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齐国其庶几乎:嘉兴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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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兴 风 物------蒸 缸 蹄 膀
作者：陆 明
蹄膀有红烧、走油、咸笃鲜三种烧法，前两种以蒸缸出品最有味。咸笃鲜即是把咸肉、鲜肉一同放在砂锅里文火慢煮，江浙一带人最在吃；如是烧蹄膀，一般是腌制过的，桐乡濮院叫“咸件头”（据音写出），蹄膀在腌制时用石头压结，然后挂阴凉处风干。皮肉紧缩梆硬，煮熟后有一股浓郁的咸香！走油蹄膀是油炸后回锅烧，其实也就是红烧，只是蹄膀的皮很松脆，别有滋味；走油蹄膀是馆子店的做品，不如红烧蹄膀家常。
吃蹄膀就要吃那个“家常味”。从前的人看重蹄膀，过年的年夜饭上必有一只蹄膀，红烧，嘉兴人称作“藏”，大约是“宝藏”的意思吧，吃蹄膀就变成“掘藏”了。但，大多的人家，过年的红烧蹄膀只是“看菜”，非但款待客人摆个样子，年初三祭祖、初四接灶君菩萨，都要用它来上供。如是家里开爿小店的，初五迎财神蹄膀是供桌上的主菜，依然不动筷子，动筷子要到正月半（元宵），而此时的蹄膀半个把月端进端出热了又热，红烧的颜色都褪成粉红了，味道变样，有一股锅盖气，老实说，这只蹄膀还有什么吃头呢？
我个人的经验，吃蹄膀趁乡下结婚办酒水时去。那是蒸缸里烧的蹄膀，城里很难办到。我乡下的熟人里头有位叫“小金富”的是村厨，他年岁比我大，爱吃酒，两个骸骨红酡酡，眯花眼，炒菜颠锅不紧不慢。小金富有一双巧手，他可以用一根稻草把一只螃蟹缚扎定当，上笼屉蒸熟，螃蟹鲜红，稻草青白，缚扎螃蟹的那根稻草是米字型的。有人来请小金富烧酒水，他挑一担家生（据音写出）去，前头是一口蒸缸（六十来公分高、直径五六十公分），缸里放着厨刀（斩大肉、肉骨头）、薄刀以及勺子、墩头、爪篱等，一头是个箩筐，装了碗筷盆盏。酒水在明天，上一天的下午就去，到了主人家先找几块砖砌个简易的锅灶，把蒸缸安上。这缸和普通的水缸相比，它的缸口和缸底大小相似。缸的导热性能慢，散热也慢，用它来煮肉主要是焖的功夫到家，厨司掌握好火候，其肉稀酥糜烂而形不碎散。蒸缸烧肉，有经验的厨司等肉半熟加了酱油、糖、黄酒后，稍稍煮沸一会即抽去桑柴，留着余烬慢慢地煨。
这一下午一个夜晚，烧蹄膀，杀鸡杀鸭杀鱼、洗剥五脏下水，虽有帮手却也够厨司忙的。
乡下的结婚酒酒水都是这样办的。我吃过多回农民家的喜酒，乡下喜酒开席叫“发桌”，厨司一声断喝：“发桌！”于是群情欢跃，大人小孩个个放开。冷盆热炒过后（都是一扫而光），红烧蒸缸蹄膀上来了，它就像唱戏的主角，在人们的喧嚷声里亮相：红油油的“藏皮”上搭几绺翠绿的大胡葱，整个身子在微微颤动，热气腾腾，肉香扑鼻。没有分毫的客气，所有的筷子都伸向它。戳、勾、扯、扒，筷法多多，不一刻，十寸头的大碗就见底了。
作者：陆 明
籼米，方言读如“尖米”，也称“早稻米”；粳米读如“刚米”（据音写出），又称“晚米”（晚音慢）、“迟稻米”。
籼米的米粒长而细，黏性弱，煮成饭，味淡而硬，趁热吃还可以，冷了没法吃，粳米则反之，煮饭软香，扒冷饭头含一口在嘴里，津液自生！嘉兴在历史上素称“粳米之乡”，嘉兴人食米习惯是取粳而舍籼。但在青黄不接时也吃早籼米。朱竹诧有诗云“父老禾兴就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这是在称赞粳米的风物之美。
我四十多年前插队落户在乡下。对乡下生活印象最深的是“米”，农家是欢乐系之于米，愁苦也缘于米。愁苦自然是少数的，但据民胞物与的思想，是泛爱一切的人和物。那么，这“少数人”就不该有为之耕作而仍温饱难继的愁。
我说的四十多年前，乡下是好年景。对农民实行定量制，年满十八岁到五十岁为全劳力，一年分配稻谷六百五十斤（以“七五折率计算，可得米四百八十七点五斤）妇女儿童老人依次递减：四百八十斤、三百六十斤、三百斤……等等。我的记忆或有误，但六百五十斤不会错。口粮之外，另有猪灰奖励稻谷。养猪好的人家可以不吃春花乃至早稻。那时一个自然村二十来农户，大概总有四五户缺粮（原因劳力少，吃口重），春花（豆麦）还没有收起，就拎着空米袋子盯着队长批条子吃储备粮了。这是寅吃卯粮，也是恶性循环。十之六七户农户，粮食可以衔接到早稻开镰。少数人家一年到头香粳米饭，这是一村的首富了。
记忆里，河对岸顺伯伯家，老两口，两个儿子两房媳妇，一个女儿十八岁，一个孙女九岁。这顺伯伯每天清早到河埠头洗脸漱口，一手拿条毛巾，毛巾角上蘸一点盐（农民叫“盐心”，用于刷牙垢），一手端个搪瓷杯。他是眯细眼，低着头徐步慢行，走到河埠临水的石阶上，立停，两个肩胛一耸，照例要咳嗽三声。他的咳嗽总是：“呃—吭！”中间的间隔有点长，很响亮，全村的人都听见他的咳声。“家有陈米陈粮陈砻糠”，顺伯伯的咳声是有一点“虚骄”的成分的。有人来向他借米，他的眯细眼倏的汇成两缕细而尖的亮光，直逼对方：“饭米为啥勿够吃呀？早上粥夜来粥……”
那人满脸愧色低着头匆匆离去。那人的愁苦和村里的所有缺粮户一样，挨到晚稻收割、新谷登场，脸上才见笑容。这笑容尽管的经过“挤压”的，但总还是农夫得到耕耘收获的那种感恩天地的笑罢。村里一清早出去碾米的船终于回来了，男女老少涌挤在仓前的大石埠上，看着一箩筐一箩筐的新米过秤，抬上岸分到各户的名下。“白米饭好吃，田难种呀”、“米是粒粒相如呀”……但也有怨言：“自家种的稻，饭米还要让别人管！”这怨声是不会有人听的，它让分米的喜悦淹没掉了。
那时候的晚稻，以农垦58最优。其米洁白晶莹，煮饭亦洁白晶莹。饭熟，掀动锅盖，饭香扑鼻！佐于炒青菜一碗，饭三碗、四碗，吞咽嚯有声。也有吃饭不记数的，伸伸头颈，再来上一碗！饭碗中大，粗瓷蓝边，称“二落碗”，二读如“义”，乡间的说话也。
豆腐干百吃不厌。开洋豆腐干合花生米一起吃，是有火腿滋味的。豆腐干有开洋、大香干、小香干、白豆腐干、熏干……
从前西埏桥头周洽兴出品的最有名。“周洽兴”是一爿豆腐店的店名，前店后坊，坊是豆腐作场，养着一头毛驴。周洽兴的小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我们有三四十年不见面了。周洽兴的豆腐、片腐、油豆腐、绿豆粉皮、木腐（凉粉，据音写出），做的也是最好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街（今华庭街）功德林素菜馆所有豆制品，都是周洽兴供给的。功德林的素火腿、素鸡，每天由周洽兴有片腐加工成半成品，然后交给功德林厨司烹制。功德林的素火腿、素鸡，在嘉兴擅名一时。据说其素鸡味道之鲜美，是加了爆鱼头一起煮的。素菜荤做，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有点像佛教里头的居士，“带素两勿碍”。誓如我认识的一位老前辈，当年有称“某某大居士”的，吃肉并无迟疑。但，功德林是素菜馆，素鸡的烧法当然是“秘制”，当时也鲜有人知道。我小时侯，周洽兴已经合营，但操作店务的仍是周家得人。周家养的那头毛驴，依然每天清早“的笃，的笃”牵磨磨豆腐。早晨豆腐店开门，豆腐、豆腐干，热的。周洽兴的生意很好。
那时，嘉兴街头有一种卖五香豆腐干的担子，是风味小吃。五香豆腐干是放了酱油、茴香、桂皮烧煮而成的。这种担子比糖粥担子略小，一头是只木桶，内放黄泥小炉，上置铁锅，平锅盖，锅内煮着百热沸烫的豆腐干。茴香和桂皮装在一个纱布袋里，热气蒸腾。那锅盖边沿浸着汤水，油汤漉漉。锅口套一内圆外方的木盘，边上放着红辣酱、甜面酱罐头，罐头里插着一支舀酱的细竹爿。担子的另一头是个木箱，内放小折叠凳若干，碗若干，筷若干。来了生意，主人取出小凳，递上碗筷，搛几块豆腐干，舀点汤，红辣酱或甜面酱都是悉听尊便了。花一毛钱，坐在马路边上吃五香豆腐干，比站着吃一碗小馄饨或糖粥惬意多了。边吃边左右顾盼，有熟人走过，熟人喊一声，那眼神是有几分羡慕的。
担子上的五香豆腐干是白豆腐干一切四，一碗也就是三四块白干吧。现在的白豆腐干久煮会“发胖”，会起“蜂窝”，上口“水瀑瀑”的，没有咬嚼。切干丝，对不起，一煮糊塌塌。现在嘉兴的白豆腐干是无法做出扬州干丝来的。
再说五香豆腐干，我小时吃的那一种，久煮软和和却不变形，一小块一小块大小几乎一致。口感实在，无渣滓。汤百热，鲜而香！这五香豆腐干的货源会不会也是周洽兴的？我那时还是个四年级学生，不及想到此，只好存问吧。
《少 年 路 杂 忆》
我在1926年出生于嘉兴城内北大街（现建国路）香花桥堍。对于少年路来说，我小时侯与它接触较多，再熟悉不过。上世纪30年代初，我六七岁时，就在少年路上是鸣阳门小学读书。鸣阳门内（现市图书馆分部），除一所小学外，还有国货展览馆、游艺场、县商会等。游艺场开设当时属于新玩艺的电影场，地点就在明伦堂。那时放电影是连本武侠无声影片：《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每部影片都分成好几本，每隔几天放映一本，吸引了许多观众。电影放映场在学校的隔壁，于是，在每天下午放学时，我与三四个小朋友一起，溜进电影场，偷看约十几分钟的扫尾电影，那时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刹那。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少年路塔弄口，建造起一座当时嘉兴城内为数不多的三层西式洋房，主人为名律师顾兆钧。该洋房至上世纪40年代被日伪政府所占领，用来专门关押抗日斗士及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成为一所特务机关，即俗称的塔弄36号，不时会窜出狼犬狂跳狂叫。解放后该洋房被公家接收，主人也被政府镇压。
1932年初，嘉兴第一家专业电影院“银星大戏院”在少年路上落成，这是嘉兴电影院的前身。当时嘉兴周围五县，还没有一家电影院，所以曾轰动了整个嘉兴城。在1984年“嘉兴电影院”未彻底翻建以前，人们还能在少年路上看到一座像碉堡式的黄色水泥建筑，两面有高高的台阶，这就是当时“银星大戏院”的大门。当时放映的电影刚从无声片进入有声配音片。那时我也经常跟随我姑母去看电影。上世纪30年代的许多优秀影片，像《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迷途的羔羊》等，都让我印象深刻。解放后我长期从事电影工作，与电影结下了缘分。1936年，“鸣阳门小学”被当时县立“集贤小学”（位于少年路、精严寺街口，解放后为建设中心小学、市实验小学）接收合并。这年，我上四年级，亦被转学至“集贤小学”。县立“集贤小学”与当时在少年路北端的“嘉中附小”，无论校内设施还是教育质量都在全先小学中名列前茅。抗战爆发前夕，学校围绕着抗日开展对学生的教育，童子军训练也很严格。我们每星期都要以童子军的名义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少年路北段（天宁寺街至环城北路），尚未开发与打通，童子军一度每天参加筑路劳动，所以马路建成后，取名为“童军路”。该路名在日伪沦陷时期改为“和平路”，抗战胜利后恢复“童军路”路名，至解放后才改为“少年路”。
建于上世纪30年代，位于少年路北端的“嘉中附小”（现辅成小学）内有二幢教育楼与风雨操场，至今还在使用。“嘉中附小”至日伪沦陷时期，被日军所占领，改为那时日本侨民的子弟小学。抗战胜利后被“浙西一中”接收，改为“浙江省立嘉兴中学”。1947年春，我就是在这所中学的高中部毕业。
现在我已是八旬的老人，回忆昔日少年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条路在文化和教育上曾有过它光辉的历史，也历经沧桑，度过了苦难的岁月，现在呈现在眼前的少年路已经是一条十分时尚的服装街了。
位于中基路的猪廊下，因数百年来一直为苗猪交易处，故名。它紧邻运河，岸边建有骑楼和廊棚，聊作遮日挡雨之用，长有里许，一般的猪行生意也就都在这样的骑楼廊棚下进行。过去，因交通多为行船，而且猪廊下又地处运河边的城乡结合部，所以农民卖猪捉猪多在这里，渐渐地，也就成了一个生猪批发贸易集散地。
晚清上海的一部时事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上曾登载过一则新闻，说是某夜，秀水顾家浜顾家被劫，第二天就在中街猪廊下捕获了两名盗贼。于是，县官带领统班差役顺藤摸瓜，案子立刻破了。这里提到了“中街猪廊下”，可见这个名称百年前即有了，其位置就在今建银桥下中基路南侧靠运河的地方。
那会，每天早晨天尚蒙蒙亮，你就可听到河边摇船的桨声由远及近，猪叫声由轻渐响……待到晨炊的时候，从附近新塍、震泽、嘉北等地来捉小猪的农民都早已忙活了不少时辰，此时则开始在赶着给自己家挑好的小猪做记号，再小心地装进笼子；那些来买猪的，却是一个劲拼命地压价；另有负责卸货的，帮忙装猪的，喊着过磅的，拨着算盘珠子记帐的……人吵猪叫，很是闹猛。当时，猪廊下规模最大的一家为“张元盛小猪行”，老板张建勋。张氏原在东栅早就设有猪行，后扩大经营，搬至中街，到了张建勋，已是第三代。该猪行规模及影响很大，积财也颇丰，到了公私合营后，张氏族人由此多迁居美国，嘉兴仅剩一脉，在中基路上开有一爿“中盛酱酒杂货店”。
解放后，水陆运输开始减少，生猪也逐步列入计划供应，不少地方的猪行贸易开始衰落，维持不下去，纷纷转业改行。但嘉兴猪廊下的猪市仍然兴隆地延续三十年，从晨到午，一如往昔地喧闹。
猪廊下由于河道的上下货物方便，利于工商经营，所以米商、苗猪老板咸集于此。除此，尚有包丰泰什货店、鼎源腌腊行、顺昌棉絮店、万兴豆腐店、永顺铁店、公泰和酒店、金源盛橹行、复润友糟坊等店居此设肆，可谓日生万金，负货云集。
不过该地平日却也鱼龙混杂，文首提到的盗贼避此即为一例。尤其入夜，廊棚更是常为流浪乞丐聚集栖宿之地，人呼“叫化公馆”，间有所谓“蛇丐”者，以医治蛇伤为生。直至解放后，一扫污秽，人民翻身，“猪廊下“也改名为“中基南廊下”。
闻名遐迩的长虹桥位于古镇王江泾东侧，就像一条美丽的长虹桥横跨在京杭大运河上。长虹桥始建于名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全长72、8米，桥顶宽4、9米，水面至桥顶高18、8米，是浙北平原软基上最大的三孔石拱桥。它至今完好无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时，长虹桥即是嘉兴官员的接驾处，嘉兴市博物馆收藏的《虹桥画舫图》，展现的便是那气势非凡的接驾场面。
长虹桥自古以来的人们赏景观光的旅游胜地，许多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画，留下了不少诗篇。我儿时曾在王江泾镇中心小学念书，学校正在长虹桥桥堍，校门朝东面的古运河。课余间，同学们常常会一窝蜂拥上桥去游玩，比赛谁先爬上那57级石阶。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桥顶正中那块刻有花纹的石块，站在桥顶这大方石上就觉得心里踏实。
长虹桥又处嘉兴网船会活动的中心地段。旧时数以千记万记的船只从长虹桥的古运河延伸到宽阔无很的连泗荡，共同纪念元末为民灭蝗的刘承忠。上世纪50年代初，我还亲眼目睹了长虹桥下的踏白船比赛，长虹桥上和运河两岸观者云集，一片欢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古运河长虹桥两侧分别架起了南虹、北虹大桥，公路由此延伸至各偏僻乡镇，三桥齐立，如雄鹰展翅，展示了时代的新风貌。车水马龙般的汽车、轮船和运河激流的拍岸声交融在一起，奏出了时代的交响乐。
儿时在我们乡下，手表可是个稀罕之物，从没见过村里哪一个人戴过手表。邻居阿兴哥好赌，人称红头阿兴。一次，他不知从哪处赌场上赢来一块手表和一双皮鞋，他脚穿油光光的皮鞋，手戴亮晶晶的手表，在村里到处炫耀，那个得意劲，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但没过几天，那皮鞋和手表都不见了，连衣服也穿得又破又烂的，说是多输光了。为此，村里有人编了首顺口溜：“手表输，皮鞋输，输得像只斗昏鸡。”
手表在我们一带流行，始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商店里的外国货很少，进口手表更不多见，即便有价格也很昂贵，所以很少有人问津。国产手表最时新的是上海出产的上海牌、宝石花牌，有全钢和半钢的。全钢表120元一块，半钢表80元一块。当时的手表是凭票供应的，单位里每年多少会分到几张票，而农村里却什么也没有，有的话，票子在干部手里，一般社员是轮不到的。要通过关系开后门才能买到。
我的第一块手表是在1972年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当时化了110元钱，买了一块叫红旗牌的全钢防震表，当时化了我整整半年的工资。
手表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是一件很昂贵的奢侈品，被列为男昏女嫁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大件是自行车和缝纫机。当时最时兴的自行车是上海自行车厂出产的凤凰牌，另外有上海出产的永久牌，天津出产的飞鸽牌，浙江出产的 牌；而缝纫机最时兴的要数蝴蝶牌了。这“三大件”被人形象地说成是“一蹬二转三看看”。我对那块红旗牌的全钢防震表，自然珍爱有加，尽管用了20多年后以很陈旧，但换下后一直放在抽屉里珍藏着。
记得当时在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手表，除了上海牌外，还有南京产的钟山牌，杭州产的西湖牌，嘉兴产的南湖牌等。这些表大多是组装的，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花三四十元就可买到一块，这类手表可以说是最平民化的手表了，在当时基本上满足了工薪阶层的需求，也满足了许多年轻人的虚荣心。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电子表的盛行，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只需十几元甚至几元钱就能买到一块外型十分美观的电子手表，不仅不用天天上发条，而且走得很准时。一时间机械表便成了落伍的东西。在后来，在计算器、台历、圆珠笔、传呼机、手机等这些日常用品上，都装上了电子表，上班、出门都不用戴手表了，于是手表的地位彻底衰败。现在的时尚青年，比如影星、歌星们，手腕上戴得是用玉器珠宝之类做成的手链。谁要是戴了快老式的机械表，准会被人嘲笑一番。所以，手表的行情也日趋衰落。
然而，不是所有的手表行情都如此。因为现在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有钱就有了身份。那些有钱有身份的人还是要戴手表的，不过不是普通的表，都是些价格听起来让人发晕的世界名表。有些有钱人不仅自己戴这种名表，还作为向贪官进贡的行贿之物。报刊上每每报道有贪官落马，受贿的赃物中往往会有几块名表。有一位贪官受贿的一块手表，价值高达14万元，也不知这种手表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据说这还不算最好的，究竟多少钱一块，反正工薪族的工资，即使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起一块这样的手表。
嘉禾名刹——报忠埭与觉海寺
江南古刹觉海寺，位于嘉兴市区斜西街，原名报忠观，始建于南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当时南宋朝散大夫赵汝俳为感谢朝廷的恩泽，舍宅为观。原地名为嘉兴府秀水县五福乡听履坊，西河街。西侧为秀王府，与岳珂（岳飞之孙）故居金陀坊毗邻。舍宅为观后，取名报忠观，主持由太乙宫集虚斋高士戴廷圭担任。地名也随之更改为报忠埭，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斜西街。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报忠观改为报忠寺。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重修建该寺，属佛教临济宗。至今保存完好的三圣殿为明代建筑，且木结构都是采用楠木材料制作而成，这在全国寺院中也属罕见，因此十分珍贵，
报忠寺于清雍正十一年奉敕改为觉海寺风土。当时雍正帝不仅拨国库的专款来进行维修，还于十二年十一月（1735年）亲笔为觉海寺题了匾额，赐给觉海寺檀香观音大士一尊，并派快马送到嘉兴，引起全城轰动。清咸丰年间觉海寺难逃一劫，仅存三门和三圣殿。清同治年间，重建大殿和厢房，历任嘉兴府县将为皇帝祝寿等官方典礼都放在该寺举行。民国间年，寺中仅剩僧人茂椿一人，寺院少有人问津，几近荒芜，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文革期间，寺院里菩萨捣毁，房屋被拆，山门遭毁，经书被焚，所有佛门用具也一起被毁。寺中的镇寺之宝——雍正的御书“觉海寺”匾额遭到了灭顶之灾。当时觉海寺留守着雪光和他的师傅茂椿两位僧人，雪光师傅从寺额上拆下雍正的手迹“觉”、“海”、“寺”三块字砖，并藏于西厢房廊棚下，谁知被红卫兵发现。用锤子把字砖敲碎。雪光师傅用破棉被裹着
1981年10月市政府公布觉海寺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嘉兴市政府拨款重修殿堂，并新建围墙，开始对外开放，恢复了佛事活动，觉海寺，又香烟袅袅。
至今，觉海寺已多次成功举办大型水陆法会。去年举行的地藏殿和玉佛殿开光法会盛况空前。值得一提的是，觉海寺有幸得到缅甸佛教界朋友捐赠的释迦牟尼玉佛一尊，此玉佛系整块缅甸玉雕凿而成，重达一吨半，高
现在觉海寺的主持性空大师年仅35岁，毕业于九华山佛学院，寺里的僧人也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会电脑，通佛学，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20岁。
而今，寺东侧的居民拆迁，殿堂规范正在酝酿和设计之中，寺院准备筹建药师殿、东厢房、鼓楼和3层的藏经楼。同时还准备开设素餐馆和茶道馆。寺院还正申请开设“嘉兴佛教网站“、创办《嘉兴佛教》刊物，并在寺内开设我市最大的佛学图书馆。
嘉兴北京路因其南依大运河而繁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从杭州调到嘉兴工作，所在的粮食公司就设在北京路（原是中国银行旧址）。北京路因此成为我人生起步的地方，所以我对它有较深的记忆。路的两端，东面有与光明街衔接的端平桥；西面有与建国路衔接的北丽桥；路的北面还有很多大小弄堂，因此它成了嘉兴北门的闹市中心。
北京路全长大约
北京路上的众多店家，有些人和和事至今还记忆犹新，特别是人到中年的几个女老板。记得海天池的老板娘个子高，清瘦，穿得时髦，脸上经常描眉擦粉，她的男人年龄比她小很多，个子也比她矮得多，但两人却总是形影相随；复兴汤团店的老板娘中等身材，很敦实，男人比她瘦小，他们的女儿大约十来岁，文静瘦弱；杨九牧的老板娘中等身材，胖胖的，富态，大圆团脸，她的女儿也较胖，女婿则是瘦高个；天福旅馆的老板娘小个子，瘦小精干，年轻是儿子帮她料理家务；陆稿荐酱鸭店的老板娘一口苏州话，一只眼睛有病，也是瘦小精干，她的男人是个大块头，一只脚有病。
当喧闹的白天过去，傍晚时分的北京路变得空旷起来。油煎臭豆腐干担子摆在路中间，红红的辣酱抹在滚烫的臭豆腐干上，满口留香；北丽桥堍传来“生炒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的清脆叫卖声，卖白果的人将热白果用纸包好，一次只能买五粒左右，因为白果吃多了要中毒；端平桥堍，每晚的路灯下都停着一副馄饨担，一个叫‘桂花“的中年妇女在卖馄饨，
馄饨皮薄有韧性，肉馅肥瘦搭配恰当，上夜班的丝厂女工往往会停步在担子边上；而北丽桥堍路灯下，则有一副小汤团担，卖汤圆的是一个好象叫“阿生”的小个子中年男子，他手中拿着一个竹筒敲击出“笃笃”声，在夜里特别清脆，一碗并拌有白糖、桂花的小汤团也是过往行人最爱吃的……
岁月流逝，随着城市建设发展改造，北京路已不复存在，但它当年的面貌，那些熟悉的声音流在了老一辈嘉兴人的记忆中。
作者：董 雄
建国路和秀州路之间有条还在建设中的丁家桥路。长
丁家桥很普通，石板小桥，有栏杆，贯通人民路，我少年到下乡前每天上学上街必走的就是丁家桥。桥南堍的人民路很宽，旅社、食堂、煤球店都有，往北的人民路是石板路面，弯曲狭窄。北堍东侧下坡便是石块铺就的丁家桥河下。
丁家桥河下是条5—
随着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弯弯的市河已失去了供水、洗涤、交通的生命欢歌，苍老了、落伍是自然的。1980年前后，北门市河、丁家桥河、项家漾陆续填没。丁家桥小河填河筑路后，还在路中间搭了简易商铺，热闹一阵。安乐桥至项家漾那段填没以后，盖了厂房和仓库。北门市河和人民路变成建国路高楼的一部分。1999年椿树弄改造，丁家桥路南侧已是高楼一片。2003年开始，丁家桥路的民房陆续拆迁。听到这些有着雕花厅堂、雕砖过楼、
市河填没时，帮岸、河埠都没动，埋在路下，就像埋在心底的彩色往事。每当在中基路月河老街区，看到传承老嘉兴人家尽枕河的凝固画面，总觉得像远出飘来阿炳师傅的二胡独奏，拨动着心底音符的共鸣，于是，那笼罩着月色的丁家桥河埠、人家，站在桥头送儿下乡的母亲和那市河中的船儿，便轻轻飘来。
作者：吴顺荣
罱河泥是江南水乡特有的一种农活，我一直为我们的祖先能发明这一劳作方式而赞叹不已。别看这农活很简单，一条船、一个罱泥箩头和一个男人，但它的作用不可小视。它既给农田增添了肥料，又清理疏浚了河道，始终给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维持着河与田的生态平衡。
江南多雨天。雨水不仅常常把岸上的浮土冲入水中，农田要经常排水，又把田里的土和肥料带入河道，再加上河道湖泊内的水草、鱼类等生物的腐烂沉积，使得河底淤泥丰厚，肥力充沛。日积月累，田将越来越走向低洼，缺少肥力；河床将越来越升高，致使水流不畅，水位抬高，水灾连连，而且会造成水质富营养化，导致河水污染。
我不知道的哪朝哪代的哪一位先祖发明了罱泥箩头这一农具，可惜没有文字记载。在我看来，这一发明不亚于张衡发明地动仪、比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它同样值得我们骄傲。我并非在刻意夸大它的作用和价值，事实如此，你看，就这么一个简箭楼陋陋的罱泥箩头，人们一旦喜欢它，便解决了农业上、水利上和环境保护上的许多问题。
罱泥箩头用竹篾制成的。椭圆形，鼓鼓囊囊的。前边有一张大嘴巴，很像一只放大了的升罗蚌，中间连着一根粗壮的毛竹为主杆，旁边连着一根弓形的毛金竹为撑杆。罱泥时把罱泥箩头下到河里，罱泥人一手握着主杆，一手把撑杆一撑，箩头就会张开，然后把箩头用力向前推进，待箩头吃满河泥，把撑杆收紧，箩头就会自动闭合，这时把整个箩头提出水面，移入船舱，只要把撑杆一松，“哗”的一声，河泥便全部吐入船舱。清代诗人钱载的《罱泥》诗，对此有形象生动的描写：“两竹分手握，力于河底争。曲腰箝且拔，河泥无声并。罱如蚬壳闭，张吐随船盈。”
在农村，罱河泥是一项重活，多由身强力壮的男劳力承担。每到罱河季节，天还黎明时分，在水乡的一片片河面上，就散布着许许多多的罱河 船。那一条条悠悠流动的农船，那随着船身晃动的一弓一挺的身影，在晨光里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河泥用作肥料基本上分为两种。一是水河泥。把河泥罱来后用于窖草塘泥，就是把割来的青草、紫云草或水草等，一层河泥一层草地窖在泥潭里，待草发酵后，撒到田里。这种肥料，又黑又滑，不仅肥力足，而且还能改善土壤。二是白头河泥，即把河泥存放在田头的河泥塘里风干、晒干，用时再一担担挑到田里，用铁锹剖成碎片，让其与猪羊灰等有机肥一起融入田土之中。由于长年累月地罱河泥，当时在家乡很少有一处淤泥丰富的河段。我们在河里洗澡或游泳，脚踩在河底，感觉板结的河床上往往只有很浅薄的一层淤泥，上得岸来，脚上也很少会沾上烂泥。小河大荡，河清水碧，站在岸边或船上，河中摇曳的水草，游动的小鱼，隐约可见，清幽迷人。
自从有了化肥，水乡的罱泥船便渐渐地少了起来，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专门去了一趟老家，试图寻觅那熟悉的罱泥箩头，竟没能找到一个。
或许世界上任何一种创造发明都具有两重性，既有利也有弊。化肥的广泛使用无疑提供了足够的肥源，方便了农民，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仅仅20来年时间，生态已严重失衡，河道淤积，许多河流已无法通航；水位抬升，大城小镇筑起了高高的防洪墙；水质富营养化，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水葫芦之类的水草。我无意贬低化肥的作用，也无力改变人们对于生产方式、使用何种肥料的选择。我只觉得，有机肥料好，罱河泥
也许是应了那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俗语，前天晚上我还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家乡的大片禾苗因施了劣质化肥，一棵棵都变成了不长穗的草。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里正在播发一项鼓励农民使用有机肥料的奖励政策。村里的男男女女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推着车、有的摇着船，急急忙忙地把人粪、畜粪、禽粪等送到自家的田里。宽广的河面上荡漾着许许多多的罱泥船，河边的几个儿童拍着小手唱着童谣：“太阳出来亮晶晶，罱泥船儿数不清。苗儿壮、水儿清，人人脸上笑盈盈。”
城乡阡陌——评工记分的日子
作者：吴顺荣
“工分”这词儿，如今不要说城里人，就是乡下的年轻人，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而在先前的农村，一个人的价值，一家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工分”两个字。
评工记分，究竟始于何年何月，已很难说得明白。在我的记忆里，在农村集体生产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从农村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社员们劳动都是记工分的，劳动的报酬是按一年中所得工分的多少来计算的。谁家的工分多，意味着经济收入就多；谁家的公平少，经济收入自然就少；有的人家年终不仅分不到钱，还成为队里的倒欠户，这就是那时的“按劳计酬”分配原则。
也许是队里缺少有文化的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初中辍学刚回家不久，就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后来改为生产队会计，成了队里的内当家。除了负责队里所有的帐目和制作分配方案，就是每天为社员们记工分。评工记分在队屋里进行，每天吃过晚饭，我就早早打开屋门，点燃那盏加满煤油、擦得锃亮的美孚灯，社员们便陆陆续续地会集到这屋里。
此时，男人们似乎已卸去了一身的疲劳，在凳子上一坐，架起了二郎腿，边抽烟，边闲聊，显得悠然自得。女人们就没有那样清闲，带着针织活来，或织毛衣或纳鞋底。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时而窜进、时而窜出，使屋子增添不少的热闹和欢乐。
估摸着大多数人已经来了，队长说开始评分了，我随即翻开工分薄。队长根据他的派工和农活完成情况，报出谁干什么活得几个工分，我就在谁的名字后面记下这一天干活的内容和工分数。一般男劳力出一天工得十分，女劳力出一天工得八分，劳动强度强的或特别累的活适当加分，活干得不好的酌情扣分。评的时候，队长报，大家听。如果队长报漏了，出工者自报，他人作证；若队长报错了，旁人当即纠正；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争论；有些活该记多少工分，队长觉得拿不准，有时也会发挥一下民主，让大家讨论。
像其他事情一样，评工记分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为了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改变那种“干到落日头，一天划一天”的平均主义做法，凡是能定额包干的农活，后来都实行定额包干。如犁田、插秧、割稻、脱粒等，预先定好每亩的工分数，然后根据实际完成的数量和质量计算工分。许多农活往往都是一个小组或几个人一起做的，就要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分别计算出应得的工分。这样，虽然比原来的记工方法合理了许多，但计算的难度增加了，而且农活之间、人与人之间便宜吃亏的事情依然会经常发生，但是社员们都很通情达理，互相谦让的多，斤斤计较的少。有了疑问，最多要求重算一遍。觉得吃亏，也往往顾着乡里乡亲的面子，包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那种善良淳朴之心常令我感动。
我深知这“工分”在社员们心目中的分量，所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除了耐心细致地把评出的工分记到每个人的工分薄上外，还要让社员们拿到工分薄核对无误，一个个满意地离开，才算一天的评工记分就结束了。当我收拾好帐本，最后一个离开那队屋的时候，乡亲们早就进入梦乡了。
我十分喜欢做记工员，尽管报酬不多，心里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清泉般涌动的喜悦。人的一生，要完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比较难的，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只是作为一个人谋生的工具，何况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呢？有的人需要在孑然一生的环境下才能真正感受和表现真正的自我，而有的人就喜欢融合在人群中才能感到轻松和愉快，而我恰恰属于后者。所以，每当在灯光下和乡亲们在一起评工记分的时候，也是我一天中最温暖、最愉快的时候。
时光在平淡中流逝，一晃已过去了四十年。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我走近曾经在那里为社员们记帐、记工分的队屋，曾经流下过乡亲们多少欢声笑语的队屋，曾经伴我度过一千多个黄昏的队屋，而队屋却不在了。对此，我虽感到惋惜，却没有伤感。毕竟，岁月的脚步谁也留不住。曾经的一切，只属于一个短暂的时代。时光之手，总是要把曾经的一切化为一抹斜阳，但时光之手却不能抹去我的记忆。
水乡履痕——乳汁样的甜米酒
作者：吴松良
啤酒、黄酒、红酒、白酒，现在店里货架上的酒应有尽有。我小时侯住在乡下，那小店只有黄酒和白酒，一般农村人家还很少去买酒喝，要喝酒的多是自家做的米酒。会做米酒也是农村持家的一项技能，
我的母亲是个做米酒的能手，做出来的米酒，香得醺鼻子，像糖水甜得黏嘴唇，每年年底边，母亲就开始张罗起做米酒。她做酒不占白天的时间，总是在忙完白天的农活，吃过晚饭后开始的。“过了黄昏无半夜“，母亲常说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晚上时间长，勤快的人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母亲选择晚上做酒除了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静下心来，不受干扰地一门心思做米酒。
她将当年产的新糯米在清水中淘净，仔细地拣出混在其中的小石子。然后把洗得亮晶晶的糯米倒入大锅中。只见她用中指在加入水的米中一试深浅，就知道是加多了，还是加少了。生火烧饭，用的柴一般都是像桑树枝这样的硬柴，与加水一样，火候掌握得当也是做好米酒的一大技巧。母亲会从锅盖缝隙中冲出来的热气大小和气味来判断灶膛里添减柴火，或停火焖饭。每当此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高兴地围在灶头边，等母亲为我们每人捏一个甜晶晶的好吃的糯米饭团。
糯米饭烧好了，接着就要做米酒了。母亲先将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摊在麻筛中降温，待凉透后，再将糯米饭放入酒缸中。施一层饭撒一层酒药粉，层层叠叠。酒药当然也是母亲自己做的，早在夏天的时候她就从屋前屋后采来酒药草，洗净后在钵头里捣烂挤出绿绿的汁水，用这些汁水和米粉，做成一个个像元宵一样的药球，放在麻筛中晒干后便成了酒药。放完和着酒药的糯米饭后，还要用晒干的稻草将酒缸严严实实地裹着保温。一个星期后，就有酒香飘出，整个屋子飘动着一股甜滋滋的酒香味。揭开缸盖只见饭粒在酒药的作用下正在发酵，酒缸里的饭面上轻轻地冒着气泡。在以后的几天里，母亲适时给缸里加上些凉好的开水，很快满满一缸又香又甜的糯米酒就做成了。这一缸酒不仅可以供我们全家享用，也用它来招待亲戚朋友，给我们的新年带来了不少欢乐。我常常经不住又香又甜的气味的诱惑，拿个小碗偷着打来喝，就站在酒缸边，也不用下酒的菜，抿上几口真是非常解谗。
如今，过年喝自家做的甜米酒的人家已经不多，做甜米酒的人家更少。但母亲却还保持着过去做甜米酒的习惯，总是要在年前做上一小缸甜米酒。等我们回家去享用。她说喝烧酒伤身体，要喝还是喝她做的甜米酒。每次回家，母亲总要装一可乐瓶她做的甜米酒让我带走，每当看到这甜米酒，总感觉这是一位慈母哺育我的乳汁。
作者：张玉观
在嘉兴市城郊，过去沿袭着一种饮食风俗，早晨吃“卯时酒”的习俗。
吃“卯时酒”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过去没有电视，睡得早醒得早，一般在早上四五点种就要起床上街，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也不管路多远，都步行来到小镇的固定小酒店里。这种简陋小酒店往往只有三四只小台子，单间门面，店门口一只靠壁台子上有一个小菜橱，橱里摆着一些猪头肉、猪耳朵、白斩鸡、五香豆腐干、小油豆腐、油盐发芽豆等荤素冷菜。小店里过去都是卖散装烧酒、散装黄酒。吃“卯时酒”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多喝，烧酒用一只竹制小提子一提，俗称“一开”，相当于老秤二两；如喝黄酒，提子专用也是一提，俗称“二开”，实际上的新秤四两。吃的小菜有荤有素，都很节省，一般几角钱就够了。
吃“卯时酒”的人一般很固定一爿小酒店，连坐的位置基本上不会转移，所以哪个位置空着，谁还未到大家很清楚。店主称他们是“店掌柱”，对他们每个人的酒量、饮食习惯、喝什么酒，都了如指掌。
但他们之间也有不成文的习俗。一般吃“卯时酒”的人互相之间不会敬酒，过去有些老人都自备“水烟竿”，有时连烟也不太会传递，酒吃好都自掏钱支付，但互相之间聊天却格外热情，话语很多。吃完“卯时酒”接着去茶馆店喝茶，也有不去喝茶，买了点小菜直接回家下地劳动，不再吃早饭的。
解放前这一带吃“卯时酒”的有这么几种人：一种是长期习惯于喝早茶的人，清晨从暖被窝里爬出来到小镇，感到身上有点寒冷，吃一盏烧酒加温祛寒；还有一种是渔民，他们往往一早出去捉鱼，肚子里有点饿，加上水上寒冷，喝点烧酒吃点菜，填肚取暖；还有一种俗称“酒鬼”的，早晨一杯酒，浑身全是劲”，不喝酒提不起神；另一种人是不固定的，那是民间俗称的“赌鬼”，赌到深更半夜吃杯“卯时酒”暖暖肚。
钟埭镇至今还保持着吃“卯时酒”的习俗，但现在吃的都是瓶装的白酒或黄酒，荤素冷采菜外，有的人想吃得实惠些，就下一碗蛋面或肉丝面，也有一碗大馄饨，既当菜又当饭，两全其美。一瓶瓶装酒吃不下可分两次，吃后自己放好，明天再来喝，尽管店里剩酒的人多酒瓶也多，但店家照样都不会搞错。
相互敬酒也有的，相互传递香烟也有的，吃好酒后现在店主还要搭上一杯茶，有的自己带茶瓶就加点开水。笔者几次回乡也常去这种小店，也常去吃一碗鸭卤豆腐干面，并与他们聊聊天，感到一种浓郁的亲情乡味。
作者：骁毅
我最喜欢飘荡在水乡的航船。一条普通的五吨木船，前后两个夹舱，中间一个大舱，船艄舱内铺上几块木板，上面用几层箬蓬搭上遮风避雨的棚，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行走在水乡河面上的航船。水乡人的生活离不开航船，它是水乡人一条流动的生活线。
航船，既载人又装货。有时船头上牵着羊，船舱里堆着米，船艄上摆满小猪篓。每天晨曦微露，海螺声起，告示航船即将起航。乘坐航船的客人就得赶快去河埠等候。船往往开几里就要靠一靠，田埂边、村口、桥头都是停靠的码头。到时开航船的总是习惯地右手撑橹，左手握住海螺，用力吹几下。客人静静地上下，没有争抢座位的。船舷离水面越来越近。船儿悠悠，开航船的总是不愠不火地摇着。
春暖花开，一路水路，一路风景。近处，河埠上农妇们正忙碌着洗涤。船儿路过村旁河道，一群群鸭子在水中拍着翅膀，荡起层层涟漪，“嘎嘎”地飞叫着。流水声与鸭叫声相互交融，在娇艳明媚的春天里奏响一支欢乐的交响乐曲。河两岸是金黄色的油菜花，菜花间嵌着一条覆盖着浮尘的小路，歪歪扭扭，曲曲折折地似一根脐带串着田野、树木，给它们注入生活。
我喜欢春天坐航船去县城，大伯把我抱上船艄，叫我一边数穿越的桥梁，一边看两岸的风景。河水清清，不时会看到鱼儿跃出水面。有时，船行至半路，被河中漂浮过来的大块水草缠住。大伯一声高喊：“舱里兄弟快出来帮忙！”大伙一阵忙碌，总算解了围。有时乘客会主动跳上船艄帮助摇船。两人摇船，速度上来了。我听到橹劈开水面发出的哗哗声越来越响，水声和橹声混在一起，吱——哗——。吱——哗——仿佛是一首有节奏的乐曲，伴随着我的心跳一起飞扬。有时航船像一只大摇篮，人们在这摇篮里昏昏欲睡……尽管坐航船有许多乐趣，然而，走水路毕竟花时间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坐航船进出是水乡人的无奈，随着交通发展，人们最终选择了自行车、汽车。虽航船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却永远留在水乡人的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作者：薛家煜
社区和广场文艺演出此起彼伏的今天，我总会想起43年前在东栅公社宣传队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
1963年，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祖国各地掀起了一场“革命歌曲大唱”的热潮。东栅公社党委也将小镇上各行各业里爱好吹拉弹唱的年青人集到一起组织了一支宣传队。他们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排练节目。独唱、合唱、表演唱、快板、朗诵、群口词……这些节目的形式和水平，今天看来是很低的，但在当年可大受欢迎。每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队总会被邀请在会前登台演唱一曲，跳上一舞。
1965年，县手工业局东栅党支部发起集资，为宣传队添置了一批新乐器，宣传队也随之扩员，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名队员。我试着结合本镇企业的生产变化，编写了四段反映工厂新工艺、新技术、新管理的“唱词”，配以：“开心哩格来”的民间小调，排练成由四位姑娘边舞边唱的节目。“电空设备装起来，开关一按机器动起来……开心哩格来。”第一次在全镇系统职工大会试演，就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肯定。
那个年代提倡奉献精神。宣传队是业余活动，没有什么加班费夜餐费之类的津贴。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子无怨无悔，平日里专心排练，一旦有演出任务，进城下乡，拔腿就走。农村“双抢”期间，我们自带伙食费和粮票，深入到生产队，在田间巡回宣传演出。夜晚。在雀墓桥、九曲里等地的农家场院上挑起电灯，伴着满天星星的夜幕，我们又唱又跳地为他们送上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特别是把当天生产队中的好人好事，随即编成的“三句半”，绘声绘色地演给他们看时，淳朴的农民哈哈哈地笑开了。农民称赞说，宣传队一到，就有一片欢歌笑语声。
1965年的“五一”节，共青团东栅企业团委组织青年到凤桥镇举行联欢晚会。那晚，凤桥镇礼堂里座无虚席。从大幕一拉开起，观众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就不断。“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项莲珍的女声独唱《不忘阶级苦》；“有个小伙叫王杰，干起活来像打仗……”男女声合唱《王杰之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队长张生奎等四人的群口词《民兵工作三落实》，节目一个接一个。当东栅企业党支部书记吴雪云和宣传队员毛家荣伴随“喜洋洋”欢快乐曲，同台跳起谢幕的大头娃娃舞时，憨态可掬的舞姿，让整个礼堂笑声掌声经久不息。
40多年过去了，如今，原东栅宣传队的队员中，有人仍继续活跃在社区文艺宣传队：有人在南湖合唱团为打造“歌城嘉兴”尽情讴歌。因为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