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黔南交通银行招聘2016:[图文]1934～1936年红军长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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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旧址墙上的标语，内容是号召贫苦工农加入红军。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写的宣传标语：“活捉胡宗南！” 
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
红军在云南留下的宣传标语，红军将士的豪气跃然“墙”上。 
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写在老乡门板上的标语，劝告川军士兵缴枪当红军，不愿当红军的发路费回家。 长征路上生死存亡的六件大事
血战湘江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一次作战，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行
，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判断明白了，红军是西进。这样为了歼灭红军，他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利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红军渡过江的部队，为了保卫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过江，在湘江两岸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当时国民党军有飞机，先是炸掉浮桥，然后向红军往江边运动的部队狂轰乱炸，而红军抬着大量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飞机一来，一炸，那就成片成片的倒下，到了江边的部队，浮桥已经被炸掉，只能涉水过江，涉水过江的时候，空中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机枪大炮扫射，所以伤亡非常的严重。担任阻击任务的各个红军主力团，伤亡都超过半数，有的团一天之中牺牲两任团长。在12月1日战况是最激烈的，12月1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给红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下达了两份急电，要求无论如何要确保渡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保证西进的道路是畅通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中央的电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形势极其危急。激战到12月1日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渡口被敌人控制了，来不及过河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八团被敌人阻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一个师和一个团，成建制的失败，这在红军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湘江战役是首例。
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了三万多人，这时党和红军面临着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 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要跟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途中，调集了18个师的兵力等着你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很可能全军覆没。但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和掌握红军军事大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北上湘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红军继续西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地区去发展。博古、李德拒不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究竟往哪去？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李德拒不采纳，站起来一甩手，离开了会场。12月18日，中共中央又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采纳，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去创建新的苏区。
进入贵州以后，因为贵州境内的敌军兵力相对薄弱，而各路追剿军尚未赶到，这给中央召开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遵义会议最终决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肯定了毛泽东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 当年蒙哥马利访华的时候问毛泽东，三大战役是不是最得意的军事指挥行动？毛泽东摇摇头说，他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的军事形势是什么样的？红军只有3万多人，国民党军当时是40万人，兵力对比更加悬殊。另外红军还没有弹药。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8.6万人只有2.9万支枪。只有140万发子弹。也就是说，平均8.6万人4个人一支枪，一支枪不到50发子弹，另外还有400多挺机关枪，每一挺机关枪的子弹不到400发。
那时红军作战主要靠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来补充自己，但红军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打胜仗、没有缴获就无法补充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调动敌人，用3万人的兵力跳出40万敌军的重兵包围，而且还打了一场大胜仗！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去会合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1935年1月19日开始出发，但28日在土城遭到川军的阻截。这时，毛泽东果断的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是1935年的1月29日。一渡赤水到达滇东北以后，各路国民党军蜂拥向西来追缴红军，这个时候就暴露出黔北地区、贵州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力量薄弱的弱点。毛泽东抓住这样一个战机，杀了一个回马枪，你往西追我，我绕一下从东边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再回到遵义地区去，还消灭了国民党军2个师、8个团，一共毙伤伏敌54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补充了装备弹药。
当中央红军回到遵义以后，西进的各路国民党军又调回头来赶到东面追你，毛泽东再一次大张旗鼓的向西，准备作出要到川南北渡长江的姿态来。当时，蒋介石特别怕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组合，所以又急忙调动兵力去追赶中央红军。当敌人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中央红军突然又杀一个回马枪，秘密迅速地四渡赤水又返到东边来，然后趁着贵州国民党军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长驱南下渡过乌江，兵逼贵阳，用一连串的战略机动打乱了整个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乘虚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金沙江南岸。 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毛贡会师，当时华北事变已经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党中央正确作出判断，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把红军长征的方向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也是举手表示赞同的，但是会后他就改变了，仗着自己人多、枪多，不甘心居于人下，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组织的问题”，就是向党伸手要权。中央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统一指挥，为了团结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但张国焘仍然不满足，鼓动陈昌浩给中央发电报，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且要给予“独断决行”的权利，这是电报上的原话。同时，张国焘要增补红四方面军九个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有多少人呢？当时中央政治局只有八个人，他要增补九个人进去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无理的要求必然被中央所拒绝。但是，为了团结他共同北上，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张国焘没有达到他控制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目的，就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坚持率部南下，并且企图用武力威胁中央。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先行北上。张国焘率部南下以后，中央始终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发了大量的电报告诉他南下敌情严重，南下民情不利，南下经济条件不好，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不仅拒绝中央的一再劝告，而且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走上了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谈起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当中遇到的最黑暗的时候。
南下红军在名山县百丈地区遭围攻，被迫退向甘孜地区，然后经过各种力量，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同志，像徐向前同志坚持跟他斗争，包括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也跟张国焘进行斗争。特别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带来指示，肯定中共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叫张国焘要服从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率部北上。在总结这场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以后，蒋介石企图趁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下令东北军与五个师三万人东西对进来围歼红军。毛泽东和彭德怀利用直罗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迫使敌军前线溃退，这一仗是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而且这一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教育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晚年的时候说过，我们都是带兵的人，都知道带兵不容易，谁能把一支部队带得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不但没有垮，而且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被歼灭的东北军109师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师，被击毙的师长牛元峰是他的一个得力干将。所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张学良重新认识了红军。所以他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一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决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要大胆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及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在军事战略上提出，要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这样总任务之下，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长征途中几次主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今） 
遵义会议会议室 
长征时期的毛泽东（1936） 瓦窑堡会议 
图为瓦窑堡会议旧址。
“瓦窑堡会议”旧址前的一条老巷
“瓦窑堡会议”旧址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１０月１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１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胜利到达陕北。１１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５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１０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１２月２７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胜利的五大启示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浴血重生，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一：长征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指导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
长征中，我们党通过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把战略退却转变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党和红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中国革命才有希望。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源自于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的土壤上”，形成党的正确指导理论。正是有了正确理论做指导，我们党才能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凝聚全党全军力量，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关键发展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要避免分散主义、防止重大失误、统一全党意志、畅通政令军令，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和服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权威，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最根本保证。
启示二：长征的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坚持自主创新、敢闯新路是走出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要求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是会搞糟甚至葬送革命的。遵义会议迈出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性一步，从此我们党把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决定仗怎么打、路怎么走，特别是自主推举值得信赖的领袖，提出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主张，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
今天，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局势曲折发展、社会信息化日新月异、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远较过去复杂。要在新的长征中传承红军长征胜利的经验，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大胆创新，独立自主地解决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用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启示三：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践行党的宗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永葆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长征中，党和红军始终践行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多次调整，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最终确定，表明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党和红军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基本前提。红军在长征中经过14个省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以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赢得了亿万劳苦大众的衷心拥戴。广大群众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共产党好、红军好，协助红军作战，积极参加红军。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党和红军最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但毋庸讳言，目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广大群众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深恶痛绝，热切希望长征中那种同志之间和党群、干群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好作风能在今天继续发扬光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出了新的部署。我们坚信，我们党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存在的问题，一定能使党的肌体焕发纠错免疫的强大活力。
启示四：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红军之所以能够夺取长征的胜利，是因为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
顽强意志和高昂战斗精神，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党和红军中，有一大批甘为理想信念献身的坚定分子，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如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人，早在投身革命前已在旧军队中享有高官厚禄。但他们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和丰厚的薪酬，毅然投身革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我们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更加需要培养一大批坚守信念、不为名利所动的坚定分子，以确保党的执政权力始终掌握在坚信党的纲领、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人手里。我们要用崇高的理想信念，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启示五：长征的胜利是红军的胜利，建设一支听党话跟党走、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人民军队是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坚强柱石
长征中，党领导红军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像的严酷考验，创造出由败反胜、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红军牢固确立起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各级党团组织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了“生命线”的强有力保证作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市场经济新环境，我军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全力推进军事转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之路，使我军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做到打得赢、不变质，忠实捍卫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确保完成时代赋予我军的神圣使命。
我们要继承红军传统，光大长征精神，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新的伟大业绩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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