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南教育政务网:“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思想上的崛起”等6则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就国际关系而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给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正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方纷纷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已成为牵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变革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已经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世界各国不仅普遍关注中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而且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理念。（《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春季号）

　　巴 岚 范弘雨:中国模式的制度基础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极不平衡，能够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可靠保证。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政治前提，它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模式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即为适应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从传统社会主义转轨而来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典型性。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在于我们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虽然是今天才提出的，但这一制度的形成，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实践，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中逐渐形成的。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形成过程。而中国模式在内涵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的总结。因此说，成功的中国发展模式，其核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在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同时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宁夏日报》2011年8月10日）

　　叶小文：中国何以能走出“亨廷顿悖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就是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其现代化过程就一度充满矛盾与冲突。拉美、东亚、北非，许多国家都掉入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危机重重的“现代化陷阱”。然而，“亨廷顿悖论”在中国失灵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既快速发展又保持稳定，而且还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亨廷顿悖论”，这是因为：一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人民拥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的组织者、动员者和领导者，及时发现和自觉纠正错误，始终发挥社会整合、政治动员、社会导向功能，聚人民意志、集社会资源、借后发优势，不断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中国快速发展、稳定发展、健康发展。二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面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要求，面对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反复探索，深谙国情，苦寻规律，终于开创了一条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始终充满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牢记在心，就能同心同德，化险为夷；就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有新论，走新路，创新绩，正为人类展示着新的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8月7日）

　　张维为：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自己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一种新的自觉。西方主流话语一直在唱衰中国，但结果是中国继续蓬勃发展，西方自己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危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因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过去在很多方面与别人都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今天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整个国家高度开放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与全世界全面互动的环境下形成的，是在高度国际竞争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种文化自觉有其内在的逻辑，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不是复古，而是复兴。确立大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认可，“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是不断产生新标准的地方，并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党建》2011年第5期）

　　胡鞍钢：科学发展也要敢于杀出一条血路

　　当前科学发展已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但具体落实、推进，特别是执行，需要克服党风作风上的种种问题。推行科学发展，必须克服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地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挂帅，又好又快的发展思路没有得到根本贯彻。“GDP升级大战”的潜在冲动始终存在，甚至一有机会就反复。二是警惕与旧的发展方式相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改革的最初推动者，容易成为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种改革模式的获益者，形成利益刚性，不愿全面深化改革。三是警惕某些国家围堵中国之心不死。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借所谓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丑化、攻击中国，国际贸易中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更是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一个时期内还将处于被动格局。这种格局并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不断强大而得到根本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上述情况都表明，推进科学发展，实现“十二五”规划，必须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奋斗精神。我们推行科学发展，也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环球时报》2011年8月8日）

　　郑 杨：要创造品质好的GDP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并不出在GDP的数量大小和增速快慢，而在于什么样的GDP，用何种方式去获得它。只要是品质好的GDP，数量越大越好，增速越快越好。创造出品质好的GDP，要致力于实现创新增长、绿色增长、包容增长与持续增长。首先是由传统增长向创新增长的转变。科技创新正在成为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为发展打开崭新的空间。其次是由粗放增长向绿色增长转变。要努力实现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的新型发展模式。第三是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更为全面的包容增长转变。应更加关注民生，使所有社会成员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积极参与，也能够对发展成果进行共享，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第四是从短期增长向持续增长转变，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品质好的GDP，不仅需要科学的理念，更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完善科学发展的评价标准。“GDP质量指数”的发布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综合考虑了各地区的经济活动、社会支持、环境效应、民生建设和管理水平，相信有助于从更深层次发现各地区在形成GDP过程中所走的路径，帮助各地区找出不足，进而向科学发展迈进。（《经济日报》2011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