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张大千:婆媳关系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母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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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母子关系(图)

2011年10月13日10:12腾讯读书[微博]我要评论(0) 字号:T|T

  文章摘自:《恋爱是不折腾 结婚后不动摇
  作者:曾子航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完全跳出了两性指南的范畴,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我们的情感做出了耳目一新的分析和解读,追根溯源,深刻剖析童年时代对一个人心理的深层影响,让我们顿悟,原来,许多爱情中的偏执,婚姻中的矛盾,两性相处时的痛苦,历史的都知道,尧、舜、禹是上古时代三位著名的贤君。尧十六岁称帝治理天下,到八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帝位。于是他征求群臣的意见,没想到大家异口同声地向他推荐了一个乡下人——舜,为什么推荐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舜是一个著名的孝子。

据说舜的母亲叫握登,非常贤良,但在舜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父亲瞽叟就续弦了。不知道为什么,瞽叟一直不喜欢舜,对他总是很冷酷,生了弟弟象以后,父亲就更偏爱舜的后母和弟弟,三个人经常联合起来欺负舜。

可舜是个孝顺的孩子,即便在父亲、后母和弟弟都将他视为眼中钉的情形下,他仍然恭敬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竭尽全力来使家庭温馨和睦。比如当他受到父亲和后母的责难,心中所想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才会让他们生气!”于是他总是先检讨自己,想方设法讨他们欢喜。如果受到弟弟无理的刁难,他不仅不恼怒,反而认为是自己没做出好榜样。

舜一片真诚的孝心,不仅感动邻里,甚至感动了天地万物。他曾在历山这个地方耕种,与山石草木、鸟兽虫鱼相处得非常和谐,动物们都纷纷过来给他帮忙。温驯善良的大象,来到田间帮他耕田;娇小敏捷的鸟儿,成群结队,吱吱喳喳地帮他除草。他的孝行广为传颂,天下都知道了舜是一位大孝子。

那时候尧帝正为把帝位传给谁而烦心,听到大臣的举荐,知道舜淳朴宽厚、谦虚谨慎。便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还让九个儿子来辅佐他。想不到的是,舜的成功非但未换来父亲和后母一家的欣慰,反倒变本加厉。

有一次,瞽叟让舜上房修补屋顶。舜上去之后,想不到这位残忍的父亲却在下面放火,幸亏娥皇和女英出手搭救。 还有一次,瞽叟让舜凿井,舜凿到井的深处,瞽叟和象就从上面往井里倒土,以为这样舜就永远回不来了。没想到舜在二位夫人的安排下,早已在井的半腰凿了一个通道,从容地又躲过一劫。但舜并未因此心怀愤恨,仍旧若无其事。此后侍奉父母,对待弟弟,反而越加谨慎了。

当然,面对父亲、后母的弟弟的挑剔、责难乃至“谋害”,舜心里也忧心如焚,有时候,他也会一个人跑到四处无人的荒野里,面对着大地,呼喊着亡母的名字,嚎啕大哭。

据说尧帝得知舜的德行后,更加满意,决定把王位传给舜。然而,当舜继承大统之时,并不感到特别的欢喜,反而伤感地说:“即使我做到今天,父母依然不喜欢我,我作为天子、帝王又有什么用?”他的这一片至德的孝行,沥血丹心,莫不令闻者感同身受,皇天不负苦心人,舜的孝心孝行,终于感化了他的父亲、后母和弟弟。当然也感化了后人,《孟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种孝感动天的故事不仅成就了舜的美名和功业,也使得这个故事成为了在中国人当中口口相传的《二十四孝》之首。

“百善孝为先”,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以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作为核心的,这是构成中国人“文化潜意识”的一大要素。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大力弘扬,但有时候“一俊遮百丑”,从大舜的神话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另外一层信息,那就是这种孝顺往往是无条件、无原则、无理性的,甚至是以牺牲下一代为条件的:哪怕父母是多么的不讲道理,甚至冷漠无情,儿女也只能顺从,不能反抗,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忤逆也不许发生,否则就是“不孝”!

为什么会这样呢?长期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在他的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必须是‘和合’的,有时候,这种‘和合’是以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妥协为代价。”

相反,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却不太一样。

孙隆基先生认为:“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可以用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来概括。”

弗洛伊德是借用古希腊一则经典的神话来阐明这一情结的:底比斯王在儿子俄狄浦斯出生之际听到一个可怕的预言,他未来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杀死他的父亲,而与他的母亲结婚。底比斯王对这个预言感到震惊万分,于是下令把婴儿丢弃在山上。但是有个牧羊人发现了他,把他送给邻国的国王当儿子。 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谁。长大后他做了许多英雄事迹,赢得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后来国家瘟疫流行,他才知道,多年前他杀掉的一个旅行者是他的亲生父亲,而现在和自己同床共枕却是亲生母亲。俄狄浦斯羞怒不已,他弄瞎了双眼,离开底比斯,独自流浪去了。

这个神话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起来之后,将老的一代完全淘汰或接收过来(弑父娶母就是一种象征)。此外,为了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就是代际的“不和合”。

因此,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并不是太和谐,两代之间也不是很亲密。在美国影片《毕业生》和《美国丽人》这些描写两代人关系的著名影片中,你看不到中国同类影视作品中儿女对父母的依赖,更多是彼此之间的距离。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儿女的叛逆性很强,跟父母的关系大为紧张。到了十八岁,随着步入社会,也慢慢走出家庭,一旦成家立业之后,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相对更为疏远。因此,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总结:“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强调的是‘断裂——分离——个体化’”,核心是使一个人尽早地从父母的羽翼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而,在大舜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断裂的”代际关系,反倒是靠孝顺来维持的代际的“和合” ,哪怕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这种下一代向上一代全面妥协的“文化潜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普遍人格。五四新文学中出现过不少类似的经典形象,比如巴金《家》、《春》、《秋》里面的大哥高觉新、《寒夜》中的小职员汪文宣,曹禺笔下的周萍(《雷雨》)、焦大星(《原野》)、曾文清(《北京人》)都是深受这种“文化潜意识”影响的中国男人,他们仿佛得了软骨病一样,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软弱得抬不起头来,不仅自己活得痛苦,也给他们最爱的女人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伤害。

在《家》中,由于觉新的懦弱,导致他最爱的女人梅像林黛玉一样悒郁而终,而妻子瑞珏则难产而亡;《寒夜》中,汪文宣面对紧张的婆媳关系无可奈何,导致妻子离家出走,自己也在孤独中了却残生;《雷雨》中的周萍对自己的继母蘩漪始乱终弃,最后前者自杀,后者发疯。中国的旧式男人们在孝顺的名义之下大多谨小慎微、无所作为,把自己和最爱的女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推上了封建礼教的祭坛,成为了可悲的牺牲品。

(二)父子疏远、母子亲密是中国男人普遍的代际关系

仔细考察中国男人的代际关系,虽然都是强调以孝道至上,但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父亲和母亲在儿女面前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严父慈母”,父亲的形象必须是威严的,甚至带点严厉,母亲则是慈爱的,亲切的。所以中国历来的家教,都是父亲更多负责“教”,母亲负责“养”。《三字经》里也说:“子不教,父之过”,似乎儿子出了问题,就是老爸的过错。在这种不同的职责分工之下,父亲的教化作用越来越凸显,有时候,为了显示这种权威作用,不得不经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面孔,否则太过亲密,威严体现不出来。连孔子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意思是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得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也得像儿子,这是尊卑,也是秩序,否则乱了,成何体统?我们注意,孔子是把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实际上就是告诫天下,君臣关系就像父子关系,父子关系等于君臣关系。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百善孝为先”这种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倘若延伸开来,就是对长幼尊卑秩序的维护,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强调大臣对皇帝,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都要无条件的遵从,否则就是乱了纲常,就是大不敬!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何都提倡孝道,表面上是提倡儿女孝顺父母,实际上是宣扬臣民尊崇皇帝,女人服从男人,某种程度上二者是异曲同工的。在《说文解字》中,对“妇女”一词的“妇”字是这样解释的:“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可见,中国古代妻子的功能跟今天的钟点工差不多,都是打扫卫生的,只不过呢,人家钟点工干活是有报酬的,在中国古代妻子都是白干。而且“妇,服也”,宣扬的也是女性对男人无条件的服从。这种对男尊女卑观念的维护也是构成中国人“文化潜意识”的重要内容。

《论语》里面记载了一段孔子教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叫陈亢的人从孔子的儿子孔鲤那儿听来的。大概是陈亢很想知道孔鲤作为圣人的儿子是不是经常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甚至某些常人得不到的“真传“?孔鲤就说,没有。他只是在孔子站在“庭”中的时候经过,被父亲叫住,问他昨天学诗了没有啊?孔鲤低着头老老实实地答道:没有。孔子就说:诗你不学好,你就不会说话。于是孔鲤恭敬的回答:是。便退下去学诗了。过了几天,孔子站在“庭”中继续沉思,看到儿子从旁经过,忍不住又问:学礼了吗?儿子答:还没。孔子有点不高兴了,说了这么一句: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于是孔鲤谨记在心,又回去学礼了。孔鲤这番话似乎让陈亢茅塞顿开,他当时就高兴的表示:我一下子知道了三件事,那就是如何学诗,如何学礼,还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圣人教子如此身体力行,自然也引来后世的纷纷效仿。至少,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从此就被称之为“庭训”了。训得越多,儿子似乎就越听话,但父子关系也就越淡漠,是啊,做父亲的整天作国君训臣子状,儿子能不跟你保持距离吗?因此,中国历来的父子关系,大概除了婴幼期还算亲密(那时因为孩子还太小,没法拉出“庭训”的架势),进入到青春期,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有的甚至还剑拔弩张,彼此视若寇仇。

这时候母亲就成了父子关系的润滑剂,甚至变成了一把保护伞,保护什么呢?保护儿子不被自己的老公责骂。此时,相对于父亲的严厉,母亲更多展现的是疼爱子女的另一面。

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大舜的神话中,舜被父亲责骂甚至毒害的时候,他就会独自一人跑到野外,面对苍天嚎哭,并呼喊亡母的名字,渴求母爱无疑成了舜在人间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力量。

但“中国式的母爱”分寸常常把握不好,疼爱很容易滑向溺爱,过份保护儿子的结果往往使他们过份柔弱,乃至拒绝成长,逃避责任,从而使个体无法真正成熟起来。

不光在中国,在儒家文化盛行的日本和韩国,母亲溺爱儿子似乎也屡见不鲜。日本著名情爱作家渡边淳一在他的情感论著《男人这东西》一书中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在做母亲的看来,那些对大人言听计从的男孩性情柔和,成绩优秀,很是招人喜爱。可这些性情温柔得如同小绵羊的男孩们却不见得能受到女孩们的青睐。因为他们身上缺乏雄性动物应有的彪悍和粗犷,他们只是母亲们的小宠物。”这些男孩哪怕工作上再出类拔萃,好像也没长大 他们不是真正的男人,只是还没脱离母亲怀抱的“乖宝宝”。这种喜欢依附在母亲身边的小男孩一旦进入婚姻状态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两大狙击战:一是婆媳失和,二是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