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人群“转黑”的社会学分析

2007-08-13 16:01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 李亚彪 于力 张洪河　    

    有关部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的打黑除恶工作，目前并没有画上句号，打击黑恶犯罪势力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不久前被称作“三晋涉黑第一案”的山西省李满林黑恶犯罪团伙被警方摧毁，随之牵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腐败案件。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质分析，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发展，已不简单是刑事犯罪，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正视和解决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已成为打击黑恶势力的突出命题。
    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其余包括下岗职工、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有资料指出，当前中国打掉的涉黑犯罪团伙中，无业人员、两劳释解人员等社会闲散人员占较大比例。

                              由弱转黑的社会因素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时发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社会弱势人群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会扶助与关爱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社会学家们指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带来了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黑恶势力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吉林省公安厅原厅长陈占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两劳”释解人员重返社会，这些“两劳” 释解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难以安置，缺乏管理，形成社会治安的高危主体。与此同时，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社会边缘人，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游民”一族。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础和成员的主要来源。
    在重庆市，曾因非法拘禁被判缓刑的曾令文为报复社会，在缓刑期间组织外来务工农民刘宪强、无业人员李斌为骨干，大批网罗刑释解教人员，最终形成涉黑犯罪团伙。法学专家何秉松说，这些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共同特点是：离财富及权力最远，贫困、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这个阶层的成员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这类人员的排斥，犯罪便成为这些人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方式。
    弱势人群从“弱者”变为“恶者”，不能不让人深思。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等人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不少人都希望找到新的归属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社会组织。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不少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从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帮助他人“摆平”难题。在有的地方，一些外来人员组成的老乡帮会，就出现过帮助企业讨债而采取绑架手段的情况，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基层组织相对弱化，社会管理机制薄弱，一些利益关系本应由相关主管部门来管理和调控，可由于这些部门管控不力，一些人转而求助于黑恶势力“摆平”，黑恶势力趁机坐大。比如由于治安控制不力，一些业主雇佣“黑道人物”提供保护；由于执行难，一些债权人雇佣 “黑道大哥”为其讨债；由于诉讼难，一些民事、刑事案件当事人往往就请“黑道人物” 出面。一些 “弱者”，就是这样逐渐蜕变为“恶者”的。

                       黑恶势力滋生“放大”管理“暗疾”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黑恶势力坐大与社会管理的种种漏洞联系密切。
    暗疾之一；社会治理的结构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黑恶势力多存在于市场、矿山等资源较为集中、而地方管理不力的地方。在一些矿产资源集中的地区，管理部门将矿井随意卖给个人开采、违法乱发开采许可证，造成采矿者之间矛盾丛生。这种管理方式既制造了冲突，又使政府权威缺失，经营者只好找黑恶势力“摆平”矛盾。
    而在市场发达的地方，管理空白也激发了黑势力。河北省蠡县留史镇曾是一个全国知名的皮毛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托运行业兴起。但由于管理混乱，托运站之间为抢线路、抢客户，互相报复破坏，蚕食对方，也因之产生了震动当地的王兵涉黑团伙。然而，王兵团伙被打掉后，当地因抢市场砸车、烧房、伤人事件仍屡有发生。当地民警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市场管理继续失控，打掉一个王兵，还会有其他黑恶势力产生。
    暗疾之二：畸型社会需求导致了犯罪市场的产生。办理过多起涉黑案件的吉林省吉林市刑警支队干部孙伟等人说，现在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其中一些就存在黄赌毒等“地下黑色经济”，就会引出黑恶势力来保护。2004年，吉林市打掉了“疯马音乐墓地”娱乐场所，并挖出这一娱乐场所负责人容留70余人吸食摇头丸、麻谷等毒品的情况。法学专家认为，由于某些非法社会需求的增长，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成本不断加大。这加速了犯罪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最终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
    暗疾之三：在涉黑犯罪中反思干部用人制度。目前一些黑恶势力的“黑老大”头戴“红顶光环”，也有的罪恶势力出钱寻找“代言人”，令人反思干部用人制度。在辽宁省辽阳市，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张宏东坡之地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当地一名干部，在张宏东各种关系的作用下被提拔，又转而帮助张宏东大搞房地产开发。
    一些打黑民警说，保护伞使恶势力平步青云，有的黑恶势力头目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给打黑平添压力。那么，我们到底要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应该如何把住这个大门？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暗疾之四：打击犯罪不力，有的政法机关甚至纵容犯罪。这主要体现在地方一些政法机关“打黑”决心不大，使黑恶势力在公开暴力犯罪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助长了犯罪气焰。20世纪90年代，吉林省四平市孙长春团伙横行当地，此后几次上演“捉放曹”，在涉及孙长春团伙的20余起案件中，8起办案单位工作严重不负责，其中3起案件应追究刑事责任，却被办案人从中调解，直接影响了警方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增加了犯罪分子的 “心理自信”，致使有的群众受到不法侵害时，认为报案无济于事，削弱了打黑力度。

                           “黑社会”在为哪些人服务

    黑恶势力的市场在哪里？一些 “打黑”民警认为，每打掉一伙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揪出一批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