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龙族之七宗罪阅读:舒云：《高考殇》 发表于2005年10月的《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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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圈，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在高考的统治下，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生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千人一面。现行高考制度，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
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很多人说，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高考“死”过，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是这样吗？教育专家杨东平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辩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随着全民性的大讨论。当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方案，而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像1977年那样，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热情。
《北京文学》展开语文大讨论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一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忧思中国语文教学”的研讨会。20多位与会者，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范大学教授、教材审查委员等，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一位中文系教师说，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岗位上，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师说，我备一次课，能管十几年。教材的陈旧、落后，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语文在中小学所占课时最多，问题也最多，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真是忍无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终于爆发。《文艺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都行动起来了。《羊城晚报》连着一个星期头版头条，第一天通栏标题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成了过街的“老鼠”。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立“竿”见影，取消了一点点“魔鬼”题。
但是距离真正的高考改革还很遥远。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语文报》发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题有多么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大学教授如此，作家呢？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王蒙曾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振宁说，如果按现行的高考评价，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学生。
毛泽东在60年代就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突出，有些考题的刁钻和答案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测试学生对课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题者和应试者之间的“战争”。说句不客气的话，高考语文比八股文还厉害，除了大量的“死知识”，还有“恶毒”的“弯弯绕”，已经到了语言学家都瞠目结舌的地步。语言本来富有“弹性”，就是数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黑白之间有大量的中间色，怎么可能不是黑就是白？可是为了适应计算机阅卷，“语文”也成了“数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考生如果没有大量地做各种题型，掌握解题技巧，很难拿到高分。
从1984年起，高考语文年年有阅读题，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科技说明文多为科技领域的新理论新成果，社会科学方面多为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专著，古文则从史学古籍中“扒”。即使专业大学生，也只能“囫囵吞枣”，可出题者却喜欢钻“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罢休之势。
有一道题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绿》，要求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选择“梅雨潭”，但正确答案是“梅雨潭边”。还有一道题要求选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献上并没有定论，让高中生怎么回答？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三题，是一道标点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专攻语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无奈地说，考题出到这份上，我们只有举双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语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灵活题，要求考生用“时间”做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30%的考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这样的句子统统满分。而写时间好比手中的沙子，从此不再回来。时间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虽然文笔上挑不出毛病，那也是零分，谁叫你的人生观这么灰暗？某小学以《春天》为作文题，有学生写春天并不好，有沙尘暴、细菌流行，受到教师的严厉批评。人民网的网民说，如此教育“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胆敢说“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对联题，上联“扫千年旧习”，某考生对出的下联是“娶美国老婆”。阅卷教师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幽默，也合情合理，给了满分两分。专家不同意，吵了起来。阅卷组长为了照顾专家的面子，说给一分吧。总之，你想语文得高分，首先要放弃独立思考，作文更是出自一个“模子”。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高考试卷，谁敢“赌”自己的命运？
高考语文不仅以学生为“敌”，也以教师为“敌”。“考官”对命题的难易程度只参照考生答卷，却把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扔在一边。实际上，高考题的过难过易，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极大。可高考命题者根本不理睬高中，只有一个早就脱离高中一线的老教师做“顾问”。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试管理部门的意见，而把最有话语权的高中放在“当事人”回避的位置。
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圈，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
可是，高考的残酷远不止于此。你就是跌跌撞撞走进考场，却不一定能闯过“鬼门关”。不要说北大、清华了，重点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省重点中学，而一般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少数质量较好的一般中学的优秀生。也就是说，全国一万多所中学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陪绑”。就是逐年扩招，最后还是要淘汰一半的高中生。学校为了保“尖子”，只能“牺牲”大多数。普通高中也很有自知之明，高考20％的难题那是为重点高中出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中低档题。不少普通高中的教师对学生“实话实说”，掌握课内的内容能让你毕业，但不能保证你上大学，有条件自己补课去吧。成绩提高可不是三天的事情，您轻松了三年，想在三个星期把成绩提上去，做梦去吧。高考使60％以上的高中生处在没有信心和丧失自主权的状态下，破罐子破摔，因为再读也是差生，也考不上大学。大批的学生以失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谁知道被“筛掉”的心情和命运呢？
在高考“说一不二”的权威下，中小学怎么能不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呢？考了还要排座次。高考这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学生头上，怕考不上，怕考不上好大学，怕考不上理想专业。“坏”学生怕，好学生也怕，就是第一名也不敢“高枕无忧”，后面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假如取消了高考，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将消失，各种辅导书和模拟试卷将成为垃圾，我们的孩子将有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民间对高考的口诛笔伐，一直未断。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取消高考。1988年，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呼吁取消高考，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
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考忧思录》，又有人提出取消高考。
近年来每年春天的“两会”，教育都是热点。1998年3月14日，《羊城晚报》采访“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把应试教育归于高考，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明确提出取消高考。这一年的《粤海风》刊登大学教授孙绍振的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要求立即“枪决”高考，不能“死缓”，更不能“无期”。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高考的种种弊端，不仅让老百姓谈“虎”色变，就是“考官”也心照不宣。是把住大学的“入口关”？还是“出口关”？如果不靠“分”，必取决于“权”和“钱”，导致腐败。权衡来权衡去，实在是“无奈”啊，“考官”还是“狠心”把住“入口关”。所以大学的“出口”毕业分配改了，不再由国家“包销”，而是推向市场，但招生制度“涛”声依旧。
为什么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95%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将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士、博士后。即使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入学率也才15%，而且十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教育部某副部长说，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大家说高考不改革，一切都难推进。可高考怎么改呢？目前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居世界首位，全国的小学生一亿多，中学生几千万，而大学生只有几百万。这样一个基础教育同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严重失衡，怎么改变也是一小部分人上大学。教育体系的整个结构不改革，高考很难有根本的变化。
是啊，在“考官”眼中，谁叫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么大呢？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数，大学当然会敞开大门。可是，中国的教育市场是不是有些“虚”呢？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世界性的现象，千方百计“抢”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被几个发达国家所瓜分。1993年，美国“收获”留学生的学费68亿，留学生支出的生活费估计38亿，合计超过100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称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产业。1993年，英国因留学生收入近50亿英镑，澳大利亚则每年都在20亿澳元以上。据统计，美、英、法、德、俄、日、澳、加、比、奥等10个国家，每年度招收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万，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印度及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世界各国早就意识到了，而我们的“考官”似乎无动于衷，任凭我国在全球人才大战中处于劣势。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不仅没有“抢”来更多的留学生，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把滚滚的金币拱手相送。我们的大学呢，被政策卡住脖子，只能严格按指标招生，“心甘情愿”当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供不应求是人为的。政策规定的学费远少于实际培养费，只占25%，大学招一个赔一个。难怪高校对不来报到的新生，或因某种原因退学的学生毫不心疼呢，招得越少，赔得越少。
留美学生胡学华曾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一封信，提出打破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院。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教育部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
如果解开“绳索”，你看中国大学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这种人为的供不应求，无疑给了高考一条生路。所以尽管那么多的人都看出高考“坏”透了，也只能对高考“咬牙切齿”，却没有人敢把“皇帝”拉下马。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取消高考，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先向高考“开刀”，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式。结果怎么样，比应试教育更糟，走后门成风。结束十年动乱，1977年高考又是开路先锋。加上1978年，考生达到1160万，空前绝后。一时没有那么多印试卷的纸，搬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刚刚“活”过来的高考还没有后来那么“恶”。可考生太多了，政审和体检能淘汰几个？随着“水涨船高”，只能不断加高分数这个“堤坝”，高考的“毛病”就这样越来越多。谁都不否认高考要改革，但改革太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也不可能马上拿出一个灵丹妙方来。还是要面对现实，就像鲤鱼跳龙门，面对同样的高度，毕竟有那么多的考生“跳”过去了。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还需要“范进中举”这样的悲剧吗？
高考试卷为什么这么难
按说无论什么考试，难度都不应该超出教学的范围，但高考例外。
由于入学率太低，高考试题必须高于高中毕业的水平。据说高考只有40%是高中课本上的东西。高考明确说了，我们是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必须有相对难度。现在社会上说高考过难，是指绝对难度。其实我们高考并不追求绝对难度，要的是区分度。但没有相对的难度，也就没有区分度。曾有几个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降低高考难度。结果某省本专科的录取线仅差一分，一般中学乐了，而重点中学非常不满，不是白点灯熬油了吗？所以高考的“难”是要拉开距离，特别要在20％上下拉开距离。一般说，一个班中优秀生只占20％, 中等生和差生各占40％。也就是说，高考试题的水平或难度，是由全体考生，特别是成绩最好的20％左右的考生水平决定的。
高考也难啊，一盘“菜”怎么能适应东南西北的胃口？题“高”了，一般中学搭梯子够不着；题容易了，重点中学却“吃不饱”。像1979年的高考化学，1982年的高考物理，1984年的高考数学都过难。1985年高考数学又难了，全国一片骂声，只有北大数学系说好。
高考恐怕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吧？别看你考了高分，你还不能保证就被第一志愿录取。高考是用每个考生的相对位置来解释考分，就是说，不是看你的分，而是看你的“位置”。为什么中小学热衷于“排队”呢？就由此而来。你要参加所有考生的大排队，由此确定自己的“位置”。如果幸运的你在分数线以上，还不行，还要看所报学校的考生成绩。越是报名校，越容易意外。名校名额就那么多，你优秀，还有人比你更优秀。你想避开也避开不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和你“挤”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有一年某一热门专业只招收8人，而某所中学的一个班就报了24人，扎了堆，无形中把录取分数抬高了20分。人家大学招够了，你分数再高有什么用，你还是乖乖地当“孙山”吧。
“残酷”就在这里！考试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考生的群体水平越高，则绝对难度越大。高考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尽量降低水平，竞争激烈是因为你们考生水平太高了，谁叫你们动不动就考600多分的？可是高分是如何来的呢？一位考上北大的天津市理科第一名说，她曾在高二的暑假把过去10年的全国高考数理化试卷连做了三遍，从早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睡一会儿。凭着这种“英雄”气概，她高三的月考成绩稳定在650分以上。即使这样，她仍不能保证全部答对。
1991年高考政治题第48题要求考生用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伯特·费默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把实际的政治、经济权力割让给大众”。这句话是反映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典型言论，而相当多的考生误作无产阶级民主观。不要说听听题目都晕的一般人，就是专家也认为，此题内容跨度大，综合性强，考查的能力层次较深，是整个试卷中的难题。
有一份模拟高考的高三政治期末试卷，五大类47道题，卷面字数一万字。一道论述题，让学生运用知识，结合给的几个具体材料评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么大的题，博士生不耗费时间找资料也答不全。
1993年高考政治卷，满分150分，北京市考生的平均得分73分，最高的四中平均分也只有95分。“考官”承认，这一年高考政治题的难度超过了同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社会上老是嚷嚷高考太难了。
1998年4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现行普通高中数学、物理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意见》，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加快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决定删减数学、物理两科的部分教学内容和降低部分教学要求。从这一年开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数学、物理的命题均以本次调整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为依据。
但是化学的难度蹿上去了。1999年3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衡山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的文章。近十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高考科目和命题难易都进行了改革，原来考七科改成3+2，再改成3+X。表面看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命题的深度、难度都加大了。1997年、1998年高考化学试题中占总分30%的信息给予题，其原材料来自大学教材，考生要完成这些试题解答，必须达到大二化学的水平。
玩命做题的考生们，辛辛苦苦的高中教师们，提心吊胆的家长们，你们总算明白了吧？光围着课本转，使出吃奶的劲，也不可能在高考中胜出。其实，“考官”们与考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与考生为敌？高考命题不能重复，只能越来越偏，越考越难。专家承认，现在的高考题比刚恢复高考的1978年难多了，量也增大了许多。1990年高考试题量比1979年增加了一至三倍，各科试题的覆盖面也从过去30%至40％增加到70%至80％。
“化学难”曝光后，2000年高考化学的题量压缩，难度也有所下降。
2003年高考试卷取消了数学试卷里的三角形式和乘、除、乘方、开方、二项式定理及二项式展开的性质等，英语试卷里的短文改错等内容，突出对应用能力的考查。
近几年各科难度掌握在55％左右。“考官”认为，因为题量多，考生丢分不仅在难题上，更多的是丢在中等难度和简单题上。2005年数学试卷主观上为降低难度，紧扣大纲，选择题的题量也有所减少。但是今年的高分考生比往年少了不少，看来考题究竟难不难，不是“考官”说了算，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983年以来，大学入学率逐年提高，1986年达到18％。1992年300万人参加高考，招生75万多。1999年高考首次扩招，以后又连续几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100万，比1990年翻了一番，“独木桥”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北京连续五年的高考录取率维持在70%左右，近几年达到75%。但从全国来说，高考录取率还只是考生的一半。
谁叫你赋予高考选拔功能的呢？不拔高考题行吗？如果像高中会考95%的及格率，高考可就彻底砸锅了。
高考题是如何出笼的呢
每年高考，全国2000多个县同时设立考场，有如盛大节日。
在中国，可能再也没有比一年一度的高考更一呼百应的事情了，真正是全民总动员。农村考生由学校组织，住在县城。汽车公司开设临时班车，商店设立临时摊位，电视台广播气象预报，工地停止噪音，医生和救护车守在考场……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给高考让路。
各省、市、自治区由副职挂帅，教育、人事、公安、卫生、交通、商业等各主管部门的领导组成招生委员会。高考试卷的印制、运送、保管、交接等享受国家绝密级的待遇，由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负责。刑法第186条规定，高考试卷如果泄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每班三人日夜看守，如发生泄密应作为大案立即上报。
因为是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是录取的唯一标准，所以命题非常重要。高考命题也难啊，考题不能老面孔，还要考出水平，体现出区分度。稍有“闪失”，社会上马上“万炮齐轰”，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命题权集中在国家教育部手下的考试中心，有一个专门机构设立高考命题组，由各学科的权威组成。每年春天集中到一个秘密地方。您瞧，不但考生和高考试卷要“蹲监狱”，命题者也逃不掉，要一直“蹲”到高考结束才能“放”出来。有一年高考命题组被“关”到镜泊湖的小招待所，空气潮得不行。看不到电视，报纸是几天前的，名副其实“蹲”了半年“监狱”。以后有了题库，就好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高考试卷基本上还是科举以来的传统形式。命题由少数人“突击”，试题没有客观的、稳定的、可比的标准，水平也不稳定，或者过难或者过易，打击了中学与考生的积极性。而且题量小，题型单调，覆盖面窄，容易押题，导致死记硬背。1999年高考公开征集考题，命题指导思想以知识为主改为以能力为主，注意考察基础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综合应用性的内容，基础科考察也要突出综合素质的要求。
高考试卷主要是人工阅卷，费时不说，还容易出错。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出现了多重选择题，这种形式的题量大，覆盖面宽，很难押题。由计算机阅卷，既快又准确，被很多国家采用。我们的高考也引进了这种标准化考试题，“主观题”逐年减少，“客观题”越来越多。但“客观题”也招来了大量僵化的非议。
别看高考如此严密，也有不少的“花絮”。1990年是实行全国统考以来泄密较多的一年，试题多次被盗，河北有六科，黑龙江、上海、甘肃、四川各有一科。特别严重的是华东六省联合印制考题的安徽海峰印刷厂，全部试题和参考答案的汇编7月3日被盗，直到10月6日才报告安徽招办。江西也发生答卷被盗、被毁的案件。
还有更离奇的，湖南某考生潜入阅卷现场更改本人答卷。
某年某市，少了一页高考语文试卷。高考命题组语文科紧急集合，用一天时间拿出一套全新的高考语文题，某市考生马上被通知重考语文。
某年某省，高考试卷丢失，马上被列为全国特大案件。原来北京的“考官”押着高考试卷的纸型，到某省警卫森严的军工印刷厂印刷。刚装上，停电了。只好另找一家，“考官”刚要上车，看见一位老人摔倒，急忙去扶……车开了一段，“考官”发现怀里的“宝贝”不见了。这可非同小可，全国几千万张高考试卷快印好了，重印肯定来不及。国务院、国家教委、公安部迅速成立侦查组，找到那位摔倒的老人。老人有癫痫，不是预谋。这时有位老工人来投案，他看见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是高考题，问了几个亲友，没人考大学，想抄下来寄给外省的亲戚。被儿子发现，赶快把高考试卷送到公安局。案子水落石出，北京这边才松了一口气。捡到高考试卷的父子被接到招待所“软禁”，等全国高考结束“放”回家。为预防万一，某省高考换上备用的B卷。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
按“考官”的说法，再也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了。高考是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神圣不可侵犯。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任何一种公平都包含着不公平，高考也不例外。中国的高考是淘汰制，而且只是考书本知识。考生十多年的汗水，几小时评定，全面吗？合理吗？高考还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答题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本来面貌。考生对考试内容的熟悉程度，临场发挥及身心健康等都制约着考试结果。从考题来说，是否有代表性，分布是否合理，试题编制、试题语言是否准确，标准答案、考试过程、评分等等环节是否有误差，都能浮动考分。再就是模糊性，数学上相差几分就四舍五入了，而高考差一分，能差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也没准就被“枪毙”了。
尽管社会上对高考骂声多多，但分数“说话”，总是相当程度上的“公平”吧？有专家指出，高考按总分录取，似乎是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淹没了不少有特长的人才。上海一位学生成绩优异，却因几分之差被高考拒之门外，中学校长几次推荐未成，以后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并发给全额奖学金。
考试录取上也不公平。同一份高考试卷，同一个标准答案，为什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分数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目前国家重点高校的录取指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李成文说，不同省录取比例悬殊，河南考生多，招生名额有限，分数线居高不下，前几年比发达省高出100多分。有门路的就高考移民，把户口转到高考分数线低的省份。
按高考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照顾20分。于是，假少数民族，假三好生、假优秀学生干部，假体育证书都造出来了。
高考题会不会出错？专家说，几乎每年都有错题，却从来不向考生道歉。像改错题天“随”人愿，答案“随”应作“遂”，但是“随”也不能算错。
高考也有自己的苦衷，既然是全国统一考试，阅卷也必须全国统一。每年全国抽调近十万教师（研究生）阅卷，耗资近千万元，质量也很难保证。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出错怎么办？虽然各阅卷点都有标准答案，但“尺子”需要人掌握。参加多年语文阅卷的中学语文教师王大绩说，阅卷看似公平，可实际办不到。也不能怪他们，36个人在四五天内判2.6万篇作文，平均一分钟“过”一篇，还要包括四个单项的分数计算、登记签名，怎么可能字斟句酌呢？某省近30万份试卷，10天时间，180位阅卷教师，每人每天要“消化”350篇，“吃”一篇800字作文的时间是一分半钟。据知情者透露，阅卷教师由指定的高校聘请，由于经费有限，每个省才聘一两百人。对阅卷人的培训也是走形式，没有统一的资格认定。只是按试卷数量把阅卷人分成若干组，每组成员集体熟悉标准答案，试评几十份，就算是培训了。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老师说，河南省的语文阅卷教师300多人，评卷时间8天，不算复核，每人要过手700多份试卷。平均一份卷子不足5分钟，哪有时间“咬文嚼字”。1998年报载，阅卷教师说，卷子“流水”一样从我们手中飞速流过。100多个阅卷教师要判将近5万份试卷，而时间只有7天，平均四五分钟要“过”一篇作文。有什么办法？每天在高热中阅卷6个小时，普遍腰酸，脖子硬，肩膀痛。后来脑子木了，连感觉也迟钝了。
一篇作文的好与不好，总是见仁见智。而阅卷教师在高温下，面对令人昏昏欲睡的“八股文”，早烦得一塌糊涂了。只能“大体”上掐头去尾扫中间，凭感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给个保险的“中间”。
多数的阅卷教师并不欢迎“个性”，“个性”怎么给分？给多少合适？
也不知道有多少未来的“珠”就这样被当“鱼目”扔掉了。1998年7月，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张某参加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深为阅卷的马虎忧虑。阅卷组组长说，每年都这样。参加过阅卷的教师讲，我要对我的学生强调，作文要拿高分，字要写得好，还要烧高香。
1999年，5万多份高考化学卷运进北京师范大学临时阅卷点。阅卷强度大，时间长，又正值盛夏，很容易因疲劳发生阅卷错误，工作人员希望获得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谅解。
可每一份试卷的后面都有考生12年的寒窗和父母期待的目光啊！
高考试卷为什么不发给本人
也许上面说的是“老皇历”。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2005年的44万份高考试卷在七处高考阅卷点由2000名阅卷教师评阅。语文和外语阅卷组规定，阅卷人员要熟悉试卷的答案和评分标准，研究考生不同的答题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评分标准。先试评几天，评阅2000余份试卷，阅卷组长会随时抽查。所有主观性较强的试题都由有多年教学和阅卷经验的老教师负责。“高分”和“另类”作文必须经过阅卷组长过目。每篇作文的评阅在4分钟以上，至少要经过三位教师。每份试卷都要复核，是否有漏判、误判、错判，精确到0.5分。广州高考阅卷有“两评”“三评”，先“两评”，两个阅卷教师背对背判，取平均值。如果差7分，由组长再进行“三评”，允许差错率在万分之三以下。
如此“天衣无缝”，考生、教师、家长该放心了吧？不放心！虽然万分之三的差错率已经很低了，但北京市的高考试卷中还可能出现100多处错误，谁摊上谁不倒霉吗？别着急，近年来高考允许查分。2005年高考规定，如果考生对自己的分数有疑问，可在6月26日、27日申请复查。据报道，因为自己估分和实际考分有较大的差距，有三四百人申请复查语文。可惜白白忙活半天，没有一个错。
这样的复查是不是走形式呢？高考试卷的一卷由计算机判，由市高招办将答题卡复印，通过区县高招办交给本人核对。高考试卷的二卷由区县高招办负责复查。按照有关规定，阅卷的评分标准和阅卷教师的“手松手紧”均不在复查范围内，复查仅限于试卷内大、小题目的分数有无漏登、错登、错加和计算机有无错录等。当然，考生也别光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得为“考官”想想嘛，因为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不可能复查分数占较大比重的主观题，更何况考生的有些答题，阅卷教师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呢。由于阅卷者的水平不一，又缺乏控制阅卷质量的有效方法，不是“左”了就是“右”了。王大绩老师说，1993年分析高考试卷，我发现分数相差非常大，同一水平的作文能相差15分。试卷按自然班编考号，其中一个班的女生作文大都在50分以上，而同班的男生全都在50分以下。因为男生女生分在两个考场，由不同的教师阅卷，标准掌握不一样。
有人统计，目前中国高考的“标准误差”为16分左右。
可是，为什么不把高考试卷发给考生本人？为什么高考试卷交上去，就埋进了“坟墓”？考生12 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来“监督”呢？当过学生的人都知道，每次试卷发下来，总会有同学挑出“刺”，从而高高兴兴地找回属于自己的分数。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嘛，更何况高考的分呢？如此铁面无私的计算机判一卷还可能有错，要反复录入两次，更何况人工判的二卷呢？虽然答案公布了，但你见不到试卷，只能跟着感觉走，何公平之有？
高考敢喊“公平”“公正”，为什么不敢喊“公开”？而良好的考试制度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开”。没有“公开”，还能有“公正”和“公平”吗？
高考阅卷的不公平，不仅是对高考生，也是对中学教学的不公平。
谁没有经过高三，谁就不知道“地狱”
走过高三的人都知道，高三比大学难十倍。
教育部明文规定，不能用假日补习，加班加点等延长学习时间等不正当的手段来提高考试分数。不能提前结束教学，不能不教高考不考的科目。可是怎么行得通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高中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结束教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开始“演习”高考了。不仅天高皇帝远的外省高中如此，就连北京的某重点中学也一样提前一年结束会考，开始“炒冷饭”。
既然高考是高中的唯一目标，高中怎么能不追求高考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三是一生中最苦最累的一年。这里有一份高三的作息时间表：5点40分起床，5点50分早操，6点10分早自习，7点开饭，7点40分至11点50分四节课，12点午饭，12点40分至1点50分午自习，2点至6点四节课。6点晚饭，6点40分至9点10分晚自习，9点30分熄灯。光“冷板凳”就要坐12个小时还多，可是住校生谁半夜不打手电，不钻厕所，不站在路灯下“加班”呢？这又要“霸占”几个小时。所以一天除了狼吞虎咽的三顿饭和几个小时的睡眠，就剩下茫茫的“题海”了。
你不拼命，怎么“游”进大学的校门？
看看书店里包括密封的“高考试卷”在内的复习资料铺天盖地，你就知道高三要背负多么沉重的“书山”了。一位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陕西女生说，高考后，她的复习资料按几毛钱一斤卖废纸，卖了100多元，收废品的乐得合不拢嘴，拉了满满一板车。
日本《朝日综合研究》报道，中国学生徐某每天放学后补习两小时，晚饭后很快睡觉，夜里10点起床，学习到凌晨3点以后，再睡两小时的“回笼觉”。不把睡眠分成两段不行，吃完饭就困迷糊了。高中生李某用日语对记者说他很“可怜”，从来没在零点以前睡过觉，睡眠总是不够。中午也在学习，下午放学补习到晚上7点。在同学中，他还不算最用功的。
一位高二生自述，我家离学校远，每天5点多就起床，7点以前到学校早自习，午饭后还要自习，晚上到家七八点了，进门先吃饭，然后睡一小时起来，写作业到凌晨1点多，再睡到5点多起床。某重点高中的教师说，都这样，我女儿眼镜早戴上了。晚上7点多回家，吃饭睡觉，起来做题做到2点再睡，四五点起床，一天睡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一位母亲说，儿子上高三，还不算用功，但也是日复一日早上6点多到校，晚上6点多归来，吃过饭又趴在桌子上，直到夜里10点多才上床，连到外面散步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儿子讲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吃午饭，把菜往米饭上一扣，用勺一拌，不管菜里有多少肥肉多少油，一分半钟吃完，然后坐在那里继续学习。
一位高三生说，我能熬过来，归功于“掐手”和“风油精”。往往上午第一节课，我的眼皮就打起架来，脑子里空白一片。被同桌一掐，才清醒许多。下课铃一响，趴倒一片，再上课，睡眼惺忪赶快抹风油精。班上几乎人手一瓶，用久了都成了“瘾君子”。
到高三，尤其是最后冲刺的高三下学期，综合测验、期中、期末、会考、一模、二模……每天除了考试，就是考试，回家还有一堆厚厚的卷子。重点中学更是“魔鬼”式学习，与高考无关的一切全部删去。有的高考“状元”说自己按时睡觉，要不是天才，要不就是骗人。没有十分的耕耘，怎么能有十分的收获？北京某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早上6点15分到校，中午不回家，匆匆吃完饭，接着做题。说是下午3点多放学，但实际上加课，回到家还要看书到12点。河北某县中学，有的高三生家就住在只要走十几分钟远的地方，却只允许一个半月回家一次。学习紧张时，天天有90分钟的大课，教师一天下来嗓子哑了，学生则不停地记笔记，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脑袋都要炸了。每传来一套题，都抢着做，还没做完，另一套题又来了。做了大量的题，才发现都是重复，真正有价值的没多少。大大小小的考试多了，但每天必须有一次高考模拟，严格按照高考程序。考题来源广泛，题型复杂，不论考好考不好，大家都没有欢乐，发呆的，拍桌子的，踢门的，大嚷大叫的……似乎都感到一种无聊。因为除了“分”，我们什么也没有，整整12年全“献”给了高考。
2000年3月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一封家长来信：女儿考上省重点，全家高兴无比，但很快一种从未有过的学习压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女儿从中学起一直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但现在却不敢竞选班干部，连课外活动也不敢参加，只怕影响学习。每天学到后半夜，只睡4个小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太困了，我眼睛疼。而教师说学吧，高考后一个星期就休息过来了。我真担心女儿能否承受如此压力，能否健康地走出高中这块“沼泽地”。
一位高三生说，学习就像一笔“高利贷”，越背越沉，高考无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不敢去想万一考不上大学，社会舆论、家长和同学该怎样埋怨和嘲笑，只能“破釜沉舟”。为了高考，我们都成了“机器”。那个本该阳光灿烂的18岁，就这样在恐慌与焦虑、疯狂与麻木中慢慢消失了。
高考，你知道你的“罪恶”吗
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终于姗姗来临了。
一位考生写道：考场如刑场，我怕……
济南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作文中写道：随着时光一天天的消逝，我的恐惧感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在决定命运的黑色日子里，我看到一个“幽灵”在我的头上徘徊。
一位考生写道，深夜有一个蒙面人抢钱。夜行人说，你杀了我吧，这个世界我早就看透了。因为我的成绩差，考大学无望，在学校教师讥讽，同学嘲笑，在家里父母打骂。我虽然是个人，他们却从不尊重我的人格，不愿给我一个笑脸。我每年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生活在自卑之中。你想一想，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明天高考，我希望每年的今天都是我的死亡纪念日！
一位考生在高考前一天给报社写信，我打开语文书，满纸满页都写着“吃人”……即将奔赴“刑场”的我们，将与“夏瑜”同样血溅于“康大叔”的横刀下……我们想逃学，我们想自杀，我们想出走，老师，救救我们吧。
说起时隔三年的高三，山东大学一位大三学生仍然心有余悸。上了大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高三的日子就像桌前那盏台灯一样彻夜不“熄”，背啊算啊，仿佛坠入“空洞”，心中充满莫名的恐惧，不知道昼夜旋转的“考试机器”会转到什么样的目的地。为了上大学，值得吗？考上又怎么样？可一想到父母这般年纪还围着自己忙前忙后，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便不敢再胡思乱想下去。不拼命你对得起谁？每位同学都绷到极限，一触即断，哪敢想“万一”？有时真想死了算了，连自己都被这种念头吓坏了。
一位大学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回忆高考，那时我“疯”了，可“疯”了的又岂止我一个。坐在我后面的女生在倒数100天时，笑着笑着就哭起来，那表情令人一辈子难忘。同学们都变了，像斗鸡，更像狮子。那时我满眼血丝，看见东西就想砸，看见人就想打，莫名其妙就打了人，差点儿背了个处分。教师也快“崩溃”了，时常“骂人”。我们都是夜里一两点睡觉，而早上四五点就火烧屁股般滚下床，然后“精神百倍”地去“啃”书本。靠药物维持体力，一夜间就做完整整一本练习册。中午省下吃午饭的时间，用来做几道选择题。长时间的用脑，我们也学会了“偷懒”，上课只带“耳朵”，反正“眼睛”没多大用处。我们的“屁股”也大有长进，可以从早到晚“钉”在椅子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丢失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活跃的大脑。
不是为考大学，谁来受这份“洋罪”？一位高考生说，我失眠得厉害，有时两三个小时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就想哭。高考完了，我非把课本都烧了不可。
都说考生苦，可谁知家长的心更苦呢。一位高二的学生家长说，家有中学生，日子不好过。一位大三的学生家长说，回忆那段“艰苦岁月”，仍阵阵心痛。那“独木桥”，孩子是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而家长则是“蓄谋”已久，那十几年的寒窗之苦，岂止是学生呢？终于到“最后一哆嗦”了，高考前三天，女儿却突然发起烧来，越烧越高。等女儿强打起精神考完最后一门，体温正常了，而我的体温倒“蹿”上去了。
武汉一位大学生说，高中三年，一切围着高考转。我从高一就开始研究高考题，揣摩考试方法。复旦大学一位大二学生说，一进高三，我们就与世隔绝。怕玩物丧志，学校把篮球架也拆了。我这个学生会的干部，也自动“退休”。高考最后一门考完，下起了小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眼泪，我想我终于“自由”了！
带着这种扭曲的心情上了大学，又怎么样？教育专家杨东平说，很多大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形成庞大的逃课族。据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在20%左右，公共课逃课率在50%以上。陈旧的教学和教材，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大学成为后中学时代。
高考的“剑”悬在中小学头上
在中国，学生是“羊”，教师是“羊倌”，而高考是教师手中的“羊鞭”。
高考这根“羊鞭”，“抽打”的是中小学教育。
我们中小学课本的难度之高，学生的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世界之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承认，目前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内容深而窄，难度为世界第一。小学数学课本高出国外两个年级，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则远远落后欧美。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课程改革，中小学课本被狠狠地难了一把。国外70、80年代进行过几次调整，难度有所降低。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课程的改革成果，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编写了一套新的教材，以后也几次调整，却始终舍不得把难度降下来。有专家认为，降低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就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素质，贻误一代青年。
可是我们的专家知道吗？您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可能吗？您知不知道，可怜的小学生一进校门，就没有了“天亮”，考试成了学校的一切。有调查显示，小学生每学期考11次，初中生每学期考26次，中小学生几乎人人都有过“考试恐怖症”。虽然上边三令五申不准“排队”，但“各庄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谁叫高考“排队”呢？
过去高考的压力“压”在高中，现在大学的考题下放到高考试卷中，高中下放到初中，初中下放到小学。小学二年级恨不得把五年级的内容招呼上，我们的孩子怎么能不课程多，作业量大呢？中小学生中约30％感到学习压力太大，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只有昏天黑地的考试，学生的聪明才智都被“烤”糊了。
一位教学一线的教师说，我真为中国教育悲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场考试。
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唯有考试“野火烧不尽”。自从50年代初全国统一高考后，高考就成了教育的“领导”，基础教育逐渐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恶性循环中。现行的教材完全不考虑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从头到尾讲都讲不完，哪有讨论的时间，只能满堂灌。绝大多数学生除了听课、做作业、背现成的答案，不会思维，不会提问，也不会查阅资料。虽然素质教育喊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考分第一的高考“稳坐钓鱼台”，只能雷声大，雨点小。
衡量高三教师的水平，是高考升学率。没有高的升学率就没有源源不断的“择校生”，这关系到学校的知名度，校长的升迁，教师的福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赞成择校生。中小学的校办工厂早就绝迹了，择校生才是滚滚的财源啊。光赚不赔，天底下哪找这种买卖？目前择校生已经渐渐合法。如果大学招生也“松绑”，那大学校园里的创收也会绝迹。
某中学高考“剃光头”，校长顿时矮了半截。不仅教职员工的奖金泡汤，学校也“臭”名远扬了。为了高考升学率，教师不得不和学生一样，“游”进题海中。对根本没希望的学生，政策允许高三分流，“自然”淘汰。有的学校甚至“逼”家长去开弱智证明。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少年记忆”往往影响一生。男孩子好动，上课不安静，就是“坏孩子”，训斥、罚站、罚抄课文、甚至被打。就是这些“小事”使孩子的心理不断受挫，有的孩子因此被“铸造”成了“问题少年”或少年犯，还有的孩子因此结束了自己花一般的生命。
1999年11月2日，河南汝南县三桥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45名小学生中，35名因背不出课文，被教师刘某醉酒后殴打，并让学生互相殴打，多名学生住院。
11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没完成数学作业，22岁的代课教师先打了他两耳光，将其蹬倒，然后让男生每人抽10教鞭。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
12月5日，广州市江南二小某班主任让学生打“不听话”学生的耳光。
2000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陕西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叫班里8名没完成数学作业的同学站在前面，让完成作业的18名同学每人打他们10耳光。挨打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胖”起来了……
北京一位学生说，有时我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再是教师的代名词。班里一位同学因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罚她站，打扫办公室。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回答出历史课的提问，而被罚抄三遍课文……
北京崇文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应试教育的禁锢，才能杜绝体罚或变相体罚。体罚与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无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唯成绩论”，以致教师对学生期望值过高。恨铁不成钢，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加拿大的小学教师对错题是打上问号，而我们是打红叉，其实大部分学生害怕嘲笑、失败和被惩罚。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有人说，中国教育目前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我想玩，我好困，我要自主阅读
1999年4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高中生的来信，说厌恶上学，因为永无止境的考试，填鸭式的灌输，庞大的作业量使我吃不消；因为来自教师、家长及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使我难以承受。我不喜欢这些，不喜欢背十几斤重的书包，天天起早贪黑地去受折磨，不喜欢天天穿梭在教师的脸色和家长的责备中。如果您认为我是个不爱学习的学生，您错了！我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一道难题被我解开之后，那种通过奋斗而取得成功后的骄傲和喜悦更使我精神抖擞。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教师和家长对我们的“爱”，使原来热爱学习，喜欢上学的那个我一去不复返了。
2002年12月9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自称无助的高一学生的来信，说我们现在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有多少个晚上只能睡三个多小时，有时连吃口饭的时间也剩不下。作为学生，我们连最基本的睡眠都没有，学校总是说我们打不起精神来，现在学校星期六还要加课，恐怕我们是支撑不住了。
北京退休教师刘淑芳教了一个业余作文班，哪个区的学生都有，主要是重点校。她出了个作文题《快乐的课间十分钟》，三位同学说，老师不让出楼门，只有课间操才允许去操场。要是下雨，那就只能中午才“放风”。另一位同学说，我们课间是5分钟，课前2分钟就响铃了。老师一拖堂，我们连去厕所都来不及。难怪有学生说，在学校，课间最短暂，在家里，厕所最温暖。换一个作文题《上学路上》，一位同学写，上了公交车我抓住售票台前的铁柱子睡着了，多亏一位阿姨扶住了我，否则我的前额非摔个大青包不可。另一位同学写，前几天骑车上学，我困得迷迷糊糊，差点撞到交警叔叔。每到下午课，很多同学困得睁不开眼，班主任只好买一大罐咖啡给同学提神儿……第三个作文题是《我和妈妈逛早市》，几个同学一起举手，老师，我们没时间。周六上午去数学奥校，下午补物理，周日上午去英语奥校，下午学作文。还有的学生学舞蹈，练钢琴，到少年宫练朗诵，去武术馆练武术……不是规定假期不许加课吗？不加课，怎么能考上清华、北大？
为了切断升学竞争的渠道，我们的教育部门绞尽了脑汁。1998年，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采取电脑派位，以此保证小学的“快乐”。但事与愿违，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学习负担却成倍增加。为了躲开电脑派位，上个好初中，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了节假日，赶场一样去上各种班。中小学的奥林匹克热从数学扩张到物理、化学和英语。在一些发达城市，中小学生上过各类奥校的达54%以上，有许多学生同时上几个班。南京市小学生的一次调查，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在家长督促下，报了语文、数学、外语等补习班。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学对全校1200多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学生几乎没有玩的时间。
而国外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90%以上的课余时间属于自己。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小学生一天上课时间少于6个小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美国的小学下午3点30分放学，可以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可以玩自己感兴趣的游戏。
1998年，北京一家调查公司报告，中小学生“工作”负担最重，成人工作量是每天8小时，而中小学生竟达13小时，每天在校时间超过8小时。早上天还没亮，小学生就背着大书包直奔“集中营”了。放学回家还有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六年级学生的作业有的要做到凌晨3点。著名作家巴金说，外孙女端端是家中最忙最辛苦的人，比我还辛苦。每天早早上学，晚上还要做作业，搞到很晚。武汉一位14岁的中学生，白发满头。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没有双休日。放学后学校补课，回家写作业，上厕所、吃饭也在背英语单词。一位初二学生的家长说，女儿经常作业做到一半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两会”代表关广生说，我女儿早晨5点多就起床，晚上11点半睡觉，中午也没有休息，孩子累呀。一位11岁的优等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烦恼是课业负担太重。一位五年级男生说，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两会”代表沈启鹏说，我们南通市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说，每天最早存车最晚取车的都是中学生。早晨8点上课，但一般学校7点40分开始早自习，北京有些学校规定7点20分到校，离学校远的学生早晨6点甚至5点多就要起床。到了初三或高三，夜里熬到0点以后，天不亮又要爬起来。一位初三生说，除了中考要考的课程，体育美术全免了，家务劳动几乎等于0。好不容易熬到星期日，“赏”给我们半天休息，全用来补觉。长期如此，身体素质怎么能不下降？部分学生呈现“亚健康”状态，有的班一半同学患有贫血、胃病，视力和记忆力也严重下降。
专家说，睡眠对儿童尤其重要，孩子越小，睡眠时间应该越长，因为睡眠中会大量分泌生长激素和免疫力。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小学达到50％，初中达到80％，高中甚至90%以上睡眠只有一半或不足一半。1994年，国家教委不得不明文规定，小学生每日睡眠应在9小时以上，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本来教育部门管学习就行了，还管什么睡觉？说明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已经有多么严重了。
可是谁听呢？小学生每天课业仍然高达10个半小时，进入高中，更是多达12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幸成了中考生或高考生，每天能睡5个小时就是幸福时光了。北京五中一位初二学生写了篇作文《快乐十条》，第一条就是睡个好觉，第二才是玩。也难怪教师和家长抱怨，孩子整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总也睡不醒。
为什么“四眼”和“胖子”越来越多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近视眼大国。
教育部前任部长陈至立说，1995年的调查显示，城市学生的近视率，小学为22.78％，初中为55.22％，高中为79.34％。目前这些数字都呈上升趋势。2004年4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教育部、卫生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青少年近视防治研讨会。据全国24省市学生视力检测，近视的发病率高居中小学生常见病之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调查显示，一些地方高考体检不合格的考生高达85%，大多是近视眼。某中学毕业生180人，没有近视的只有6人。重点中学的近视比例更高。1998年8月28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21886名高考生中，89%视力不达标，还有30.46%的学生身高不够。1999年，合肥6000多名高中生体检，完全合格只有14%。据北京市第六医院的检测结果，保守估算，近视学生的比例已经占到80%至85%。高中生每天平均14个小时以上的近距离用眼，使近视眼的比例明显上升，真正1.0以上视力的高中生连10%都不到。北京某重点高中的教师说，参加高考体检的考生近视率在80%，超过600度的深度近视比过去多多了。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一个班40名学生，35名近视眼。2001年，北京某学院9名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只有一人体检合格。南昌70名大学生，体检合格仅15人。天津师大、天津财经学院，近300名大学生报名参军，合格者仅3人，大多是因为眼睛被淘汰。
近视眼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和学习，也直接影响今后的职业选择。高度近视，容易引起视网膜剥离，慢性青光眼，白内障等并发症，甚至可能导致失明。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生会大面积地出现近视呢？近视眼除先天遗传，主要是后天影响，如教室平均照明度低于国际标准，长时间近距离书写，超负荷用眼，也与身体健康及营养有关。据专家分析，大面积近视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负担过重，心理压力太大。
过重的学习负担危害的不仅仅是眼睛，各种病都在增加。2003年3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廖晓淇说，据教育部、卫生部、体育总局的调查，除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外，2000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学生的体能素质（速度、耐力、柔韧、爆发力、力量等）下降幅度明显，学生肺活量1995年在1985年下降的基础上又有下降，肥胖儿童明显增多。2005年5月3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体检中心公布今年高考体检的统计数据，北京的近视率高出全国水平，肥胖和身高不足也成了焦点。
影响身高的基本因素有五项，遗传、营养、体育锻炼、睡眠和精神因素。小学生正值身体发育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伸展性运动和游戏。长期睡眠和体育锻炼不足，以及情绪抑郁、恐惧、紧张都可能影响到身高。而热量摄取过高，活动量太少，致使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肥胖率1992年是8.98%，近期则达到20.6%。
沉重的学习负担，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身体，更伤害到他们的心灵。我们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杀手”，在用“崇高”的名义残害我们的下一代。
谁是学生自杀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少年儿童普遍承受着比成年人还要巨大的压力。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进行过一项未成年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愤怒、攻击、抑郁、茫然的指数，从初一开始全面上升，初三达到第一个高峰。到高二降到最低，高三又开始上升，达到最高值。
学生的身心健康就这样被“学习”摧残着。
据调查，高三学生中40%有学习焦虑症，女生比男生严重，越临近高考，学习焦虑症的比例就越高。有的见到书本就发抖，有的一进考场就尿频尿急，还有个别的学生一到考试就往厕所钻，死也不出来。一位男生说，他考前整整两天没睡着，一上课心发慌。这是什么病？医生不得不命名为“高三心理综合症”。轻者焦虑、失眠、惶恐、厌食、厌学、脾气火爆、失眠多梦，重者类似狂躁型精神病，自卑，幽闭，甚至自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极盛教授认为，现在中学生最大的压力是课业负担，这是引起抑郁、焦虑、敌视、人际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并严重影响到心理状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测试了北京两万多名中学生，三分之一因学习压力出现心理问题。学习成了苦役，由此造成的心理疾病主要是情绪不佳，缺乏兴趣，精力不足，入睡困难等。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门诊统计，学校恐怖症占门诊儿童的43.8％。北京西城区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统计表明，31.1％的学生认为学习是件很苦恼的事，69.9％的学生对教育反感，16.4％学生觉得生活没意思，11.8 ％的学生想到死。一项最新调查，全国小学生心理障碍占20%至30％，中学生占40%至50％，远高于成年人。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的调查，北京15岁以上人群中有60万人患抑郁症，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为23.66%，不少于10万人。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的资料显示，中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一原因是抑郁症及心理负担造成的自杀。2004年12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复旦大学教授高鸿云对上海2500名8至15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虽然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大城市上海，却有四分之一的儿童考虑过自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项调查，被访问的中小学生中，五分之一想自杀。天津曾对22名13岁至15岁的自杀儿童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负担过重。
1985年，北京四十九中12岁的女学生隋鑫因家长嫌考分低，服毒自杀。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有一个批示：对此很难过，不要再对家长搞什么压力。全国大中小学多数教育思想不对头，对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明确，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没有好的身体条件行吗？灌的量那么大，灌的方法那么死，作业考试那么繁琐，有什么用？这件事提了几十年，从毛主席时就那样说，但总是解决不了，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自己没有说透彻；第二才是规定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件事请抓出一个结果来。一年不行就两年，怎么抓也要认真细心考虑。
之后我们的媒体还是频频曝光学生自杀事件。
1990年，湖南宜章女生邓海香，交不起500多元的“计划外”学费，喝农药自杀。
1996年，河北鸡泽13岁小学生郭庆克，因考试成绩差，罚款1.6元，自杀。
10月，江苏宜兴小学生周源被数学竞赛预选赛淘汰，上吊自杀。
1997年，北京一名初三男生成绩不好，从12楼跳下身亡。
1998年3月23日，小学生周付宇从19层楼跳下身亡。
初三男生小江中考后跳楼自杀。广州一名中专生毕业前夕吊死在教室的门柜上。顺德一名初三男生半夜在家中上吊。武汉一位17岁的女生，四川一位18岁的女生，成都一位初二男生都是因考试没考好而自杀。某师范大学两名教授的孩子因为承受不了高考的压力，自杀。一位复读生高考只差了一分，自杀后却被某师范大学录取。
2000年教育部的“减负”令下达没多久，媒体又陆续披露了几起恶性事件。
2月15日，浙江金华一名17岁的中学生，不堪忍受学习的重负，杀死生母。
2月23日，昆明初二女生莫明玉，因考试不理想，服毒自杀。
7月20日，哈尔滨14岁的初一男生王越震，因期末数学不及格，从六楼跳下身亡。
山西屯留县王公庄小学两名11岁的女生，因为没完成作业不敢回家，冻死在雪地里。
2001年11月，新疆石河子四名初三女生，考试排名靠后，服鼠药自杀。两人死亡，一人成植物人，一人休学。
2002年5月，山西临钢小学12岁的五年级女生恬恬，留下“压力太大”的绝笔，上吊身亡。不久，南京一名14岁的初二男生坠楼自杀，没留下遗书，但裤子口袋里有一份没做完的考试卷子。
2003年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某小区一初三男生跳楼身亡。邻居反映，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他说过学习太烦，不想活了，前一天晚上他还焚毁了自己的课本。
2004年高考后，17岁的咸阳女生小倩（化名）没有达到本科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从自己家的五楼跳下身亡。10月21日，沈阳两名初中生，因学习压力，跳楼自杀。10月25日，北京某重点高中高二学生高高自杀，留下遗书说早就不想活了。
《新安晚报》报道，2005年高考后，安徽肥东一名成绩不错的女生，以为自己能考到本科线，没想到才考了304分，跳河自杀。
国家教育部总督学柳斌说，考试本来是评价教学得失，也是教学工作信息反馈的一种手段。但经过年复一年的高考，一些负面的影响突出来了，考试已经异化为对学生管卡压的工具，分数已变成迫使学生挨打受骂、逃学，甚至出走、轻生的魔鬼。
2000年元旦的“减负”会议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来高度关注并重视的看起来很“小”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先后有过一系列重要的批示和谈话。
说实话，五六十年代的“负”，比起现在的“负”，简直“小巫见大巫”。那时“减负”，下课后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而现在的中小学生根本没有课外活动，回家就是做作业和吃饭睡觉。每天跟父母讲三句话：我走了；我回来了；我睡觉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使我们的孩子没有玩，没有自由思考，只有沉重的书包。
全国政协委员黄懋衡对中小学生的印象是，背上的书包又沉又大，课本堆积如山。广州初中生的书包重达10公斤，小学一年级的书包5公斤。很多年前，新华社记者拦住一位被书包压弯腰的小学生，一过磅，书包10公斤半。精明的厂家马上发明了轱辘书包“滚”着走。为什么中小学生的书包这么重？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书包里有16种教材和参考书。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书包里有教科书和辅导书34本。山东省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的初二学生，书包里各类参考书39种。1997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汨罗市一所中学看见，学生们从课桌上两摞高高的“书山”中看黑板。一问，13门课19本书，243万字，加上《应试指南》等辅导书，有56本500多万字。
1991年2月7日《中国教育报》文章，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竞争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使绝大多数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80%的中学生认为理科困难，厌学达30%，有的地区厌学高达60%。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识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2005年有报道说，北京有20万学生学习困难。
其实更多的恶果也早就显现出来了。南京地区曾对2300名大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家长对孩子过分保护，造成孩子胆小，不合群，在家说一不二，出门胆小如鼠。自理能力极差，天津少工委对1500名中小学生调查，51.9%的学生不会整理生活用品，74.4%的人生活、学习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中小学“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说，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中小学课业负担不仅违背教学规律，剥夺了学生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2000年元旦，教育部紧急通知“减负”。为落实1999年6月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21世纪第一个会议是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电视会议。真感谢我们的教育部官员，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1月3日赶在寒假前印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加快教材课程改革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首先把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减下来。1月7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大大的黑字标题，《中小学生要“解放”了》。
1月10日，教育部印发部长陈至立在200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2000年工作要点》。规定得很细，取消百分制，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小学除语文、数学外，不得组织其他的课程考试。每门课只准使用一本教科书，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法惩罚学生。节假日不能上课，任何单位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得以赛促销，以赛代销。教育部将在各地建立“减负”的专项督导机制和通报制度，对违纪事件严肃处理。
报纸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深圳的中小学生笑着欢迎“减负”。
真能皆大欢喜吗？
中小学生沉重的负担，一直是教育界多年来研究并试图解决的老大难。“减负”的文件最早见诸1963年教育部的文件，1982年列入人大政府报告，1987年列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中，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颁发过六份同类主题、甚至连文件题目都差不多的“减负”文件，同时还下发了四次调整和降低中小学教学课程和要求的文件。1994年以后，随着对“应试教育”种种弊端和根源的综合分析，纠正“应试教育”倾向的政策制定权下放到省一级。从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省级教育部门都下发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关文件。总之，我们的教育部门为“减负”可没少投入。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边开的“花”那么大，可下边就是不结“果”。2000年的这次“减负”，是第49次重复了，真希望这第49次的“减负”别再变成一纸空文。
2002年，北京的海淀、宣武、延庆三个区县的小学进入全国课程改革实验。主要是素质教育，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2004年秋，80%小学一年级学生实施新的课程计划，初中也有更多的学校开始素质教育。
人们期待此举打破“流水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一代。
可是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门仍在下达“禁止补课令”，严禁中小学校和各种社会补习班提前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毕业生举办升学补习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四中招素质提高班，许多家长排了一夜长队给孩子报名。新学期开始，上海专卖教学辅导书的书店热闹非凡，“长龙”排出店外50多米。放假前，家长就忙着为孩子联系家庭教师和补课班了。无论如何，“减负”对“好”学生可不是好事，只好自己买“零食”。
“减负”减不下来的关键在哪里
2000年3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参加政协小组会议，听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谈到“减负”时说，现在教育上的热点问题莫过于“减负”。我已经是有孙女的人了，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都有子女。我小孙女每天做那么多的作业，比我做总理时还要累。她自己说她在全家最辛苦，起得最早，书包最重。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一问题，国家也制定了措施，但很难减下来，关键在哪里？
是啊，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有如此沉重的“负”？为什么禁了补课，却火了家教和教学辅导书？现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部分，社会舆论把阻碍“减负”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家长。家长也不是“魔鬼”，非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北京某报社曾对200个家庭进行调查，74%的人说“减负”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负”。30%的人不领情，说减“肥”当然好，可高考要求“大胖子”，谁敢减？
“减负”似乎一直在“捉迷藏”，有意无意绕开了“实质”。
其实，老百姓早就看明白了，是谁把花季少年压在厚厚的书本底下？是谁把教室变成了“地狱”？尽管高考百般“抵赖”，但“罪魁祸首”除了你高考，还能有谁！小学减什么“负”，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中考、高考两个瓶颈，中考近些年来也成为你死我活的“独木桥”，根子还在高考的残酷。如今高考还“赖”在历史舞台上，光取消小学毕业考试有什么用？一句话，如果高考不死，中小学教育很难活起来，再三令五申，也是废纸！
有高考这把“剑”悬着，就是“八竿子”之外的小学也一样“胆战心惊”。沈阳市一位优秀的小学班主任，按照规定“减负”，却使全班的综合成绩下降到年级倒数第二，成为“差班”。在寒假前的家长会上，这位教师哭着向家长们鞠躬道歉，表示今后将加大作业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小学“减负”了，中学却无动于衷的原因。中学校长说，“负”当然可以“减”，但现实不能变。小学可以“快乐”，我们中学不能“快乐”，就那么点课时，你让教师怎么办？升不了学说什么都是白说。
如此这般，沙滩上怎么能盖起“素质教育”的大楼？
2001年10月，北京101中学高二的一位自称穿着不喜欢的校服背着沉重书包的学生给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一层层考试的筛选下，我们的想像力早在小学就被扼杀了。我们没有时间玩，没有美丽的天空和太阳，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快凋谢在书桌前了。高考不考的副科，我们都用来做作业，为了少背点书回家，为了回家多睡一会儿。可我们学的是什么？陈旧的课本和陈旧的知识，在高考的恐惧下，我们麻木了。“减负”没错，但“减负”的对象错了，我们强烈希望减掉高考的“负”，我们期望改革。
由于竞争激烈，高考的难度虽然一降再降，但难以降得很低。普通高中追求高考水平，只面向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而忽视甚至排斥相当多数的学生，或迫使他们向高考看齐。结果相当多数的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挫伤，不仅没考上大学，也没有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大学考不上，总要给人家一个高中毕业文凭吧？1990年以后普通高中实行会考制度，学完一门考一门。由于高中办学条件相差很大，又不能使很多学生不及格，因此会考基本上是水平考试，重点高中根本不把会考放在眼里，只全力攻高考。普通高中就不行了，为了会考的及格率，真是吃奶的劲也使出来了，尤其是高二有五门会考，考前要模拟，加上例行的期中期末考试，高二第二学期几乎成考试季了。学生每考完一课，就像上了一遍刑场，连眼神也散了。许多学校纷纷反映，会考没有“减负”，反而强化了“负”。
2002年召开的高中课程改革与发展论坛认为，现行的高中课程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高中处副处长刘月霞透露，过重的学习，是学生厌学的直接原因。现在我们的学生情况不容乐观，学习的基本方式还是教师讲，学生听，完全是书面练习，应付考试。86%的学生不喜欢这种以教授为主的讲课方式。
看来，“考官”、教师、学生、家长，全都认识到了中国教育是失败的教育。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高考“吞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吗？
高考也不是“榆木疙瘩”
当然，高考对扣在头上的很多“大帽子”，像学习负担过重，学生自杀等，并不认账。1990年以前，教育口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高考，其他就业门路很少。许多中学从高一就开始文理分科，不“片追”还能怎么样呢？这不是高考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竞争，是社会问题，即教育以外的问题。高考的导向就是高考，你高中不能只盯着高考试卷，要从你高中的教学上找出路。
可是高中没有自身的评价目标，不盯着高考，又盯着什么呢？
有人说，每年组织全国统一高考劳民伤财。“考官”说，如果给了高中和大学权利，可能成为某些人致富的源泉，并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而全国统考，集约化程度越高，专业化越强，其服务质量可能越高，成本越低。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到底要从国库里拿出多少钱，老百姓不知道，反正不会是个小数字，为什么不公开呢？至于“肥”了谁？更是秘密了。某省考生近30万，报名费近4000万，用于阅卷的钱才70万，肯定会剩下一大笔钱，哪里去了？一位省政协委员要求公开审计省高招办，高标准的宿舍楼是用什么钱盖起来的？那么多轿车是用什么钱买的？你们年收入为什么那么高？年年到国外考察，国外有这种高考吗？
尽管高考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是不得不承认，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高考有很大的局限性，高考以总分录取，不利于学生在某些学科上冒尖，也不能准确测量考生的真实水平。只能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把全国招生考试中的共性统一起来，不可能照顾到全国不同地区的水平。如何处理与各高校、各省的关系，还有怎样解决死记硬背的问题，怎样考能力，都是全国统考比较头痛的核心问题。作为大规模的社会化考试，高考受到许多限制。有一年香港考试局准备考青蛙解剖，提前一个星期采购青蛙，社会上马上传开，只好算了。试卷上的论述题可以考查一定的能力，但评分误差大，容易失去公平。
在恢复高考的20多年中，1983年、1987年、1998年和1999年进行了四次重要的改革。命题范围以高中教学大纲为准，命题指导思想在考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涉及考试内容、形式、技术等各方面。给考生一定的思考的余地，试题不能单凭记忆，要多花一些时间考查综合性的问题。教育部负责人说，高考改革既要迈出重要的步伐，又不能太快，不能给人整天变，没有稳定的高考体系的印象。这关系到考生的直接利益，直接影响着中学和大学的教学活动，因此又必须周密稳妥。
1999年6月，教育部积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每年举办两次招生的试点。高考科目设置和内容的改革应进一步突出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鼓励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高考制度改革的试验，扩大学校招生的自主权和考生的选择机会，逐步建立具有多种选择的更加科学和公正的高校招生选拔制度。
不是有人批评“一考定终身”吗？早在1992年，就有人提出，试卷多样化或两次考试。确实存在一次考试的偶然性，那就增加春季考试，可以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机会，缓解中学的升学压力，也可以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益，为高校探索学分制创造条件。于是安徽、内蒙古、北京、上海从2000年开始春季高考的试点。但实际上除了上海大量招本科生外，别的地方的春季高考都是“样子”，大多是高职，而且不允许应届高中生参加，当然遭到冷遇。而且高校增加了负担，也不积极。安徽、内蒙古很快取消，北京勉强进行了五年的春季考试，宣布2006年也将取消。现在只有上海还在坚持春季高考，使两次考试的试点没有全军覆没。
分省命题是高考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上海提出单独命题，认为此举可以降低试卷难度。所以全国高考录取率还比较低时，上海已经达到将近一半，至今上海仍“单兵作战”。2004年广东等几个省开始单独命题。北京近年来也开始试点，避开“分数线”这个敏感的问题，题不一样了，分数线自然不一样嘛。
考生埋怨7月高考太热，提得太对了。高热不仅对考生不利，对阅卷教师和高校招生人员也大大不利。阅卷、登分、录取只有一个半月，工作强度大，非常容易出错。有的院校紧赶慢赶，也不能按时开学。而且7月不仅“火热”，而且“水深”，正值洪水和台风肆虐之时。1998年大洪水，南方许多城镇一片汪洋，有的考生只能在船上考试。送录取通知书也成了难事。为了改动高考时间，一年前教育部就开始了调查，请中国气象局提供1995年至2000年每年6月10日至20日、7月5日至15日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气象数据，以及洪水暴发的历史记录。经过反复认证，从2003年开始，高考改在6月进行。
很多人都认为高考科目七门太多。从1984年开始，教育部学习司就开始研究高考分类、科目设置和计分方法的改革。高中有会考后，绝大多数人主张高考科目应减少。1991年以后，推出新的高考科目组，分文理两类，各考五门。1999年高考后，广东省教育厅率先推出3+X+综合的高考方案。本来这个X，是一门或两门，但考生谁也不傻，没有人选两门，X就“自然”变成一门了。
表面看，“X”减少了考试科目，又杜绝了偏科，这不是大好事吗？但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却强烈抗议，认为此举不是“减负”，而是加负。“3”好办，语文、数学和英语都是老一套，这个“X”可就让中学“头”大了。先不说一张纸能不能考出综合能力，如果“X”是一门或两门，也还勉强应付。可“X”是“综合”，考试内容猛增到9门。什么都是重点，你不漫天撒网，你怎么能网住“死鱼”？广东省某重点中学连续当了几年高三班主任的教师说，自从公布高考方案后，学生的负担成倍增加，必须把所有9门课的内容统统复习一遍。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学生只能熬夜“消化”。基本上每天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上床，早上6点以前就起来了，睡眠严重不足，这简直是对青少年的摧残！
四川某中学高二学生在《中国青年报》网络版《中青在线》上，代表全班对3+X的高考方案提出抗议！上高中就文理分班了，理科班早把历史、地理、政治扔到一边，上文科课时就补觉；文科班也如此。现在要从头来，很多同学都失去了信心，特别是文科班，理科的课一步落，步步落，根本听不懂，索性什么课也不好好上了。
抗议有什么用？现在仍然是“3”加理（文）科综合。
1998年，教育部首次正式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但高考改革实在太困难了，几度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高考改革还都是“小打小闹”，没有实质的内容。
有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办法
有人说，高考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个顽固的堡垒。
现在的高考已经越来越背离教育方针，不仅不能起到正确选拔人才的作用，反而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应试教育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教育成果的标准，最大弊端就是忽视对“人”的培养。2000年9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认为，谁都知道这样高考下去会祸国殃民，但谁也没办法跳出来，更不用说将它打破。在学校和教师的误导下，学生把大量本来用来学习新知识的时间浪费在应考复习和补习上。
只要是选拔考试，不管选拔的比例有多高，仍然是要淘汰，学生的负担决不会减轻。如果高考变成会考那样的水平性考试，合格者都可以上大学，那天大的“负”也“减”下来了。可高考的“手”伸得太长，几张薄薄的试卷，不仅承担着考试内容，还承担着考试以外的责任。过去高考是“草鞋”和“皮鞋”的分水岭，现在高校毕业生虽然不包分配了，但仍然是国家公务员、高级人才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的高考功能有评定考生、预测考生专业适应性、评定高中教学质量等项，但是一种考试怎么可能同时参照高中教学目标和大学专业能力目标呢？非要全面照顾，只能不是“左”就是“右”。
高考填志愿时，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专业，或者屈从于家长的意愿，或者填服从分配。1952年全国统一高考后，学生就不能再转系转专业了。生米一旦做成熟饭，再不喜欢也不能挪窝了，学习成了一种折磨。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比例竟高达40%，除个别人退学重考外，大多数的学生只能苦熬四年。现在允许少量学生转系，但门槛也很高，要考试，要交费，真正成功转专业的学生并不多。据有关部门调查，清华大学毕业生三年后所学非所用的占70%左右。
2003年北京的复读生有5000多人。考生复读有几种情况，有的是没有达到分数线，有的是没有考上理想大学，再上一年“高四”，甚至“高五”“高六”。不仅考生和家庭活受罪，也造成国家的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现行的高考，对女生有利，女生更擅长死记硬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说，如果某些语种不降低录取线，招到的全是女生。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年高考女“状元”多，2005年北京的三个高考“状元”全是女生。而被淘汰下来的男生呢？有少数人因厌学成为“网君子”“问题少年”、甚至少年犯。
看来要根本解决应试教育，就要打倒高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史静寰说，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是块相对的净土。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
是这样吗？长期以来，教育界一些人一听见打倒高考的呼声就紧张，认为有教学就有考试，进入大学不考试怎么行呢？注意！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高考”不等于“考试”。
打倒高考，不等于打倒高校入学考试，而是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取消面向少数精英的选拔考试，实行让绝大多数青少年都通过的水平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教育思想有一个大的变化，通过合理评价，使每个学生都树立信心。也就是说，考试不是为了把学生考倒，不能让大多数学生有失败感。
1998年第三期《北京观察》谢小庆的文章，《改革高校招生体制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认为，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品德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观察一年以至几年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升学没有任何发言权，高校的发言权也微乎其微，只能在具有同档分数的考生中进行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说，我们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高考的体制。现行的高考体制，命题、阅卷、录取等由大学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高考成绩与中学的业绩直接挂钩，使中学成了预备大学。建议改革高考体制，降低试题难度，大学实行淘汰制，宽进严出，使高考选拔功能分级完成。
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说，光提倡素质教育当然不行，关键还得改革高考制度。建立多元化的高考制度，即多种标准，多种形式，多种时间，多种机会。将招生权还给大学，将最大发言权还给高中。
进入21世纪，高考面临着50年来的重大改变。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把考试权下放，允许地区性考试甚至高校自行组织考试。把现行的以高考成绩录取改为高中会考加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为依据录取学生。教育界也有人提出，能否用一种类似学分制的方法，将平时的学习成绩累计起来，加上高考成绩，那样更科学一些。还有人提出将高校入学考试社会化，与高中脱离，从而减缓中学的压力。改进高考技术，将以知识记忆和演算技巧为主的考试改为世界通行的以能力测试为主的水平考试，使基础教育阶段能够真正地实现素质教育。
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李守信说，应及早考虑高校入学制度的变革问题，它的意义不仅是我国高校入学制度与国际趋势并轨，走向宽进严出，而且更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基础教育，使数百万高中生从纷繁复杂的应付高考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素质教育。当然一些名牌大学还不可避免要有严格选拔，但在趋势上，要考虑采取开放入学和选拔入学相结合的方式，部分高校不经过考试，而凭中学毕业证申请入学。高校扩招，也使入学方式灵活化，有的高校试行开放式入学，有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
这个想法已经比较接近美国的高校入学考试了。
美国的高校入学考试
什么是优秀的学生？学生的潜力如何测评，在中国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
中外教育模式不同，国外教育更注重学生个性的张扬，注重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美国，学生提问可以加分，而中国的教育却把学生的“问号”都给拉直了。美国中小学的课本是浅而广，而中国的中小学课本窄而深，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中，一个字的第几画是撇还是捺，几近专业语言学的范畴，根本不是什么“基础”。
中国的基础教育在高考的统治下，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生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千人一面。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应用，学了12年汉语，错别字连篇，连一篇短文也写不好。
2005年高考后，有三个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和两名外教做了一遍高考英语试卷。结果只有三个及格，最高才91分。这说明，我们的英语考试只重视语法，而不能准确反映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3万名考生参加了外语口语考试，成绩普遍不理想，口语特别优秀的屈指可数。因为中小学不考口语，所以学了12年英语，却是“聋哑人”。不仅没有创造能力，连实际生活能力也没有，只会背书。可是你背得再多，背得过电脑吗？
其实美国中学生也有“沉重”的作业量，为什么并不厌学？美国教师上课，把学生的目光引向课外，介绍目前社会上的流行说法，然后让学生“海阔天空”。讲现代文学，让学生与美国知名作家对话，从各个角度去评论，思考作家对人生的看法。物理课让学生自己进行项目设计。北京八中少年班，四年完成八年的功课，而且体育课超过20%。主要是用“点金术”，把教材拆装组合，避免知识的重复，让学生自己学。这种方法，在美国普遍实行，小学毕业生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图书馆的计算机查找资料了。这样学到的是打“鱼”的方法，而不是把“鱼”做成鱼汤“喂”给学生。
美国约三分之一的两年制社区或初级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凭高中毕业证即可入学。但四年制的大学却要入学考试的成绩做“敲门砖”。在美英等国，考试已经成为一种服务性的产业，考试机构根据用户的要求设计并实施考试，向用户提供分数证明。大学入学考试每年一两次，试题由专门的出题公司出，全部是综合性试题，题量很大，总分1600分。学生从初一到高四都可以参加。年级低不吃亏吗？不用担心，年级不同，“分数线”不同。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成绩，还可以再考，选择你认为最好的分数。这种考试只是检测学生的智能和一般知识，用不着复习，哪像中国的高考要“备战”12年，一锤子买卖。
除了入学考试成绩，美国大学最主要的是要参考高中的成绩和排名。要进哈佛一类的名牌大学，不仅高中的学习成绩要数一数二，还要有文娱体育科技等特长，全面发展最好。除了班主任推荐，校方审批，送上一大堆学生的中学资料外，学生还要自己写申请书，相当于一篇开卷作文。由大学命题，学生构思、修改可以长达一两个月。不怕作弊吗？不怕，学校接到申请还要面试，是真是假一“试”就试出来了。
而我们严格的如同监狱般的高考，“做手脚”的事情几乎年年发生。偷看、递纸条、交头接耳，甚至用手机传递高考答案。某些校园里报酬优厚的“枪手”广告，山东某些地区的“助考公司”以“专业手段”诱骗考生舞弊。甚至发生过惊动中央领导人的湖南郴州、广东电白考场大面积的高考舞弊案。
为什么作弊行为越禁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
小学升初中和中考时都有大面积的作弊，甚至考场上教师公开让学生抄，因为学生的成绩关系到学校和教师的一切。为了方便学生抄，教师精心安排考场座位，一个好生和一个“差生”插着坐。可是，教师的“业绩”上去了，而学生却丧失获取知识的内在动力，形成扭曲的性格。联想到社会上的假文凭、假产品的泛滥，难道警钟还不响吗？
2000年7月17日，新华社发表新闻分析，考试作弊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让“一考定终生”尽快成为历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蓉教授说，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体系已经迫在眉睫。2002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企业眼中的学校教育”的调查，对学生的社会技能培养上表现最差。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汽车制造师”，也应该培养“驾驶员”，别拿到了毕业证，还不会“开车”。现在单位招聘，都要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工作经历，谁愿意要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也不会，还要白培训你半年？
美国的大学看重学生的社会活动，要求填写无偿为社会服务了多少小时，这需要从初中就开始积累。所以美国中学生业余打工，既增加了社会经验，也有利于自己以后的职业选择。就是在课堂，美国中学生也一样活跃。数学课引导学生模拟未来的生活，想像20年后的自己；为自己设计一张名片；从广告上找一所你喜欢的房子，试着用最少的钱“买”下来；填写水电费账单；“买”一个股票，注意它每天的涨落，看你是赚是赔。
而我们的学生除了会考试，还会什么？凭什么在社会上立足？
但“考官”认为，模仿美国高校入学考试不现实，穷学生只能参加一两所学校的选拔，成本太高，也难以保证高校自身的公正。可是穷学生为什么不能先打工再上学，或边打工边上学？为什么学费全靠父母？我们的大学也别只招全日制生，也可以招走读生、半日制生、晚班生或节假日生。毕业也别“齐步走”，像国际象棋大师谢军从199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学习，到2005年拿到博士学位，比正常情况多花了四年时间。
这不是很好吗？难道“考官”愿意我们的学生被“关”在教室服“苦役”吗？您要知道，鸟被关久了，还会飞吗？
中国人的创造力被谁“偷”走了
2000年高考，连续15年参加高考阅卷的柯素文（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二部中学教研室主任）说，今年语文试卷总的特点是注重考查考生的语言运用、文学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焦点是作文，基础分50分，另10分是发展分。作文题在体裁上除了要求与提示有关外，基本没有限制，甚至连诗歌除外的惯例都取消了，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了想像和展示个性的空间。但遗憾的是，出彩儿的作文很少，运用散文、日记体、辩论纪实等文体的凤毛麟角，更没有发现一个用诗歌体的。满分的大有人在，55分以上的也不少，但思维的雷同和创新意识的萎缩，使最应该有个性的作文成了“共性”，夹叙夹议的三段论式的“八股”占了绝大多数。
2001年4月，2000年全国青少年创造能力培养的社会调查公布，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正在失去创造发明的兴趣。11月24日，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更新教育观念报告会》，北大附中教师张思明说，我们绞尽脑汁，却给了孩子一双限制他们发展的“大鞋”。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中学生在学校做数学的时间是每周307分钟，而其他国家的学生仅217分钟。中国学生回家还要花四个多小时对付数学题，而其他国家的孩子在家学数学不超过一小时。中国学生为计算能力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去不复返的创造力，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
2002年11月4日，美国《新闻周刊》说，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中国中学生的高分和金牌让全世界赞叹不已。但中学时代似乎就是他们的巅峰时期，中国学者在现代数学研究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这样一个中学数学神童随处可见的国家，只能为世界提供大批合格的电脑程序员。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成为高技术的竞争者，就必须创造尖端技术，而不是单纯使用这种技术。
杨振宁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无论是普通大学还是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同样一类题目，中国留学生在中学时代已做过多少遍了。但胆子小，教师没讲过的没教过的，不敢想不敢做。教师提问题，所有学生的答案都差不多，而国外决不可能，10个学生会有20种甚至更多的答案。哈佛、牛津大学校长认为学生应该有创造性、广泛的兴趣、独立思考能力必不可少。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说，申请哈佛2万多人，还有2万被劝不要申请，只录取1600多本科生。不仅看学习好，还看有没有创造性。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广泛的兴趣，是一流的学生所必需的素质。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说，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教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中国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全国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研讨会上，专家认为中国学生的智商并不低，而科研创造力却明显低于英美等国家。在对中国和英国青少年的比较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的创造力远低于英国学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敢、不习惯提出各种问题呢？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有好奇心和创造力吗？我们的祖先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我们古代的小说《西游记》，多么大胆的想像！而现在，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被谁“偷”跑了呢？
杨振宁认为，中国教育把学生变成死读书的人，结果是习惯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更不敢怀疑和考证，因而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有创造性、有独立见解、有开拓能力的人才。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什么都整齐划一，就把每一位教师的个性与特点给“统一”没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50年代后中国的大学就没有个性了，大学里的教授也没有个性，没有个性的大学和教师能给我们的学生什么呢？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
新华社讯，我国城市儿童想像力和幻想课题研究近日完成，教育研究者认为，应试教育是阻碍儿童想像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总是告诉，就没有想像。胡卫平博士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教学方式，西方的教育注重探索，往往设计多种活动，而中国的教育使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记忆上。在应试教育的笼罩下，学生并不关心“能力”，而只关心“考题”。各种复习提纲、猜题、模拟成了主要的教育方法。那些爱好广泛、喜欢独立思考、创造性强的学生，早被高考领导下的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斩尽杀绝”了。
儿童时代是一段不可逆的宝贵时光
科学家是长大的“孩子”，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苹果掉在地上，牛顿由此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水烧开后壶盖跳动，瓦特由此发明了蒸汽机，使人类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陈景润上高中时，听数学教师沈元讲数论中的著名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由此奋斗一生，最终证明出“1+2”，被数学界命名为“陈氏定理”。国外一位大科学家，10岁时听教师讲另一个定理，顺便讲到“费马大定理”，从此迷上，终于解开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著名的美籍华人杨向中从小在农村放牛，幸运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又留学英国，被美国康州大学动物科学系聘为教授。他认为中国的牛奶产量太低，就专门克隆牛，现在成了世界著名的克隆技术专家……
好奇心非常重要，有没有创新能力，就是看有没有好奇心。世界大师都频频提到好奇心。好奇心是什么？就是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好奇心，5岁以前的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在儿童近乎荒唐的幼稚中，却常常蕴藏着真理和惊人的深刻。现代心理学证明，大脑的发育具有不可逆性。也就是说，童年是人生中极为宝贵而又十分短暂的一段不可倒转的时光，科学发现，零岁到两三岁，人的大脑神经元啪啪啪，长得非常快。这个时候，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婴儿第八周视觉开始发育，如果被蒙住眼睛，不到一星期就会瞎掉。早期是学习第二外语的最佳时机，学得晚，文法不可能达到母语水平。如果这时营养不良，缺乏教育，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比如狼孩，小时被狼妈妈“抚养”，还有阿韦龙野人，从小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虽然长大后回到人间，但他们的发音和思维等器官只能永远是“野兽”了。
就是说，好奇心只有在良好的环境才能长大。爱因斯坦曾批评压制儿童好奇心的旧教育制度，说孩子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失去对事物惊奇的能力。但机械的教育会扼杀好奇心。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很少失去对事物惊奇的能力，我自己侥幸发现了一些东西，例如相对论的建立，可以理解为由于我多少保存了一些对事物感到诧异的能力。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从学校教育出发继续前进，完全不加怀疑地使用牛顿的空间和时间公式的同时，我却尝试着对它的不信任，重新来考虑全部问题。
感悟力、审美力、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维）等，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创新教育的基本观念是，每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有巨大的创造潜力，但只有通过教育途径才能开发出来。美国布法罗大学曾对330名学生进行研究，刚刚听完一个学期创造性思维课程的学生，在产生有效的创见方面，与没听过的学生相比，平均提高94%。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完成的一项对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研究显示，高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降到最低点。爱因斯坦说，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标准答案组成的应试教育，毁灭的是创造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说过，中国教育主要是教孩子服从，不准叛逆，培养的是守业人才，结果失掉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
我们的教育用漫天撒网的知识把大多数儿童的好奇心“一网打尽”。应试教育以死记硬背和解题技巧为主，学生不需要独立思考和创造力。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中学生为什么能拿到世界级的“金牌”，而大师级的科技人才凤毛麟角的原因吧？
创新每天都在改变着人类
20世纪科技的飞速发展，得力于20世纪前25年间物理学的三大成就。爱因斯坦打破牛顿力学，创立了划时代的相对论。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创立了量子力学及原子核物理。从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到美国人从月球取回“一片月光”；从1901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克尼在大西洋两岸实现无线电传送，到一张光盘装下一座图书馆，一根头发丝般的光纤在不到一秒钟内传送《华尔街日报》创办以来的所有内容。近30年，人类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创新在综合化、产业化的同时，出现高速化，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计算机，甚至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而且现代科学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成了集体的“活儿”。信息和生物技术最终可能发展为神经技术，目前德国科学家已成功地使神经在集成电路板上生长。小型的传感器或检测器预测早期疾病，可以下载自己的基因图谱。现在吃药不用水，注射不用针，而是用生物贴片，或口腔崩解片，入嘴就化。南京鼓楼医院从国外引进无线胶囊内镜，病人吞服后，能连续拍下胃肠道不同部位的五万余张图像，医生由此看到了你的胃肠道，可以直接确诊那些长期原因不明的消化道出血、腹痛、腹泻等。
美国《时代》杂志评出2002年问世的40多项“最酷”的发明，像篮球一样可以“跳来跳去”的全能麦克风，塞在耳朵里的利用蓝牙技术的无线手机，“寿命延长”的肥皂泡，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制的没有发动机，没有操纵杆，没有刹车闸，也不需要汽油的疾驰如飞的汽车，“烧”剩下的“废物”仅仅是水蒸汽。美国宇航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制出一种像烟一样轻的凝胶，但成分却与玻璃相似，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世界最轻的物质。如果用在航天器上，无疑是一场“航天革命”。美国医学家研制出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的眼镜，将数码摄像机和电脑联结，由安装在镜片上的摄像头负责“看”，数字图像信号植入盲人的大脑中，这样，盲人就可以“读”出景象，并能分辨最基本的颜色。日本冲电气公司研制出由弹簧和微型发动机组成的会弹跳的机器人腿。
美国陆军士兵装备研究中心在波士顿西边的半岛有一个“疯狂”实验室，50多年中发明不断。为美国宇航局提供铝牙膏管的苹果酱，以及冻干色拉、三明治和冰淇淋。并发明了民用食品罐头、巧克力豆、速溶咖啡等食品的包装。坏不了的三明治，咸而浓的烤鸡配方，能保证在高温下三年不变质。戴在手腕上的语言指挥发射器，监测士兵生理指标的遥感装置，以电池为能源的冷热衫。像“智能皮肤”的新型纤维军装，能储存个人信息和医疗数据，还有能飞檐走壁的军鞋，以及安装在牙齿上的“手机”，代替护照的眼球识别技术等，并试图在人的眼睛中安装精微的夜视装置。以及像鸟一样振翅的人力飞机，太阳能轻型飞机，太阳能动力汽车，氢动力汽车……
靠着无穷无尽的幻想，一位名叫皮布尔斯的美国人结合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诸多特点，搞出了实用的旋翼飞机，创造出全新的飞行技术。大型客机将安装神经网络软件，它能“边看边学”，自动下达命令，保证飞机安全降落。199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利用仿生原理研制出微型“苍蝇”，100毫克的重量，不到3厘米的身高，却安装着很多传感器和微型摄像机，堪称未来世界的“超级间谍”。最近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小生物计算机由脱氧核糖核酸和酶构成，用显微镜才能看到……
面对这些“天方夜谭”，也许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而人家做出来了。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透，有时候我们真需要一点点好奇心。
有人说种庄稼要像打机关枪一样就好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种子枪。
瑞士的机械手表世界闻名，但电子表出现时却被瑞士手表制造商拒绝。电池驱动，没有轴承或主发条，又几乎没有齿轮，这哪能叫手表啊。而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在1968年世界博览会看到这个发明，立即认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经典创造，由此发明了准确实用、价格低廉的电子表，赢得了世界手表市场。
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发明了计算机，但他们拒绝与商人谈判，认为没有商业用途，整个世界也就几个科学家需要。大好的商机就这样被IBM、苹果电脑公司抢去了。
1861年德国人菲利普发明了传送音乐的机器，距电话的发明很近了。但因为电报联络已经很好，所有的德国通信专家都说没有市场。15年后，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发明了电话，成了亿万富翁，而德国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20世纪的发明数以万计，像不锈钢、空调、阿斯匹林、汽车、飞机、电灯泡、袖珍计算器、硅片、电影、心电图、传真、光导纤维、照相机、复印机、彩色照片、微波炉、基因工程、杀虫剂、试管婴儿、胰岛素、网络、激光、洗衣机、隐形眼镜、心动记录仪、地铁、冰箱、电子计算机、青霉素、避孕药、塑料、雷达、无线电、射电望远镜、放射疗法、核能、手表、人工肾、机器人、人造卫星、磺酰胺、超导体、信用卡、电视、电唱机、输血、录像机……这些重大发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可是有哪一个是中国人的专利呢？
你愿意把高考送进“坟墓”吗
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十个挑战，其中之一是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一位著名科学家说，上边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视科学技术，但群众的热情却赶不上过去。从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空缺。在过去10年里，摘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也只有“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两项成果。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连续六年空缺后总算有了一个突破。
创新，意味着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意味着对规则的突破。据有关方面报道，目前中国的创新人才极缺。专家分析，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指出，我们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国企业正在逐渐丧失创新的内力。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说，大家想一想，所有中国企业原创的技术有多少？几乎没有。别看“中国制造”闻名全球，产量达到世界第一的品种多达170多种，包括玩具、自行车、电脑显示器、鞋类、微波炉、空调和冰箱等，但中国的名牌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名中还是“零”。目前我国90%以上的西药是模仿。我国的钢产量逐年增长，突破了一亿吨，连年夺得世界第一。但大量低附加值的普通钢材供大于求，却不能生产高速铁路钢轨，造船用及海上钻井平台用的高强度钢板，小轿车用的新一代超轻型钢，石油开采超深井用的高强度钢管等高档钢材，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
在全球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技术为王的市场竞争特征越来越明显。据新华社报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值的65%与集成电路有关，高投入高回报的芯片业被称作现代“印钞机”。而中国信息产业规模虽大，却缺少“印钞机”。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技术，长期被英特尔、微软等美国大公司垄断，不仅国家每年要花费大量外汇，信息安全也难以保障。2002年1月1日，我国第一款商品化通用高性能CPU芯片问世，才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合众国际社纽约电，美国每年出售的新产品有七分之六是改进，七分之一是最新的研究。就是这具有革命性的“七分之一”为美国创造了三分之二的利润。而我国电子技术产品尽管连续多年居工业产品出口的首位，但前景并不乐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董云庭说，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高额专利费使我国电子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我国生产的DVD整机售价约为40美元左右，其中要支付的知识产权费21.3美元，目前这一做法已从DVD、彩电波及到手机、PC等其他产品领域。我们的联想集团生产一台PC，也就是赚一把大葱钱。我们辛辛苦苦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737。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永远只能挣“小钱”。
未来学家确信，21世纪将第一次把劳动力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多数工业国家的“蓝领”将消失，美国现有的工作岗位90%会被“自动化”取代。计算机的“疯狂侵略”，“逼”得人类不得不把终生学习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个自行车大国，自行车几乎是一贯制，两个“圈”夹一个“三角”。而国外的自行车千奇百怪，一个轮的，三个轮的，就是两个轮子，也一大一小，怎么新鲜怎么来。再看我们满大街的小汽车，都差不太多，一个型号居然能“稳定”几十年。我们的房屋，倒是越盖越高，但还是沉重的“砖瓦”，能源消耗高，为什么不发展新型的建材呢？我们的天津守着大海，却老是缺水，早些年引滦入津，现在又不得不引黄河水，为什么不发展海水淡化呢？海水淡化成本高，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借太阳能呢？还有为什么不能搞出人造木材呢？一时搞不出来，“胡思乱想”总可以吧？
如果不创新，就只能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行。
在2004年春天发布的欧洲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只有500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芬兰靠着诺基亚公司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2003年至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同样高居榜首。这个十几年前的穷国，凭着教育和科研这两只翅膀成功起飞，由此创造了“芬兰奇迹”。
早一天把高考请进“坟墓”，我们的中小学生就早一天“解放”，我们的祖国也将获得两只飞翔的翅膀。
作者简介：
舒云，原名贾舒云，女，安徽宿县人，1969年8月赴内蒙古兵团，1972年参军，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聂荣臻传》（与人合作）、《中国十元帅聂荣臻》《开国纪事》《从西柏坡到中南海》《啊女兵》《界碑恋》《红都纪事》《石破天惊》《大将罗瑞卿》《百战将星杨勇》《南国春早》《金鸡啼晓》等。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在高考的统治下，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生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千人一面。现行高考制度，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
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很多人说，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高考“死”过，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是这样吗？教育专家杨东平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辩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随着全民性的大讨论。当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方案，而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像1977年那样，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热情。
《北京文学》展开语文大讨论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一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忧思中国语文教学”的研讨会。20多位与会者，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范大学教授、教材审查委员等，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一位中文系教师说，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岗位上，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师说，我备一次课，能管十几年。教材的陈旧、落后，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语文在中小学所占课时最多，问题也最多，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真是忍无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终于爆发。《文艺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都行动起来了。《羊城晚报》连着一个星期头版头条，第一天通栏标题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成了过街的“老鼠”。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立“竿”见影，取消了一点点“魔鬼”题。
但是距离真正的高考改革还很遥远。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语文报》发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题有多么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大学教授如此，作家呢？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王蒙曾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振宁说，如果按现行的高考评价，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学生。
毛泽东在60年代就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突出，有些考题的刁钻和答案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测试学生对课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题者和应试者之间的“战争”。说句不客气的话，高考语文比八股文还厉害，除了大量的“死知识”，还有“恶毒”的“弯弯绕”，已经到了语言学家都瞠目结舌的地步。语言本来富有“弹性”，就是数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黑白之间有大量的中间色，怎么可能不是黑就是白？可是为了适应计算机阅卷，“语文”也成了“数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考生如果没有大量地做各种题型，掌握解题技巧，很难拿到高分。
从1984年起，高考语文年年有阅读题，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科技说明文多为科技领域的新理论新成果，社会科学方面多为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专著，古文则从史学古籍中“扒”。即使专业大学生，也只能“囫囵吞枣”，可出题者却喜欢钻“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罢休之势。
有一道题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绿》，要求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选择“梅雨潭”，但正确答案是“梅雨潭边”。还有一道题要求选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献上并没有定论，让高中生怎么回答？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三题，是一道标点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专攻语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无奈地说，考题出到这份上，我们只有举双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语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灵活题，要求考生用“时间”做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30%的考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这样的句子统统满分。而写时间好比手中的沙子，从此不再回来。时间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虽然文笔上挑不出毛病，那也是零分，谁叫你的人生观这么灰暗？某小学以《春天》为作文题，有学生写春天并不好，有沙尘暴、细菌流行，受到教师的严厉批评。人民网的网民说，如此教育“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胆敢说“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对联题，上联“扫千年旧习”，某考生对出的下联是“娶美国老婆”。阅卷教师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幽默，也合情合理，给了满分两分。专家不同意，吵了起来。阅卷组长为了照顾专家的面子，说给一分吧。总之，你想语文得高分，首先要放弃独立思考，作文更是出自一个“模子”。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高考试卷，谁敢“赌”自己的命运？
高考语文不仅以学生为“敌”，也以教师为“敌”。“考官”对命题的难易程度只参照考生答卷，却把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扔在一边。实际上，高考题的过难过易，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极大。可高考命题者根本不理睬高中，只有一个早就脱离高中一线的老教师做“顾问”。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试管理部门的意见，而把最有话语权的高中放在“当事人”回避的位置。
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圈，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
可是，高考的残酷远不止于此。你就是跌跌撞撞走进考场，却不一定能闯过“鬼门关”。不要说北大、清华了，重点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省重点中学，而一般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少数质量较好的一般中学的优秀生。也就是说，全国一万多所中学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陪绑”。就是逐年扩招，最后还是要淘汰一半的高中生。学校为了保“尖子”，只能“牺牲”大多数。普通高中也很有自知之明，高考20％的难题那是为重点高中出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中低档题。不少普通高中的教师对学生“实话实说”，掌握课内的内容能让你毕业，但不能保证你上大学，有条件自己补课去吧。成绩提高可不是三天的事情，您轻松了三年，想在三个星期把成绩提上去，做梦去吧。高考使60％以上的高中生处在没有信心和丧失自主权的状态下，破罐子破摔，因为再读也是差生，也考不上大学。大批的学生以失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谁知道被“筛掉”的心情和命运呢？
在高考“说一不二”的权威下，中小学怎么能不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呢？考了还要排座次。高考这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学生头上，怕考不上，怕考不上好大学，怕考不上理想专业。“坏”学生怕，好学生也怕，就是第一名也不敢“高枕无忧”，后面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假如取消了高考，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将消失，各种辅导书和模拟试卷将成为垃圾，我们的孩子将有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民间对高考的口诛笔伐，一直未断。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取消高考。1988年，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呼吁取消高考，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
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考忧思录》，又有人提出取消高考。
近年来每年春天的“两会”，教育都是热点。1998年3月14日，《羊城晚报》采访“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把应试教育归于高考，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明确提出取消高考。这一年的《粤海风》刊登大学教授孙绍振的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要求立即“枪决”高考，不能“死缓”，更不能“无期”。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高考的种种弊端，不仅让老百姓谈“虎”色变，就是“考官”也心照不宣。是把住大学的“入口关”？还是“出口关”？如果不靠“分”，必取决于“权”和“钱”，导致腐败。权衡来权衡去，实在是“无奈”啊，“考官”还是“狠心”把住“入口关”。所以大学的“出口”毕业分配改了，不再由国家“包销”，而是推向市场，但招生制度“涛”声依旧。
为什么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95%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将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士、博士后。即使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入学率也才15%，而且十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教育部某副部长说，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大家说高考不改革，一切都难推进。可高考怎么改呢？目前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居世界首位，全国的小学生一亿多，中学生几千万，而大学生只有几百万。这样一个基础教育同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严重失衡，怎么改变也是一小部分人上大学。教育体系的整个结构不改革，高考很难有根本的变化。
是啊，在“考官”眼中，谁叫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么大呢？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数，大学当然会敞开大门。可是，中国的教育市场是不是有些“虚”呢？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世界性的现象，千方百计“抢”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被几个发达国家所瓜分。1993年，美国“收获”留学生的学费68亿，留学生支出的生活费估计38亿，合计超过100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称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产业。1993年，英国因留学生收入近50亿英镑，澳大利亚则每年都在20亿澳元以上。据统计，美、英、法、德、俄、日、澳、加、比、奥等10个国家，每年度招收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万，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印度及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世界各国早就意识到了，而我们的“考官”似乎无动于衷，任凭我国在全球人才大战中处于劣势。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不仅没有“抢”来更多的留学生，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把滚滚的金币拱手相送。我们的大学呢，被政策卡住脖子，只能严格按指标招生，“心甘情愿”当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供不应求是人为的。政策规定的学费远少于实际培养费，只占25%，大学招一个赔一个。难怪高校对不来报到的新生，或因某种原因退学的学生毫不心疼呢，招得越少，赔得越少。
留美学生胡学华曾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一封信，提出打破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院。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教育部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
如果解开“绳索”，你看中国大学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这种人为的供不应求，无疑给了高考一条生路。所以尽管那么多的人都看出高考“坏”透了，也只能对高考“咬牙切齿”，却没有人敢把“皇帝”拉下马。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取消高考，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先向高考“开刀”，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式。结果怎么样，比应试教育更糟，走后门成风。结束十年动乱，1977年高考又是开路先锋。加上1978年，考生达到1160万，空前绝后。一时没有那么多印试卷的纸，搬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刚刚“活”过来的高考还没有后来那么“恶”。可考生太多了，政审和体检能淘汰几个？随着“水涨船高”，只能不断加高分数这个“堤坝”，高考的“毛病”就这样越来越多。谁都不否认高考要改革，但改革太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也不可能马上拿出一个灵丹妙方来。还是要面对现实，就像鲤鱼跳龙门，面对同样的高度，毕竟有那么多的考生“跳”过去了。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还需要“范进中举”这样的悲剧吗？
高考试卷为什么这么难
按说无论什么考试，难度都不应该超出教学的范围，但高考例外。
由于入学率太低，高考试题必须高于高中毕业的水平。据说高考只有40%是高中课本上的东西。高考明确说了，我们是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必须有相对难度。现在社会上说高考过难，是指绝对难度。其实我们高考并不追求绝对难度，要的是区分度。但没有相对的难度，也就没有区分度。曾有几个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降低高考难度。结果某省本专科的录取线仅差一分，一般中学乐了，而重点中学非常不满，不是白点灯熬油了吗？所以高考的“难”是要拉开距离，特别要在20％上下拉开距离。一般说，一个班中优秀生只占20％, 中等生和差生各占40％。也就是说，高考试题的水平或难度，是由全体考生，特别是成绩最好的20％左右的考生水平决定的。
高考也难啊，一盘“菜”怎么能适应东南西北的胃口？题“高”了，一般中学搭梯子够不着；题容易了，重点中学却“吃不饱”。像1979年的高考化学，1982年的高考物理，1984年的高考数学都过难。1985年高考数学又难了，全国一片骂声，只有北大数学系说好。
高考恐怕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吧？别看你考了高分，你还不能保证就被第一志愿录取。高考是用每个考生的相对位置来解释考分，就是说，不是看你的分，而是看你的“位置”。为什么中小学热衷于“排队”呢？就由此而来。你要参加所有考生的大排队，由此确定自己的“位置”。如果幸运的你在分数线以上，还不行，还要看所报学校的考生成绩。越是报名校，越容易意外。名校名额就那么多，你优秀，还有人比你更优秀。你想避开也避开不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和你“挤”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有一年某一热门专业只招收8人，而某所中学的一个班就报了24人，扎了堆，无形中把录取分数抬高了20分。人家大学招够了，你分数再高有什么用，你还是乖乖地当“孙山”吧。
“残酷”就在这里！考试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考生的群体水平越高，则绝对难度越大。高考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尽量降低水平，竞争激烈是因为你们考生水平太高了，谁叫你们动不动就考600多分的？可是高分是如何来的呢？一位考上北大的天津市理科第一名说，她曾在高二的暑假把过去10年的全国高考数理化试卷连做了三遍，从早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睡一会儿。凭着这种“英雄”气概，她高三的月考成绩稳定在650分以上。即使这样，她仍不能保证全部答对。
1991年高考政治题第48题要求考生用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伯特·费默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把实际的政治、经济权力割让给大众”。这句话是反映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典型言论，而相当多的考生误作无产阶级民主观。不要说听听题目都晕的一般人，就是专家也认为，此题内容跨度大，综合性强，考查的能力层次较深，是整个试卷中的难题。
有一份模拟高考的高三政治期末试卷，五大类47道题，卷面字数一万字。一道论述题，让学生运用知识，结合给的几个具体材料评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么大的题，博士生不耗费时间找资料也答不全。
1993年高考政治卷，满分150分，北京市考生的平均得分73分，最高的四中平均分也只有95分。“考官”承认，这一年高考政治题的难度超过了同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社会上老是嚷嚷高考太难了。
1998年4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现行普通高中数学、物理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意见》，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加快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决定删减数学、物理两科的部分教学内容和降低部分教学要求。从这一年开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数学、物理的命题均以本次调整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为依据。
但是化学的难度蹿上去了。1999年3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衡山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的文章。近十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高考科目和命题难易都进行了改革，原来考七科改成3+2，再改成3+X。表面看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命题的深度、难度都加大了。1997年、1998年高考化学试题中占总分30%的信息给予题，其原材料来自大学教材，考生要完成这些试题解答，必须达到大二化学的水平。
玩命做题的考生们，辛辛苦苦的高中教师们，提心吊胆的家长们，你们总算明白了吧？光围着课本转，使出吃奶的劲，也不可能在高考中胜出。其实，“考官”们与考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与考生为敌？高考命题不能重复，只能越来越偏，越考越难。专家承认，现在的高考题比刚恢复高考的1978年难多了，量也增大了许多。1990年高考试题量比1979年增加了一至三倍，各科试题的覆盖面也从过去30%至40％增加到70%至80％。
“化学难”曝光后，2000年高考化学的题量压缩，难度也有所下降。
2003年高考试卷取消了数学试卷里的三角形式和乘、除、乘方、开方、二项式定理及二项式展开的性质等，英语试卷里的短文改错等内容，突出对应用能力的考查。
近几年各科难度掌握在55％左右。“考官”认为，因为题量多，考生丢分不仅在难题上，更多的是丢在中等难度和简单题上。2005年数学试卷主观上为降低难度，紧扣大纲，选择题的题量也有所减少。但是今年的高分考生比往年少了不少，看来考题究竟难不难，不是“考官”说了算，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983年以来，大学入学率逐年提高，1986年达到18％。1992年300万人参加高考，招生75万多。1999年高考首次扩招，以后又连续几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100万，比1990年翻了一番，“独木桥”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北京连续五年的高考录取率维持在70%左右，近几年达到75%。但从全国来说，高考录取率还只是考生的一半。
谁叫你赋予高考选拔功能的呢？不拔高考题行吗？如果像高中会考95%的及格率，高考可就彻底砸锅了。
高考题是如何出笼的呢
每年高考，全国2000多个县同时设立考场，有如盛大节日。
在中国，可能再也没有比一年一度的高考更一呼百应的事情了，真正是全民总动员。农村考生由学校组织，住在县城。汽车公司开设临时班车，商店设立临时摊位，电视台广播气象预报，工地停止噪音，医生和救护车守在考场……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给高考让路。
各省、市、自治区由副职挂帅，教育、人事、公安、卫生、交通、商业等各主管部门的领导组成招生委员会。高考试卷的印制、运送、保管、交接等享受国家绝密级的待遇，由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负责。刑法第186条规定，高考试卷如果泄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每班三人日夜看守，如发生泄密应作为大案立即上报。
因为是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是录取的唯一标准，所以命题非常重要。高考命题也难啊，考题不能老面孔，还要考出水平，体现出区分度。稍有“闪失”，社会上马上“万炮齐轰”，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命题权集中在国家教育部手下的考试中心，有一个专门机构设立高考命题组，由各学科的权威组成。每年春天集中到一个秘密地方。您瞧，不但考生和高考试卷要“蹲监狱”，命题者也逃不掉，要一直“蹲”到高考结束才能“放”出来。有一年高考命题组被“关”到镜泊湖的小招待所，空气潮得不行。看不到电视，报纸是几天前的，名副其实“蹲”了半年“监狱”。以后有了题库，就好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高考试卷基本上还是科举以来的传统形式。命题由少数人“突击”，试题没有客观的、稳定的、可比的标准，水平也不稳定，或者过难或者过易，打击了中学与考生的积极性。而且题量小，题型单调，覆盖面窄，容易押题，导致死记硬背。1999年高考公开征集考题，命题指导思想以知识为主改为以能力为主，注意考察基础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综合应用性的内容，基础科考察也要突出综合素质的要求。
高考试卷主要是人工阅卷，费时不说，还容易出错。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出现了多重选择题，这种形式的题量大，覆盖面宽，很难押题。由计算机阅卷，既快又准确，被很多国家采用。我们的高考也引进了这种标准化考试题，“主观题”逐年减少，“客观题”越来越多。但“客观题”也招来了大量僵化的非议。
别看高考如此严密，也有不少的“花絮”。1990年是实行全国统考以来泄密较多的一年，试题多次被盗，河北有六科，黑龙江、上海、甘肃、四川各有一科。特别严重的是华东六省联合印制考题的安徽海峰印刷厂，全部试题和参考答案的汇编7月3日被盗，直到10月6日才报告安徽招办。江西也发生答卷被盗、被毁的案件。
还有更离奇的，湖南某考生潜入阅卷现场更改本人答卷。
某年某市，少了一页高考语文试卷。高考命题组语文科紧急集合，用一天时间拿出一套全新的高考语文题，某市考生马上被通知重考语文。
某年某省，高考试卷丢失，马上被列为全国特大案件。原来北京的“考官”押着高考试卷的纸型，到某省警卫森严的军工印刷厂印刷。刚装上，停电了。只好另找一家，“考官”刚要上车，看见一位老人摔倒，急忙去扶……车开了一段，“考官”发现怀里的“宝贝”不见了。这可非同小可，全国几千万张高考试卷快印好了，重印肯定来不及。国务院、国家教委、公安部迅速成立侦查组，找到那位摔倒的老人。老人有癫痫，不是预谋。这时有位老工人来投案，他看见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是高考题，问了几个亲友，没人考大学，想抄下来寄给外省的亲戚。被儿子发现，赶快把高考试卷送到公安局。案子水落石出，北京这边才松了一口气。捡到高考试卷的父子被接到招待所“软禁”，等全国高考结束“放”回家。为预防万一，某省高考换上备用的B卷。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
按“考官”的说法，再也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了。高考是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神圣不可侵犯。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任何一种公平都包含着不公平，高考也不例外。中国的高考是淘汰制，而且只是考书本知识。考生十多年的汗水，几小时评定，全面吗？合理吗？高考还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答题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本来面貌。考生对考试内容的熟悉程度，临场发挥及身心健康等都制约着考试结果。从考题来说，是否有代表性，分布是否合理，试题编制、试题语言是否准确，标准答案、考试过程、评分等等环节是否有误差，都能浮动考分。再就是模糊性，数学上相差几分就四舍五入了，而高考差一分，能差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也没准就被“枪毙”了。
尽管社会上对高考骂声多多，但分数“说话”，总是相当程度上的“公平”吧？有专家指出，高考按总分录取，似乎是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淹没了不少有特长的人才。上海一位学生成绩优异，却因几分之差被高考拒之门外，中学校长几次推荐未成，以后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并发给全额奖学金。
考试录取上也不公平。同一份高考试卷，同一个标准答案，为什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分数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目前国家重点高校的录取指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李成文说，不同省录取比例悬殊，河南考生多，招生名额有限，分数线居高不下，前几年比发达省高出100多分。有门路的就高考移民，把户口转到高考分数线低的省份。
按高考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照顾20分。于是，假少数民族，假三好生、假优秀学生干部，假体育证书都造出来了。
高考题会不会出错？专家说，几乎每年都有错题，却从来不向考生道歉。像改错题天“随”人愿，答案“随”应作“遂”，但是“随”也不能算错。
高考也有自己的苦衷，既然是全国统一考试，阅卷也必须全国统一。每年全国抽调近十万教师（研究生）阅卷，耗资近千万元，质量也很难保证。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出错怎么办？虽然各阅卷点都有标准答案，但“尺子”需要人掌握。参加多年语文阅卷的中学语文教师王大绩说，阅卷看似公平，可实际办不到。也不能怪他们，36个人在四五天内判2.6万篇作文，平均一分钟“过”一篇，还要包括四个单项的分数计算、登记签名，怎么可能字斟句酌呢？某省近30万份试卷，10天时间，180位阅卷教师，每人每天要“消化”350篇，“吃”一篇800字作文的时间是一分半钟。据知情者透露，阅卷教师由指定的高校聘请，由于经费有限，每个省才聘一两百人。对阅卷人的培训也是走形式，没有统一的资格认定。只是按试卷数量把阅卷人分成若干组，每组成员集体熟悉标准答案，试评几十份，就算是培训了。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老师说，河南省的语文阅卷教师300多人，评卷时间8天，不算复核，每人要过手700多份试卷。平均一份卷子不足5分钟，哪有时间“咬文嚼字”。1998年报载，阅卷教师说，卷子“流水”一样从我们手中飞速流过。100多个阅卷教师要判将近5万份试卷，而时间只有7天，平均四五分钟要“过”一篇作文。有什么办法？每天在高热中阅卷6个小时，普遍腰酸，脖子硬，肩膀痛。后来脑子木了，连感觉也迟钝了。
一篇作文的好与不好，总是见仁见智。而阅卷教师在高温下，面对令人昏昏欲睡的“八股文”，早烦得一塌糊涂了。只能“大体”上掐头去尾扫中间，凭感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给个保险的“中间”。
多数的阅卷教师并不欢迎“个性”，“个性”怎么给分？给多少合适？
也不知道有多少未来的“珠”就这样被当“鱼目”扔掉了。1998年7月，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张某参加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深为阅卷的马虎忧虑。阅卷组组长说，每年都这样。参加过阅卷的教师讲，我要对我的学生强调，作文要拿高分，字要写得好，还要烧高香。
1999年，5万多份高考化学卷运进北京师范大学临时阅卷点。阅卷强度大，时间长，又正值盛夏，很容易因疲劳发生阅卷错误，工作人员希望获得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谅解。
可每一份试卷的后面都有考生12年的寒窗和父母期待的目光啊！
高考试卷为什么不发给本人
也许上面说的是“老皇历”。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2005年的44万份高考试卷在七处高考阅卷点由2000名阅卷教师评阅。语文和外语阅卷组规定，阅卷人员要熟悉试卷的答案和评分标准，研究考生不同的答题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评分标准。先试评几天，评阅2000余份试卷，阅卷组长会随时抽查。所有主观性较强的试题都由有多年教学和阅卷经验的老教师负责。“高分”和“另类”作文必须经过阅卷组长过目。每篇作文的评阅在4分钟以上，至少要经过三位教师。每份试卷都要复核，是否有漏判、误判、错判，精确到0.5分。广州高考阅卷有“两评”“三评”，先“两评”，两个阅卷教师背对背判，取平均值。如果差7分，由组长再进行“三评”，允许差错率在万分之三以下。
如此“天衣无缝”，考生、教师、家长该放心了吧？不放心！虽然万分之三的差错率已经很低了，但北京市的高考试卷中还可能出现100多处错误，谁摊上谁不倒霉吗？别着急，近年来高考允许查分。2005年高考规定，如果考生对自己的分数有疑问，可在6月26日、27日申请复查。据报道，因为自己估分和实际考分有较大的差距，有三四百人申请复查语文。可惜白白忙活半天，没有一个错。
这样的复查是不是走形式呢？高考试卷的一卷由计算机判，由市高招办将答题卡复印，通过区县高招办交给本人核对。高考试卷的二卷由区县高招办负责复查。按照有关规定，阅卷的评分标准和阅卷教师的“手松手紧”均不在复查范围内，复查仅限于试卷内大、小题目的分数有无漏登、错登、错加和计算机有无错录等。当然，考生也别光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得为“考官”想想嘛，因为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不可能复查分数占较大比重的主观题，更何况考生的有些答题，阅卷教师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呢。由于阅卷者的水平不一，又缺乏控制阅卷质量的有效方法，不是“左”了就是“右”了。王大绩老师说，1993年分析高考试卷，我发现分数相差非常大，同一水平的作文能相差15分。试卷按自然班编考号，其中一个班的女生作文大都在50分以上，而同班的男生全都在50分以下。因为男生女生分在两个考场，由不同的教师阅卷，标准掌握不一样。
有人统计，目前中国高考的“标准误差”为16分左右。
可是，为什么不把高考试卷发给考生本人？为什么高考试卷交上去，就埋进了“坟墓”？考生12 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来“监督”呢？当过学生的人都知道，每次试卷发下来，总会有同学挑出“刺”，从而高高兴兴地找回属于自己的分数。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嘛，更何况高考的分呢？如此铁面无私的计算机判一卷还可能有错，要反复录入两次，更何况人工判的二卷呢？虽然答案公布了，但你见不到试卷，只能跟着感觉走，何公平之有？
高考敢喊“公平”“公正”，为什么不敢喊“公开”？而良好的考试制度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开”。没有“公开”，还能有“公正”和“公平”吗？
高考阅卷的不公平，不仅是对高考生，也是对中学教学的不公平。
谁没有经过高三，谁就不知道“地狱”
走过高三的人都知道，高三比大学难十倍。
教育部明文规定，不能用假日补习，加班加点等延长学习时间等不正当的手段来提高考试分数。不能提前结束教学，不能不教高考不考的科目。可是怎么行得通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高中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结束教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开始“演习”高考了。不仅天高皇帝远的外省高中如此，就连北京的某重点中学也一样提前一年结束会考，开始“炒冷饭”。
既然高考是高中的唯一目标，高中怎么能不追求高考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三是一生中最苦最累的一年。这里有一份高三的作息时间表：5点40分起床，5点50分早操，6点10分早自习，7点开饭，7点40分至11点50分四节课，12点午饭，12点40分至1点50分午自习，2点至6点四节课。6点晚饭，6点40分至9点10分晚自习，9点30分熄灯。光“冷板凳”就要坐12个小时还多，可是住校生谁半夜不打手电，不钻厕所，不站在路灯下“加班”呢？这又要“霸占”几个小时。所以一天除了狼吞虎咽的三顿饭和几个小时的睡眠，就剩下茫茫的“题海”了。
你不拼命，怎么“游”进大学的校门？
看看书店里包括密封的“高考试卷”在内的复习资料铺天盖地，你就知道高三要背负多么沉重的“书山”了。一位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陕西女生说，高考后，她的复习资料按几毛钱一斤卖废纸，卖了100多元，收废品的乐得合不拢嘴，拉了满满一板车。
日本《朝日综合研究》报道，中国学生徐某每天放学后补习两小时，晚饭后很快睡觉，夜里10点起床，学习到凌晨3点以后，再睡两小时的“回笼觉”。不把睡眠分成两段不行，吃完饭就困迷糊了。高中生李某用日语对记者说他很“可怜”，从来没在零点以前睡过觉，睡眠总是不够。中午也在学习，下午放学补习到晚上7点。在同学中，他还不算最用功的。
一位高二生自述，我家离学校远，每天5点多就起床，7点以前到学校早自习，午饭后还要自习，晚上到家七八点了，进门先吃饭，然后睡一小时起来，写作业到凌晨1点多，再睡到5点多起床。某重点高中的教师说，都这样，我女儿眼镜早戴上了。晚上7点多回家，吃饭睡觉，起来做题做到2点再睡，四五点起床，一天睡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一位母亲说，儿子上高三，还不算用功，但也是日复一日早上6点多到校，晚上6点多归来，吃过饭又趴在桌子上，直到夜里10点多才上床，连到外面散步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儿子讲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吃午饭，把菜往米饭上一扣，用勺一拌，不管菜里有多少肥肉多少油，一分半钟吃完，然后坐在那里继续学习。
一位高三生说，我能熬过来，归功于“掐手”和“风油精”。往往上午第一节课，我的眼皮就打起架来，脑子里空白一片。被同桌一掐，才清醒许多。下课铃一响，趴倒一片，再上课，睡眼惺忪赶快抹风油精。班上几乎人手一瓶，用久了都成了“瘾君子”。
到高三，尤其是最后冲刺的高三下学期，综合测验、期中、期末、会考、一模、二模……每天除了考试，就是考试，回家还有一堆厚厚的卷子。重点中学更是“魔鬼”式学习，与高考无关的一切全部删去。有的高考“状元”说自己按时睡觉，要不是天才，要不就是骗人。没有十分的耕耘，怎么能有十分的收获？北京某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早上6点15分到校，中午不回家，匆匆吃完饭，接着做题。说是下午3点多放学，但实际上加课，回到家还要看书到12点。河北某县中学，有的高三生家就住在只要走十几分钟远的地方，却只允许一个半月回家一次。学习紧张时，天天有90分钟的大课，教师一天下来嗓子哑了，学生则不停地记笔记，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脑袋都要炸了。每传来一套题，都抢着做，还没做完，另一套题又来了。做了大量的题，才发现都是重复，真正有价值的没多少。大大小小的考试多了，但每天必须有一次高考模拟，严格按照高考程序。考题来源广泛，题型复杂，不论考好考不好，大家都没有欢乐，发呆的，拍桌子的，踢门的，大嚷大叫的……似乎都感到一种无聊。因为除了“分”，我们什么也没有，整整12年全“献”给了高考。
2000年3月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一封家长来信：女儿考上省重点，全家高兴无比，但很快一种从未有过的学习压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女儿从中学起一直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但现在却不敢竞选班干部，连课外活动也不敢参加，只怕影响学习。每天学到后半夜，只睡4个小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太困了，我眼睛疼。而教师说学吧，高考后一个星期就休息过来了。我真担心女儿能否承受如此压力，能否健康地走出高中这块“沼泽地”。
一位高三生说，学习就像一笔“高利贷”，越背越沉，高考无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不敢去想万一考不上大学，社会舆论、家长和同学该怎样埋怨和嘲笑，只能“破釜沉舟”。为了高考，我们都成了“机器”。那个本该阳光灿烂的18岁，就这样在恐慌与焦虑、疯狂与麻木中慢慢消失了。
高考，你知道你的“罪恶”吗
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终于姗姗来临了。
一位考生写道：考场如刑场，我怕……
济南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作文中写道：随着时光一天天的消逝，我的恐惧感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在决定命运的黑色日子里，我看到一个“幽灵”在我的头上徘徊。
一位考生写道，深夜有一个蒙面人抢钱。夜行人说，你杀了我吧，这个世界我早就看透了。因为我的成绩差，考大学无望，在学校教师讥讽，同学嘲笑，在家里父母打骂。我虽然是个人，他们却从不尊重我的人格，不愿给我一个笑脸。我每年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生活在自卑之中。你想一想，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明天高考，我希望每年的今天都是我的死亡纪念日！
一位考生在高考前一天给报社写信，我打开语文书，满纸满页都写着“吃人”……即将奔赴“刑场”的我们，将与“夏瑜”同样血溅于“康大叔”的横刀下……我们想逃学，我们想自杀，我们想出走，老师，救救我们吧。
说起时隔三年的高三，山东大学一位大三学生仍然心有余悸。上了大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高三的日子就像桌前那盏台灯一样彻夜不“熄”，背啊算啊，仿佛坠入“空洞”，心中充满莫名的恐惧，不知道昼夜旋转的“考试机器”会转到什么样的目的地。为了上大学，值得吗？考上又怎么样？可一想到父母这般年纪还围着自己忙前忙后，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便不敢再胡思乱想下去。不拼命你对得起谁？每位同学都绷到极限，一触即断，哪敢想“万一”？有时真想死了算了，连自己都被这种念头吓坏了。
一位大学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回忆高考，那时我“疯”了，可“疯”了的又岂止我一个。坐在我后面的女生在倒数100天时，笑着笑着就哭起来，那表情令人一辈子难忘。同学们都变了，像斗鸡，更像狮子。那时我满眼血丝，看见东西就想砸，看见人就想打，莫名其妙就打了人，差点儿背了个处分。教师也快“崩溃”了，时常“骂人”。我们都是夜里一两点睡觉，而早上四五点就火烧屁股般滚下床，然后“精神百倍”地去“啃”书本。靠药物维持体力，一夜间就做完整整一本练习册。中午省下吃午饭的时间，用来做几道选择题。长时间的用脑，我们也学会了“偷懒”，上课只带“耳朵”，反正“眼睛”没多大用处。我们的“屁股”也大有长进，可以从早到晚“钉”在椅子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丢失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活跃的大脑。
不是为考大学，谁来受这份“洋罪”？一位高考生说，我失眠得厉害，有时两三个小时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就想哭。高考完了，我非把课本都烧了不可。
都说考生苦，可谁知家长的心更苦呢。一位高二的学生家长说，家有中学生，日子不好过。一位大三的学生家长说，回忆那段“艰苦岁月”，仍阵阵心痛。那“独木桥”，孩子是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而家长则是“蓄谋”已久，那十几年的寒窗之苦，岂止是学生呢？终于到“最后一哆嗦”了，高考前三天，女儿却突然发起烧来，越烧越高。等女儿强打起精神考完最后一门，体温正常了，而我的体温倒“蹿”上去了。
武汉一位大学生说，高中三年，一切围着高考转。我从高一就开始研究高考题，揣摩考试方法。复旦大学一位大二学生说，一进高三，我们就与世隔绝。怕玩物丧志，学校把篮球架也拆了。我这个学生会的干部，也自动“退休”。高考最后一门考完，下起了小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眼泪，我想我终于“自由”了！
带着这种扭曲的心情上了大学，又怎么样？教育专家杨东平说，很多大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形成庞大的逃课族。据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在20%左右，公共课逃课率在50%以上。陈旧的教学和教材，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大学成为后中学时代。
高考的“剑”悬在中小学头上
在中国，学生是“羊”，教师是“羊倌”，而高考是教师手中的“羊鞭”。
高考这根“羊鞭”，“抽打”的是中小学教育。
我们中小学课本的难度之高，学生的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世界之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承认，目前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内容深而窄，难度为世界第一。小学数学课本高出国外两个年级，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则远远落后欧美。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课程改革，中小学课本被狠狠地难了一把。国外70、80年代进行过几次调整，难度有所降低。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课程的改革成果，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编写了一套新的教材，以后也几次调整，却始终舍不得把难度降下来。有专家认为，降低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就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素质，贻误一代青年。
可是我们的专家知道吗？您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可能吗？您知不知道，可怜的小学生一进校门，就没有了“天亮”，考试成了学校的一切。有调查显示，小学生每学期考11次，初中生每学期考26次，中小学生几乎人人都有过“考试恐怖症”。虽然上边三令五申不准“排队”，但“各庄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谁叫高考“排队”呢？
过去高考的压力“压”在高中，现在大学的考题下放到高考试卷中，高中下放到初中，初中下放到小学。小学二年级恨不得把五年级的内容招呼上，我们的孩子怎么能不课程多，作业量大呢？中小学生中约30％感到学习压力太大，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只有昏天黑地的考试，学生的聪明才智都被“烤”糊了。
一位教学一线的教师说，我真为中国教育悲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场考试。
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唯有考试“野火烧不尽”。自从50年代初全国统一高考后，高考就成了教育的“领导”，基础教育逐渐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恶性循环中。现行的教材完全不考虑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从头到尾讲都讲不完，哪有讨论的时间，只能满堂灌。绝大多数学生除了听课、做作业、背现成的答案，不会思维，不会提问，也不会查阅资料。虽然素质教育喊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考分第一的高考“稳坐钓鱼台”，只能雷声大，雨点小。
衡量高三教师的水平，是高考升学率。没有高的升学率就没有源源不断的“择校生”，这关系到学校的知名度，校长的升迁，教师的福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赞成择校生。中小学的校办工厂早就绝迹了，择校生才是滚滚的财源啊。光赚不赔，天底下哪找这种买卖？目前择校生已经渐渐合法。如果大学招生也“松绑”，那大学校园里的创收也会绝迹。
某中学高考“剃光头”，校长顿时矮了半截。不仅教职员工的奖金泡汤，学校也“臭”名远扬了。为了高考升学率，教师不得不和学生一样，“游”进题海中。对根本没希望的学生，政策允许高三分流，“自然”淘汰。有的学校甚至“逼”家长去开弱智证明。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少年记忆”往往影响一生。男孩子好动，上课不安静，就是“坏孩子”，训斥、罚站、罚抄课文、甚至被打。就是这些“小事”使孩子的心理不断受挫，有的孩子因此被“铸造”成了“问题少年”或少年犯，还有的孩子因此结束了自己花一般的生命。
1999年11月2日，河南汝南县三桥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45名小学生中，35名因背不出课文，被教师刘某醉酒后殴打，并让学生互相殴打，多名学生住院。
11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没完成数学作业，22岁的代课教师先打了他两耳光，将其蹬倒，然后让男生每人抽10教鞭。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
12月5日，广州市江南二小某班主任让学生打“不听话”学生的耳光。
2000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陕西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叫班里8名没完成数学作业的同学站在前面，让完成作业的18名同学每人打他们10耳光。挨打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胖”起来了……
北京一位学生说，有时我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再是教师的代名词。班里一位同学因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罚她站，打扫办公室。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回答出历史课的提问，而被罚抄三遍课文……
北京崇文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应试教育的禁锢，才能杜绝体罚或变相体罚。体罚与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无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唯成绩论”，以致教师对学生期望值过高。恨铁不成钢，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加拿大的小学教师对错题是打上问号，而我们是打红叉，其实大部分学生害怕嘲笑、失败和被惩罚。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有人说，中国教育目前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我想玩，我好困，我要自主阅读
1999年4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高中生的来信，说厌恶上学，因为永无止境的考试，填鸭式的灌输，庞大的作业量使我吃不消；因为来自教师、家长及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使我难以承受。我不喜欢这些，不喜欢背十几斤重的书包，天天起早贪黑地去受折磨，不喜欢天天穿梭在教师的脸色和家长的责备中。如果您认为我是个不爱学习的学生，您错了！我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一道难题被我解开之后，那种通过奋斗而取得成功后的骄傲和喜悦更使我精神抖擞。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教师和家长对我们的“爱”，使原来热爱学习，喜欢上学的那个我一去不复返了。
2002年12月9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自称无助的高一学生的来信，说我们现在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有多少个晚上只能睡三个多小时，有时连吃口饭的时间也剩不下。作为学生，我们连最基本的睡眠都没有，学校总是说我们打不起精神来，现在学校星期六还要加课，恐怕我们是支撑不住了。
北京退休教师刘淑芳教了一个业余作文班，哪个区的学生都有，主要是重点校。她出了个作文题《快乐的课间十分钟》，三位同学说，老师不让出楼门，只有课间操才允许去操场。要是下雨，那就只能中午才“放风”。另一位同学说，我们课间是5分钟，课前2分钟就响铃了。老师一拖堂，我们连去厕所都来不及。难怪有学生说，在学校，课间最短暂，在家里，厕所最温暖。换一个作文题《上学路上》，一位同学写，上了公交车我抓住售票台前的铁柱子睡着了，多亏一位阿姨扶住了我，否则我的前额非摔个大青包不可。另一位同学写，前几天骑车上学，我困得迷迷糊糊，差点撞到交警叔叔。每到下午课，很多同学困得睁不开眼，班主任只好买一大罐咖啡给同学提神儿……第三个作文题是《我和妈妈逛早市》，几个同学一起举手，老师，我们没时间。周六上午去数学奥校，下午补物理，周日上午去英语奥校，下午学作文。还有的学生学舞蹈，练钢琴，到少年宫练朗诵，去武术馆练武术……不是规定假期不许加课吗？不加课，怎么能考上清华、北大？
为了切断升学竞争的渠道，我们的教育部门绞尽了脑汁。1998年，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采取电脑派位，以此保证小学的“快乐”。但事与愿违，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学习负担却成倍增加。为了躲开电脑派位，上个好初中，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了节假日，赶场一样去上各种班。中小学的奥林匹克热从数学扩张到物理、化学和英语。在一些发达城市，中小学生上过各类奥校的达54%以上，有许多学生同时上几个班。南京市小学生的一次调查，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在家长督促下，报了语文、数学、外语等补习班。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学对全校1200多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学生几乎没有玩的时间。
而国外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90%以上的课余时间属于自己。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小学生一天上课时间少于6个小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美国的小学下午3点30分放学，可以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可以玩自己感兴趣的游戏。
1998年，北京一家调查公司报告，中小学生“工作”负担最重，成人工作量是每天8小时，而中小学生竟达13小时，每天在校时间超过8小时。早上天还没亮，小学生就背着大书包直奔“集中营”了。放学回家还有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六年级学生的作业有的要做到凌晨3点。著名作家巴金说，外孙女端端是家中最忙最辛苦的人，比我还辛苦。每天早早上学，晚上还要做作业，搞到很晚。武汉一位14岁的中学生，白发满头。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没有双休日。放学后学校补课，回家写作业，上厕所、吃饭也在背英语单词。一位初二学生的家长说，女儿经常作业做到一半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两会”代表关广生说，我女儿早晨5点多就起床，晚上11点半睡觉，中午也没有休息，孩子累呀。一位11岁的优等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烦恼是课业负担太重。一位五年级男生说，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两会”代表沈启鹏说，我们南通市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说，每天最早存车最晚取车的都是中学生。早晨8点上课，但一般学校7点40分开始早自习，北京有些学校规定7点20分到校，离学校远的学生早晨6点甚至5点多就要起床。到了初三或高三，夜里熬到0点以后，天不亮又要爬起来。一位初三生说，除了中考要考的课程，体育美术全免了，家务劳动几乎等于0。好不容易熬到星期日，“赏”给我们半天休息，全用来补觉。长期如此，身体素质怎么能不下降？部分学生呈现“亚健康”状态，有的班一半同学患有贫血、胃病，视力和记忆力也严重下降。
专家说，睡眠对儿童尤其重要，孩子越小，睡眠时间应该越长，因为睡眠中会大量分泌生长激素和免疫力。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小学达到50％，初中达到80％，高中甚至90%以上睡眠只有一半或不足一半。1994年，国家教委不得不明文规定，小学生每日睡眠应在9小时以上，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本来教育部门管学习就行了，还管什么睡觉？说明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已经有多么严重了。
可是谁听呢？小学生每天课业仍然高达10个半小时，进入高中，更是多达12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幸成了中考生或高考生，每天能睡5个小时就是幸福时光了。北京五中一位初二学生写了篇作文《快乐十条》，第一条就是睡个好觉，第二才是玩。也难怪教师和家长抱怨，孩子整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总也睡不醒。
为什么“四眼”和“胖子”越来越多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近视眼大国。
教育部前任部长陈至立说，1995年的调查显示，城市学生的近视率，小学为22.78％，初中为55.22％，高中为79.34％。目前这些数字都呈上升趋势。2004年4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教育部、卫生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青少年近视防治研讨会。据全国24省市学生视力检测，近视的发病率高居中小学生常见病之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调查显示，一些地方高考体检不合格的考生高达85%，大多是近视眼。某中学毕业生180人，没有近视的只有6人。重点中学的近视比例更高。1998年8月28日，《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21886名高考生中，89%视力不达标，还有30.46%的学生身高不够。1999年，合肥6000多名高中生体检，完全合格只有14%。据北京市第六医院的检测结果，保守估算，近视学生的比例已经占到80%至85%。高中生每天平均14个小时以上的近距离用眼，使近视眼的比例明显上升，真正1.0以上视力的高中生连10%都不到。北京某重点高中的教师说，参加高考体检的考生近视率在80%，超过600度的深度近视比过去多多了。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一个班40名学生，35名近视眼。2001年，北京某学院9名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只有一人体检合格。南昌70名大学生，体检合格仅15人。天津师大、天津财经学院，近300名大学生报名参军，合格者仅3人，大多是因为眼睛被淘汰。
近视眼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和学习，也直接影响今后的职业选择。高度近视，容易引起视网膜剥离，慢性青光眼，白内障等并发症，甚至可能导致失明。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生会大面积地出现近视呢？近视眼除先天遗传，主要是后天影响，如教室平均照明度低于国际标准，长时间近距离书写，超负荷用眼，也与身体健康及营养有关。据专家分析，大面积近视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负担过重，心理压力太大。
过重的学习负担危害的不仅仅是眼睛，各种病都在增加。2003年3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廖晓淇说，据教育部、卫生部、体育总局的调查，除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外，2000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学生的体能素质（速度、耐力、柔韧、爆发力、力量等）下降幅度明显，学生肺活量1995年在1985年下降的基础上又有下降，肥胖儿童明显增多。2005年5月3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体检中心公布今年高考体检的统计数据，北京的近视率高出全国水平，肥胖和身高不足也成了焦点。
影响身高的基本因素有五项，遗传、营养、体育锻炼、睡眠和精神因素。小学生正值身体发育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伸展性运动和游戏。长期睡眠和体育锻炼不足，以及情绪抑郁、恐惧、紧张都可能影响到身高。而热量摄取过高，活动量太少，致使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肥胖率1992年是8.98%，近期则达到20.6%。
沉重的学习负担，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身体，更伤害到他们的心灵。我们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杀手”，在用“崇高”的名义残害我们的下一代。
谁是学生自杀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少年儿童普遍承受着比成年人还要巨大的压力。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进行过一项未成年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愤怒、攻击、抑郁、茫然的指数，从初一开始全面上升，初三达到第一个高峰。到高二降到最低，高三又开始上升，达到最高值。
学生的身心健康就这样被“学习”摧残着。
据调查，高三学生中40%有学习焦虑症，女生比男生严重，越临近高考，学习焦虑症的比例就越高。有的见到书本就发抖，有的一进考场就尿频尿急，还有个别的学生一到考试就往厕所钻，死也不出来。一位男生说，他考前整整两天没睡着，一上课心发慌。这是什么病？医生不得不命名为“高三心理综合症”。轻者焦虑、失眠、惶恐、厌食、厌学、脾气火爆、失眠多梦，重者类似狂躁型精神病，自卑，幽闭，甚至自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极盛教授认为，现在中学生最大的压力是课业负担，这是引起抑郁、焦虑、敌视、人际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并严重影响到心理状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测试了北京两万多名中学生，三分之一因学习压力出现心理问题。学习成了苦役，由此造成的心理疾病主要是情绪不佳，缺乏兴趣，精力不足，入睡困难等。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门诊统计，学校恐怖症占门诊儿童的43.8％。北京西城区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统计表明，31.1％的学生认为学习是件很苦恼的事，69.9％的学生对教育反感，16.4％学生觉得生活没意思，11.8 ％的学生想到死。一项最新调查，全国小学生心理障碍占20%至30％，中学生占40%至50％，远高于成年人。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的调查，北京15岁以上人群中有60万人患抑郁症，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为23.66%，不少于10万人。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的资料显示，中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一原因是抑郁症及心理负担造成的自杀。2004年12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复旦大学教授高鸿云对上海2500名8至15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虽然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大城市上海，却有四分之一的儿童考虑过自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项调查，被访问的中小学生中，五分之一想自杀。天津曾对22名13岁至15岁的自杀儿童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负担过重。
1985年，北京四十九中12岁的女学生隋鑫因家长嫌考分低，服毒自杀。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有一个批示：对此很难过，不要再对家长搞什么压力。全国大中小学多数教育思想不对头，对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明确，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没有好的身体条件行吗？灌的量那么大，灌的方法那么死，作业考试那么繁琐，有什么用？这件事提了几十年，从毛主席时就那样说，但总是解决不了，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自己没有说透彻；第二才是规定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件事请抓出一个结果来。一年不行就两年，怎么抓也要认真细心考虑。
之后我们的媒体还是频频曝光学生自杀事件。
1990年，湖南宜章女生邓海香，交不起500多元的“计划外”学费，喝农药自杀。
1996年，河北鸡泽13岁小学生郭庆克，因考试成绩差，罚款1.6元，自杀。
10月，江苏宜兴小学生周源被数学竞赛预选赛淘汰，上吊自杀。
1997年，北京一名初三男生成绩不好，从12楼跳下身亡。
1998年3月23日，小学生周付宇从19层楼跳下身亡。
初三男生小江中考后跳楼自杀。广州一名中专生毕业前夕吊死在教室的门柜上。顺德一名初三男生半夜在家中上吊。武汉一位17岁的女生，四川一位18岁的女生，成都一位初二男生都是因考试没考好而自杀。某师范大学两名教授的孩子因为承受不了高考的压力，自杀。一位复读生高考只差了一分，自杀后却被某师范大学录取。
2000年教育部的“减负”令下达没多久，媒体又陆续披露了几起恶性事件。
2月15日，浙江金华一名17岁的中学生，不堪忍受学习的重负，杀死生母。
2月23日，昆明初二女生莫明玉，因考试不理想，服毒自杀。
7月20日，哈尔滨14岁的初一男生王越震，因期末数学不及格，从六楼跳下身亡。
山西屯留县王公庄小学两名11岁的女生，因为没完成作业不敢回家，冻死在雪地里。
2001年11月，新疆石河子四名初三女生，考试排名靠后，服鼠药自杀。两人死亡，一人成植物人，一人休学。
2002年5月，山西临钢小学12岁的五年级女生恬恬，留下“压力太大”的绝笔，上吊身亡。不久，南京一名14岁的初二男生坠楼自杀，没留下遗书，但裤子口袋里有一份没做完的考试卷子。
2003年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某小区一初三男生跳楼身亡。邻居反映，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他说过学习太烦，不想活了，前一天晚上他还焚毁了自己的课本。
2004年高考后，17岁的咸阳女生小倩（化名）没有达到本科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从自己家的五楼跳下身亡。10月21日，沈阳两名初中生，因学习压力，跳楼自杀。10月25日，北京某重点高中高二学生高高自杀，留下遗书说早就不想活了。
《新安晚报》报道，2005年高考后，安徽肥东一名成绩不错的女生，以为自己能考到本科线，没想到才考了304分，跳河自杀。
国家教育部总督学柳斌说，考试本来是评价教学得失，也是教学工作信息反馈的一种手段。但经过年复一年的高考，一些负面的影响突出来了，考试已经异化为对学生管卡压的工具，分数已变成迫使学生挨打受骂、逃学，甚至出走、轻生的魔鬼。
2000年元旦的“减负”会议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来高度关注并重视的看起来很“小”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先后有过一系列重要的批示和谈话。
说实话，五六十年代的“负”，比起现在的“负”，简直“小巫见大巫”。那时“减负”，下课后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而现在的中小学生根本没有课外活动，回家就是做作业和吃饭睡觉。每天跟父母讲三句话：我走了；我回来了；我睡觉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使我们的孩子没有玩，没有自由思考，只有沉重的书包。
全国政协委员黄懋衡对中小学生的印象是，背上的书包又沉又大，课本堆积如山。广州初中生的书包重达10公斤，小学一年级的书包5公斤。很多年前，新华社记者拦住一位被书包压弯腰的小学生，一过磅，书包10公斤半。精明的厂家马上发明了轱辘书包“滚”着走。为什么中小学生的书包这么重？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书包里有16种教材和参考书。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书包里有教科书和辅导书34本。山东省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的初二学生，书包里各类参考书39种。1997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汨罗市一所中学看见，学生们从课桌上两摞高高的“书山”中看黑板。一问，13门课19本书，243万字，加上《应试指南》等辅导书，有56本500多万字。
1991年2月7日《中国教育报》文章，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竞争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使绝大多数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80%的中学生认为理科困难，厌学达30%，有的地区厌学高达60%。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识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2005年有报道说，北京有20万学生学习困难。
其实更多的恶果也早就显现出来了。南京地区曾对2300名大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家长对孩子过分保护，造成孩子胆小，不合群，在家说一不二，出门胆小如鼠。自理能力极差，天津少工委对1500名中小学生调查，51.9%的学生不会整理生活用品，74.4%的人生活、学习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中小学“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说，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中小学课业负担不仅违背教学规律，剥夺了学生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2000年元旦，教育部紧急通知“减负”。为落实1999年6月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21世纪第一个会议是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电视会议。真感谢我们的教育部官员，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1月3日赶在寒假前印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加快教材课程改革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首先把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减下来。1月7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大大的黑字标题，《中小学生要“解放”了》。
1月10日，教育部印发部长陈至立在200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2000年工作要点》。规定得很细，取消百分制，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小学除语文、数学外，不得组织其他的课程考试。每门课只准使用一本教科书，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法惩罚学生。节假日不能上课，任何单位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得以赛促销，以赛代销。教育部将在各地建立“减负”的专项督导机制和通报制度，对违纪事件严肃处理。
报纸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深圳的中小学生笑着欢迎“减负”。
真能皆大欢喜吗？
中小学生沉重的负担，一直是教育界多年来研究并试图解决的老大难。“减负”的文件最早见诸1963年教育部的文件，1982年列入人大政府报告，1987年列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中，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颁发过六份同类主题、甚至连文件题目都差不多的“减负”文件，同时还下发了四次调整和降低中小学教学课程和要求的文件。1994年以后，随着对“应试教育”种种弊端和根源的综合分析，纠正“应试教育”倾向的政策制定权下放到省一级。从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省级教育部门都下发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关文件。总之，我们的教育部门为“减负”可没少投入。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边开的“花”那么大，可下边就是不结“果”。2000年的这次“减负”，是第49次重复了，真希望这第49次的“减负”别再变成一纸空文。
2002年，北京的海淀、宣武、延庆三个区县的小学进入全国课程改革实验。主要是素质教育，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2004年秋，80%小学一年级学生实施新的课程计划，初中也有更多的学校开始素质教育。
人们期待此举打破“流水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一代。
可是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门仍在下达“禁止补课令”，严禁中小学校和各种社会补习班提前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毕业生举办升学补习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四中招素质提高班，许多家长排了一夜长队给孩子报名。新学期开始，上海专卖教学辅导书的书店热闹非凡，“长龙”排出店外50多米。放假前，家长就忙着为孩子联系家庭教师和补课班了。无论如何，“减负”对“好”学生可不是好事，只好自己买“零食”。
“减负”减不下来的关键在哪里
2000年3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参加政协小组会议，听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谈到“减负”时说，现在教育上的热点问题莫过于“减负”。我已经是有孙女的人了，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都有子女。我小孙女每天做那么多的作业，比我做总理时还要累。她自己说她在全家最辛苦，起得最早，书包最重。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一问题，国家也制定了措施，但很难减下来，关键在哪里？
是啊，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有如此沉重的“负”？为什么禁了补课，却火了家教和教学辅导书？现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部分，社会舆论把阻碍“减负”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家长。家长也不是“魔鬼”，非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北京某报社曾对200个家庭进行调查，74%的人说“减负”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负”。30%的人不领情，说减“肥”当然好，可高考要求“大胖子”，谁敢减？
“减负”似乎一直在“捉迷藏”，有意无意绕开了“实质”。
其实，老百姓早就看明白了，是谁把花季少年压在厚厚的书本底下？是谁把教室变成了“地狱”？尽管高考百般“抵赖”，但“罪魁祸首”除了你高考，还能有谁！小学减什么“负”，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中考、高考两个瓶颈，中考近些年来也成为你死我活的“独木桥”，根子还在高考的残酷。如今高考还“赖”在历史舞台上，光取消小学毕业考试有什么用？一句话，如果高考不死，中小学教育很难活起来，再三令五申，也是废纸！
有高考这把“剑”悬着，就是“八竿子”之外的小学也一样“胆战心惊”。沈阳市一位优秀的小学班主任，按照规定“减负”，却使全班的综合成绩下降到年级倒数第二，成为“差班”。在寒假前的家长会上，这位教师哭着向家长们鞠躬道歉，表示今后将加大作业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小学“减负”了，中学却无动于衷的原因。中学校长说，“负”当然可以“减”，但现实不能变。小学可以“快乐”，我们中学不能“快乐”，就那么点课时，你让教师怎么办？升不了学说什么都是白说。
如此这般，沙滩上怎么能盖起“素质教育”的大楼？
2001年10月，北京101中学高二的一位自称穿着不喜欢的校服背着沉重书包的学生给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一层层考试的筛选下，我们的想像力早在小学就被扼杀了。我们没有时间玩，没有美丽的天空和太阳，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快凋谢在书桌前了。高考不考的副科，我们都用来做作业，为了少背点书回家，为了回家多睡一会儿。可我们学的是什么？陈旧的课本和陈旧的知识，在高考的恐惧下，我们麻木了。“减负”没错，但“减负”的对象错了，我们强烈希望减掉高考的“负”，我们期望改革。
由于竞争激烈，高考的难度虽然一降再降，但难以降得很低。普通高中追求高考水平，只面向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而忽视甚至排斥相当多数的学生，或迫使他们向高考看齐。结果相当多数的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挫伤，不仅没考上大学，也没有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大学考不上，总要给人家一个高中毕业文凭吧？1990年以后普通高中实行会考制度，学完一门考一门。由于高中办学条件相差很大，又不能使很多学生不及格，因此会考基本上是水平考试，重点高中根本不把会考放在眼里，只全力攻高考。普通高中就不行了，为了会考的及格率，真是吃奶的劲也使出来了，尤其是高二有五门会考，考前要模拟，加上例行的期中期末考试，高二第二学期几乎成考试季了。学生每考完一课，就像上了一遍刑场，连眼神也散了。许多学校纷纷反映，会考没有“减负”，反而强化了“负”。
2002年召开的高中课程改革与发展论坛认为，现行的高中课程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高中处副处长刘月霞透露，过重的学习，是学生厌学的直接原因。现在我们的学生情况不容乐观，学习的基本方式还是教师讲，学生听，完全是书面练习，应付考试。86%的学生不喜欢这种以教授为主的讲课方式。
看来，“考官”、教师、学生、家长，全都认识到了中国教育是失败的教育。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高考“吞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吗？
高考也不是“榆木疙瘩”
当然，高考对扣在头上的很多“大帽子”，像学习负担过重，学生自杀等，并不认账。1990年以前，教育口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高考，其他就业门路很少。许多中学从高一就开始文理分科，不“片追”还能怎么样呢？这不是高考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竞争，是社会问题，即教育以外的问题。高考的导向就是高考，你高中不能只盯着高考试卷，要从你高中的教学上找出路。
可是高中没有自身的评价目标，不盯着高考，又盯着什么呢？
有人说，每年组织全国统一高考劳民伤财。“考官”说，如果给了高中和大学权利，可能成为某些人致富的源泉，并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而全国统考，集约化程度越高，专业化越强，其服务质量可能越高，成本越低。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到底要从国库里拿出多少钱，老百姓不知道，反正不会是个小数字，为什么不公开呢？至于“肥”了谁？更是秘密了。某省考生近30万，报名费近4000万，用于阅卷的钱才70万，肯定会剩下一大笔钱，哪里去了？一位省政协委员要求公开审计省高招办，高标准的宿舍楼是用什么钱盖起来的？那么多轿车是用什么钱买的？你们年收入为什么那么高？年年到国外考察，国外有这种高考吗？
尽管高考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是不得不承认，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高考有很大的局限性，高考以总分录取，不利于学生在某些学科上冒尖，也不能准确测量考生的真实水平。只能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把全国招生考试中的共性统一起来，不可能照顾到全国不同地区的水平。如何处理与各高校、各省的关系，还有怎样解决死记硬背的问题，怎样考能力，都是全国统考比较头痛的核心问题。作为大规模的社会化考试，高考受到许多限制。有一年香港考试局准备考青蛙解剖，提前一个星期采购青蛙，社会上马上传开，只好算了。试卷上的论述题可以考查一定的能力，但评分误差大，容易失去公平。
在恢复高考的20多年中，1983年、1987年、1998年和1999年进行了四次重要的改革。命题范围以高中教学大纲为准，命题指导思想在考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涉及考试内容、形式、技术等各方面。给考生一定的思考的余地，试题不能单凭记忆，要多花一些时间考查综合性的问题。教育部负责人说，高考改革既要迈出重要的步伐，又不能太快，不能给人整天变，没有稳定的高考体系的印象。这关系到考生的直接利益，直接影响着中学和大学的教学活动，因此又必须周密稳妥。
1999年6月，教育部积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每年举办两次招生的试点。高考科目设置和内容的改革应进一步突出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鼓励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高考制度改革的试验，扩大学校招生的自主权和考生的选择机会，逐步建立具有多种选择的更加科学和公正的高校招生选拔制度。
不是有人批评“一考定终身”吗？早在1992年，就有人提出，试卷多样化或两次考试。确实存在一次考试的偶然性，那就增加春季考试，可以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机会，缓解中学的升学压力，也可以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益，为高校探索学分制创造条件。于是安徽、内蒙古、北京、上海从2000年开始春季高考的试点。但实际上除了上海大量招本科生外，别的地方的春季高考都是“样子”，大多是高职，而且不允许应届高中生参加，当然遭到冷遇。而且高校增加了负担，也不积极。安徽、内蒙古很快取消，北京勉强进行了五年的春季考试，宣布2006年也将取消。现在只有上海还在坚持春季高考，使两次考试的试点没有全军覆没。
分省命题是高考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上海提出单独命题，认为此举可以降低试卷难度。所以全国高考录取率还比较低时，上海已经达到将近一半，至今上海仍“单兵作战”。2004年广东等几个省开始单独命题。北京近年来也开始试点，避开“分数线”这个敏感的问题，题不一样了，分数线自然不一样嘛。
考生埋怨7月高考太热，提得太对了。高热不仅对考生不利，对阅卷教师和高校招生人员也大大不利。阅卷、登分、录取只有一个半月，工作强度大，非常容易出错。有的院校紧赶慢赶，也不能按时开学。而且7月不仅“火热”，而且“水深”，正值洪水和台风肆虐之时。1998年大洪水，南方许多城镇一片汪洋，有的考生只能在船上考试。送录取通知书也成了难事。为了改动高考时间，一年前教育部就开始了调查，请中国气象局提供1995年至2000年每年6月10日至20日、7月5日至15日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气象数据，以及洪水暴发的历史记录。经过反复认证，从2003年开始，高考改在6月进行。
很多人都认为高考科目七门太多。从1984年开始，教育部学习司就开始研究高考分类、科目设置和计分方法的改革。高中有会考后，绝大多数人主张高考科目应减少。1991年以后，推出新的高考科目组，分文理两类，各考五门。1999年高考后，广东省教育厅率先推出3+X+综合的高考方案。本来这个X，是一门或两门，但考生谁也不傻，没有人选两门，X就“自然”变成一门了。
表面看，“X”减少了考试科目，又杜绝了偏科，这不是大好事吗？但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却强烈抗议，认为此举不是“减负”，而是加负。“3”好办，语文、数学和英语都是老一套，这个“X”可就让中学“头”大了。先不说一张纸能不能考出综合能力，如果“X”是一门或两门，也还勉强应付。可“X”是“综合”，考试内容猛增到9门。什么都是重点，你不漫天撒网，你怎么能网住“死鱼”？广东省某重点中学连续当了几年高三班主任的教师说，自从公布高考方案后，学生的负担成倍增加，必须把所有9门课的内容统统复习一遍。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学生只能熬夜“消化”。基本上每天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上床，早上6点以前就起来了，睡眠严重不足，这简直是对青少年的摧残！
四川某中学高二学生在《中国青年报》网络版《中青在线》上，代表全班对3+X的高考方案提出抗议！上高中就文理分班了，理科班早把历史、地理、政治扔到一边，上文科课时就补觉；文科班也如此。现在要从头来，很多同学都失去了信心，特别是文科班，理科的课一步落，步步落，根本听不懂，索性什么课也不好好上了。
抗议有什么用？现在仍然是“3”加理（文）科综合。
1998年，教育部首次正式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但高考改革实在太困难了，几度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高考改革还都是“小打小闹”，没有实质的内容。
有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办法
有人说，高考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个顽固的堡垒。
现在的高考已经越来越背离教育方针，不仅不能起到正确选拔人才的作用，反而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应试教育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教育成果的标准，最大弊端就是忽视对“人”的培养。2000年9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认为，谁都知道这样高考下去会祸国殃民，但谁也没办法跳出来，更不用说将它打破。在学校和教师的误导下，学生把大量本来用来学习新知识的时间浪费在应考复习和补习上。
只要是选拔考试，不管选拔的比例有多高，仍然是要淘汰，学生的负担决不会减轻。如果高考变成会考那样的水平性考试，合格者都可以上大学，那天大的“负”也“减”下来了。可高考的“手”伸得太长，几张薄薄的试卷，不仅承担着考试内容，还承担着考试以外的责任。过去高考是“草鞋”和“皮鞋”的分水岭，现在高校毕业生虽然不包分配了，但仍然是国家公务员、高级人才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的高考功能有评定考生、预测考生专业适应性、评定高中教学质量等项，但是一种考试怎么可能同时参照高中教学目标和大学专业能力目标呢？非要全面照顾，只能不是“左”就是“右”。
高考填志愿时，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专业，或者屈从于家长的意愿，或者填服从分配。1952年全国统一高考后，学生就不能再转系转专业了。生米一旦做成熟饭，再不喜欢也不能挪窝了，学习成了一种折磨。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比例竟高达40%，除个别人退学重考外，大多数的学生只能苦熬四年。现在允许少量学生转系，但门槛也很高，要考试，要交费，真正成功转专业的学生并不多。据有关部门调查，清华大学毕业生三年后所学非所用的占70%左右。
2003年北京的复读生有5000多人。考生复读有几种情况，有的是没有达到分数线，有的是没有考上理想大学，再上一年“高四”，甚至“高五”“高六”。不仅考生和家庭活受罪，也造成国家的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现行的高考，对女生有利，女生更擅长死记硬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说，如果某些语种不降低录取线，招到的全是女生。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年高考女“状元”多，2005年北京的三个高考“状元”全是女生。而被淘汰下来的男生呢？有少数人因厌学成为“网君子”“问题少年”、甚至少年犯。
看来要根本解决应试教育，就要打倒高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史静寰说，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是块相对的净土。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
是这样吗？长期以来，教育界一些人一听见打倒高考的呼声就紧张，认为有教学就有考试，进入大学不考试怎么行呢？注意！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高考”不等于“考试”。
打倒高考，不等于打倒高校入学考试，而是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取消面向少数精英的选拔考试，实行让绝大多数青少年都通过的水平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教育思想有一个大的变化，通过合理评价，使每个学生都树立信心。也就是说，考试不是为了把学生考倒，不能让大多数学生有失败感。
1998年第三期《北京观察》谢小庆的文章，《改革高校招生体制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认为，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品德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观察一年以至几年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升学没有任何发言权，高校的发言权也微乎其微，只能在具有同档分数的考生中进行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说，我们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高考的体制。现行的高考体制，命题、阅卷、录取等由大学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高考成绩与中学的业绩直接挂钩，使中学成了预备大学。建议改革高考体制，降低试题难度，大学实行淘汰制，宽进严出，使高考选拔功能分级完成。
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说，光提倡素质教育当然不行，关键还得改革高考制度。建立多元化的高考制度，即多种标准，多种形式，多种时间，多种机会。将招生权还给大学，将最大发言权还给高中。
进入21世纪，高考面临着50年来的重大改变。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把考试权下放，允许地区性考试甚至高校自行组织考试。把现行的以高考成绩录取改为高中会考加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为依据录取学生。教育界也有人提出，能否用一种类似学分制的方法，将平时的学习成绩累计起来，加上高考成绩，那样更科学一些。还有人提出将高校入学考试社会化，与高中脱离，从而减缓中学的压力。改进高考技术，将以知识记忆和演算技巧为主的考试改为世界通行的以能力测试为主的水平考试，使基础教育阶段能够真正地实现素质教育。
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李守信说，应及早考虑高校入学制度的变革问题，它的意义不仅是我国高校入学制度与国际趋势并轨，走向宽进严出，而且更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基础教育，使数百万高中生从纷繁复杂的应付高考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素质教育。当然一些名牌大学还不可避免要有严格选拔，但在趋势上，要考虑采取开放入学和选拔入学相结合的方式，部分高校不经过考试，而凭中学毕业证申请入学。高校扩招，也使入学方式灵活化，有的高校试行开放式入学，有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
这个想法已经比较接近美国的高校入学考试了。
美国的高校入学考试
什么是优秀的学生？学生的潜力如何测评，在中国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
中外教育模式不同，国外教育更注重学生个性的张扬，注重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美国，学生提问可以加分，而中国的教育却把学生的“问号”都给拉直了。美国中小学的课本是浅而广，而中国的中小学课本窄而深，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中，一个字的第几画是撇还是捺，几近专业语言学的范畴，根本不是什么“基础”。
中国的基础教育在高考的统治下，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生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千人一面。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应用，学了12年汉语，错别字连篇，连一篇短文也写不好。
2005年高考后，有三个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和两名外教做了一遍高考英语试卷。结果只有三个及格，最高才91分。这说明，我们的英语考试只重视语法，而不能准确反映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3万名考生参加了外语口语考试，成绩普遍不理想，口语特别优秀的屈指可数。因为中小学不考口语，所以学了12年英语，却是“聋哑人”。不仅没有创造能力，连实际生活能力也没有，只会背书。可是你背得再多，背得过电脑吗？
其实美国中学生也有“沉重”的作业量，为什么并不厌学？美国教师上课，把学生的目光引向课外，介绍目前社会上的流行说法，然后让学生“海阔天空”。讲现代文学，让学生与美国知名作家对话，从各个角度去评论，思考作家对人生的看法。物理课让学生自己进行项目设计。北京八中少年班，四年完成八年的功课，而且体育课超过20%。主要是用“点金术”，把教材拆装组合，避免知识的重复，让学生自己学。这种方法，在美国普遍实行，小学毕业生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图书馆的计算机查找资料了。这样学到的是打“鱼”的方法，而不是把“鱼”做成鱼汤“喂”给学生。
美国约三分之一的两年制社区或初级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凭高中毕业证即可入学。但四年制的大学却要入学考试的成绩做“敲门砖”。在美英等国，考试已经成为一种服务性的产业，考试机构根据用户的要求设计并实施考试，向用户提供分数证明。大学入学考试每年一两次，试题由专门的出题公司出，全部是综合性试题，题量很大，总分1600分。学生从初一到高四都可以参加。年级低不吃亏吗？不用担心，年级不同，“分数线”不同。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成绩，还可以再考，选择你认为最好的分数。这种考试只是检测学生的智能和一般知识，用不着复习，哪像中国的高考要“备战”12年，一锤子买卖。
除了入学考试成绩，美国大学最主要的是要参考高中的成绩和排名。要进哈佛一类的名牌大学，不仅高中的学习成绩要数一数二，还要有文娱体育科技等特长，全面发展最好。除了班主任推荐，校方审批，送上一大堆学生的中学资料外，学生还要自己写申请书，相当于一篇开卷作文。由大学命题，学生构思、修改可以长达一两个月。不怕作弊吗？不怕，学校接到申请还要面试，是真是假一“试”就试出来了。
而我们严格的如同监狱般的高考，“做手脚”的事情几乎年年发生。偷看、递纸条、交头接耳，甚至用手机传递高考答案。某些校园里报酬优厚的“枪手”广告，山东某些地区的“助考公司”以“专业手段”诱骗考生舞弊。甚至发生过惊动中央领导人的湖南郴州、广东电白考场大面积的高考舞弊案。
为什么作弊行为越禁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
小学升初中和中考时都有大面积的作弊，甚至考场上教师公开让学生抄，因为学生的成绩关系到学校和教师的一切。为了方便学生抄，教师精心安排考场座位，一个好生和一个“差生”插着坐。可是，教师的“业绩”上去了，而学生却丧失获取知识的内在动力，形成扭曲的性格。联想到社会上的假文凭、假产品的泛滥，难道警钟还不响吗？
2000年7月17日，新华社发表新闻分析，考试作弊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让“一考定终生”尽快成为历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蓉教授说，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体系已经迫在眉睫。2002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企业眼中的学校教育”的调查，对学生的社会技能培养上表现最差。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汽车制造师”，也应该培养“驾驶员”，别拿到了毕业证，还不会“开车”。现在单位招聘，都要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工作经历，谁愿意要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也不会，还要白培训你半年？
美国的大学看重学生的社会活动，要求填写无偿为社会服务了多少小时，这需要从初中就开始积累。所以美国中学生业余打工，既增加了社会经验，也有利于自己以后的职业选择。就是在课堂，美国中学生也一样活跃。数学课引导学生模拟未来的生活，想像20年后的自己；为自己设计一张名片；从广告上找一所你喜欢的房子，试着用最少的钱“买”下来；填写水电费账单；“买”一个股票，注意它每天的涨落，看你是赚是赔。
而我们的学生除了会考试，还会什么？凭什么在社会上立足？
但“考官”认为，模仿美国高校入学考试不现实，穷学生只能参加一两所学校的选拔，成本太高，也难以保证高校自身的公正。可是穷学生为什么不能先打工再上学，或边打工边上学？为什么学费全靠父母？我们的大学也别只招全日制生，也可以招走读生、半日制生、晚班生或节假日生。毕业也别“齐步走”，像国际象棋大师谢军从199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学习，到2005年拿到博士学位，比正常情况多花了四年时间。
这不是很好吗？难道“考官”愿意我们的学生被“关”在教室服“苦役”吗？您要知道，鸟被关久了，还会飞吗？
中国人的创造力被谁“偷”走了
2000年高考，连续15年参加高考阅卷的柯素文（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二部中学教研室主任）说，今年语文试卷总的特点是注重考查考生的语言运用、文学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焦点是作文，基础分50分，另10分是发展分。作文题在体裁上除了要求与提示有关外，基本没有限制，甚至连诗歌除外的惯例都取消了，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了想像和展示个性的空间。但遗憾的是，出彩儿的作文很少，运用散文、日记体、辩论纪实等文体的凤毛麟角，更没有发现一个用诗歌体的。满分的大有人在，55分以上的也不少，但思维的雷同和创新意识的萎缩，使最应该有个性的作文成了“共性”，夹叙夹议的三段论式的“八股”占了绝大多数。
2001年4月，2000年全国青少年创造能力培养的社会调查公布，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正在失去创造发明的兴趣。11月24日，教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更新教育观念报告会》，北大附中教师张思明说，我们绞尽脑汁，却给了孩子一双限制他们发展的“大鞋”。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中学生在学校做数学的时间是每周307分钟，而其他国家的学生仅217分钟。中国学生回家还要花四个多小时对付数学题，而其他国家的孩子在家学数学不超过一小时。中国学生为计算能力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去不复返的创造力，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
2002年11月4日，美国《新闻周刊》说，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中国中学生的高分和金牌让全世界赞叹不已。但中学时代似乎就是他们的巅峰时期，中国学者在现代数学研究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这样一个中学数学神童随处可见的国家，只能为世界提供大批合格的电脑程序员。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成为高技术的竞争者，就必须创造尖端技术，而不是单纯使用这种技术。
杨振宁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无论是普通大学还是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同样一类题目，中国留学生在中学时代已做过多少遍了。但胆子小，教师没讲过的没教过的，不敢想不敢做。教师提问题，所有学生的答案都差不多，而国外决不可能，10个学生会有20种甚至更多的答案。哈佛、牛津大学校长认为学生应该有创造性、广泛的兴趣、独立思考能力必不可少。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说，申请哈佛2万多人，还有2万被劝不要申请，只录取1600多本科生。不仅看学习好，还看有没有创造性。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广泛的兴趣，是一流的学生所必需的素质。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说，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教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中国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全国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研讨会上，专家认为中国学生的智商并不低，而科研创造力却明显低于英美等国家。在对中国和英国青少年的比较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的创造力远低于英国学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敢、不习惯提出各种问题呢？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有好奇心和创造力吗？我们的祖先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我们古代的小说《西游记》，多么大胆的想像！而现在，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被谁“偷”跑了呢？
杨振宁认为，中国教育把学生变成死读书的人，结果是习惯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更不敢怀疑和考证，因而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有创造性、有独立见解、有开拓能力的人才。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什么都整齐划一，就把每一位教师的个性与特点给“统一”没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50年代后中国的大学就没有个性了，大学里的教授也没有个性，没有个性的大学和教师能给我们的学生什么呢？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
新华社讯，我国城市儿童想像力和幻想课题研究近日完成，教育研究者认为，应试教育是阻碍儿童想像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总是告诉，就没有想像。胡卫平博士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教学方式，西方的教育注重探索，往往设计多种活动，而中国的教育使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记忆上。在应试教育的笼罩下，学生并不关心“能力”，而只关心“考题”。各种复习提纲、猜题、模拟成了主要的教育方法。那些爱好广泛、喜欢独立思考、创造性强的学生，早被高考领导下的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斩尽杀绝”了。
儿童时代是一段不可逆的宝贵时光
科学家是长大的“孩子”，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苹果掉在地上，牛顿由此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水烧开后壶盖跳动，瓦特由此发明了蒸汽机，使人类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陈景润上高中时，听数学教师沈元讲数论中的著名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由此奋斗一生，最终证明出“1+2”，被数学界命名为“陈氏定理”。国外一位大科学家，10岁时听教师讲另一个定理，顺便讲到“费马大定理”，从此迷上，终于解开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著名的美籍华人杨向中从小在农村放牛，幸运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又留学英国，被美国康州大学动物科学系聘为教授。他认为中国的牛奶产量太低，就专门克隆牛，现在成了世界著名的克隆技术专家……
好奇心非常重要，有没有创新能力，就是看有没有好奇心。世界大师都频频提到好奇心。好奇心是什么？就是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好奇心，5岁以前的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在儿童近乎荒唐的幼稚中，却常常蕴藏着真理和惊人的深刻。现代心理学证明，大脑的发育具有不可逆性。也就是说，童年是人生中极为宝贵而又十分短暂的一段不可倒转的时光，科学发现，零岁到两三岁，人的大脑神经元啪啪啪，长得非常快。这个时候，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婴儿第八周视觉开始发育，如果被蒙住眼睛，不到一星期就会瞎掉。早期是学习第二外语的最佳时机，学得晚，文法不可能达到母语水平。如果这时营养不良，缺乏教育，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比如狼孩，小时被狼妈妈“抚养”，还有阿韦龙野人，从小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虽然长大后回到人间，但他们的发音和思维等器官只能永远是“野兽”了。
就是说，好奇心只有在良好的环境才能长大。爱因斯坦曾批评压制儿童好奇心的旧教育制度，说孩子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失去对事物惊奇的能力。但机械的教育会扼杀好奇心。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很少失去对事物惊奇的能力，我自己侥幸发现了一些东西，例如相对论的建立，可以理解为由于我多少保存了一些对事物感到诧异的能力。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从学校教育出发继续前进，完全不加怀疑地使用牛顿的空间和时间公式的同时，我却尝试着对它的不信任，重新来考虑全部问题。
感悟力、审美力、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维）等，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创新教育的基本观念是，每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有巨大的创造潜力，但只有通过教育途径才能开发出来。美国布法罗大学曾对330名学生进行研究，刚刚听完一个学期创造性思维课程的学生，在产生有效的创见方面，与没听过的学生相比，平均提高94%。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完成的一项对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研究显示，高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降到最低点。爱因斯坦说，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标准答案组成的应试教育，毁灭的是创造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说过，中国教育主要是教孩子服从，不准叛逆，培养的是守业人才，结果失掉了达尔文和爱因斯坦。
我们的教育用漫天撒网的知识把大多数儿童的好奇心“一网打尽”。应试教育以死记硬背和解题技巧为主，学生不需要独立思考和创造力。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中学生为什么能拿到世界级的“金牌”，而大师级的科技人才凤毛麟角的原因吧？
创新每天都在改变着人类
20世纪科技的飞速发展，得力于20世纪前25年间物理学的三大成就。爱因斯坦打破牛顿力学，创立了划时代的相对论。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创立了量子力学及原子核物理。从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到美国人从月球取回“一片月光”；从1901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克尼在大西洋两岸实现无线电传送，到一张光盘装下一座图书馆，一根头发丝般的光纤在不到一秒钟内传送《华尔街日报》创办以来的所有内容。近30年，人类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创新在综合化、产业化的同时，出现高速化，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计算机，甚至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而且现代科学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成了集体的“活儿”。信息和生物技术最终可能发展为神经技术，目前德国科学家已成功地使神经在集成电路板上生长。小型的传感器或检测器预测早期疾病，可以下载自己的基因图谱。现在吃药不用水，注射不用针，而是用生物贴片，或口腔崩解片，入嘴就化。南京鼓楼医院从国外引进无线胶囊内镜，病人吞服后，能连续拍下胃肠道不同部位的五万余张图像，医生由此看到了你的胃肠道，可以直接确诊那些长期原因不明的消化道出血、腹痛、腹泻等。
美国《时代》杂志评出2002年问世的40多项“最酷”的发明，像篮球一样可以“跳来跳去”的全能麦克风，塞在耳朵里的利用蓝牙技术的无线手机，“寿命延长”的肥皂泡，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制的没有发动机，没有操纵杆，没有刹车闸，也不需要汽油的疾驰如飞的汽车，“烧”剩下的“废物”仅仅是水蒸汽。美国宇航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制出一种像烟一样轻的凝胶，但成分却与玻璃相似，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世界最轻的物质。如果用在航天器上，无疑是一场“航天革命”。美国医学家研制出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的眼镜，将数码摄像机和电脑联结，由安装在镜片上的摄像头负责“看”，数字图像信号植入盲人的大脑中，这样，盲人就可以“读”出景象，并能分辨最基本的颜色。日本冲电气公司研制出由弹簧和微型发动机组成的会弹跳的机器人腿。
美国陆军士兵装备研究中心在波士顿西边的半岛有一个“疯狂”实验室，50多年中发明不断。为美国宇航局提供铝牙膏管的苹果酱，以及冻干色拉、三明治和冰淇淋。并发明了民用食品罐头、巧克力豆、速溶咖啡等食品的包装。坏不了的三明治，咸而浓的烤鸡配方，能保证在高温下三年不变质。戴在手腕上的语言指挥发射器，监测士兵生理指标的遥感装置，以电池为能源的冷热衫。像“智能皮肤”的新型纤维军装，能储存个人信息和医疗数据，还有能飞檐走壁的军鞋，以及安装在牙齿上的“手机”，代替护照的眼球识别技术等，并试图在人的眼睛中安装精微的夜视装置。以及像鸟一样振翅的人力飞机，太阳能轻型飞机，太阳能动力汽车，氢动力汽车……
靠着无穷无尽的幻想，一位名叫皮布尔斯的美国人结合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诸多特点，搞出了实用的旋翼飞机，创造出全新的飞行技术。大型客机将安装神经网络软件，它能“边看边学”，自动下达命令，保证飞机安全降落。199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利用仿生原理研制出微型“苍蝇”，100毫克的重量，不到3厘米的身高，却安装着很多传感器和微型摄像机，堪称未来世界的“超级间谍”。最近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小生物计算机由脱氧核糖核酸和酶构成，用显微镜才能看到……
面对这些“天方夜谭”，也许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而人家做出来了。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透，有时候我们真需要一点点好奇心。
有人说种庄稼要像打机关枪一样就好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种子枪。
瑞士的机械手表世界闻名，但电子表出现时却被瑞士手表制造商拒绝。电池驱动，没有轴承或主发条，又几乎没有齿轮，这哪能叫手表啊。而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在1968年世界博览会看到这个发明，立即认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经典创造，由此发明了准确实用、价格低廉的电子表，赢得了世界手表市场。
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发明了计算机，但他们拒绝与商人谈判，认为没有商业用途，整个世界也就几个科学家需要。大好的商机就这样被IBM、苹果电脑公司抢去了。
1861年德国人菲利普发明了传送音乐的机器，距电话的发明很近了。但因为电报联络已经很好，所有的德国通信专家都说没有市场。15年后，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发明了电话，成了亿万富翁，而德国是他的第一个客户。
20世纪的发明数以万计，像不锈钢、空调、阿斯匹林、汽车、飞机、电灯泡、袖珍计算器、硅片、电影、心电图、传真、光导纤维、照相机、复印机、彩色照片、微波炉、基因工程、杀虫剂、试管婴儿、胰岛素、网络、激光、洗衣机、隐形眼镜、心动记录仪、地铁、冰箱、电子计算机、青霉素、避孕药、塑料、雷达、无线电、射电望远镜、放射疗法、核能、手表、人工肾、机器人、人造卫星、磺酰胺、超导体、信用卡、电视、电唱机、输血、录像机……这些重大发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可是有哪一个是中国人的专利呢？
你愿意把高考送进“坟墓”吗
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十个挑战，其中之一是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一位著名科学家说，上边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视科学技术，但群众的热情却赶不上过去。从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空缺。在过去10年里，摘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也只有“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两项成果。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连续六年空缺后总算有了一个突破。
创新，意味着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意味着对规则的突破。据有关方面报道，目前中国的创新人才极缺。专家分析，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指出，我们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国企业正在逐渐丧失创新的内力。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说，大家想一想，所有中国企业原创的技术有多少？几乎没有。别看“中国制造”闻名全球，产量达到世界第一的品种多达170多种，包括玩具、自行车、电脑显示器、鞋类、微波炉、空调和冰箱等，但中国的名牌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名中还是“零”。目前我国90%以上的西药是模仿。我国的钢产量逐年增长，突破了一亿吨，连年夺得世界第一。但大量低附加值的普通钢材供大于求，却不能生产高速铁路钢轨，造船用及海上钻井平台用的高强度钢板，小轿车用的新一代超轻型钢，石油开采超深井用的高强度钢管等高档钢材，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
在全球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技术为王的市场竞争特征越来越明显。据新华社报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值的65%与集成电路有关，高投入高回报的芯片业被称作现代“印钞机”。而中国信息产业规模虽大，却缺少“印钞机”。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技术，长期被英特尔、微软等美国大公司垄断，不仅国家每年要花费大量外汇，信息安全也难以保障。2002年1月1日，我国第一款商品化通用高性能CPU芯片问世，才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合众国际社纽约电，美国每年出售的新产品有七分之六是改进，七分之一是最新的研究。就是这具有革命性的“七分之一”为美国创造了三分之二的利润。而我国电子技术产品尽管连续多年居工业产品出口的首位，但前景并不乐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董云庭说，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高额专利费使我国电子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我国生产的DVD整机售价约为40美元左右，其中要支付的知识产权费21.3美元，目前这一做法已从DVD、彩电波及到手机、PC等其他产品领域。我们的联想集团生产一台PC，也就是赚一把大葱钱。我们辛辛苦苦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737。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永远只能挣“小钱”。
未来学家确信，21世纪将第一次把劳动力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多数工业国家的“蓝领”将消失，美国现有的工作岗位90%会被“自动化”取代。计算机的“疯狂侵略”，“逼”得人类不得不把终生学习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个自行车大国，自行车几乎是一贯制，两个“圈”夹一个“三角”。而国外的自行车千奇百怪，一个轮的，三个轮的，就是两个轮子，也一大一小，怎么新鲜怎么来。再看我们满大街的小汽车，都差不太多，一个型号居然能“稳定”几十年。我们的房屋，倒是越盖越高，但还是沉重的“砖瓦”，能源消耗高，为什么不发展新型的建材呢？我们的天津守着大海，却老是缺水，早些年引滦入津，现在又不得不引黄河水，为什么不发展海水淡化呢？海水淡化成本高，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借太阳能呢？还有为什么不能搞出人造木材呢？一时搞不出来，“胡思乱想”总可以吧？
如果不创新，就只能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行。
在2004年春天发布的欧洲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只有500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芬兰靠着诺基亚公司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2003年至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同样高居榜首。这个十几年前的穷国，凭着教育和科研这两只翅膀成功起飞，由此创造了“芬兰奇迹”。
早一天把高考请进“坟墓”，我们的中小学生就早一天“解放”，我们的祖国也将获得两只飞翔的翅膀。
作者简介：
舒云，原名贾舒云，女，安徽宿县人，1969年8月赴内蒙古兵团，1972年参军，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聂荣臻传》（与人合作）、《中国十元帅聂荣臻》《开国纪事》《从西柏坡到中南海》《啊女兵》《界碑恋》《红都纪事》《石破天惊》《大将罗瑞卿》《百战将星杨勇》《南国春早》《金鸡啼晓》等。
舒云：《高考殇》 发表于2005年10月的《北京文学》
留住幸福（发表于《快乐老人报》2010年10月14日）
2005年北京春季高考
转身，已是 天涯 (稀音874590332 发表于2008年12月12日 20:15 )
炒楼的资金为什么不进股市 622006052 发表于 2011年05月10日 15:16 阅读(72073) 评论(95) 分类： 个人日志 举报 本文已被推荐到腾讯博客，点击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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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大学一解》-【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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