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骨裂多久可以走路:中国道教 - 文昌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

文昌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
王兴平
根据文献资料，至十五世纪中叶，朝鲜人已开始信奉文昌帝君。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李氏王朝(1392-1910)，以“朝鲜”为国号，制定了与明王朝和睦友善的邦交国策，积极输入汉文化，努力发展朝中睦邻关系，开创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亲密的时代。1393年，国都由开城迁往汉阳(今汉城)，随即在汉阳北部镇长坊(今汉城三清祠)新建崇奉道教的昭格殿。世祖十一年(1465)，昭格殿大肆扩建，升格为昭格署，成为官方机构。在昭格署的三清殿里，就供奉着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的神像，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等同居一殿，受人瞻拜。①显然，文昌帝君是以道教尊神的面目出现的。
 
 
朝鲜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被视为“文化之神”、“文运之星”、“科举司神”的文昌帝君，颇受朝鲜士民崇敬。随着道教宫观中文昌帝君塑像、神位的设立，文昌经籍也在朝鲜广泛传播。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是直接由中国输入汉文本。如刊记为“道光丁酉年重镌的《阴骘文图说》(清·黄正元辑注)、《帝君戒士子文》等。
 
 
二是传抄。尚存于世的朝鲜抄本，如无名氏缮写、清朝乾隆二年黄正元注释并序的《文昌帝君考经》。
 
 
三是翻印汉文本。 如李朝高宗二十年(1883)由张旭活字印刷的朱珪校注、 刘云作跋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注解》， 同年由兼善堂张禹相重刊的《文昌帝君戒淫训》等。
 
 
四是译印成朝文本和朝汉文对译本。如李朝英祖十一年(1734)译印的《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活字本；李朝高宗二十年(1883)由阙名用汉谚文对译、丹山张星淳刊印的《文昌帝君孝经》等。
 
 
五是由朝鲜人用朝鲜文为文昌经籍作注。传世的如李朝高宗时期(1864-1907)由清霞子承宣、 徐珽注释并序、 崔晃作跋的《文昌帝君惺世经》； 清霞子承宣、 丁鹤九和崔晃作序、 刘云作跋的《文昌帝君梦授秘藏经》； 清霞子承宣、 清莲子注释、 丁鹤九作序、 徐珽作跋的《文昌帝君统三经》等。
 
 
六是译注收有文昌经诰的劝善书合集。如高宗七年(1870)据清人周鼎臣编《敬信录》汉文本译注刊行、高宗十七年(1880)又重镌的《敬信录谚解》；据道光二十二年《增订敬信录》汉文本译印、刊记为“庚辰(1880)季春刊印”的《增订敬信录》，均收录了《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劝学文》等文昌经诰译文。
 
 
文昌经诰在高宗时期的大量刊行和广泛流传，进一步强化了文昌崇拜。文昌帝君被朝鲜人尊为“圣君”，与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合称“三圣”；文昌经被誉为“圣经”、“圣训”、“宝典”、“宝诰”。此间屡次刊行的《三圣宝典》、《三圣训经》、《三圣事实》等，就是文昌与关帝、孚佑的合集。
 
 
在李氏王朝后期，文昌文化广为扩散，不仅道教宫观宣讲文昌经，道教徒习诵文昌劝善书；一些书院、学宫也建造文昌阁、文昌楼，碑刻《文昌帝君劝学文》、《帝君戒士子文》之类的文昌训戒，以规劝士子“修身厉行”、“苦学为能”，告诫生员“存忠存之心”，作“淳朴之士”、“忽流末劫偷薄之俗”。
 
 
文昌经籍确也颇受朝鲜的文人学士看重，被视为传统文化典籍，并被收入古籍丛书。1937年出版的《李源喆文库》，就辑入了文昌经籍八种：《文昌帝君梦授秘藏经》(九种)、《文昌帝君统三经》、《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惺世经》、《文昌帝君孝经》、《文昌帝君注生延嗣妙应真经》、《阴骘文图说》、《帝君戒士子文》、《玉定金科》(三种)。此外，该《文库》所收善书合集《汇纂功过格》、《增订敬信录》等，也辑有文昌经。
 
 
至今，在朝鲜和韩国较大的图书馆里，仍收藏着各种文昌经籍。例如，在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即藏有以下文昌经及其
 
注本：
 
属于朝鲜文本的有：
 
《文昌帝君惺世经》(表题《惺世经》)，全史字刻本，一册，清霞子承宣，徐珽注释并序，崔晃跋。
 
《文昌帝君梦授秘藏经》(表题《梦授秘藏经》)，全史字刻本，一册，清霞子承宣，丁鹤九、崔晃序，丁鹤九阐注，刘云跋。内含：《清霞经》、《清虚经》、《青莲经》、《清宁经》、《妙虚经》、《惺虚经》、《玄虚经》、《月虚经》、《平等梅花经》等九种。
 
《文昌帝君统三经》(表题(《统三经》)，全史字刻本，一册，清霞子承宣，清莲子注释，丁鹤九序，徐珽跋。
 
《文昌帝君阴骘文》(表题《阴骘文注解》)，清·朱珪石辑，刘云光绪癸未(1833)跋。
 
《文昌帝君孝经》，写本，一册，清·黄正元注释并于乾隆二年(1737)撰序。
 
《文昌帝君注生延嗣妙应真经》，全史字刻本，一册。
 
《注生延嗣妙应真经》(版心题《延嗣经》)，全史字木板本，一册。
 
《玉定金科三要辑略》，全史字本。
 
《三圣宝典》(关圣、文昌、孚佑)，刻本，一册，海东无名氏奉汇。
 
《三圣训经》(关圣、文昌、孚佑)，刻本，一册，刊记为“光绪六年庚辰季春刊印”。内收《阴骘文注解》、《注生延嗣妙应真经》。
 
《三圣事实》(关圣、文昌、孚佑)，朝汉文对译刻本，一册，刊记为“光绪六年庚辰季春刊印”。内收《文昌帝君事实》、《文昌帝君宝诰阴骘文》。
 
《敬信录谚解》，朝鲜文刻本，一册，李朝高宗七年(1870)刊印。内收《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劝学文》。
 
属于从中国传入的汉文本有：
 
《阴骘文图说》，重刻本，四册，清·黄正元辑，刊记为“道光丁酉年重镌”。
 
《帝君戒士子文》，重刻本，一册，刊记为“道光丁酉年重镌”。
 
《玉定金科》(含《例赏辑要》、《例诛辑要》、《特宥辑要》三种)，刻本，进修堂同治十三年重刊。
 
《增订敬信录》，刻本，二卷一册，刊记为“光绪六年庚辰季春刊印”。内收《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劝学文》。
 
《汇纂功过格》，刻本，十三卷十册，清·陈锡嘏序。内收《文昌帝君阴骘文》。
 
 
以上仅是韩国一个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而且尚不包括该馆所藏《格致丛书》、《昭代丛书》、《正统道藏》、《道藏辑要》、《藏外道书》等丛书中所收的三十余种文昌经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七种文昌经的单行本和收有文昌经的合集本，以文种而言，十二种朝鲜文本概不见于我国馆藏；就经目而论，也有三分之一不见于我国馆藏和著录，这就是：《文昌帝君惺世经》、《文昌帝君统三经》、《文昌帝君梦授秘藏经》和《三圣宝典》、《三圣训经》、《三圣事实》，而《秘藏经》又包含《清霞经》等九种经文，数量十分可观。这些经文，因不见于我国馆藏和著录，便难以断定是经由我国传入朝鲜，还是朝鲜人托文昌之名的杜撰。但无论如何，都是探索文昌文化在朝鲜传播、影响和衍变的珍贵文献。
 
 
朝鲜刊印的文昌经籍，不仅在本土流传，也有不少传至国外，尤其是相隔一水之遥的日本。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就藏有李朝英祖十一年译印的《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一卷)；东洋文库则藏有李朝高宗二十年用汉谚文对译、由朝鲜丹山张星淳刊印的《文昌帝君孝经》(一卷)；同年由兼善堂张禹相重刊的《文昌帝君戒淫训》(一卷)，以及由张旭用朝鲜文活字印刷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注解》(一卷，附正文一卷)④等。
 
 
文昌文化在朝鲜传播的方式之多，历时之久，文昌经籍翻译、注解、刻印之勤，藏本之富都足以说明文昌文化在朝鲜颇有影响。
 
 
注：
 
①参见［韩］李能和《韩国道教史》(第十六章《昭格署像设及醮祭》，日本株式会社东国文化社1959年影印本；［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等译《道教》第三卷；《韩国的道教》(都珖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参见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古书目录》(1辑)，韩国汉城光明印刷公社1977年印行。
 
③参见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古书目录》(2辑)，韩国汉城光明印刷公社1987年印行。
 
④分别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1929年发行；《东洋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日本平凡社1993年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