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无限txt下载棉花糖:蒋经国临终“欲向历史交待”

1982年2月,蒋经国第一次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视网膜出血。他患的是糖尿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据说是糖尿病引发了眼疾。
没有很久,台湾上下又盛传蒋经国第二次住院开刀治疗眼疾的消息,令民心再波动一番。据知情人讲,此次住院纯属偶然。蒋经国办事一向具有亲和作风,上高山,下渔场,无分巨细,事必躬亲。有一次去屏东巡视农渔建设,行至郊外途中,突来倾盆骤雨。其随从人员之一急忙撑开自动弹簧伞,欲为长官遮风蔽雨。不知是过分紧张抑或是太过敬意,慌乱之中,雨伞竟触及蒋经国的眼镜。立时,眼镜破碎,碎片割伤了眼睛,眼角渗出丝丝血丝。闯了祸的侍卫大惊失色,自认做了“犯上”之举,一时窘吓得手足无措。蒋经国倒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不是故意的。”
当天返台北后,侍从医生为蒋经国做了消毒等初步医治,症状没有继续恶化,他便没有太在意。过了一天,蒋开完国民党中常会之后驱车赴荣民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眼科医生把他“留住”了,说必须马上施行手术。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又住院了。
不知何故,蒋经国两次住院治眼疾的消息都对社会隐秘不宣。正应验了欲盖弥彰的法则,越是顶级绝密之事,越是传得快,亦越加神秘化。对他这次住院的秘而不宣,台湾民众难免发生联想,是第一次手术没有做好而复发再治吗?是糖尿病愈益严重频频引发眼疾吗?小蒋总统的身体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还能再撑持几年?
3月29日,蒋经国到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离开大直官邸进入忠烈祠大门,在通过仪仗队致敬登上台阶那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中,他身体竟有些摇晃。两位侍从人员见状趋步向前,搀扶着蒋经国走到祭堂主祭位置。仪仗队礼兵将花圈抬至他面前,他已没有气力照例亲执花圈鞠躬,只是用手简单触摸一下了事。
接着,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原定蒋经国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4月4日为慎重起见,调集三军仪仗队、乐队预先排练一次。中正纪念堂台阶达数十级,蒋经国在登上堂阶走到大堂铜像前之途中,又感不胜体力。第二天的仪式临时改由“行政院长”孙运璇主持,他本人则在慈湖陵寝率众官员行礼。
“双十节”典礼上,蒋经国没有在总统府受礼台露面,只在阳台上致词。因他面部浮肿日益严重,像只吹满空气的气球,闪闪发亮,加上步履维艰,再在公众面前亮相恐有损领袖形象,有损“国”威。
到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勉强维持两年后又继续发生病变。做过眼部白内障的切除术,装上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仍时常感到头昏气短,难以呼吸。他已难以持久站立,以致不得不乘坐轮椅主持一些重要会议,从此进入“轮椅治台”时期,直至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轮椅。
至1987年,岛内沸沸扬扬传布着蒋经国病情恶化的种种小道消息,不仅政界人士如失支柱,股票市场也受牵暴跌,一股暗流在悄悄酝酿,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天塌下来”。
10月8日,台湾各大报纸登出“预告”:蒋“总统”将亲自出席10月10日的“国庆”庆祝活动。10月10日,蒋经国坐着轮椅进入“总统府”礼堂,准备主持各级官员参加的中枢国庆纪念典礼。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下,蒋经国的全部讲话只有如下几句:“经国的国庆讲词,已经印出来了,就不再宣读。现在,请李‘副总统’作专题报告。”
李登辉上台没有讲几句,蒋经国就示意随从推他离席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早晨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支撑。随侍医生赶快扶他躺下,但仍不住恶心,还呕吐酸水。蒋一直住在大直官邸,没有送进医院。
这一天是蒋家共进午餐的团圆日,蒋孝文、蒋孝勇、徐乃锦都来到官邸,见父亲这副病态,心情都大受影响,而且见惯了多次,没有当回事,就各自离去了。
1点55分,蒋经国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
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这支台湾最优秀的医疗队包括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著名胸外科专家、长期担任蒋介石“御医”的陈耀翰等。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获悉蒋经国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发去唁电,电文如下: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他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负责人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派员向国民党在港机构珠海书院内的蒋经国灵堂送了花圈。
外电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蒋经国去世的悼念做了积极的评价。
对蒋经国的逝世,外界有许多猜疑。去世当天,他的医疗小组居然远在台湾南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以一岛之主身份的蒋“总统”来说,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发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总统府”办公,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询问国民党十三大的筹备情况,丝毫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体还可以撑下去”;所以,尽管台岛上下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有过心理准备,但真的事到临头时,国民党内人士还是猝不及防的。
台湾新著《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该书作者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根据该书所提供的史料参及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可对80年代蒋经国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在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的背后,出于另外一种政治意念,与大陆中国共产党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的内幕,有如下的一个基本交待。
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之后,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不由得步了蒋介石的后尘,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80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1986年至1987年,沈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适度的“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11月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