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妈给多少人上过: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2008-12-29 12:00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西方流行的各种哲学派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续。
现代西方流行的哲学流派虽形形色色，但大致分属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
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渊源于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强调归纳、实证、逻辑、实用，关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代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流行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是孔德实证主义的后裔，是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第二代；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理论联系，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是马赫主义的直接后裔，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度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而兴起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逐渐衰落，代之而兴的是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历史主义或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
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则渊源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强调演绎、普遍、绝对、直觉、关注人的存在意义。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发端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流行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代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第二代是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哲学流派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第三代是海德格尔、萨特尔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今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中，比较特殊的是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还出现了一种反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与上述两大思潮密切相联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英文是scientism
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如美国新实在论者要求哲学家效仿科学家；美国哲学家W.奎因则说，认识论就是生物学对自身的运用。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但在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比如方舟子，却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
科学主义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强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见《牛津英语词典》）。弱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韦伯斯特大词典》）。在前苏联和我国，唯科学主义有一种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万能的科学”，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主张。
范岱年在他的文章，“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建设方面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是一巨大进步，是对唯科学主义的有力批判。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加强中国的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五四传统，吸取世界的优秀文化（既要人文，也要科学），也需要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中的优良传统，融合创新，才能成功。光靠科学是不够的。”
马勇在探讨丁文江的科学主义时也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参与论争的人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从实际后果看，这场论争所产生的对科学的热情，成为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股创造性力量。尽管他们有着论战的分歧，但所有鼓吹和信奉科学的人，实际上都受到这种信念的鼓舞，即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才有可能进行一场科学的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革命中，运用理性的技术解决人类福祉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通过常规智慧所提供的更为人道、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所鼓吹的科学的行动，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社会上的合法性保障。他们使用“赛先生”作为护身符，用这个具有魔力的护符去驱走一切迷信、保守主义以及对过去的盲目忠诚，以便把人的智慧解放出来，去思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科学，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科学主义”，甚至是“绝对的科学主义”。
科学是个好东西，但当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可能其中也就蕴含着一些问题。因为人类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不仅无法穷尽，甚至可以说，人类现在的认识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以“科学”加“主义”的名义去号令一切，于是许多的东西，便在这些科学家的眼里成为迷信，成为糟粕，成为必须打到，必须舍弃的东西。于是，借助于科学的名义，许多“不科学”的事情照样发生，许多人类尚无法认知的东西，被作为糟粕而舍弃。”
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
科学主义的大众影响：1.起解放思想作用2.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蔓延3.丧失终极关怀。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
产生时间：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
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A.孔德，主要代表：英国的J.S.密尔和H.斯宾塞。
形成标志：为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德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
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称为老实证主义，20世纪盛极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称为新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它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
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发生了深刻影响，孔德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
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
狭义而言，实证主义则指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的哲学。这条目内主要介绍狭义的实证主义。
孔德生长的时代，正是一个宣扬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发端的时代，在“科学万能”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对形而上学产生怀疑，逐渐以注重经验的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事物，探求事实的本原和变化的现象。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其中心论点是：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在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孔德认为人类非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体认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孔德在其所写的《实证哲学》一书里，认为人类进化分成三阶段：
一是神学阶段，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
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或普遍的本质阶段，解释一切现象；
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此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
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理型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
逻辑实证论：
19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结合实证主义中重经验的学说和符号逻辑学说，成为逻辑实证论。符号逻辑就是将代数的方法和符号，应用在逻辑上。这种理论运用逻辑，达成具有像数学那样明显和确实的结论。
什么是实证主义
江怡：什么是实证主义－－对它的一种史前史考察
实证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的重要传统。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萌芽于17世纪的欧洲，18世纪后逐渐形成的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表面对立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一致，即对关于世界的偶然知识与关于永恒之物的必然知识的严格区分。在法国，由于受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法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与法国哲学的浪漫主义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哲学传统，经验论，知识的区分，社会政治因素
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实证主义”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它不是去预先假设人类是如何得到知识的，也不提供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历史学的基础。实证主义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套规则或评价标准：它告诉我们关于世界陈述中的哪些内容是属于知识的范围，并为我们提供可以用来区分能够与不能合理地提出问题的准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关涉我们如何使用“知识”、“科学”、“认识”、“信息”等术语。同样，实证主义的原则也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争论中哪些属于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哪些又属于不可能得到解决或不值得考虑的问题。[1]
一
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规定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但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实证主义却根置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之中。根据当代波兰哲学史家科拉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的分析，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怀疑论提出的一种现象主义观点应当被看作实证主义的雏形，这种观点认为，经验能够使我们确定给定的对象是否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外表，但我们却无法由此推断对象事实上的确正如它的外表所呈现的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区分经验材料的真实内容与我们由此推断的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2]中世纪晚期的罗杰尔·培根和奥康的思想，同样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类认识范围和有效性的实证主义观点，他们在与目的论神学的论战中强调了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作用：如罗杰尔·培根就明确指出，知识的价值只能用使用的效果加以衡量，而获得知识的唯一合理手段就是实验和几何推演；奥康以“极端唯名论”的方式提出的“奥康剃刀”清除了一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实体，严格区分了尘世的知识和宗教的信仰，认为后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无需证明的。当然，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唯名论，而唯名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实证主义观点，因为它关心的仍然是知识的构成和来源，而不是关于构成知识的原则和标准。而且，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经验主义萌芽，主要关注的也是如何得到事物本身，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大自然撒播于一切生灵之中的初隐“力量”。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伽里略的科学观直接形成了与传统世界观的对立：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大量地去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伽里略的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开始确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即为一切实验确立理想条件。这正是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确立科学规范的开端。17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最主要代表是伽桑迪，他在1624年的文章中直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宣称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没有结果的，而合理的目的论思想也是不可靠的。他认为，一切值得探究的知识都会是不完善的，我们基于天生的认知手段而得到的东西，都不过是具有可能性而已，这样的知识是无法宣称可以发现世界的“本性”或万物的“本质”的。伽桑迪的思想反映了法国知识分子思想通常具有的朴实特征，即不要询问用定义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关于上帝的问题或关于宇宙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能对各种不同的答案保持开放的心态，以便将来的科学能够给出更好的回答。
从今天的角度看，17世纪西欧哲学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是笛卡尔的《论方法》（1637）、《第一哲学沉思》（1641）和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出版，因为正是这些著作开始把整个西方哲学真正引入对人类知识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考察，而哲学才第一次被明确地规定为“正确指导理性和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笛卡尔）。从此，“理性”在哲学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一切人类知识的最高准则。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把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看作是实证主义者，但他们却持有实证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信念，即认为任何以不可见的力量去解释世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不能为以无法清楚地表达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过程而留下地盘。在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看来，科学应当使世界摆脱神秘，应当用真实的知识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去掩饰我们的无知。所以，笛卡尔就用外延概念去解释传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而用思想去解释被看作思维之实体的灵魂。虽然从当代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笛卡尔对物质与灵魂的绝对分离是造成后来西方哲学陷入身心问题困境的根源，但在17世纪的哲学中，笛卡尔把广延的实体和思维的实体区分为物质（外延）和思想（灵魂），这种做法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笛卡尔把一切实体都放到了保证清晰确实的理性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所有声称隐藏了某种本质的实体理论中都没有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对自然的描述有所贡献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实际的事物属性，而在这些属性背后并没有什么隐藏的“自然”。他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是发现可以接受为绝对必然的而不只是纯粹分析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就只能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因为遵循正确的秩序和精确地陈述我们正在研究的所有情况，这就是那个赋予算术规则以确定性东西的全部”。[3]由于经验知识本身具有欺骗性和不确定性，其内容也缺乏任何必然性，它们无法使我们达到任何确定的关于存在的断定，所以，笛卡尔提出，我们就只能在其他地方去寻找无可置疑的知识标准，而数学作为演绎知识的模式恰好可以在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我们由此也才能够建立起作为必然真理的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笛卡尔甚至提出，要得到关于物体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完全可以不需要经验的材料，而只需要仔细地分析外延、物体、运动、阻力等概念就可以了。
从表面上看，笛卡尔的这种思想的确与实证主义者追求必然真理的理想有相似之处。然而，至少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实证主义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念，即知识只有在具有分析特征的情况下才是必然的，就是说，可以称作具有必然性的知识并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具有重言式特征的一些命题，它们的真是由构成它们的那些词的意义决定的，这并不要求经验的或实验的证实标准。这样，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必然的知识并不告诉我们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也不包括任何存在性的判断，不涉及到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现实的过程。但在笛卡尔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某些东西，而且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必然要发生的。这种看法的前面一点把他与实证主义者区分开来，而后面一点则把他与经验论区分开来了。
在强调知识的必然性方面，莱布尼兹比笛卡尔更为彻底。在他看来，一切经验知识都是偶然的；我们既无法通过这种偶然的知识去把握世界，又无法用这样的知识去证明世界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只能用充足理由律去证明世界的存在就是世界的本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同一性命题中，我们才能看到必然的知识。而这样的必然知识也只有几何学的分析真理才能向我们提供。由于莱布尼兹曾周游列国，对当时的世界版图有丰富的经验知识。因而在他看来，几何学本身并不能从经验的积累中得到，而只能是来自对上帝本质的认识。他提出的“普遍语言”概念就是一种对人类认识表达可以采用的普遍形式的理想。用现代语言来说，这种“普遍语言”概念就表现在用逻辑语法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想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所有的词都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而所有的句子又都是通过对所保包含的词的意义的分析而得到意义的，所以，这种语言中的句子只能是分析的，或者说在性质上是分析的。
18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对笛卡尔主义的一个主要攻击，就是对必然知识的这种独断论主张。巴克莱认为，所谓必然的知识应当包括对经验事实的判断，因为只有来自经验的判断才能成为我们知觉的内容。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试图准确地阐明所谓的“所与”（given）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在于不可观察到的物理对象的性质。而由于我们无法离开感知而达到这样的性质，所以，对“所与”的本质的认识也只能是在我们对对象的感知中。而且，根据他的观点，由于根本不存在离开了感知的任何本质，所以我们对这种本质的认识也是不可能的。他写道：“我担保，可感知事物的存在就在于它们是可以被感知的，而不是它们实际上被感知。”[4]巴克莱与实证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否认了物质实体的存在，或者说，否定了对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说明，仅仅强调由感知所构成的经验命题对世界本质认识的关键作用。但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与实证主义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希望祛除一切对人类知识无关紧要的或有害的说法，要求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必定是能够经受对表达这种知识的句子意义的分析的。
二
从今天的角度看，在18世纪后逐渐形成的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表面对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刻的一致，这就是对关于世界的偶然知识与关于永恒之物的必然知识的严格区分：对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来说，只有在性质上为分析的知识才是必然的，但这样的知识不是关于世界的，而是一些重言式命题，它们表现为某些必然发生的内容；而且它们是无法通过经验的手段得到的，只能是来自某种先天的东西，这就为上帝的存在留下了合理的证明；同样，巴克莱明确地区分了在我们的感知中呈现的内容与无法有效地引入感知中的东西，如物质的存在。巴克莱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存在即被感知”，但他由此也表明了对物质世界的态度，即从经验感知中消除关于世界存在的无神论解释。从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中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是对这样两种知识区分采取的截然不同的选择态度：唯理论明显地反对关于世界的偶然知识，强调对永恒之物的必然知识的把握；经验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即使是数学和几何学的命题同样源自经验，同样是对经验材料的概括而已。
休谟在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他通常被看作是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但他在处理两种知识的关系上却与洛克、巴克莱等人的经验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正是这种差别使得当代哲学家把休谟放到了实证主义的阵营。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休谟看作是他们思想的先驱之一，而科拉克夫斯基则直接把他称做“实证主义哲学的真正鼻祖”。
休谟区分了“印象”和“观念”，但认为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是不需要观念之外的经验观察的：它们只是由相似、相反、不同程度的性质以及数量等关系构成的。对这些关系的研究是数学学科的内容，与外在的世界无涉，数学命题的真取决于这些命题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推理关系的自明性。休谟由此认为，虽然关于事实的判断告诉了我们关于存在的内容，但它们却不包含必然性的知识，所以，人类关于事实判断的经验知识是有局限的，从这样的知识中我们无法得到关于必然性的知识。休谟怀疑论的要旨就是否定了所谓的“规律”命题反映了事物自身的必然性，而认为必然性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存在于我们由联想产生的思维习惯之中。休谟对因果概念和本体概念的批判，导致了后来的实证主义者完全抛弃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否认存在任何先天的认识对象，放弃对科学中的必然因果性的追求，主张对知识采取概率论的立场。可以说，从19世纪初开始复兴的整个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都是沿着休谟的怀疑和批判的思路展开的。
三
当然，实证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复兴还与当时的哲学背景有关。根据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学家科普林斯顿（FrederickCopleston）和哈姆林（D.W.Hamlyn）等人的分析，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在德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对它的反对，一种是在英国和法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论哲学以及对它的反对。[5]黑格尔通过对理念的逻辑推演建立的绝对精神体系，遭到了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以及随后的尼采和基尔凯哥尔等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的批判，由此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唯意志主义、生存哲学以及所谓的后黑格尔哲学，当然还有在黑格尔哲学内部出现的新黑格尔主义。这些不同思潮虽然形式各异、观点分歧，但都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不同反应，这就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但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哲学界，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英国，19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詹姆斯·密尔（JamesMill）和边沁（JeremyBentham）。詹姆斯·密尔是后来成为英国实证主义哲学最大代表的J.S.密尔（旧译“穆勒”）的父亲。他于1829年出版的《人类心灵现象分析》成为当时的联想主义的大众手册。这种联想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来自休谟，但又结合了英国心理学家哈特利（DavidHartley）在他的《人之观察》（1749）中提出的关于心理学的一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派生于某些原子感觉，因为一切观念都依赖于印象，而一切复杂印象又都依赖于更为简单的印象。边沁把心理学上的享乐主义看作人类行为的支配原则，认为痛苦与快乐是人类的“主宰”，他由此派生出著名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即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获得最大数量的最大快乐。这个理论后来被哈奇森进一步推向极端。但边沁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提倡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会产生如此的功利主义，他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中只是表明了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立法标准和具体实施惩罚的使用标准，即惩罚的程度只有在它具有普遍的功用时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事实上，密尔的《功利主义》（1863）就是对边沁这个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道德意义。
然而，当经验论在英国大行其道而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已落入末途并将被新康德主义取而代之的时候，黑格尔主义却开始在英国（主要是在牛津）逐渐兴起。但这种英国式的黑格尔主义与德国的不同，它更注重理念发展的认识论层面，带有一些英国经验论的影子。而且，如布拉德雷（F.H.Bradley）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甚至否认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英国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康德的认识论修正黑格尔的纯粹精神概念，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格林（T.H.Green）、包桑葵（BernardBosanquet）和布拉德雷等人。格林反对经验论或感觉论对原子感觉的强调，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必须包括了对关系的认识，但关系本身不是由关系者带来的，而是由心灵赋予的。包桑葵特别在逻辑学和美学思想中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被看作是最为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当然，19世纪英国最大的绝对唯心主义者还是布拉德雷。但他的思想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著作《逻辑原理》（1883）和《表象与实在》（1893）都发表于19世纪晚期，所以他的思想对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产生没有带来直接影响，但却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实证主义产生的直接导火索。
在法国，由于受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法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都不像德国或英国哲学那样抽象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如19世纪初较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团体“意识形态者”（lesidéologues）就明确地把研究人类观念和语言表达的起源作为他们的重要目的之一。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德·莱西（DestuttdeTracy）在他的《意识形态原理》（1801）第一卷中明确指出，他要关心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天赋能力，认为这种研究正是为逻辑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提供基础。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些能力主要包括情感、记忆、判断和意志。而19世纪初最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德·拜伦（MainedeBiran）则直接把研究人类的思维能力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他于1802年发表的《习惯对思维能力的影响》一文为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奖励，1805年又以另一篇论思想的文章再次获奖，并由此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的院士。[6]与德国哲学家不同，法国哲学家在讨论思想能力或观念起源时，他们并不是求助于先天的观念作用，而是更加唯物地从物理学、生理学、化学或心理学等学科中获取资源，把人类观念和语言的形成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类大脑中所发生的各种反应的产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巴尼斯（Cabanis）所说的名言：“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法国哲学的这个特点正是孔德实证哲学得以产生的深厚思想根源。
除了强调从各门自然科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之外，19世纪的法国哲学还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哲学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与法国哲学的浪漫主义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哲学领域，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官方哲学是所谓的“精英主义”（Eclecticism）。它竭力鼓吹制度化的君主立宪体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独裁统治，但又反对当时的社会理论家所宣传的革命尚未成功的主张。以罗耶—阔拉德（PaulRoyer-Collard）、孔辛（VictorCousin）和约夫里埃（ThéodoreSimonJouffroy）为主要代表的这种精英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妥协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理论看作是一种明智的精英主义，能够取各种不同体系中的精华，将其结合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及孔狄亚克的感觉论。在社会哲学领域，以傅立叶（MarieCharlesFourier）、圣西门（ComtedeSaint-Simon）和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社会改革主义者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但要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并不需要流血的革命，而只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们的社会主张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而遭到马克思等人的深刻批判，但他们的社会理想却反映了法国哲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特有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也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得以建立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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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LeszekKolakowski,TheAlienationofReason:AHistoryofPositivistThought.New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68,pp.2-3.
[2]同上书，p.11。
[3]Descartes,DiscourseonMethodandMeditations,translatedwithaintroductionbyLaurenceJ.Lafleur,Macmillan/LibraryofLiberalArts,1960,p.17.
[4]GeorgeBerkeley,ThreeDialoguesBetweenHylasandPhilonous,editedwithintroductionbyRobertMerrihewAdams,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Inc.1979,p.68.
[5]参见F.Copleston,AHistoryofPhilosophy,volumeIX,MainedeBirantoSartre,London:SearchPress,1975;D.W.Hamlyn,A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London:PenguinBooks,1987.
[6]F.Copleston,AHistoryofPhilosophy,volumeIX,p.22.
马赫主义
马赫主义　Machism　亦名“经验批判主义”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产生并流行于德国、奥地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其创始人E.马赫而得名。另一位创始人为R.阿芬那留斯，其代表作为《纯粹经验批判》，因此马赫主义又被称为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把感觉经验看作是认识的界限和世界的基础，认为作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感觉经验。从这一立场出发，强调一切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作业假说，它们只有方便与否之分，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别。马赫主义曾吸引了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并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反映。列宁曾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其作了系统的批判。
马赫主义又称“经验批判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在奥地利、德国产生以后，迅速在西方各国流行，为不少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很快取代了早期实证主义哲学的地位。马赫主义形成的时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古典物理学正向现代物理学过渡，新发现的Ｘ射线、电子、放射性元素镭等，使人们对物质结构有了新的认识。被人们奉为绝对真理的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物理学的新发现，以牛顿力学为自然科学基础的哲学也走到了尽头。用什么样的哲学来概括、解释自然科学的新变化，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一种尝试。
马赫主义是由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和和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差不多同时各自独立地创立的。它一经产生便传遍西方世界，并且渗透到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之中。俄国的车尔诺夫、巴扎罗夫、尤斯凯维奇和波格丹诺夫企图用经验批判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及时地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赫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既指出了马赫主义的思想渊源，也指出了它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实质。马赫自己也说：“我对康德的关系是特别的，我深为感激地承认他的批判的唯心主义是我的一切批判思想的出发点。但是，我不可能固守他的唯心主义，我很快又接近于贝克莱的见解。”后来，“我达到了近似于休谟的观点……一。直到今天，我都不得不认为，贝克莱和休谟是远比康德更为彻底的思想家。”[⑦]马赫自己公开承认他的哲学走的是从康德退到贝克莱、休谟的路线。与老实证主义者不同，孔德还承认经验以外的世界存在，只是不可认识而已，马赫则彻底否定了经验以外还有其它本质的东西存在，这样就把哲学彻底归结为认识论和方法论。
恩斯特·马赫（ErnstMach，1838-1916）出生在奥地利帝国边境的摩拉维亚，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864年任格拉茨大学数学教授，1867年在布拉格大学讲授物理学，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任哲学教授，并开设归纳科学哲学讲座。1897年因病而瘫。1901年被选为奥地利上议院议员，离开教育岗位并辞去教授职务。1913年到德国居住，1916年逝世。
马赫是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卓越的科学史家，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哲学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理解自然界，在光学、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有许多重大贡献，较早地系统地批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为相对论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准备。马赫的学术生涯是从物理学开始，经过科学史，然后到达哲学。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各门科学统一的基础。他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1883)、《感觉的分析》(1885)、《我的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和同时代人对它的态度》(1901)、《认识和谬误》(1905)等。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代表人物
创始人：皮尔士
推向大众：詹姆士
推广到更广的领域：杜威
二次大战后：胡克（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内容）
刘易斯（把实用主义引进逻辑学领域，促进了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合流）
主要观点
实用主义认为，当代哲学划分为两种主要分歧，一种是经验主义者，是唯心的、柔性重感情的、理智的、乐观的、有宗教信仰和相信意志自由的；另一种是理性主义者，是唯物的、刚性不动感情的、凭感觉的、悲观的、无宗教信仰和相信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则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
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没有反对神学的观点，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将哲学从抽象的辩论上，降格到更个性主义的地方，但仍然可以保留宗教信仰。承认达尔文，又承认宗教，也不承认是二元论的，即既唯物，又唯心，而是认为自己是多元论的。
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
在实用主义大旗下派生的分枝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神奇学派”、“逻辑学派”等。实用主义最初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中，在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成一种运动，并且蔓延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将实用主义哲学家奉为良师，他声称从这些人的学说中发现了“行动的信心，生活和战斗的坚强意志，而法西斯的成功大部分得力于此”。现在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运动了，但仍然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把哲学从一种人生观的思想体系降为一种研究问题和澄清信息的批判方法，把知识解释为一种评价过程，以科学探索的逻辑作为人们处世待物的行为准则。
发展历史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于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在美国露头。1871－1874年间在哈佛大学进行活动的“形而上学俱乐部”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组织。俱乐部的主持人是后来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的皮尔士，参加者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赖特（C.Wright1830-1875年）、律师霍尔姆斯（O.W.Holmes1841-1935年）、历史学家费斯克（J.Fiske1842-1901年）以及后来成为实用主义
最大代表之一的詹姆士等人。他们各在自己专攻的领域表述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通过詹姆士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另一个最大代表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发展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用主义也有流传。例如在英国出现过以席（F.C.S.Schiler1864-1937年）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运动。席勒为了强调哲学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于是将实用主义改称为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完全贯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世界观的精神，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原则。也就是只管直接的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理论特点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
评价
对使用主义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实用主义是反动的（我国的传统看法）
不管经验的来源，不管工具是否管用，不研究人的行动的价值，只管行动带来的目的，存在价值与目的利益的分歧。不管以往只关注是否有用，有用就是真理，不看最先的东西，只看最后的结果。
别一种观点：认为实用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强调行动以实现目的，认为哲学应该关心人，强调工具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
是一个哲学流派，其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也叫经验主义，或称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产生于1930年代～1950年代。
逻辑实证主义以维也纳学派为首，一般还包括德国哲学家赖兴巴赫为首的柏林学派，以波兰的塔尔斯基为首的华沙学派，以及英国的艾耶尔等人的观点和理论。
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它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因此，它虽然以感性的经验为依据，但却否认了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是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许多研究者们从经验角度认为外部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量化的。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又称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其核心是维也纳学派。此外，以德国哲学家H.赖兴巴赫为首的柏林学派，以波兰的A.塔尔斯基为首的华沙学派，以及英国的A.艾耶尔等人的观点和理论，都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范围。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大体可概括为：①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特别是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②坚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强调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以消灭形而上学。③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和可确认性原则。④主张物理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以及通过意义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他们的纲领是：捍卫科学而拒绝形而上学
批判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衰落，受其影响的一些学者对它的基本原则提出批判,从而形成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rationalism）,后来研究者又将其称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50至60年代盛极一时，对哲学界和自然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奥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对理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他把“猜测与反驳”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没有规律，因此社会的未来不可预测，而且，历史学不是一种理论科学，其理论假设完全是有选择地取自其他学科，它自身不能独创关于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他在本体论的研究中，认为宇宙的发展变化是一突现的进化过程，并把宇宙的进化分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三大层次，由而提出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著作有《历史决定论的贫乏》、《猜测与反驳》、《客观知识》等。
批判理性主义的显著特点：
1.突出强调理性的批判性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2.重视本体论的研究并系统的阐述本体论的哲学主张
3.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哲学，扭转了语言分析导向，尤为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提出大胆猜测，按“可证伪度”的大小与经验两者来检验理论与事物。
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是指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主义的原则可以溯源到古代哲学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提出和主张这一原则的有G.B.维科、伏尔泰、G.W.F.黑格尔等。其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形式下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真正科学地阐明并应用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要求是：①尊重历史的实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也要从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②注意历史的演变。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发展和变化。从历史的演变中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例如对私有制和阶级的分析，就要既看到它们的出现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进步；又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它们的消灭同样是历史的必然。③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要把握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就必须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该时代的中心，并对当时各个阶级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当的估计。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统一的。
从现代西方学者的视角来看，历史主义的基本前提在于，过去的自主地为必须被尊重。他们坚持认为，每个时代都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并拥有他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历史学家不认为存在着普适性的价值观，他们也不可能对历史下定论；他们必须努力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理解每个时代，呈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偏好，而不是将我们的强加于它。
西方所谓历史主义，尽管评论众多，并无确切定义。[4]②我以为，它实际是18世纪末西方近代史学从神学、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后逐步形成的一些原则。它仍带有“文史哲”的着重事件描述和直观的思想方法，强调历史世界（WritalsGeschichte）与自然世界（WeltalsNatur）之不同。据说，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是德国人评介维科（G·B·Vico）的1725年的著作[5]③时所用。维科认为历史是循环进化的，但一国的观念、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历史发展所决定。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L·Ranke，1795—1886）可称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他写有德、奥、法、英历史，但每国只写其某主要事件，有类“纪事本末”。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个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而无共同的历史可言。其后德国著名史学家如特洛奇（E·Troeltsch）、迈纳克（F·Meinecke）等，并在方法论上强调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事物具有单一性和相对性，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用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特洛奇强调直觉方法，迈纳克更重视思想史研究。这就形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传播到各地。法国史学家孟德（G·Mond）来德国学习，后于1876年创办《历史评论》（Revehistorique）。法国的米歇莱（J·Micheled）、英国的斯塔布（W·Stubbs）都用德国学派方法写法国、英国中世纪史。俄国的罗斯托维季耶夫（M·I·Rostovtzeff）也到德国学习，成为古代史专家。美国阿达姆（H·B·Adams）于1884年创建美国史学会，引进德国史学思想，他的学生图诺（F·J·Turner）创立进步学派（pro－gressiveschool），成为美国的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出版班海姆的《历史方法论》、朗格卢瓦与塞纽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这种“史学手册”性质的书将历史主义概念系统化，译文流行各国，成为传播历史主义的重要工具。[6]④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德文Anthropologismus的意译，又译人本学。希腊文词源antropos和logos，意为人和学说。通常指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和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费尔巴哈由于把庸俗唯物主义同一般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避免采用甚至反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因而将自己的哲学称作“人本主义”或“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将他的唯物主义学说称作“人本主义”，并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他们都反对把灵魂和肉体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反对把灵魂看作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们所了解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他们不是联系具体历史、联系社会实践来考察人，因而看不到人的社会性。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一词被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歪曲。如德国现象学者谢勒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克拉格斯，就侈谈“哲学的人本主义”或以“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为对象的“人本学”或“性格学”。他们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宣扬非理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唯心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的五类起源
首先，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ofthe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psychology）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当代西方心理学中的一种革新运动。60年代初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后，这一运动有较大发展，1971年在荷兰举行过国际会议，影响扩及欧洲和亚洲。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应着重研究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他们既反对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把意识经验还原为基本驱力或防御机制，又反对行为把意识看作是行为的副现象。关于人的价值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大都同意柏拉图和卢梭的理想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恶是环境影响下的派生现象，因而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他们继承了19世纪末W.狄尔泰和M.韦特海默的传统，主张正确对待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反对用原子物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人类心理，主张以整体论取代还原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运动是由许多具有类似观点的心理学者共同发起的，主要有：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默里、墨菲；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弗罗姆；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梅；机体论者戈尔德施泰因；发展心理学家比勒、布根塔；比较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心理咨询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等。其中马斯洛、罗杰斯和梅是这一运动公认的领袖人物。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格心理学、新精神分析和机体论的研究是早期的理论准备。奥尔波特认为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每一成人都不同于他人而以他自身独特的内在和谐方式对待世界，这一看法和排除意识经验的行为主义理论直接对立。以人格理论为基础，奥尔波特后来成为创立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关键人物，这为学院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分立创造了条件。默里和墨菲这一时期也有重要的人格理论著作发表，他们把人格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为人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霍妮、弗罗姆不同意弗洛伊德夸大性因素的作用，把美国工业社会发展中引起的社会问题看作是导致精神障碍的社会因素，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传统精神分析的主要分歧之一。1939年戈尔德施泰因《机体论》的发表，被认为是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即自我实现论的基石，他第一次从机体潜能的发挥出发论述自我实现，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加强了这一本来是由哲学提出的概念。
第一批系统讨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作是在四五十年代陆续发表的，其中主要有：马斯洛的《人类动机论》（1943）、《动机和人格》（1954）；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1951）、《论人的成长》（1961）；及梅主编的《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新角度》（1959）。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和动机是一种层级结构，高级动机的出现有赖于低级需要的满足。他并用比较心理学的资料论证，不论低级或高级的基本需要和动机都具有本能的或者说是类似本能的性质，即都有自发追求满足的倾向，而高级的需要和动机如友爱、认知、审美和创造的满足，即人的价值的实现或人性的自我实现。罗杰斯以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经验论证了人的内在建设性倾向，认为这种内在倾向虽然会受到环境条件的作用而发生障碍，但能通过医师对患者的无条件关怀、移情理解和积极诱导使障碍消除而恢复心理健康。他并把这一理论用于教育改革，强调教育中建立师生亲密关系和依靠学生自我指导能力的重要性。梅把欧洲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引入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处境虽然带有悲剧的性质，但能通过勇气的培养、焦虑的克服和自我的选择趋向光明的未来。
80年代以来，人本主义运动进一步深化。其内部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一方的自我实现说和以梅及其他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为另一方的自我选择说，在马斯洛逝世以后梅和罗杰斯关于人性问题开始了公开辩论，梅不同意罗杰斯关于恶是环境造成的说法，他认为恶和善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中，都是人的潜能，不正视恶的问题对人本主义运动有很深的、有害的影响。
此外，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主流的自我实现理论也有不同的发展趋向。罗杰斯一派仍坚持以个体心理为中心的研究，但另一些人已开始研究超个人的心理学，探讨个体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同广阔的世界相融合。
最后是方法论的建设。马斯洛曾提出，传统的科学方法不足以解决人类心理的复杂问题，人本主义方法论不排除传统的科学方法而是扩大科学研究的范围，以解决过去一直排除在心理研究范围之外的人类信念和价值问题。70年代末已出现一种以科学方法论加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尝试，代表人物是里奇克，他认为人本主义重新把目的论引进心理学是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但必须以辩证方法和严密逻辑增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科学性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非理性主义
一译“反理性主义”。一种哲学学说，也是一种理论学说。
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非理性的”这个术语，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等涵义。非理性主义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伦理学中流传颇广。如信仰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宣扬盲目的信仰；叔本华宣扬无意识的意志，断言理性和科学不适用于道德范围；尼采宣扬“权力意志”论，鼓吹非道德主义；柏格森宣扬直觉；存在主义宣扬存在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存在先于本质”，否认道德规律的客观性，等等。这些都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非理性主义是和蒙昧主义一脉相通的唯心主义学说。
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高扬主题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非理性主义演变线索：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
意志主义主要包括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生命哲学主要有狄尔泰等人创立；存在主义代表为海德格尔和萨特
唯理主义
笛卡尔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三）
--学习《自由秩序原理》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的自然愿望。但是对于在文明社会如何实现自由理念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不同取向，导致了民主社会和集权社会的分野。这是因为自由的实现首先有赖于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代世界，民主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与集权制的斯巴达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认为他们的法律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这些法律"立基于众人的才智，"并且"获益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而斯巴达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的法律的优越，…而是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由某个个人早先确定的目的。"显然，前者是对自发传统的发展和提炼，本质上是自生的秩序；而后者是基于既定目标的人为构建，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实践。
到了18世纪，自由理论的发展仍然延续了上述的分野。传承了古希腊民主理念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为首）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并且自由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的、缓进的和非完全有意识的，即有赖于试错程序。他们强调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设计，而在于成功并且存续下来的实践。"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所以他们被称为经验主义自由传统或英国传统（盎格鲁自由），实际上还包括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另一派是法国传统（高卢自由），其代表人物以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也包括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和潘恩等人。首先，与英国传统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否弃强制"相反，"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中寻求的自由。"认为只有"在追求和获致某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由"；其次，与英国传统主张由自发秩序和自生传统形成规范制度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依靠理性的周全规划去发明和设计这些制度；最后，与英国传统主张通过试错程序来完善自由社会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一种只有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所以，法国传统又被称为唯理主义传统，他们的主张基于这样的假定："人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则完全取决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正是唯理主义传统衍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暴政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疯狂以及至今仍在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权。而经验主义传统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倡导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为英国宪政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精神资源，更催生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
为什么同是对自由的追求却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果？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自由社会的期许有所不同。唯理主义相信"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慧和善。"所以大众完全可以在精心设计和周密策划好的制度框架内，朝着预先设计好的发展目标各自努力，达至各有所得的皆大欢喜。这里所谓理性行动倾向多半是指安分守己；而智慧则表现为各司其职的能力，即统治者有能力设计好发展目标和管理制度、辅助者有能力尽忠职守、劳动者有能力理解规则和领导意图；最后，所谓善就是知足，遵纪守法即实现了自由。这就是集权式民主制（totalitariandemocracy）下的自由社会，所以必须依靠强制和暴力的政权工具，以防有人理性不够而将非分之想付诸实施，以防有人智慧不够而不守规矩，以防有人善心泯灭而贪心不足。
相反，经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和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并且这种制度也是通过不断地引导"具有自私本能的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得以逐步形成的。作为制度，设立某些禁忌只是手段，目的是确保大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的自由社会，任何不确定的个人都有寻找、选择和实现自己目标的发展机会。每个人追求个人的目标之所以可能成功，是因为真正的自由行动都必须遵循一般性规则。这是由于我们的行动会直接影响他人，而惟有遵循大家认可的规则才能有效预期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映，从而各自调设，或竞争，或合作。
必须指出，在自由社会的一般性规则体系中，道德远比法律更为重要。作为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习惯，道德是不言自明的传统信念，是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它不是强制和命令的结果，而是出于自愿和自然。没有道德的规范，就不可能最少地使用强制，即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是自由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道德是主导的规范，而法律只是辅助的规范体系。譬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市场经济机制，就是建立在商业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信用主要依靠商业道德来运作，相关的法律作为保障只是最后的底线。自由市场的魅力不在于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在于以分工与合作为基础的交换和竞争。每个人对于这种可以选择且必须参与的游戏都有共同的规范体系和平等的机遇，惟有智慧和意志的较量，才能决定成功与否。而支持他们参与的信心，正是相信多数人都会遵循作为一般规则的商业道德。
意志主义
意志主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性流派。它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流行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德、法、英和北欧等国。主要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悲观主义迎合德国资产阶级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懊恼情绪，为意志主义哲学奠定了理论基调；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强暴、坚忍、狂妄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最初的理论形态，意志主义将非理性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歪曲夸大为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本质。它把意志提到精神的首位，并视之为存在的最高原则。意志论的因素在西哲史上早有端倪，奥古斯丁、司各特的哲学中就有意志论的倾向，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则属于现代意志主义的理论前提。叔本华1819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标志着意志主义哲学的产生。
意志主义哲学的流行和发展是德国资产阶级转变和演化的理论表现。叔本华的学说在1848年革命前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原因是,在1848年以前，虽然德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和怯懦性，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并不适应这时资产阶级的口吻。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丧失了在政治上前进的信心。1851年叔本华又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附加和补充》，许多人觉得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又读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们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叔本华在30多年前就说出了他们要说的话。显然，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资产阶级既不敢去推翻容克地主阶级政权，又没有勇气和劳动人民结成联盟。他们心胸狭窄、瞻前顾后，既害怕封建统治，又害怕“共产主义幽灵”。为此，他们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就放弃了黑格尔哲学，放弃了理性主义，转向了非理性的、悲观厌世的叔本华哲学。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德意志民族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突破常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德国开始走向扩张的道路，资产阶级由消极颓废转为野心勃勃，自由、民主、平等、和平都不再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口吻。他们需要强调强壮、勇敢、坚忍、权力、争斗的哲学，这就是尼采权力意志主义和超人哲学的客观根据。
意志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各有差异，但其基本观点大体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把意志看作世界的本体和万物的根源，世界是意志的创造品。意志主义者把意志看作脱离物质世界而真实存在的精神性的东西，认为世界就是我的意志；同时把意志看作世界的本质，用意志去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存在和变化。第二，把意志看作理性的主宰，贬低理性的作用，贬低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认为意志是人的实体，是人的真实本质，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宣称意志支配理性，理性屈从意志，理性是意志的工具；只有本能和直觉才把握实在。第三，叔本华极力宣扬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否定人生的意义，厌恶人类的存在；他认为由于人的欲壑难填，所以人生充满痛苦，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主张用禁欲主义来解脱人生的苦难。第四，尼采提出重估人类一切价值，要反善为恶、以恶代善；主张超人主宰世界、决定历史发展；蔑视群众，咒骂群众，认为人民群众只配作超人的奴隶，超人鱼肉群众是天然合理的，最后人类要过渡到超人类。
总之，意志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资产阶级哲学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乐观主义转向悲观主义，从道德主义转向非道德主义，从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以个人为中心。意志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非道德主义、悲观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
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是广泛传播于西方各国,并贯穿与20世纪的哲学流派.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学说或思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流行于德、法等国。它是在A.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和F.W.尼采?的权力意志论、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H.斯宾塞?的生命进化学说,以及法国M.J.居约(1854～1888)的生命道德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德国哲学家W.狄尔泰?最早用“生命哲学”一词来表示他的哲学，主张精神生活哲学的R.C.奥伊肯(1846～1926)也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康德主义者如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价值论（或文化哲学、精神科学），也对生命哲学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推动。20世纪初，德国H.A.E.杜里舒（1867～1941）的生机主义，法国H.柏格森?的创化论，则试图从生命的进化或生物学的立场，为生命哲学建立自然科学的基础。
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的黑格尔主义（见德国古典哲学）和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生命哲学家不满意G.W.F.黑格尔?所主张的严酷的理性，不满意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因果决定论，认为这些思想是对个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们要从“生命”出发去讲宇宙人生,用意志、情感和所谓“实践”或“活动”充实理性的作用。他们声明自己并不反对自然科学和理性，只说这些经验或知识不完全，必须提高意志、情感的地位，才能穷尽“生命”的本质。但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特色。
生命哲学对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的E.胡塞尔?和主张“信仰意志”的美国哲学家W.詹姆斯?等人均有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存在主义者如德国的K.雅斯贝尔斯?、M.海德格尔?和法国的J.-P.萨特?等人都继承和发展了生命哲学的观点，他们抛弃了“意志”而改用“存在”表示生命的概念。
以上的“生命哲学”是唯心主义生命哲学，以人对生命的感受作为基础。以下是唯物主义生命哲学：
唯物主义的生命哲学是从十九世纪达尔文《物种起源》所提出的“进化论”开始的，是对生命发生和发展的一系列自然规律的提炼与升华，是理性而客观的哲学。
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竞争”，即进化论描述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竞争是生命的发生和发展动力。从一个的精子挑战亿万个情敌，拼死夺得与卵子结合的机会而诞生生命，到物种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家族而繁衍后代的现象；从一个种群以其优势存活，到遍布世界，到因其劣势而灭亡的发展过程——这些生命科学现象，是生命哲学依赖的科学基础。
生命哲学的“竞争论”归纳为：生命以其竞争优势得以存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竞争过程。其在人文水平上升华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优势作用下得到演进，其发展过程是一个斗争和变革的过程——这与历史唯物主义观不谋而合。其在天文学水平上可表述为：宇宙体系有始有终，星体和星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交流和争夺宇宙物质的过程。
唯物主义的生命哲学是一门讲述生命和生命体系（如人类社会、宇宙星系）发生发展过程的哲学，生命以其优势在竞争中存在和繁衍，提醒人们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和集体的优势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改造生活改造世界。
同时，生命哲学解释了大自然对人类的“讨伐”：人类在自己造就的环境中失去了生存优势，变的不适应，而在“优胜劣汰”中存在灭绝的危机。显然，人类也是生物，人类要在生物适宜的环境中才有生存优势。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基因水平更得以看透生命的本质，补充生命哲学观。生命竞争优势源于基因，基因的表达和遗传造就了生命个体的竞争本性。对于生命而言，竞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缺少竞争优势的个体将被其他个体所挤压排斥，缺少竞争优势的种群也将被优势种群吞灭。竞争性在对于人类种群来说存在两个极端：个体欲望与集体道德，两者源于基因，在自然环境下均不可排除。欲望与道德的竞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生命哲学，其核心思想是“竞争”，它总结的是生命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教导人们认识环境的“残酷”而通过改进自身去适应和改造世界，是理性而客观的唯物主义哲学。
现象学
概念
现象学phenomenology，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
狭义的现象学指20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其学说主要由胡塞尔本人及其早期追随者的哲学理论所构成。广义的现象学首先指这种哲学思潮﹐其内容除胡塞尔哲学外﹐还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种种哲学理论以及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中所运用的现象学原则和方法的体系。
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词源
“现象学”的词源可上溯至18世纪法国哲学家兰伯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W.F.的著作，但其含义均与胡塞尔的用法不同。胡塞尔赋予“现象”的特殊含义，是指意识界种种经验类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现象是前逻辑的和前因果性的，它是现象学还原法的结果。
发展时期
现象学思潮从20世纪初以来，按时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胡塞尔现象学时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存在论现象学时期(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和综合研究时期(40年代以后)。三个时期互有交叉，各时期均包括一些主要代表人物。
胡塞尔现象学时期
胡塞尔现象学是在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F.布伦塔诺(1838～1917)意向性心理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但布伦塔诺认为心理行为的意识与该行为对象的意识是同一现象。胡塞尔则认为二者有分别﹐意识经验的内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与二者相关的意向性结构﹐从而离开了主张主体内在性的传统唯心主义﹐返回到原始的“现象”﹐即各类经验的“本质”。在他的倡导下所形成的早期现象学运动﹐旨在使哲学关注的重点﹐从当时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转向意识经验中的实在对象。这一运动的主要成员除胡塞尔和对意识中的情绪及价值结构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舍勒﹐M.以外﹐还有所谓哥丁根与慕尼黑小组的A.赖那赫﹑A.普凡德尔(1870～1941)﹑M.盖格(1880～1937/1938)﹑H.康拉德-马修斯以及因加尔登﹐R.等。他们分别在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学﹑心理学﹑自然哲学﹑文学理论等研究中﹐运用现象学描述法探寻研究对象的“本质”﹐在对象中寻找不变的“先天”因素。胡塞尔的追随者们当时认为﹐现象学是一种实在论哲学。早期现象学运动兴起不久便由于胡塞尔转向先验现象学而趋分化。胡塞尔通过对意向结构进行先验还原分析﹐分别研究不同层次的自我﹑先验自我的构成作用和诸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的“生活世界”等等。他认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是反思分析﹐在先验反思过程中存在着意向对象和与其相应的“诸自我”之间盘结交错的反思层次。胡塞尔指责其追随者们误解了他的“事物本身”的概念﹐并由于囿于客观主义和实在论而无法达到先验意识水平。其追随者们指责胡塞尔重返侧重主体概念的唯心论老路。现象学研究的胡塞尔时期﹐最终由于海德格尔﹐M.学说被提出以及舍勒去世(1928)和纳粹上台而宣告结束。
存在论现象学时期
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在20年代末改变了现象学研究的方向﹐开创了侧重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思潮。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研究基地也从德国移向法国﹐并逐渐扩展到其它地区。海德格尔认为﹐反思的意识尽管重要﹐但必须首先研究意识经验背后更基本的结构﹐即所谓前反思﹑前理解与前逻辑的本体论结构──此在(da-sein)结构。只有通过对这一基本结构的研究﹐才能了解意识和先验自我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从而揭示隐蔽的“存在”。由于海德格尔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因而其学说又被称作是解释学的现象学。然而﹐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无论是从对象还是方法上看﹐都与现象学越来越疏远了。
梅洛-庞蒂是法国现象学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也认为意识结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也既不同意胡塞尔把人最终还原为先验意识﹐也不同意海德格尔把人的生存还原为神秘的“存在”﹐同时也反对萨特把自我的生存还原为自我对生存的意识。他认为“我思”必然把我显示于历史情境中﹐现象学还原的结果是先验性的“知觉世界”。他强调知觉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因而主体必然“嵌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和他者混同﹐以此否认唯心主义与实在论的界限。梅洛-庞蒂是现象学意义论的重要研究者﹐认为知觉世界是一切意义的源泉﹐但意义始终是含混性的﹐其结果是意义与无意义混杂难分﹐现象学还原也就永无完成之日。
综合研究时期的现象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利时﹑联邦德国﹑美国﹑法国分别建立了胡塞尔研究中心﹐对胡塞尔的思想重新深入研究﹐出现了不少精通胡塞尔哲学的现象学者﹐如比利时的梵布雷达﹐联邦德国的兰德格里伯﹑芬克和比麦尔。50～70年代在美国更出现了很多介绍研究现象学的学者﹐除早先的法伯﹑肯恩斯外﹐还有考夫曼﹑古尔维奇﹑舒茨﹑艾迪﹑伊迪﹑斯皮格伯格﹑泰美涅茨卡和纳汤森等。在欧洲战后较具独创性的现象学者还有瑞士的精神病理学家宾斯方格﹑心理学家闵考夫斯基等。这一时期的现象学者尽管在研究的原则对象和方法论上具有更大的综合性﹐但其学术地位一般而言尚不及前两个时期的主要现象学者。然而﹐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学思潮﹐在当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影响却比以前大得多。它的突出特点是﹕研究活动扩展到东西欧﹑南北美以及亚非各洲﹐研究人数与学术活动均较前增加。与其它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增强。作为方法论的现象学﹐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精神病理学﹑文学理论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
存在主义
理论概述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又称生存主义，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其根本的特征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最先提出的是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可被看作其先驱。在20世纪中它流传非常广泛。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作家阿尔贝·加缪是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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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背景
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终结的开端。现代时期的到来，人进入了它的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他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他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思想渊源
早在古希腊时代，其著名的悲剧《美狄亚》就表现了对荒谬的命运的不满与反抗，可以说，存在主义的悲剧精神几乎是伴随文明的发展与日俱增的。
存在主义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唯意志主义，个人主义，现象学
存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哲学思潮，以下重点介绍一些存在主义流派。
代表作品
哲学著作：
《惧怕的概念》（作者：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
《非此即彼》（作者：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
《致死的疾病》（作者：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
《存在与时间》（作者：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虚无》(作者：让－保罗·萨特)
《自由之路》（作者：让－保罗·萨特）
《情感理论初探》（作者：让－保罗·萨特）
《叛逆者》（作者：阿尔贝·加缪）
《可见与不可见》（作者：莫里斯·梅洛－庞蒂）
文学著作：
《局外人》（作者：阿尔贝·加缪）
《鼠疫》（作者：阿尔贝·加缪）
《城堡》（作者：弗兰茨·卡夫卡）
《审判》（作者：弗兰茨·卡夫卡）
《变形记》（作者：弗兰茨·卡夫卡）
《恶心》（作者：让－保罗·萨特）
戏剧：
《禁闭》（作者：让－保罗·萨特）
《苍蝇》（作者：让－保罗·萨特）
《缓延》（作者：让－保罗·萨特）
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
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
存在主义，是克尔恺郭尔所主张的神学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存在主义属于人文主义的一派，强调人本主义，所谓真正的“实在”是存在于人生。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都是为了我而设立的，万有都是本于人，也归于人。克尔凯郭尔忧郁的个性与孤独的个人经验，是他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
存在主义的首次提出
他认为每个人对所处环境都有巨大的责任，虽然世界不断在演进却仍不能把人解放出来。而所谓“本真的存在”（authenticexistence）是指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会向善或向恶作决定。而在决定的时候，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焦虑和失望的产生是可预期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分辨惧怕和焦虑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惧怕这个词有突然存在某物的含义，但克尔凯郭尔用这个词是为要描写人的本体论状况，他的两本著作《惧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病》，就曾对焦虑和失望的两种状态进行描写。
《惧怕的概念》这本书是从理论的层面来谈到关于焦虑的基本著作。克尔凯郭尔把焦虑分成两类来谈。第一种与他的堕落学说（theoryofthefall）有相联系。他用有关亚当与夏娃吃禁果的事件作为堕落这个符号的说明，并在这事件中发现深刻的心理透视。
这一类的焦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的焦虑，因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实现自己的焦虑。另一方面，是想要实现自己和害怕实现自己的双重焦虑。而这里所谈论的亚当不是指原来历史上的亚当，而是指存在我们每个人中的亚当。
在“本真的存在”里，人需要亲身地切实地决定和参与，不能只同意停留在头脑中的抽象真理。他认为单单谈信仰正统是不够的，必须有个人的决志。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自己，这是与堕落同时发生的问题。堕落之后有另一种焦虑，会产生内疚，内疚带来焦虑，焦虑的极限就是失望。这种失望在祈克果的《致死的病》中也有谈到。当人的精神与物质相冲突时，由于人的精神有限，人体验到在他自己之中的冲突，于是有那种想要摆脱自己的想法，可是却又有不能借由自杀来摆脱自己的想法。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克尔恺郭尔自认是反文化基督教的先知，他极其厌恶黑格尔的思想，认为黑格尔把圣经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这种文化基督教在他来看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在他晚期的著作《讨伐基督教国度》中论到，这种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真正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消失了。
信心的跳跃——“拥抱信仰那万丈深渊”
克尔恺郭尔的信心跳跃是谈到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祈克果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跳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
在克尔恺郭尔的理论中，信仰跳跃有三个阶段，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时间上的那种阶段，而是包含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这三阶段彼此间相互联系，无法清楚分开，例如在最后的宗教阶段里，仍不免存在伦理思想和美感。尤其是他认为伦理宗教是具有主观性的，是源于他独特的审美观，而美感却不能用逻辑来推理。而上帝是所有行为与思想的终极前提，因此更无法用推理与逻辑证明上帝的存在。
有关美学阶段是他很值得一提的事。美学阶段的特征是与人的生存扭在一起，他在这里所谈到的美学不是指美学这门课程本身或艺术，而是一种衡量的标准。标准是按照每个人和每件事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也就是圣经中描述犹太人对于好的事情或正确的事情，就称这事为善、为美的“美”，这就是属于美学的阶段。因此他曾批评罗马教宗曾醉心于异教风俗与道德败坏的希腊罗马艺术。
在伦理阶段，克尔恺郭尔提出“魔性的”（demonic）这一个概念，是“自我隔离”(self-seclusion)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走出自己。跟这种自我隔离的情况相反的是爱，爱可以引导人走出自我隔离的处境，也就克服了“魔性的”。这种爱的特征可以引导到爱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伦理阶段中，爱克服了孤立进而产生责任心，而透过责任心就可以达到伦理的阶段。
宗教阶段超越了美学的和伦理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宗教A”和“宗教B”，其代表性人物分别为“苏格拉底”和“耶稣”，两个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神的看法上都是存在主义者。
宗教A或苏格拉底的宗教认为真理可以在人的存在中找到，也就是说基本真理存在于人自身之中。苏格拉底想要用辩证法和存在主义把真理从人中召唤出来，他使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反讽，这意味透过彻底的追问来探寻真理。另一种方式是产婆术(midwifery)。教师不是单单地直接教导真理，要帮助人们发现存在他们之中的真理，而使本来存在人之中的知识诞生出来。
有论者提出，苏格拉底可被视为人道主义的创立者，这可以被视为准宗教之一，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转变别人之存在的总体状态，因为这种转变只能在宗教B中才能做到。宗教B认为真理无法在人之中找到，因此，上帝必须从人的外面进入，并对人进行教导，于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进入到人之中。这是另一次的跳跃，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产生跨越时间的跳跃。
因为神与人之间有“素质上的无限差异”（infinitequalitativedifference），而人类不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底，人必须借着决心，也就是“信心的跳跃”，以内心的热情拥抱真理。没有信心的跳跃就会变成只有理性的宗教，但是这绝对不是正宗的基督教。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于1927年在E.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刊布了其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这部书成为存在主义源出于现象学派的象征性著作。海德格尔在该书的开头就引了柏拉图的这段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他说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而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阐述“在的意义”如下：（1）“在”是任何一个在者在具有任何内宾时候都必然已经具有的性质。换言之，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会有了“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是比“在者”更根本的问题，而且认为从古至今没有人真正深入“在”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从“在者”入手去提出问题。（2）要解决“在”的问题，必须追溯皮一种在者，这种在者在究竟成什么样还不明确时它的“在”已经明确了。海德格尔指出唯有“我”是这种在者，唯有“我”是在连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它的“在”已经恬镇压洽彰了。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我”就是“在”，“在”就是“我”。“我”的“在”就是“在世”；一切在者，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世”的结果，也就是“我”的“在”的结果。这就是海德格尔提出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它成为20世纪以来一切存在主义者共同的根本出发点。
雅斯贝尔斯也受到过胡塞尔的影响，于1913年发表了探讨各种心理学方法的《普通精神病理学》，1919年发表了宣扬存在主义的《世界观的心理学》，1932年发表生要著作《哲学》（3卷本），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基本思想。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指出，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不是指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指主观精神的存在。存在主义从人的主观精神状态，从情绪、冲动、意志、生活体验、烦恼意识、畏惧感情、悲观情调等等去强调主观精神的第一性。雅斯贝尔斯还指出，这种“存在”是不能用概念把握的，而只能加以体验。他说：“我似乎是一种持久的东西，但关于我本身，我决不能说我是什么。”
雅斯贝尔斯在其《哲学》中详尽地叙述了人们体验的三种存在方式：
存在的方式
客体存在。他指出，人们首先是在各种各样的时空客体中把握存在的，对时空客体的研究是各门科学的事情。他怀疑科学知识，否认科学不断深入认识世界的能力，认为科学只能不充分地把握“真正存在的东西”，而不能得到统一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唯有“真正哲学地窥测世界”才能超越各门科学的界限。
自我存在。他指出，哲学思维以“阐明实存”为课题，这个课题就是阐明自我，阐明我们的实存。他主张一种反求诸已、不假于外的主观理论，认为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作为客体给予我们的，而只有通过一次飞跃，我们才能脱离感性事物的时空世界，进入“自我存在”这个实存的世界。在他看来，我诚然是我的本质，但我不认识这种本质，只有在盲目行动中，我的本质才移到我这里。由此出发，他把爱、共存、交往、畏惧、孤独、自我神化等，当作进入自我存在、意识到自我的本质的形式。
自在存在。他指出，在自我存在的阶段，我既有自身也有环境，或者艰苦卓绝，坚持奋斗，或者精疲力尽，逆来顺受，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恐惧也有希望，还不能自满自足。为了得到自满自足，他主张从自我存在飞向自在存在，从世界飞向上帝。他断言，只有人在认识时空客体的活动中遭到失败的时候，只有人在实存的自满自足欲望中曹室失败的时候，他才会力求达到超越的本质，而密码就是人们达到自在存在的哲学语言，就是上帝在世界中显现自身的形象。
萨特的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
萨特的一生是为自由而抗争的一生，其哲学思想也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反应，他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注定是自由的，按他的说法，认识被判定为自由的，不是我们选择了自由，而是自由选择了我们，自由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本质。自由是我们所承担的一种沉重命运。
自为与自在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世界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人们感觉的内容，是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自为的存在则不是一个物，而是使自在的存在得以显现的意识。从这一前提出发，萨特发展出了他重要的哲学概念——恶心。
恶心
“恶心”是萨特一部小说的名字，并且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做洛丁根的人经过几年的旅行生活之后，来到了布维尔市。他曾希望安静地进行研究，从而摆脱人生的烦恼，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感情出现了一种变化，浑身感觉不舒服。只要看到周围的一切，就有这种难受的感觉，感到了外部世界的偶然性，荒谬性，感到了人生面对不可理解的东西时的无奈。但是，和加缪那种带着荒谬去生活不同，萨特认为这种恶心的体验，一方面表明洛丁根对自身和周遭的存在有了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对外部世界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在萨特看来，体验到恶心就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因此，萨特的这种自由就具有一种否定的特征。人只存在于世界是荒谬的，也就是说人生活于是并没有什么理由，以萨特所说，人是无缘无故被抛到世上。这种被抛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然而这种被抛一旦实现，人一旦存在于世，人就有绝对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并不在于达
《存在与虚无》
到某种结果，获得某种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萨特曾在他著名的《苍蝇》中写道：“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里爆发了，申明对这个人也无能为力了。”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虽然人命定是自由的，但人的自由还必须有所体现。在萨特看来，自由就体现在选择之中自由也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人一旦被抛于世，他就开始了自由的选择，人就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不断成为自己的。人是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成为懦夫或是英雄，因此人的自由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所进行的选择活动中。不过，人一旦进行了选择，他也就具有了责任，就要承担所选择行动的后果，这种责任是如此之沉重，有些人就企图逃避，企图不选择，然而萨特说你不进行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你都不能逃避选择，逃避责任。
他人就是地狱
由于人都是自由的，任何人之间都具有一种相争的关系，人人呢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作对象来对待。萨特著名的《禁闭》就表现了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剧中有三人死后同居于象征为地狱的密室中，其中加尔森是逃兵、埃斯泰勒是杀婴犯，离不开男人，追求加尔森的伊奈斯是同性恋者。这三个人之间相互的存在对别人都是一种痛苦，因此，有他人就是地狱之说
加缪的存在主义
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的传说
西西弗是人间最足智多谋又机巧的人，他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当宙斯掳走河神伊索普斯(Aesopus)的女儿伊琴娜(Aegina)，河神曾到科林斯找寻其女，知悉此事的西西弗以一条四季常流的河川做为交换条件告知。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宙斯便派出死神要将他押下地狱。没有想到西西弗斯却用计绑架了死神,导致人间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死去，一直到死神被救出为止，西西弗也被打入冥界。
在被打入冥界前，西西弗嘱咐妻子墨洛珀(Merope)不要埋葬他的尸体。到了冥界后，西西弗告诉冥后帕尔塞福涅(Persephone)，一个没有被埋葬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并请求给予三天告假还阳处理自己的后事。没有想到，西西弗一看到美丽的大地就赖着不走不想回冥府去了。直到其死后，西西弗被判逐出到地狱那边，在那里，他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上，然后朝边上迈一步出去，再眼看着这个大石头滚到山脚下面。西西弗要永远地、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
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他的惟一选择就是那块石头与那座陡山。
荒谬的英雄
传说中的西西弗
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并没有谈到西西弗斯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士、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士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士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带着荒谬去生活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想象一下：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
加缪与萨特
加缪的存在主义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这本书在二战中出版，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本书出得是不是时候的疑问，莫尔索和加缪亲自投入的抵抗运动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而强调了行动的《鼠疫》，我却认为写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虽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几十年的友谊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的矛盾发展到顶点，以后他们至死未再见面。
存在主义与荒诞文学
荒诞最有概括性的含义是：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是荒诞的，人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异己力量所左右，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人与人、人与世界无法沟通，人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存在着。这种“荒诞”观集中体现了西方世界带普遍性的精神危机和悲观情绪。这种普遍存在的危机和悲观情绪是西方荒诞文学产生的土壤。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就出现了以踉一“翩”观的文学。卡夫卡是这种荒诞文学的代表。他的《审判》、《城堡》、《变形记》、《地洞》等可以说是荒诞小说的代表。30、4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以文学来宣传“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是荒诞的”这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创作出了《恶心》、《局外人》等一批著名荒诞作品。荒诞派戏剧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和超现实主义等流派文学观念及表现手法，并加以融会，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把荒诞文学推向高峰。应该说荒诞派戏剧与萨特、加谬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内容的总体倾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荒诞派戏剧选择了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是他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戏剧流派存在的主要原因。荒诞派戏剧是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荒诞的内容，如怪诞、模糊、病态、丑陋的的人物，若有若无的剧情，背离常理的舞台设置，颠三倒四、胡言乱语式的戏剧对白等。这种怪诞的手法贴切地表现了荒诞的主题，也使这个流派以其“反戏剧”、“反文学”、“先锋派”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学之林，成为了一个风格独异，影响巨大的戏剧流派。参考文献：《荒诞派之荒诞性》、《起点》
荒诞派戏剧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是尤金·尤奈斯库（1912-）和贝克特（1906—1989）。尤金·尤奈斯库是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他原籍罗马尼亚，母亲是法国人，幼年全家迁往法国，后来返回罗朗懈。1938年定居法国。他的《秃头歌女》（1949）是最早的荒诞派戏剧之一，1950年首次在巴黎的一家小剧院上演，备遭冷落，景况十分可怜，曾因只有三个观众而退票停演，但尤奈斯库并未因观众的冷落而该弦另张，不懈地做他的戏剧实验。从1956年起，《秃》剧引起注意，后连演70多场，成为法国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戏剧之一，被译成多种文字。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契、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一、兴起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契、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Crunberg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二、第一阶段（早期）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第一代理论家），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
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三、第二阶段（中期，黄金时期）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四、第三阶段（衰落时期）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阿多尔诺于1969年去世，霍克海默于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核心地位，从而以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分歧反映在施密特的《论批判理论的思想》、《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之中。理论上的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
1969年，哈贝马斯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很快，由于同施密特之间关系的恶化，哈贝马斯曾于1971年退出社会研究所。1972年施密特开始担任研究所的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虽然社会研究所还依然存在，但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是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
新托马斯主义
20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潮。因以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为宗旨，又称新经院主义神学。起源于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通谕，主要目标是构筑一种新的经院学术综合体系，并使之与现代科学步调一致。新托马斯主义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教义载体，托马斯主义的真理是永恒的，独立于时间的流变之外；另一方面，作为这种教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表述，托马斯主义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任务就是将托马斯主义的遗产，如四因学说、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类比理论、关于哲学与神学关系的理论等等，用新的方法使之适用于新的时代。在现代基督教思潮的各种流派中，只有新托马斯主义得到了教廷当局的广泛支持，大量天主教大学成了托马斯主义的研究中心，有几十家杂志专门研究经院神学与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有法国哲学家兼神学家马里坦和日尔松，英国哲学家兼神学家科普尔斯顿、法雷尔和马斯科尔等。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与宗教伦理学中的公开的非理性主义派别不同，它标榜自己是“理性主义”，宣称信仰与理性一致、宗教与科学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理论体系。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要用科学和理性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需要，并千方百计地把神与人统一起来。他们为给道德寻找客观根据而把“自然法”作为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道德标准的真正根据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人的真正本性的要求，也是上帝的理性表现。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法就是“道德的法则”，是属于“人的天性本身的道德律”。按照新托马斯主义的看法，最高的道德法则是神的“永恒”法则，即上帝至善至美的智慧。新托马斯主义者强调，上帝的理性永远规定着道德律的内容，所以认识道德律不仅要靠理性的论证，更需要信仰和“启示性知识”，因为缺乏宗教信仰就不能领悟上帝颁布的道德法规。
人格主义
人格主义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流派之一。形成于19世纪末，以美国为中心，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哲学家B.P.鲍恩，代表有R.T.弗卢埃林、E.S.布赖特曼和W.E.霍金等人；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代表是E.穆尼埃和J.拉克鲁瓦。西方其他国家也有代表，但影响不大。人格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各有其理论特色，共同之处是：认为人的自我、人格是首要的存在，整个世界都因与人相关而获得意义；人格是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控制力量的自由意志；人的认识是由人格内在地决定的，认识实在只能凭借直觉，不能凭借概念和推理；上帝是每一有限人格的理想和归宿；人格是一种道德实体，其内部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等不同价值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仰上帝，以调解人格的内部冲突。
结构主义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体系中，人类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从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对立的两种成分，可以分开，各成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可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其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而此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４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１．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２．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３．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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