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县旅游最佳时间: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施特劳斯

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施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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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施特劳斯 (五之一）

徐 贲

  我能够接受列奥·施特劳斯对人文教育的不少想法,我在美国大学里教授古希腊思想的“伟大著作”阅读课近20年,施特劳斯的人文教育思想正是以“伟大著作”为核心的,他教授的不少课程也与阅读古希腊“伟大著作”有关。在“古希腊思想”讨论班上,我和我的学生每天的功课就是细读和讨论那些伟大的史诗、戏剧、历史和哲学。这样的伟大著作是我所任教的“人文学院”的核心课程,自然会令我想到种种有关“人文教育”的理论阐述,其中就有施特劳斯的。

　但是,每当我坐在课堂上,面对我的美国学生,而又想起施特劳斯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对美国这个人文教育的家园来说,施特劳斯是一个“外乡人”。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外乡人”。然而,由于我没有施特劳斯的那种欧洲文化优越感,在感觉上,我比他容易入乡随俗。我也比施特劳斯更能认同美国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价值,更愿意认同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施特劳斯那些最具特色的人文教育政治思想与一般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之间有相当差距。在施特劳斯那里,人文教育是一个理论和哲学理想;在美国大学里,人文教育是一种实践和课堂运作。厘清这二者间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文教育在美国的一些实际情况。

一．人文教育和“伟大著作”

  施特劳斯的人文教育观是精英式的。他认为,从历史的传统来说,人文教育一直就是为少数人的教育,也应该如此,这是由人文教育与政治秩序中的“统治者”的特殊关系决定的。人文教育的对象是“统治者”,统治者永远是少数人,他们是“为社会定调的人”。在古代,人文教育的对象是“绅士”（gentleman）在现代,它的对象则是那些代表或准备代表人民的人。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让这些社会精英通过与伟大心灵的对话,通过了解人的伟大,而成为有德性的、具有人的优秀的人。与伟大心灵对话的途径就是阅读“伟大著作”。施特劳斯认为,现今美国这样的民主虽然自由,但缺乏德性目标。这样的民主以个人的自我利益保护为基准,水准太低、太平庸。人文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德性起来,先优秀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先成为“贵族”),然后让民主政治中的其他人也都渐渐变得有德性、变得优秀,一起形成一个“普遍优秀”的政体。[i]

  施特劳斯人文教育观的精英主义不符合美国一般人的价值观,更不可能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得到实施。首先,谁是那些应该受到人文教育(更确切地说,那种特殊人文教育)的学生呢?美国最精英的少数长春藤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只占美国大学新生的百分之三,但这些学校中大都以“学术研究”著称,未必就把“伟大著作”当作核心教程。“伟大著作”从1920年在美国成为大学教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先是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随后成为芝加哥大学、圣约翰学院(这两个都是施特劳斯任过教的学校)和许多其它大学的核心教程。这些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宗教背景的“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这在下面还要谈到。我所任教的加州圣玛利学院(天主教背景)就是其中的一所。较大的研究性的综合大学有的也设有小型的人文教育系(program),学生可以以这样的系科专业获得学位。但绝大部分的人文教育课程是作为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课程来开设的,有必修的,也有选修的。本科生在毕业时都会有人文教育课目的一定学分要求。我所任教的大学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修四门伟大著作的课程,依次分别是古希腊思想、罗马和基督教、文艺复兴、二十世纪。与此同时,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完整学习”(Integral Studies)的小系,学生可以以此为专业获得学位,这种“完整学习”延承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传统,比任何其它专业系科都强调人的“完人”而非“专业”教育。在受工作职业市场左右的美国,“完整学习”专业的学生相对很少,但毕竟还有,而且选这个专业的往往也是非常好学认真的学生。

  由于“多元教育”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思想,以西方文明和西方伟大著作为核心的人文教育一直受到很多批评。现在还在要求学生必须以此为核心教育课程的大学大概也就不过是百分之二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大学中念书的学生,绝大部分并没有机会受到过人文教育,至少没有机会受到施特劳斯所说的那种伟大著作的人文教育。在美国大学里,绝大部分的教授则与人文教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教文科(humanities)教授都可能教过一些“伟大名著”,但这和人文教育课程中的“伟大名著”是很不一样的。人文教育的伟大名著教学是“专门”,而不是“顺带”地学习伟大名著。它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大纲是以“人文教育”理念,而不是专业科目(英语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等等)来设置的。

  伟大名著人文教育的教师来自许多系科,不是同一专业,这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条件，他们积极从事知识对话,提供不同知识角度，与学生一起探索一种与专业知识有别的“别种知识”(施特劳斯语)。科罗拉多学院富勒（Timothy Fuller）教授在一篇讨论施特劳斯和美国教育关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自己学校的人文教育。科罗拉多学院只有1900名学生,在富勒写这篇文章的1995年,他学校新聘的教授中,“有一名是研究沙丘动力学的地理学者,一名是研究18世纪法国文学及加勒比海法语文学的专家、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一名拓朴学研究者、一名亚洲和中东政治专家、还有研究拜占庭艺术、病理心理、苏联历史、当代美国历史、18世纪英语讽刺文学、基因学等等的专家,还有一位是柏拉图《智者》的译者和评论者。”[ii]

  我任教的学校有一个专门的“大学讨论班”,是许多系科中独立的部分,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伟大著作教育。“大学讨论班”的指导委员会由12位来自不同系科的教授组成,决定循序渐进的四种讨论班课程的具体阅读文本、写作要求、讨论方法和来宾演讲、特别活动等等。换句话说,这是学校人文教育的核心部门,它的工作是不能由其它系科代替的。我所任教的英文系是人文学院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系科(因为它的教授还负责所有学生必修的“写作课”),英语系也开设一些非英语专业学生可以选修的“普通课”(如“文学阅读”),当然也会在一些课程中教一些伟大著作。但是,这些不是专门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伟大著作教学。与伟大著作关系相对密切的历史系、哲学系、政治系的情况也是如此。伟大著作的人文教育有明确的学科特征、目标和界限。伟大著作教学由“大学讨论班” 负责,也只能由“大学讨论班”负责。

  从建制、目标和实际教学来说,学生必修的伟大著作教育与施特劳斯所说的伟大著作人文教育都有很大的不同。我校的学生来自各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经济和种族背景。无论学生日后以什么专业毕业,“大学讨论班”是每个学生的基本学分要求,一律平等,没有精英、非精英的区别。施特劳斯不喜欢这种美国式的“人人平等”观念,将此视为一个“高尚的谎言”。施特劳斯有他自己的理由,例如,虽然学生人人必修伟大著作课,但由于个人资质、努力、兴趣等方面的实际“不平等”,学习的结果会大不相等。有的学得很认真,有的敷衍了事。甚至还可以说,就人文教育而言,这种不平等比平等更重要,因为课堂学习的不同成绩实际上将学生区分成为两种不同的学生：一种是乐于接受并重视人文教育的“优秀者”(精英)，另一种是只为混学分、而并不拿学习当一回事的一般人(非精英)。

[i] 参见 Leo Strauss, “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L.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Allan Bloom,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ii] Timothy Fuller, “Reflections on Leo Strauss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Peter Graf Kielmansegg, Horst Mewes, and Elisabeth Glaser-Schmidt, eds,. Hannah Arendt and Leo Strauss: German Emigre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