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一百多年前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2008-3-12)

一百多年前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王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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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民主         1、民主内涵         民主一词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此后一直是个政治概念，只意味着政治民主。民主一词在传入中国之时，即指政治民主。         民主分为两类: 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又称纯粹民主，是指公民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古希腊的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它只有在人数及地域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行。代议制民主又称间接民主，是指公民不是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通过自己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         民主的原义是“民众的统治”，或者说“大多数人的统治”，现指由公民选出政府的制度。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一书里提出的民主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认为，民主是政治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由人们定期选出政治精英进行统治的制度。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公民通过竞选来挑选领袖，个人通过竞选而得到政治决策的权力。         民主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民主竞选。民主竞选指国家首脑、议员、司法领导人通过定期竞选，由选民人手一票自由公正地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由选民罢免的制度。         民主竞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正如1944年2月2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论选举权》所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         民主竞选，保证了当选者真正成为公民的代表。尽管竞选的结果只能是部分人掌权，但竞选的竞争性促使所有候选人竭尽全力体察民意，最终让与民意最一致的候选人当选。而专制的血统世袭、老人政治或钦点接班人，难以保证是时代的强者，即便是强者，但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国家不会因其强而强，国民也不会因其富而富。         美国今日的强大，离不开其民选官员的努力。美国现有官员50多万，正是这些竞争上岗的民选官员的全力服务，才取得了美国今日的辉煌。         二是分权制衡。为了确保主权在民，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民主的实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说：“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人是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动物体，其本性是自私的。如何让掌权者保证授权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宪法把政治权力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独立的部分，三种权力互不隶属相互监督。         最早将三权分立原则写入宪法的是美国，1789年生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继美国之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宪法也都先后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         1988年5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说道“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布什总统在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时也指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美国总统的这些话是说人类最大的创造是发明了三权分立等行之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制度，从而确保了主权在民的实现。         三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国家实际是四权分立，第四权是舆论监督，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1945年3月3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转引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政府。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公民选出代表公民管理国家的机构, 它的义务和责任是保护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公民在选出政府的同时，还要通过舆论等方式监督其行为，挑政府的毛病，批评它的错误。         在公民监督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敢为所欲为。民主国家的民众不感谢政府，他们知道让百姓自由幸福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灾祸，专制下的舆论对政府的行为是一片赞扬之声，而民主的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则是一片谴责之声。公民通过舆论揭露和批判政府的失误,用批评推动政府不断前进,这是民主国家强大的动力所在。         四是结社自由。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开展抗议运动或进行示威，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包括民主制度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那些权利。         民主形式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照搬问题。但所有的民主形式都不可能改变民主的上述基本内涵，否则就是假民主！         2、民主的基本价值         为何要追求和实现这种民主制度？这是因为与专制相比，民主有很多重要价值。民主的价值需要鸿篇巨制阐述，这里择要简说：         第一，民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机制。自由是指人的一切合法行为的自主权，平等是指人的权力相同、机会均等。自由、平等是人类本性的要求，而民主是这一要求的保障机制，民主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没有民主权利，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人类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在专制社会，人被分成不同等级，各级官僚都有大小不等的特权，而广大民众则地位最低，个人自由、平等没有保障。民主社会则打破了这种森严的等级，由于实行了民主，权力受到公民制约，人人平等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         第二，民主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根源于每个公民之中。民主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力等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竞争力、最大的创造力、最大的生产力。而专制国家，由于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人们难以有独立思想，不能发挥创造性和聪明智慧，社会没有发展进步的动力，所以没有民主的国家，是缺乏创造力的国家。         事实上，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鲜明对比，最明显的是韩国与朝鲜以及当年的西德与东德等。一样的文化，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财富基础，因采用不同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却天壤之别。         第三，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没有民主最大的害处是腐败丛生。专制国家的官员必然腐败，因为官员是钦定的，为了维护特权，各级决策必然从保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生态链。专制下的反贪没有真正意义，被反出来的贪官不过是权力较量下的失败者。所以，专制与腐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是铁的法则，是政治学的第一原理。民主选举和监督是解决这一痼疾的不二法门，只有民主竞选民主监督，官员才会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诚然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但民主国家出现的是个体腐败而非集体腐败，即使出现个体腐败，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及时揭露，并通过选举把他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及时有力地遏制。所以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清除自身腐败的机制。         第四，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在专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常导致国家动荡；专制者依靠暴力夺取政权，依靠暴力维护政权，常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暴力。         在民主国家，权力互相制衡，利用军队的国家化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利用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来体现民主意志，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动荡。民主国家的稳定是建立在公民享有各种权利的基础上的，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而官员则受制于法律和公民的严密监控，不能为所欲为，只能顺从法律和公民的主体意志，稍有偏差，就要备受责难甚至马上下台。因此民主国家很少出现因治者犯大错而带来国家的巨大灾难，更不会出现政治集团内部残酷争夺,不断地"打倒""粉碎"一类的现象。         正因为民主自身的这种特殊价值和政治功用，所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追求的目标。今天，世界2/3以上的国家都已实行程度不同的民主政治，而且无疑还会有更多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所谓“世界民主潮流”,所指即此。所以说,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适性，无国界之分, 无阶级之分,也无所谓“东”、“西”之区别，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泰国台湾柬埔寨都是东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民主和西方一样也是民众投票选举。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在上个世纪末总结说：“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20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中国政府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1页，2005年10月。）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国情不适”论、“国民素质低下”论、“封建思想残余”论和“准备不足”论等,都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40至60年代，是民主思想的传播时期。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便向中国介绍民主。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开始青睐西方的民主制度。60年代初《万国公法》的出版，在中国构筑起民主的话语体系。         1、民主思想传入中国         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传教士在华南沿海一带创办了数家中外文报刊，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西方制度。          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该刊辟有“政治法律”一栏，主要介绍欧美各国的民主法治等情况。         1835年6月，该刊发表了一节《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该刊所引，转见袁伟时《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这句话是说，国会和自由这些宪政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兴旺发达、民众发挥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1837年7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又刊登文章介绍美国的宪政：“容个人任言莫碍……每省良民立公会，自选人才忠烈缙绅代庶民……首领主在位四年遂退。倘民仰望之，欢声载道，复任四年……民齐平等……个人随意图利……效死执自主之理，由是国之列邦而兴也。”          1838年4月该刊以《自主之理》为题，强调自由是“国基”。“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王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设使国主任情偏执，藉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不能定案判决矣。”“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文章涉及了公民自由、民主选举、国会运作、法治、监督等民主的基本要素，该刊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开端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进一步增加。其中，《遐迩贯珍》月刊继承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办刊思想，刊载了不少有关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学的重要参考读物。            总之，鸦片战争前后，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介绍，民主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2、中国人初识民主         鸦片战争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撼下开始的。         最早介绍和赞赏民主制度的中国人，以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等职）、魏源（曾任内阁中书和知府、知州等职）、徐继畲（曾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等朝廷官员为代表。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组织人员编译了《四洲志》。该书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书中将英国国会（Parliament）译为“巴厘满”。书中写道：“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罪。”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英国议会"巴厘满"制度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指出英国大政方针非国王独裁，而是由巴厘满议允。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百姓对政府有监督权，通过新闻纸可议论批评政事得失。         魏源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美国4年一度的"总领"(即总统) 选举，“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可不谓周乎？”。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他更是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皆旷代所未闻。”魏源是称赞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一人。         徐继畬在创作《瀛环志略》期间，与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1804—1846）在厦门进行了多次对话，对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进行了深入了解。         《瀛环志略》对欧美民主议会制度，包括其形式、职能、议事程序，甚至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方法，任期规定等均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书中把英国国会称为“公会所”，将国会上议院称为“爵房”，下议院为“乡绅房”，指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这里暗含着颂扬欧洲民主制度的大义。         书中尤其对美国独立战争后，推举统领（州长）、总统领（总统）的过程作了兴趣盎然的记载：                                         “兀兴腾（华盛顿）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26州。每州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州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26州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至今，开国60馀年，总统领凡9人。”上述记载抓住了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这就为中国引进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华盛顿被西方视为民主共和制度的创始人，在第二任总统任满后他坚决要求退休回家养老。徐继畬是中国介绍华盛顿事迹的第一人，他在叙述美国地理一卷的最后，对华盛顿给美国民主制度的贡献高度评价：“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虽然这里一句未及中国的制度，但美中之间何者优，何者劣，已一清二楚。         徐继畬掩饰不住对自由的崇尚和对高尚者的敬慕，他对华盛顿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大加赞扬：“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徐继畲《瀛环考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10页)。                             美国首都华盛顿1848年奠基兴建了“华盛顿纪念塔”。塔内墙壁镶嵌有188块由私人、团体、各城市、各州和其他国家捐赠、镌刻着各种图案和历史故事的纪念石碑。在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碑高1.6米，宽1.2米，碑的四周是花卉、树木及人物浮雕。这块石碑被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碑上刻的中文就是徐继畲盛赞华盛顿的上面那两段话。         徐继畲赞扬华盛顿的文字现在看来，仍然是比较中肯的，它比较公正地概括了华盛顿一生的功勋和品德，同时也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反映了在专制末期，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之情。         1851年《中国丛报》主编卫三畏(1812-1884)，在该刊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         1867年纽约时报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是东方卢梭（任复兴：中国民主思想的开端刍议）。         在两千余年专制的国度里，在保守蒙昧的氛围中，魏源和徐继畬以明确的态度介绍和赞颂民主政治，这不仅要有见解，更要有勇气。虽然他们对民主政治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在介绍民主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专制制度。但是，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赞扬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们影响了更多的中国人，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3、清朝资助出版《万国公法》                                        1862年3月，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主管外交事务。初设时，总理大臣有3位：奕欣、桂良、文祥。         总署成立后，为了处理迫在眉睫的国际关系，急需研究国际法规。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的帮助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的相关译著（出版时定名为《万国公法》）受到总署重视，1864年，在奕欣督导下，总署资助500两银铅印出版。         《万国公法》向中国输入了民主思想，创造了“权利”、“君主”、“民主”等民主话语体系。         《万国公法》第十二节（以下《万国公法》所引，转见任复兴《中国民主思想的开端刍议》）对“国法”的注释：“所谓‘国法’者，即言其国系君主之，系民主之，并君权之有限、无限者，非同寻常之律法也。”第十三节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第十四节，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第四节，国乱通使：在君主之国，无论其权之有限、无限，通使之事大抵归国君定夺。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         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美国系众邦合一”，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上国制法之权”、“首领行法之权”、“司法之权”。这大约是最早向中国客观上也向东亚、东南亚汉字国家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据统计，《万国公法》出现“国法”120次，“大法”4次；“民主”16次；“权利”77次，“人民权利”3次；出现“主权”56次。任复兴先生认为，这些词汇的传播，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任复兴先生认为，中国民主思想的第一座路标，应该设定在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和《瀛环志略》初稿写成的1844年；另一座重要路标，应该设定在《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                   三、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是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进一步打开，西学加速“东渐”。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和华文报刊成倍增加，数以百计的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外国书籍翻译出版，成千上万的人亲历西方，到外国考察、留学、经商和做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更多的有识之士学习研究西方民主制度，对民主的认识越发清晰起来。所谓民主思想的发展，主要是指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先进分子对民主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入。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明确民主是立国之本。中国有识之士经过对西方民主的分析和研究，认识到民主是一个国家赖以立国的根本。1875年郭嵩焘在清廷关于海防之议的大讨论中最先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意即政治制度是西方立国之本，是中国应该取法的关键。1875年8月郭嵩焘奉诏出使英国，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通过对民主国家的直接考查，他坚定了民主是西方立国之本的认识。他在1877年12月22日写道：“计英国之强……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把议会制民主界定为英国立国之本，强调民主是中西强弱的根本原因，这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破天荒的，确难能可贵，它标志着中国先进志士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         除郭嵩焘外，马建忠、黄遵宪也积极向国人介绍民主思想。         1877年在法国学习的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指出，西方政事粲然可观的重要基础在于“人人有自主之权”。         黄遵宪利用出使日本、美国之便，潜心考察这些国家的民主状况。他在1887年写成并于1890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自由和法治观念以及政党社团的作用。他说：“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他指出西方各国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肯全国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三）。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重德治而轻法治是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他强调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指出：“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联合力相激而相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黄遵宪这些言论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         2、倡导"君民共主"          用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专制制度，是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主流，其中郑观应和王韬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人。他在成书于1875年的《易言》（1880年出版）中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有上达……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而“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他期望中国“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         大约在1879、1880年前后，王稻也先后在《重民》下篇和给友人的信中提出了中国应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他说"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之国"。他认为前两种都“不无流弊”；只有“君民共主”最好。所谓“君民共主”，就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他认为，欧洲诸国之所以能纵横天下，原因正在于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中国之所以“欺藐于强邻悍敌”，也是因为没有实行“君民共治”。          郑观应和王稻提出的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民权思想。他们主张将中国由“君主之国”变为“君民共主之国”，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变革的根本任务。         3.主张"开设议院"         开设议院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1883年，崔国因在《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向清廷直接提出开设议院的建议。他主张由王公大臣组成上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士”组成下议院。据史家考查这是中国向皇上明确建议设议院的第一人。（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28-130页。）         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病逝前口授遗折，也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他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尽早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靖达公奏议》卷八，光绪年刊本）可见进入80年代后，即使是当朝官员，也乏开设议院的主张。          随着民主思潮的进一步扩展，主张议院制度的人越来越多。在1890年至1894年间，汤震、何启、胡礼垣等人还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方案。         如何启、胡礼垣倡议民选议院，他们合作设计的方案是：县、府、省三级都由选举产生，各设议员60人。“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主之”。“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议员如有分歧则“以人多者为定”。“省议员意合，则详于君，君意合，则书名颁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新政论议》，《戊戌变法》第一册，第196-198页。）这一方案强调议员由选举产生，君主如同意议员议决之事则要“书名颁行”，如不同意也只能“再议再奏”，而不能独裁。这种设计已与西方议院相近，具有民主性质。         总之，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先进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用西方民主制取代中国专制已成为多数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和迫切愿望。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推动下，民主思想在中国发展开来，中国终于踏上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路途。         一百多年过去了，在当年民主的威力远不如今天明朗的条件下，中国先进分子包括许多高级官员，能够敏锐抓住这一立国之本，努力推动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这显示了他们不畏专制强权、心系社会（而非既得利益者）命运的鲜明的道德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但他们的在天之灵至今难安，因为一百多年过去，他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公义之花仍未能在中国大地上盛开！是谁冒天下之大不韪，倒拉了中国民主之轮？和一百多年前的官员和学者对民主的认识、对民主的热情和追求相比，今人是应感欣慰还是羞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3-12   本站发布时间：2008-3-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