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茨威格致敬（节选）

斯蒂芬·茨威格，这个热情赞美过托尔斯泰的奥地利作家，其实对人类所有不凡、卓越的人物都不吝啬他的赞美。他赞美时总是加入自己的激情，以极艺术化的方式赋对象以诗意。每读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仿佛看见他张开双臂的姿态，就觉得发光最甚的其实是他自己。然而他又很理性，仰望历史天空时颇具耐心，一旦新星出现就紧紧抓住将其放大。他认为“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时刻无谓地流失过去”，因此表现星光时竭力克制——“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不过，事实上他激情的想象有时会超越理性的冷静。可能这两者一直在他身上交缠，致使他的文字总有一种奇异的忽高忽低的温度。

他就是这样一个激情和理性并存的人吧。看他的照片。他聪敏而警觉的特异表情。短髭下的嘴抿得很紧——仿佛一开口就会有激情喷涌，所以必得在此时闭上。双眼（应该说很大）盯视着一侧的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似在观察、识别、分析，又似倾注着深情，在倾听。眼角和额头的明显皱纹(看上去他不老)无疑是经验和思考的积淀。清瘦的脸，高额头，锐利的鼻，可以想见大脑在其后正疾速地转动。头部微微靠后，仿佛对这个世界他审慎地保持着距离。但眼里的热切还是透露了他心底的秘密。这张脸让我过目不忘。

我不是相术师。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已读过他的若干小说，以及他作为一个欧洲人、欧洲良心而留下的唯一与他本人有关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并知道他在二战接近尾声但还未见曙光的1942年就已经死去——死于和妻子一道的服毒自杀。他说自己是“过于性急”的人，所以在漫漫长夜中等不及看到旭日东升就先离去了。终年61岁——还不到今天联合国认定的老人年龄。他有自己离去的理由。“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随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指巴西）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在遗书中他重申了作为一个作家最看重的东西——“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他是这么认为的吧：既然失去了最纯粹欢乐的可能，就该行使结束生命的自由权。是这么一个绝对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的、注重理性和完美的人。我崇敬。

他的小说大多写于他生命的成熟阶段，即他受到尊重、他身处的欧洲也从一战阴影中走出、暂时平静安宁的时期。他自小受到浓厚艺术气氛熏染的维也纳（这座城市“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几乎家喻户晓）一定很早就让他养成“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的习惯，因而，尽管他自称是抱着一种完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这些小说，他对文学艺术和人心灵的探索仍透出掩饰不了的激情。激情不仅表现在他小说的核心内容上，也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亦即那些发高烧似的晕晕乎乎、焦躁不安、接近于疯狂爆发的意绪特征上。他小说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集中于那些被激情支配着的人的心理行为。所谓冷静，是指这些小说多具有一个理性“套子”吧——叙述者置身于激情内容之外，道听途说，因而与激情故事中的人保持了距离。

然而，一个注重激情内容的小说家，不正是一个对激情抱有极大兴趣或认同感的人吗？他不可能是完全冷静和理性的。

初读茨威格小说，我正是被这激情而吸引，尽管那近乎癫狂的节奏和语言质感弄得我很不舒服，心吊起来没着没落，没有沉下来静想的时刻，只有跟着他气喘吁吁地一路跑。现在读，还是这样。小说家茨威格太喜欢用那些强鼓动性、强情绪性的长句子了（他所谓的正确节奏？），而他的铺垫、渲染又过于周到而略显冗赘。有时读到深夜，眼和心都感到累，可还是不能放下，还是要晕头晕脑地看下去，看个究竟。

就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茨威格最著名的小说，也是他对女性心理的一次最极端的想象和表现。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单恋：因为从小就爱上一个住在隔壁的男作家，女主人公就不断地观察他，跟踪他，明知他滥爱、不负责任、甚至召妓也还是爱心不泯，还假扮路边女郎跟他进房间行欢（在她，是爱，在他，则是买欢），伤心之余却也欣慰（“是我自己挤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而且绝不向他透露她爱情的秘密——因为知道他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生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所谓宽容的爱，就是这样的吧，爱他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不管能不能忍受都忍受下来，包括爱的后果：这一夜使她生下的儿子。儿子像是他留给她的爱的礼物，为母子俩的生计，不，更主要是让儿子过上像他那样的生活，她不惜卖身挣钱。这个职业让她有了改变生活和身份的可能，但对他的爱阻止了一切，这非现实的、只藏于一人心底、毫无呼应的、成为她整个生命支撑的爱！当她像一名交际花似的出现在夜总会里，他渴慕的目光投向光彩照人的她——当然他是不可能认出她的，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女人哪怕一刻放在心里也是问题——她立刻放下一切跟他幽会去了。这个销魂之夜仍是一场误会，不过她已经把他看得很清楚（“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烟消云散，全都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却还是希望他能主动想起她，认出她。然而他事后谨慎地向她的暖手筒塞了几张大钞票的举动还是再次击碎了她的梦想。甚至他的老仆人也认出她来了，他却还是照例地令人心碎地失忆。如果不是他们共同的儿子死了，这场孽缘似的单恋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她仍会数年如一日地默默注视他，在他生日时送去鲜花，然后默默地回到她自己的黑暗中。她会的，她一直就在这么无望地爱着，不知道为了什么。黑暗始终笼罩着她。除了一息尚存，她差不多已经死了。儿子的死只不过加速摧毁了她的肉体生命，她临死前写了唯一的长信给他，告知了这个伤心的爱的秘密，而且竭力要他相信她死得很轻松（“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天哪。而这封信仍然没有引发那个男作家哪怕更清晰一些的记忆，只有微末的片断在他脑中若隐若现，似曾相识，——女主角也许并不是她。茨威格是要以此探究一个女人在爱的深度、广度、承受度、包容度上究竟有多大可能吗，以至可以失去自己、失去生命？我怎么觉得他也仿佛从另一角度剖析了情感或欲望世界中的某些男人？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的同样是一种不可能的畸恋。激情发生在一个42岁的上流阶层女士的24小时中，是一种同情、倾慕、母性、情欲、爱的渴求的混乱交织，——她把它统统倾注在一个外貌俊美的24岁的男小偷兼赌徒身上。她以为自己能改变他，凭着爱，凭着她的世界里那些高尚的教养、宗教的力量，凭着这俊美男子对改过的旦旦誓言。可是她大错特错了。这激情洋溢又疯狂透顶的24小时于是成为她一生中深埋在心里的伤口，直到67岁时才向一个可能理解她的人暴露。而在这个伤口中，最大的痛却是，那个24岁的年轻人并未将她当作一个女人看待，“如果那位年轻人当时抓住了我，当时恳求过我，我定会跟着他去到天涯海角，……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他只须说一句话，只须向我走近一步，只要他企图抓牢我，我就会在那一秒钟里立刻将自己整个儿交给他。可是……”哦，即使那个年轻男人并不嗜赌如命，他在那一秒钟抓牢了她，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都知道她很有钱。但这24小时的激情对她的意义，并不在于她对一个也许并不值得的年轻人产生了爱情，而在于她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心，焕发出自身潜藏的巨大的爱的能量——这不啻一种生命的能量。我是这么认为的。而女主人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其后25年中她始终把这24小时的激情看成荒谬透顶，看成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最耻辱的背叛。莫非茨威格也这么认为？可是小说中那个倾听者，那个“我”，最后的态度真是微妙。他惟妙惟肖甚至有所强化地表现了67岁的女主人公讲述往事时的激动心情，与她握手告别时更被她的仪态和神情所感动：“在她的萧萧白发下面，两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她那么站着真像是一位少女，往事的回忆使她惶惑，自己的供述令她羞惭，她像新嫁娘一样有些腼腆局促。我看出了这一点，更感到应该说一句话，表达我心上对她的崇敬。然而，我喉管哽塞，说不出什么来了。于是，我弯下腰，满怀敬意地吻了一下她的枯萎的、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他想说的是肯定这激情、这生命焕发出的光彩的话？还是认同她敢于说出往日的耻辱？他的崇敬又是偏向于两者中的哪一个呢？也许，对激情的肯定让他觉出了这位老妇人少女般的美，对理性的认同又让他对她的“羞惭”怀有敬意？总之这一吻大有深意，我甚至觉得那其中还包含着一个能理解并包容激情的理性男人对一个用最大激情去爱过、包容过男人却受到伤害的女人的些微歉意。

最近我重读茨威格在生命结束前两三年，也就是1939到1940年写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觉得这才是他生命中最富价值的作品，超过他所有的小说和传记作品。不仅因为它真实。也无关他的隐私（其实并无隐私）。但有他灵魂和生命的全部轨迹，他对世界、人类、生命的所有热情和理性。是的，看上去的确冷静：在欧洲之外，一个被世界抛弃、被世人遗忘的小旅馆里，他回顾自己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所经历的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二十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和近因，社会各种思潮的剧变，个人见证的历史大事件的小细节，并对这部历史幻灯片作出自己的讲解分析。但巨大的激情正在这回顾、讲解、分析的过程中回荡，——不是他小说中那些个人小世界里的源于性与爱欲的激情，而是关联着对和平自由的热爱、对践踏、扼杀和平自由的野蛮残暴行径的愤慨的激情——我宁愿将这种热爱和愤慨也视为激情。所谓激情，就是一种生命的火，驱动力，可以来自本性，原欲，也可以升华到更高层次。茨威格无疑是升华了，他俯瞰历史之河不再只注重巨浪，对河床的状况、水的流势、整体的波动更加以细察。人类的命运始终是他的第一着眼点，却不再仅是几个人类精英，而是更多的人，一代人。如果没有这升华了的激情，他这部有关一代人命运的回忆录便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仍以如此浩如江河的气势完成。这是他以最后的生命力量奉献给人类的一曲悲欣交集的时代之歌。

一开始很平缓，甚至优美。正如歌德诗句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19世纪欧洲的最后十几年，至少在奥地利，是处在太平盛世中。富庶，有序，艺术至上，种种不和谐音并不能损害这安逸平静的主旋律，陈规陋见对青年学生的压抑也还没到要命的阶段，甚至社会对“性”的表面压制实际纵容，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种难以解决和根除的问题，总之，完全没到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地步。但是反犹主义的种族理论的根基在那时已存在，野蛮和残暴的种子并不总在沉睡，在欧洲表面的平静下，到处充满危险的暗流。——茨威格时而在高高的河岸俯瞰，时而又跃入河中与记忆之水一同浮游。

于是我看到他小说中那些“陌生女人”的背景。她们都关涉“性”，而这个话题在这里要比他小说里出现的坦率直接许多。良家妇女从小被家庭严加管束，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阻碍；卖淫女在那时的文学中总是被打扮成戏剧情境中的茶花女，事实上数量庞大的她们有的穿着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化着糟糕的浓妆向过路人卖弄风情地笑，有的在貌似华贵沙龙的妓院里像社交贵妇人一样接待有地位的嫖客；小伙子们迫于那种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去干偷偷摸摸的事。（我因此相信了那个痴心于无望单恋、致死不悔的陌生女人的故事。）茨威格认为，相对于后来的青年男女在恋爱方面获得的较大自由，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许会因为对忌讳之事抱有恐惧而享受到某种神秘的趣味，不过，后者的战战兢兢消沉沮丧并不值得肯定，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才重要。他因此肯定了时代在这方面的进步。

他原来自小就是一个格外追求自由的人。他对大学校园里戴着有色袖章的军国主义年轻党徒们从无好感，尽量规避，也看不出这样的大学有哪一门学科会吸引他，勉强选了哲学专业，四年里的前三年他对学习不闻不问，最后一年才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真够叛逆前卫的。他更喜欢“人生大学”，于是写作，四处漫游，结交优秀文人。他所到的巴黎充满自由气息，人与人平等，使他如鱼得水。他在巴黎遇到的里尔克是个极精致、安静、节制的诗人，默默无闻地生活、写作，对艺术怀有神圣感，远离尘嚣生活，注重内心自由（这些特征一下子让我想到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家苇岸，虽然我没见过他），与他相比茨威格倒像是过于热烈、性急、有点大大咧咧了。这些往事带给他的轻松愉快仍在，他甚至还对在巴黎被窃钱包的小插曲幽了一默。世界在好奇的他面前逐一展开，越来越广阔，甚至一战的开始和结束也给年轻的他带来一种新希望：“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但世界并不像他愿望的那样。战后的饥馑、价值观的混乱、通货膨胀等像毒蘑菇那样四处生长，法西斯主义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有了更快冒头的时机。他曾在威尼斯目睹了一个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带有法西斯气息的小分队的活动。他详细分析了希特勒掌权前后德意志相应的政治气候和土壤——危险并不在一天之内到来。而在这阶段，茨威格本人的创作成就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顾这个阶段的成就时，他已充分看到它的表面性，危险性。历尽劫难的他，对“成名”真是看透了。“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真“放之四海而皆准”也，适用于他曾热烈赞扬的托尔斯泰，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今天时代的每个人。

不过，尽管这么说，茨威格仍然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读者买他的书，搬运工人搬运他的书，都会让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并不自命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书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收入甚至似乎暂时消除了他对时代的忧虑。然而他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仍然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他对那种荣誉、公开讲学、出席庆典几乎有种不能克服的“病态的畏缩”。他说：“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又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像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以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

在二战开始之前那段相对和平的日子里，他仍四处漫游。去苏联拜访托尔斯泰故居就在那个时期。那是高度紧张的十四天，他对苏联这个全世界争议的中心满怀兴趣，既兴奋地观望，努力去理解，也在内心发出疑问。那篇《世间最美的坟墓》就是这部回忆录中《日落西山》里的一节，在这节之前，茨威格其实对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有过怀疑和想象，他一边参观一边还在心里想：“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啊。”茨威格看到托尔斯泰写下过不朽著作的写字台，想到他偏要离开写字台到隔壁一件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理破旧的鞋子，最后又穿门而出逃离这个家去摆脱生活中的矛盾，悲凉感油然而生。到了托尔斯泰的最后安息地，这悲凉才淡漠下去。

希特勒终于掌权。同行中有人献媚赞扬。茨威格始终保持清醒。作为犹太人（尤其是不合作的犹太作家）他的著作被禁，家被抄。亲近的朋友中每天都有人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他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死去。他生活的一切基石都被无情粉碎。而这时他仍能从历史高度与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先茨威格而去的弗洛伊德（茨威格称他为思想家）发表了一个后来被得到惊人证实的见解：“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但他们的探讨伤不了残暴野蛮的一根毫毛，研究论文也挽救不了犹太人的命运。

德国侵入波兰的那一天，1939年9月1日，几乎在相同的时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茨威格正在英国巴斯的民政局进行他第二次婚姻的登记，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登记手续被拖延，两天后收音机里传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茨威格感到内心的愿望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景象再次浮现眼前，他感到这第二次战争将更可怕，遭到破坏的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他的欧洲故乡。他预感到一个新时代在真正到来之前，将经过许多的地狱和炼狱。他深刻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他是真正活过了。

他还能从头再活一次吗？事实证明他不再有这样的奢望。他已借这部《昨日的世界》为人类留下了见证、总结和预警。在61岁远离故土的巴西，他和妻子（她是谁？为何他没有详写过她？）一起结束了各自的生命。在他冷静的遗言里，仿佛仍回荡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期望，他的激情是在这个生命的最高潮中突然凝止而归于永恒的。

就地球人类的历史而言，未来是否比过去好一些还未可知。我们总是这么希望并期待着。可我怎么有这样的感觉：那些过去时代人类精华的理性和激情，已随它们肉身载体的消失而永远消失。再出现的，会是新的，与消失了的将不可同日而语。

他的小说大多写于他生命的成熟阶段，即他受到尊重、他身处的欧洲也从一战阴影中走出、暂时平静安宁的时期。他自小受到浓厚艺术气氛熏染的维也纳（这座城市“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几乎家喻户晓）一定很早就让他养成“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的习惯，因而，尽管他自称是抱着一种完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这些小说，他对文学艺术和人心灵的探索仍透出掩饰不了的激情。激情不仅表现在他小说的核心内容上，也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亦即那些发高烧似的晕晕乎乎、焦躁不安、接近于疯狂爆发的意绪特征上。他小说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集中于那些被激情支配着的人的心理行为。所谓冷静，是指这些小说多具有一个理性“套子”吧——叙述者置身于激情内容之外，道听途说，因而与激情故事中的人保持了距离。

然而，一个注重激情内容的小说家，不正是一个对激情抱有极大兴趣或认同感的人吗？他不可能是完全冷静和理性的。

初读茨威格小说，我正是被这激情而吸引，尽管那近乎癫狂的节奏和语言质感弄得我很不舒服，心吊起来没着没落，没有沉下来静想的时刻，只有跟着他气喘吁吁地一路跑。现在读，还是这样。小说家茨威格太喜欢用那些强鼓动性、强情绪性的长句子了（他所谓的正确节奏？），而他的铺垫、渲染又过于周到而略显冗赘。有时读到深夜，眼和心都感到累，可还是不能放下，还是要晕头晕脑地看下去，看个究竟。

就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茨威格最著名的小说，也是他对女性心理的一次最极端的想象和表现。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单恋：因为从小就爱上一个住在隔壁的男作家，女主人公就不断地观察他，跟踪他，明知他滥爱、不负责任、甚至召妓也还是爱心不泯，还假扮路边女郎跟他进房间行欢（在她，是爱，在他，则是买欢），伤心之余却也欣慰（“是我自己挤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而且绝不向他透露她爱情的秘密——因为知道他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生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所谓宽容的爱，就是这样的吧，爱他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不管能不能忍受都忍受下来，包括爱的后果：这一夜使她生下的儿子。儿子像是他留给她的爱的礼物，为母子俩的生计，不，更主要是让儿子过上像他那样的生活，她不惜卖身挣钱。这个职业让她有了改变生活和身份的可能，但对他的爱阻止了一切，这非现实的、只藏于一人心底、毫无呼应的、成为她整个生命支撑的爱！当她像一名交际花似的出现在夜总会里，他渴慕的目光投向光彩照人的她——当然他是不可能认出她的，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女人哪怕一刻放在心里也是问题——她立刻放下一切跟他幽会去了。这个销魂之夜仍是一场误会，不过她已经把他看得很清楚（“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烟消云散，全都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却还是希望他能主动想起她，认出她。然而他事后谨慎地向她的暖手筒塞了几张大钞票的举动还是再次击碎了她的梦想。甚至他的老仆人也认出她来了，他却还是照例地令人心碎地失忆。如果不是他们共同的儿子死了，这场孽缘似的单恋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她仍会数年如一日地默默注视他，在他生日时送去鲜花，然后默默地回到她自己的黑暗中。她会的，她一直就在这么无望地爱着，不知道为了什么。黑暗始终笼罩着她。除了一息尚存，她差不多已经死了。儿子的死只不过加速摧毁了她的肉体生命，她临死前写了唯一的长信给他，告知了这个伤心的爱的秘密，而且竭力要他相信她死得很轻松（“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天哪。而这封信仍然没有引发那个男作家哪怕更清晰一些的记忆，只有微末的片断在他脑中若隐若现，似曾相识，——女主角也许并不是她。茨威格是要以此探究一个女人在爱的深度、广度、承受度、包容度上究竟有多大可能吗，以至可以失去自己、失去生命？我怎么觉得他也仿佛从另一角度剖析了情感或欲望世界中的某些男人？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的同样是一种不可能的畸恋。激情发生在一个42岁的上流阶层女士的24小时中，是一种同情、倾慕、母性、情欲、爱的渴求的混乱交织，——她把它统统倾注在一个外貌俊美的24岁的男小偷兼赌徒身上。她以为自己能改变他，凭着爱，凭着她的世界里那些高尚的教养、宗教的力量，凭着这俊美男子对改过的旦旦誓言。可是她大错特错了。这激情洋溢又疯狂透顶的24小时于是成为她一生中深埋在心里的伤口，直到67岁时才向一个可能理解她的人暴露。而在这个伤口中，最大的痛却是，那个24岁的年轻人并未将她当作一个女人看待，“如果那位年轻人当时抓住了我，当时恳求过我，我定会跟着他去到天涯海角，……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他只须说一句话，只须向我走近一步，只要他企图抓牢我，我就会在那一秒钟里立刻将自己整个儿交给他。可是……”哦，即使那个年轻男人并不嗜赌如命，他在那一秒钟抓牢了她，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都知道她很有钱。但这24小时的激情对她的意义，并不在于她对一个也许并不值得的年轻人产生了爱情，而在于她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心，焕发出自身潜藏的巨大的爱的能量——这不啻一种生命的能量。我是这么认为的。而女主人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其后25年中她始终把这24小时的激情看成荒谬透顶，看成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最耻辱的背叛。莫非茨威格也这么认为？可是小说中那个倾听者，那个“我”，最后的态度真是微妙。他惟妙惟肖甚至有所强化地表现了67岁的女主人公讲述往事时的激动心情，与她握手告别时更被她的仪态和神情所感动：“在她的萧萧白发下面，两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她那么站着真像是一位少女，往事的回忆使她惶惑，自己的供述令她羞惭，她像新嫁娘一样有些腼腆局促。我看出了这一点，更感到应该说一句话，表达我心上对她的崇敬。然而，我喉管哽塞，说不出什么来了。于是，我弯下腰，满怀敬意地吻了一下她的枯萎的、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他想说的是肯定这激情、这生命焕发出的光彩的话？还是认同她敢于说出往日的耻辱？他的崇敬又是偏向于两者中的哪一个呢？也许，对激情的肯定让他觉出了这位老妇人少女般的美，对理性的认同又让他对她的“羞惭”怀有敬意？总之这一吻大有深意，我甚至觉得那其中还包含着一个能理解并包容激情的理性男人对一个用最大激情去爱过、包容过男人却受到伤害的女人的些微歉意。

最近我重读茨威格在生命结束前两三年，也就是1939到1940年写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觉得这才是他生命中最富价值的作品，超过他所有的小说和传记作品。不仅因为它真实。也无关他的隐私（其实并无隐私）。但有他灵魂和生命的全部轨迹，他对世界、人类、生命的所有热情和理性。是的，看上去的确冷静：在欧洲之外，一个被世界抛弃、被世人遗忘的小旅馆里，他回顾自己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所经历的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二十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和近因，社会各种思潮的剧变，个人见证的历史大事件的小细节，并对这部历史幻灯片作出自己的讲解分析。但巨大的激情正在这回顾、讲解、分析的过程中回荡，——不是他小说中那些个人小世界里的源于性与爱欲的激情，而是关联着对和平自由的热爱、对践踏、扼杀和平自由的野蛮残暴行径的愤慨的激情——我宁愿将这种热爱和愤慨也视为激情。所谓激情，就是一种生命的火，驱动力，可以来自本性，原欲，也可以升华到更高层次。茨威格无疑是升华了，他俯瞰历史之河不再只注重巨浪，对河床的状况、水的流势、整体的波动更加以细察。人类的命运始终是他的第一着眼点，却不再仅是几个人类精英，而是更多的人，一代人。如果没有这升华了的激情，他这部有关一代人命运的回忆录便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仍以如此浩如江河的气势完成。这是他以最后的生命力量奉献给人类的一曲悲欣交集的时代之歌。

一开始很平缓，甚至优美。正如歌德诗句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19世纪欧洲的最后十几年，至少在奥地利，是处在太平盛世中。富庶，有序，艺术至上，种种不和谐音并不能损害这安逸平静的主旋律，陈规陋见对青年学生的压抑也还没到要命的阶段，甚至社会对“性”的表面压制实际纵容，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种难以解决和根除的问题，总之，完全没到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地步。但是反犹主义的种族理论的根基在那时已存在，野蛮和残暴的种子并不总在沉睡，在欧洲表面的平静下，到处充满危险的暗流。——茨威格时而在高高的河岸俯瞰，时而又跃入河中与记忆之水一同浮游。

于是我看到他小说中那些“陌生女人”的背景。她们都关涉“性”，而这个话题在这里要比他小说里出现的坦率直接许多。良家妇女从小被家庭严加管束，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阻碍；卖淫女在那时的文学中总是被打扮成戏剧情境中的茶花女，事实上数量庞大的她们有的穿着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化着糟糕的浓妆向过路人卖弄风情地笑，有的在貌似华贵沙龙的妓院里像社交贵妇人一样接待有地位的嫖客；小伙子们迫于那种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去干偷偷摸摸的事。（我因此相信了那个痴心于无望单恋、致死不悔的陌生女人的故事。）茨威格认为，相对于后来的青年男女在恋爱方面获得的较大自由，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许会因为对忌讳之事抱有恐惧而享受到某种神秘的趣味，不过，后者的战战兢兢消沉沮丧并不值得肯定，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才重要。他因此肯定了时代在这方面的进步。

他原来自小就是一个格外追求自由的人。他对大学校园里戴着有色袖章的军国主义年轻党徒们从无好感，尽量规避，也看不出这样的大学有哪一门学科会吸引他，勉强选了哲学专业，四年里的前三年他对学习不闻不问，最后一年才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真够叛逆前卫的。他更喜欢“人生大学”，于是写作，四处漫游，结交优秀文人。他所到的巴黎充满自由气息，人与人平等，使他如鱼得水。他在巴黎遇到的里尔克是个极精致、安静、节制的诗人，默默无闻地生活、写作，对艺术怀有神圣感，远离尘嚣生活，注重内心自由（这些特征一下子让我想到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家苇岸，虽然我没见过他），与他相比茨威格倒像是过于热烈、性急、有点大大咧咧了。这些往事带给他的轻松愉快仍在，他甚至还对在巴黎被窃钱包的小插曲幽了一默。世界在好奇的他面前逐一展开，越来越广阔，甚至一战的开始和结束也给年轻的他带来一种新希望：“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但世界并不像他愿望的那样。战后的饥馑、价值观的混乱、通货膨胀等像毒蘑菇那样四处生长，法西斯主义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有了更快冒头的时机。他曾在威尼斯目睹了一个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带有法西斯气息的小分队的活动。他详细分析了希特勒掌权前后德意志相应的政治气候和土壤——危险并不在一天之内到来。而在这阶段，茨威格本人的创作成就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顾这个阶段的成就时，他已充分看到它的表面性，危险性。历尽劫难的他，对“成名”真是看透了。“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真“放之四海而皆准”也，适用于他曾热烈赞扬的托尔斯泰，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今天时代的每个人。

不过，尽管这么说，茨威格仍然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读者买他的书，搬运工人搬运他的书，都会让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并不自命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书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收入甚至似乎暂时消除了他对时代的忧虑。然而他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仍然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他对那种荣誉、公开讲学、出席庆典几乎有种不能克服的“病态的畏缩”。他说：“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又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像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以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

在二战开始之前那段相对和平的日子里，他仍四处漫游。去苏联拜访托尔斯泰故居就在那个时期。那是高度紧张的十四天，他对苏联这个全世界争议的中心满怀兴趣，既兴奋地观望，努力去理解，也在内心发出疑问。那篇《世间最美的坟墓》就是这部回忆录中《日落西山》里的一节，在这节之前，茨威格其实对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有过怀疑和想象，他一边参观一边还在心里想：“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啊。”茨威格看到托尔斯泰写下过不朽著作的写字台，想到他偏要离开写字台到隔壁一件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理破旧的鞋子，最后又穿门而出逃离这个家去摆脱生活中的矛盾，悲凉感油然而生。到了托尔斯泰的最后安息地，这悲凉才淡漠下去。

希特勒终于掌权。同行中有人献媚赞扬。茨威格始终保持清醒。作为犹太人（尤其是不合作的犹太作家）他的著作被禁，家被抄。亲近的朋友中每天都有人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他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死去。他生活的一切基石都被无情粉碎。而这时他仍能从历史高度与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先茨威格而去的弗洛伊德（茨威格称他为思想家）发表了一个后来被得到惊人证实的见解：“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但他们的探讨伤不了残暴野蛮的一根毫毛，研究论文也挽救不了犹太人的命运。

德国侵入波兰的那一天，1939年9月1日，几乎在相同的时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茨威格正在英国巴斯的民政局进行他第二次婚姻的登记，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登记手续被拖延，两天后收音机里传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茨威格感到内心的愿望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景象再次浮现眼前，他感到这第二次战争将更可怕，遭到破坏的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他的欧洲故乡。他预感到一个新时代在真正到来之前，将经过许多的地狱和炼狱。他深刻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他是真正活过了。

他还能从头再活一次吗？事实证明他不再有这样的奢望。他已借这部《昨日的世界》为人类留下了见证、总结和预警。在61岁远离故土的巴西，他和妻子（她是谁？为何他没有详写过她？）一起结束了各自的生命。在他冷静的遗言里，仿佛仍回荡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期望，他的激情是在这个生命的最高潮中突然凝止而归于永恒的。

就地球人类的历史而言，未来是否比过去好一些还未可知。我们总是这么希望并期待着。可我怎么有这样的感觉：那些过去时代人类精华的理性和激情，已随它们肉身载体的消失而永远消失。再出现的，会是新的，与消失了的将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