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辛亥革命百年启示之三

本报评论员

　　当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推动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便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执着梦想。历经一代代人矢志不移的求索，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们为这条道路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宝贵探索，为民族复兴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积累了经验教训。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侮强国之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在辛亥革命前数十年间，各种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均告失败。率先发出“振兴中华”呐喊的辛亥革命先驱，以英勇的奋斗与壮烈的牺牲，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却并未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和外国列强侵略，并未能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

　　世界上不存在可以完全复制而无视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一切现代化之路，必须以符合国情为基本前提。怎样走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困境，结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真正迎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怎样唤起工农千百万，深入发动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推动中国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共产党接过辛亥先驱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推进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引领中国这艘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90年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首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带领人民用28年时间彻底改变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扫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忧外患，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当代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取得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实现经济从贫困落后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正是对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正是对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正是对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历史启示的深刻总结，凝结着无数前人的梦想、心血和智慧，展示出中华文明的传承使命、整合智慧与创造活力。这条道路，是后发追赶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创举，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成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任务的必然选择，是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路径。

《 人民日报 》（ 2011年10月14日   01 版）注释：师夷长技以制夷意义　　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他也提出，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国军队武器的落后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法：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依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在书中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魏源所介绍的这些“夷之长技”都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是万万不可学的。一旦学了这些 “奇技淫巧”，一个人就可能玩物丧志，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下去。当时一些愚昧无知的顽固保守派官僚和士大夫，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的。对于这种观点，魏源进行了严肃批驳。他指出：古代的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这些难道也是形器之末？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这些都是有用之物，是奇技但不是淫巧。今日西洋的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供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夷之长技”不仅不是“奇技淫巧”，相反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圣人之道”。他特别强调，“师夷”必须抓紧时机，加快进行，因为 “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才能不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师夷”是等不得的。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奋发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他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不说空话、大话，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那么中国就一定能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成为像欧美那样的富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