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大性之女儿国:张居正的另一面孔：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

正在上映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试图透过张居正这个人物，再现一段历史场景。既然由小说改编，虚构与想象是免不了的，研究历史的人最忌惮的就是虚构与想象，然而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小说比历史更加真实。呜呼，历史家无话可说了。因此我不想对这部电视剧说三道四，无奈报纸编辑盛情相邀，只得谈点感想。

著名演员唐国强大概是演惯了领袖人物，演起张居正来，摆出一副架势尽量拔高，给观众的印象似乎过于追求“高大全”。十六世纪的张居正为什么也要“高大全”呢？百思不得其解。是编导的意图，还是演员自己的演绎？是出于对改革家的尊重，还是囿于习惯思维，“好人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在作祟？不敢妄加推论，以下写的完全是自说自话，不针对任何人。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十年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这些，久已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本文只想谈一谈《万历首辅张居正》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与冯保联手扳倒高拱。

隆庆三年，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两年后，升任内阁首辅。此人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内阁次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脚色，穆宗病危时，他瞒着高拱，与冯保准备了“遗诏”。穆宗死后，他和冯保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把自己起草的削夺太监权力的《陈五事疏》，征求同僚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两人合力对付高拱。

高拱以为时机成熟，指使他一手提拔的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弹劾奏章写得最厉害的是，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即穆宗）送去“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言官们振振有词地请求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

冯保虽然对嘉靖以来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毕竟是隔岸观火，如今自己挨整，有点手足无措，唯恐上朝时言官当面向皇上奏请，局面难以收拾，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这个“计”究竟是什么呢？

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一举击倒高拱。

此事见于《明史·冯保传》。冯保向皇后、皇贵妃、小皇帝说：“（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吃一惊，面色立即大变。后来成为张居正的副手与接班人的申时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更为具体：对于高拱的《陈五事疏》，皇帝批示“照旧制行”（即不必变更），由文书太监送到内阁，高拱很不满意地问道：“此疏不发阁议拟，而旨从中出者何也？”文书太监回答：这是皇上御批。高拱回敬道：“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冯保获悉后，立即报告皇帝：“高阁老云，十岁孩子安能决事？”小皇帝大怒，面告两位圣母，三人相持而哭。申时行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最为关键，点出了张居正在其中的作用：“是日，给事、御史论劾（冯）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张居正），则使所亲问计，江陵方恶新郑（高拱），欲乘机逐之，则以计授（冯）保。明日，召部院大臣于会极门。”这里所说的“计”，就是激怒皇后、皇贵妃、皇帝，把高拱罢官，于是便有会极门的一场好戏。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只见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用尖细的嗓音喊道：“张老先生接旨！”这一声喊，大大出乎高拱预料，他是首辅，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更加蹊跷的事在后面，王蓁念道：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而且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

张居正为了避嫌，向皇帝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求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如果以为阁臣有罪，他自己愿意与高拱一起罢官。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高拱下台的结果，自然是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申时行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高层明争暗斗司空见惯的又一幕。接下来冯保联手张居正策划的“王大臣案”，更加匪夷所思，竟然要置高拱于灭门之地，令朝廷内外惊诧不已。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朱翊钧出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有一个宦官打扮的男子，由西阶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住，从他的腋下搜出利刃两把。张居正得知此事后，代替皇帝起草一道谕旨：“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对“刺客”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叮嘱心腹长伙（听差）辛儒，与王大臣朝夕共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口供。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此事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冯保一手操办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脱不了干系。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此点。

其一，何乔远《名山藏》说：冯保审讯时，王大臣招供，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其二，谈迁《国榷》、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都说，东厂审讯王大臣受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结案报告，在上报皇帝之前，由张居正作了修改，加上了“历历有据”四个字。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对张居正说，愿意担保高拱绝非王大臣的主使人，张居正愤愤然拿出东厂结案报告，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葛守礼认得张居正的笔迹，发现了他所加的“历历有据”四字。张居正猛然醒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其三，钱一本《万历邸钞》说：“此即冯珰（冯保）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张）居正密为书，令高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可见张居正自始至终都插手此案。案件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放弃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主张，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委派主管锦衣卫的左都督朱希孝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理案情。杨博还给朱希孝出点子：派锦衣卫校尉在会审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奴仆），露出破绽，使得高府家人“同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月十九日的三堂会审进行得煞是精彩。按照惯例，东厂和锦衣卫审问犯人，必先加刑，王大臣挨了十五大板，大声叫嚷：“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回答：“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这句话十分要紧，“是你使我来”，一语道破天机。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的回答非常之妙：“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使冯保难以下台，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中，会审草草收场。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再次审讯王大臣时，他已经中毒，喉咙哑了，再也无法说话。次日，宣判处死王大臣，案件匆匆了结。

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对这一案件有详细的追述，大体可信。申时行作为目击者，他的回忆录《杂记》，可以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时行说：“（王）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小竖（小宦官）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腋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榜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围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失。张居正却摇身一变，极力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不无讽刺地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高拱）谓张太岳（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相对痛哭一场。张居正到了湖广江陵老家后，写信给高拱，一诉衷肠：“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葬礼完毕，回京途中经过新郑，张居正专程拜访高拱。回京以后，又写信问候：“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两人之间真的捐弃前嫌了吗？假如是真的话，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家风度吧！

张居正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个十岁（虚岁）的孩子，慈圣皇太后李氏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的一切都仰赖张先生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须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小皇帝在读《论语》时，把“色勃如也”之“勃”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个个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皇帝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和威权之高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湖广同乡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切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一甲第二名）。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一甲第一名）。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孝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示“夺情起复”。文秉《定陵注略》写到此事，揭露了他们二人密谋“夺情之局”的内幕：“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冯）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监）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厮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意思是说，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事权在握，不可放弃，便与冯保密谋由皇帝“夺情”，局面已定，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向皇帝提交奏疏，无意中透露了密谋的一斑。奏疏送给皇帝时已经二更，天亮之前皇帝的挽留谕旨就下达，还赏赐大量香币油蜡之类供品。宫内的小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来到张府，传递“夺情”的信息。张居正感动之极，不时做出擎曲状，命令仆人搀扶小太监站立，接受自己的跪拜，特别叮嘱：请把我的叩头带给冯公公。

由此可见，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了张居正的本意，是由冯保一手促成的；或者说，“夺情”虽由皇帝出面宣布，却是张居正和冯保事前谋划好，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张先生。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回乡“丁忧守制”。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因此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本意是希望皇帝“夺情”，却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请求“乞恩守制”；一面讲“乞恩守制”，一面强调自己不同于常人，“非常理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坚守岗位。这种心态被《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记叙张居正《乞恩守制疏》时，加了这样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也就是说，“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策划的结局，叫做“夺情之本谋”，所以他要向冯保叩头致谢。

“夺情”的结果是张居正“在官守制”，即在北京的家中“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家中处理公务；“七七”以后，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此举激起了官员们的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应该说，这四个人反对“夺情”，观念未免保守陈腐；然而张居正对他们的处理过于假公济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押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确定，对四人实施“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廷杖”，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竟然不顾首辅的矜持风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喊道：“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召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吃了闭门羹。王锡爵径直闯进张府，为上述四人求情。

张居正板着面孔，拒绝王锡爵的请求，说：“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

王锡爵没有想到平素仪表堂堂的首辅，居然如此无赖，赶忙逃跑。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终于闹到了台前。十二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大板，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廷杖是一种看似“文明”的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大腿与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形成一个方圆一尺深达寸许的伤口。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说：廷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企图把我击毙，其恶毒如此！时隔多年，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艾穆廷杖后，用门板抬出京城，踏上充军的漫漫长路，多次因伤势过重而不省人事。他是张居正的大同乡（都是湖广人），尽管已经严惩，张居正仍有余恨，悻悻然对人说：昔日严嵩被弹劾，就是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我还比不上严嵩！

企图用廷杖来打击反对派的气势，结果适得其反，舆论普遍同情吴、赵、艾、沈四人，把他们看作坦荡荡的君子。在神宗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钦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斑斑者何？卞生泪。

英英者何？兰生气。

追之琢之，永成器。

赠送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

不惜剖心，宁辞碎首。

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纷纷为他设立斋醮，为之祈祷。这些人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在香火缭绕的神坛前，长跪不起。还把乞求平安的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博其青睐。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竞相仿效，一时举国若狂。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后来神宗皇帝病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默许，正中下怀，是难以想象的。

荣华富贵真的如同浮云一般，不可能延长寿命。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去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似乎有损首辅大臣的尊严。对于患者而言，仅仅是痔疮，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痔疮不过是表象，病根却在别处。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春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世贞是私人修史，没有史官修史的许多忌讳，直白的道出了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来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史书没有记载，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又说，他重用的边防大帅戚继光，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两名“胡姬”——胡人美女，同时送来了非常有效的“房中药”。其结果，更加“多御内而不给”，愈加乞灵于“房中药”——“发强阳”，无异于慢性中毒，终于导致“内热难耐”的结果。为了抵消燥热，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痔疮，二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以至于成为不治之症。

读者诸君或许会问，仅凭王世贞一家之言，不足以定论。那么再看一个旁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说得很清楚，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性已经到达头部，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达官贵人都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长期服用“房中药”而中毒，内热不但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限于篇幅，不能再多写了。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曝露什么“隐私”，只不过是揭示张居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