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

     自从《周易·繫辞》中出现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样的话后，关於“河图”、“洛书”的争论，也就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此后，伴随着这个争论，与此有关的“新事物”又不断出现，争论的内容也不断增多，且相互纠缠，搅成了一个“谜团”，神神鬼鬼，扑朔迷离，竟成了《易》学研究中著名的历史谜题。

    那么，这个至少争论了两千年的“河图”、洛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先秦、西汉至北宋、南宋以来这样三个历史时期分阶段先后说起。因为，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於“河图”、洛书”的争论，在性质和焦点方面，是存在着重要区别的：

（一）先秦时期——从史事到神道设教。

“河图”、“洛书”是周王朝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产物，不仅有其事，有其物，亦有其详细的历史记载。但这根本不是汉代人所附会出来的甚至么“龙马”、“神龟”从黄河、洛水中驮出来的“神物”，而是周成王七年三月乙卯日周公决定营建洛邑的地图及占卜卜辞。“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①，就已有定都洛邑的想法。因为，洛邑地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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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桓公二年》。



对於治理国家，有效地控制殷之遗民，维护国家安定，方便於各方诸侯献给周天子贡物等，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周武王灭殷之后，不久就死了，没有来得及办理这件事。周成王即位后，虽然年幼，也还是将营建洛邑作为一件大事，与周公、召公积极策划，进行实施的。成王三年，“迁殷民于卫”；五年夏，“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①；七年，周公复政於成王。二月，“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②；三月，周公也亲赴洛水之北，涧水、瀍水、黎水间实地察看，确定城址方案，绘制河图，呈送成王最后敲定。《尚书·周书·洛诰》中是这样记载的：“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黎水，即今河南境内卫河、淇河合流至浚县东北的一段；涧水，为今洛阳市西之涧水；瀍水，系洛河的一条小支流，源於河南孟津县西北任家岭，南流至洛阳注入洛河。所以，周公旦在洛邑派使者送给周成王御览的“图”，就是建城位置及涧水、瀍水、黎水、洛水、伊水等水流位置图，称“河图”；其“卜”之辞就是“洛书”。周成王死后，在康王举行继位的大典中，曾将“河图”作为镇国之宝，陈列於几案。对此，《尚书·周书·顾命》中是这样记载的：“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嚮：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嚮：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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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②  《尚书·周书·召诰》。



东序西嚮：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嚮：敷重荀席，玄纷纯，漆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顾命》之载，文义清晰。成王死后九天，在康王即位大典上，其所陈镇国之宝中，“大训”为《周书》中所载的周文王训政之文，此后成为《周书》的部分篇章；“赤刀”是周武王所用之刀；“河图”为营建洛邑地形图，由於其和玉器摆在一起，证明其已刻图於美玉之上；“天球”，即供天文研究刻有天体位置的球体。陈立夫先生认为《尚书·周书·顾命》中的“天球系玉石器之一种，其色如天，刻制象天体之球形，并佈日月星辰於上，以供测算之用”。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号墓中，发现了距今六千五百余年前的天球，证明中国对於天文学研究历史之长，远远迢出了今人对古代科技历史的认识；至於弘璧、琬琰、大玉、夷玉，都是珍贵的玉器。由於“河图”是周朝建立后而营，且地在周都之东，故其摆放位置“在东序”。

神道设教，愚民以治，这是自夏代以来历代统治者们最用心做的一件事。所以，“河图”“洛书”在西周被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不过，依史籍之载，第一次用神化“河图”“洛书”刻意骗人的，则是一位无神论者，而且是臣骗其主：

春秋时期，齐桓公得管仲之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成霸业后，就骄而失智。襄王元年（前651年）夏，齐、鲁、宋、卫、郑、许、曹各诸侯将会盟於蔡丘，周襄王使宰孔致主盟的齐桓公，届时“毋下拜”。齐桓公便言於管仲，届时，他将不拜周襄王。管仲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但齐桓公此时头脑发热，听不进忠告，反认为自己“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高虽三代受命之君所不及。今既受命主盟，又有周天子“毋下拜”之言在先，若届时对周襄王行臣拜君之礼，不仅各路诸侯，就连国人也会小看自己。管仲见桓公骄而忘形，已不可理喻，若届时桓公当真不拜周襄王，必骄态暴露於天下，就会造成上失天子信任，中失诸侯宾服，下失民心所向的严重后果，由此而动摇其霸主地位。为了彻底打消齐桓公的错误想法，管仲就使用“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之法①，以神化“祥瑞”之兆，以难桓公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②於是，桓公惧，出而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於下，以为天子羞……”此后，在蔡丘之会中，齐桓公以臣礼拜周天子。由此，襄王大悦，赏齐桓公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旂。天下诸侯亦以“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以为其有德，而心悦称顺。

管仲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指得就是“河图”与“洛书”。“乘黄”之指，是为骆驼，其之所据，为《山海经·海外西经》。其文曰：“白民之国，在龙鱼（陵）北，白身被髮。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此三者为说服齐桓公，在管仲口中都变成了秉天意而现的神物。此后，孔子感叹自己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也说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话。也不过是以世之俗言，而叹难遇之世，并非孔子肯定“图自河出”之说，因为孔子之语，意在叹世之乱，而非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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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轻重丁》。
②  《管子·小匡》。



（二）西汉至北宋——三种不同观点的猜测。

到了汉代，由於武帝等统治者极信鬼神，热衷於谶纬，至此之后，关於“河图”、“洛书”就被炒热了起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争相出笼：

《礼含文嘉》曰：“伏牺德洽上下，天应之鸟兽文章，地应之以河图、洛书，乃则象而作《易》”①；

《春秋运斗枢》称：“黄帝与大司马容光观，凤凰衔图置黄帝前；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皇符玺”；又谓：“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至於中月，与三公、诸侯临观。黄龙五彩负图出，置帝前”。“图以黄玉为匣，如柜，长三尺，广八寸，厚一寸，四合而连，有户”②；

《春秋元命苞》言：“仓帝史皇氏，名颉……受河图、绿字，於是穷天地之变”；又曰，“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游河渚，赤龙负图以出，图赤如绨状。龙没图在。（尧）与太尉舜等百二十人发视之”③；

《龙鱼河图》记：“尧时与群臣贤智到翠妫之渊，大龟负图来出授尧，敕臣下写取，写毕，龟还在水中”④；

《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於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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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马驌：《绎史·太昊纪》辑引，《太平御览》辑引与此稍異。
②、③  黄奭辑《春秋纬·第五卷》。
④  《太平御览·卷第八十》所辑。
⑤  见黄奭辑《春秋纬·第九卷》；



《论语比考谶》云：“尧率舜等游首阳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二老曰：‘河图将来，告帝谋’；三老曰：‘河图将来，告帝书’；四老曰：‘河图将来，告帝图’；五老曰：‘河图将来，告帝符’。龙衔玉苞，金泥玉检，封盛书。五老飞为流星，上入昴……”①

《尚书中侯》又言：“伯禹在庶，四嶽师举荐之帝尧，握括命，不试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让於益归。帝曰：‘何斯若真，出尔命图示乃天’。伯禹曰：‘臣观河，百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图，带足入渊。’”②……

纬书之说，神神鬼鬼，荒诞不经，臆度胡撰，不仅言辞鄙俗，而且相互抵牾：有说“河图”、“洛书”是一起出现的，有言是分别出现的，有称之凤凰衔出，有谓之龙负出水，更言呈伏牺、献黄帝、授仓颉、赠唐尧、赐伯禹，莫衷一是。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杜撰者自己就只是趋奇逐怪，信口开河。《周易·繫辞》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添加上去的。正因为是如此，对於这“河图”、“洛书”到底是一种甚么东西？“圣人”到底是指谁？又“则之”作什么？这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猜测：

第一种观点，猜测“河图”、“洛书”应是文字和书籍的起源。持此种观点者，在后汉时期为数不多，其代表人物有班固。他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③这种说法，主要是受“仓颉受河图”之说的影响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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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纬·第三卷》。
②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辑引。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



第二种观点，认为“河图”、“洛书”是《易》经的起源。持此种观点者，有刘歆、孔安国等人。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①。孔安国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於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②。此种说法明显地是依《礼含文嘉》和《尚书中侯》的臆说再附会。

第三种观点，认定“河图”、“洛书”是天降符瑞。此以西汉醉心於谶纬者为代表。最终，形成汉代将历史变神话的谈奇说怪、宣扬神鬼吉凶派。其书的编撰有《龙鱼河图》、《河图龙文》、《洛书》等。

（三）宋代——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伪造。

到了宋代，刘牧作《易象钩隐图》，他对黑白点“河图”、“洛书”两易其名，以十为“河图”，以九为“洛书”。此图实出於陈抟按古明堂位之数，以及西周郊祀之制中的“五方正副数”而绘出。郊祀之制中，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音、五服、四时阴阳之数的应用，是据《易》理及《洪范》。实乃《易》之流，而非《易》之源。所以，黑白点的所谓“河图”、“洛书”者，是为《易》理及《洪范》的衍生物。

《易》之理，以天为阳，以地为阴，以奇数为阳，以偶数为阴。所以《繫辞》就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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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朱熹：《易学启蒙》引。



《尚书·洪范》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是将五行数字化的一个表述。西周规定的四时郊祀之制，就是依此阴阳、五行，而定五方、五色、五音、五味、又按二分、二至之候，分别祭祀五方天帝、五位人帝、五行官正、四象二十八宿星神，以为四时的一揽子祭祀活动。此种郊祀之制，《周礼》、《礼记》、《管子》等书都有明确的记载，以此五方正、副阴阳之数而画出一幅简单的图画，即成所谓的“河图”。

为使读者便於理解起见，我们既不以古籍之载，作繁琐的解说，也不按所谓“河图”、“洛书”的黑白点之画，作简单性的数字比照，而是将两者兼顾，进行一个通俗性的叙述。如此，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也就可以通过对比古籍之载，加深理解，彻底弄清所谓“河图”、“洛书”的虚妄性。

先说“河图”黑白点之画是依郊祀之制的问题：

北郊之祀。
北方在十天干中以“壬癸”为代，在五行之中以“水”为表，於四时之分中以“冬”为象。《洪范》言：“一曰水”，一为奇数，为阳，故北方之正数为一阳。中央控东、西、南、北於其“中”，故其正数为五。以北方正数之“一”与中央正数之“五”相合得“六”，故北方副数“六”画於正数之外，六为偶数，隅数表阴，故“一阳点”居内，“六阴点”在外。因为中国地处北半球，冬至之日，在一年之中是日照时间最短而夜间最长的一天。日短而夜长，总体上表现为天色幽暗，故以黑色代表北方。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在星空分佈象龟蛇交缠之状。黑色谓“玄”，龟身带甲，有武士之象，故北方四象之一称“玄武”；在五味之中，“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①，调和五味以甘滑，故味以鹹代北；北方天神为太微垣星神，曰“黑帝汁光纪”；在历史上的五人帝中，“颛顼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②；古水官之正称之曰“玄冥”……故，《周礼》规定，以壬癸之日祀北郊，所祀的对象为：天神黑帝叶光纪；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宿，即“玄武”之象；五帝之一的帝颛顼；古水官玄冥；天子穿黑衣，仪仗用黑旗，祭礼用玄玉，食物用鹹味，奏乐以羽音，器物用六数……

南郊之祀。
南方在十天干中以丙丁为代，於五行由火而表，此即“南方丙丁火”之所谓。“二曰火”③，二为偶数，属阴，故南方正数为二阴。以南方正数二与中央正数五相合得七，七为奇数,属阳。由此画之於图，则成“二阴点”居内，“七阳点”在外。南方“火”，火色赤，故南方代表色为赤色；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在空中分佈，看上去象隻展翅高飞的雀形，故谓其象曰“朱雀”；南方天神为太微垣星神“赤帝赤熛怒；所祭人祖神为炎帝；用古之火正陪以享祭；南方表夏，热极则苦……故夏以丙丁之日祀南郊，所祀对象为天神赤熛怒、朱雀七星宿、炎帝、火正祝融。举行郊祀之时，天子穿赤衣，仪仗用赤旗，祀品献赤玉，以苦味，乐奏以征音，数用七……

西郊之祀。
西方天干为“庚辛”，五行以“金”表，“四曰金”④，“四”为隅数，属阴，故西方正数为四阴。以“四”与中央正数之“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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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礼·天官冢宰·医师》。
②  《通典》等所载。
③  《尚书·洪范》。
④  《尚书·洪范》。



合则得九，九为奇数、为阳，故画之以图，则“四阴点”居内，“九阳点”在外。

在星野之分中，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於空中分佈，构成的形状象隻虎，西方代表色为“白”色，故称此四象之一为“白虎”；其所郊祀的对象为：太微垣五帝座星神“白帝白招拒”；人祖则少昊金天氏，即黄帝之子青阳。五官正为金正蓐收作陪。所以，秋以庚辛日祀西郊，享祭者为天神白招拒、白虎七宿、人祖少昊、金正蓐收，天子届时衣白衣、仪用白旗，献白玉，奏商音，食物以辛辣之味，物数用九……

东郊之祀。
代表东方的十天干为“甲乙”，五行以“木”称，“三曰木”①，“三”为奇数，为阳，故东方之正数为“三阳”，谓之“三阳开泰”。以“三”与中央正数“五”相合得“八”，八为隅数，属阴，是东方之副数。绘之以图，则“三阳点”居内，“八阴点”在外。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在天空中如“龙”之形象。春天一到，万物生长，满目青翠，故东方以“青”为代表色，亦将此象称“东方青龙”。其享祭对象为五帝座星神——东方青帝灵威仰，青龙七宿。至於“人鬼”之选，在秋祀西郊中，将本不居帝位、而又居少昊（地当今之山东）的青阳，以其为有“金德”让其在西方享祭，那么，在春祀东郊之中，人鬼之选就颇费周折了。因为实无先帝可选，就以与“少昊”这一方位性地名相对应的“太昊”作为一“帝”，以配天神青帝而享祭，其五官之正为古之木正句芒。届时，天子衣青衣，展青旗，献青玉，用酸味，数以八，音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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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祭中土。
中央在五行中为“土”，“五曰土”①，以中央土之正数五上应於天，则五与五得十，十为偶数，为阴，为中央之副数，为使天地对应，以表天地相交，则画於图为：“五阳点”正数居中央，“十阴点”副数分列南北各五。

祭中土亦在夏季，在南郊，所祀者为中央天神“黄帝含枢纽”，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土正后土，届时帝王於戊己之日率文武百官，衣黄衣，载黄冠，举黄旗，献黄玉，用甘味，数依五，奏黄钟之宫以祭祀“中央中土”……

以上，将五方正、副数如我用下划线所标出的那样画出，即为宋儒搞的所谓“河图”。

上述将阴阳、五行、五色、五味、五音、五方、四时、四象二十八宿、五天神、五先祖、五官正结合起来而形成的郊祀制度，在《周礼》、《尉缭子》、《六韬》、《管子》、《左传》和《礼记》、《吕氏春秋》等古籍中，都有不同侧重的记载，并不是甚么难以见到的历史资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将这些古籍之载与所谓神秘的“河图”进行对照。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河图”主要按西周的郊祀之制五行方位及用数画出，其强调的是五方、五色、五味、五音、五天神、五人帝的与《尚书·洪范》中“五行”的相合。为了此种相合，这个郊祀之制就出现了很多与古史不相符合的错误：
第一，其五人帝之选配为：黄帝、颛顼、青阳（少昊）、炎帝、太昊（实为地理方位名称），就已与历史上的“五帝”——黄帝、颛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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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帝喾、唐尧、虞舜不合，五位之中差了三位。



第二，伏牺立卦原则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即“天地定位（正南对正北），风雷相薄（西南对东北），水火相射（正西对正东），山泽通气（西北对东南）”。而所谓“河图”中五行方位，水在正北，火在正南，则正是周文王更改后的八卦方位。文王的“后天八卦方位”之定重在卜筮，故重视与“五行”相合。而《易》经之本，则重在言哲理，无夏禹之“五行”说。所以，用“五行”之说解《易》，则风马牛不相及，失其所本，去《易》道远矣！

第三，西周已改五音阶为七音阶，而在周之郊祀之制中，为与众多的“五”数相合，仍言五音，此亦於史实不合。
所以，历史上有许多学者认为是“河图变后天八卦”。事实上是后天八卦决定了周代礼制，至宋代由周的郊祀之制，才又伪造出了所谓的“河图”。

再说抄袭明堂九宫图指为“洛书”的荒唐事：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曰：立秋二，玄委，西南方；秋风七，仓果，西方；立冬六，新洛，西北方；冬至一，叶蛰，北方；立春八，天留，东北方；春分三，仓门，东方；立夏四，阴洛，东南方；夏至九，上天，南方；招摇[五]，中央。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上天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返）於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

此附其九宫八风图如下：

阴立四洛夏                上夏九天至                玄立二委秋
                               



仓春三门分                招中五摇央                仓秋七果分
                               



天立八留春                叶冬一蛰至                新立六洛冬
                               

《大戴礼记·明堂》说：“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月令》曰：“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与《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所载一致。

明堂九宫图所反映的，是古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其九宫中“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数，所构成的是一个奇妙的三三幻方。无论横数、竖数、斜数，只要是三点成一线的数目之和，就都是十五；十五乘以二十四节令为三百六十；按太一（即太阳）所经八宫之数相加，得和数三百六十六日。此图告诉人们：二十四个农时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是太阳在360度的黄道带上移动15度。换言之，每一个农时节气都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15度而转换，二十四个节气之终，绕太阳运行一周天；那么，为什么“太一”在“八宫”中所“居”的时间，又是有长有短，有46天的，也有45天的呢？这是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故其按圆周之“度”算就发生了不均现象；此图的文字说明还告诉我们，二十四节气的测定，是以冬至和夏至的时刻为准而定的，故以冬至之时为宫，居正北；夏至之时为宫，居正南。中国地处北半球，夏至之日，是太阳升在天空中最高之时，阳盛至极，天为阳，故命其“宫”曰“上天”。还明确解释说，“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为始，“从‘一’处至‘九’，日复反於一…… 终而复始”。在一年之中，以二分、二至、四立为八宫，这就标明了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并告诉人们，凡节气之变——“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

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年不是365天嘛，怎么这个九宫图竟跑出366天来呢？对此，我们就得说一说古今岁实不一的问题了：地球自转的速度，自其诞生之日起，是不断地减慢的，按现在的测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2日，所以，每四年就要增加一天，凡增一天成为366日的这一年，就称之为“闰年”，地球的自转，每100年减慢1~2毫秒，两千年以来，累计减慢了两个多小时。如此，在距今三亿七千万年前，一年有400多天，在5000年前的历史上，地球自转比现在就要更快一点，岁实就要比现在稍大一点，古人也同今人一样习以整数计年。所以就将一年之中365日又多出来的那三个多时辰，也就当作一日，习称一年为366日。《尚书·尧典》记载唐尧找负责观察日、月运行以定曆法的官员谈话，嘱咐他们要认真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并且，还详言二分二至时刻的星躔位置。此历史资料经中外科学家引入岁差进行计算，证明尧之所言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等，正是五千年前的实际天象。人们在两千年前的历史上，还未注意到岁差，所以，不用说《尚书》早在春秋之际已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就是到了汉代，人们也伪造不了这样准确的天象之论。正因如此，今有学者言“洛书”四十五点正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八节均数等等，就是一种以不知而强装知的臆说。

说到这里，该对“河图”、“洛书”历史之谜作一个总结性的评论了。

⑴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河图”和“洛书”：“河图”是周成王营建洛邑之时，由周公旦实地察看后绘制的洛邑城址及其周围的河水、洛水、伊水、黎水、涧水位置图，故命之曰“河图”。它是洛阳市最早的市区地理图；而周公旦为选定城址卜筮的卜辞，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洛书”。此后不久，就将这“图”、“书”刻之於美玉之上，称之“河图”，是为周室之宝，康王即位时曾被作为国宝陈列。

⑵ 今本《周易·繫辞》中“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鼓吹神道占卜之辞，依行文用语所观，其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与前面文字又不是一人所写，而明显是后人在前文的基础上又增之句。当然，它根本不是孔子的话。

⑶ 宋人搞出的所谓“河图”，是依《洪范》五行及西周制定的郊祀之制而绘，其“洛书”是抄袭古代九宫图，以黑白点画出，其目的就是故作神秘，欺骗世人。

所谓“河图”、“洛书”与《易》经毫无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