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魂3法兰要塞灭火:嘉庆整顿八旗子弟为何失败

　　文章摘自《史说北京》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朝八旗子弟兵

　　清入关后奉行“首崇满洲”政策，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诸多经济特权，长此以往，八旗日益衰败。再加上旗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原来的官位和八旗兵额也都已经饱和，新增旗丁便很难再按照原来的办法授予官职，甚至连土地都很难再分到了。结果，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旗人由于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的次数也日渐减少，固有的纯朴尚武风气慢慢退化，而在生活上追求奢华，不少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四处惹是生非，甚至打架斗殴，为非作歹。为了整顿八旗风气，嘉庆、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赌博，不许看戏，不许穿衣奢华，不许进茶馆等，但都没有真正改变京城八旗子弟的风气。

　　(一)严查京城旗人聚赌

　　京城旗民聚赌自康熙朝以来就屡禁不止，但当时内城还算清净，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内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令嘉庆帝气愤的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事后又经鄂罗锡叶勒图说情，通过家人出面，接受袁锡贿送的500两白银。后来听说风声很紧，才将受贿的白银吐出。鄂罗锡叶勒图、袁锡都是朝廷官员，而且作为步军统领的明安收受贿赂，包庇赌博。明安、鄂罗锡叶勒图、袁锡等人都被革职拏问。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又对京城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奏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帝立即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当即查知有一个杏花天赌场，甚至还有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参与。但等到缉拿时，聚赌之人早已逃散。嘉庆帝感觉到这起聚赌事件有蹊跷，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说他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在其中。嘉庆帝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负责查办此事，经开局轿夫头徐四核实，禄康的轿夫的确也参与了聚赌。

　　后经英和、桂芳查实，徐四等人自从嘉庆十四年起就经常开设赌局，这使嘉庆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有一案惩办一案即可，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亮、禄康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不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属，而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予以包庇，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嘉庆帝严惩了明亮和禄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参与聚赌的各犯，枷号一年，期满后发往极边充军。

　　嘉庆帝首先命禄康将和顺所举报的唱戏旗人捉拿到案，经审讯，唱戏旗人说广成茶园看座的王大以前经常看到和顺到院内听戏。于是又将王大传来，让和顺与其他官员站在一起，让王大辨认，结果王大立即指认出和顺，而且供称和顺曾经在戏馆与他人争抢座位，发生口角。于是，军机大臣又询问和顺，和顺辩称他是在嘉庆十一年夏天去衙门的路上，路过西单牌楼戏园时，曾进去看了一下，而且他未戴顶帽，进戏馆是为了秘密查访到底有没有旗人唱戏。嘉庆帝认为和顺狡辩，不但违禁看戏，而且与他人争抢座位，之后为了公报私仇，才上奏举报有旗人唱戏，于是将和顺革职，发往吉林当差。

　　和顺举报的参与唱戏的旗人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人，都是八旗官兵，嘉庆帝斥责他们甘与优伶为伍，玷辱旗人颜面，于是全部销去其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进入道光朝，道光帝采取的措施比嘉庆朝还要激进。比如，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御史马步蟾甚至奏请禁止在外城开设戏园、戏庄。其实，除京城前三门外，原来并不禁止开办茶园、戏馆。道光帝明知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仍然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五城衙门操办此事。

　　无论是嘉庆还是道光，禁止开戏园、禁止八旗官员看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杜奢靡而端习尚”。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多，惩罚也不可谓不严厉，但最后都没能达到目的，也没有真正让旗人回到纯朴、尚武的过去，八旗腐败、世风日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呢？问题在于看戏这种文化娱乐活动，并非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看戏、唱戏，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味禁止，并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的禁止，也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矛盾的消除。八旗战斗力的消失，八旗生计的困难，八旗官场的腐败，关键在于“首崇满洲”的体制，而不在于旗人看戏、唱戏。这也是嘉庆、道光朝很多措施并不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鼓励驻京旗人迁往东北开荒种地

　　八旗风气败坏，根本问题在于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赖国家，而不从事生产。再加上这一时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就连宗室也是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一开始并没有从根本上入手，而是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从皮毛上着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 000名兵额。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已经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此议因财务困难，遭到臣下反对，未能成行。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务府闲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 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增加养兵额，毕竟数量有限，对于人口日众的八旗子弟来说，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大问题。而且这些养育兵拿到钱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这种从京旗挑选养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

　　既然增加养育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嘉庆最终决定鼓励旗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划。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所进展。

　　富俊到任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嘉庆帝赞赏。至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垧，移驻京旗3 000户已经不成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官府发给房屋、牛具。但京旗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仅移驻28户，四年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远未实现目标。由此可见，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那能不能干别的呢？比如从事商业、开矿之类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旗人可以从事纺织业，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还反过来批评罗家彦“竟欲更我旧俗”。

　　与嘉庆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准许他们自谋生计，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规定京师旗人不得随意外出，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回京。由此可见，清代旗人虽然享有各种特权，但也同样受到严格管制。八旗问题重重，京旗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未能改变“首崇满洲”、“以清语骑射为本务”的思想，朝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守成君主：平庸的嘉庆被雷劈死真相

　　文章摘自《康熙的大墙》作者：完颜亮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嘉庆皇帝

　　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嘉庆

　　这本是嘉庆皇帝在天理教徒袭击紫禁城大内后，痛心疾首所写下《遇变罪己诏》中的一句话，与闪电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如果嘉庆皇帝真如传言所说，是“被闪电击中毙命”的，那么他在另一个世界定会把这句话再重复若干遍。

　　由于盛世的光辉掩盖了一般时代的特征，因此，现代人对嘉庆皇帝的评价远不及康熙、雍正、乾隆。一般认为他是位“守成君主”，对开疆扩土没有什么功绩，对治理也没有太大的成就。人们至多承认他“勤于政务”和“励精图治”，但努力工作本是帝王的分内之事，而且相对于明朝来说，他们几乎人人当得起“勤政”二字。所以，在祖辈的光环中，嘉庆皇帝没什么值得特别称道之处。

　　在他二十五年执政生涯中，未能遏制帝国从盛世的顶峰向下衰落的大势，他相对开明的治理方式也无法根治清王朝日趋严重的腐化和颓败。康雍乾盛世在嘉庆日理万机的忙碌和徒唤奈何的失落中渐行渐远，他竭力把盛世中留下的危机逐一化解，却要面对一个又一个新的危机：白莲教起义、天理教叛乱、英国的骚扰、鸦片的流入……世界在变，时代在变，嘉庆一生的忙碌伴随着暮年的帝国化作一段疲惫和乏味的历史文本。然而，他死亡的那个瞬间却成为野史缔造者制造故事的良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皇帝自圆明园启程到热河主持木兰秋狝典礼，皇次子智亲王绵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以及诸位王公大臣随他一同前往。出发时，嘉庆“身体丰腴，精神强固”。一行人从北京到避暑山庄一共走了六天，七月的京郊异常炎热，嘉庆当时已经六十一岁，酷暑难耐加之旅途疲惫，他在路上就感到身体不适。

　　二十四日，嘉庆到达避暑山庄后“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当天晚上，嘉庆仍按行程安排到城隍庙拈香以及到永佑宫行礼。二十五日，嘉庆病情严重，卧床不起，他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下午，嘉庆病情急剧恶化，已不能说话，随行太医束手无策。到傍晚，“疾大渐”，于戌刻崩逝于避暑山庄寝宫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龙床上。死因不明。

　　这些传言自然都是无法采信的。曾有纪录片演示过闪电对人类的危害，其中一个镜头记录了闪电击中足球场的瞬间：运动员全部摔倒在地，痛苦呻吟。可见，这种威力较小不会致人死命的闪电尚且有数百平米的攻击范围，而嘉庆皇帝身边定是前呼后拥，卫队与王公大臣左右相伴，那么，能把他“身体烧焦，面目全非”的剧烈放电现象还容得“随行官员呆若木鸡”、“如丧考妣”，就显然是无稽之谈。从古至今，闪电击中人类的现象屡见不鲜，仅记录在案的就数不胜数。中国古人对于闪电伤人理解为“天谴”，所谓的“天打五雷轰”，以及民谚“莫作恶！作恶被雷劈！”。

　　这一向被认为是宇宙主宰对极端恶劣的人类个体施以惩治。但这是迷信。美国妇女琳达·库珀曾有过三次被闪电击中的遭遇，但琳达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做着平凡的工作，她为人随和，相夫教子，热爱祖国、笃信上帝，不可能做过什么令上天震怒的坏事。美国有一个由被闪电击中后的幸存者自发成立的组织，他们大部分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被击中的。高尔夫球场与木兰围场的地理环境类似，都属较为空旷的地带，这也是闪电喜欢眷顾的地形。民间之所以盛传嘉庆皇帝被闪电击中，想必是因为他驾崩得过于突然，而且死因不明。

　　事实上，与其认为嘉庆“死因不明”，倒不如说是古人愚昧无知、科学落后。太医对嘉庆突发疾病的描述，说到底只有一个“痰”字，这是因为中医很难分门别类，清晰无误地解释人类生理的病症，只有“风”、“痰”、“气”、“虚”、“火”、“毒”等笼统、概括、模糊的词汇。从事实的描述来看，嘉庆可能由于旅途劳累而引发了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二十五日，嘉庆卧床不起，应该是血管栓塞影响了大脑的运动神经，致使肢体功能丧失，无法行动自如，同时他有说话困难的症状，想必是血栓的扩大影响了语言中枢。

　　到了下午，嘉庆的病情急剧恶化，已不能说话，这个时候，很可能是血栓已严重阻碍了大脑的正常功能。所以，从症状来看，嘉庆皇帝的死因很可能是突发性脑血栓。其实，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早发现、早治疗，只需输液就可有效缓解症状，溶解血栓，脱离危险，也可视情况采取开颅手术。而中医这种经验性的民间“医学”对人类多数疾病缺乏样本汇集与严谨的研究，导致对肌体的生理结构完全没有物理意义上的认识，也无从描述，更谈不上合理施治。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太医束手无策，嘉庆死因不明。不甘寂寞的野史缔造者怎么能漠视堂堂的一国之君没有理由地死去呢？于是闪电的传说就应运而生了。

　　嘉庆皇帝执政时间较短，少有大气磅礴的历史事件推动社会变迁，也缺乏关键的历史决策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人们对嘉庆皇帝的赞扬、批判以及客观的评价都较少。事实上，嘉庆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从性格来看，嘉庆不喜欢张扬，为人谦谨，严于律己、个性收敛，较为沉稳、心思缜密。从素质来看，他的文学、书法造诣较深，“援笔立就，动成典则”是对他文章的评价。“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赞扬他博古通今。

　　从政绩来看，嘉庆登基后施行了一些重大的举措，较为著名的有诛灭“千古第一贪”和珅以及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迫害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同时，嘉庆皇帝取消乾隆皇帝热衷的南巡，减少支出。嘉庆写《罪己诏》，开展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事情。他还禁止地方官向自己呈献宝物，在庆贺六十大寿前夕明确表示自己只收字画，不收其他。此外，他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安定边界、平定乱匪、减免赋税、驱逐英军、严禁鸦片……这就是嘉庆皇帝，他忙碌了二十五年，做了很多事情，但厚重的历史几乎淹没了他的一生。

　　然而，嘉庆挡不住历史的车轮，也改变不了封建王朝颠峰后衰落的命运。他在位时，清王朝正值由盛而衰的关键转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观察视角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并分析那段历史的特征。一、现象与本质：现象是国家在衰败，本质是封建制度已不适应这个时代。二、局部与整体：局部是清王朝在衰败，整体是全世界的封建国家都在走向衰败和瓦解，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

　　19世纪的清王朝仍旧停留在封建社会，延续传统的自然经济，国民的生产方式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典型的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求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当时的欧洲经过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开拓，使销售市场以几何级数扩大，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由于在工场内部实行劳动分工，比资本主义初期实行简单协作的手工业更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欧洲资本主义经过工业革命，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后正式得到确立。从此，成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为权贵与资本所有者形成的利益联合体，具有不可抑制的逐利、剥削、扩张习性。

　　此时，地球的两端存在着似乎不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个国家：英格兰人统治的大机器生产以及全球殖民帝国和满族人统治的农业手工业封闭型王朝。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还没意识到，自己一直所奉行的统治方式以及从历朝历代所继承的体制与经典就要在中国全面失败了。事实上，封建时代末期的社会矛盾在乾隆朝接见马嘎尔尼时就初现端倪，到了嘉庆朝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中主要的矛盾了。

　　嘉庆皇帝已无法再沉湎于乾隆时代那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傲慢中，面对深刻的社会矛盾，面对封建王朝发展到顶峰后显现出的诸如腐败滋生、资源垄断、流动性匮乏、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弊端，嘉庆显然束手无策，他的见识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深入到制度的深层去寻找内在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总体而言，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必然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固有的统治，而很难去自主推行革命性、颠覆性的制度，这一点对于嘉庆皇帝这位趋于保守的君主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国家内部变革的威力却是惊人的，现代人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短短的三十年就可以造就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五十年就可以造就国家的快速崛起。嘉庆去世后的四十多年，也就是1868年，日本的明治天皇积极推进维新运动，推行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以及学习尖端的科学技术，从而造就了一个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的现代化的日本，而且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诚然，封建中国在那之后也有过维新运动，但却没有成功，因此，社会的变革也未能生根发芽。中国统治阶级的短视与墨守成规，使中国历来只能在社会危机中产生和平变革或暴力革命。嘉庆年间是中国和平变革的好时机，但是这个机遇就在平淡的时光中被错过了。在那种封闭和僵化的体制下，嘉庆皇帝未能先于日本的明治天皇半个多世纪就具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全面变革的大智慧。中国的封建制度太漫长了，它延续了两千多年，面对濒临败落的统治，无论嘉庆皇帝如何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守护者。历史对他的评价是确切的。

　　揭秘最循规蹈矩的帝王嘉庆不为人知的宫闱生活

　　中国帝王君临天下，一举一动要为万民做出楷模，而且，清朝帝王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工作繁重，心理压力之大，非凡人所能想象。此时清朝由盛转衰，国事如麻，嘉庆帝常常不免焦头烂额的感觉。但是，帝王也与凡人一样，有自己的情趣爱好，嘉庆帝忙里偷闲，放松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嘉庆帝都有哪些爱好呢？他的宫闱生活又如何呢？

　　古人把皇帝神圣化，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在一般人眼中简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那样高居于尘世之外。

　　中国儒家讲求“修身”--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胸中一团正气的人，为此，就要“寡欲”，帝王更应如此。这不仅因为欲望一多，就要为物欲所累，难以成为高尚的人，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试看《聊斋志异》中《促织》篇，皇帝喜好斗蛐蛐，搞得天下不宁，上演了平民百姓生死歌哭的悲剧一出。所以，中国古代史官记载帝王的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就是要限制帝王不要为所欲为，信口开河。

　　嘉庆帝自幼熟读儒家经典，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当了皇帝以后，一举一动都要为天下树立规范，越发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所以，关于嘉庆帝的私生活，人们知道得不多。其实，皇帝也是人，日理万机之余，也有七情六欲、兴趣爱好。

　　导演戏剧，兴致盎然

　　嘉庆帝好听戏，而且，兴致很高。

　　嘉庆的父亲乾隆皇帝统治期间，国库充盈，国势强盛，作为太平盛世的一个点缀，宫中演戏达到鼎盛。不惜巨资，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建了很多奢华的戏台，教养戏班。每逢庆典，各地戏班也纷纷进京，搭台唱戏。当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进京，就蒙赏赐看了一上午戏，最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戏中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他们为此做了种种猜测。其实，说是“男演员”也未必准确，演出者均为太监。根据《清秘述闻》记载，学戏太监都住在景山观德殿后面，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清朝不像明朝，宫中不设女乐。

　　别看乾隆帝统治期间演戏频繁，但并没有史料表明乾隆对戏曲有多么的爱好，只要锣声一响，乾隆皇帝觉得够味、够排场，就心满意足了。乾隆一生忙于国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太多令皇帝烦心的事情，于是，乾隆皇帝就没事找事儿地制造些文字狱。一次乾隆听戏，听得心不在焉，突然想到这些戏文多为江浙一带的文人编排出来的，有些甚至传自明末，这其中会不会有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内容？于是下令东南官员查禁“违碍”曲本，鸡飞狗跳地折腾了两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反倒发现另一个问题--此时淫戏成风，于是，运动改变方向，转为“扫黄”。

　　嘉庆帝亲政初年，曾发布过两道跟戏剧有关的谕旨：一道是禁止北京内城演戏，封禁了城里的戏园子，这既有扭转浮华风气的考虑，也有防止八旗子弟挥霍浪费的用意；再一道谕旨是在查处湖南布政使郑源璹贪污腐败案中，下令“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 。此外，嘉庆帝看戏较有节制，五十大寿时官员请求“广陈戏乐”，歌舞升平，被他严行申饬。

　　嘉庆帝固然一生勤于政务，但爱好戏剧也是不争的事实，亲政初年，洪亮吉上疏指责他“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嘉庆帝一怒之下，把洪亮吉发配新疆。其实，洪亮吉所说也不是空穴来风，嘉庆是清朝迄此时为止对戏剧最为痴迷的一位君主。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嘉庆元年正月，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嘉庆帝一连看了十八天大戏。当时父亲乾隆虽然退位，但在和珅辅佐之下大权独揽，嘉庆帝无事可做，所以，狠狠地过了一顿戏瘾。

　　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嘉庆帝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大权独揽，忙得一塌糊涂，加上他崇尚节俭，又要为臣民做表率，听戏不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不过根据专门研究清代宫廷戏剧的丁汝芹先生介绍，嘉庆皇帝精通戏曲，无论筹备排演新戏、分配角色，还是舞台调度，他几乎事事过问，称他为清宫戏剧导演也不为过。

　　嘉庆七年的一天，太监排演新戏，嘉庆帝手持脚本，坐在台下，翘着二郎腿，目不斜视，一副“制片人兼导演”的派头。

　　演员一旦进入角色，免不了即兴发挥，嘉庆帝拍手叫停，严厉地说：“在本子上的许念，不在本子上的不许念！”

　　最后一句显示了帝王的身份：“钦此钦遵！”

　　演员趴在台上诺诺连声，把头磕得咚咚响。

　　嘉庆帝接着说：“孙福喜嘴里念得忒快，以后慢慢的念唱！”

　　孙福喜忙不迭地叩头谢恩，谢皇上开导。

　　“还有！”

　　嘉庆帝接着说：“第五出奸臣潘仁美说‘定场白’(自报家门)的时候，要一人吊场，吊场结束，众人随即上场。钦此！”

　　众演员做出豁然开朗和深受教益的样子，连连点头称是。

　　嘉庆帝看戏认真，有时连锣鼓鼓点稍微出错也能发现，有时也改唱词，比如，一句“万年长庆”，就被皇上改成了“万年嘉庆”，很明显，皇上要讨吉利。此外，角色的服饰、道具有时也会过问，一副诲人不倦的样子。嘉庆帝看得高兴，立即奖赏，不过他出手并不大方，往往赏些手巾、荷包、扇子之类小玩意，倒是很实用，但不值几个钱。皇上要是认为演员演得不好，轻者罚月例银子，重者拉下去责打二十大板。不要以为嘉庆心狠手辣，这些太监从小学戏，挨打是家常便饭，挨完打还要给皇上叩头谢恩呢。

　　清宫在咸丰之前不请民间戏班进宫演唱，剧目约定俗成，很少变化，新年上演什么剧目，帝后生日上演什么剧目都是固定的，所以，皇帝往往欣赏不到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戏剧。嘉庆的时候还沿用着乾隆时代的服装、道具、戏台，宫中戏班的编制也较大，太监视学戏为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能被选中学戏，均感十分荣幸，学习十分刻苦，积极性很高。

　　宫廷唱戏，集中在年节庆典期间，这时候连天大戏，从早到晚，演出不停。其他日子里，皇帝不能随便举行大规模的唱戏活动。更何况此间国事如麻，动乱较多，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听戏，嘉庆帝偶尔以此调剂一下情绪，更多时间是茶余饭后叫来太监清唱几段，然后再指点一番，并没有因此耽误国政。

　　东巡祭祖，喜忧参半

　　嘉庆时已非盛世，但盛世的一些制度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比如，康熙、乾隆时代皇帝经常出巡，差不多每年举行木兰秋狝的制度，在嘉庆朝也能看到，只不过王朝到了衰落期，这类活动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的颓势。

　　尽管清朝皇帝不愿意承认，实际上无论是出巡，还是木兰秋狝，都带有很强的行乐的色彩。皇帝成天圈在紫禁城的高墙之内，处理着各衙门无法处理的烦心事，一举一动都要受礼法的限制，身体、心理压力较大，需要定期放松一下。

　　嘉庆帝当皇子时，随父皇乾隆帝南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皇帝出巡，非同小可，兴师动众自不待言，花钱更是如流水。此时国势不振，经济危机，要是再来个“嘉庆下江南”，群臣肯定会坚决反对；更何况嘉庆帝崇尚节俭，也不会动这个念头。不过，嘉庆帝在位期间曾两次回到东北祭祖，当时中国是宗法社会，崇拜祖先，皇帝回乡上坟，群臣总不好阻止。

　　清王朝发祥于辽沈地区，在那里留下了宫殿、城池、陵寝。就陵寝而言，有兴京的永陵、盛京的福陵和昭陵，合称“关外三陵”。

　　兴京的永陵在今天抚顺新宾，埋葬着努尔哈赤的父亲、爷爷、太爷爷等先人，在清朝皇帝系中，辈分最高，但他们并没有当过皇帝，也没有什么功业；其皇帝身份是顺治皇帝追封的，陵寝也是后建的，规模不大。

　　盛京--今天的沈阳有两座帝陵--福陵和昭陵，分别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这父子二人严格地说只是东北地方政权的首领，但由于他们为大清朝奠定了立国的基础，确立了开国的规模，其子孙后来入主中原，建立了威震亚洲的大清帝国，所以，他们的陵寝规模巨大，气势恢宏。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孝心，历代皇帝都有增建，即使到嘉庆年间，昭陵的工程仍然还在进行着。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在关外三陵驻扎重兵，设置专门机构，管理陵寝事宜。按照礼法，清朝皇帝也应该随时回去上坟扫墓。但嘉庆之前只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回到过东北，康熙去过三次，乾隆去过四次。按说盛京距离北京并非十分遥远，关键是那时中国交通十分落后，到东北不像下江南可以乘船，长途跋涉，较为辛苦。

　　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逝世，嘉庆帝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待统治地位稳定之后，他就把回盛京祭祖提上了日程。嘉庆五年，嘉庆帝宣布将于明年回盛京谒陵，根据《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记载，奉天当局已经开始筹备相关事宜，如加固桥梁道路，修葺宫殿，但后来御史上奏，表示镇压白莲教起义正处在关键时刻，地方善后也需要大笔经费，而东巡一次需要二三百万两，花费太大，希望皇帝暂缓举行。嘉庆帝接受意见，搁置了这次祭祖谒陵的打算。此后又因天灾频仍，结果一拖就是好几年。

　　转眼到了嘉庆十年，此时风调雨顺，社会相对较为安定，嘉庆帝决定回盛京谒陵祭祖。七月十八日，嘉庆帝一行自北京启程。此时北方刚刚入秋，天气凉爽，雨季结束，是适于远行的好日子。

　　十天之后，皇帝一行出了山海关，顿觉荒凉，秋风秋雨拂面而来，大队人马跋涉在泥泞之中，步步艰难。更令嘉庆皇帝堵心的是，半天走了十几里路，别说人影，连条狗也没见到。想到当年随父皇南巡，沿途百姓山呼万岁，地方官前后趋奉的情景，而脚下这块土地的父母官--宁远州知州干脆就没露面，嘉庆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突然，发现前方有几个手持铁锹，身穿蓑衣的人影，待走近一看原来是盛京将军富俊带着下属前来迎候，并亲自为皇上垫道。

　　嘉庆帝一股火全发在富俊身上，怒气冲冲地质问：

　　“跸路泥泞难行，地方官本应带领民夫伺候，为何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人！”

　　富俊早已脱了蓑衣，扔掉铁锹，一身泥水跪在地上，小声地说：“此时农民忙于秋收冬藏，不愿意应雇执役；再考虑到民夫散漫，难以调度，所以就没有预备。”

　　嘉庆帝质问：“为皇帝修路，本是草野小民分内之事，何至无人愿意执役？再者，民不听令，要你们这些当官的干什么？你们平素诸务废弛，信口搪塞之词，太不成话！”

　　富俊连连叩头，大气儿不敢出。

　　“克星额找到没有？”嘉庆帝扭头厉声追问军机大臣。

　　克星额是宁远州的知州，皇帝路过他的辖区，他居然不来接驾，昨天皇帝就命令军机大臣调查。

　　军机大臣报告：“已经找到克星额了，他说昨天赶到前面查看路况，不在城里，误了接驾。另外，克星额还说他本来雇集了不少民夫，但都被这场秋雨给浇散了。对了，克星额还说他糊涂无能，向皇上请罪。”

　　嘉庆帝忿忿地说：“外省州县官，遇有长官过境，犹知出城迎送，难道君臣之礼如此疏忽！”

　　嘉庆帝接着说：“似此昏庸玩误之员，岂可仍膺牧民重任！克星额着即革职，发往热河！”

　　……

　　八月十五日，嘉庆帝一行抵达了兴京--今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征尘未洗，立即换素服前往永陵拜谒行礼，然后，兴致勃勃前往十里远的赫图阿拉城。

　　“赫图阿拉”是满语音译，汉语的意思是“横岗”或平顶小山岗，远看并不显眼，但这是大清朝皇帝祖先的故里。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在此建立了后金政权，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迈出了千秋帝业的第一步，所以，这里堪称是大清朝的摇篮。

　　登临赫图阿拉山城，放眼远眺，顿觉气势不凡。这天恰逢中秋节，残阳染红了西边无尽的山峦，一轮明月已经挂上了天际，脚下浩瀚的苏子河水在静静地流淌，一行大雁排着“人”字队形，飞过万里碧空，飘向远方……

　　真是一片锦绣江山！

　　先民的子孙围着嘉庆皇帝，用纯正的满语表达着发自内心的语言，他们舀来了“罕王井”里的甘泉，奉上正宗的满族食品，点燃篝火，挑起民族的舞蹈。在他们的眼中，嘉庆帝不是一国之君，而是他们民族的大酋长。

　　不少吉林的满族人也怀着一颗朝圣般的心扶老携幼前来拜见。盛京官员、蒙古王公、朝鲜使臣来到这里，几万人马安营扎寨，绵亘十里，声势浩大，场面十分热烈。嘉庆帝几次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嘉庆帝挥别家乡父老，往盛京进发。

　　中午时分，御前侍卫前来报告，左前方小山名为萨尔浒山。

　　嘉庆帝知道，萨尔浒古战场到了。

　　他立即下轿，在侍卫的簇拥下策马向古战场奔去。

　　萨尔浒一战是满族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率兵歼灭明军八万余人，奠定了后金政权在东北的地位。

　　山川寂静，草木无声，一座雄伟的碑亭耸立在山下。走近一看，原来是乾隆四十一年父皇的御笔碑。笔体飘逸，洋洋洒洒千余字，文末附了一首诗：

　　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

　　于今四海无战事，留得艰难缔造踪。

　　嘉庆帝抚摩着碑文，感慨万千，既有对祖先的崇拜，也有对父皇的思念，他脱口和道：

　　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

　　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

　　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

　　尚间崖头方破队，斐芬山畔复摧营。

　　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

　　伟业承天昭继绪，奎文书事凛持盈。

　　经临故垒瞻前烈，缅忆神谋勉守成。

　　周览川原怀往迹，渺躬绍统矢衷诚。

　　嘉庆帝命令将他的这首诗也刻到石碑上，不必另立石碑，就刻在同一石碑上就行。

　　次日，嘉庆帝抵达盛京，入住盛京宫殿，连日拜谒福陵、昭陵，接见盛京文武官员、东北的宗室成员、蒙古王公、朝鲜使臣。他心情激动，情绪高昂，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赏赐三陵守陵官兵以及居住在盛京的宗室觉罗；豁免奉天府百姓一年的地丁银两；当地年逾七旬的百姓，不论男女，每人赏给一匹布、五斗米，八十岁以上者，赏给一匹绢、一石米，九十岁以上者加倍赏给；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囚犯除死罪不赦外，均减等处罚。还派遣官员祭长白山山神，太子河、巨流河、浑河、松花江诸河神等。

　　嘉庆帝在内务府官员的陪同下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盛京故宫陈列的祖先遗物。在乾隆四十八年，他曾随父皇来过一次盛京，看过这类陈列，如今发现有些物品已经不见了，赶紧询问，原来盛京官员认为这些国初遗物已经糟朽，有碍观瞻，收到库里了。嘉庆帝批评他们“殊不晓事”，“不知大体”，命令立即恢复陈列，并指出了一些陈列品上标签的错误，指示立即更正。盛京官员吓得大气不敢出，诺诺连声，好在嘉庆帝心情不错，并没有处分他们。

　　嘉庆帝执政期间，曾两次回盛京祭祖。第二次是嘉庆二十三年，这次他带来了皇次子绵宁、皇四子绵忻，希望他们能亲身体验祖先创业的艰辛，继承祖先的遗志。祭祖完毕，离开盛京之际，嘉庆帝对皇子说：盛京为国家大本，三陵为发祥始基，后世子孙要时巡旧国，若存偷安之心，不来盛京，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

　　绵宁、绵忻立即下跪，表示谨遵圣谕，不忘故里。

　　嘉庆帝点点头，又警告诸臣说：“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

　　群臣也连连叩头，表态拥护。

　　嘉庆帝启程回京，临别，他向故都城阙投下了深情的最后一瞥……

　　他能想到吗？此后清朝皇帝再没有踏上东北的土地，他成了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回乡祭祖的皇帝。

　　塞外行猎，收获寥寥

　　木兰秋狝指的是秋天在皇家猎苑--木兰围场进行的行猎活动，这一制度确立于康熙时代，借以训练军队，联络蒙古王公，当然，也带有行乐的目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乐的目的越来越突出。

　　木兰围场在承德北部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本来是蒙古王公的领地。这里地势起伏，草深林密，野兽出没，尤其以鹿为最多。八月金秋，红叶满山，霜林叠翠。清晨，八旗兵身披鹿衣，头戴鹿角面具，吹起满语称为“木兰”的鹿哨子，模仿鹿鸣，引诱群鹿前来，其他野兽也跟踪而至，清军立即合围，并逐渐缩小包围圈，然后由皇帝发箭，皇子、皇孙、王公大臣随即展开围射。入夜，点燃篝火，烧烤猎物，饮酒歌舞。每次围猎，一般要进行二十几天。最后论功行赏，设宴庆贺，与蒙古王公依依话别。

　　乾隆年间，着名学者赵翼随皇帝行围，他是文职人员，不能跃马横枪，白天在营垒留守。据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记载，他闲着无聊，就架起铁锅，点燃柴火，往锅里添上山泉水，然后去捉野鸡。秋天正是野鸡肥硕的季节，赵翼连轰带赶，野鸡跑也跑不动，飞也飞不远，最后精疲力竭，哀鸣着俯首就擒。赵翼赤手空拳，拎着几只野鸡，又信手采上几把围场的山珍--“银盘麻菇”，回到营垒，一锅开水正在沸腾。半个时辰，一锅山鸡炖山蘑的香气弥漫开来。赵翼一生走南闯北，唯独对此赞叹不已，称“凡水陆之味，无有过此者”。他听当地人说，这里的野鸡专吃榛子、松籽，故其肉尤美。

　　不过，到了嘉庆年间，这种美景已是昨日黄花，围场上猎物日渐稀少。

　　嘉庆帝继位初年，乾隆太上皇老迈，自然不能远出行围；待乾隆去世后，嘉庆帝又因清算和珅、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忙得一塌糊涂，无暇行围；直到嘉庆七年，嘉庆帝才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原想经过将近十年的休养生息，围场上的猎物肯定很多，没想到八月二十日开始行围，千军万马忙活了一天，才打到两只狍子。

　　当时，北方人骂别人蠢笨，常说他是“傻狍子”，因为狍子相对容易猎获。狍子本来善于奔跑，但它求知欲太强，在被追杀的过程中，往往停下来回头观察追杀者，这就给猎人开枪放箭的机会。皇帝行围，一天才打着两只“傻狍子”，说起来脸上有点儿挂不住。

　　而且，按照皇家制度，第一天的行围，要挑选上好的猎物送到承德永佑寺，供奉在祖宗的画像前。

　　两只狍子一大一小，大狍子像一只小鹿，小狍子似乎不比猎犬大多少。

　　大狍子被拿去给祖宗上供，仅剩下了一只小狍子。

　　侍卫把小狍子剥了皮，架在篝火上烧烤，这时再看，小狍子更小了，简直就像只兔子。嘉庆帝傻眼了。

　　小狍子被烤熟了，嘉庆帝发火了。

　　嘉庆帝把负责看管围场的官员骂了个遍，围场总管被革职，其他官员交部议处。这时蒙古王公送来一群羊，嘉庆帝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无名火，围场成了牧场，怪不得没有野兽。不过蒙古王公一片好心，加上此时饥肠辘辘，嘉庆帝咽了口唾沫，没有继续责骂。

　　第二天，嘉庆帝继续行猎，几千官兵排列成绵延十里的包围圈，然后逐渐缩小，力图把野兽往一个地方赶。鉴于昨天的教训，官兵搜索得十分仔细。围场上一片鼓噪之声，不时有狐狸、兔子仓皇奔逃，但并没有看见什么大的猎物。

　　突然，士兵们发现在一棵灌木的顶端系着一封信。这真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赶紧取下这封信，找识字的人一看，原来是写给皇帝的“举报信”。

　　这封信很快转给了嘉庆帝。

　　打开一看，原来是举报木兰围场官员管理上的疏忽腐败，比如私伐森林，倒卖木材等等。对此，嘉庆帝并不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这封匿名举报信的呈送形式堪称别具一格，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让嘉庆帝心中感到不安，于是，行围的心情也没有了，几天后，这次木兰秋狝草草收场，嘉庆帝率领大队人马回承德去了。

　　嘉庆帝木兰秋狝的兴致很高，但当时野兽不多，道路难行，官兵马匹不足，缺乏棉衣，群臣也不愿意长途跋涉，所以，每次都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多时候，嘉庆帝也不得不妥协。再加上此时生态环境恶化，猎物稀少，所以，除了嘉庆十五年行围较为满意以外，每次的收获都不大。

　　围场上野兽日渐稀少，固然有围场管理者腐败无能的原因，但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清朝木兰围场是皇家御用的狩猎场，属于禁地，但方圆上万平方公里如何“禁”得住。嘉庆年间中国人口剧增，人多地少，很多人不顾禁令，私进围场，或者伐木，或者偷猎，或者采药，或者放牧，围场的自然生态已经开始被破坏，野兽纷纷迁徙。嘉庆帝一再责备围场管理者，也属治标不治本。

　　嘉庆之后，清朝皇帝再没有前往木兰围场行猎，康熙以来的木兰秋狝典礼被废止。从同治年间起，清政府将木兰围场放垦，广袤的围场被开辟为良田和牧场。

　　其实，帝王往往处于宗法祖制的束缚、超负荷的工作负担和超常的心理压力之下，甚至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向知心的朋友倾述衷肠，很多情趣被压抑，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被蒙上了等级森严的政治色彩。

　　嘉庆帝的宫闱生活较为平淡，他一生先后有两位皇后，都是父皇乾隆帝替他选定的。结发妻子是喜塔腊氏，乾隆三十九年(1774)迎娶为嫡福晋，嘉庆元年由太上皇册封为皇后，这位皇后死于嘉庆二年，后人称为孝淑睿皇后。她虽然贵为皇后，但由于丈夫处在乾隆太上皇的考察之中，她也活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并没有享受过母仪天下的尊荣，丧事也办得很草率。嘉庆帝对她总有一种负疚之情。

　　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嘉庆帝亲政，立即加恩皇后娘家，皇后的哥哥盛住被提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但盛住实在不争气，贪污犯罪，屡教不改，嘉庆帝一再宽容姑息，实在是看已故皇后的面子。

　　喜塔腊氏去世后，乾隆太上皇越俎代庖，将嘉庆的贵妃钮祜禄氏册封为皇后。夫妻二人感情也较为融洽，嘉庆帝的这位皇后死于道光二十九(1849)年，后人称为孝和睿皇后。

　　嘉庆帝共有五子：长子早殇，次子绵宁(孝淑睿皇后生)、三子绵恺、四子绵忻(孝和睿皇后生)、五子绵愉(恭顺皇贵妃生)。

　　嘉庆帝还有九位公主，但仅有皇三女和皇四女长大成人，分别活到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可见，帝王家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金堆玉砌，优雅从容，很多真情被埋没，人性被扭曲，这其中的人们往往生活在压抑之中。

　　文章摘自 《嘉庆皇帝》 作者：喻大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