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英文单词怎么写:是非重说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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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重说袁世凯 快乐中国：李洁的《百年独语》，《1912-1928:文武北洋》让我改变了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人和事的看法。
是非重说袁世凯
转自：(摘自《文武北洋》李洁/著)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
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
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自诩的国家一把手,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封建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内阁负责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两者的天大不同。
对袁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其长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国度的君主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三公主”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较大的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总爱读它,以为这就是民心风向标。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总有电报请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妈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长子,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孝之子,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布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洪宪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回忆过: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就在他尸骨未寒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承者名字的“金匮石屋”———这套由上一任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法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也在依法办事。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但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筹安会的“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贸然爬?
在朝鲜崭露头角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过继父亲的好友、“庆军”首领吴长庆当兵去了。
吴长庆统领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乡里的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开始时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人大发牢骚,而正是这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统领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身边的官佐,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待吴奉召回国后,他一跃而为三位主要将领之一。
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四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欲将其处以极刑。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将军怕小袁不给面子,就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图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由于日本人正在那里拼命培植反清势力,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亲日一派正在磨刀霍霍,风传将于近日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
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袁世凯与另两位将领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此时,他们已探知,此为鸿门宴,亲日派将即席扑杀这三位中国驻军最高官员。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那二位胆怯,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手枪提前一小时即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
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算计终于落空。两天后,图谋不轨者不死心,又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除日本公使之外的各国公使。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袁世凯指挥清兵全力攻入宫中救出朝鲜国王并打垮政变武装。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虚弱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李中堂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高丽,当了清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为之稍解忧烦外,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朝鲜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别人?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189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代表,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樽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九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
关于“二十一条”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
“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未悉数签订。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独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件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喧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
荒唐荒唐!
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集会。与会者除刚烈的段祺瑞表示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外,其余各位全明白中日的军事力量对比。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民国四年(1915)5月9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因?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
是非重说袁世凯
转自：(摘自《文武北洋》李洁/著)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
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
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自诩的国家一把手,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封建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内阁负责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两者的天大不同。
对袁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其长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国度的君主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三公主”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较大的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总爱读它,以为这就是民心风向标。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总有电报请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妈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长子,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孝之子,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布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洪宪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回忆过: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
就在他尸骨未寒时,人们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承者名字的“金匮石屋”———这套由上一任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法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也在依法办事。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但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筹安会的“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人支的梯子不能贸然爬?
在朝鲜崭露头角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过继父亲的好友、“庆军”首领吴长庆当兵去了。
吴长庆统领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乡里的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开始时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人大发牢骚,而正是这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统领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身边的官佐,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待吴奉召回国后,他一跃而为三位主要将领之一。
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四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欲将其处以极刑。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将军怕小袁不给面子,就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图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由于日本人正在那里拼命培植反清势力,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亲日一派正在磨刀霍霍,风传将于近日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
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袁世凯与另两位将领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此时,他们已探知,此为鸿门宴,亲日派将即席扑杀这三位中国驻军最高官员。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那二位胆怯,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手枪提前一小时即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
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算计终于落空。两天后,图谋不轨者不死心,又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除日本公使之外的各国公使。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袁世凯指挥清兵全力攻入宫中救出朝鲜国王并打垮政变武装。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虚弱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李中堂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高丽,当了清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为之稍解忧烦外,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朝鲜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别人?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189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代表,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樽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九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
关于“二十一条”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
“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未悉数签订。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独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件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喧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
荒唐荒唐!
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集会。与会者除刚烈的段祺瑞表示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外,其余各位全明白中日的军事力量对比。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民国四年(1915)5月9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因?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