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ol好号4399:汉思维阻碍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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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汉思维

思维方式

传统文化

超越性

理性

信仰

在中国文化上，汉字与孔子是两大祸根。汉字使人民愚昧，孔子使人民保守。汉字源自中国古代祭司阶层的巫术，它与孔子所代表的势力，即“儒家”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一起稳固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所以，在100年前，继吴稚晖主张取消汉字之后，钱玄同高喊：“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此后，蔡元培、瞿秋白、陈独秀、鲁迅、吕叔湘等纷纷响应。

汉字导致了“汉思维”的顽固性。“汉思维”就是猪的思维。中国人就像一头猪圈里关久了的猪，你想拽它出来，它硬是死赖着不肯出来。哪怕你用鞭子抽打它，它还是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中国人的冥顽不化，与汉字的语言思维特征是分不开的。说汉语的人们，思维方式天然地落后。一些网友曾经惊叹：中国的大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水平（包括谈吐），只相当于西方国家10岁左右的少儿。这种现象值得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中国人长期浸淫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而排斥外来文化，这和几千年之前的中国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所以，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返祖”情结。每当遇到困难，中国人就会从“社会”中退出，返回到自己的“心”中，生自己的闷气，而从来不会认真对待事物本身，更无勇气去索取公理。

前不久，一位美国人说，跟美国相比，中国人还处在幼儿园阶段。这句话没有错。本博认为，2010年最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几句话，一是两会期间温总理说的：“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是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的善意提醒：“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工业产出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910年。”一是中国年纪最大（106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说的两句话：“中国落后惊人，没有经济奇迹”。“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还有人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低智商社会”，我们正在进入“笨蛋时代”。O(∩_∩)O哈哈~

中国的问题就是抱残守缺于传统，在酱缸文化中挣扎，而无法走向现代化。金观涛在《探析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代化的三个要素分别是：个人权利、工具理性，以及基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其观点显然受到了韦伯的启发。韦伯的观点则更集中，他认为现代化是欧洲文明独一无二的产物，是欧洲社会的一个“合理化进程”。韦伯进一步指出，推动这个“合理化进程”的是基督新教。新教催生了西方社会个人权利的观念。然而，个人主义的文化渊源仅仅是基督教吗？很显然，不止于此。西方的“理”，既有基督教真理观的渊源，更有古希腊逻各斯的依据。因此，韦伯的观点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的。我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有两个源头，一是理性，一是信仰，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社会能够不断地超越自身局限、并且推陈出新，所以西方是进化的社会。反观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而，没有理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中国社会始终停滞不前。

中国人的命运都很可悲。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且没有挣到做人的资格。我们在文化上，没有理性与信仰的传统，所以，个人没有人格，也没有道德。人人都是精神是残疾的“类人孩”。要讲理，就得有独立的“人”。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所以，梁漱溟早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梁漱溟在其遗稿《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写道：“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他认为中国人最讲“理”，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判断。严格的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民族。所谓“理”，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人欲”既灭，如何认识“天理”？“理”应该是超越性、普适性的，能够形式化的（即可以被人们认知）。

自古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今天，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则笑话很形象地进行了描绘：“有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也跟他装孙子，他就重新跟你讲道理。”在中国，你简直没办法跟人（尤其是官府）讲道理！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则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深层次问题。中国人只有李泽厚所说的功利性的“实用理性”，而无西方超越性的“工具理性”，更无后现代哲学所提倡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合理化”。遗憾的是，中国人之间由于无法正常交往，所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不合理了。正如艾未未观察的那样：“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

实际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崛起”与否，而是究竟会倒退到哪一步。中国最明显的倒退，就是中国人在语言能力、交往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上的不断退步。很显然，问题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当今有一个说法非常主流：“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假如这个主流认知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害人的制度的背后，一定有一种比制度更加顽固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不讲“理”的背后，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容易被权力控制住。或者说，汉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中国之所以无法顺应世界潮流，关键性的因素源自中国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汉字，及其所代表的“汉思维”——的顽固性。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汉字是很难被灭掉的！汉字不仅无法灭掉，而且还在不断被神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年——1857）曾经说过，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存的最原始的语言，“中国人认为始创文字功业是巨大的，不可超越的，不可改进的。”据说仓颉造字，鬼神害怕得都哭起来了。可见，汉字自从诞生开始，就被神化了。因此，台湾硕儒龚鹏程认为，文字教是中国的“五教”（儒道释文侠）之一。

汉字是中国人拒斥外来（尤其是西方）文明的顽固堡垒。由于汉字及其所代表的“汉思维”的顽固性，中国人很难将西方先进文明真正吸收进来。所以，不要看当今中国人都在过着一种现代化（来自西方文明）的生活，但我们的脑袋里装着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而且，这些陈年旧货还在不断地腐坏、变质。中国文化的奇特之处就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所以，中国人越来越愚蠢。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建制”。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经说过：字母文字是法治的语言，象形文字是人治的语言。这个说法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政治理论。字母文字是底层百姓反抗文字垄断、商人方便贸易的产物（最早的字母是古埃及的劳工创造的，腓尼基字母得益于商业交流），而象形文字则往往被特权阶层所控制（例如，古埃及的祭祀掌握象形文字的书写，今日云南丽江的纳西文就是由当地为数不多的“东巴”所掌握的）。所以，维科等学者认为，拼音文字是同民主平等人权相联系的。

字母文字使得人人都有发言权，而且，人与人之间契约自由。而在象形文字系统中，不惟书写，就是说话的自由，也是有限的。所以，《世界史纲》的作者韦尔斯认为：“这种文字系统从前是，现在仍然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士），也就是官吏。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字上，而不是思想和现实上。中国社会经济因而受到很大限制。”实际上，中国人是最会玩文字游戏的。所以，有学者认为，“象形文字必然同专制主义和迷信、贪赃、特权、捣鬼联系在一起”。“拼音文字最有利于哲学思考。象形文字阻碍哲学，恰恰隐藏着玄机和神秘。”这是汉字的巫术传统决定了的。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韦伯所说的“巫昧之园”，在专制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是聋子和哑巴。所以，黑格尔认为，“这种文字（即汉字）是为一个民族的极少数人、为那些占领精神文化的专门领域的人保留的。”实际上，他们差不多都是骗子。黑格尔还说：“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阅读象形文字就自为地成了聋子的阅读和哑巴的书写。”

汉字就是典型的不讲“理”的文字，所以，人与人之间容易相互欺瞒，并且形成一个威权主义社会。世界级学术大师一般都不认为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康德说：“汉语仅有330个单音节词，皆无词形变化，通过不同声调，不同发音送气以及各式各样的符合词”。赫尔德说：汉语“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东方人的感觉是混沌一片的，他们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赫尔德还说：“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想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他认为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黑格尔说：中国语言是那样不确定，没有连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并列着，所以在中文里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他说：“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美国哲学家安乐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就缺失“超越性”之维度，汉语言思维没有明确的“超越”意识。我国学者孙周兴认为：“正是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实践目的和功效的限制，此外就是汉语本身的特性，中国文化没有形成欧洲式的超越性的形式化思维。”

落后的汉语言思维使得中国人难以理解西方文明的两个来源：理性与信仰。所以，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尤其是政治学）至今仍然被挡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原因之一是：汉语很难与西方语言实现对接，因此中西方文化交流一开始就有困难。利玛窦在中国发现，汉语“跟希腊语或德文完全不同，口语意思模棱两可……他们的文体没有冠词，没有格，没有单复数、性、时态之类。”与利玛窦一样，新教传教士来华也曾为把基督教观点译成汉语而苦恼过。“汉语是一种如此不完善和臃肿的工具，以至很难用它来传播神学真诠”，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用于介绍新真谛的最方便的手段之一。”汉语很难表现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的区别，把希腊语、拉丁语、梵文的观念译作汉语就比较困难。语言结构必然引出思维方式的问题，传教士们认为中文缺乏逻辑（源自逻各斯）。中文与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根本不同。汉语是一种不具备任何语法范畴特点的语言。汉语缺少任何词形变化，以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很头疼，难以把基督教论点译成中文。印欧语言的结构帮助希腊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形成超越一切的和永远不变的（与感性的和短暂的现实相对立的）的实在的思想。谢和耐说：“语言的结构和词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因而在中国，能深刻理解外国思想的人，从来就是少数。

中国民主宪政之艰难，正在于中国人能否虚心学习和接纳西方文明。如果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理解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将很难出现必要的民主宪政的社会共识。而能否改变现状，仍然将涉及到语言文字的国家政策问题。这个道理，可以通过中日两国比较看出来。一百年前的中国出现了白话文运动。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动力源泉在日本。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在写作中运用的词汇，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日本人对汉语进行西化后的再造。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跟日本对汉字的革命有关。日本原属汉字文化圈，在明治维新时却出现了“言文一致”的社会运动。所谓“言文一致”，即：使日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一致。“言文一致”最初是于幕府末期由受西欧影响的洋学者们提出的。竹越三郎将日本人采纳汉字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在这一表述中，文字成了对语音的压迫。1883年“加注假名”会成立，极力主张言文一致。战后1946年，文语体被彻底取消，完全采用了口语体。言文一致的运动为日本的近现代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通过自觉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机制是社会机制的枢纽，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体现。龚鹏程认为“汉语”不讲“文法”是好事，所以否定五四运动。他看不到白话文运动的革命性。不过，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一场流产的语言革命。因为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迥然相异。

很多人会说：台湾、香港也是使用汉字的，为什么可以实行民主？我们认为，那里的民主与汉字毫无关联，因为那里的民主不是本土的、内生的，而是嫁接的结果。港台之所以能够嫁接民主，是因为他们将儒家传统赶出了公共政治的领域、关进了个人情感的范畴。实际上，台湾、香港不再是一种文字中心主义的社会，而是多语言尤其是多声音的社会，他们通过打破传统，而解放了汉字，所以，那里的人们在语言上是自由的，无所谓是不是汉字了。也就是说，台湾人、香港人在日常交往中，发出的是真正的“心声”，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整个社会都在玩弄文字游戏，是中国大陆的特色。这就像日本、韩国的人们祭拜孔子一样，在那里，孔子不再是偶像符号，而是无数种文化符号中的一点点罢了。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使用什么文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语言文字开展正常的交流活动。而在封闭社会，文字却被异化成了政治的目标，而不是手段。所以，只要中国仍然处于文字狱的传统社会之中，那么，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活路可言。因此，我也告诉大家，我并非主张废除汉字，而是呼吁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看不到这一点，或者阻止这个进程，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

维特根斯坦认为，“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建设一个开放社会其实并不难，无非是“让人说话”而已。“让人说话”，才能让大家意识到，传统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哑巴社会。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它必然将不断退化和溃败。中国人的信仰一直定格于夏商周以来的祖宗崇拜和权力崇拜上，而权力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并且，它会拒斥更高的神圣事物的看管，做到无法无天，所以，中国人什么坏东西都能信、敢信，但是，我们没有超越性的向往至善的信仰。因此中国在精神上，几千年来仍未出世。将权力神化（实际上是巫术化、偶像化），就是中国最根本的信仰体系。这是一种不具备进化能力的信仰体系，在现代社会面前，它必然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可谓慧眼独具，他曾经说过：“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即将权力神化的政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只要“让人说话”，汉字的局限性就可以立即得到消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可以立即用来服务世俗社会。然而，如果中国人仍然抱残守缺地赞美传统、维护传统的话，那么，汉字和孔子就仍然是我们的敌人和祸害。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一书中写道：“深入地把握住困难正是困难所在。因为，如果是在表面上抓住它，困难依旧原封不动，得不到改变。必须是连根拔起，使得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些事物。例如，从炼金术到化学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决定性的。新的思维方式正是最难建立起来的东西。”他认为：“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建立起来，旧的问题就会消失；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很难再想得起来了。因为它们跟随着我们表达自己的方式，假如我们披上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问题就会和旧的服装一起被丢弃了。”

所以，在当前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以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系，接受彻底的批判——因为西方文明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不过是具有先进性尤其是开放性罢了。惟有培养这种超越性思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才能慢慢地觉醒过来，传统的酱缸才能砸破，那些本来是人的蛆虫们才能重返人间，显出“人”的样子。也只有在打破传统之后，汉字的诗性、艺术性才能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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