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畈田:作品相关 13、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郑玄先学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了汉代最大的“通儒”，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

    郑玄年轻时，赴京城洛阳太学受业，师事京兆（今西安西北）人第五元先人第五元先第五是姓，“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无接受了官学，即今文经学，同时，他对刘歆的《三统历》以及自古流传的《九章算术》，也颇有研究。后回到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随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这时，他既学今文经，更以浓厚的兴趣学古文经。约三十七岁时，“以山东无足问者”，就西入关中，通过马融的学生卢植介绍，师事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据说，马融平素骄贵，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只能听高业弟子传授。但是，郑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将马融的学问都学到家了。一次马融召集高业弟子“考论图纬”，涉及到某些天文历算问题，“闻（郑）玄善算”，就召他到楼堂上一起讨论，郑玄就几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亲聆老师的解释，“问毕辞归。”这时，郑玄已过不惑之年。马融喟然对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其实，郑玄意识到自己的学问，已超过马融了，便辞归家乡。

    返回山东，家境依旧贫寒，客耕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学徒相随达数百人。由于“党锢”事件的牵连，便隐修经业，杜门不出，长达十四年。其间发生了经学史上又一次今古文学的争论。今文学家何休，好《公羊》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梁废疾》等。对此，“（郑）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佩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论争了。史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所谓“义据通深”，说明了郑玄是从“通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作综合研究，才最终解决了问题，消除和门户之见，结束两百余年的今古文争辩。

    汉灵帝末，“党锢”解禁，大将军何进执政，想重新起用郑玄。郑玄年已六十，婉言谢绝，宁愿从事教学与著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后汉书·郑玄列传》）往后的十多年里，郑玄勤奋著述，凡百余成言。汉献帝建安五年病卒，享年七十四岁。

    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范晔为其列传时作了这样的评论：“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指东汉）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史载，他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以及《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 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著书立说的成绩如此巨大，远在其师马融和两汉任何一位经学家之上。

    在《易》学方面，郑玄早年通《京氏易》，后来又通《费氏易》。其《易》注，以《费氏易》为主，兼容《京氏易》，京即今古文《易》学的综合研究。他以“礼”注《易》，强调“不晚迫害论”即社会伦理功能。改造了象数《易》学，是两汉《易》学发展的最高成果。此外，郑玄还提出八卦始于神农氏之说，与以前流行的伏羲说有别，可谓另创新说。

    在《尚书》学方面，其《尚书》注，来源于贾逵、马融，是东汉一代今古文《尚书》学的含有大成者。郑注出现，“《古文尚书》遂显于世”，为儒者所宗。

    在《毛诗》学方面，郑玄先学今文《韩诗》，后师从马融研究《毛诗》。其《诗》学直接来源于马融，他在《毛诗笺》以及《毛诗谱》，兼采了今文三家《诗》尤其是《韩诗》。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毛诗谱》谓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此新说有何依据，不得而知。郑玄还独创了“笺”的名称。就郑玄《毛诗》“笺”注内容而言，也是多以《礼》解释《诗》，强调礼制的作用，宣扬封建伦理的功效。此外，郑玄首次提示了《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合作。

    在“三礼”学方面，郑玄《周官注》来源于马融；而注《礼》经（《仪礼》），是校读“古经”的成果；注《礼记》，则是独创的新说。从前，三种礼学经典分别相传，而郑玄“通为《三礼》”，开始才有所谓“三礼”之学。“三礼”学是郑玄“通学”最精彩的内容，他全面注释“三礼”，融会贯通，自然地解决了许多疑难的问题。皮瑞锡指出：“郑学最精者三礼。”（《经学通论·<易经>·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在《春秋》“三传”方面，郑玄先学《公羊春秋》，后习《左氏春秋》，此外又懂《 梁春秋》。他曾指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 梁》善于经。”（《六艺论》）郑玄综合融通，重点落在“善于礼”的《左氏传》上。《后汉书》本传及《儒林列传》均未提及郑玄注过《左氏传》，但《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郑玄曾注《左氏传》，一次与服虔相遇，听服虔谈注《左氏传》的内容，觉得与己见相同，就说：“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而有信，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如果故事可靠，郑玄似有尚未完稿的注《左氏传》的专著。

    “六艺”概论方面。随汉代经学发展，必然产生 “五经”、“六艺”概论的专著，刘向校理秘府经籍，撰编了《五经通义》和《五经要义》。刘歆《七略》中之《辑略》，实际包含了“六艺”的总论；东汉，曹褒、张遐等均著有《五经通义》；尤其是许慎的《五经异义》，从礼制上评述“五经”的各种意义，缩论今、古文家之说，但师法界限并不严格。对此，郑玄撰《驳五经异义，混合今文与古文之义，加以辩驳，并才有《六艺论》，次论《易》、《书》、《礼》、《乐》、《春秋》六经，叙述六艺特征及其传授的渊源。

    综上所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说”，其业绩无疑是经学史上一座丰碑。他遍注的群经，可惜大多已佚。至今完整的留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笺》和“三礼”注，以大量篇幅考订名物度，训诂精湛，校 严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料。

    作品相关 14、鹤山学派    〖鹤山学派〗南宋魏了翁所创学派。了翁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曾筑室于白鹤山下，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鹤山学派”。了翁为二江学派范子长、范子该所传。范氏师事南轩学派张□，了翁从中接受了张□学说。既而潜心研究张□、朱熹之学，成为二人私淑弟子。又与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真德秀、辅广、李燔、张冶、李坤臣、李从周为友，互相切磋学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弥远专擅朝政之时，他辞官回乡，居白鹤山下授徒讲学，“士负策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形成“鹤山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魏文翁、郭黄中、吴泳、游似、牟子才、王万、史守道、蒋公顺、税与权、膝处厚、蒋重珍、许月卿、史绳祖、叶元老、严植、张端义、王□、赵范、赵葵、牟应龙、李□等。此派为学旁搜诸家，广取博收，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融合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形成自己驳杂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虚无之说，谓“虚无，道之害也”。认为“宇宙之间，气之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在人则阳魂为神，阴魂为鬼。二气合则魂聚魄凝而生，离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又认为“人物之生有刚柔，于是乎有善恶。刚之善也，其言直以畅，恶也，其言粗以厉。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恶也，其言阂以弱。”主张通过修养变化气质，谓“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则气得其养，而生生不穷。夫如是，可以变化气质，愚明柔强，虽引为圣贤可也”。此派尊崇朱嘉，曾倡言推尊理学，以改变社会风气。建议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定爵谥，表彰周、程开创理学之功。重视读书穷理工夫，谓“益知读书穷理工夫无穷，此不是黔奇街博，义理所系，世变所关，不容草草”。读书穷理的目的是“涵养气质”，转变社会风气。此派还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两仪，以命万物”。指出“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则心者神明之舍，所以范围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贯通幽明”。如果“人心迁于物则蔽□”，这就需要下一番“正心”、“养心”、“明心”的工夫。要做到“心之神明”，就要“寡欲”。此派提倡“寡欲”，而不提倡“无欲”，认为“圣贤言寡欲矣，未尝言无欲也”，“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此求之，则养心之说备矣”。此派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的贵贱贫富的界限是不侵犯的“天险”。此派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人认为“崇学校在于养士气”，“涵养气质以成其材，而待国家之用”。为学主张多读原著，谓“读书虽不可无注，然有不可尽从者”。指出，“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主张“不欲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此派代表著作有：魏了翁《鹤山大全集》、《九经要义》，魏文翁《中庸大学讲义》，吴泳《鹤林集》，王万《心铭》、《淡斋规约》、史守道《传斋集》、《春秋统会》，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此派学说曾盛行于四川邛眉一带，明清时期仍有传人。

    作品相关 15、龟山学派    〖龟山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杨时所创立的学派。杨时为北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龟山学派”。杨时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熙宁进士，调官不赴，拜程颖为师，专心学习理学，为额所器重。颖死后，又从程颢学，“程门立雪”，刻苦攻读，多有发明，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晚年专事著书讲学，传“洛学”于阎，与罗从彦、李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东南学者奉之为“程氏正宗”，纷纷前来求学。因形成“龟也学派”。杨时与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陈□、邹浩、游复、郑修、李夔等为友，一传数传弟子众多，著名者有王苹、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萧□、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宋之才、李郁、胡埕、邹柄、曾恬、江琦、范浚、魏杞、汪大猷、汪应辰、尤袤、舒琳、陈居仁等。此派反对王安石：新学”，注重《六经》等儒家经典，推崇《大学》和《中庸》以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为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以发扬光大“洛学”为己任，继承二程“理一分殊”学说，认为“天下只是一理”，“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谓“为仁由己”，多下“克己”功夫。认为要作到“仁”、“义”，必须“诚意正心”，“主敬以养心”。谓“敬与义本无二，所立者敬，而又则自此出焉。”在人性论方面，认为“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已萌处看”，恶性若萌，即违背“天理”、“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不能有丝毫为恶之处。要如此，“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必须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才能明确为善的道理，“则天下之理得矣”。主张“事事循天理”，曾说，人各有胜心，用心去尽，而惟天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经过“格物致知”和反身自省，即可达到为善的目的，也就认识了天理。此派也将佛学渗入儒学，认为“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谓“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龟山集》，潘良贵《杂著》，王居正《春秋本义》、《竹西论语感发》、《孟子疑难》，廖刚《高峰文集》，宋之才《云海敝帚集》等。此派对于传播二程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洛学”大盛于江南。黄百家评论说，二程“称高弟者，游（酢）、扬（时）、尹（淳）、谢（良佐）、吕希（希哲）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夫下。”（《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此派思想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此派门人弟子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出许多学派，主要有王苹所创“震泽学派”，吕本中所创“紫微学派”，陈渊所创“默堂学派”，罗从彦所创“豫章学派”，张九成所创“横浦学派”，胡寅所创“衡麓学派”，胡宏所创“五典学派”，刘勉之所创“刘胡诸儒学派”，舒嶙所创“广’平定川学派”，汪应辰所创“玉山学派”等。

    作品相关 16、崔琰    崔琰，一位非常值得爱戴的名士，事实上也曾得到曹操的敬重。当年曹操初得冀州，将崔琰救出袁绍大牢时，曹操兴致勃勃地对崔琰说：‘昨天我查阅了一下户籍，发现贵州竟有三十万百姓可供补充兵员，实在是一个大州呀！‘崔琰勃然变色：‘鄙州饱受战争创伤，生灵涂炭，你不想着安抚百姓，却先计点甲兵，这难道竟是鄙州人寄望于你的事情吗？‘在座的全都吓出一声冷汗，好个曹操，不仅全无怒意，反而堆下笑脸，当面向崔琰赔礼道歉。出于对崔琰道德力量的敬仰，曹操甚至将太子曹丕的教育之职也托付给他。崔琰不辱使命，把个曹丕调教得唯唯诺诺。崔琰有两个理由使曹操提高警惕：曹操曾因衣着花哨而‘赐死‘曹植的妻子，而这位薄命女正是崔琰的亲侄女；曹操决定立曹丕为太子时，知道崔琰平素更喜欢曹植，他担心崔琰从中起不良作用，尽管崔琰的表现无可挑剔，他当时就明确表示：自己坚决站在曹丕一边，并认为只有立曹丕为太子，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

    崔琰的死，缘于一封信，缘于曹操本人对文字狱的兴趣。崔琰信中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之句，生性猜忌的曹操立刻将此理解成变天的征兆，把崔琰投入死牢。

    个人事迹：

    话说有一次，匈奴大使入朝拜見曹操，曹操照照镜，发觉自己样貌普通，便叫崔琰来假扮自己，曹操在旁操刀直立，成语『代人操刀』就是这样来的，但后来变成写文章请枪手的意思。

    作品相关 17、王莽与儒家的乌托邦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划分“大同”与“小康”，把“天下为公”的“大同”视作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藏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茂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乌托邦，根本就无法实施。在孔子的时代，楚国的隐士接舆讥讽他不识时务。司马迁在《史记》中甚至记载说，郑国人认为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就是说，在当时，大家并不接受孔子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推销的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市场，这样的产品积压了，要么任其腐朽，要么扔掉。但是，孔子依然顽固地推销，直到去世。可惜。

    这些空想，孔子推销不出去，“亚圣”孟子也没有推销出去。孟子碰到三个国君，一个齐宣王，一个梁惠王，一个梁襄王。孟子讲“王道”，齐宣王感到头痛，一个劲地说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许多病：好勇、好货、好色等等。这里不成功，只得到魏国去，那个梁惠王对他的理论起先不感兴趣，经他多番演说，产生了一些兴趣，可梁惠王驾鹤西归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只好离开。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唯一一次得到真正推行的是王莽，但是以失败而告终。

    王莽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王莽不仅接受了儒家的教诲，并且身体力行。《汉书》记载：“（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说：“王莽是一个经书读得很好的儒生，在王氏豪门之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王莽受禅一面循汉儒政治理论之自然趋势，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个人之名誉为凭借。（王莽姑母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莽诸父凤、音、商、根相继执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书生本色，治礼，务恭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又恰合时代潮流。汉儒群主让贤，而苦无一明白的选贤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学术上足膺此选格，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

    王莽做了皇帝之后，试图推行儒家的那一套。他下令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

    然而，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王莽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因为王莽书呆子气，死读书。他哪里知道，“井田圣法”不过是孟子编造出来的空想。《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度和儒家鼓吹的“原始大同”思想是差不多的，是一种空想农业社会化，类似西欧“乌托邦”思潮。实际上，以前，井与田两个字并不是连用的，这两个字只表示豆付干块的土地经界的。井就是田，田就是井，二而一，一而二，原不代表什么井田制的。孟子为了推行他的乌托邦思想，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希望社会能够均分土地，耕作者先完成公田后操作私田。然而，考证表明（详见胡适、李亚农、胡寄窗、周谷成等的相关文章），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孟子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最混乱的空想。

    （上述内容转自世纪学堂刘正山的儒家批判系列，鬼雨并不同意他关于儒家的见解，但同意他关于王莽的部分论述内容）

    作品相关 18、范滂与张俭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偃城东南人。他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他疾恶如仇，为官清厉，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起，与李膺同时被捕，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他，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死于狱中。

    范滂进监狱

    汉灵帝刚即位的时候，窦太后临朝，封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窦武和陈蕃是支持名士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终身禁锢的李膺、杜密又召回来做官。

    陈蕃对窦武说：“不消灭宦官，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我留在这里，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

    窦武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两人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消灭宦官。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相信宦官，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陈蕃又向窦太后上奏章，举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几个人的种种罪恶。窦太后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这一来，倒是打草惊了蛇。曹节、王甫来个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

    这样一来，宦官又掌了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统统被撤职。

    李膺、杜密被撤职回到家乡，一些名士、太学生，更加推崇他们，也更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找机会陷害他们。

    有个名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想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

    宦官曹节抓住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汉灵帝才十四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问曹节：

    “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有什么罪？”

    曹节指手划脚把党人怎样可怕，怎样想推翻朝廷，图谋造反，乱编了一通。

    汉灵帝当然相信了他们，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膺。李膺坦然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六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

    他就自己进了监狱，被拷打死了。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汝南郡的督邮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直哭。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消息传到范滂那里，范滂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

    他就亲自跑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个正直人，他见范滂来了，吓了一大跳。他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打算交出了官印，跟范滂一起逃走。

    范滂感激郭揖，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

    县令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

    范母带着孙儿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滂。范滂安慰她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伤心。”范母说：“你能和李、杜（指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范滂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

    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只有那个宦官侯览的对头张俭，却逃过了官府搜捕。他到处躲藏，许多人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都遭了祸，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遭到灾殃。

    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的比较鲠直的官员遭到沉重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包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