5萬元，此外黃健還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擁有一套房子，家族還留給他一套四合院，保守估計黃健的資產已經數千萬元了。可見，黃健與桑蘭在一起，與錢沒有關係，兩人都是運動員出身，更多的是愛慕和情感，為此我也不也難理解陸川為何要用“偉大”來形容黃健了。
談起自己的經紀人、也是自己的心上人黃健，桑蘭告訴《新民周刊》：“我們現在是誰也離不開誰了，他說的話完全能代表我。”現在桑蘭已經搬到黃健家來住了，聽說桑蘭來了，黃健所在的楓漣山莊小區物業特意把草坪里里外外修剪了一遍，因為有黃健陪伴，桑蘭真的很幸福。黃健還讓記者在他的書房兼工作室參觀他拍的許多照片，黃健的攝影具有專業水準，是桑蘭受傷後在各種場合的真實記錄。談話中記者了解到，現在桑蘭新書《勇不屈服》的出版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還要參加全國青聯大會，可謂忙得不可開交，有時候一天只能睡上3個小時，可是桑蘭卻很開心，她說：“很多事你覺得目標很遙遠，可你努力做了，回過頭來就會發現，自己已經邁出很大一步了。奇跡，或許就是這樣產生的！”
採訪結束前，我請桑蘭給《新民周刊》的讀者寫一句話，桑蘭愉快地答應了，黃健找來了紙和筆，桑蘭一筆一畫地寫下了：“新民周刊讀者大家好，我是桑蘭，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還不忘簽下自己的名字，她習慣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一只飛舞的蝴蝶。當桑蘭坐得時間稍長，需要導尿時，黃健又輕輕地把桑蘭抱了起來，桑蘭緊緊摟著黃健的脖子，眼里閃爍著信任和幸福的光芒。
讓我們為他們祝福。 傷殘運動員生存調查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傷殘運動員生存調查
“老天給我開了個玩笑，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奇跡會出現。”
撰稿/晨 曦
除了桑蘭，中國體壇還有很多傷殘運動員，比如排球運動員湯淼、足球運動員曲樂恒、體操運動員董芳霄……他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圖景？
湯淼：從未放棄希望
兩個月前，正在杭州進行康復治療的湯淼在父親和妻子的陪伴下，參加了“心中的守望——湯淼康復專項基金慈善愛心行動”。劉翔來了，郎平來了，陶璐娜來了，占旭剛來了……他們或獻出自己心愛的戰靴、戰袍，或為拍賣擔任助拍嘉賓，所有的義舉匯成一句話：“湯淼，加油！”近百名社會各界人士熱心投入了此次慈善競拍，最終，14件珍貴的拍品共為湯淼康復專項基金籌得善款220.7萬元，所有善款將用於湯淼和其他退役及傷殘運動員的康復醫療。
當時，來到現場的湯淼心里充滿了感激：“我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我又是幸運的。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顧和治療，我深深地感謝大家。”一直陪伴湯淼左右的湯淼的妻子周蘇紅含著熱淚，幾度哽咽：“我們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回報大家對我們家的關懷和幫助。我和湯淼能做的就是把愛心延續下去，去幫助更多的人。我們始終堅信：有愛就有希望。”
經過近3年的艱苦康復，湯淼從臥床不起到可以坐輪椅，並能推輪椅走，從不能說話到能夠與別人順利交流，爸爸湯和平說，學會這些太不容易了，能恢復到這個程度已相當滿意。說起康復訓練的安排，一直陪伴在兒子身邊的湯和平好似半個專家一樣如數家珍。當年，經過上海長征醫院、瑞金醫院的精心救治，九死一生的湯淼能自主呼吸了，雙臂也能自如抬起。在北京博愛醫院的1年零4個月，他進入真正的康復步驟，康復專家劉建華說，所有的康復訓練，都是為提高湯淼的生活質量和自理能力。
湯爸爸說，湯淼每天的訓練時間基本固定，早上起來做PT訓練，即下肢鍛煉。腰上綁起腰帶，坐在輪椅上，包括坐起、站力床、站櫃等手段。下午訓練課練OT，主要是上肢訓練，練握力，練精細動作，包括右手指的被動活動。這一方面防止肌肉萎縮，一方面利於肌肉力量的加強，及某些部位知覺的恢復。這些簡單動作是在康復師的幫助下進行的，當運動員的湯淼知道，兩天不練就會倒退。他的手抬一下都要付出吃奶的力氣。終於，左手腕可以轉動了，時不時還會用手擦擦臉。現在左手很靈活，能握住直徑在3厘米以上的東西，自己吃飯、梳頭基本沒問題。
據說現在的湯淼還常會在病房里，為周蘇紅念自己博客里那首《關上門卻開了窗》的詩：望著窗外的月空，還有沒有我的閃亮，我是否還依然是群星中的那一顆。有過多少次，留下的眼淚，被眼中浮現的你的手輕輕擦去。清晨第一道陽光，溫暖著我的心，深深呼吸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無邊的藍天，美麗的雲彩，怎麼舍得離開這世界，怎麼舍得離開你。你關上門卻開了窗，老天給我開了個玩笑，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奇跡會出現。你關上門卻開了窗，命運捉弄真讓人無奈，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我會重新站起來……
曲樂恒：十年司法路漫漫
10年前，曲樂恒在沈陽發生車禍，自此從球員變成了殘疾人，開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曲樂恒的家原在沈陽市大東區春輝家園，住在六樓，上下樓極不方便。兩年前，曲樂恒的父親曲明書用張玉寧的賠償款給曲樂恒在春輝家園附近買了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有了電梯，曲樂恒上下方便了許多。這是一幢獨立小樓盤，保安告訴記者，很少看到曲樂恒下樓。他不能一個人獨自出門，因為出電梯後有個小坡，需別人幫他扶著輪椅。每次出門，都是曲明書扶著他下樓透透氣。曲母也已66歲了，體質較弱，照顧曲樂恒力不從心。
曲樂恒的新家完全複制了原來家里的陳設，甚至客廳還掛著他當年踢球的照片。不久前記者與曲樂恒聊起那場車禍。對於這個話題，曲樂恒顯得很豁達，“沒啥不能說的，出事之後就開始治療，然後就是打官司。我這10年幾乎就是在打官司和治療康復中度過的。”由於積極配合治療，曲樂恒現在的身體狀況已經很穩定了，讓他年邁的父母省心不少。
“我這10年，幹得最多的就是打官司。我來數數都打了什麼官司了。”說著，曲樂恒開始扳著手指數了起來，“先是(對張玉寧的)刑事自訴，然後是(對張玉寧的)民事訴訟，之後邊峰還告我一個名譽侵權，最後就是對我的工傷的認定，一共四個吧。這些官司從2000年出事的時候就開始打，一直到去年工傷認定結果出來，占據了我這10年的大部分時間。”目前，前三個官司都已經了結，只有曲樂恒申請的工傷認定還沒有進入執行階段，“官司我已經贏了，我的受傷肯定是工傷，不過現在遼足還是沒有賠償我。”說到這些的時候，曲樂恒也指出了當前中國足球市場的尷尬，“我那時候是足球市場比較好的時候，當年我在遼足的工資是一個月2.1萬，隨便叫上一個隊員都是好幾百萬的身價。現在我去找遼足，他們還抱怨說，市場已經大不如前，‘三四萬往外賣一個隊員都賣不出去！’”
目前，曲樂恒每天在家里的主要娛樂是看電視。大姐曲敏在證券公司上班，她鼓勵曲樂恒多學學證券方面的理財知識。曲樂恒還喜歡看帝王類的書籍，已經能講述中國一百多位帝王的歷史。曲敏曾經感慨地說： “如果曲樂恒不出事，他有能力養活我們全家，但現在，是全家人養他。儘管張玉寧賠了一些錢，但坐吃山空啊。”
曲明書和老伴都是工廠的退休工人。他已71歲，身體也不好，每天擔心的是自己百年之後，誰來照顧曲樂恒。
董芳霄：“年齡門”之外的傷
幾個月前，“年齡門”事件爆發：在2000年悉尼奧運上，14歲的董芳霄虛報年齡參賽，違背該項目16歲的最低年齡限制和奧林匹克精神，被取消悉尼奧運會銅牌，成為中國體育史上第一枚被收回的奧運獎牌。
今年只有24歲的董芳霄是前中國女子體操隊主力隊員，悉尼奧運會體操女子團體季軍成員，2001年東亞運動會體操項目女團、個人全能、跳馬、平衡木與自由體操5面金牌得主。曾被人譽為“體操靈鹿”。在悉尼奧運會後卻得了一種怪病，先是左側胯部疼痛，隨後被檢查出左側股骨頭出現扁平和塌陷症狀，情況已經十分嚴重，甚至有癱瘓的危險。當時，治療股骨頭方面的專家稱，只有手術治療才能根治，但手術過程中病人會非常痛苦，而且成功的概率也不會超過50%，可是不做手術又沒有辦法。
幸運的是，董芳霄股骨頭手術成功。直到今天，她的家人說起這件事還是後怕。據體育醫學專家透露，專業體操運動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傷病，在當時那一批運動員中，除了董芳霄外，白春月和彭莎也患有那樣的傷病，她們成績相比差一些，因此無人問津。▲
傷殘運動員社會保障存在欠缺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傷殘無助，體制之憋
當今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舉國體制的“後遺症”。體制不變，憋屈難除。
記者/張 偉
桑蘭燦爛笑容的背後，是不為人知的痛苦、糾結，和太多的不解和委屈。當年，馳騁賽場上的她曾是金牌選手、世界冠軍接班人，然而在她倒下之後，在輪騎上的12年時間里，一些她曾經依靠的單位領導，從來沒去看望過她一次，傷殘後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到位。更有體操中心領導聲稱：宣傳桑蘭會讓孩子們遠離體操……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這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悲哀，更是體制的缺憾。傷殘運動員的救助和保障問題，引人深思。
傷殘運動員保障欠缺
正如上海體育界資深專家段翔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所說，其實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無論是舉國體制還是全民體育，要想在競技體育領導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奧運會上登上巔峰，都要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都要進行魔鬼訓練。不同的是，在歐美一些體育事業發達的國家中，體育訓練更加人性化一些，運動員自我選擇的空間更大，運動員的傷殘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而在中國，“金牌任務”更加沉重，而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運動員的保障制度卻很不健全。
從某種意義上講，桑蘭是幸運的。然而，桑蘭的幸運更多是一個特例，在中國，許多退役運動員的生活沒有保障，一些傷殘運動員甚至解決不了溫飽問題。
早在北京奧運會前，同樣是運動員出身的滑冰名將葉喬波就曾呼籲：“作為一名退役運動員，我希望大家在關注2008奧運會成績的同時，還要想到有比金牌更為重要的事情。”而且在那年的政協會議上，她還提交了《退役運動員生存與發展問題及建議》提案。“面對退役運動員在現實社會中的種種困難，我們制定政策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國家體育總局政法司一位官員說，“我們手頭有許多研究如何妥善安置退役運動員的課題，但大家的實際情況不一樣，現在的情況就是船大難掉頭。整個體制就是這樣，指望國家財政為提高退役運動員的補償撥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位體育官員說出了大實話。客觀地講這些年國家為退役運動員的確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舉國體制之下那些沒有成績、默默無聞的專業運動員(也被人們稱為是塔基下的運動員)真是太多了，全靠財政撥款、強行安置是行不通的。在桑蘭傷殘後的第八年，國家體育總局就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運動員保障工作的通知》，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關運動員社會保障的綜合性文件。目前很多地方體育局由於種種困難，一直無法落實。
據記者了解，隨著各省區市各級運動隊規模的不斷擴大，退役運動員也在逐年增多，目前我國注册的專業運動員約5萬人。非奧運年每年有近萬名運動員退役，奧運年的退役規模則更大。但本該與之適應的就業率卻是逐年下降，相當一部分退役運動員長期滯留在隊中，有的甚至長達10年之久。得到“妥善安置”的退役運動員只有千人左右。
“現在的情況是，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在國家隊里出成績的運動員，基本上都不愁退路。但對於塔身和塔基，也就是國家隊的基礎力量，我們的保障力度相當薄弱，更何況還有奧運項目和非奧運項目的區別。” 葉喬波告訴記者，“其實，‘安置’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叫法，現在的說法是一次性補償，補償額由各地方體育局自己做主。”目前，經濟發達地區最多有給退役運動員補10萬元的(這10萬元又能解決什麼問題)，但是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幾千元，而且還不容易拿到。對大多數退役運動員來說，帶著一身傷病離開奮鬥多年的運動隊後，只能拿幾千元補償費，確實令人同情。
由於從小投身體育，退役後創業難就業也難，在上世紀90年代，只有獲得世界大賽前3名的運動員退役後才有免試進入高校學習的資格，現在國家體育總局已把限制條件放寬到全國比賽前3名，即便這樣，90%的退役運動員仍然得不到“接受再教育“的機會。退一步說，那些上了大學的退役運動員，很多都只是“混”個文憑而已，能夠踏踏實實學習知識的運動員並不多見。
“現行《體育法》綱領性過強，沒有對運動員傷殘醫療保險、社保互助進行具體的立法保護。”葉喬波說，“所以，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運動員已成為了社會負擔，並非是危言聳聽。”
從桑蘭打官司事件也可以看出，她在等待12年後才決定走上法庭，是因為當時受到太多的限制，被人以“腦子摔壞了”為由剝奪了說真話的機會。如果她是一名美國運動員，如果慘禍發生時就決定打官司，桑蘭或許真的能獲得巨額賠償。所以，桑蘭心中的委屈和鬱悶，其實凸顯的是體制的弊端、立法的欠缺。
舉國體制“後遺症”
《新民周刊》採訪桑蘭時，她談到的一個細節讓人震驚：“體育中心某位領導要求央視主持人不要再宣傳桑蘭了，(因為她的傷殘)現在練體操的孩子都越來越少了……”看得出來，有些人並不喜歡桑蘭，甚至討厭她，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怕桑蘭影響了他們的“體操事業”。
可是，仔細想想，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真正把體育當成“出路”的家庭已經越來越少了，這跟桑蘭又有什麼關係呢？隨著信息越來越發達，隨著中國老百姓對體操訓練越來越了解，有多少家長會把孩子送到紅地毯上？
按照那位體操官員的邏輯：在巴西是否會因為一位足球隊員場上猝死，許多人從此不踢足球？在美國，是否因為短跑名將喬伊娜的猝死，很多人遠離田徑？顯然，那位體操官員的想法是很片面的。說到底，現在的中國孩子之所以不願意選擇體操運動，是因為舉國體制下的訓練手段太過於軍事化。多年來，中國體操為了追求成績，強調難度，嚴格控制身高、體重，在中國練體操，退役後女孩子的身高一般都在1米5以下，男孩的身高都在1米6左右。然而，在國外體操女運動中，我們卻看到1米65的霍爾金娜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這絕非偶然。有專家指出，如果俄羅斯名將霍爾金娜生在中國，光憑她那兩條大長腿就早早被體校淘汰了，就算她再熱愛體操也別想進入國家隊、征戰奧運會……
由體操項目，我們可以想到更多的體育項目，在中國舉國體制之下，運動員要想獲得成功首要因素並不是他自己的愛好，而是在於教練員的選材和舉國體制下的重點培養。在這樣的大環境里，沒有人在乎群眾基礎，沒有人關心老百姓的喜愛程度。因此，我們發現中國競技體育的傳統強項，比如跳水、體操、舉重、柔道、女子摔跤、射擊等等，並不是群眾基礎好的項目，而在大家喜歡的三大球和田徑、游泳項目上，中國選手表現得實在不行。這就恰恰表明，中國為何不是體育強國了。相反，在歐美體育強家，他們的競技體育項目強弱，與群眾體育息息相關，而且運動員從小就注重德智體全面發展。
早在20多年前，作家趙瑜就對舉國體制進行了解讀。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趙瑜到當地的白求恩醫院看病，只見眾多病人由親友攙扶著呆立在醫院里，而門診室內竟空無一人。醫生們到哪里去了？疑惑間突然鞭炮聲大作，醫護人員聚在一起雀躍歡呼，人叢中打出了“熱烈慶祝中國女排三連冠”的巨大橫幅。 眼前這一群喜笑顔開、置本職工作於不顧的“白大褂”，與病人們蒼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偶然的一幕讓趙瑜開始心生疑慮：體育在這些醫生心目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麼樣的位置？體育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他開始搜集、查證資料，結果吃了一驚：中國3億體育人口，但每年到醫院看病者達25億人次！這個更為巨大的反差讓他焦慮不安，趙瑜決定寫“強國夢”，文中全方位地觸及了中國體育界的問題與矛盾，諸如競技體育與全民體育的本末倒置、狹隘民族主義的膨脹、運動員當官與失業的兩極分化、一條龍體制的弊端、教練員運動員文化低下、運動員愛情被壓抑、比賽中作弊現象層出不窮等等。將體育與政治、文化聯繫起來思考，強調人在體育中應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戰略對人的壓迫和異化……
《強國夢》對體育界的詰難咄咄逼人，毫不留情：體育的功能被顛倒了，還有什麼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後是什麼？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麼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庸俗低鄙？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幹”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當我們為金牌而歡呼的時候，可曾有人想過另一批“國寶”——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 他發出了體育必須改革的呐喊：“讓我們承認危機吧！大國的體育有危機。”
如今，20多年過去了，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上取得的金牌數量由當時的區區15塊，增長到51塊，在金牌榜上的位置由當時的第十一名，一躍成為笑傲世界的第一名。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也不敢稱自己是“體育強國”。
由此可見，當今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舉國體制的“後遺症”。體制不變，憋屈難除。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07 13:32:45
《新民周刊》第34期封面：桑蘭沒有瘋。 中評社北京9月7日訊／17歲，陽光燦爛的如花少女，突然被狂風吹落，天使的“翅膀”從此折斷……一轉眼12年過去了。“輪椅公主”桑蘭留給外界的是一張招牌式的定格笑臉，然而，笑臉背後，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煎熬、焦慮、痛苦和委屈？
上海《新民周刊》日前登載長篇紀實“桑蘭沒有瘋”，講述桑蘭為人不知道的故事：
桑蘭沒有瘋
17歲，陽光燦爛的如花少女，突然被狂風吹落，天使的“翅膀”從此折斷……
歲月如白駒過隙，一轉眼12年過去了。“輪椅公主”桑蘭留給外界的是一張招牌式的定格笑臉，然而，笑臉背後，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煎熬、焦慮、痛苦和委屈？
她告訴《新民周刊》：“受傷後我經常從夢中驚醒，夢到我還在訓練房練習體操，盡情體驗騰空、旋轉、飛翔的快樂，但是醒來一看完全不是這樣，連翻身都翻不了，淚水一下子就沾濕了枕巾……”
桑蘭要為12年前的慘禍打官司。有人說，她是不是瘋了？有媒體認為：“她儼然成了一個‘麻煩製造者’，在‘保姆門’、‘輪椅門’等等事件中飽受非議。”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桑蘭的種種“較真”事件，特別是近日發生的“桑蘭欲狀告12年前的友好運動會組委會的打官司事件”，“是公民維權的進步，也是運動員法律意識的覺醒”。
桑蘭沒有瘋。
桑蘭打官司
負責桑蘭“維權”案的團隊已攜帶大量證據材料奔赴紐約，他們將在當地尋找合適的辦案律師，並已圈定了多名候選人。
記者/張 偉
12年前，一次跳馬比賽中的“意外”令體操名將桑蘭高位截癱，為此她一度被推上神壇、被打造成家喻戶曉的“微笑天使”，成為自張海迪以來當今中國最知名的傷殘人士，她身上的樂觀、堅強和自信成為符號和標本。
如今，這位曾經“感動世界”的前體操國手卻突然向外界表示，要通過司法途徑為自己12年前的受傷“維權”。頓時，她成為了“話題人物”，繼“保姆門”、“輪椅門”等事件之後，再惹爭議。
討公道重提往事
桑蘭坐在《新民周刊》記者面前，敞開心扉，侃侃而談。“我決定打這場官司，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充分準備的。”
在長達數小時的採訪中，記者發現，桑蘭的記憶力很好，思路清晰，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桑蘭“瘋”了，“腦子摔壞了”。她還清晰地記得數年前，《新民周刊》記者曾經採訪過她，她翻看著《新民周刊》特意為她製作的一本影集，上面有她和東視主持人袁鳴、曹可凡的合影，桑蘭還關切地問記者：“袁鳴姐結婚了嗎？”
經紀人黃健給大家泡了碧螺春茶，話題很快轉到了打官司的事情上來。究竟是什麼讓桑蘭下定決心，說出真相，並且要將國際體操聯合會和友好運動會組委會告上法庭？她說：“說實話，當時身處異國不得不吃虧，當時我才17歲。12年後我不會再吃這個啞巴虧，現在我有能力保護自己了。當年我身邊的人，包括看到我受傷的人如果能夠站出來，哪怕正面地面對記者，也許，這個真相早就公之於眾了……”
桑蘭稱，當時羅馬尼亞體操隊一名教練在她起跳前的一瞬間拉了墊子，幹擾了她的注意力。“就在我快速地、全力接近它(跳馬)的時候，前方忽然閃過一個人影。”桑蘭回憶道，“突然間，我的大腦一片空白。”於是就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那一幕。
在當時的報道里，桑蘭以“英雄”的形象出現，有記者稱她醒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教練，我還能練嗎？”12年後的今天，桑蘭說真實情況並非如此：“我感覺到有人在撫著我的頭，我的腦子很清楚，還能說話，我說的第一句話是：‘都是他，都是他撤墊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
可是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當時一位在場的中國體操隊的官員卻對桑蘭說：“桑蘭，不要說話，你摔得很重，你需要休息”，隨後她對外宣稱：“桑蘭的腦子摔壞了！”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桑蘭受傷的第二天，美國相關方面就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強調桑蘭是因為自己在訓練中失誤造成了受傷……
在種種榮譽背後，桑蘭的現實生活卻是如此困窘，連大小便都成為難事。每天她要導尿3次，需要事先準備好尿管、尿片、無菌手套、墊布，一次導尿要花半小時到1小時。大便3天一次，還要用開塞露、潤滑油。這種“台前”與“幕後”的巨大落差，貫穿了桑蘭受傷後的12年。
外界有些人認為，桑蘭打官司的起因是國家體育總局體操管理中心“拒絕蓋章”事件，實際上，桑蘭早在兩年前就有了打這場跨國官司的想法。
“2007年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從北大新聞與傳播專業畢業了，開始接觸社會。”桑蘭說，她開始獨立面對輪椅外的廣闊世界，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終生與輪椅相伴的原因。
當時，北京奧運會開幕在即，美國ESPN電視台邀請桑蘭去紐約錄制一檔節目，並詢問桑蘭：“你還有勇氣，再看一遍你當年意外受傷的錄像嗎？”“當然有啊！為什麼不看呢？我一直都想親眼看看受傷的全過程。”桑蘭堅定地說。當然，這對她來說是殘酷的，因為要看的是她自己人生中最後一次奔跑和跳越。然而，當桑蘭一行從北京飛到紐約，抵達電視台後，節目組負責人突然告訴桑蘭，他們無法提供這盤錄像帶。那位負責人解釋說，原本為節目組提供錄像帶的是一位當年親歷桑蘭受傷事件的外國教練，他在桑蘭抵達紐約的幾個小時後突然變卦，不願將這份寶貴的證據通過電視台公之於眾。
雖然沒有看到錄像，但桑蘭和經紀人黃健在那一刻堅定了要打官司的信念。在黃健看來，事發當時桑蘭只有17歲，在身受重傷又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她是無法百分之百地還原事實真相的，“但現在不同了，桑蘭已經29歲了，她對當年的一切都有了判斷，而且我們也掌握了一部分材料，可以證明那次事故確實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幹擾，而不是桑蘭主觀上的動作失誤”。黃健堅信，如果當時有一個在場的證人作證，或有一個視頻畫面，都能讓桑蘭得到應有的賠償。
桑蘭告訴記者：“對於一個從5歲開始練習跳馬的我，所有的動作都是定型的，一般都不會出現大的失誤，這是每個練過體操的人都明白的，而且友好運動會時，我的那個動作本身難度也不大。 ”桑蘭稱，她的動作變形是因為場上的幹擾直接導致我空中姿態猶豫，最後摔倒造成慘禍。“以前年齡太小什麼也不太懂，現在長大了，也應該為12年前那場事故討回一個說法了，現在如果訴訟，我將不會起訴這名教練。但主辦方對場地疏於管理以及秩序混亂是導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
兩年前從美國回來後，桑蘭感覺到事情有了轉機。她在美期間的監護人為她提供了四五箱12年前的資料，其中包括刊載桑蘭受傷事件報道的報紙和世界各地關心桑蘭的人寫來的信件等。
黃健告訴記者：“我不想分析這場官司的勝算，我始終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且法律的天平會傾向正義的一邊。”黃健透露，儘管缺少最具說服力的視頻證據，但近兩年來，黃健通過國際互聯網，尋找到了大量關於桑蘭受傷的英文材料，並將其翻譯成中文。更讓人欣慰的是，他們還找到了一張桑蘭跳馬時高空俯拍的照片，這些都將成為桑蘭打官司的有力證據。除物證外，他們還收集到桑蘭受傷時在場的中方及外方教練、友好運動會的工作人員、現場觀眾等近百名證人的書面證詞和音頻證言。“這些證據雖不如視頻證據那樣直觀，但也是非常關鍵的。在許多現場拍攝的照片中，我發現桑蘭在近百米助跑的過程中，始終有一個‘電老鼠’(攝像頭)在跟蹤拍攝，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渠道找到視頻證據。”黃健對此充滿信心。
8月底，負責桑蘭“維權”案的團隊已攜帶大量證據材料奔赴紐約，他們將在當地尋找合適的辦案律師，並已圈定了多名候選人。“我們完全按照桑蘭的意願來尋找律師，她的要求就是該律師必須有類似案例的受理經驗。”黃健告訴《新民周刊》，在美國，名氣大、經驗豐富的律師很多，但要從這些人中挑選適合辦理桑蘭案件的人，還需要一定時間。黃健表示，赴美的團隊已經開始拜訪有關律師，並與他們研究案件的細節，聽取多方意見。一旦確定律師人選，桑蘭“維權”案團隊將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向外界公布消息。
“小美”這條善解人意的狗為桑蘭帶來不少慰藉。 痛苦日積月累
記者在去北京採訪桑蘭之前，曾通過寧波市體育局與桑蘭的父親聯絡，可他的手機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
桑蘭對記者說：“拜托你們不要去打擾我的父母，不要再去刺激他們了，我真的很心痛。”提起父母，桑蘭很動情：“3年前我就讓父母回寧波老家了，不想讓他們一直在北京照顧我。這些年他們也蒼老了很多……”
對桑蘭的父桑史盛來說，他永遠都不會忘記12年前那一幕：1998年7月22日早晨6點，桑蘭浙江寧波的家中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體育總局的領導說：“桑蘭在訓練時出了點意外，請你們準備去美國！”桑史盛一下子蒙了。當晚6點，桑史盛和妻子陳秀鳳趕到了北京，他們急切地詢問情況，總局領導說：“放心吧，桑蘭當時昏迷，現在好了，沒問題了。”桑史盛將信將疑。用了兩天時間，護照、簽證辦下來後，桑史盛夫婦飛到了紐約。在納蘇醫療中心，桑史盛見到了整整兩年沒有見面的女兒。手術後的桑蘭睜開了眼睛，昔日健康活潑、青春飛揚的她蓋著白被，顯得那麼瘦弱無助。在走近女兒的那一刻，桑父還心存僥幸，認為女兒一定會康復的。隨後，醫院的主治醫生讓他去辦公室看CT片，告訴他：“桑蘭第六第七節頸椎錯位，伴隨完全性脊椎神經損傷，可能終身癱瘓……”，聽到醫生的話，桑史盛“撲通”一下跪在醫生面前，撕心裂肺地哀求道：“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兒，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能讓她在輪椅上坐一輩子啊！”醫生無奈地搖頭……
常言道：時間可衝淡一切。然而，12年的時間卻抹不掉桑蘭心中永遠的痛。桑蘭說：“這種痛，若不是親身經歷，是難以想象的。” 高位截癱毀滅的不是生命，而是健全、完整的生活狀態和無比美麗的人生夢想。人最痛苦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年複一年，一望無邊。
上海仁濟醫院醫學博士王堅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高位截癱”指的是中樞神經系統的脊髓損傷，而脊髓損傷就意味著損傷點以下的部位感覺、運動功能全部喪失，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礙，心律、血壓、出汗以及體溫調節功能失調、痙攣(肢體反射增強或僵硬)，神經痛，肌萎縮，骨質疏鬆和骨退化……上海中山醫院神經內科專家陳婕說，桑蘭不但雙腿不能動必須坐輪椅，連雙手也只保持了部分功能，比如系扣子這樣的日常小事，普通人一秒鐘就可以完成，像桑蘭這樣的截癱者3分鐘也未必能系上。
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桑蘭的手指關節蜷曲無法伸直，如果她想拿穩什麼東西，必須借助掌根。桑蘭在給《新民周刊》讀者題字時，用的是一支特殊的水筆。據了解，截癱者中比桑蘭更嚴重的患者必須使用呼吸機，比如已故超人扮演者克裡斯托弗.里夫。一些情況較輕的的患者雙手功能不受影響，但必須借助輪椅代步，而且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並發症。對截癱者來說，合理的導尿次數應該是一天6次。由於小便失禁，患者絕大多數都有腎病，這是由於截癱者不但感覺不到尿意，而且無法控制膀胱肌肉，不得不通過按壓等方法將尿液擠出。按壓的時候由於膀胱內壓力過高，很容易導致尿回流引發腎炎直至尿毒症……桑蘭在接受《新民周刊》數小時的採訪過程中，手臂上出現了紅斑“過敏”現象，桑蘭說：“我一憋尿就‘過敏’，提醒我要導尿了。”
這樣的艱難時日不是一天兩天，再堅強的人也可能崩潰。
去年9月，桑蘭“保姆門”事件一時成為焦點。起因是桑蘭在網上發表的一篇《什麼是家政服務》的博文，指責保姆工作不力，引發網友爭論。當時，桑蘭在經紀人的幫助下，用相機拍下了自己家中各個臟亂的角落：打印機蒙了一層灰，衛生間牆壁瓷磚上一片黑跡，抽油煙機周圍滿是黃黑的油垢，相框上灰塵滿盈一摸一個手印，隊友當年贈送的千紙鶴的繩子上也長了“千年的塵土、萬年的毛兒”……在這滿是灰塵與污垢的房屋里每天進行“無菌導尿”，居然“今天還活著”，還沒有尿路感染，感到“慶幸”的桑蘭對小保姆滿是無奈與心寒。一天清早，小保姆突稱父親病重，提著行李拂袖而去。
面對桑蘭的公開指責，小保姆杜春蘭顯得相當委屈，她專門上網找到了桑蘭那篇博客，看過後哭了兩次，“為什麼這麼說我？她博客里寫的那些東西讓我看了很難受。”博客中稱她“木訥得像可可西裡的枯枝”，還公布了她包括身份證號碼在內的許多個人信息。杜春蘭認為桑蘭的博客寫得很片面，“桑蘭跟普通人不同，很難照顧。我每天都睡不好覺，你想她一天要導三次尿，一次就是兩個多小時，三次下來就六個多小時了。她還養了三條狗，每天我還要去遛狗。我一個人根本就忙不過來……”杜春蘭說，在桑蘭家幹了兩個月，自己瘦了十幾斤。杜春蘭還說：“其實我跟桑蘭相處得還可以，她很喜歡吃我做的飯菜。我提出辭職時，她也沒說什麼。我搞不懂，她怎麼在網上說了我這麼多壞話。桑蘭在我們公司換了多個保姆，換得這麼勤，她怎麼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對的地方。”
黃健向記者展示桑蘭受傷前的英姿。 聊天中，記者了解到桑蘭其實只養了一條狗，而不是像保姆小杜所說的“三條”，導尿時間一般都是一個小時而不是“兩個小時”。去年那起“保姆門”事件桑蘭也挺心煩，不過現在她平靜地說：“事情都過去了這麼長時間，何必還去糾纏呢，也沒有意思。”她說當時那麼生氣並不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而是因為保姆這一行業很不規範，服務沒有保障，工作人員缺乏職業素養，為此桑蘭還專門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情景劇，來揭示這一較為普遍的社會問題。
當年桑蘭受傷後從美國回來，正式從國家體操隊退役，到中國康復中心繼續接受康復治療，為此，中心特意為她安排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住房。此時的桑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坐著輪椅都無法靠近洗臉池，無法拿吃飯的筷子，無法穿衣，為此，桑史盛夫婦雙雙辭去工作，舉家遷往北京，做女兒的全職守護神。桑史盛夫婦不知不覺在女兒身邊守護了十餘年。常年超負荷的勞作，讓桑史盛過早地衰老了。他才50來歲，頭髮已經花白，還落下了腰酸腿疼的毛病。
3年前，在京照顧了她近10年的父母回了寧波，孝順的桑蘭不讓父母在自己身邊照顧她，就是想告訴家人，想讓父母放心，她雖然殘疾，但並不是個廢人，她能夠自立。然而，如果桑蘭只是靠現有的工資，她的生活根本就沒有保障。當年，國家體育總局和浙江省體育局一次性各付了20萬元補償金之後，桑蘭算是與國家體操隊脫離了關係，再也沒有經濟和醫療保障。目前桑蘭的全部固定收入，是浙江省體育局給的1600元工資和600元保姆費，共計2200元，這筆錢如今在北京都請不到一名特護人員。醫保所承擔的看病費用不能完全滿足目前桑蘭的需要，桑蘭的美國主治醫生希望她每天都做康復訓練，但每月康復訓練的費用就需要3000元左右。
現在桑蘭每月支付保姆費2700元，比去年漲了100元，加上其他必需的生活費，總數至少要5000元，這都要靠桑蘭額外工作才能掙出來。目前桑蘭通過寫書、拍電視劇、擔任主持人、拍廣告等一系列工作，可以達到一個相當於白領的小康生活水準，以後如果能與相愛多年的男友兼經紀人黃健結婚，那麼她的生活應該沒有後顧之憂。可是，在桑蘭看來，她堅持打這場官司，所代表的並不僅僅是她自己，而是許許多多像她這樣的殘疾運動員。
兩周前，桑蘭在網上連發19條微博(http://t.sina.com.cn)，直指國家體操隊在她受傷後的12年里對其不聞不問。一些領導甚至對她正常的採訪活動進行了幹擾。而造成她今日“完全性脊髓損傷”行動不便的那場“事故”，桑蘭特別聲明並非“意外”，而是“事故”。時隔12年她要打的這場跨國官司，是要求友好運動會組委會承擔當年組織混亂的責任，賠償她的損失。桑蘭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國青聯第十一屆委員會將推薦表遞到體育總局，要求單位蓋章，機關黨委打到體操中心，得到的回覆是 ‘桑蘭和我們沒關係’。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涼了一半，雖然我的人事關係在浙江，但就這一句話，我的心很寒。”
於是，桑蘭翻起了12年的舊賬，歷數國家體操隊和體育總局體操中心對她的冷淡和回避。黃健插話說，現在體操隊某知名教練“看到桑蘭就躲”。桑蘭渴望尊重、渴望關注，她說：“從我受傷到現在沒有過再次踏進場館的經歷。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每年的體操隊春晚都沒人邀請我。前些年王鈞副局長來家看望我，要求體操隊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春晚，我這才有幸回了一趟體操隊。”
對於桑蘭在網上發微博的“反常行為”，國家體操中心並沒有正面回應，體操隊領隊張佩文說：“沒有聽說這件事情，現在不方便說什麼。”儘管居住在北京，桑蘭本人的關係目前在浙江省體操中心。浙江省體操中心的一位負責人表示，“桑蘭回杭州的時候我們也經常見面，前不久她在杭州和癱瘓的排球運動員湯淼碰頭的時候，看上去心情還蠻好，我們也很意外看到她在微博上寫這些。”
桑蘭的經紀人黃健則表示，“不管怎麼樣，桑蘭是代表國家體操隊比賽時受傷的，當時情況到底怎麼樣，我想體操中心肯定是清楚的。在我看來，現在這個情況，是很多事情多年來日積月累導致的結果。”
運動員維權或許已是老生常談，桑蘭的遭遇卻讓人們再次將目光投向諸多退役後的傷殘運動員。近年來，桑蘭作為“奧運之星保障基金”的發起人，為了讓更多曾做出突出貢獻的傷殘運動員有個更好的歸宿，加入到了保障基金的籌建工作中。已近而立之年的她下定決心“打官司”，既是為自己的明天，也是為中國傷殘運動員的明天討說法。
桑蘭贏面有多大
桑蘭的官司的關鍵是取證，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桑蘭能夠贏得這場官司，那麼她不僅會為自己討回公道，而且還必將獲得一筆數額巨大的賠償。
撰稿/朱 彥
外界對桑蘭“討說法”褒貶不一，圍繞整個事件的幾大焦點問題值得深思。在某網站一項調查中，有76%的網友認為，此舉是中國體育界維權意識的進步，桑蘭有權為自己申訴。
為什麼這個官司遲了12年
【焦點問題】國內媒體對於桑蘭這起跨國官司的焦點，集中在“訴訟時效”上。桑蘭強調，之所以時隔12年後再提舊事，是因為當年一些外界因素不允許她“尋求說法”，暗指有領導示意息事寧人。
【專家說法】“在舉國體制的大環境下，長期以來，我國體育界都有‘個人服從組織’的意識，一方面，這確實有利於維護大局。與此同時，也使得多數運動員都抱有‘個人吃點虧就算了’的想法。”這或許也是當時桑蘭只字未提，隔了12年後又站出來打官司的原因。
南京體院專家王正倫認為，12年後桑蘭主動站出來討說法，與其說是整個體育界維權意識的提升，不如說是整個國家更注重對人權的保護，“桑蘭維權，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個案。”
國家隊與桑蘭到底有無關係
【焦點問題】桑蘭在其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國青聯第十一屆委員會將推薦表遞到體育總局，要求單位蓋章。機關黨委打到體操中心，得到的回覆是‘桑蘭和我們沒關係’。”
【專家說法】桑蘭和國家隊到底有沒有關係？有專家分析說：“我們的國家隊不屬於常設機構，按說國家隊與隊員之間的關係，應屬於聘用勞務關係，隊員從地方隊調到國家隊，雙方應有明確的協議。比如，美國‘夢之隊’要從NBA某俱樂部調人，必須有相關的契約，其中包括對運動員的權益保障。”但無論是12年前還是如今，國家隊都是一紙調令就把運動員要走了，不會簽訂任何契約。而運動員在國家隊訓練或代表國家比賽期間，他們的各種關係還在地方隊，工資也在地方拿，國家隊只給訓練津貼。於是，這就造成了桑蘭以國家隊隊員的身份發生意外後，沒有明確說法，也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來幫助她維權。而桑蘭事件之後，我國運動員雖然都有了意外保險，無論代表國家隊或地方隊參賽，這方面有了相應保障，但在運動員自身權益保障方面，仍存在責權不清晰等問題。
缺乏相應法律依據，往往投訴無門
【焦點問題】12年前在美國出事後，桑蘭得到一份美國方面的醫療和意外合併險。此次她投訴也直指美國友好運動會組委會。有人稱，當時國家隊帶著未滿18歲的桑蘭參加商業比賽，卻未幫她辦理任何保險，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桑蘭無法就此將國家隊告上法庭，因為缺乏相關法律依據。
【專家說法】在西方發達國家，運動員維權意識很強，他們國家相關法律也非常成熟。在我國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們卻很平常。比如，曾有一名澳大利亞自行車運動員為自己無緣亞運會將主教練告上法庭，主教練認為，另一名年輕選手比這名曾經的亞運會亞軍更有潛力，但法庭最終卻以《公平競爭法》判主教練敗訴，並責成進行選拔賽。最終，老運動員取得亞運會參賽資格。
我們國家現行《體育法》沒有相關實質性條款。這也是為何足球界出那麼多事，卻苦於“無法可依”。要保證運動員權益，當務之急就是將體育納入法律軌道，制定出實施細則。另據上海著名律師莊正權分析，桑蘭的官司的關鍵是取證，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桑蘭能夠贏得這場官司，那麼她不僅會為自己討回公道，而且還必將獲得一筆數額巨大的賠償。 對話桑蘭：我不怕受傷，但懼怕死亡
“當急救人員把我推上救護車的時候，我曾執意要繼續比賽，不就是一個動作嘛，我拼了，等比賽結束再去治療。但是那一刻我們教練哭了，摟著我的頭，哽咽著說‘桑蘭乖’。”
記者/張 偉
如果遠離體操，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
桑蘭很小就進了寧波市少體校。體操曾是她追逐的夢想，帶給她的是意外受傷這個最殘酷的結局。8月22日，桑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不怕受傷，但懼怕死亡。”
《新民周刊》：你為什麼會選擇體操這條路呢？
桑蘭：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機會。當時我只有5歲，還在上幼兒園，寧波市少體校的教練來選苗子，我就這樣被選進去了。
《新民周刊》：為什麼選你，而不是別的小朋友？
桑蘭：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很調皮吧。記得那時候家里有個靠著牆壁的沙發，我經常一下子倒立上去，我倒立的腳印，把我家的牆壁都弄黑了。除了調皮外，教練還看我的身材、腿、胳膊，覺得適合練體操，就把我選進去了。
《新民周刊》：把你選去練體操，你自己喜歡嗎？
桑蘭：剛練的時候，也沒什麼概念，只是覺得好玩，因為少體校里什麼都有，還有各種球類運動，能玩各種遊戲。
《新民周刊》：你父母同意讓你進少體校嗎？
桑蘭：不同意，尤其是我爸爸當時的態度很堅決，他們認為練體操太苦了，不舍得讓我去。再說了，練體育多少人，成為世界冠軍的有多少呢？可是，後來我還是去了，一方面是因為自己貪玩吧，另一方面好像是誰給父母做了思想工作吧。當時寧波已經有了一個著名的體操世界冠軍楊波，在她的影響下那時練體操的孩子還真挺多的。
《新民周刊》：所以你和其他少體校的小朋友一樣，就是希望長大後能像楊波那樣成為世界冠軍？
桑蘭：一個5歲的小孩子懂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天，教練讓我們站成一排，大聲地說：我們要當世界冠軍！
《新民周刊》：如果說剛開始練體操是好奇，可是過段時間你肯定會覺得特別苦，特別枯燥，有沒有想過要當逃兵？
桑蘭：說實話我打過退堂鼓，我那會兒想不練，但是有一份驕傲，還背負著父母和教練的期望。還有一點，從當時的情況看，我在同伴中算是比較好的吧，進省隊的希望比較大。教練也一直鼓勵我，經常跟別的隊員說桑蘭訓練很努力，訓練作風也特別好，如果說我一下子說不練了，教練會怎麼評價我呢？
《新民周刊》：你覺得中國體操的訓練方式怎麼樣？
桑蘭：很殘酷，怎麼會不殘酷呢？每天我們都練趴下了，有的隊員一邊練一邊哭，可是我沒有哭。有一次我覺得左手臂非常疼，我還是堅持在練，後來實在是練不下去了，去醫院一檢查，原來是骨折了。
《新民周刊》：你很快脫穎而出，進了省隊、國家隊，先後拿到了城運會冠軍、八運會冠軍。正要在世界大賽上大展身手，意外發生了。還記得受傷前現場的訓練情況嗎？
桑蘭：當然記得，當時各參賽隊員都在那里進行緊張的賽前訓練，跳馬只有一個器械，有很多人都想去做。比如，俄羅斯隊、羅馬尼亞隊、美國隊，很多國家的運動員都在那邊，有的人還插隊，都想多活動一點，比賽時有好的發揮，我也是在想，快一點，快一點去做這個動作，這樣能把時間給節約下來。當時做的那個動作難度還可以，但是對於我來說完成那個動作太熟練、太有把握了。因為跳馬向來都是我的最強項，我太能確定自己能夠做成什麼樣。
《新民周刊》：可是意外還是突然發生了。
桑蘭：很多人都在說我失手了，是自己動作失誤了，其實真實情況不是那樣的。當時，我跑得相當快，踩板後突然間發現有一個人，就在這個鞍馬下面的墊子旁，他要撤走墊子。當時我還記得，身體已經在空中，我們教練還在說，別猶豫，翻過去……當時，我是又想完成這個動作，又有很大顧慮，你想想在空中就是那麼一刹那時間，在我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重重地頭朝下摔下來了。
《新民周刊》：當時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
桑蘭：摔下去的一瞬間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就感覺頸椎特別疼，從來沒有那麼疼過。而且還喘不上氣，有點窒息的感覺。但是我第一句話說的不是疼，而是跟我們教練說都是那個人撤墊子。都是他，都是他。當時我哭了，其實不是疼哭的而是氣哭的。直到現在我更加確信，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出現，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新民周刊》：那個時候你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生命危險，也沒有想到自己以後終生與輪椅相伴？
桑蘭：是的。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那些，不過也想到了傷得可能很嚴重，因為我自己覺得喘不上氣，所以有一種不好的預感。記得在受傷前，我還跟教練說，特別珍惜那次機會，因為那一次我如果進前三的話，參加第二年的天津世錦賽的希望非常大，而且一旦參加我拿世界冠軍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當急救人員把我推上救護車的時候，我曾執意要繼續比賽，不就是一個動作嘛，我拼了，等比賽結束再去治療。但是那一刻我們教練哭了，摟著我的頭，哽咽著說‘桑蘭乖’。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感覺到自己可能傷得非常嚴重。
《新民周刊》：每次回想起這些，心情是不是非常沉重？
桑蘭：的確是這樣的，我很不甘心。如果那屆運動會組織有序的話，就不會出現撤墊子的事情，因此也就不可能發生這個悲劇。所以在我逐漸長大、思想成熟後，決定要打這個官司，為自己的終身傷殘討回一個公道。
《新民周刊》：有人曾把你比作是“21世紀的張海迪”。作為殘疾人，張海迪當年有過輕生自殺的念頭。你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內心掙扎呢？
桑蘭：不，我沒有產生過自殺的念頭。自殺是需要勇氣的，在我看來，如果有勇氣自殺的話，還不如有勇氣面對生命的不幸、生存的艱難。生命是寶貴的，我不怕受傷，但我懼怕死亡，所以無論怎麼樣，我都要勇敢地活下去。記得當年在病房里醒來時，當我睜開眼睛，看到周圍的環境，房間、人、鮮花等所有的事物，聽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我什麼都看到了，也聽到了，我告訴自己我還在這地球上，那一刻，我覺得我要活下去。我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但是我知道一點，就是我要面對現實。我知道會很苦，但是我不得不去面對。我就是這樣想，也是這樣一直鼓勵著自己…… 採訪中證實桑蘭已收獲愛情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心里永遠有個你
像天使一樣美麗的桑蘭，如今已經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記者/張 偉
桑蘭在博客中無意間提到了自己的“BF”(男友的英文縮寫)，《新民周刊》記者在聯繫採訪桑蘭時多次和桑蘭的經紀人黃健通話，隱隱覺得桑蘭的男友就是黃健。到了北京，見到了桑蘭和黃健，我們在採訪中終於證實，他們正是一對戀人，而且他們的愛情是如此甜蜜……
“輪椅天使”的白馬王子
8月22日晚9時許，黃健如約開車來到記者下榻的酒店，接我和潘文龍去他的家中採訪。車上坐著桑蘭。此前曾經多次採訪過桑蘭，可是如今當我們再次見到這位“輪椅公主”時，還是被她純真的微笑感動了。
黃健的這輛中型臥車，是一家汽車製造廠為桑蘭特製的，上面放著桑蘭的輪椅。聽說我們來自上海，桑蘭和我們說起了寧波腔的上海話，她開心地告訴記者：“下午和黃健一起去北京靈山玩，在農場里帶回了好多剛摘下來的瓜果蔬菜。”看得出來，桑蘭非常熱愛生活，與她聊天，你不由就會被她那種樂觀的情緒所感染。桑蘭說，她愛跟朋友聊天，一聊就聊上幾個小時，喜歡跟朋友去KTV唱歌。她愛逛街，還會用手背關節發手機短信，打手機遊戲。她還告訴記者，真想去上海看看世博會，可惜太忙了。
不一會，汽車在楓漣山莊一幢樓前停下，三樓的一個單元就是黃健的家。打開車門，黃健把桑蘭抱到了輪椅上，推著輪椅，我們一起走進了電梯。
剛進家門，一條金毛巡回獵犬撲到了桑蘭的面前，圍著桑蘭和她親熱。黃健說：“這條狗叫‘小美’，每天等著桑蘭回來，桑蘭不睡它也不睡，桑蘭不起床，它就不吃飯。”小美不時跑過來與她嬉戲一番，一會兒握握她的手，一會兒又把兩個爪子搭到她的膝蓋上，桑蘭用手撫摸著小美的頭笑著說：“它能聽懂我的話，我希望能把它培訓成助殘犬，如果有一天，小美能幫我開冰箱門，那該多好啊。”
黃健給桑蘭換了件上衣，又給大家倒了水。燈光下，忙了一天的桑蘭臉色略顯蒼白，因為要拍照，保姆阿姨遞過化妝盒，黃健接過化妝盒，在桑蘭的臉上塗起了胭脂，又幫她抹了口紅，桑蘭的臉龐頓時紅潤起來。
目睹這一幕，記者的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像天使一樣美麗的桑蘭，如今已經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3年前有人曾問過桑蘭：有沒有找到白馬王子？那時桑蘭曾經感慨地說：“我希望和所有人一樣，能夠找到一個真心相愛的人，但我又感覺很無奈，有時甚至很灰心。對任何人來說，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父母不可能照顧你一輩子，我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享受天倫之樂，帶著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狗，生活得很幸福。可我這個樣子，誰願意接受我呢？”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愛情的種子已經在她的心中萌發，那是她與黃健在一起合作的第七個年頭。作為桑蘭的經紀人，這些年黃健耳濡目染，親眼見證了這位“輪椅天使”的美麗，同時也被她特有的堅強，深深地感動和征服。
很多人都是通過桑蘭才認識黃健這位帥氣、陽光的小夥子。《新民周刊》記者了解到，黃健也曾是一名專業運動員，他6歲開始練擊劍，在人大附中上中學時入選北京市擊劍運動隊，他的恩師正是中國第一代劍客文國剛的弟子，中國擊劍名將葉衝是他的師兄。黃健中等身材，瘦削而幹練，他告訴記者：“其實我和桑蘭一樣，都是南方人，小時候隨父母一起從福建到了北京。1997年我正式從北京隊退役，後來我通過考試成了一名職業經紀人。在一次朋友的聚會上，我認識了桑蘭，並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前夕成為了桑蘭的經紀人。”
一晃10年過去了。10年里，他一直陪伴著桑蘭，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操辦。“桑蘭是個大孩子，我以前是個急性子，現在脾氣也被磨沒了。”照顧一位身體不便的明星，黃健的工作勞累又複雜。以前他自己開著一輛捷達車，帶著桑蘭拍攝廣告片，接受採訪，參加各種會議，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前後，忙得不亦樂乎。
在黃健眼里，桑蘭比很多肢體健康的人活得更充實，更有價值，尤其是她的精神讓人無比敬佩。“桑蘭可以整整兩個小時，一動不動坐在那里為自己化妝。她要讓人看到她漂亮的一面，每次出門都要漂漂亮亮。她非常好強，化妝不願意別人來幫忙。她的手指不靈活，在塗口紅時很吃力，明明保姆在旁邊，讓保姆擰一下就可以，她愣是自己用牙咬開，一次一次，口紅上全是她的牙印。”黃健贊嘆，“後來我給她請了化妝師，我也學會了化妝，平時由我和化妝師幫她化妝。我們都當過運動員，但像桑蘭這樣的運動員，是很少見的，她的意志品質太頑強了。再舉個例子，桑蘭到北大讀書，她的手那麼不方便，可看了她抄的筆記，我都不敢相信，厚厚的一本又一本，那麼小的字，工工整整，一絲不苟。我問她‘這是你寫的嗎？’她覺得很奇怪‘當然啦！’她就是這樣硬把學位‘攻克’下來的。”
在桑蘭眼里，黃健則早已經成為她心中、生活里最重要的朋友。“太感謝他了，尤其是在爸爸媽媽離開北京後，完全是他在照顧我。”桑蘭似乎刻意回避用“男友”這個稱謂，談及愛情這個話題時，自始至終她都顯得低調而謹慎。
相反倒是黃健很看得開，他告訴《新民周刊》：“在國外，我看到很多傷殘人士和身體健全人士的結合，他們之間的那種情感和愛意，太震撼人心、太讓人羨慕了。事實證明，這樣的婚姻一樣幸福……”
無論順境逆境，只要用心靈和情感體驗人生的酸甜苦辣，那就是一種幸福。黃健和桑蘭之間，即便是在危機來臨時，真摯的感情也不曾黯然失色。到底是什麼成就了他們？
誰也離不開誰
在黃健的家里，忙了一天的桑蘭好像沒有一點疲憊，她熱情地對我們說：“想問什麼儘管問，我們隨便聊。我知道當記者不容易，因為我也是記者，所以我更要配合你們的工作……”
一個多月前，桑蘭首次向外界“洩露”自己已有男友的秘密。當時，她在博客中寫道：“今天是我受傷12周年的日子，12年前我因賽場意外事故(從今天起正式啟用這個詞)在紐約受傷，那一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今天BF幫我做好了長壽面，我也上來冒個泡紀念一下。另外，書稿修改得很順利，我也回頭讀了很多遍，回味！日子過得很快……12年了……我也長大、成熟了許多。”桑蘭提到的“意外事故”，本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回憶，但因為出現了“BF”，她的字里行間又有了一絲甜蜜。
看到這個微博(http://t.sina.com.cn)後，不少網友都留言祝福桑蘭。“自從你受傷之後一直很關注你！有男朋友啦？恭喜祝福”，“祝你和你的BF一起幸福到老”，“看到BF兩個字出現，很為桑蘭開心”，“你那麼懂事，值得別人疼愛，有心的人都會祝福你們”……
導演陸川也留言說：“有次聚會碰到她和她BF， 非常陽光的一個帥哥，一路細心地呵護她，我們都覺得他很偉大。”還有網友猜測起桑蘭男友的身份，“是不是在美國照顧她的那家人的男孩”。
桑蘭過去跟澳門歌手黃偉麟有過緋聞，但被她堅決否認了。北京奧運會後，她和經紀人黃健在香港迪斯尼游玩的照片被曝光，很多人猜測黃先生就是她的男友。不過那時的黃健出於保護桑蘭的考慮，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我跟她的照片很早就傳出來了，我跟桑蘭走得很近，所以有人會誤會。桑蘭的異性朋友很多，昨晚我還陪她去見了一個杭州的異性朋友。其實，桑蘭的女性朋友不多，她跟男性朋友的話題還多些。”黃健還透露，桑蘭目前推掉了很多活動，專心在家寫自傳《勇不屈服》。因為身體原因，她只能口述，別人記錄，然後再由她修改。“如果順利的話，這本書將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版，桑蘭現在所有的精力都在這上面。
這一次，《新民周刊》記者在採訪中終於證實，陸川所說的“BF”正是桑蘭的經紀人黃健。剛過而立之年的黃健與桑蘭朝夕相處這些年，他們彼此信任，相互鼓勵，無話不談。幾年前，桑蘭在北京望京站附近的季景沁園買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兩間朝南的臥室陽光充足，一間帶著套內衛生，而室內裝修都是黃健幫她搞的“無障礙設計”，所有的門都比一般的寬，去掉了不必要的門檻，所有的開關都安裝得比常規要低，桑蘭坐在輪椅上都能夠得著。整個設計從桑蘭的生活出發，每一個細節都方便她的起居，令她獨立生活的願望成為現實。
或許是因為經紀人的職業，黃健具有敏銳的商業頭腦，據說桑蘭在幾年前買下的這套房子正是黃健的建議，那時房價只有幾千元一平方米，幾年過後隨著北京房價直線上升，如今房價已高達每平方米2萬多元了。
在桑蘭無意間透露出自己有“BF”時，不少網友善意地提醒她：“一定要認清BF的真面目，看他是愛你還是愛錢。”為此，桑蘭苦笑不已。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己並沒有很多錢，另一方面是因為黃健比她更有錢。打個比喻，桑蘭算是普通白領的話，那麼黃健至少是“超級金領”。
桑蘭說：“1998年在美國舉辦的友好運動會上，我意外受傷。這個運動會的保險是1000萬美元。很多人以為，這1000萬美元全給了我個人，我又有錢又有名，生活沒有任何憂愁。事實上不是這樣的。那1000萬美元沒有落入我的口袋，它們只能用在和我的脊髓損傷有關的治療、康復上，要是得了肺炎，因為跟脊髓損傷無關，我就不能動用這些錢。這個保險對我在國內的治療、康復是不出錢的，只有我在美國時才付賬，而且來回路費全要我自己解決。1000萬美元直接給我？保險公司要是這麼慷慨，那還不早就破產了。”
在沒有搬進新居前，桑蘭一直租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000多元。她買房子的錢是最近幾年為電視台和網站打工的收入。黃健也證實，桑蘭的錢並不多。當年桑蘭受傷後，當地華人為她捐了10多萬美元，這筆錢此前一直存在紐約，產生的利息為桑蘭提供生活補助，直到北京奧運會後這筆錢轉入桑蘭北京的戶頭，但是擔心今後自己的身體會出現什麼狀況，桑蘭一直沒有動用。至於收入，除了她在浙江省體操隊的固定工資，另外就是靠擔任記者、主持人、寫書……每月收入大約有萬餘元。作為公眾人物的桑蘭也參加一些活動，不過大多數是公益活動，報酬比較少，有的根本沒有報酬。
相比之下，黃健經濟實力更強，早在10年前，黃健就曾在深圳買下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除了房價翻了幾番外，這套房子每月租金就能收入1.5萬元，此外黃健還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擁有一套房子，家族還留給他一套四合院，保守估計黃健的資產已經數千萬元了。可見，黃健與桑蘭在一起，與錢沒有關係，兩人都是運動員出身，更多的是愛慕和情感，為此我也不也難理解陸川為何要用“偉大”來形容黃健了。
談起自己的經紀人、也是自己的心上人黃健，桑蘭告訴《新民周刊》：“我們現在是誰也離不開誰了，他說的話完全能代表我。”現在桑蘭已經搬到黃健家來住了，聽說桑蘭來了，黃健所在的楓漣山莊小區物業特意把草坪里里外外修剪了一遍，因為有黃健陪伴，桑蘭真的很幸福。黃健還讓記者在他的書房兼工作室參觀他拍的許多照片，黃健的攝影具有專業水準，是桑蘭受傷後在各種場合的真實記錄。談話中記者了解到，現在桑蘭新書《勇不屈服》的出版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還要參加全國青聯大會，可謂忙得不可開交，有時候一天只能睡上3個小時，可是桑蘭卻很開心，她說：“很多事你覺得目標很遙遠，可你努力做了，回過頭來就會發現，自己已經邁出很大一步了。奇跡，或許就是這樣產生的！”
採訪結束前，我請桑蘭給《新民周刊》的讀者寫一句話，桑蘭愉快地答應了，黃健找來了紙和筆，桑蘭一筆一畫地寫下了：“新民周刊讀者大家好，我是桑蘭，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還不忘簽下自己的名字，她習慣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一只飛舞的蝴蝶。當桑蘭坐得時間稍長，需要導尿時，黃健又輕輕地把桑蘭抱了起來，桑蘭緊緊摟著黃健的脖子，眼里閃爍著信任和幸福的光芒。
讓我們為他們祝福。 傷殘運動員生存調查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傷殘運動員生存調查
“老天給我開了個玩笑，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奇跡會出現。”
撰稿/晨 曦
除了桑蘭，中國體壇還有很多傷殘運動員，比如排球運動員湯淼、足球運動員曲樂恒、體操運動員董芳霄……他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圖景？
湯淼：從未放棄希望
兩個月前，正在杭州進行康復治療的湯淼在父親和妻子的陪伴下，參加了“心中的守望——湯淼康復專項基金慈善愛心行動”。劉翔來了，郎平來了，陶璐娜來了，占旭剛來了……他們或獻出自己心愛的戰靴、戰袍，或為拍賣擔任助拍嘉賓，所有的義舉匯成一句話：“湯淼，加油！”近百名社會各界人士熱心投入了此次慈善競拍，最終，14件珍貴的拍品共為湯淼康復專項基金籌得善款220.7萬元，所有善款將用於湯淼和其他退役及傷殘運動員的康復醫療。
當時，來到現場的湯淼心里充滿了感激：“我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我又是幸運的。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顧和治療，我深深地感謝大家。”一直陪伴湯淼左右的湯淼的妻子周蘇紅含著熱淚，幾度哽咽：“我們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回報大家對我們家的關懷和幫助。我和湯淼能做的就是把愛心延續下去，去幫助更多的人。我們始終堅信：有愛就有希望。”
經過近3年的艱苦康復，湯淼從臥床不起到可以坐輪椅，並能推輪椅走，從不能說話到能夠與別人順利交流，爸爸湯和平說，學會這些太不容易了，能恢復到這個程度已相當滿意。說起康復訓練的安排，一直陪伴在兒子身邊的湯和平好似半個專家一樣如數家珍。當年，經過上海長征醫院、瑞金醫院的精心救治，九死一生的湯淼能自主呼吸了，雙臂也能自如抬起。在北京博愛醫院的1年零4個月，他進入真正的康復步驟，康復專家劉建華說，所有的康復訓練，都是為提高湯淼的生活質量和自理能力。
湯爸爸說，湯淼每天的訓練時間基本固定，早上起來做PT訓練，即下肢鍛煉。腰上綁起腰帶，坐在輪椅上，包括坐起、站力床、站櫃等手段。下午訓練課練OT，主要是上肢訓練，練握力，練精細動作，包括右手指的被動活動。這一方面防止肌肉萎縮，一方面利於肌肉力量的加強，及某些部位知覺的恢復。這些簡單動作是在康復師的幫助下進行的，當運動員的湯淼知道，兩天不練就會倒退。他的手抬一下都要付出吃奶的力氣。終於，左手腕可以轉動了，時不時還會用手擦擦臉。現在左手很靈活，能握住直徑在3厘米以上的東西，自己吃飯、梳頭基本沒問題。
據說現在的湯淼還常會在病房里，為周蘇紅念自己博客里那首《關上門卻開了窗》的詩：望著窗外的月空，還有沒有我的閃亮，我是否還依然是群星中的那一顆。有過多少次，留下的眼淚，被眼中浮現的你的手輕輕擦去。清晨第一道陽光，溫暖著我的心，深深呼吸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無邊的藍天，美麗的雲彩，怎麼舍得離開這世界，怎麼舍得離開你。你關上門卻開了窗，老天給我開了個玩笑，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奇跡會出現。你關上門卻開了窗，命運捉弄真讓人無奈，我說沒關係，慢慢來，終有一天我會重新站起來……
曲樂恒：十年司法路漫漫
10年前，曲樂恒在沈陽發生車禍，自此從球員變成了殘疾人，開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曲樂恒的家原在沈陽市大東區春輝家園，住在六樓，上下樓極不方便。兩年前，曲樂恒的父親曲明書用張玉寧的賠償款給曲樂恒在春輝家園附近買了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有了電梯，曲樂恒上下方便了許多。這是一幢獨立小樓盤，保安告訴記者，很少看到曲樂恒下樓。他不能一個人獨自出門，因為出電梯後有個小坡，需別人幫他扶著輪椅。每次出門，都是曲明書扶著他下樓透透氣。曲母也已66歲了，體質較弱，照顧曲樂恒力不從心。
曲樂恒的新家完全複制了原來家里的陳設，甚至客廳還掛著他當年踢球的照片。不久前記者與曲樂恒聊起那場車禍。對於這個話題，曲樂恒顯得很豁達，“沒啥不能說的，出事之後就開始治療，然後就是打官司。我這10年幾乎就是在打官司和治療康復中度過的。”由於積極配合治療，曲樂恒現在的身體狀況已經很穩定了，讓他年邁的父母省心不少。
“我這10年，幹得最多的就是打官司。我來數數都打了什麼官司了。”說著，曲樂恒開始扳著手指數了起來，“先是(對張玉寧的)刑事自訴，然後是(對張玉寧的)民事訴訟，之後邊峰還告我一個名譽侵權，最後就是對我的工傷的認定，一共四個吧。這些官司從2000年出事的時候就開始打，一直到去年工傷認定結果出來，占據了我這10年的大部分時間。”目前，前三個官司都已經了結，只有曲樂恒申請的工傷認定還沒有進入執行階段，“官司我已經贏了，我的受傷肯定是工傷，不過現在遼足還是沒有賠償我。”說到這些的時候，曲樂恒也指出了當前中國足球市場的尷尬，“我那時候是足球市場比較好的時候，當年我在遼足的工資是一個月2.1萬，隨便叫上一個隊員都是好幾百萬的身價。現在我去找遼足，他們還抱怨說，市場已經大不如前，‘三四萬往外賣一個隊員都賣不出去！’”
目前，曲樂恒每天在家里的主要娛樂是看電視。大姐曲敏在證券公司上班，她鼓勵曲樂恒多學學證券方面的理財知識。曲樂恒還喜歡看帝王類的書籍，已經能講述中國一百多位帝王的歷史。曲敏曾經感慨地說： “如果曲樂恒不出事，他有能力養活我們全家，但現在，是全家人養他。儘管張玉寧賠了一些錢，但坐吃山空啊。”
曲明書和老伴都是工廠的退休工人。他已71歲，身體也不好，每天擔心的是自己百年之後，誰來照顧曲樂恒。
董芳霄：“年齡門”之外的傷
幾個月前，“年齡門”事件爆發：在2000年悉尼奧運上，14歲的董芳霄虛報年齡參賽，違背該項目16歲的最低年齡限制和奧林匹克精神，被取消悉尼奧運會銅牌，成為中國體育史上第一枚被收回的奧運獎牌。
今年只有24歲的董芳霄是前中國女子體操隊主力隊員，悉尼奧運會體操女子團體季軍成員，2001年東亞運動會體操項目女團、個人全能、跳馬、平衡木與自由體操5面金牌得主。曾被人譽為“體操靈鹿”。在悉尼奧運會後卻得了一種怪病，先是左側胯部疼痛，隨後被檢查出左側股骨頭出現扁平和塌陷症狀，情況已經十分嚴重，甚至有癱瘓的危險。當時，治療股骨頭方面的專家稱，只有手術治療才能根治，但手術過程中病人會非常痛苦，而且成功的概率也不會超過50%，可是不做手術又沒有辦法。
幸運的是，董芳霄股骨頭手術成功。直到今天，她的家人說起這件事還是後怕。據體育醫學專家透露，專業體操運動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傷病，在當時那一批運動員中，除了董芳霄外，白春月和彭莎也患有那樣的傷病，她們成績相比差一些，因此無人問津。▲
傷殘運動員社會保障存在欠缺
2010年09月01日10:56 新民周刊
傷殘無助，體制之憋
當今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舉國體制的“後遺症”。體制不變，憋屈難除。
記者/張 偉
桑蘭燦爛笑容的背後，是不為人知的痛苦、糾結，和太多的不解和委屈。當年，馳騁賽場上的她曾是金牌選手、世界冠軍接班人，然而在她倒下之後，在輪騎上的12年時間里，一些她曾經依靠的單位領導，從來沒去看望過她一次，傷殘後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到位。更有體操中心領導聲稱：宣傳桑蘭會讓孩子們遠離體操……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這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悲哀，更是體制的缺憾。傷殘運動員的救助和保障問題，引人深思。
傷殘運動員保障欠缺
正如上海體育界資深專家段翔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所說，其實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無論是舉國體制還是全民體育，要想在競技體育領導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奧運會上登上巔峰，都要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都要進行魔鬼訓練。不同的是，在歐美一些體育事業發達的國家中，體育訓練更加人性化一些，運動員自我選擇的空間更大，運動員的傷殘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而在中國，“金牌任務”更加沉重，而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運動員的保障制度卻很不健全。
從某種意義上講，桑蘭是幸運的。然而，桑蘭的幸運更多是一個特例，在中國，許多退役運動員的生活沒有保障，一些傷殘運動員甚至解決不了溫飽問題。
早在北京奧運會前，同樣是運動員出身的滑冰名將葉喬波就曾呼籲：“作為一名退役運動員，我希望大家在關注2008奧運會成績的同時，還要想到有比金牌更為重要的事情。”而且在那年的政協會議上，她還提交了《退役運動員生存與發展問題及建議》提案。“面對退役運動員在現實社會中的種種困難，我們制定政策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國家體育總局政法司一位官員說，“我們手頭有許多研究如何妥善安置退役運動員的課題，但大家的實際情況不一樣，現在的情況就是船大難掉頭。整個體制就是這樣，指望國家財政為提高退役運動員的補償撥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位體育官員說出了大實話。客觀地講這些年國家為退役運動員的確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舉國體制之下那些沒有成績、默默無聞的專業運動員(也被人們稱為是塔基下的運動員)真是太多了，全靠財政撥款、強行安置是行不通的。在桑蘭傷殘後的第八年，國家體育總局就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運動員保障工作的通知》，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關運動員社會保障的綜合性文件。目前很多地方體育局由於種種困難，一直無法落實。
據記者了解，隨著各省區市各級運動隊規模的不斷擴大，退役運動員也在逐年增多，目前我國注册的專業運動員約5萬人。非奧運年每年有近萬名運動員退役，奧運年的退役規模則更大。但本該與之適應的就業率卻是逐年下降，相當一部分退役運動員長期滯留在隊中，有的甚至長達10年之久。得到“妥善安置”的退役運動員只有千人左右。
“現在的情況是，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在國家隊里出成績的運動員，基本上都不愁退路。但對於塔身和塔基，也就是國家隊的基礎力量，我們的保障力度相當薄弱，更何況還有奧運項目和非奧運項目的區別。” 葉喬波告訴記者，“其實，‘安置’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叫法，現在的說法是一次性補償，補償額由各地方體育局自己做主。”目前，經濟發達地區最多有給退役運動員補10萬元的(這10萬元又能解決什麼問題)，但是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幾千元，而且還不容易拿到。對大多數退役運動員來說，帶著一身傷病離開奮鬥多年的運動隊後，只能拿幾千元補償費，確實令人同情。
由於從小投身體育，退役後創業難就業也難，在上世紀90年代，只有獲得世界大賽前3名的運動員退役後才有免試進入高校學習的資格，現在國家體育總局已把限制條件放寬到全國比賽前3名，即便這樣，90%的退役運動員仍然得不到“接受再教育“的機會。退一步說，那些上了大學的退役運動員，很多都只是“混”個文憑而已，能夠踏踏實實學習知識的運動員並不多見。
“現行《體育法》綱領性過強，沒有對運動員傷殘醫療保險、社保互助進行具體的立法保護。”葉喬波說，“所以，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運動員已成為了社會負擔，並非是危言聳聽。”
從桑蘭打官司事件也可以看出，她在等待12年後才決定走上法庭，是因為當時受到太多的限制，被人以“腦子摔壞了”為由剝奪了說真話的機會。如果她是一名美國運動員，如果慘禍發生時就決定打官司，桑蘭或許真的能獲得巨額賠償。所以，桑蘭心中的委屈和鬱悶，其實凸顯的是體制的弊端、立法的欠缺。
舉國體制“後遺症”
《新民周刊》採訪桑蘭時，她談到的一個細節讓人震驚：“體育中心某位領導要求央視主持人不要再宣傳桑蘭了，(因為她的傷殘)現在練體操的孩子都越來越少了……”看得出來，有些人並不喜歡桑蘭，甚至討厭她，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怕桑蘭影響了他們的“體操事業”。
可是，仔細想想，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真正把體育當成“出路”的家庭已經越來越少了，這跟桑蘭又有什麼關係呢？隨著信息越來越發達，隨著中國老百姓對體操訓練越來越了解，有多少家長會把孩子送到紅地毯上？
按照那位體操官員的邏輯：在巴西是否會因為一位足球隊員場上猝死，許多人從此不踢足球？在美國，是否因為短跑名將喬伊娜的猝死，很多人遠離田徑？顯然，那位體操官員的想法是很片面的。說到底，現在的中國孩子之所以不願意選擇體操運動，是因為舉國體制下的訓練手段太過於軍事化。多年來，中國體操為了追求成績，強調難度，嚴格控制身高、體重，在中國練體操，退役後女孩子的身高一般都在1米5以下，男孩的身高都在1米6左右。然而，在國外體操女運動中，我們卻看到1米65的霍爾金娜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這絕非偶然。有專家指出，如果俄羅斯名將霍爾金娜生在中國，光憑她那兩條大長腿就早早被體校淘汰了，就算她再熱愛體操也別想進入國家隊、征戰奧運會……
由體操項目，我們可以想到更多的體育項目，在中國舉國體制之下，運動員要想獲得成功首要因素並不是他自己的愛好，而是在於教練員的選材和舉國體制下的重點培養。在這樣的大環境里，沒有人在乎群眾基礎，沒有人關心老百姓的喜愛程度。因此，我們發現中國競技體育的傳統強項，比如跳水、體操、舉重、柔道、女子摔跤、射擊等等，並不是群眾基礎好的項目，而在大家喜歡的三大球和田徑、游泳項目上，中國選手表現得實在不行。這就恰恰表明，中國為何不是體育強國了。相反，在歐美體育強家，他們的競技體育項目強弱，與群眾體育息息相關，而且運動員從小就注重德智體全面發展。
早在20多年前，作家趙瑜就對舉國體制進行了解讀。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趙瑜到當地的白求恩醫院看病，只見眾多病人由親友攙扶著呆立在醫院里，而門診室內竟空無一人。醫生們到哪里去了？疑惑間突然鞭炮聲大作，醫護人員聚在一起雀躍歡呼，人叢中打出了“熱烈慶祝中國女排三連冠”的巨大橫幅。 眼前這一群喜笑顔開、置本職工作於不顧的“白大褂”，與病人們蒼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偶然的一幕讓趙瑜開始心生疑慮：體育在這些醫生心目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麼樣的位置？體育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他開始搜集、查證資料，結果吃了一驚：中國3億體育人口，但每年到醫院看病者達25億人次！這個更為巨大的反差讓他焦慮不安，趙瑜決定寫“強國夢”，文中全方位地觸及了中國體育界的問題與矛盾，諸如競技體育與全民體育的本末倒置、狹隘民族主義的膨脹、運動員當官與失業的兩極分化、一條龍體制的弊端、教練員運動員文化低下、運動員愛情被壓抑、比賽中作弊現象層出不窮等等。將體育與政治、文化聯繫起來思考，強調人在體育中應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戰略對人的壓迫和異化……
《強國夢》對體育界的詰難咄咄逼人，毫不留情：體育的功能被顛倒了，還有什麼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後是什麼？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麼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庸俗低鄙？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幹”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當我們為金牌而歡呼的時候，可曾有人想過另一批“國寶”——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 他發出了體育必須改革的呐喊：“讓我們承認危機吧！大國的體育有危機。”
如今，20多年過去了，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上取得的金牌數量由當時的區區15塊，增長到51塊，在金牌榜上的位置由當時的第十一名，一躍成為笑傲世界的第一名。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也不敢稱自己是“體育強國”。
由此可見，當今退役運動員、尤其是傷殘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舉國體制的“後遺症”。體制不變，憋屈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