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钛锆铌钽读音:[图文]1934～1936年红军长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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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1934～1936年红军长征（1） 2010年02月03日03：59 来源：照片中国 （1） （2） （3） （4）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红军草鞋”作坊的故事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干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
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于都结集的10天时间里，于都人民夜以继日赶制出10万多双草鞋。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的时候，每个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有两双草鞋。
70多年过去了，踏上于都这片热土的人常常会问，在哪里还能看到当年的“红军草鞋呢？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位老人，他一直坚守着制作“红军草鞋”的最后阵地。
老人叫陈罗寿，今年75岁，家住于都县罗坳镇步前村。步前村当年是红五军团的结集驻扎地。这个村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打草鞋。陈罗寿的父亲陈善模和母亲孙道秀都是村里打草鞋的高手。陈善模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从家乡渡河走上了长征路。陈善模参加长征不久就因负伤回到了家乡，第二年便去世了。为了生计，陈罗寿小小年纪就跟母亲学会了打草鞋。解放后，陈罗寿还一直靠打草鞋来贴补家用。
陈罗寿说，其实打草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主要的工具有耙子、码子、锤子、橇筚和弯子。原材料是粗麻和稻草。主要的工序有：一是揉麻绳，将粗麻揉成粗绳、细绳；二是捶稻草，选择比较长，而又比较坚韧的稻草洗净、晾晒后，用锤子捶松软；最后就是编织草鞋了。年轻的时候陈罗寿一天能打五六双草鞋，如今年纪大了，一天下来只能打上两三双，也卖不了几个钱。尽管如此，老汉依旧整天忙碌，对他的这种执着劲儿，儿孙们多少有些不理解。
现代制鞋工艺飞速发展，几乎没有人再穿草鞋了。这多少让陈罗寿感到伤心。他经常喃喃自语，虽说草鞋没有市场，打草鞋赚不了钱，但这毕竟是一门手艺，总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吧，消失了，以后就再也没人会打草鞋了。
令陈罗寿感到些许欣慰的是，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每逢节假日，他和他的“红军草鞋”作坊慢慢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他们或成群结队，或一家老小，或带着亲朋好友，来到这里观看这个独特制作草鞋的过程，感受老区民间手工艺文化的源源流长，同时，也增加了对长征历史的了解。
陈罗寿老人在打草鞋
现在使用的还是当年支援红军打草鞋的设备
老人喜欢到当年红军开会的祠堂里打草鞋
草鞋日渐远去，陈罗寿老人心里不是滋味
【时间】1934～1936年间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地点】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论坛关联热帖[中国][长征组歌][1976][文革][歌舞][彩色][AVI]长征路上生死存亡的六件大事揭秘：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的一份绝密情报不为人知的第二次长征红军长征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长征宣言】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七律 长征
毛泽东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1935.10） 【背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过程】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之一 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之二 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之三 进取精神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长征一词来历】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此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后提出“西征”。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首次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布告全文如下:“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短短156个字，通俗简明，易记易传，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夷人的罪行，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可以说“长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朱德总司令首肯传播开来的。 这张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和平借道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由于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对彝族的压迫和挑拨，彝、汉两族隔阂和误解很深。因此红军一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就张贴出了这张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先遣队于22日晨进入大凉山彝民区，突遭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阻，甚至扒光了先头部队的衣服。但红军为了解除彝民的敌视和猜忌，坚持不开枪还击，耐心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次是借道北上。刘伯承还与彝族沽鸡头人小叶丹在海子边饮鸡血誓盟，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23日，在彝民向导的陪送下，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5月24日先遣队占领安顺场，25日渡河成功。26日中央军委决定沿河两路进军，夺取泸定桥。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保存了这张布告，1951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征集并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布告纵36.5厘米、横36厘米，油印，纸张已变黄，多处破损，印痕退色，背面有张贴痕迹，但字迹仍然清晰，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时过彝民区的故事。 【部分参与人员】 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刘少奇 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凯丰 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
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 陈赓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
参谋长左权29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 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 萧华1 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 O团政委杨勇22岁
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
第1 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 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29岁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 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 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 萧克26岁
政委王震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四军 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 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 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 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三十一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九军 政委詹才芳27岁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13、红三十三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人物】 长征（Truong Chinh，1907年2月9日-1988年9月30日），越南政治家。越南共产党领袖，越南国家主席。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 1927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8年因参加反法示威游行被捕。后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主编党报。1932年被法国人逮捕，坐牢4年。1941年当选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1951年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 长征是亲华派人物，1956年因在土改中的左倾政策，被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以后发展为亲苏派）免去总书记职务。1958年任政府副总理和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1976年任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81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1986年黎笋去世后再度出任总书记，并且很快就开始改变黎笋的路线，扶持被关押多年的另一亲华派大将阮文灵登上越共一把手地位，使越南逐渐摆脱前苏联控制，走上革新开发之路。 他是作家、诗人和理论家。著有《抗战一定胜利》、《论八月革命》、《论越南革命》等。 【相关文章】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1年半以来，中国的3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8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6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10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3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3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别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法的由来】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红军长征路线（1934年10月-1936年10月）说明
长征路线 长征途经主要地点 红1方面军长征路线 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红2方面军长征路线 分水、淳安、怀玉山、常山、重溪、玉山、江山、横峰 红4方面军长征路线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红6军团西征路线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红7军团北上路线 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 红10军团北上路线 会泽、绞平渡、靖县、黔西、遵义、威信（扎西）、西昌 红25军西征路线 娄山关、木黄、中甸、安顺场、永顺、大庸、桑植、汉源 革命根据地以及游击区 泸定、天全、名山、懋功、两河口、炉霍、甘孜、苍溪 敌军进攻方向 巴中、毛儿盖、阿坝、巴西、山阳、柞水、卢氏、腊子口 敌军封锁线 淳化、会宁、将台堡、延安、永坪镇、吴起镇、神木 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的一份绝密情报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决定红军长征的因素固然很多，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份绝密情报，及时促使党的临时中央做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 "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第5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迷惑红军。
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
冒险提供情报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铁桶计划"如此之快就被共产党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的人，竟是他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1930年，他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中共领导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帮助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与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同年7月，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出炉，并于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会。等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经过反复思考，莫雄冒杀身毁家之险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 莫雄焦急地对项说："你赶快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异常感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智送军情 项与年拿到情报，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随后，项与年便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这里要对项与年作个介绍。他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县人。1927年，项与年被调入中央特科"红队"。1928年8月，中革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中共领导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正是项与年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将终于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此时的项与年已近不惑之年，地下斗争经验非常丰富。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见状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时间不等人，心急如焚的项与年终于想出一计，他心一横，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4颗门牙。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山了。 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开始长征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革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已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
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峻，必须抢在敌"铁桶"尚未合拢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之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革军委曾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主力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 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2野战纵队，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周恩来还利用关系与西线国民党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6－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西征"--即后来的长征之路。
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道红军主力早已转移。 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知道一定有人走漏消息，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马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他直到逃往台湾时，也没弄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仓促匆忙，就连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导致以后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提及此事。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这份"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他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
1956年国庆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上演的电影《英雄无语》，就是专门描写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
这次获取情报的主角莫雄，1935年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因帮助红军贺龙部安全通过辖区被蒋介石以"通共"罪投入监狱，保释出狱后改任广东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的近百名共产党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任7战区第2挺进纵队司令、韶关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
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后转战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务，1978年10月病逝，终年84岁。
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合影[资料图片]
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苏区
1934年，向中央苏区围拢的国民党第98师机枪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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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红军草鞋”作坊的故事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干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
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于都结集的10天时间里，于都人民夜以继日赶制出10万多双草鞋。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的时候，每个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有两双草鞋。
70多年过去了，踏上于都这片热土的人常常会问，在哪里还能看到当年的“红军草鞋呢？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位老人，他一直坚守着制作“红军草鞋”的最后阵地。
老人叫陈罗寿，今年75岁，家住于都县罗坳镇步前村。步前村当年是红五军团的结集驻扎地。这个村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打草鞋。陈罗寿的父亲陈善模和母亲孙道秀都是村里打草鞋的高手。陈善模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从家乡渡河走上了长征路。陈善模参加长征不久就因负伤回到了家乡，第二年便去世了。为了生计，陈罗寿小小年纪就跟母亲学会了打草鞋。解放后，陈罗寿还一直靠打草鞋来贴补家用。
陈罗寿说，其实打草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主要的工具有耙子、码子、锤子、橇筚和弯子。原材料是粗麻和稻草。主要的工序有：一是揉麻绳，将粗麻揉成粗绳、细绳；二是捶稻草，选择比较长，而又比较坚韧的稻草洗净、晾晒后，用锤子捶松软；最后就是编织草鞋了。年轻的时候陈罗寿一天能打五六双草鞋，如今年纪大了，一天下来只能打上两三双，也卖不了几个钱。尽管如此，老汉依旧整天忙碌，对他的这种执着劲儿，儿孙们多少有些不理解。
现代制鞋工艺飞速发展，几乎没有人再穿草鞋了。这多少让陈罗寿感到伤心。他经常喃喃自语，虽说草鞋没有市场，打草鞋赚不了钱，但这毕竟是一门手艺，总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吧，消失了，以后就再也没人会打草鞋了。
令陈罗寿感到些许欣慰的是，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每逢节假日，他和他的“红军草鞋”作坊慢慢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他们或成群结队，或一家老小，或带着亲朋好友，来到这里观看这个独特制作草鞋的过程，感受老区民间手工艺文化的源源流长，同时，也增加了对长征历史的了解。
陈罗寿老人在打草鞋
现在使用的还是当年支援红军打草鞋的设备
老人喜欢到当年红军开会的祠堂里打草鞋
草鞋日渐远去，陈罗寿老人心里不是滋味
【时间】1934～1936年间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地点】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论坛关联热帖[中国][长征组歌][1976][文革][歌舞][彩色][AVI]长征路上生死存亡的六件大事揭秘：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的一份绝密情报不为人知的第二次长征红军长征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长征宣言】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七律 长征
毛泽东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1935.10） 【背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过程】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之一 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之二 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之三 进取精神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长征一词来历】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此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后提出“西征”。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首次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布告全文如下:“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短短156个字，通俗简明，易记易传，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夷人的罪行，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可以说“长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朱德总司令首肯传播开来的。 这张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和平借道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由于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对彝族的压迫和挑拨，彝、汉两族隔阂和误解很深。因此红军一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就张贴出了这张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先遣队于22日晨进入大凉山彝民区，突遭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阻，甚至扒光了先头部队的衣服。但红军为了解除彝民的敌视和猜忌，坚持不开枪还击，耐心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次是借道北上。刘伯承还与彝族沽鸡头人小叶丹在海子边饮鸡血誓盟，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23日，在彝民向导的陪送下，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5月24日先遣队占领安顺场，25日渡河成功。26日中央军委决定沿河两路进军，夺取泸定桥。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保存了这张布告，1951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征集并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布告纵36.5厘米、横36厘米，油印，纸张已变黄，多处破损，印痕退色，背面有张贴痕迹，但字迹仍然清晰，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时过彝民区的故事。 【部分参与人员】 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刘少奇 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凯丰 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
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 陈赓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
参谋长左权29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 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 萧华1 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 O团政委杨勇22岁
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
第1 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 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29岁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 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 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 萧克26岁
政委王震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四军 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 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 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 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三十一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九军 政委詹才芳27岁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13、红三十三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人物】 长征（Truong Chinh，1907年2月9日-1988年9月30日），越南政治家。越南共产党领袖，越南国家主席。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 1927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8年因参加反法示威游行被捕。后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主编党报。1932年被法国人逮捕，坐牢4年。1941年当选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1951年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 长征是亲华派人物，1956年因在土改中的左倾政策，被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以后发展为亲苏派）免去总书记职务。1958年任政府副总理和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1976年任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81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1986年黎笋去世后再度出任总书记，并且很快就开始改变黎笋的路线，扶持被关押多年的另一亲华派大将阮文灵登上越共一把手地位，使越南逐渐摆脱前苏联控制，走上革新开发之路。 他是作家、诗人和理论家。著有《抗战一定胜利》、《论八月革命》、《论越南革命》等。 【相关文章】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1年半以来，中国的3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8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6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10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3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3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别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法的由来】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红军长征路线（1934年10月-1936年10月）说明
长征路线 长征途经主要地点 红1方面军长征路线 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 红2方面军长征路线 分水、淳安、怀玉山、常山、重溪、玉山、江山、横峰 红4方面军长征路线 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 红6军团西征路线 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 红7军团北上路线 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 红10军团北上路线 会泽、绞平渡、靖县、黔西、遵义、威信（扎西）、西昌 红25军西征路线 娄山关、木黄、中甸、安顺场、永顺、大庸、桑植、汉源 革命根据地以及游击区 泸定、天全、名山、懋功、两河口、炉霍、甘孜、苍溪 敌军进攻方向 巴中、毛儿盖、阿坝、巴西、山阳、柞水、卢氏、腊子口 敌军封锁线 淳化、会宁、将台堡、延安、永坪镇、吴起镇、神木 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的一份绝密情报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决定红军长征的因素固然很多，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份绝密情报，及时促使党的临时中央做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 "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第5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迷惑红军。
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
冒险提供情报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铁桶计划"如此之快就被共产党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的人，竟是他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1930年，他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中共领导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帮助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与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同年7月，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出炉，并于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会。等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经过反复思考，莫雄冒杀身毁家之险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 莫雄焦急地对项说："你赶快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异常感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智送军情 项与年拿到情报，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随后，项与年便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这里要对项与年作个介绍。他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县人。1927年，项与年被调入中央特科"红队"。1928年8月，中革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中共领导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正是项与年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将终于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此时的项与年已近不惑之年，地下斗争经验非常丰富。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见状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时间不等人，心急如焚的项与年终于想出一计，他心一横，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4颗门牙。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山了。 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开始长征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革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已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
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峻，必须抢在敌"铁桶"尚未合拢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之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革军委曾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主力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 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2野战纵队，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周恩来还利用关系与西线国民党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6－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西征"--即后来的长征之路。
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道红军主力早已转移。 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知道一定有人走漏消息，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马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他直到逃往台湾时，也没弄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仓促匆忙，就连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导致以后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提及此事。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这份"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他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
1956年国庆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又委托项与年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上演的电影《英雄无语》，就是专门描写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
这次获取情报的主角莫雄，1935年调任贵州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因帮助红军贺龙部安全通过辖区被蒋介石以"通共"罪投入监狱，保释出狱后改任广东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的近百名共产党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任7战区第2挺进纵队司令、韶关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
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后转战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务，1978年10月病逝，终年84岁。
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合影[资料图片] 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苏区
1934年，向中央苏区围拢的国民党第98师机枪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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