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人

诸暨人

重庆市长黄奇帆是我们诸暨人

四川省长蒋巨锋是我们诸暨人

浙江省长吕祖善是我们诸暨人---搜索他的简历是说是杭州人，实际他是诸暨的，驻香港部队司令张仕波是诸暨人

浙江常务副省长陈敏尔是诸暨人，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是诸暨人，浙江政协主席周国富是诸暨人---原是省委副书记

俞国行是诸暨人----原来是公安厅长

蒋巨锋原来是我们公社的电影放映员，79年第一次高考考上复旦大学，

一个外地人对诸暨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国“早教之父”冯德全就是正宗诸几人!

著名运动员楼云,著名演员俞飞鸿,祖籍就是诸几!

与霍元甲同一个量级的著名武术大师何长海就是诸几枫桥人,电影<武林志>里为中国人长志气的东方旭的原型就是他!

国际著名科学家,系统控制大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外籍院士何毓琦就是诸暨人.

美国著名科学家冯绥安、冯奎安兄弟就是正宗诸几人。

............

诸几的牛人确实是太多了，佩服！

我是江苏人，在诸几呆过几年，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无论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历史，诸几都是出类拔萃的！在浙江这个南方省份中，诸几人的性格是非常突出的，完全不同于周边的县市比如绍兴、萧山、义乌，诸几人既有南方人的文雅内秀和精明，更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大气，这种品质使得诸几人中出英才的概率大大增加。

事实证明，诸几已经出了很多牛人，事实还将证明，更多的牛人、英才、巨人、伟人将出自诸几！！

祝福诸暨！！

诸暨籍俞氏女性科学家俞君英可能获诺贝尔奖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和日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北京时间今晨分别发表论文，宣布成功把人体皮肤细胞改造成类似胚胎干细胞的“万能细胞”。

学界评价这一突破为生物科学的“里程碑”，同时可能意味着风靡一时的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退出舞台。这项技术为干细胞研究找到了新的开始，可能会诺贝尔奖。这位在美国带领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俞君英博士，出生于浙江诸暨，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赴美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2003年进威斯康星大学詹姆斯·汤姆森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如果梦想成真，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的学者是俞氏的一位女性。

你们诸暨的共和国将军中，还有张仕波（驻港部队司令）、徐自强、金矛（海军副司令）、葛焕标等人；
　　诸几是个比较阳光的地方，我比较欣赏，诸几人比较团结，不属于柏杨所说“丑陋的中国人”群体，是非常突出的优秀国人，所以，珠玑人的这个性格是非常宝贵的，它使得一个珠玑人是一条龙，十个珠玑人就成了巨龙，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珠玑人的品格，那么，中国老早就成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国家了，连美国佬也要向我们国家派人来留学取经了，更不用说小日本，估计连正眼看我们的勇气都没有。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格品质与诸几人正好相反，私心太重，贪婪自私，胆小猥琐，所以，日本人打进来了，做汉奸的人不可计数，日本鬼子才100万，而伪军却有200万，几个日本鬼子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几个鬼子可以赶着全村数百口人集中到晒场上大屠杀，10几个小鬼子可以把一个县城几万号中国人象豺狼赶羊群一样从东边赶到西边，随心所欲，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的巨大耻辱，丢华夏祖先的大脸面啊！！！小日本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的侵略，始终认为中国是被他们占领和征服了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就是劣等人，是奴才，现在的中国根本不是以前汉唐时代的中国人！而是被蒙古人和满清女真人所彻底奴役和驯服的顺民和奴才的奴才而已！！在明朝末年，拥有庞大资源和人口的汉人可以被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女真人所征服，不能不说明，汉人性格和观念存在大问题，由于观念和性格存在问题，所以在文化和制度就存在问题，就会导致明末的官吏腐败和农民起义，才会给异族以可乘之机，才会让人家以少胜多，被最终征服。

中国人，是该彻底清醒了，应该有放眼全球的眼光和胸怀，有指点全球江山的才华和能力，但我看了很多地方，觉得诸几这个地方的人，确实有与中国大多数人所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脾气和豪气，很耐人寻味，也许，正如楼主所说的，诸几是中国的脊梁地。诸几人的性格应该被更多的国人所喜爱和学习。

诸暨，好地方，诸暨，不错，我喜欢！！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把列祖列宗的脸面都丢光了!!
　　为什么?我们应该强烈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出在中国人的观念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导致什么样的行为态度,什么样的行为态度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性格习惯,什么样的性格习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而制度和体制又反过来影响了国民的思想观念,如此循环.如果思想观念正确,那么就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就是恶性循环.
　　可悲的是,中国却不幸陷入了恶性循环!
　　于是,就出现了大多数国民的病态性格----软弱、猥琐、小气、虚伪、私心很重、多疑、吝啬、庸俗、看重金钱甚于道德正义、惟利是图，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没有凝聚力，整体就是散沙一盘、各自为战，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小生产。在与外国人打仗或经济竞争中，怎么可能赢？！ 

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性格弱点：私心太重，私利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这个性格弱点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国民凝聚力涣散，国力衰落，走上不归路！ 

应该说，楼主对国民的劣根性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的，所以，他经常在天涯论坛发出黄钟大吕般的吼声，希望唤醒国民心中的良知，但可悲的是，却经常受到许多愚蠢国民的围攻和口水甚至砖块，可悲哦，难道老天真的要灭我中华吗？
　　从楼主的遭遇中，我体会到了鲁迅在齐医从文时对愚蠢国民们恨铁不成钢的孤愤！
　　我支持楼主这个有强烈责任感的诸几人！
　　诸几人，最可宝贵的品格就是：不排斥个人经济利益，但决不让私利凌驾于公众利益、正义之上．这种品格使得诸几人的凝聚力强大，成为浙江人、南方人乃至中国人中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一

不过,话说回来,觉得诸暨这个地方的人的整体素质确实是可以的。在我打过交道的浙江人当中,最不喜欢的就是某些绍兴人!自私、势利、伪善！男人没有男子气概，女人简直就是势利鬼！虽然不是所有的绍兴人都是这个样子，但这样的害群之马的绍兴人其实坑害了绍兴人的整体形象！！难怪民国第一大汉奸汪精卫祖籍会是绍兴，这个不是偶然的！！
　　有同感，顶！
　　绍兴人给人的感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为钱财而生的，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钱财好处，是天生的经济动物，为了钱财，基本上是可以抛掉一切的，包括情意、道义、公德甚至大义。
　　让绍兴人引以为自豪的鲁迅，其实最不愿承认自己为绍兴人的，他以自己是绍兴人为耻，就是这个原因！
　　有人根据繁体“绍兴”两字的笔划，做了一首打油诗：“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比较传神！
　　希望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社会的进步，绍兴人能越来越关心道义、公德，越来越大气！我们期待着。

极大多数国人素质太差，所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与挨打！
　　大多数国人素质太差，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私心太重，不顾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于是，整个国家就毫无凝聚力，一盘散沙，外国列强就乘机欺负中国，抢走了多少财富？

而直到现在，国人的素质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我感到非常的担忧！
　　讲求公平正义正直、不肯占别人便宜、不取不义之财的诸暨人,居然还被人骂为“木乱”,我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和中国的前途感到强烈的忧虑!

正直的人如果遇到同样正直的人成为合作伙伴,进而组成团队,是能成就大业的;而自私自利的人遇到任何人,都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如果没有象诸几人一样正直坚强的广大血性中国人的抵抗，日本早在1940年前就征服了中国，那些所谓的不是木乱的“聪明人”都个个成了亡国奴！这些所谓的聪明人，当他们家里的女人被日本鬼子奸污都不敢吭声，甚至为了死得舒服点，连应有的反抗也不敢，甚至为了赚钱得好处，不惜成为汉奸，沦为鬼子的帮凶，掉转枪口来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这些所谓的“聪明人”，到底聪明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良心是大大的坏了！他们是小聪明大糊涂！！诸几周遍的县市比如小山、扫兴、异物等地，这样的“小聪明”人其实的大笨蛋是很多很多的！在绍兴地区最著名的和平军（伪军）就是在诸几的蔡廉部队，有一个旅，跟金萧支队、三五支队交战多次，蔡廉部队就有很多萧山人.

成就任何事业的先决条件就是公平、正义、阳光！

如果一个团队、一个国家脱离了这个基础和氛围，那它就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向黑暗和失败的地狱之路！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所谓“天理昭昭"是也！

诸几人相对于中国大多数国民，比较公平、正义、阳光，所以，诸几人很团结,这是非常可贵的品格，我最欣赏的就是诸几人的正义感和凝聚力；当然，就个体而言，诸几人中牛人、贤人也非常之多。

诸几无疑成了中国的脊梁地！浙江将因为诸几而倍感骄傲和自豪！中国将因为诸几才有了跻身世界强国的底气和神韵。

人类社会中人的最重要素质就是心系民众与祖国，而这却是诸暨人的最重要品质之一！我很欣赏！

现在，象楼主那样对于不平之事而敢于直接指出、直接评论的有正义感的爱国年轻人，往往被称为“愤青”而倍受到那些老于世故的“聪明人”的讥笑，这其实是由于非常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所造成的，与中国大众明哲保身的“小聪明”有关，这说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中国还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中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国民的思想观念、性格、价值观！国民素质如此低劣，如何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真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太担忧了！！

值得欣慰的是，还有象楼主一样的正直人士在战斗。应该说，楼主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的，所以，他经常在天涯论坛发出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的吼声，希望唤醒国民心中的良知，使国民清醒，但可悲的是，他却经常受到许多愚蠢国民的围攻和口水甚至砖块，可悲哦，难道老天真的要灭我中华吗？

从楼主的遭遇中，我体会到了鲁迅在齐医从文时对愚蠢国民们恨铁不成钢的孤愤！

我支持楼主这个有强烈责任感的诸几人！

诸几人，最可宝贵的品格就是：不排斥个人经济利益，但决不让私利凌驾于公众利益、正义之上．这种品格使得诸几人的凝聚力强大，成为浙江人、南方人乃至中国人中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一群人，我很欣赏！！

诸几，中国的脊梁地，看来，是真的！是毫无疑问的！！

诸暨的地域文化性格及文脉墨迹

■斯舜威

诸暨人秉性特异，既有北方的豪放强悍，又有南方的敏慧灵秀。平时喜欢以“木陀”、“癫佬”自称，意气相投，则“小布衫里脱出”，“倒背电筒”，搭上性命也在所不辞；话不投机，一句“大不了”、“横竖横”，哪怕天皇老子也不买账。野，能野到极处，故多出武将猛士；文，能文到妙境，故多出文人墨客。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与诸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诸暨是古诸暨国、古越国都城。夏帝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封庶子无余到诸暨，与原先生活在此的诸暨国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国，定都于今诸暨阮市、店口一带的埤中。一说无余先定都会稽，后迁都埤中。不管哪一说，古越国创建伊始曾建都埤中，是无疑的。埤中都城大约经历了10余代君主，周灭商之后，越国迁都今诸暨枫桥、赵家一带的大部，也经历了大约10余代君主。勾践之父允常在位时，建都于今牌头、安华一带的勾乘，这是越国第三次建都诸暨。在此期间，允常、勾践父子不但奠定了霸业基础，而且揭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书写了震撼春秋的重要历史篇章。

先看看诸暨人的“野”。前544年，吴伐越，掳去一些奴隶，令他们守舟。令吴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这些越国奴隶却乘机杀掉了登舟的吴国国君余祭。前496年，允常去世，勾践即位，吴国乘机伐越，以为能乱中取胜，勾践却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自杀阵”，两军对阵时，派出500名战士冲到吴军面前挥刀自尽，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勾践抓住时机挥军掩杀过去，打得吴军一败涂地。这两例，足证“木陀”、“癫佬”名之不虚了。

两年后，勾践不顾文种、范蠡劝阻，轻率攻吴，被吴国统帅伍子胥指挥吴军诱敌深入，受到重挫。勾践收入残兵且战且退，一直溃退到勾乘山，仅剩残部五千，不得不委曲求全，向吴王夫差求和，从此演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的悲壮一幕。据说勾践入吴为人质期间，文种监国3年，就在勾乘山。勾乘山之侧，有巢勾山、越山，掀开历史的尘埃，当年遗迹犹在。前490年3月，吴王夫差赦免勾践君臣返国，封给越国百里之地。勾践接受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的建议，遂迁都至绍兴。越国从无余立国至秦始皇攻灭越国止，历时约1670年，期间有三个历史时期建都于诸暨，经历20余代君主，我们称诸暨为“越国故都”、“古越摇篮”，名副其实。

而且，在无余创立越国之前，诸暨就已经是夷狄古国。《乾隆诸暨县志》云：“诸暨者，诸暨国之地。”宋《路史》将诸暨列入“国名篇”。《国语》载：“诸稽（注：稽、暨相通）之裔，以国为氏。”夷狄古国之民，民风强悍，争强好斗。而越国三次定都诸暨，都是战争不断的重要历史时期，古越国是夏王朝法定的诸侯国，夏亡后，曾先后经历了商、周的多次围剿，吴越争霸时更加战乱不断，争强好斗的个性得到了不断淬火、强化，进一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征。

再说诸暨人的“文”。宋室南迁时，大量北方豪族士人迁入诸暨，对诸暨文化发展影响甚巨。诸暨的许多村落、许多姓氏的始祖都可追溯到宋室南迁时，其根源大都在河南等地。比如，陈洪绶的远祖陈寿是北宋高官，宋室南迁时从北方迁居枫桥；王冕的祖籍在关西，远祖王德元曾任清远节度使，远祖王琳曾任统制官，后迁居诸暨。周恩来的远祖也是宋时从开封迁到诸暨的。诸暨周氏始祖周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孙，进士，随高宗南渡至杭，旋迁居诸暨。周氏这一脉一直在诸暨生活发展，直到第七代周澳，才由诸暨南门迁往绍兴周家桥。从周靖到周恩来，相隔30代。周恩来百年诞辰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撰写《周恩来家世》，曾派专人到诸暨了解情况。鲁迅和周恩来同宗而相差一辈，故鲁迅先祖也可追溯到诸暨南门周氏。蔡元培的情况也同样，祖居诸暨陈蔡，陈、蔡两姓均在南宋时由河南上蔡迁居而来，蔡元培先祖在明末时由陈蔡迁往山阴。 

列举几位重量级政治、文化、艺术人物是诸暨人（或先祖是诸暨人），祖上都从北方迁居而来，并非为诸暨贴金，而只想说明，宋室南迁的移民潮，给南方的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诸暨或许尤为明显。诸暨的耕读传家传统，南人北相的性格特征，以及大量文人墨客的涌现，乃至文脉墨迹的形成，都由此可以找到某种因果关系。

当然，宋室南迁时随同迁移的北方豪族士人不仅仅迁到诸暨，同时迁到了杭州以及周边地区，那么，为何唯独对诸暨的影响那么大，乃至成为影响、重铸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与第一个背景密切相关。一个县域有着数百年、近千年国都的历史，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古诸暨国、古越国之所以选择定都于斯，肯定是看中了这里独异的地理环境，那么多宋代豪族士人看中这里，也肯定有着与之相通的目光和思维。诸暨四周群山怀抱而内蕴盆地湖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其文化性格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固性，可谓千年不易，南宋豪族士人迁入后带来新的文化气息，两者达到某种默契和共鸣，继而融为一体，形成兼取南北之长的文化性格特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梳理诸暨的文脉和墨迹就比较方便。

——由三位南宋金石学家看士大夫文脉墨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始终是占据主流地位的生力军。宋代则是“文人画”的勃兴期，尤其是刚刚兴起、对后世书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金石学研究，就是由不少文人士大夫推进的。南宋时有好几位诸暨籍士大夫参与其中，并取得卓异成绩。如金石学家姚宽，随曾任徽猷阁待制（卒赠太师）的父亲姚舜明迁居诸暨，酷爱金石，精于篆隶，著有《玉玺书》。金石学家王厚之，字顺伯，其高祖乃王安石胞弟、左丞王安礼，祖父王榕曾任诸暨知县，“靖康之难”后避居诸暨。王厚之本人和兄弟皆为进士，他博学好古，精通籀篆，对三代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格外留心搜求收藏，所积甲于海内。著有《钟鼎款识》等著作，受到后世学者推崇。全祖望云：“顺伯长碑碣之学。今传于世者，有《复斋碑录》。宋人言金石之学者，欧、刘、赵、洪四家而外，首推顺伯。”其《钟鼎款识》上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容庚特地为之撰写《钟鼎款识述评》，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自明。还有南宋考古学家、收藏鉴赏家赵希鹄，乃宋宗室燕王赵德昭后裔，宋室南渡时其先祖迁居诸暨。赵希鹄性情淡泊，嗜好古玩，学识渊博，著述颇丰。著有《洞天清禄集》。他们都出身于名门豪族，都是南宋时期迁居诸暨，本身都是文人士大夫，成果丰硕。他们是诸暨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由“诸暨三贤”看文人书画的文脉墨迹。王冕、杨维桢、陈洪绶是诸暨引以为傲的“三贤”，也是中国书画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是艺才天纵，诗书画兼擅的艺坛领袖人物；都性格强悍，狂放不羁，放浪形骸；都在仕途上不得意，有满腔报国救民之志而无法施展，最后看清现实，看淡官场，将聪明才智都用到艺术上。稍有区别的是，王冕在参加几次科举考试失利后，就一把火烧了举业文章，彻底放弃科举念头，隐居乡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他后来曾有多次机会走上仕途，却毫不动心。比如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王冕说：“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游历大都时，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馆职，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说：“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朱元璋攻取越州后，闻其高名，欲请其出山任职，他也力辞不就。杨维桢32岁登进士第，33岁被授正七品天台县尹，但官运不佳，几年后担任钱清盐场司令降为从七品，62岁到偏远的建德担任建德路总管推官，级别依然是“副处级”“承务郎”。这位“诗坛盟主，文章巨公”，晚年选择隐居松江，在门上明文告示：“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每日高朋满座，与江南才俊之士饮酒吟诗，挥毫弄墨，吹笛唱歌，放浪形骸，自以为神仙中人。这是他作为艺术家最开心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他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很高建树，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其书法亦极具个性色彩，奇崛峭拔，狷狂不羁，不合常规，超逸放轶。陈洪绶在科场一直不得意，却没有王冕那样潇洒超脱，自从21岁考中秀才后，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参加考试，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他有着强烈的从政热情，渴望如同祖先那样建功立业，但命运却宣告他此路不通。43岁那年不得不“入赀为国子监生”，相当于现在的自费插班生，满腔希望从此走上仕途，没有想到一时书画艺术“名满京城”，人们以一识其面、一得其片纸为荣，连崇祯皇帝也请他去做内廷供奉，在艺术上成功了，功名上依然没有希望。他实在志不在此，不想仅仅做一个画师，哪怕是宫廷画师，不久便惆怅地离京南归。面对政治上的失意，他放纵个性，纵情艺术，终成千古巨匠。顺便一提，杨维桢之兄杨维翰，字子固，号方塘，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书画家。画竹名家柯九思对他极为推崇，誉为“方塘竹”，他与宋克、王绂、夏昶合称明代墨竹四大家。

——由余任天、“诸暨四老”看“草根阶层”的文脉墨迹。诸暨历来重视“耕读传家”，“草根才子”众多，其中不乏书画才俊。他们有的靠自学成才，有的曾在高等美术院校深造而长期居于乡里，对书画艺术始终矢志不渝。这支民间文人、民间书画家队伍蔚为壮观。余任天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出身于诸暨浬浦农民之家，解放后长期隐居于杭州僻巷，靠刻印卖字画维持生计，“寂寞楼居四十年”，终成名家，被沙孟海誉为诗书画印“四绝压群伦”。解放后许多书画家都是由国家养起来的，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创作条件，像余任天那样纯粹的自由职业者而在艺术上达到如此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蔡雪亮、赵歧山、金鸣秋、陈望斗合称“诸暨四老”，他们或许没有获得全国范围的盛誉，但在诸暨当地及周边地区却一直受到尊敬和追捧。和余任天没有经过美术院校深造自学成才不同的是，他们都在早年经过美术院校深造，同窗师友不少成为美术史上重量级人物，他们则因为长期回故乡任教而其名不彰。如赵歧山、陈望斗、蔡雪亮，早在1921、1922年就到上海学画，进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与吴茀之、张书旂、王个簃等为同学。赵歧山还曾转入吴梦非开办的艺专，与丰之恺、刘质平、钱君匋等同学，一生喜画雁，亦擅梅荷。蔡雪亮以画竹名世，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出版《竹谱》，由吕凤子题签出版。金鸣秋早年求学于无锡美专，师从胡汀鹭、钱松嵒，擅画花鸟。陈望斗毕业后曾在上海执教，与丰子恺、关良同事，又曾在杭州创办私立艺专，与林风眠、潘天寿过从甚密。他们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从不间断地坚持书画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就其艺术作品本身而言，跻身于全国现当代书画名家行列而毫不逊色，但由于受地域限制，他们只能是“地域性名家”。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余任天、还是“诸暨四老”，就其学养及书画成就而言，将他们列为文人书画家亦未尝不可，但从长期生存于社会底层、属于“体制外”的艺术家的实际来说，以“草根阶层”、民间书画家视之，也并非不恭。

——由祝大年看“学院派”文脉墨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品鉴一位艺术家及其成就时，特别看重其艺术及学术背景，毕业于权威美术院校、供职于专业美术院校、美术机构的，则视为“正宗”、“主流”，我们姑且称之为“学院派”。诸暨籍“学院派”书画家队伍庞大，祝大年应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祝大年1916年出生于诸暨枫桥，1931年进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师从林风眠、吴大羽等。后到北平国立艺专学雕塑，又经蔡元培推荐到日本东京帝国美专学习陶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祝大年任陶瓷系主任、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是我国陶瓷艺术、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的开拓者，是“建国瓷”的设计者，是首都机场陶瓷壁画《森林之歌》、北京饭店壁画《玉兰花开》、日本横滨饭店壁画《漓江春色》的创作者。现当代中国美术史说到中国瓷器、说到现代工笔重彩画，就不得不说到祝大年。“建国瓷”的研制，是由郭沫若提议、周恩来批准、祝大年负责落实的，研制成功后祝大年携样品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得到首肯后投入批量生产。“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规模化、标准化投入生产的日用瓷，对工艺美术、陶瓷业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祝大年的美术创作也得到了同事及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事吴冠中看了祝大年的重彩画《玉兰花开》，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说我是艺术的苦行僧，祝大年先生更是苦行僧中的苦行僧。”如果不是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受屈20年，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及其声誉，应该要大得多。2006年母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50周年校庆，隆重推出祝大年、张仃、庞熏琹、吴冠中、袁运甫大师系列展。对祝大年来说，可谓名至实归。 

当下，从事专业书画工作和业余书画创作的队伍空前庞大，创作实力和理论研究水平都卓然可观。就其构成来看，也大致呈如此现状：有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而业余醉心于书画创作的，有的艺术造诣已经相当高，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有恬淡超脱，以文人自许的，在从事文化事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以书画创作为“馀事”，其风格别具一格；有专业书画工作者，他们或从事书画领导管理工作，或从事专业创作，基础实，条件好，实力强；有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在各类美术院校从事教育、科研，或正在深造，他们是书画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当然，更多的是民间书画爱好者，他们的参与，为书画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诸暨市文化部门于庚寅之春组织“诸暨籍在外书画家作品邀请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文化事业和书画事业的高度重视，是对诸暨籍在外书画家队伍的一次检阅，更是对诸暨文脉墨迹的一次发扬光大。在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今天，书画事业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争强好胜的诸暨自然不甘落后，一定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2010年3月于浙江美术馆

中G早期杰出人物宣中华

中G早期杰出人物何赤华

中G早期杰出人物 汪寿华

中G早期杰出人物张秋人

中G早期杰出人物 蒋友谅

中G早期杰出人物郑复他 蒋智由 蒋瑞藻 郭大善 蒋尊簋 何达人 何颂华

中G早期杰出人物俞秀松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

作者：罗征敬

1983.08.14    人民日报

俞秀松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时，他担任书记，但后来却遭到王明、康生诬害致死，至今已四十五年多了。 俞秀松，又名寿松，字柏青，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名“纳利马诺夫”。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王寿成。１８９９年６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１９０８年入本村行余小学。１９１６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领导杭州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起，出版《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个社会改造的纲领，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这份刊物，发行的范围很广。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施存统写的题为《非孝》的著名文章，轰动全国。北洋军阀慌忙连下禁令，取缔《浙江新潮》。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不能再在学校继续读书，遂于１９１９年底赴北京。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０日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开始了工读生活。 俞秀松在工读互助团里，参加抄印讲义、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等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胡适之等人的课。但是，时间不过三个月，工读互助团便宣告失败。俞秀松毅然南下，投身到“资本家底下的工厂”去。经过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教育，１９２０年３月，俞秀松果断地正式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回到上海，“改名换服”，到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当了工人。这是他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从此，他较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真正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那里，他与工人朝夕相处，深深体会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在这期间，俞秀松和陈望道一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劳动界》创刊，俞秀松参加了编辑工作。在９月出版的《劳动界》第４期和第７期上，刊载“本社特别启事”，内容为商讨出版《上海店员周刊》一事，署名为“秀松、汉俊、独秀”。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工厂并与恒丰纱厂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１２月发起成立“印刷工会”，目的是将广大的机器工人和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俞秀松通过办《劳动界》、《店员周刊》等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１９２０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当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由杨明斋陪同来到中国时，俞秀松曾给维金斯基当过一段助手。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陈独秀派他担任书记。据俞秀松的家人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见过俞秀松的日记和他亲笔起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面附有十多名团员的名单。日记中还记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本应由德文本进行校译，但当时找不到德文本，结果便用英文及日文本进行校译。而这份译稿，是由俞秀松亲自交给陈独秀的。可惜这些珍贵文物经过十年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上海党的发起组为了掩护青年团进行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于１９２０年９月，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这个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同时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攻读俄文。

１９２１年３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前往苏联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２２年４月，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团。 １９２２年５月５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指出青年团的现时方针为：在政治方面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１９２２年７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制订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俞秀松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讨伐陈炯明叛乱，并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俞秀松表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俞秀松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大部分不懂俄文。苏联党组织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材，从学生中挑选了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李培之、庄东晓、王明等十多个能直接用俄语听讲的人，组成一个速成班。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只有王明是刚刚入团的团员。这个班的学习任务很紧。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由主讲教师列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的参考书，经过讨论，最后由教师做总结。在学习中，王明对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的讨论，一言不发，而对列宁主义课的讨论，则抢先发言。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明为什么对列宁主义课这样积极？不久，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主义课的主讲人是副校长米夫。果然，克劳白夫（王明的俄文名）的表现，深深印在米夫的脑海里。每当列宁主义课小组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米夫就指定克劳白夫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学校的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王明对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同学中喜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引起大家的厌恶。俞秀松耐心帮助他，王明反而怀恨在心。后来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做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主席，很快便入了党。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宁学院。俞秀松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竟公然捏造罪名，说他们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打进了“江浙同乡会”。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时俞秀松等对王明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甚为不满，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给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戴上“托派”的帽子。 １９３３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１９３５年６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２５人进入新疆。 俞秀松在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利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和反帝总会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军阀盛世才的嫉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他们借此机会诬陷俞秀松是“托派”。盛世才将他逮捕，并于１９３８年６月，押往苏联。最后俞秀松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害，享年３９岁。 当俞秀松被捕，他的妻子安志洁前去探监时，他勉励妻子说：“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１９３８年６月，俞秀松被强迫押往苏联，当飞机马达隆隆在响，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时，俞秀松非常坦然地对妻子说：“你要坚持，不能屈服。相信党，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俞秀松的“托派问题”，经过详细调查，已经完全查明是王明、康生的陷害。特别是与俞秀松同时被诬陷为“托派”，又同时被害于苏联的董亦湘同志，早在１９５９年，由于其妻子的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就已予以平反。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曾于１９６２年给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但由于康生的阻挠，这位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卓越贡献的烈士事迹，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名字也不见党史记载。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推翻了加在俞秀松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俞秀松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的一生。俞秀松同志是一颗洁白无疵的明珠，被埋藏了达四十五年之久。今天我们拭去覆盖在它上面的灰尘，这颗耀人夺目的明珠，将永远在党、团的历史上大放光芒！'

张秋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

张秋人，乳名友表，学名慕翰，笔名秋莼。诸暨市牌头镇水霞张村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21年，张秋人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秋人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担任英语教员。1922年3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5月，又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暑假期间，他经陈独秀推荐，从上海到湖南长沙会见了毛泽东，后经毛介绍，应聘到湖南第三师范任英语教员。

1923年，张秋人回上海从事青年运动。8月，在团的“二大”上，他和恽代英等四人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次年4月，任共青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在宁波、芜湖等地积极开展建党团工作。

随后，他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曾与恽代英、萧楚女一起被称为“广州三杰”。

1927年3月，受国民党通辑的张秋人离开广州，经武汉到上海，这时，中共浙江省组织部被破坏，党中央决定派张秋人回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9月27日，张秋人夫妇随党中央特派员王若飞一起到达杭州，当晚改组省委。29日，他在西湖边被两个黄浦军校反动学生盯踪纠缠，自知难以脱身。他一面低声用英语嘱咐爱人：“遇着危险了，别慌张。”“快设法把藏在旅馆的文件烧毁。”一面纵身跳进西湖，乘机把裤袋里的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淤泥中，舍身保住了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安全，自己不幸被捕，他被当作“要犯”带上脚镣收监。党组织和同志们曾多次设法营救，未能成功。

张秋人在狱中仍满怀豪情向难友讲解各国革命史，鼓舞大家坚持斗争。1928年，张秋人壮烈牺牲，临刑前趁敌人不备，突然抓起桌子上的砚台，向法官头上怒掷过去。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惊慌失措。他身中七弹，壮烈牺牲，时年30岁。

宣中华被周恩来誉为浙江国民革命的“革命运动先锋”

宣中华(1898—1927)，原名钟华，乳名洪霖，字广文，别号无我、乐观子，笔名伊凡。浙江省诸暨牌头区中央宣村人。1909年，在牌头区同文公学读高小；1915年夏，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19年5月，任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1920年2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生的“一师风潮”中，他作为这次风潮的主要领导人，发动和组织杭州学联会全体成员坚持了两个月之久的斗争。

1920年夏，他从省立一师毕业回乡，被母校附属小学聘为教员。1921年春，他应陈望道之邀，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回到杭州。5月24日，又组织领导了全市千余名工人参加的行业总同盟罢工。此后，他又与其他革命知识分子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农民运动一一萧山衙前农民运动。1921年10月，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4月，回国后任萧山东乡教育会总干事。1923年下半年，他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被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提出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1925年7月，在萧山衙前召开的国民党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浙江代表；会后，组织调他到上海，任中共闸北部委书记。

1926年1月，他回到浙江，参加了中共杭州地委，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3月，任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4月，任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1926年底，赴南昌与蒋介石会晤，就组建浙江省临时政府进行商谈。1927年1月，他以特派员身份赴宁波建立临时省政府并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14日，在上海近郊的龙华车站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7日深夜在龙华荒郊英勇就义。

汪寿华：牺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时间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汪寿华，也于政变前夕被与蒋介石勾结的大流氓杜月笙残酷杀害，成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一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又名何景亮、何寄元、何今亮、何松林、宋林、孔伯生，1901年出生于浙江诸暨檀溪乡泉畈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汪寿华的父亲是个前清秀才，在其教导下，幼年时的汪寿华学习勤奋，很受乡亲们赞许。

　　1917年秋，汪寿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进步氛围的感染下，他的思想随即发生变化。在校期间，汪寿华阅读了大量的《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还联合同学，组织了学生“书报贩卖团”，以“锻炼心身，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推销全国进步书刊。1920年9月，经俞秀松介绍，思想激进的汪寿华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远东职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了国际反帝同盟会议。

　　1925年初，汪寿华奉命从莫斯科回国。在家乡结婚后的第三天，他便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中共四大后，汪寿华先后担任了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委员、常委、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五卅运动爆发时，汪寿华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结束后，李立三、刘少奇相继离沪，刘华被敌人杀害，汪寿华遂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

　　此时，反动当局几次查封上海总工会，四处搜捕汪寿华。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汪寿华经常化装，改名换姓，继续深入工人群众中做宣传，在白色恐怖中顽强地领导着上海工人运动。从1926年5月开始，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他，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

　　当时，由于准备不足和缺乏经验等原因，上海工人发动的前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失败并没有使汪寿华等英勇的共产党人气馁，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又开始着手准备进行新的武装起义。

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上海区委在领导前两次起义中不够有力，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开始积极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首，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等。汪寿华负责联络上海国民党及各方人士共同反对北洋军阀。

二

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汪寿华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曾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在领导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他还一再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此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第三次起义的成功，汪寿华积极活动，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广泛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并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军事等各种消息，及时向中央和上海区委汇报。

在发动工人方面，汪寿华十分重视工人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广泛参与，起义才有胜利的希望。为此，汪寿华做了大量发动工人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到1927年2月底即达到28.9万人。他还注重组织工人纠察队，强调要对其进行武装训练。3月4日，他主持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决定组织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会后，汪寿华还请来军事教官对纠察队员进行武装训练，使工人纠察队的整体军事素质和各级指挥员的指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整个行动由特别委员会会议指挥，紧急情况时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指挥。罢工后1小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上海7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发动了攻击。整个起义期间，汪寿华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全面指挥战斗，日夜不息，把眼睛都熬红了。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起义这么紧张，工人兄弟们都在和敌人厮杀，我怎么能休息呢？”说完，仍继续守在指挥部里，密切关注着工人纠察队的最新战况。

起义开始时，汪寿华曾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工人起义，希望能内外夹攻，消灭军阀。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妄图借军阀之手消灭工人武装。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说：“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28小时的血战，起义军最终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了胜利。

起义胜利的当天，在上海南市召开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汪寿华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稍后，党内亦决定罗亦农和汪寿华等为市政府党团干事会成员。次日，在市政府委员会议上，经汪寿华的说明，决定接受总工会在第三次起义前提出的22条政治经济总要求。3月28日，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又内定汪寿华兼任市政府劳动局局长。

在起义胜利后的日子里，整个上海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群众的革命热情达到顶点。汪寿华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3月 23日，他下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通知，除武装纠察队外的全体工人于24日一律复工。24日，上海总工会迁至湖州会馆办公，各工会及学生代表纷纷前来祝贺、慰问，汪寿华又为接待事宜忙得不亦乐乎。27日，在汪寿华的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有100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会上，汪寿华报告了起义的经过，并提出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工人武装自卫、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和整顿工会组织等17项任务。会议还选出了汪寿华等40人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次日，执行委员会推选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此后，在汪寿华的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至3月底，加入总工会的工会即达到502个，会员82万人；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三

　　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无视总工会的命令，阻挠工人复工，并非法逮捕工人。汪寿华得知后，立即向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提出强烈抗议，并限时答复，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重行总同盟罢工”。由于汪寿华领导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被迫答应工人复工，并同意改善工人待遇。汪寿华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蒋介石进入上海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一时间乌云压城。在这危急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些人被敌人的气势吓住了。上海总工会有一名财务人员，与汪寿华是同乡。有一天，此人对汪寿华说：“今亮（汪寿华又名何今亮），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发点财算啦！”汪寿华听后，厉声问道：“你讲什么？”此人说：“我们拎几箱银洋走掉算啦。”汪寿华愤怒地说：“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此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此时，蒋介石已背地里与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互相勾结，利用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诿罪于工人纠察队，并在社会上散布工人纠察队要冲击租界等种种谣言。面对种种诬蔑和挑衅，汪寿华领导上海总工会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戳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和借口，表示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27日，汪寿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面见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汪寿华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

　　为防患于未然，上海总工会在汪寿华的领导下，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4月3日，汪寿华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在上海各报刊登紧急启事，提醒工人和市民警惕流氓的阴谋，并通知全体工人和纠察队员要严守纪律，免为敌人寻衅提供口实；4月4日，他又召开上海总工会第二次执委会，做出“如发生解除工人武装的事情，则决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的决议；4月5日，汪寿华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派造谣中伤、挑拨捣乱的阴谋，希望市民协助制止；4月7日，汪寿华又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倘有破坏或不利于纠察队的行动，全市工人决以全力制止；同日，他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还在上海各报刊登启事和发出告工友书，声明对收回租界和维持治安两个问题将和各界一致行动，决不会单独行动，揭穿反动派对纠察队所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要扑灭革命之火，为了打击真正的革命者，竟无耻地与大流氓杜月笙密谋除掉汪寿华。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前去赴宴，汪寿华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党内在讨论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也有人认为可以去，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但要注意安全。汪寿华泰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要李泊之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处附近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即有意外，要李立即报告组织。进入杜宅后，汪寿华即被残忍的敌人打昏后装入麻袋，运至枫林桥活埋。汪寿华牺牲时年仅26岁。

　　噩耗传来，上海许多工人失声痛哭。第二天凌晨，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也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绞杀。

　　5月1日，中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表示：80万上海工人誓为汪寿华等死难烈士报仇。稍后，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三大起义，开始武装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汪寿华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遇害，成为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永远值得后人缅怀

读《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

我客居异乡20余年，但对于故乡的种种变化甚为关注。前些日子返乡探母，在一位孩提时玩伴的家里，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眼睛不禁为之一亮。

《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共收录国民党诸暨籍将领134名，编纂者不因乡情所牵而夸饰，亦未因政见相左而曲书，求实存真，殊为不易；且随行状交待相关背景，明源详流，亦大可取。全书图文并茂，洋洋40余万言，为地方志乘宝库增添了十分厚重的一页。

诸山暨水孕育、滋养了我，而我自少年时代起就对故乡的人文掌故、历史传说、民俗风情等倍感兴趣。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还在杭州读大学的我，竟异想天开，欲编录一本《诸暨历史文化名人》，草拟出一份诸如宗旨、体例之类的方案，并怀揣着一份约有40余人的“诸暨籍历史文化名人名单”，跑到诸暨。陈侃章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对我鼓励有加的同时，还为我提供了一些名单中未涉及的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的简要情况。侃章告诉我，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众多，就一县之规模而言，全国罕有，他打算研究和整理这方面的史料，希望有朝一日能结集出版。他还把我介绍给了诸暨县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德康先生。

1988 年底，我到诸暨县史志办公室拜访。其时德康先生已退休，返聘在史志办公室工作，正一笔一划地誊抄文稿。主持工作的侃章告诉我，他多年的夙愿正在变为现实——已收集到了90 多位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的资料。我当时说，看来侃章对诸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情有独钟呀，编撰成书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这也是第一次提出“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群”这一概念，是对乡邦文化的一大贡献呢！

又过了两三年，大概是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侃章先生告诉我，书稿已基本形成，共收集、整理了108位国民党将领，有小传、照片以及相关图片50多帧，20来万字。1992年，我终于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上读到了陈侃章、何德康编撰的106位诸暨籍国民党将领小传。不是有108位吗，怎么少了两个呀？后来得知，是怕人误会——去附会“梁山泊108 将”，所以临时删去两位。这一辑《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问世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报刊文摘》、《新民晚报》、《信息日报》等10多种报纸和电台纷纷摘载或转播，许多诸暨人这才知晓，自己的乡邦还有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后来，陈侃章、何德康又应兰州大学刘国铭教授之邀，为《国民党九千将领传》撰写这108位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的小传，并全部录入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国民党九千将领传》。

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披露后，引起了知情人士、文史爱好者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有表示鼓励的，有补充资料的，有指出缺失的，也有提供新线索的。正当热火朝天之际，侃章却下海经商去了。他在离开诸暨前，把书稿及相关照片和资料交给了德康先生，嘱其进一步核实、增补，以便将来出版时更符合历史真相。经德康先生努力，人员增至133多人，其中军界少将以上者123人，警界职位与将军相当者10人。他将这些名单打印后，分发给知情人士和相关文史爱好者及曾参与编撰县志的人员征求意见——我也有幸收到了这份何德康先生所寄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诸暨籍一百三十将》的征求意见稿。

至为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德康先生于1999 年患了脑溢血，前年溘然仙逝；而侃章先生身在商海，恐一时也无心重拾旧章。但我依然常常企盼《中国国民党诸暨籍一百三十将》能早日出版。

而今，我十分欣喜地看到，侃章、德康先生未完之事终于被有心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啦，汪木伦、王苗夫两位乡贤在侃章、德康先生悉力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又做了大量的收集补充工作，使《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得以正式出版，对开发地方史志资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凡精神产品，其创造性思路是最重要的。首先，什么样的史事和题材可以成为一个课题，可以形　成一本有价值的书，那是需要有点史识和史才的。其次，对散布在国内外、且又大部分已离世的130 多位将领资料的搜集、整理，浩瀚纷繁，大海捞针，不穷数年之心力是殊难做到的。再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尚未解冻，政治气氛亦未像现在这么宽松，对于整理几乎是为对手树碑列传的敏感题材，那是需要有点胆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能够见到这本《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陈侃章、何德康两位先生当有首创之功。

世上诸事，原创者的劳动是最艰难的。可能是工作上的疏漏，我遍翻全书，发现许多给《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都“榜上有名”，惟独没有首倡者、首功者陈侃章、何德康两先生之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吧！       

作于2008年8月18日

黄埔军校一期

1、陈 琪  1897 浙江诸暨店口 凹居 100军军长 71 山东济南 病逝 中将

2、周振强1903 浙江诸暨丰江周 健夫 浙西师管区司令金华城防司令88 04杭州病逝中将

3、杨步飞 1902 浙江诸暨杨家楼 若鹏 淞沪警备副司令 46年7月退役，定居杭州 少将

4、陈德法 1901 浙江诸暨陈蔡 民具 整编78师副师长 75 09 12 新疆乌鲁木齐 病逝 中将

5、石祖德 1900 浙江诸暨长澜 蕴炜 联勤总部办公室主任 72 07 05 台湾台北 病逝 中将

6、周品三 1901 浙江诸暨南门外 18师副师长 70 浙江诸暨 病逝 少将

7、冯圣法 1903浙江诸暨祝家坞 森法 第九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 57台湾台北 病逝 中将

8、许永相 1900浙江诸暨砚石埠许家村 劻三 第二十六师独立一旅旅长1934 处决 少将

9、楼景越 1899浙江诸暨牌头 秀挺 第五军第八十七师师长1933 汉口 病逝 中将

10、宣铁吾 1896 浙江诸暨东和 惕我 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1964 台湾 病逝 中将

11、宣侠父1899浙江诸暨长澜 剑魂 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西安 暗杀 中将

中国榜书的领军人——记诸暨籍书法家蔡轩朝

一支笔，在许多人的手上，多半只能是一种“爱好”的承载体，有人却能籍此登上“艺术”殿堂，而成名、成家、成大师。蔡轩朝，即是这样一位名家、大师。

蔡轩朝是诸暨人，趁其近日回乡之际，记者叩响了这位中国榜书领军人物的家门。

声名鹊起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叹曰：“榜书……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可是，仍有人知难而上，不断攀登，蔡轩朝就是这样的人。蔡轩朝是我市牌头人，12岁开始钟情于书法，后在杭州读中学时得到了学校校长、著名书画家柳村的指导，蔡轩朝的四哥、书画家蔡轩禄也经常指点他，使之获益良多。定居上海后，蔡轩朝又结识了书画名家马燮文等，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使其在书法创作上融合了诸家所长，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蔡轩朝主要师法“二王”，又旁涉欧、颜，并对米芾情有独钟。几十年如一日，蔡轩朝执著于对榜书艺术的研究与创作。

蔡轩朝说一个书画家要成功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要天赋，二是要勤奋，三是要机遇。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当蔡轩朝拥有天赋和勤奋后，机遇真的不期而至。一次，蔡轩朝和往日一样，又去马燮文家探讨书法，正巧碰上《新民晚报》的资深记者在马家采访马燮文。这位资深记者自然也是识货之人，他看到蔡轩朝先生的作品后，立即眼前一亮，认定是一幅好作品，于是蔡轩朝的作品就这样偶然地“曝光”于媒体。之后，《人民画报》、《上海艺术家》杂志等报刊杂志相继转载和刊出了蔡轩朝的作品，蔡轩朝的榜书艺术由此崭露头角。www

而成就蔡轩朝更大名声的，是他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题字，而这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03年，上海一位裱画师作为全国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型被推选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央视一位负责春晚的导演前来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在这位裱画师的店里偶然看到了蔡轩朝的一幅榜书作品。这位导演当即要求裱画师帮忙联系蔡轩朝，希望他能为春晚题字。于是，蔡轩朝为200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题写下了“与时俱进”四个字，作品后被央视收藏。蔡轩朝这块被深埋多年的金子终于破土而出，开始光芒闪耀。

蔡轩朝喜欢将他成名的过程归结为偶然的机会。但任何的偶然之中都有必然，如果没有扎实的榜书艺术功底，纵使再多的偶然也无法成就其成名成家的必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蔡轩朝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榜书艺术的不懈探索。

艺海无涯

蔡轩朝偏爱榜书，也许与他的为人、性格以及所从事的事业有关。榜书体例庞大，形神兼备，书写榜书要求书者掌握特殊的执笔和运管方法，所以榜书不仅具有书法的共性，还具有独特的笔法和体势，要求书者心神合一，一笔书就，笔力要恰如其分。故而书写榜书，既要求书者有扎实的书法艺术基础，还要求书者有过人的气度和胆魄。

看蔡轩朝的榜书作品，让人感觉沉着之余，不乏灵动和变化。榜书大字因其笔法和体势，往往给人以气势恢弘之感，但如果气势有余而灵动不足，则会给人沉重笨拙之感。所以，榜书在显现气势恢弘的阳刚之气的同时，也需要掺揉些许阴柔之美。这种笔力分寸间的掌握，是微妙的，也是极富挑战性的。行家对“蔡氏榜书”的评价是：施墨凝重，结构严谨多变，气势恢宏，刚柔相济，厚重而不失灵动，丰满而不失俊秀，如雄鹰飞翔，“鹰”姿飒爽。如对他作品“鸿”的评价是：结构严谨，焦墨速锋，飞白流动，观之如飞驰电掣雷擎山魂，耳轮中如闻铁蹄飞奔啾啾嘶鸣之声。又如他的“翰墨”二字，榜书中隐含着米芾笔意，且布局奇巧，“翰”字如一垂垂老者，泰然而坐，“墨”字则似一少女摇裙起舞，一静一动，一正一斜，造险中求稳实，正统中求雅趣，可谓蔡氏榜书中的一幅极佳妙品。

蔡轩朝现为上海榜书研究会会长、上海百老榜书研究院院长、上海沪江书画院副院长、上海东江书画院副院长、上海侨界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中国华勤书画院艺术顾问。他曾先后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书画交流展、中日第八届书法交流展等国内外书画交流活动，曾为《新民晚报》、《联合时报》等报纸的副刊刊头题字。蔡轩朝是中国榜书界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作品为日本、韩国等众多收藏家所追捧。

2004年10月15日，借他正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榜书作品时，国务院办公厅一纸邀书将他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荣幸地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宾。2007年底，蔡轩朝又应邀为即将发射的“神七”写下了“冲霄”两字，以表达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深深祝福！

情系桑梓

身在上海的蔡轩朝常常自豪地称自己是“西施故里人”，常为自己能与诸暨籍杰出书画大家王冕、杨维祯、陈洪绶同一故乡而骄傲。在他的心中，故乡是一坛愈久远愈香浓的酒，时不时地要拿出来闻一闻、品一品。

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书法家，蔡轩朝认为自己能为故乡做的，就是如何利用自身影响力扩大诸暨知名度。2003年，蔡轩朝牵头策划了“西施杯”全国摄影大赛。今年，首届中国榜书大赛的颁奖仪式将于6月中旬在牌头举行，届时，250余位海内外的获奖者将齐聚牌头，参加一场书法“盛宴”。 蔡轩朝说，之所以将地址选在诸暨牌头是因为这是当年句践“卧薪尝胆”之地，不但古代需要这种精神，现代人也同样需要这种精神激励。重要的是，在诸暨牌头举行这样一场盛会，能大大提升诸暨和牌头的知名度，让“西施故里”的美誉传得更广更远。

此外，蔡轩朝还十分热衷提掖诸暨籍的书法后学，目前，蔡轩朝主持的上海榜书研究会已吸收了10多位诸暨籍的书法爱好者为会员。蔡轩朝还设想在诸暨创办一个榜书创作中心，以吸引更多的诸暨籍书法后学，进一步弘扬榜书艺术。

诸暨籍政坛名人

蒋巨峰：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

黄奇帆：ZG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孙永波：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

陈智明：公安部部长助理。

俞可平：ZGZY编译局副局长。

吕新华：外交部驻香港公署行政特派公署。

张仕波：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

周国富：浙江省政协主席。

黄旭明：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陈敏尔：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葛慧君：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俞国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优贤：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俞仲达：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潘家玮：ZG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郭剑彪：浙江省交通厅厅长。

杨建新：浙江省文化厅厅长。

楼国华：浙江省林业厅厅长。

楼旭逵：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区长。

袁宝成：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兴超：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蒋华年：江苏省交通厅巡视员。

钱巨炎：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徐建华：浙江省委统占部副部长。

沈浩：无锡海关副关长。

陈旭东：上海海关副关长。

袁鹰：天津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邱水录：华东电监局副局长。

寿子琪：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徐文光：杭州富阳市委书记。

戚哮虎：杭州桐庐县委书记。

胡祖吉：温州平阳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冯镭：杭州临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丁晓燕：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徐明光：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徐焕明：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

陈石春：温州市公安局局长。

殷乐人：温州市监察局局长。

王蛟虎：温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胡菁菁：湖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敏奇：湖州市委副书记。

杨幼平：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

寿永年：宁波鄞州区委书记。

应祖明：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

赵国明：浙江省统计局巡视员。

黄贵森：浙江省国税局巡视员。

马乐其：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陈岩：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冯灿校：舟山市技监局局长。

蔡新光：浙江省卫生局副局长。

政坛的诸暨现象

浙江省领导中怎么这么多诸暨人?除了陈敏尔,,人大常委会代主任俞国行,政协主席周国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优贤.诸暨以前读书人多么....原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蒋巨峰也是诸暨的现在是四川的省长.重庆市风头正劲的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是诸暨人，新一届省委常委会还将有新生力量加入，浙江政坛的诸暨现象是出名的。

黄旭明，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78年1月参加工作，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香港理工大学EMBA硕士，会计师。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局长

郭剑彪，男，１９５８年５月出生，浙江诸暨人。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入党，１９８２年１月参加工作，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毕业，省委党校研究生。曾任农业厅人事科教处干部，省委组织部干审二处副主任科员，省土地管理局人事科教处副处长、建设用地处处长，宁波甬江新区挂职锻炼任管委会主任助理，１９９７年６月任省体改委主任助理，１９９８年２月任省体改委体改办副主任、党组成员。２００３年３月任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２００６年９月任省交通厅厅长

葛慧君，女，汉族。1963年3月出生，浙江诸暨人。中共党员，1983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省青联主席、2003年9月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5年3月任金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中共十六大代表。团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省委常委。

周国富，男，1945年7月出生，汉族，浙江诸暨人，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历任浙江省义乌县城阳区农技站负责人，中国援助乍得专家组成员，诸暨县农业局农技股副股长，诸暨县副县长，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湖州市委副书记、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

赵国明，1949年8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69年12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浙江经济专科学校工业会计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函授经济管理专业学历。曾任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筹建处核算员，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宣传科通讯干事，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铸钢车间支部副书记，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物资管理科副科长，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电机车间副主任、代主任、主任，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物资科科长，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冶金部华山冶金车辆厂党委书记，浙江省审计厅农林文教行政审计处副处长、处长，省审计厅综合处处长、副总审计师、党组成员（1993年开始），省审计厅党组成员、总审计师，省审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宣勇 副校长  男，浙江诸暨人，1965年3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政治与政治学》、《增量民主与善治》、《政治与政治学》、《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

冯镭，临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男，1973年10月出生,汉族，浙江诸暨人，在职大学

马乐其，男，1952年7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70年参军。历任连队战士、排长、师干部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陆军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2006年1月转业进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担任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徐焕明，男，1963年6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大学学历，城市规划师，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诸暨市委办公室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诸暨市政府副市长，绍兴县政府副县长、兼任柯桥经济开发区(中国轻纺城开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绍兴市政府副秘书长、绍兴袍江工业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绍兴市政府副市长、袍江工业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

吕新华，男，1951年1月生，浙江省诸暨人，杭州大学毕业。 1974-1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科员；1981-1986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三秘、二秘；1986-1988 外交部干部司二秘；1988-1998 外交部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8-2001 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1-2002 外交部大使；2002-2003 外交部部长助理；2003-  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行政、财务、机关服务中心等事务）200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徐自强，1938年6月生，浙江诸暨人。196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1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中将军衔。1956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陆军战士。1959年6月任陆军营兼职文化教员，在沧州师范学院、石家庄北京军区文化学校学习。1961年6月任陆军团政治处宣传股文化教员。1962年7月任陆军通信连电台台长。1965年8月任陆军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副股长、股长。1970年7月任陆军团政治处副主任。1973年6月任陆军团副政委。1976年8月任陆军团政委。1982年7月任陆军师政治部主任。1983年4月任陆军师政委。1985年7月任陆军集团军副政委。1990年6月任陆军集团军政委。1995年1月任天津警备区政委。1995年7月－2001年7月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2003年3月任第10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第15届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葛焕标，1936年生，浙江诸暨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战士，参加抗美援朝。在军部报训大队学习、任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连排长、无线电中继站站长。1957年在解放军高级通讯学校学习。1959年提前毕业，分配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任中心政治部组织干事、干部处组长、调配科科长。1976年3月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政治部干部处处长、中心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主任、党委书记，中心副政委、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政委、党委书记，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总支书记。1994年12月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兼纪委书记。1998年8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政委。中共15大代表。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寿晓松，1951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学历。研究员。1969年入伍，在野战部队工作。1981年初调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

陈智敏，男，浙江诸暨人。现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公安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世界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公安部观察员，公安部学习贯彻“二十公”会议精神宣讲团团长。2005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

陈敏尔，男，汉族，1960年9月生，浙江诸暨人。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曾任绍兴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绍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绍兴县委副书记，绍兴县委副书记、县长，绍兴县委书记、县长，绍兴县委书记，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宁波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宁波市委副书记，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务副省长等职。

蒋巨峰，男，汉族，1948年10月生(54岁)，浙江诸暨人，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1975.09—1978.10任浙江省诸暨县涅浦镇业余教育辅导员、电影放映员、陈蔡区文教办干部。1978.10—1982.07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07—1983.09任杭州大学经济系教师、工会副主席。

1983.09—1984.02任浙江省诸暨县委宣传部干部。

1984.02—1984.06任浙江省诸暨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84.06—1985.01任浙江省诸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5.01—1987.02任浙江省诸暨县副县长兼计经委主任(其间：1986.05—1987.02兼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87.02—1989.06任浙江省诸暨县委书记。

1989.06—1990.08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干部。1990.08—1993.04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其间：1991.04—1991.07在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

1993.04—1994.01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94.01—1998.06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间：1996.09—1997.07在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

1998.06—2000.04任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

2000.04—2002.03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2002.03—2002.04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2002.04至现在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黄奇帆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副市长。浙江诸暨人，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工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95年4月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先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2001年10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1979年、1981年、1983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2年被评为全国技术革新能手，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日本鬼子怕诸暨-----当官就要象诸暨人那样的硬

一位老杭州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诸暨个性是有名的，叫“杭州人怕飞机，日本佬怕诸暨”，说的是抗战时，日本飞机常常要到杭州上空来甩炸弹，所以杭州人怕飞机，而日本鬼子到诸暨时，屡屡遭到诸暨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因此日本佬怕诸暨。这是好的一面，但由于诸暨个性缺乏柔性，也吃亏不少。比如在历代官场中，诸暨人为官的人虽多，但为大官、拜相的就少了。因为一般的断案，诸暨人敢作敢为，快刀斩乱麻，一刀劈下去，是非便了断了，这虽然得了民心，但官场的高层却认为诸暨人行事过于简单，工作太自以为是，不便提拔。于是，学不会温文尔雅、不懂得韬光养晦、看不惯中庸之道的诸暨人，常在求仕中途夭折。
　　============================================
　　                 克服“五重五轻” 完善诸暨个性

最近，看了《诸暨日报》上不少关于诸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文章，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好不热闹。此中更有不少文章意蕴深远，触发了本人对诸暨个性的一些思考。前几天诸暨文联来信，希望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参与诸暨精神大讨论。于是想到自己在诸暨生，在诸暨长，在诸暨生活工作了近四十年，虽然后来到杭州工作，对诸暨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对于诸暨人的个性、脾气，凭着对家乡的了解，我有自己的一点想法。

诸暨脾气，在周边一些地区是小有名气的。个人以为诸暨脾气有好的一面，也有欠缺的一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重五轻”：

一是重自我，轻他人。诸暨人懂得尊重自己，自己看得起自己，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这一点是很不错的，走出去，从来不妄自菲薄，给人以自信、自强感。但是，“拳头大做阿哥”，自以为是，不懂得尊重他人、轻视他人，特别是轻视周边一些县市，这在诸暨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不相信别人，看不起别人的经验，比如对绍兴、萧山、义乌都不屑一顾，即使人家的经济发展确实搞得比我们好，但心里是不服气的，这一点在今天许多诸暨人心中依旧存在。

二是重名誉、轻商贾。典型的是官本位意识，“宁要名誉地位，不要金钱实惠”在诸暨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信，你问诸暨百姓，再普通的人家都很重视教育，以耕读传家为荣，盼子女读书做官。民众津津乐道官场、官位，官多少，将军多少，厅局级干部多少，而对诸暨在外经商的成功人士，则少人关注。

三是重实干，轻总结。诸暨人做事情，要么不做，做起来像模像样，常常要拿头挑。战场上也讲究实力作战，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做做一般，讲起来却是头头是道。而且诸暨人不喜总结提高，做过了就算了，不善于张扬，好比戏台上的武生，只会翻跟斗，不会唱！

四是重情义，轻防御。诸暨人讲情义，特别是出门在外，只要一口诸暨话，走遍天下都不怕，碰到老乡，肯定会关照帮忙。但诸暨人往往以自己的诚意去衡量他人，从来不设防，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天不怕来地不怕，随他怎么弄。于是常见一些诸暨人因轻信他人，惹来官司、纠纷的。由于过分讲义气，太轻信，诸暨人往往在经商中吃亏。

五是重刚性，轻柔性。诸暨人性格刚烈，喝的同山烧，牙床硬梆梆，三块板两条缝，直来直去，缺少柔性和韧劲，这是诸暨人一直推崇的“宁折不弯”精神。一位老杭州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诸暨个性是有名的，叫“杭州人怕飞机，日本佬怕诸暨”，说的是抗战时，日本飞机常常要到杭州上空来甩炸弹，所以杭州人怕飞机，而日本鬼子到诸暨时，屡屡遭到诸暨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因此日本佬怕诸暨。这是好的一面，但由于诸暨个性缺乏柔性，也吃亏不少。比如在历代官场中，诸暨人为官的人虽多，但为大官、拜相的就少了。因为一般的断案，诸暨人敢作敢为，快刀斩乱麻，一刀劈下去，是非便了断了，这虽然得了民心，但官场的高层却认为诸暨人行事过于简单，工作太自以为是，不便提拔。于是，学不会温文尔雅、不懂得韬光养晦、看不惯中庸之道的诸暨人，常在求仕中途夭折。

窃以为，讨论诸暨精神，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作为诸暨人应该发扬“五个重”，克服“五个轻”。比如要尊重他人，特别要尊重别人的成果、成就，要学习别人的宝贵经验，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诚信当然要坚守，但必须学会和掌握市场经济规律。要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光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要敢于和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总结和提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既要相信自己，也要增强防范意识，增强法律法规意识，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最后，要学会刚柔相济，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但也要灵活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局面，联系实际，解决问题。

比如在历代官场中，诸暨人为官的人虽多，但为大官、拜相的就少了。因为一般的断案，诸暨人敢作敢为，快刀斩乱麻，一刀劈下去，是非便了断了，这虽然得了民心，但官场的高层却认为诸暨人行事过于简单，工作太自以为是，不便提拔。于是，学不会温文尔雅、不懂得韬光养晦、看不惯中庸之道的诸暨人，常在求仕中途夭折。
　　诸暨人因为品质超群，当官是全国最多的，浙江省委里一直保持着一半是诸暨人的，而周边的绍兴什么的县里，绍兴的地区里竟大半是诸暨人，浙江省的各个县里，各个地区市里诸暨人当官的多得不得了，
　　现在浙江电视里最常出现的政要就多数是诸暨人：陈敏尔，周国富，俞国行，葛慧君，等

而诸暨人当最高的官却很少的，因为太硬，从不向俗气低头弯腰，向腐败低头，

所以，诸暨人能当上最高层的官了，国家才有希望了：真正的人执政了啊

从诸暨方言词汇来看诸暨人的个性

“硬帮帮”的诸暨方言在语言系属上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有声母30个，韵母39个，声调共八个（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诸暨话以第四声居多，语音铿锵.

诸暨人的性格以直为特色，“直”字含有刚直、公正正义、直爽直截的意思。诸暨人喜欢有话说话，有一是一，叫“直来直开”。领导看不惯手下，老师看不惯学生，就会直接冲出一句“你个件木朊”。意思“你这个人怎这么不灵光的”时此了当。一个老朋友与我讨论诸暨话之时，谈话中告诉我的是，有位校长在全校教职工会上，指责老师们在办公室里乱堆资料，常因缺乏清扫而积满灰尘时说的是“墨乌狗朊咯一堆” ；在指责老师们，对进校来询问调查的陌生人（有时是上级官员）时缺少应对变通策略时责备那些老师说的是“一朊不懂头咯”。在诸暨人听来这两个词汇一点都不奇怪，但在外人听来却非常差异。因为“朊”是一个大俗的词汇，朊：男人之性器也。我认为这个词，可以很好地看到汉文化在伦理上、美学上、俗界与雅界对于它的一种规范或者说是表达。在诸暨人的词汇中这两个词汇根本不与性挂钩，甚至可以用到女人身上。在我理解这完全是诸暨人直爽性情的一种表达。诸暨人把朋友叫“队伙”，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诸暨人常对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事体额一声好额，我会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