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铁生

　　在史铁生去世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与地坛》，真的恰逢其时。我想，对他最好的怀念，莫过于认真地重读他的作品。

　　好的文字，从来都是能够保持长久不灭的感情和生命的温度的，其魅力便也在于此。这一次，再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我边读边想，再没有一位作家赶得上他这样是在用感情、用心灵、用生命写作的了。

　　在《我与地坛》的开篇中，他先是这样写了一段地坛的景物：“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然后，他紧接着说：“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格外心动。总觉得像电影一样，在地坛颓败而静谧的空镜头之后，他摇着轮椅出场了。或者，恰如定音鼓响彻在寂静的地坛古园里一样，将悠扬的回音荡漾在我的心里，注定了他与地坛命中契合难舍的关系。当代作家中，哪一位有如此一个和自己撕心裂肺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特定场景，从而使得一个普通的场景具有了文学和人生超拔的意义，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意象。就像陆放翁的沈园，就像鲁迅的百草园，就像约翰·列侬的草莓园，就像凡·高的阿尔。

　　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母亲是一个最动人和感人的形象。母亲49岁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后，在《我与地坛》中，有这样两段描写：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照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儿明白：母亲已经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有一年，10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后一段，体现了史铁生的心地的敏感，从两个散步的老人一句简单而普通的话语里，涌出对母亲由衷的感恩和悔恨之情。敏感的前提，是善感。也就是说，是海绵才有可能吸附水分，水泥板花岗岩，哪怕是再华丽的水磨石砖，也是无法吸附水分的，而只能让哪怕再晶莹剔透的水珠凭空流逝。缺乏这样善感的心地与真情，使得不少写作成为搭积木和变魔术的技术活儿，或者化装舞会上和摆满座签的领奖席上花红柳绿的热闹。

　　前一段，排比句式的景物中几次慨叹：“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都会让我心沉重。在这样的重复的喟然长叹中，那些景物：老柏树、草地的颓墙、虫鸣的午后、鸟儿归巢的傍晚以及古祭坛上的黑暗与月光，才一一都有了意义，这意义便是这一切附着上母亲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地坛是史铁生的，也是母亲的，因有这样的一位母亲而让地坛具有带有伤感无奈却又坚韧伟大的别样情怀。

　　由生活具象而思考为带有哲理性的抽象，是史铁生愿意做的，也是史铁生作品的魅力，更是和我们一般写作者的区别，如同真正的大海一步迈过了貌似精致却雕琢的蘑菇泳池。他便从一己的命运扩大为更为轩豁的世界，而使得他的作品融有思想的含量，不像我们的一样轻飘飘、甜腻腻，或皮相的花里胡哨。他爱说人间戏剧，而不是像我们那样自恋得只会舔自己的尾巴、弄自己的发型。

　　在人文社这本《我与地坛》里，最后选的是《想念地坛》。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则文章里，史铁生想念地坛里的那些老柏树，他从它们“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中，将其品质出人意料地抽象为“柔弱”。他进而说：“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他说：“倘若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切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由老柏树的“柔弱”，他写到世风的喧嚣，他说：“唯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之所以由“柔弱”写到“喧嚣”，还是要写地坛，因为地坛曾经可以是销蚀喧嚣回归宁静的一块宝地，“我说的是当年的地坛。”他特意补充道。

　　于是，他由“柔弱”到“喧嚣”，又回到“安静”。“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而如今的“安静”只能回望了，正如地坛只可以想念一样了。因为如今的地坛和我们一起已经卷入喧嚣的漩涡。

　　可以看出，人生的悖论，世风的无奈，以柔弱对抗喧嚣，以想念回归安静，这是一种怎样的哲思！对于写作，他比我们纯粹；对于生活，他比我们单纯；对于世界，他比我们深入。无论什么样的现实，无论什么样的命运，他利钝不计，操守不易，明不规暗，直不辅曲，一直以这样的心智，和我们，和这个世界对话。

史铁生：以心为底(张新颖)

　　一

　　史铁生在2011年元旦前一天辞世，原本以为，这就是一个令人哀痛的残酷事实；可是这些天来，史铁生的亲人、朋友、同行，还有许许多多天南海北的读者，在深挚的哀思和缅怀之外，还表达出了另外一种情绪、感受和思想。从单个的人来说，这另外的东西也许是微弱的，甚至是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可是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富有感染力的氛围和能量。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许许多多不知道名字的读者的反应：原来有这么多人读史铁生，原来史铁生的文学曾经给过他们这么深的感动、记忆，甚至是面对困难和命运的力量。平常日子里，这些读者散落在各自的位置上，淹没在人群之中，无声无息，很难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可是史铁生的去世，他们的哀伤和追怀，把他们从感情和精神上聚集到了一起，让他们自己也开始认识同伴，原来他们不是单个的，他们有这么多同伴——史铁生的文学，原来有这样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文学界已经习惯抱怨文学受冷落，抱怨纯文学没有读者，更有人早就预言了文学未来的死亡。史铁生不是活跃的“明星”作家，他的每一本书印数都不多，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史铁生的读者，这么多普普通通的读者。不必测度这些读者的数量，也不必夸大这个数量，他们从史铁生的文学中获得的深刻感动和持久的精神力量，还不够足以说明，读者从来就在而且一直在，他们热爱好的文学，需要好的文学，他们也懂得好的文学！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我刻意强调普通读者的感受和需要，是因为，普通人的心，也是衡量文学价值的一座天平。不是唯一的天平，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天平。今天，我们在对待作家的文学成就、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等诸如此类的“专业”问题、“学术”问题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普通人的心这座天平？

　　放在这座心的天平上，史铁生的文学就是有沉实分量的文学。

　　二

　　史铁生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从“新时期文学”之初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历时30年而终。这30年，中国文学一个潮流接着一个潮流，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顺流而下，一些命名、术语和阶段划分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几乎成了“共识”；另一些还存在争议，却仍然在争议之中命名、划分、使用。史铁生属于哪个潮流？放在哪个阶段？

　　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当代作家，其中不少可以放在某个潮流、某个阶段讲，史铁生不能。史铁生不引领潮流，也不预示某种潮流。

　　譬如说，他是知青，1983年发表的回忆陕北上山下乡生活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更是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可是这篇作品与前前后后的“知青文学”多么不一样；1984、1985年“寻根文学”兴盛，有人爬梳“寻根文学”的初期脉络，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看作预示或先声一类的作品，未尝没有道理，但其实却不能算“寻根文学”，除非对“寻根”另作解释。

　　再譬如说，史铁生对文学实验和形式探索兴趣浓烈，从早期的短篇、中篇，到后来的两部长篇——1996年的《务虚笔记》和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写作实践上的“先锋性”，与“先锋文学”相比也不逊风骚，可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把史铁生归在“先锋作家”之列，“先锋文学”的名目涵盖不了史铁生文学的特质。

　　史铁生不是一个封闭的人，他的写作与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变化声息相通，丝缕相连，却从来就在潮流之外，在热点之外，在喧嚣之外。他一个人，写萦绕于他自己一颗心的事与思，结果却是通向了许许多多颗心。

　　三

　　史铁生曾经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史铁生插队时，在“最狂妄的年纪”双腿瘫痪；30岁又添新病，两肾一死一伤；后来又发展成尿毒症，透析成了家常便饭。如何对待切身的痛苦和抛不掉的命运，成了他最日常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史铁生的写作，就是从须臾不曾离身的问题开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的。命运摧残身体，其结果往往是连精神也一道摧毁了。史铁生却能够让精神立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精神历程的叙述。

　　这个精神，靠什么往前走呢？对史铁生来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思想，不是名词思想，不是现成的东西，是动词，是自己去思，自己去想。用什么去思想？不是理论、观念、逻辑、方法，是用心。心思，心想，思想两个字，本来就都是以心为底。这思想的起点在哪里？起点就是切身的问题，是不脱空的，空来空去的思想，没有摩擦力，徒具思想的形式而已；而史铁生所思所想，始终跟切身的问题血肉相连，跟生死的疑问纠结辩难。这思想能够走到哪里？它有终点吗？没有，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多久了。“有谁把人间的疑难全部看清，并一一处置停当了吗？”那么写作呢？“正是一条无始无终的人生路引得人要写作，正因为这路上疑难遍布，写作才有了根由，不是吗？”所以个人的写作不会枯竭，人类的文学不会死亡。

　　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有一部分读来十分艰难，因为他叙述得就很艰难，更因为他想得艰难，思得艰难。想明白一点点，精神就往前走一点点。想明白一层，精神就往上进一层。这个精神的历程漫长而曲折，进三步退两步，爬上去再掉下来再爬上去，但正因为这样不堪和艰难，才显出尊严、庄严和崇高。到后来，就能够从容观物从容观我，就能够爱己爱人爱世界甚至爱命运，就能够由狭隘而恢弘，就能够将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宇宙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宏大和深邃而显现生命的宏大和深邃。

　　1991年发表的《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影响最为深广的作品，它浸润和洗礼了那么多读者的心灵。这一万多字，不仅仅是史铁生在地坛待了15年的结晶，更是他的精神历程上进到这一层才得以写出来的，仿佛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磕磕绊绊、跌打滚爬地走过异常艰险的来路。

　　生命有它的来路，也有它的去处。你想让你的生命怎么样，就是庄严的欲望。史铁生在小说(如1986年的短篇《我之舞》和1987年的中篇《礼拜日》)里描述过心灵的激情和精神的伟力所产生的生命舞蹈，昂扬若狂，震颤心魂。爱情也是一种欲望，也是生命的一个去处。在现实的爱情生活中，史铁生是幸运的。我们读《希米，希米》这首献给妻子的诗，开头是：“希米，希米/ 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 谁想却碰上了你！”走错了地方，这不过是平常的经验，可是史铁生也许说的是，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又遭遇这样苦难的命运，这本是个错误；但是意料之外的相遇和爱情，却使得这个错误变得可以承担、可以经历。在《扶轮问路》里，史铁生写道，想到这句诗的时候，还想到了梵高信中的话：“我是地球上的陌生人，(这儿)隐藏了对我的许多要求”，“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四

　　“死不过是一个谣言”，这是史铁生《永在》这首诗里的一句；借用这句诗来说，预言未来文学的死亡，也不过是一个谣言。史铁生的辞世，激发出潜藏在许许多多普通心灵中对于文学的珍重和感念，这不是悲观的信息。对于史铁生个人来说，死亡也许确实是解脱的“节日”。在这个“节日”，许许多多普通的心灵以表达对史铁生文学的热爱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好的文学的真诚渴求。对于文学来说，这个“节日”就应该包含对这些心灵的承诺、对责任的费心承担。史铁生《节日》的前两句是：

　　呵，节日已经来临

史铁生：一个宁静的人

　　2010年的最后一天，早上，收到安忆的短信，史铁生去世。我第一个念头，想到了“宁静”两个字。铁生是一个宁静的人，他静静地生活在嘈杂的人世间，默默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如今他走了，也走得安安静静，给世人留下一个圆满的生命意象。

　　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注定是会寂寞的。本来，生活在我们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铁生很容易被人们关注，也很容易成为大众眼里的明星人物。他的写作，他的残疾，他的信仰以及他的高贵的人生态度，都足以被现代媒体用来“秀”一把。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一生都不制造话题，也不被潮流所利用，他只是安安静静做着自己一份称职的工作，那就是写作。

　　铁生有自己的信仰，用以慰安他不幸的命运，但信仰是他内心的声音，也是他自己的生命体会，他很少在文学创作中夸饰信仰。铁生有独特的经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今天》的重要小说家，等等，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但他也很少在创作中渲染自己的人生。他的写作属于纯文学，是一份纯净、澄明、朴素的生命告白书。他也不特别张扬自己的人格力量，却在文字里有着透彻坚定的立场。

　　我与史铁生交往不多，只有过两次短暂的会面。一次是1996年斯德哥尔摩大学举办的主题为“沟通”的文学讨论会上，这是另一位《今天》的小说家陈迈平举办的会，中国作家有芒克、多多、严力等当年的《今天》骨干作家。铁生夫妇也在其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铁生的第一次出国，他身体肥大，行动不便，上下楼都有同行的朋友们照顾着。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国作家中，朱文最年轻，很多场合都是朱文背着铁生行走，气氛是祥和的，充满了友爱的精神。铁生也落落大方接受别人的帮助，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腼腆的笑容。还有一次，是2004年，王安忆刚被引进复旦中文系当教授。她进复旦的第一件事，就拿出自己的科研经费邀请史铁生来复旦，为复旦学生作了精彩的讲座。史铁生很少外出，身体又不好，为了他的到来，安忆做了很细致的准备，使这次演讲取得很好的效果。在这两次会面中，铁生总是被人们簇拥着，我都没有机会与他做深入的交谈，我也觉得似乎不需要——面对一个寂寞而澄明的灵魂，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和苍白。

　　今天，王安忆主持的“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中心”将在复旦大学举办史铁生的追思会。这一天，是史铁生60岁生日的今天，听说北京也有朋友们要举办追思会。过几天，南方的朋友也会举办类似的会。这样的纪念，远胜于形式主义的追悼会。因为，友爱和宁静是永远与铁生在一起的。

2011年1月4日早晨

王安忆:倘若史铁生不残疾

　　1990年夏在北京，去史铁生家，他向我演示新式写作武器，电脑。在鼠标的点击下，屏幕上显出几行字，就是他正写作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应当是第四章“童年之门”中“一个女人端坐的背景”的一节。这样一个静态的、孤立的画面，看不见任何一点前后左右的因果关系，它能生发出什么样的情节呢？它带有一种梦魇的意思，就是说，处于我们经验之外的环境里，那里的人和事，均游离我们公认的常理行动。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史铁生家。他不在，他父亲说他到地坛去了，就是《我与地坛》中的那个地坛。于是我坐着等他，当他摇着轮椅进来，一定很惊奇，怎么又看见我了？闲扯几句，我捺不住提出，再看看他的电脑，事实上是，再看看他的长篇。这其实有些过分，谁也不会喜欢正写着的东西给人看，这有些近似隐私呢。然而，史铁生是那样一个宽仁的人，而且，还是坦然的人，他顺从地打开电脑，进入写作中的长篇。我请求他再往前滚动，于是，出现了“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我再请求向后滚动，却很快完了，他抱歉地说：就只写到这里。

　　追其小说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

　　时过3年，1993年春，我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排除一切干扰写小说。有一日，几个朋友一起晚饭，其中有史铁生，席间，只听他自语似的嘀咕一句，意思是这阵子不顺遂，两个星期就在一小节上纠缠。看上去，他依然是平和的，不过略有些心不在焉。可在他也已经够了，足够表示出内心的焦虑。我们都知道他正泡在这长篇里头，心里都为他担心，不知这长篇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自从坐上轮椅，史铁生不得已削弱了他的外部活动，他渐渐进入一种冥思的生活。对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他不是以感官接触，而是用认识，用认识接近，感受，形成自己的印象。这样，他所攫取的世界便多少具有着第二手的性质。他当然只能从概念着手。概念无论如何已是别人体验与归纳过的结论，会在他与对象之间，拉起一道屏障。他就隔着这层灰色的屏障，看这世界，这世界很难不是变形的。可是，变形就变形，谁敢说谁的世界完全写实？谁的感官接触不发生误差，可完全反映对象？

　　我们有时候会背着史铁生议论，倘若史铁生不残疾，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是，“章台柳，昭阳燕”，也许是，“五花马，千金裘”，也许是“左牵黄，右擎苍”……不是说史铁生本性里世俗心重，而是，外部生活总是诱惑多，凭什么，史铁生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加自律。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命运就是以疾病、先天、遭际、偶然性和必然性种种手法，选定人担任各种角色，史铁生曾经发过天问：为什么是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因为是史铁生，所以是史铁生。仿照《务虚笔记》的方法，约为公式：因为此，所以彼，此和彼的名字都叫“史铁生”。

远去的史铁生(孙郁)

　　在北京最冷的日子里，得知史铁生去世的消息，内心的寒意更浓了。告别了语言的世界，到那个空幻的世界去，谁还能再听到他的歌吟？

　　在残缺与渴念之间

　　关于史铁生，媒体已经说了许多。他伸展在残缺和渴念之间，承受了人间难以言说的痛苦，却得到了近乎最纯粹的声誉。那些关于他的精神抚慰的话语，把一个受难者的苦楚覆盖了。其实，那些温情的徽号是和他的思想底色完全不同的。

　　史铁生是文坛上的提问者与发现者，他的小说、散文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不在一起，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最初的写作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忧郁、清纯的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笔意是爱意的流盼，在无奈之中有空寂的一面。后来的《来到人间》和《命若琴弦》，有对残疾人不公正命运的宣泄，已经深意袭人了。《老屋手记》、《我与地坛》和《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里，试验性的笔触出现，有先锋派的意味。到了《中篇1或短篇4》和《务虚笔记》，就带着玄学的特点。至于《病隙碎笔》，则分明暗含着爱默生、尼采的独语体式。他进入了恍兮惚兮的世界，与形而上学为伍了。不再是宿命的寓言，而是自身的追问。他的精神的主调和审美之维的核心，在《我的丁一之旅》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那个迷宫般的文本，差不多把他的一生思考浓缩了。

　　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与的，而是被提出的

　　一切归于他的残疾么？也许是的。因了己身的不幸，他遭遇过歧视和冷遇。而这些恰发生在“文革”的岁月。由己身出发，言及社会，他发现了文明里的病灶。最初，他和许多写实作家一样，把视线投向对身外世界的拷问里。可是后来他意识到，其实每个人自己都有问题。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那句话打动了他：“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而文明史是每个人参与的过程。沿着这个思路出发，他突然意识到，文人们被欲望和流行观念驱使的那种写作，或许是一种自欺。

　　在远离利害冲突的年月，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许多热闹的存在在他的眼里都失去意义。他十分欣赏弗兰克的那句话：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与的，而是被提出的。于是在写作里，作为一个提问者，他进入了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

　　他其实是很有荒谬感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就很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价值错位与文化间的关系被演绎得较为动人。在叙述方法上受到了鲁迅的暗示，又加之西洋的一些现代主义技巧。可是不久他放弃了这些，开始独吟之路。《我与地坛》乃一曲咏叹，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罕见的，文体和意境都与当时流行色相距甚远。他开始拷问自己。一切都归于自己，也许能够发现诸多问题。他说：“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那个远离我们的模糊的世界，也许才有本我。

　　于是他由自己的有限，看到了生命的有限，也由此，沿着没有路的荒原，看到了存在的悖谬。人的不幸是在这样的有限里，却时刻也不觉得。在很无奈地进入到这样的有限的时候，却省悟到直面它的快感。

　　不错，他开始拒绝那些所谓美满的话语。只有残缺才是真实的。悲剧常常出现在幻象的预期里，只有清醒于缺欠才可能避免妄念。当诗人顾城死去的时候，他就感叹道，那原因是诗人制造了一个圆满的梦，结果一切空无：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于是我终于看见，那美丽的梦想的后面，还有一颗帝王的心：强制推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

　　这句话里有他的老到与沉稳。他的目光的透彻，和他文本的稚气如两条平行线。虚妄来自先验性的范畴，撕碎它才能进入真实，可是没有语言，没有这样的先验的符号，我们又能怎样思维？这是个难题。史铁生在此停住了。他竭力向着那个认知的极限眺望，其创作的渴望，就缠绕在这里。

　　提问者与发现者

　　史铁生提问的几乎都是文学中最棘手的难题。存在与乌有，纯洁与罪过，询问与走失……答案也许没有，而在文字的穿梭中却让我们看到了写作的反常规的惬意——那就是带着遗憾向着未知的陌生的领域挺进。

　　提问的过程，是发现的过程。他对旧小说忽略普通人价值的描述深表痛心，如同鲁迅《狂人日记》的话语，虽然远没有鲁迅复杂。他对道德话语下的忏悔问题的解释，也有批判意识——谁没有过失呢？为什么把自己变为天使，而独独别人是恶魔？从自己的世界寻找问题也许才能打破彼此间的隔膜。史铁生觉得文学的写作，就是发现与提问并行的劳动。他说：

　　罗兰·巴特说过：文学是语言的探险。那就是说，文学是要向着陌生之域开路。陌生之域，并不单指陌生的空间，主要是说心魂中不曾敞开的所在。陌生之域怎么可能轻车熟路呢？倘是探险，模仿、反映和表现一类的意图就退到不大重要的地位，而发现成其主旨。

　　不妨说，他在提问与发现里，获得了片刻的逍遥。生命既然是不可重复的走向寂寞的过程，那么诗意的挣扎与反抗，以思想的明快与挑战面对虚无，才是人可以证明其自我的拯救吧。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断向陌生挑战的人。《务虚笔记》的思辨之迹，《病隙碎笔》的超验之问，《我的丁一之旅》对“太初”、“终极”的多维之思，是挣扎于有限性的隐喻。史铁生越到后来，越远离早期的明澈之迹，作品的实验性越浓。他知道，对那个看不见的存在的追求，也许是摆脱沉重的肉身的途径。于是在其文字间，我们读到了沉郁之后的明快，无望尽头的闪光。他创作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式。在汉语被日渐实用化的今天，他展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我在下面的一段独白里，看到了提问者与发现者史铁生的心魂的形象：

　　我不断地眺望那最初之在：一方蓝天，一条小街，阳光中缥缈可闻的一缕钟声，于是恐惧与好奇之中铺成无限。因而我看着他的背影，看他的心流一再进入黑夜，死也不是结束。只有一句话是他的保佑：“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段话，或许引起争论也是不免的。这里，他的提问与发现变为了神异的图景。人们在经历大的磨难与挣扎时，可以用精神之力驱走恐惧与不幸。那是远天的灵光，还是心灵的微火，抑或形而上的曙色？也许是史铁生的真魂也未可知。理解史铁生，要经历文本解读的耐心，在他越复杂的叙述里，越可看出他的单纯。在我们的时代里，世故的文人是不会有那样的心灵历险的。当代文学因为他的存在，保留了一块绿地。那个未被污染的色泽，使无趣的文字世界有了可去的地方。

轮椅哲人史铁生(解玺璋)

　　编者的话

　　本来我们已经备好了稿，打算给2011年北京日报人物版一个喜庆的开头。没想到，2010年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逝世，我们别无选择。

　　新年的开篇似乎略显沉重。但生与死、逝去与永恒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不管自觉与不自觉，无时不在思考与面对的问题。何谓生？何谓死？史铁生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深刻探究与精彩阐释。我们相信，摆脱了肉体苦难的美好心灵会在人间得到永恒。

　　他走了……

　　今天，1月4日，恰逢他的花甲之寿。在此我们为他的远行祝福。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没想到2010年的最后一天竟是这样到来的。12月31日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史铁生去世了。

　　这天注定将成为2010年最寒冷的一天。因为，最让我们感到温暖的铁生不在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儿来。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把他找去，莫非上帝又造了什么楼，请他去写文章祝贺？但我知道这不是他所擅长的。

　　我把史铁生去世的消息发在微博里。朋友们，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被早晨这巨大的不幸感染了，很快，转发、评论、留言就达到了四位数，大家纷纷表示，史铁生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他是我们精神上的兄长，我们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他总是热情地、大方地、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

　　1

　　铁生的书，支撑了我们生的信念

　　我于是想起一件往事。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山西大同的读者来信，写信的人叫牛和根，是大同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工。他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给妻子治病，不仅花去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而且负债累累，真到了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程度。经济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他艰于呼吸，倍感痛苦，如果不是为了陪伴病中的妻子，他甚至想到了死。这时，他从《北京晚报·书香》版上读到了史铁生谈论生死的文章，从中感受到一种活下去的精神支持，便萌生了要读他的书的愿望。但没有料到这本书竟如此难买，他跑了几家书店，也托过出差的同事，都没有买到，所以，给我写了这封信求助。

　　他在信中写道：“照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是无力也不应再花钱去买书的，但我的精神太苦闷，故也极挑剔地买一点点书，以求‘疗救’痛苦的灵魂，以便有点支撑，挑起超常的生活重负。”我想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一个人“疗救”自己灵魂的祈盼。找本书对我来说不算难事，可我却想，如果请史铁生写几个字，会不会对这个朋友更有帮助呢？我也担心这些无端的“闲事”会影响铁生休息，毕竟他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宝贵。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他听了我的介绍，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带着牛和根的信以及铁生的书来到他家，他不仅在书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还写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说他很能理解这个人的心情，他知道死不容易，而活着更不容易。这个时候最需要来自朋友的温暖和帮衬。我从铁生家出来，当即给牛和根寄去了这本他苦寻多日的《对话练习》。他接到书以后给史铁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先生转寄来了您的大作，您并给我签了名，我捧书眼圈红润红润的。难得你们热心关照我，如同饥寒中有人递给我一件御寒衣，一碗热汤面，这种人与人的温情，有些久违了，却在你们俩身上找到了。”后来我又给他寄过史铁生的新作《病隙碎笔》，正是铁生的书，伴随他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更伟大、更光彩的呢？仅此一点，他的价值就超过了任何作家的富豪榜，以及任何看似耀眼的奖项。因为，无论多少金钱和荣耀，都不能作为衡量他的写作的价值尺度。他不是用笔，用电脑，而是用生命写作。他的作品绝不是码字儿码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流出来的，挤出来的。

　　2

　　一个精神领域的竞技获胜者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2010年12月31日凌晨，他向人间告别的时候，离他的60岁生日只差4天。上帝真的是太吝啬了，竟连4天也不给他。他18岁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是陕北延安的清平湾。3年后，21岁的他生了一场大病，被剥夺了走路的权利、奔跑的权利、跳跃的权利。他瘫痪了，躺在床上，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1974年，他被安排到北京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在这里，他开始了文学写作的生涯。他很快就“碰撞开一条路”，他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写作，得出一个很朴素的结论：写作是为了活着。我活着所以我写作，我写作所以我活着。这是生命的辩证法，也是写作的辩证法。

　　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他拿出一本新书给我看，就是大名鼎鼎的《病隙碎笔》。在这之前，大约是1998年，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不得不做透析，《病隙碎笔》就是写于重病之中的人生感悟。他的透析做了两三年，“碎笔”也断断续续写了两三年。聊起来他说，很自然地就想起这么一个题目。为什么叫碎笔呢？因为写不了长的，就把事情敲碎了写。一边想，一边写，年纪大了，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往事也从记忆深处慢慢地浮现出来，他把这些都记下来，都是比较短的、片断的记忆和印象，没想到，两三年里积累的“碎笔”竟有243则。这些“碎笔”先被陆续发表在杂志上，后来又被结集成书。翻阅这本朴素而丰厚的书，我仿佛看到，史铁生正从记忆深处步履轻盈地走来，他的神态是那样安详而又自信。他写道：“关于往日，我能写的，只是我的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史实。我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终于追踪到史实；追踪所及，无不是记忆和印象。”他继续写道：“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而破碎成片断。互相埋没的心流，在孤单中祈祷，在破碎处眺望，或可指望在梦中团圆。记忆，所以是一个牢笼。印象是牢笼以外的天空。”

　　虽说“碎笔”写完了，书也出了，但透析还得继续做下去，而且有增加的迹象。但他的精神看上去还很不错，不像每周要做三次透析的样子。那一年，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讲学归来，我去看他。这是他在前一年赴广州参加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后的又一次远行。在我看来，史铁生能够远行，就意味着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只要身体健康，他就不会停止思考和写作，不会停止在这条路上的奔跑。这是我们的福分。那天见到他，果然是精神爽利，气色饱满。那时，他做透析已有6年多了，“刚开始还有点儿不知所措，三四年之后就慢慢适应了，各方面也摸得比较准了，现在感觉就比最初那两三年强多了。去年到广州，坐飞机，连来带去5天，感觉挺好。这次又走了一趟上海，觉得更有信心了。”不过他说：“每次做完透析，还是感觉很累，又饿又累又没劲儿，但身体里的毒素没有了，脑子特别清醒，浑身特别轻松。又轻松又累，这种感受一般人很难体会。最好的状态是在透析后的第二天上午，昨天做了透析，今天上午就特别好，就能写点东西。也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了，那天我跟几个朋友说，我现在每周只有12个小时是最适宜写作的。”

　　那天他说他正在写着一个长篇，“写了《务虚笔记》以后，本以为不能再写长篇了，太累了，想写个长点儿的中篇，没想到是个长篇，就从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据说，他已经写了大约两年多，写了不少字了，“估计怎么也还要一年时间才能写完吧，”他说，“后边有些很重要的地方还想得不太好，还不能算数，还得改呢。”关于这部小说，他觉得“也不好说是什么题材，但跟《病隙碎笔》不一样，还是希望它是小说状态的”。

　　这部小说就是两年后出版的《我的丁一之旅》。小说中的“我”，不是一个实体的人，而是一个精神性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是个“永远的行魂”。而丁一呢？则是个物质的躯壳，是个装载灵魂的肉身。“我”在书里说：“在我漫长或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他又说，他的“丁一”之梦，是在史铁生中醒来，融进了史铁生之实。这么说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但的确这是一部奇妙的小说，作者为表达他的思绪，刻意安排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人一直想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儿。谜一样的人生，耗尽了多少人毕生的精血。有人通过科学手段，有人通过哲学手段，也有人通过文学手段。我们看史铁生的写作，他是文学与哲学并用，这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古希腊诗人平达有一首诗，是献给特尔菲竞技会的获胜者的，其中有一句，我一直以为，可以献给史铁生。诗是这么写的：“哦，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

　　史铁生就是一个精神领域的竞技获胜者。他一直在写，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不写的，但他从未停笔。他说：“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他的作品，数量不多，这些年积累下来，大约也就是二三百万字，与那些动辄几十万字，一年出版好几部长篇的作家相比，他写得算是很少的。但他不以数量取胜，他的好处是想得深，想得透，以惜墨如金的态度写出来，每一句话都被丰富的内涵撑得满满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授予他的授奖词说得非常好：“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以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著，深深地唤起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3

　　史铁生为何赞美刘易斯

　　史铁生在轮椅上坐了38年，轮椅就是他生命的归宿。但他一直心有不甘，一直梦想着如果能有来世，上苍一定赐他一副刘易斯那样的好身板，他要超过刘易斯百米九秒九几的速度纪录，跑出更好的成绩。

　　这个刘易斯是何方神圣？史铁生的白日梦为什么梦到了他？且听我慢慢道来。刘易斯是美国人，世界超级田径巨星，史铁生的心中偶像。史铁生喜欢看体育比赛，我是有过一些耳闻的，听说他在历数自己所爱时，就曾把文学排在第三，而将田径和足球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而且，他喜欢的不只是田径和足球，他还喜欢看篮球、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赛车等等所有的体育比赛，他自称“全能体育迷”。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他会从早到晚像过节一样，乐得合不拢嘴。

　　但他最崇拜的还是刘易斯。他写过一篇散文《我的梦想》，在这篇散文里，他真实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世界超级田径巨星的爱慕之情。文章写于1988年，当时，那届奥运会刚结束不久，其间有一场刘易斯与约翰逊的比赛，刘易斯输给了约翰逊。史铁生写道：“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地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与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地心疼。”朋友后来告诉我，史铁生那一天真的是郁郁寡欢，不爱说话也不吃饭。但是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过了八米七二，乐得史铁生像个孩子，拍案赞道：“好样的！”文章中他也写道：“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在这里，他写的是刘易斯，却也是在写自己，至少我以为是这样。

　　朋友们都知道铁生对刘易斯的这份感情，多年来，为了促成他们二人的会面，许多朋友一直在暗地里穿针引线。有一次，借着参加比赛的机会，我国体坛名将李彤把史铁生的这篇散文用英文读给刘易斯听了。史铁生还托人把他的三卷本文集带到美国，送给刘易斯，并表达了想要见到他的愿望。这位久经沙场的黑人运动员为有一个大洋彼岸的知音而大为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和这位中国作家见面，当面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这个机会竟不期而至。一次，刘易斯代表耐克公司到中国参加体育产业研讨会，终于，两位竞技获胜者走到了一起。

　　那是一天上午，10时30分，是预定的史铁生与刘易斯相见的时刻。史铁生到得略早一些，朋友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走过来的时候，他还笑着向我问好，气色和精神都显得很不错。这时，从早晨就一直守在现场的媒体记者都围了上来，摄像机、照相机对着他一个劲儿地拍。从来不喜欢接触媒体的史铁生这一次看上去很高兴。他对我说，他刚从医院出来，今天是他做透析的日子，他现在每两周要做5次透析。为了赶时间，今天只做了一半。由于刘易斯还没到，我们有机会谈到了文学，他说现在精神很差，每天只能写很少一点，但书还是要读的。我提到最近有人搞的“孤篇自荐”活动，史铁生自己推荐的好像是一篇很怪的作品，而很多读者都喜欢的《我与地坛》他却没有推荐。我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觉得《我与地坛》选得太多了。但他也承认，作家和读者对一部作品或者喜欢，或者不喜欢，差别会很大，有时甚至会非常之大，这没有关系，作家和读者的出发点总是会有区别的。

　　我们闲谈的时候，刘易斯来了。当他出现在大厅里的时候，史铁生自己摇着轮椅迎了上去，而刘易斯也迎了上来，并俯下身去和史铁生握手。刘易斯说：“能见到你非常好，我很高兴。”史铁生也说：“1997年我去美国，特意到洛杉矶的体育场去看过，没有见到你，没想到能在北京见到你。”这是一次等待了13年的相聚，当它突然到来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别的热烈。交谈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在这之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刘易斯在历届奥运会上拿金牌的电视片。这是朋友们为这次聚会特意制作的。刘易斯在赛场上的风采又一次打动了史铁生，他当面赞美了自己“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他称赞刘易斯不仅跑得快，而且跑得美，“跑得快的运动员有很多，但像你一样跑得美和飘逸的人没有”。他还说：“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我觉得应该加上更美。”刘易斯问起史铁生的身体，是不是还在写作，史铁生说：“身体不是很好，精力不够，写得也很少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刘易斯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精神的或审美的偶像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又如何将史铁生另眼相看？后来，我多次重读史铁生1988年写的那篇文章，我以为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他说：“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这正是一个身体残疾而灵魂不屈、肉体已去而精神长存的人，对人世间的告白。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钦佩他的地方。史铁生这一生，一直在“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但他不想在沮丧中等死。他说那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惟有过程才是实在。他说，何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作不尽的游戏。这时，他在威严的天幕上看到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在悲伤与痛苦中看到了美的灵光，真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他找到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

　　4

　　史铁生作品

　　是最可放心推荐给儿女的

　　一个伟大的作家是活在读者心中的，由于读者的参与，他的生命得以恒久地延续。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属于读者，属于朋友，属于我们大家，也属于未来。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这话说得多好！我又想起他生前说过的一番话：“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要理解这件事，事先的一个思想练习是：传闻这一消息的人，哪一个不是‘我’呢？有哪一个——无论其尘世的姓名如何——不是居于‘我’的角度在传与闻呢？”史铁生在读者、在朋友、在我们大家、在未来的身上转世托生。他和他的读者在一起，读者也和他们热爱的作家在一起。史铁生不是一个贪恋热闹的人，但为读者、为文学爱好者，他不太吝惜自己病残的身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某个网络文学评奖，他像大家一样，认真阅读网友的作品，并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和网友诚恳地交谈，现场总能看到他朴实憨厚的笑脸。他走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在读者中传递，在朋友中传递，在我们周围传递，但他并不寂寞。他走的那天早晨，我作了一首诗送他上路，其中写道：

　　无端岁末却惊风，

　　忽报长天送铁生。

　　命若琴弦成绝响，

　　病隙碎笔道分明。

　　清平岁月清平过，

　　寂寞风光寂寞行。

　　到老欲说灵魂事，

　　金台遥对细无声。

　　现在看来，中间那句“寂寞风光寂寞行”，是说错了。

由史铁生创作反思当代文学史书写(谭旭东)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北京著名作家史铁生因病逝世，让整个中国文坛极大关注，很多媒体也纷纷刊文评介史铁生的为人为文，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作家协会都举办了悼念活动，很多在京作家都自发参与。史铁生的逝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作为一个长期卧病，并没有走进文学权力中心的残疾作家，为什么会征服那么多的读者？这是值得思考的。

　　虽然，史铁生广受尊敬，而且一直有很多读者，但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对他是模糊的，也是不专注，且不准确的。这里，不妨拿出几部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来进行比较，也便于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史写作时的问题，并更好地理解史铁生的文学史意义。

　　目前，国内最通行最权威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有两种：一是洪子诚教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国内个人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先例和特例，也因为其对当代文学史轨迹的整体而清晰的把握，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对史铁生文学创作的评介是非常有限的，不但对其小说创作的地位认识不够，而且对其散文创作的艺术价值几乎是完全忽视的，只在第二十二章《80年代后期小说(二)》中的第五节《其他重要小说作家》中，有600字的简单介绍，在这短小的文字里，著者认为史铁生“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 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史铁生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奶奶的星星》、《原罪—宿命》、《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采用民间立场书写文学史的典范，但在叙述上个世纪80年代小说时，没有提及史铁生，“知青文学”这一名词及相关作家作品都没有出现，这是有失公道和全面的。但这部文学史在第二十章《个人立场与文学创作》的第二节《个人对生命的沉思：〈我与地坛〉》专节论述了史铁生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把它当作1990年代之后当代文学进入“无名”时代的一个创作典范。这一节赋予了史铁生散文很高的地位，但把《我与地坛》与王安忆的小说《叔叔的故事》、王家新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一道列为“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化写作立场”的代表性作品，似乎有些牵强附会。首先，《我与地坛》作为生命散文的艺术特征、精神属性与王安忆的小说及王家新的诗全然不同；其次，“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写作”到底是不是史铁生的写作姿态，还值得商榷，因为《我与地坛》里的精神超越性和复杂性不是一个“个人写作”能很好概括的。

　　以上两种当代文学史一个是忽视了史铁生的散文成就，另一个是忽视了史铁生的小说成就。为什么两种当代文学史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这就是一个当代文学书写所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成见的问题。现在国内当代文学史版本比较多，有人粗略统计超过了100部，很多大学中文系都自编文学史，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当代文学史”之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一时成为学院的风潮。但文学史书写时，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当代文学史选择什么视角来写，是按照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来分期断代，还是以文学创作的流派内涵来分门别类？还是只记录那些主流作家、权威作家的作品？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二是当代文学史是按文学审美尺度来写，还是按社会内涵来区分，这又是一个难度。因为差不多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里都不可能仅仅是靠审美性来征服读者，再说审美性如何界定呢？三是很多优秀的作家不但在小说上有成就，在散文和诗歌上也有成就，在文学史书写时到底以哪一个方面为重点呢，还是面面俱到呢？这也是一个难题。四是当代文学史不能只把长篇小说作家当作主体，还要照顾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其他文学门类；另外，当代文学史不能只是以汉族作家为主，还要关注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且不能仅仅关注处于文坛中心位置的作家，还要关注外省或边缘地带的作家。如此等等，当代文学史书写并非一件易事，它最考验一个文学史家的水平、才情、识见、视野和胸怀。

　　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都没有摆脱这些困境。犯了很多错误，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判断。就以对史铁生的评价来说吧。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十八章《80年代初期的小说》的第四节《历史反思中的“知青小说”》，是对新时期“知青文学”的一个整体论述，此节中把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郑义的《枫》、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孔捷生的《在小河的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等小说都列了进来，却独独缺少了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其实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情感内涵以及对读者的心灵震撼性来看，史铁生的这篇小说都可以和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媲美，甚至在情感力量上还超过同时代所有的“知青小说”。也许陈思和在论述上个世纪 80年代小说时，有意忽视“知青文学”，是因为它们都属于所谓的“共名”时代的公共立场的写作吧，但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从它那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和语调及情感，就不难发现，这篇小说完全是他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书写。《奶奶的星星》也是史铁生创作初期的佳作，这篇小说充满着人情人性色彩，是一个人对亲人的深情怀念，它也用的是散文的笔法，第一人称的自叙传方式，但这篇小说所蕴涵的真实的情感的力量，是80年代小说中屈指可数的。也许是因为它的情感太真实太感人，反而被文学史家或评论家忽视了，因为很多文学史家都喜欢那些宏大叙事的作品，可史铁生的创作都完全遵从生命的感召，都完全发自内心世界，所以文学史家很难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给他划代分类。于是，当代文学史里只看到了一个《我与地坛》。

　　因此我在想，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好，还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好，在评价那些创作比较单纯的作家时，都显得驾轻就熟；在论述那些与社会事件紧密勾连的作家时，如数家珍；但当他们面对史铁生这样的复杂的创作主体时，他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对照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史铁生的叙述，仔细思考一下，当代文学史书写无非出了这些问题：

　　一是跟着事件走。当代文学史出现的大部分“著名作家”很多是因为“文学事件”出名的，文学史书写者因为对事件的关注而关注了一些作家。比如说，我们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知道流沙河的，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里知道“七月派”的，是怎么从当代文学史里知道“天安门诗歌”的，是因为这些都是文学事件呀！现在很多人对作家的评介不是基于作品，而是因为从新闻媒体报道上的判断里找到了评价的“先见”，所以很多解读就出现了以“先见”取代“原意”的审美错位。

　　二是跟着位置走。当代文学史里出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文坛主流中心的人物，很多都是文学刊物主编、作家协会领导或者在文化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一般地处偏僻的作家是很难进文学史的，比如说，当我们翻阅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小说”时，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的踪影了。比如说，当我们翻阅当代文学史的“90年代诗歌”时，我们已经很难发现那些偏远地带的诗人的名字了，留在文学史书页里的是与北大教授、复旦教授、人大教授或北师大教授关系紧密的诗人们的名单。

　　史铁生在小说创作上，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来到人间》和《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等主题与内涵各不相同的佳作；在散文创作上，有《答自己问》《活着的事》《合欢树》《我与地坛》等或充满哲思或饱含温情的佳作。他的创作只和生命有关，只和纯净的内心有关，他没有政治位置和文化地位，也不和文学事件相牵连，那么，我们该怎样评价他，怎样把他放置到文学史的坐标里呢？将来他是否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进入文学史呢？这我们不得而知，这里我也无意否定当代文学史专家的努力，洪子诚也好，陈思和也好，他们都是值得敬重的学者，况且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一项艰难而不讨好的工作，但我们坚信，当代文学史后来的书写者在重读史铁生时一定会有反思，会有新的发现与判断。

　　史铁生在《宿命的写作》一文中说：“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他还说：“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史铁生是把写作当作梦想与信仰的，对一个怀有梦想和信仰的作家来说，文学史书写时就该用另一套话语来诠释了，可见当代文学史也好，还是别的文学史书写也好，要写好，一定要针对不同的主体、对象，采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不然的话，简单划派归类，就会让文学史书写失去张力，失去魅力。

他步入了自己建造的天堂——悼史铁生(叶廷芳)

　　2010年的最后一个早晨，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我的年轻朋友史铁生因患脑溢血突然病故！我一时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自从结识铁生的近20年来，几乎每年春节前后都要去看望他。鉴于再过4天(1月4日)就是他的花甲大寿了，拟在元旦期间前去祝贺。真没想到他这样匆匆地就离开了我们！怎能不令人格外悲痛和遗憾。

　　铁生这一生过得很沉重，但也活得很尊严，很充实。他曾不止一次遭到命运的残酷袭击，一再被命运推入了地狱，他也一再奋起和命运进行了勇猛的搏斗，一再把命运击退，最后成了我们时代的强者，成了一名优秀的作家和作家队伍中少有的思想者，从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崇敬。

　　铁生原本有壮实的体格，很高的天赋，却生不逢时，在清华附中还没有读完初中，就被那股“接受再教育”的浪潮席卷到延安农村“插队”。凭着青少年的单纯与时代氛围，他并不拒绝这样的“教育”。谁想到正当他青春焕发的年龄会祸从天降：一场病魔的突袭使他的下肢截瘫了！这时他才21岁，从此他终身与轮椅为伴！就像当年贝多芬发生耳聋时一度情绪低沉，甚至给亲属写下遗书那样，还没有掌握任何职业手段的史铁生也避免不了这一心路历程，就在他与地坛相依相伴、忧伤、落寞的那些岁月里，死神就曾企图靠近他。但恰恰是这一时刻，成为史铁生命运的转捩点，就是说他在与死神的对话中，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并且得出结论：人生的价值在于超越那种低层次的生物欲望，升华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时我们从史铁生那里仿佛听到当年贝多芬那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让他毁灭我！”于是残疾“知青”史铁生遁入历史的帷幕，而作家史铁生则呱呱坠地了！从此书写成了他的职业，不，使命！他让书写忠实记录着他的每一个难忘的记忆和严肃的思考。由于当年他插队的真诚，“使后来的写作获益匪浅”，“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使他所写的内容总是那些“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因而具有格外感人的力量。无怪乎他的早期作品诸如《我与地坛》、《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等一问世，马上就引起热烈的反响，使他一举成名。

　　然而命运一直对他穷追不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就在他顺利地写出第一批出色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以后不久，一个更大的浪头打了过来：令人骇然的尿毒症！且不说医生的那句咒语：此病若治疗得当最多可活20年！而所谓治疗，每三天一次的透析，只是手术后的第一天身体稍感轻松，可以写写东西。可第二、第三天则越来越难受。然而就在这样恶劣的境遇中，铁生依然顽强地坚持写作，至2006和2007年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即《我的丁一之旅》和《务虚笔记》。而这两部著作都是思考型的、较抽象的作品。它们没有像前面提及的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那样好评如潮，但这并不说明它们不够档次，恰恰相反，是评论家普遍够不上它们的档次，人们只能望而却步，或浅尝即止，或且战且退。这不奇怪，试想，我们队伍中有谁像书中的“我”那样，对于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对于生命的真谛尤其是“生”与“死”这个永恒的命题，进行过这样锲而不舍的追问？有谁像此书的作者那样，在形而下的地狱深处滚了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圈又一圈，从而在形而上的境界跃上一层又一层？难怪铁生批评“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他们“从不问灵魂在黑夜里怎样号啕”。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现代哲人们，首先是存在哲学的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主题，即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和过程。

　　但与致力于“阐述”这个过程的存在哲学家的书写方式不同，史铁生的书写特点是“描述”这个过程。而在描述他的思考过程方面，他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况味。因此他不把他的思考过程写得一清二楚，明白无误，而是躲躲闪闪、似有若无、似是而非，造成一种猜谜式的审美效应。用他自己的话说：“叙事的浑浊，况味的甜美”。怪不得他抱怨有的爱揭谜底的心理分析评论家，“这样发展下去人还有什么谜可猜呢？而无谜可猜的世界才真正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呢”。就像存在哲学家们大多善于将玄奥的哲学思考化为书写的审美游戏，史铁生也热心于将他的生命伦理的思辨编织成猜谜式的“好玩”。可以说，谜语效应乃是史铁生长篇小说的主要美学特征和艺术魅力之所在。有的读者甚至批评家一见“晦涩”就不肯细心琢磨，弃书而去，不免可惜了！

　　纵观史铁生的一生，用得着尼采的那句名言：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这句话在卡夫卡那里也引起回响：只有那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才是最美妙的歌声。史铁生在创作上取得的非同凡响的成就，正是他用生命建造成的天堂。让我们列队护送他步入这庄严的、象征精神财富的天堂吧。

从地坛到天堂——深切缅怀人民喜爱的好作家史铁生

　　冥冥之中，仿佛是鬼使神差般不常上网的我，几乎是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深爱的作家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因突发脑溢血，猝然去世的消息，我一面感觉非常震惊，另一面又感觉很难过，想想这样也好，他再也不需要无可奈何地忍受病痛的折磨。这几天，我总想写点文字，心惶惶的、乱乱的，老捉不住笔，人也真是的，想做点事情，总是如此这般的不容易，想想史铁生的一生更是非常的艰难和不易。

　　一、与疾病为伴

　　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十八岁的史铁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他同时代的城市青年一样，满怀梦想、激情奔放，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一个叫关家庄的小村子里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巨大的时空落差，让史铁生和他的伙伴们一下子全傻了眼，他跟随着生产队社员为生产队放过羊、养过牛、干过各种力所能及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农活，也更深层次的认识了他后来作品中热情描绘的父老乡亲们，充满感恩的他，当然有别于和他那时一样命运的知青，后来他在文章里多次写到插队使我们这一代更清楚的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在插队那些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里，他先是感觉腿疼腰疼，因为医疗条件所限，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当地老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能照顾他做一些轻体力的活，大约三年后即1972年，他病得不得不回到北京，在父亲的搀扶下，伤感的他，步态蹒跚的走进北京友谊医院，结果当然是太出人意料，病越治越重，不得不过上从此与轮椅终生为伴的苦难日子。

　　二、从地坛出发

　　地坛就像是为史铁生建造的一样，几百年了，荒芜与萧条，在当年可想而知，但这却成了病瘫后史铁生心灵栖息的乐园，先是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生与死的无情折磨，再后来是欲死不能的从容与淡定，在那段狂风暴雨的日子，进而是天寒地冷、冰天雪地的残酷，缠缠绕绕、挥之不去却只还来，他的截瘫、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的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生命的灾难重重，多少回，像峰峦叠嶂的山脉，让人感觉无路可走的徘徊，值得庆幸的是史铁生生命的伟大与意义，在于他总是能奇迹般的让亲人、朋友、欣慰的看到柳暗花明的兴奋景致。向他每日里总是奋力前行的摇转轮椅，在地坛公园与家之间，或急或缓的车辙碾下多少深深的印痕，让知情的圈里圈外人，想念及此总是泪流满面，默默无语，敬佩与关切的目光不言而喻。他不断地读书、他不断地写作、他不断地思考、他不断地探求生命的终极意义，无止无休。他的生命因此而凤凰涅槃般的得到永生。

　　三、业余在写作

　　欲死不能的疾病折磨，逍遥在外的史铁生仿佛是脱离了凡尘俗世的神灵，用心灵上漂移飞扬的文字，一个又一个、一行又一行、一篇又一篇、一本接一本，从1979年，发表的《法学教授及夫人》开始，《午餐半小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等。由一位名不经传的文学爱好者，茁壮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坛三十年内不可多得、不可忽视、不容置疑，深受各阶层读者关注，广大人民深深喜爱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如果说，中国作家部落群体像一座大型的天平的话，那么始终用心灵写作的史铁生猝然离去，就彰显出了难堪失衡的僵局，当代中国太需要像史铁生这样有庄严责任感，作品厚重而富有内涵的作家真的是少得可怜。光是课本教材里收录他的作品有：《秋天的怀念》、《我与地坛》、《我的梦想》、《树林里的上帝》、《合欢树》、《给盲童朋友》。窥一斑而见全貌，轻重让明眼人一看全明白。

　　四、死亡是节日

　　他曾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地球这个村庄里，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套用一句时尚的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成功的女人”。史铁生的妻子陈西米是上海人，友人有口皆碑，她总有天使般的微笑，史铁生多少次深情的望着她，对来访的朋友讲：“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家的和谐与温馨，夫妻的相濡以沫，深情似海，真的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就可以讲述的清清楚楚，知识女性的文雅与高贵，直叫人感动的可歌可泣。听听她面对史铁生离去当初的话：“给他把被子盖好，他怕凉”。行文至此，真的感觉她的话如天籁之音，但确实催人泪下。邻居回忆史铁生：他一直是低调、谦逊和朴素的人。众人眼里是杆秤，斤斤两两已分明。

　　五、天堂里的微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作家史铁生在他的文章里边，借着徐志摩的一首名诗《再别康桥》曾多次流露出这样的心声，不难想象出生命常常受到疾病威胁的他，是多么爱他的读者和朋友们，也是多么不忍心，多么不愿意离开他们呀！他突然死了以后，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全国各地的不少城市，读者们自愿自发举行着一系列的悼念活动，史铁生这位用生命书写生命的伟大作家，必然永驻人民的心中。

　　笔者不才，出于对史铁生的喜爱之情难抑，16年前，写过一篇《从地坛里走出的作家》，当时在《文友报》上发表，我特意托去北京的朋友，先是找到北京市作协，并找到他家的电话，拨通后转达过我自己的问候和敬意，那张样报留给了作协，真的不知道他见到了没有，友人回家后给我送来的电话号码，我怕打扰，始终未曾打过，我一直都想去北京专程拜访他，这下子永成遗憾，心中酸楚的我，只能写下这篇文章，权当几张纸钱用用吧。

　　最后，将自己自拟的一副挽联续在文后：

　　艰难摇转地坛路

　　淡泊归临天府门

　　我真的感觉到史铁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