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语】

这篇李元瑾教授所写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现代教育的文化反思》，是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华人移民：海外华人的文化、教育和社会面貌》）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全文系统回顾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兴衰历程，并以此为视角，检视新加坡华人文化一路走来的起起落落。这篇论文十分清晰地梳理出新加坡现代教育中语言政策对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详细论述了新加坡这个马来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制定自身语言政策的时候，面对怎样复杂纠结的地缘政治和族群政治。

我们今天在谈到“儒家文化圈”、“两岸四地”的时候，往往将新加坡直接视为华人社会，但是，尽管华人在新加坡是人口的主体，但华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却是少数族群，甚至新加坡这个国家的独立，都是缘于马来西亚联邦对于华人的疑虑、敌视和不信任。因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新加坡的华人社群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少数族群”的姿态，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占到人口总数的75%以上。新加坡如何对待他们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新加坡华人又是怎样以“主体民族”的姿态自处？这与汉族人在中国大陆的姿态和心态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同情东南亚华人遭受政策歧视和排挤的时候，也应当回头反思，我们的政府又是怎样在对待我们的少数民族？经济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我们的少数民族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现代教育，和本族文化的变迁？我在读到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华教事业如何挣扎求存的时候，“多数族群在文化上如何对待少数族群”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如何对待华人？新加坡华人如何对待他们国内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美国人如何对待华人？中国的汉人如何对待回族人、藏族人、维族人…………在这里，褒贬不是目的，但是提出更多参照物，总会有助于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基于这个想法，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将这篇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希望能让更多人读到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起起落落，为将来的思考增添一个可供参照的锚点。

尽管这是一篇学术论文，但这不是一篇以学术为目的的译文，因此翻译采用意译而非直译，尽量贴近中文的行文和语序。疏漏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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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现代教育的文化反思

英文原文：李元瑾

中文翻译：阎靖靖

新加坡183年的现代历史，是由146年的殖民统治和37年的独立建国所组成的。在过去的37年里，新加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转型。新加坡华人社群的转变尤其显著。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将简单回顾这一社群的社会、教育及文化背景，以此作为接下来讨论的铺垫。

新加坡原本便是一个移民社会。它自1819年建立以降，来自中国、印度、马来亚、印尼，以及其他地区的居民，就逐步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三大主要种族引进新加坡的文化基本都属于农耕文明。他们绝非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穆斯林文明的代表。一个主要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华族社群，作为本地的主要种族，塑造了新加坡这个社会。二战结束之后，来自中国的移民潮中断了，但是，新加坡独特的移民社会结构业已形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政府鼓励引进海外专才的政策，新一波的移民潮再次出现。在这次移民潮里，人数最多的移入者主要由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华族华裔构成，重新激活了新加坡本土华社的移民现象。不过，与战前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近年来的移民潮输入新加坡的主要为知识阶层。由于以上的历史渊源，移民活动——尤其是在独立之后的新加坡华社里——在进入复兴之前，曾经黯然度过了一段衰落时期。

1987年，新加坡的四种教学语言汇整为单一教学语言，由此奠定了英文的强势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里，新加坡的教育系统经历了重大转变。在殖民统治时代，殖民者只着眼于发展英校，以便培育文职人员以及少量对宗主国忠心耿耿的专才。对于以其他语言为媒介的教育，则任之自生自灭。在强烈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的影响下，华社一直尽力维系着母语教学的存续。而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里，新加坡的教育却陷入了困境。英文作为强势的国际通用语，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反共立场，东南亚地区排华的歧视氛围，新加坡的族群构成，以及本地政治领袖自身的英文教育背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英文因而获选为新加坡的教学语言。然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亚洲人终于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这一决策却将他们的母语带向衰微。

关于新加坡华社的历史，这里要介绍的第三个方面是文化。在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下，新加坡如今已日益西化。在殖民地时期，殖民统治者以英文作为行政、商贸、教育等方面的通用语，而任其他多数种族的母语及其文化自生自灭。对华族而言，活跃的华校教育确保了他们文化的存续及发展。在独立以后，这个实用主义主导的政府，使得英语语文的应用范畴得到了空前拓展。因此，英文在独立之后的新加坡甚至拥有比殖民地时期更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三大主要种族的母语却遭降格为第二语言。结果，通过这些语言进行传承的文化就出现了问题。独立后的新加坡，尽管在政治上离开了殖民时代，也不再接受殖民管辖，但是在文化上，它却进入了一个新殖民阶段（参见Teng 2000, 69-71页）。这种新殖民现象在新加坡华社中显得尤为尖锐。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不难发现，新加坡的社会、教育及文化进程总是与政治发展轨迹紧密交织。通过历史学的视角，本文旨在反思新加坡在教育领域内几项重要的现代语言政策为本地华社带来的影响。这些政策为华文教育带来的挑战，以及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内所造成的影响，将作为本文的论述重点。这里提及的“华社”包括讲华语的华人社群和讲英语的华人社群。而这里所使用的“文化”则并不是广义上的“文化”。在本文的论述中，“华人文化”(Chineseculture)指的是新加坡华人的中国先辈所创造的文化，而“新华文化”(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译注：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则指的是新加坡华人在接受了他们先辈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又在本地进行了一定改良的华人文化。最后一点，这里讨论的“现代教育”是指独立之后实施、并且对华人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教育政策。

尽管今天新加坡拥有傲人的物质成就，但是在文化培育方面却令人相当失望。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话题有其独特的价值。新加坡在独立之后业已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声望，大幅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并且也培养出许多专业人士。但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却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新加坡对西方文化抱持着怀疑与成见的矛盾情结；另一方面，却又听任其多元族群文化日益式微。鉴于华人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华族文化的深度自然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整体文化素质的平均水准。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下列一些问题：在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华人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新加坡的华人文化拥有怎样的基础，又面对怎样的发展瓶颈？在独立后的新教育政策之下，华人文化遭受了怎样的挫败与倒退？带来哪些后果？这是命运使然、造化弄人吗？现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越来越多涌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在新世纪里，新加坡的华人文化又是否能够奋起应对诸多内外变数所带来的挑战？

殖民时代华族的文化发展与局限

在大英帝国的垦殖之前，新加坡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海岛。英国人对新加坡的殖民，也同时开启了大批华人移民进入新加坡的时代。在殖民时期最早进入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来自马来亚，并且大部分来自马六甲和槟城。他们建立了海峡华人社群（译注：此处的首字母大写的Straits，特指马六甲海峡。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即大英帝国时期的“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Colonies。）在这个社群里，不少知名富商和学者逐渐崭露头角。未几，伴随着大批中国移民的南来，另一个主要由劳工组成的华人社群也在新加坡扎根，其规模亦日渐庞大。以上两类人群即构成了当时的新加坡华社，带有鲜明的工人阶级属性。少量资本家和一些贸易商组成了商人阶层，而来自中国的少数官员和学者则形成了士绅阶层（参见Yen, 1986, 141至143页）。最后这一组人群在本地英校和华校发展起来以后，才得以扩充。

显然，在早期新加坡华社里，文化教育水准是相当落后的。那些旅新的华人当中，除了少数几名儒商和一小批文人之外，绝大多数都只受过简单教育。因此，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便落在了那些出访南洋从事政商往来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南洋探亲访友、寻求庇护或谋生糊口的知识分子肩上。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民族自豪感，这些人都不乐见华侨出现文化凋零的现象。因此，他们召集华族商贾，恳请他们出资兴建文学社团，创办报刊，并设立学校。中国使节和知识分子的努力，令华人文化在新加坡得以开枝散叶。人们在十九世纪末见证了这一切。伴随着中国本土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一场尊孔运动也在新加坡应运而生。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饱含爱国热情的新式学堂、新闻媒体和戏剧，充斥着当地华人文化的舞台。新加坡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枢纽，随之而来的，是华人文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蓬勃发展。

然而，二战爆发之前，恰恰正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在带来新加坡华人文化活跃的同时，也局限了新华文化的发展。尊孔运动领袖人物的高昂热情随着政治环境的变换而急转直落（参加Lee,2001）。而那些报纸、文化组织和活动的命运亦受政情掌控。存在于文化活动和政治之间的这层联系，悲剧性地导致那些激情的文人很难为华人文化的培育和传承做出更多贡献。简而言之，战前的这种文化政治关联将华人文化置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听命于政治的特质，既促进了文化繁荣，又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层面，华校都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承之所在。新加坡的华校史延续了近140年。截止至1950年代，华文教育在华商的资助下已能全面覆盖从学前至大学的所有程度。事实上，在1954年之前，华校的中小学教育收生人数持续冠居各语种学校之首。华校超过一世纪的努力推进了华人文化的成长，并且为新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殖民地官员对此现象的忽视，却使华文教育陷入困境，并导致了华教最终的悲惨命运。由于缺乏官方资助，华校持续遭遇到财政、管理、设施、雇员，以及课程等等诸多方面的困难。1930年代的大萧条，1940年代日据时期对华校的压抑，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冲突相继阻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进程。这些最后都妨害了华人文化的系统发展，也迟滞了新华文化的成熟。

独立之后华人文化的退步与衰微

无论是华人文化的传承，还是新华文化的萌芽发展，都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同时，调整和改良亦需要时间。遗憾的是，直到殖民时代的末期，新加坡所处的内部及外部环境，都不利于华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内部来讲，尽管华文教育在战后逐步恢复，但是英文教育的迅猛发展却对华校复兴带来威胁。从外部而言，英文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更加巩固，区域内共产输出的势头，种族主义，以及周遭政治环境里弥漫的歧视性排华氛围……这些都使华文教育以及华人文化在东南亚的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这种情势直到新加坡独立前夕都未尝缓解。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人民行动党（译注：即新加坡长期以来的执政党）党内的权力争夺中，以李光耀为首的英教精英最终击溃了华教出身的对手，于是华文教育的前路愈发障碍重重。

为因应历史造成的种种现状，政府在独立后的二十年中相继出台了两项重要的语言政策，其对华社影响之深远，已不仅仅局限于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而是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进程。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亦将华人文化的发展推下深渊。

第一项以英文为主的教育政策

在这个英文获得了优势地位的新教育体系里，华校与南洋大学被分别并入英校和新加坡大学。这意味着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开始，新加坡就只剩下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和大学了。

由于殖民政府在二战后的教育政策，英校的发展远快过其他三支语种的教育。事实上，它更是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非英文学校的衰落。华校的收生人数（学前至高中前）原本超过英校30个百分点，但是在1946至1954年间，却急剧下跌至低于英校1.5个百分点（参加Lee1994，第95页）。在取得自治之前，华文小学的收生人数多于英文小学；但是在1959年以后，华文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华校和英校在收生人数上的差距逐步扩大，从1959年的4.7%，到1974年的39.7%，最后达致1982年的77.1%（数据来源同上，第96页，表格4）。华文小学直线下降的收生数字昭示着华文教育走向衰亡。

华校的生存危机在新加坡独立后日趋确凿。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政府和华社民间都曾力图改变这个状况，然而终究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为了挣扎求存，华校放弃了以华文为主的理念，试图向英校靠拢。这一举措反将华校引上了逐步为英校所吞并的不归之路，并最终实现了单一语言的教育。1983年12月，政府终于宣布，华文、马来文、印度文（译注：主要为南印度的淡米尔语）及英文等四支语种合并为单一语种的教学体系，于1984年开始正式实行，并将于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

南洋大学（南大），这所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也同样面临与华校相差无几的命运。南大的发展同样荆棘遍地。大学及其学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政府对学位认证审批的拖延，毕业生所面对的求职窘境等，不一而足。这些现实问题均对大学招生带来不利影响。在1959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里，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比例是1：1。从1967年至1976年，这一比例先是变成1：2，后来又在1977年至1980年间下降至1：3（数据来源同上，第97页，表格6）。为了确保生存，南大也逐渐采纳了一些改革方案，英文授课亦得以实施。1978年，南大的学生参加了南大与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英文考试。一个联合联合两所高校的校区宣告成立；到了1980年，这两所大学终于在政府的倡导下，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如是，华人文化一步步迈向生死存亡的关头：1960年代浮出水面的华校困境，1970年代华校收生人数的插水式急跌，终究在1980年代以华文教育无法挽回的无助境地告终。当南大终于也因收生数骤降而不得不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华人文化再次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殖民时代终结之后，华文教育体系逐步遭到分解蚕食，新华文化不单只是失去了自身改良和稳步前进的机会，甚至更面临丧失一切既有积存的严重威胁。

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华人在对待保育华人文化的问题上也出现分歧。一部分人提出，应当扶持华校以捍卫华人文化的存续，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保留华语就足以维持华人文化。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汉学家WolfgangFranke指出，正是以英文授课的教育体制导致了这场悲剧性的文化流失。Franke犀利地直指问题核心：新加坡华校出身的人发现，连华人本身都将“华校背景”视作一种走向没落的文化身份，并为此深感焦虑——华校的渐次消亡恰恰就是由于这些华文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自己心存恐惧（参见《星洲日报》,1965年9月6日，及1967年5月12日）。而上述第二种认为执政者推行双语政策就能有助于维系华文教学的看法，则为一些沉浸在悲观氛围里的华教出身者带来一丝希望（参见《联合早报》1983年12月22日，23日，及31日；1984年1月3日和19日；以及1984年2月20日的报道）。可是，对于降低标准教授华语、并将华语降格为唯一一门教学科目的授课语言，大部分华教出身者则表示消极的质疑：如此设置的语言学习究竟能够在文化上起到多少作用？（参见《南洋商报》1982年7月15日及8月6日；《联合早报》1983年4月19日记6月15日）

华教出身人士深切体会到华校关停这一事件给华人文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他们一向也都致力于为华校谋取福利。在自治的短短28年里，华教出身者眼睁睁地目睹了华校以及南大的衰落和消亡——这无疑是一场沉痛的打击。而对于学者、教师、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以及其他与华教有关的人士而言，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的生活就长久充斥着悲观与失落的感受（参见Lee1994，74至85页）。对华人文化进行改良、并逐步形成新华文化的抱负和先决条件至此也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项以英文为主的教育政策

另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是推行以英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则是导致三大主要种族的母语降格为第二语言。

在获得自治之后，新加坡当局便开始强调，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学习一种第二语言的重要性。自从1960年开始，小学学生必须学习第二语言；1966年，这项政策拓展到中学阶段的学生，并分别在1966年（小学）和1969年（中学）增添了第二语言的考试项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英校生可以选择以母语或另一种族的语言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而从1980年代开始，英校里的华族学生必须以华文为第二语言，并参加该科目的测验。1987年四种教学语言汇整为单一语言之后，所有华族学生（以华文为第一语言的除外）都必须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并参加科目测验。

为了确保双语教育在华族学生中顺利推行，除了将华文设为必修的第二语言科目之外，政府亦大幅提高了华文测验成绩在小学毕业考试中所占的比重。同时，学生在升读高中、初级学院和大学的时候，也必须提交华文科目测验达标的成绩。教育部为此引入了简体汉字和汉语拼音系统，以便学生能够更简便地掌握华文。同时，一项由国家赞助的“讲华语运动”也成为一年一度的常规活动，希望以此提高学生将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应用能力。

双语教育的理念来源于这样的考量：母语能够作为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载体，而英文则有更高的实用价值。政策制定者相信，以华文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能够起到传承传统华人文化的作用。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与华校生频密的政治接触中意识到，华校生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他所认定的）优良特质，在英校生身上却颇显匮乏。在李光耀看来，这一点恰恰验证了华文教育及华人文化在性格和价值观的塑造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不幸的是，随着华校的死亡，传统文化的保育变得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局积极推动双语教育，寄望于作为第二语言的华文能够承担起传递文化价值的作用，从而成为一项文化工具。

双语教育真的能够换来华人文化的永续成长和发展吗？这的确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首先，让我们先来检视一下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

第一，1990年之前的双语教育政策并不连贯。政策中关于华文教育的条文时常反复调整。譬如说，按照原计划，华文二语教学在整体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时间应当逐年稳步增长。在原定计划里，1973年，它要从18%增长到25%；1974年，达到33.3%；1975年，达到40%。但是，受限于一些特定的原因，这一增长目标从未实现。另一个例子则是华文在各学科中所占的权重问题。从1973年开始，在小学毕业考试里，华文和英文所占权重相等，都相当于数理科目的两倍。然而，1980年教育部调整了这项政策，使得这两种语言所占的权重与数理科目齐平。朝令夕改的政策进一步蚕食了华文教育者所剩无几的信心和热情。

第二，针对华文所制定的政策和针对英文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首先，母语遭降格为“第二语言”。这不仅仅影响到教育工作者的士气和学生的学习心态，而且也对人们面对这种语言所做的价值取舍造成深远影响。尽管华文在1992年终于摘掉了“第二语言”的标签，但是它在社会认知中的地位却实实在在地降格为次要语言。其次，母语仅在学校教育中作为一门科目，因此在教学时间分配、词汇量，以及语言应用等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结果，即便华族学生之间仍然普遍使用华语交谈，但是学生对这种语言的掌握程度却显著下降。再次，尽管母语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文化语言（文化可籍语言为载体而传递），但是在实际生活里，它却基本上只是一种用于传承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容器。在应用层面，母语的实用范畴十分有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母语承担的文化责任太重大，而通过教学体系所讲授的内容却太肤浅。语言教学肩负的矛盾期盼继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力，同时也限制了教学内容的深度。

第三，在双语教育政策之下，方言遭到彻底牺牲。1979年，新加坡长期推广的“讲华语运动”首次面世。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改变华人使用方言交谈的习惯，从而提高普通话的使用率，使之成为华族共通语。这个运动着眼于教学效果，嵌入在双语政策的推广规划之中。李光耀当时的想法是，一般的学童在讲方言的同时学习两种语言，将会面对更多困难。因此，应当鼓励人们放弃使用方言，这样才能让学生更专注于他们在学校教育中需要学习的两种语言。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行此项运动，普通话逐渐并最终取代了中国方言。教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话作为家庭语言的比例，由1980年的26%增加到1992年的64.7%；而方言的使用率则由64.4%下降至3.6%（参见Ong1992）。“讲华语运动”是作为双语体系的一项补充而设立的，而双语政策的目的是延续传统价值观。我们此时需要追问的是：方言使用率下降而普通话得到推广普及，那么，华人文化的发展是否真的从中获益？

上述的第三个问题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毋庸置疑，家庭是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伦理的摇篮。在过去华校与英校并存的时代，英校出身者正是通过在家里讲方言来保持他们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联系。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还是保留着很强的东方式观念。然而，当方言的地位降低，家庭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就随之消失。那些只会讲方言、对英文和普通话都一窍不通的祖父辈，再也无法将它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授给年轻世代。或许从长远的来看，普通话还是可以取代方言的地位，但是一场危机却已悄然出现。根据前文提及的同一份调查数据，在家里也讲英语的华族学生人数正在加速增长。这项数字已由1980年的9%激增至1992年的31%，意味着英语正在取代普通话作为家庭用语的地位。政治领袖开始为这个现象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开始担忧，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否会伴随着英语的普及而流失（参见Gho 1991）。

那么，就算普通话没有被英语所取代，华文口语和书面语如今仍为人们广泛使用，这又是否代表着一种积极的现象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这是由于国家的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体系分别强调不同的重点，因而也就伤害了学习者的热情和华语水准。而华文读写分离，又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结果就是，学生只学会华文口语中的浮面知识，但是却难以吸收那些通过华文书面作品传承的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学生们普遍对华文阅读不感兴趣，又缺乏良好的华文写作基础，这也就难怪他们不能在成长过程中好好玩味这种语言的妙处了。于是，新加坡社会里的华文就褪色为一件没有承载多少文化深度的沟通工具。

21世纪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将往何处去？

华人文化的危机

教育变革有力地塑造了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如今的这些危机。除了那些在高中和初级学院阶段仍继续修读高阶华文课程的学生，以及极少数在本地和海外大学里主修中文的学生之外，新加坡华族年轻人的华语水平已然十分不堪。他们的华文词汇、写作和阅读能力都相当匮乏。当他们在用普通话交谈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一点方言或者英语，这是由于他们所知的华语词汇实在是太有限了。

许多这样的年轻人只有兴趣哼唱华语流行歌曲和观看华语剧集，但是对于他们而言，阅读华文报刊已经是超出能力范畴的事——他们不愿尝试去读，就是因为那上面有太多看不懂的生字词。他们对华人文化亦感到十分陌生，分不清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和清朝，对孔子和老子也基本上一无所知。如果要说文学欣赏，哪怕只是背诵一两句李白的诗，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接下来这个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平均而言，新加坡华族年轻人对于自身母语的了解和认同，不单只逊色于马来西亚的年轻华人，甚至都比不上他们身边的马来族同侪。在新加坡，华人文化的确是在快速消解，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这些影响在新加坡华社与马来西亚华社的对比中尤为明显。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这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经历。两地同时开始兴建华校，而南大则是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成立。当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时候，两地华文教育分道扬镳。马来西亚华人坚持发展华教事业，一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们作为少数族群，却依然占据了全国人口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对华人文化优越性的自信——虽然在马来政治领袖治下，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仍然坚定地崇尚华人文化，因而拒绝与马来文明同化。19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华文高中，以及1990年代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的成立，都是马来西亚华人致力于发展华教事业的坚实证据。马来西亚人的努力使得他们的华校得以存续发展，进而维系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继续演化。

华教出身的年轻人，能够很好地使用华文。马来西亚华人辩论队近年来多次在国际大专辩论赛中名列前茅，这一成就不禁让世人对这些成长于马来人主导的社会下的华人刮目相看。多年以来，在台湾的各项文学竞赛结果揭晓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学生和中文作家总是喜报频传（参加Tu 2000, Chong2001）。中国历史概论是笔者在南洋理工大学（其前身即为南洋大学）讲授的课程之一，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华族学生同堂听讲。而马来西亚学生所展示出的文史知识总是毫无悬念地超越他们的新加坡同学。同样地，在该校一个重要的学生社团——中文学会——里，社团的领军人物也总是马来西亚学生（译注：这种情况在2000年至2009年这段时间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新加坡每年从中国大陆引进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如今中国学生已经成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的最活跃群体）。2000年8月，中文学会公演了一出题为《南大故事》的剧目。这出舞台剧的几位主要创作人，包括剧本作者和导演，都是马来西亚学生。学生们对南大校史的叙述，浸透着他们对华文教育的深厚感情（参见How 2000，第67页）。

马来西亚的华文学者和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当地华人文化的发展出谋划策，然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华教人士及知识分子却深为中文水准普遍下降的现象所困扰，并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沮丧（注一）。华校的消亡和不平衡的双语政策共同导致了年轻一代华文能力的流失，而这业已带来华文人才短缺以及文化断层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教师、记者、主播、编辑、文秘、行政等行业，具备良好语言技能及坚实文化根基的新鲜人才已出现了严重短缺；此外，教育界、平面及电视媒体、出版界，以及商业广告领域，也同样面临人才缺口。人才短缺的影响已在相关的工作质量与产品上体现了出来。因此，教育部不得不从海外输入华文教师以填补空缺。外籍华文教师人数已由1998年的33人增加到1999年的62人，并于2000年增至81人（参见《联合早报》2001年1月14日）。由于翻译人才短缺，导致中文商业广告、文件、传单等处出现语无伦次的句子和错别字，则是更加令人尴尬的现象。《联系新加坡》（译注：英文标题为ContactSingapore）是一本由人力资源部出版，旨在向海外人士介绍新加坡的手册。它在香港和上海发行的中文版，由于一些文法错误，被迫于2000年12月全面回收。然而这本手册在回收之前已在海外发行了超过一年时间，毫无疑问地损害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参见《联合早报》2001年1月9日，13日及18日）。

其次，文化断层已经出现。在华校还存在的日子里，华语社交及文化团体的发展生机勃勃，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文出版品及文艺活动。然而，随着华校的衰亡，华族宗亲会等社团陆续发现他们的工作无以为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注二）。华文出版界及出版业者紧张地看着他们的读者数量迅速缩水，而华文影视业者则经历了漫长的票房惨淡期（注三）。这些都令华文知识分子迷惑不解：究竟怎样才能建设出新加坡人理想中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又要如何才能达致这个国家所憧憬的本地文艺复兴（参见Chua 2001，61至63页；Chong 2001）？

正如我们早前所提到的，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迅速消褪，在华人与马来人的对比中显得尤为突出——华人对自己的母语缺乏认同，而马来人则恰恰相反，对自己的母语充满热情。华人和马来人有着很类似的历史经历。独立之后，华校与马来学校都减少了，现年35岁以下的新加坡人，接受的都是现代双语教育。然而，华人文化与马来文化的发展轨迹却大相径庭。马来文化以伊斯兰教为立足点，通过马来语传承给下一代，并且拥有学校、家庭以及清真寺三者共同承担的教育责任。因此，马来文化受马来学校关闭及西方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此外，一些残存下来的伊斯兰教会学校也有助于维系马来文化。

不幸的是，与马来社群不同，华族并没有这样一个与其民族认同密切相关的共同宗教。缺乏一种能够维系族群的强烈宗教信仰，意味着没有可供文化传承所倚赖的宗教机构或宗教典籍。所以，与新加坡马来人相比，当本地（母语）学校消失，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就更容易失去与他们母族文化的黏连，尽管他们在同一个双语教育体系里成长。英语取代方言成为华族家庭用语，使这种文化失联更加严重。

接下来，笔者将举出两项调查报告，证明在新加坡社会，华人的母语及文化流失得比马来人更快。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加坡各族年轻人中普遍存在文化流失的现象（参见Advance Data Release No. 3,表格4）。不过，华族的文化流失速度冠居各族之首。5～14岁的华族儿童在家讲普通话和中国方言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6.5下降至2000年的63.9，下降率为12.6%。与此同时，仅说普通话的儿童却只增长了2个百分点。说英语人口的百分比则从1990年的23.5增长到2000年的35.8，增长率为12.5%。与这个情形相反的是，同一年龄段的马来儿童在家说马来语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91.6下降到2000年的90.1，下降率仅为1.5%；而英语家庭的增长率更是仅有1.1%，从1990年的8.3%增加到2000年的9.4%。这一组关于华族与马来族儿童家庭用语的数据对比鲜明，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华人家庭语言的转变是怎样地削弱了家庭的文化传承功能，而家庭文化教育功能的削弱，又进一步阻碍了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

另一项调查针对的是不同种族的族群认同状况。1999年底，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讲师Chang HanYin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关于新加坡年轻人认同问题的调查报告（参见《联合早报》1999年12月4日，及《海峡时报》1999年12月14日）。报告显示，在“假设如果有来世”的前提下，只有78.4%的新加坡华族年轻人会选择做华人。报告出炉后，引起华社舆论一片哗然。虽然一些学者从方法论和数据分析的角度对这份报告提出批判（参见《海峡时报》1999年12月19日，及《联合早报》1999年12月22日），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同一份报告也指出，91.9%的新加坡马来族年轻人选择下辈子继续做马来人。两个不同族群青年人的选择差异颇大。显然，母语教育减退及英文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对华人社群和文化的影响较大。对母语感到陌生，降低了人们相关的文化知识及认同，最终损害了一部分华人的族群认同。一些下辈子不愿再做华人的华族受访者选择做白人或日本人，一些人则表示无所谓自己是不是华人，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是世界公民。这种对族群认同的厌倦很自然地削弱了文化认同。接近四分之一的华人青年不想选择做华人，这再次激起华人社群对于文化问题的焦虑和忧心（注四）。

正在崛起的机遇

尽管面对重重困难，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仍未山穷水尽。实际上，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最黑暗的时段已经过去。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华文华语的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念，乃至经济价值，都逐渐得到承认。这对于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华文及其文化带来了向前发展的推动力。

从外部来看，东南亚的反共浪潮及排华情绪已然冷却下来，而中国与该地区的邦交关系自1970年代末开始得到良好发展。从内部来讲，经过十多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新加坡领导人在面对所谓“西方腐朽思潮”的时候，开始感到自信，从而敢于诉诸华人文化，以寻求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对华文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的重新认可，为华族母语打开了喘息和培育的空间。这一重新认可很快带来了1970年代特选学校的设立，1980年代儒家伦理课程进入教学设置，以及“讲华语运动”和儒家复兴运动在社会层面的出现。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门户。到八十年代中叶以后，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大大增加，新加坡政府也开始探讨华文华语的经济价值。1985年，政府在“讲华语运动”开展了多年之后，首次谈及华文知识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参见Ong1985）。1990年代，华族语言文化的经济价值不断攀升，也为其自身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政府逐步在学校里设立了高级华文及语言特选课程。1999年初，李显龙宣布，在新的华文教育政策里，小学毕业考试中成绩名列前30%的学生，获准在中学阶段修读高级华文课程。这比此前一年的名额增加了20%。特选学校的数量也从之前的九所增加到十所，设置语言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也由两所扩增至三所（参见《海峡时报》1999年1月21日）。

当人们意识到华文的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代末提出培育华文精英的规划方案。在1998年“讲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新闻及艺术部部长杨荣文说“我们需要一批华文知识文化精英，才能使华人文化与华语有效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需要政治和文化的领袖、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作家和诗人、校长和老师、编辑和记者，以及许许多多精通华文的人。”（译注：讲话原文为英文）1999年，李显龙颁布了新的华文教育政策，其中一项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个华文精英阶层来扮演这样的角色：“通过发展华人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将新加坡提升和塑造为一个具备大都会特质的城市及经济体”（参见《海峡时报》1999年1月21日）。

另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友好的外交政策，对东南亚区域重新关注华文教育起到了催化作用，继而也就影响到新华文化。华文教育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曾经经历过一段沉寂的时期，在此之后，由于各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各自的教育政策，华教在东南亚地区开启了新一轮的发展。1990年代马来西亚三间学院的成立，更加使得区域内出现了华文教育的高等院校。这三间学院，连同千余所华文小学及六十多间华文独中，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印尼，由于政府逐渐放宽了对于华文教学与应用的管制政策，各式各样的华文教育纷纷涌现，包括为台商子女设立的台湾学校等等。迈入新世纪之后，华文学校的建校热潮促使印尼向中国和马来西亚求援（参见《联合早报》2000年12月31日，及2001年2月2日）。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也同样出现了兴建新校及复建老校的现象。在邻国的推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务实的目的，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并没有在反复无常的双语政策调整下再度退步。

政府对华文文化的认可，改变了一些家长对待华文的冷淡态度，并进一步鼓励特选学校及参加语言特选课程计划的学生在本地或海外大学继续修读华文，甚至攻读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这些拥有良好双语技能的年轻人，熟悉西方的理论和技术，为华人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参与到华文文学、戏剧及学术活动之中。

最后，移民和专才流动成为了刺激华人文化发展的又一剂强心针。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移民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增长。这些移民主要由知识型人才构成，广泛参与到与文化有关的行业，如学术研究、教育、媒体和出版等领域。除了协助解决文化断层的问题，这些移民同时也在帮忙改善新加坡华社的语言和文化氛围。此外，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前往中国工作或求学。不仅个人可能从中受惠，而当他们在深厚的华人文化积淀中沉浸三年或更久之后，他们甚至可能为华人文化添砖加瓦。（译注：这里的“三年”应当是指大学阶段的求学经历。因为新加坡跟随英制教育体系，高中两年之后是两年相当于大学预科的初级学院课程，然后本科一般是三年）

局限与挑战

尽管有诸多机遇在这时代的曙色中冉冉升起，华人文化的发展仍然面对许多局限。这些局限是由复杂的情境及老套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同时，在新的体验和新的困难中，种种挑战也浮现了出来。

第一项局限就来自新加坡的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国家的人口构成。由于新加坡位于马来人的地区，面对邻国常常挑起敏感的种族问题，它必须时刻审慎地予以应对。新加坡自身的人口构成也为这些问题增添了变数。这个国家是由四大种族组成，华人族群在国家独立之后，再度为教育语言所分化。国家领导人常常以维护稳定和民族团结为由，禁止占人口多数的华族强调母语及其文化。政府当局至今仍然持此论调。1998年10月26日，在新加坡华裔馆为《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吴作栋总理特意强调：“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有着多元种族背景的国家里，同时又要考虑到东南亚的周边社会环境，华人文化及华语普通话必须得到强化，新加坡华人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予以认同。”（参见《海峡时报》1998年10月27日）实际上，除了在处理华族语言文化议题时必须时刻顾及少数族群之外，这一议题对于华社内的英文人群而言，同样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华人文化的发展在内部即面对许多局限。

第二项局限则是来源于语言环境。尽管华文华语在殖民统治时代并非强势语言，它们在华社内部仍然具有重要的教学、文化，及商业功能。然而，在独立以后，英文英语几乎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并在学术研究、教学、经济、科技，以及其他领域成为工作语言。新加坡人只要掌握英文，就能够从容应对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华文则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考试科目，人们离开校园之后，就可以轻易舍弃。即便是特选学校和语文特选课程计划的毕业生也难以维系他们与母语之间的联系，因为只要他们毕业之后没有从事和中文相关的工作，他们就鲜少再有机会使用中文。新加坡这个以英文为主的社会在便利和高效方面颇获赞誉，但是，对于华族双语人士而言，他们却因为缺少使用华文的机会，而很容易丧失相关技能。简言之，新加坡的语言环境浪费了既有的语言资源，最终拖慢了华人文化的成长。

在华族语言文化所面对的诸多挑战之中，以下几点是最为显著的：西化和全球化、邻国华人文化的发展，以及新加坡固有的文化结构。从某些方面而言，新加坡已经是一个西化了的社会。它的殖民统治史，及独立后以英文为主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将它带上了西化之路。这在以下一些现象中得到充分体现：英文在家庭语言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英文报章的销售量明显较高，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风行披靡。同时，由于新加坡试图跟上信息流动和全球化的步伐，它西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因此，但凡新加坡继续它的国际化发展，那么，鉴于一般新加坡年轻人并不喜欢阅读华文书籍，也不用华文书写，华人文化在崛起过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必将更为艰难。

面对华人文化在邻国的发展，新加坡已然远远落后于它最近的邻居，马来西亚。华文藏书在新加坡全岛都难觅栖身之所，但是却被马来西亚华人如珍宝般悉心收藏，从这一刻起，警钟就已敲响。同样，在马来西亚同学的华文文化知识面前，新加坡华族学生只能汗颜，这也是一个警讯。

新加坡人常为新加坡文化的议题发生争论。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所需要的是一种新加坡的文化，因此华族文化不应得到强调。而另一些人则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不能够建立在一个空洞的文化概念之上。因为华人文化早已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实质内容便不应当受到忽视。如果说上述第二种看法为“新加坡文化”提供了更现实的概念，那么华人文化在新加坡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就不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此外，新加坡现已展开海外专才引进计划，而许多现有的外籍专才正是来自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他们能够较容易地适应新加坡的环境，一部分原因正是新加坡固有的族群构成。一个丰富的新加坡人的文化氛围将能够更有助于吸引这样的海外专才前来新加坡，而不是去往其他地方。

结论

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华人文化”还是“新华文化”，都是一段步履蹒跚、筚路蓝缕的旅途。殖民统治时期，它经历了各种限制；独立以来，却又遭受多次倒退。在这一切都过去之后，今天它仍需面对众多的困难。尽管如此，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求存，华人文化的末日似乎也尚未临近。而今后的发展，则视乎华人文化将如何驾驭它周遭的机遇，以及如何应对它的存续危机。

注解：

注一：1997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黄锦树著，以及1999年出版的《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何启良著，这是两边关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重量级著作。至于对新加坡华语水准的批判性文章，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众多样本：

1. 《华文前景令人担心》，刊于《联合早报》2000年6月4日。

2. 《华文命运恐龙化？》，刊于《联合早报》2000年8月13日。

3. 《华文会灭绝吗？》，刊于《联合早报》2000年8月18日。

4. 《华文是未来的厨房语言》，刊于《联合早报》2000年9月6日。

注二：表达这种焦虑的文章比比皆是，韩山元发表于1999年的文章（《会馆接班人何处寻？》，刊于《联合早报》1999年4月24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写道：“我们养育了大量对华人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也不会讲华语、写华文的年轻人。他们与传统文化根源的联系几乎已经断裂殆尽。为此，我们的社会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宗亲会馆所面临的新人短缺，正式这种代价的一个例子。”（译注：韩山元的原文用中文发表，李元瑾在论文中将之译为英文。由于暂时无法查阅到《联合早报》上的原文，故仅根据李文再翻译成中文）

注三：根据新加坡文化局提供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光顾英文剧场的人次高达八万/年，而中文剧场每年却仅有一万六千人次。参见《边缘化：华语剧场不可逃避的命运？》，韩咏红，刊于《联合早报》2001年2月23日。

注四：在六周内（1999年12月4日至2000年1月18日），《联合早报》上总共刊发了三十三篇文章，讨论这项调查。在一次《联合早报》采访中，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Eddie Kuo）教授指出，此项调查结果重新点燃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华社的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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