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支配者:萍乡随想

萍乡随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决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成团。

　　　　　　　　　　　　　　　　——安源工人流传的打油诗

这几年总去一些国家顶级高等学校上一种特殊类型的课程，那就是所谓“总裁班”。听课的学员往往都是在事业上颇有成就，上学是副业而不是主业。来此一是为了沾点名校的灵气，二是为了交结一些朋友，三是为了学习点新的知识。给这样的学员讲课，是一件非常费神费力的事情，但也有乐趣，自己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今年4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总裁班上，与学员们共进午餐时，得知一位学员在江西萍乡工作，我问能否为他做一次公益讲座，然后让我参观一些红色景点，并让我已经退休的老婆也一起前往，权当她对我多年来“团结、教育、改造”的回报。学员欣然答应，于是有了萍乡“朝圣之旅”。

一、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萍乡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萍乡是江西省所辖的一个地级市，因古代生有一种水面浮生植物萍草而得名，位于江西省西部，东与江西宜春、南与江西吉安、西与湖南醴陵、北与湖南浏阳接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地处萍乡的安源路矿成为我党活动的重点地区，第一次革命高潮中，安源工人是湖南和赣西农民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又是北伐战争的重要参加者。1922年9月在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的领导下，成功地举行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来到安源部署和领导了秋收起义。由邓小平同志题名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位于安源煤矿附近，由江泽民同志题名的秋收起义纪念碑矗立在萍乡市区里的秋收起义广场。我们住的宾馆就在广场旁边，广场修建的非常大气磅礴。

来到萍乡，不能不讲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从1920年到1930年曾10次来萍乡和安源，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我去之前，读了一本《回忆毛主席》，那是主席去世第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全书共收入五十五篇记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这是当时的标准称谓）光辉革命实践活动的回忆录，其中第一篇就是“毛主席和安源工人”。1921年秋，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来安源开辟工人运动。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师附小主事。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在安源考察期间，深入矿井、锅炉房、餐宿处等工作处，广泛接触工人，从谈家常入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安源的阶级状况，启发工人觉悟。毛泽东为罢工斗争制定的“积极准备，坚决斗争，保障工人利益”的方针和“哀兵必胜”、“哀而动人”等策略，成为他后来做更大事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基础。

我坚持要去萍乡朝圣，还在于当年一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幅画。说起这幅油画，在那个时代是家喻户晓；但围绕这这个油画的故事，并不是人人皆知。这幅油画是为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为表现题材，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执笔创作的。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他身穿长衫，手拿油纸雨伞，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该画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这幅油画之时，作品内的主人公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文革以后，该画受到了某些美术大师们的攻击，这些在“文革”中受到屈辱的人们开始发言了，贬其为“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但好东西就是好东西，1995年10月，刘春华将该画交中国嘉德公司拍卖，中国建行广州市分行以605万元拍得，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成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

二、一位始终保持红色的战士

来到萍乡不能不谈到一个人，那就是中共早期领袖，但后来被逐渐边缘化的凯丰。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凯丰早年思想进步,好写文章,且文笔不错，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在武昌高等师范读书时发表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的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就这样文学青年逐步转变成为革命斗士，1927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他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出狱后逐步在党内和军队内得到重用。

当然，凯丰最出名的事情，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还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面斥责毛泽东，成为“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切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但凯丰始终为博古辩解，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他在会上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以致毛后来多次提及此事。1962年1月，他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两个月后，凯丰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他在延安担任过中宣部代部长，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凯丰的杰作：“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党的七大上，虽然毛泽东希望凯丰能够当选为中央委员，也做了一定的安排，但他最终还是落选了，他没有能够熬到党的八大，估计至少应该是中央委员，能否再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未必可知，但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他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最后的杰作是在1953年为中宣部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根据这个宣传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凯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

虽然凯丰的理论水平和宣传才能都是共产党内出类拔萃之辈，但他还是不懂政治，至少是不善于搞政治。他当年为了帮助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开展“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就让毛泽东哭笑不得。他告诉凯丰：“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世友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纵观凯丰一生，对为人做官，有几点启示：第一，要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第二，要知错改错，不计前嫌；第三，要保持朝气，善终如始；第四，要廉洁奉公，不谋己利。这就是凯丰虽然不被重用，但却还在革命战线里发挥着自己独特作用的原因。

三、一位先红色后黑色的叛徒

一位家在醴陵但在萍乡有企业的老总，问我想到何处参观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到张国焘家乡去看一看。张国焘生于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家住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张国焘故居在萍乡市地图上有标志，但在公路上却没有任何指示，而凯丰故居在路旁就有标志牌。我们一边开车一边问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到后才知道，前些年为了搞旅游开发，上栗县有关部门下拨了近千万元，将张国焘故居修葺一新。但由于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所以修好后既不挂牌，也不对外开放，只是村委会在里面办公。我问一个过路的小姑娘，为什么这里不开放，她不假思索地说：“张国焘是反动派！”

张国焘原本不是反动派，是革命派，而且是大革命派。他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他的形象和口才都是超一流的。1920年10月，张国焘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张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其后，他有一连串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几乎无人可以比拟的经历：到过莫斯科并见到列宁，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探望过报病的孙中山，当选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苏区“整肃”时杀害了不少红军干部。他最高的职务是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最后的职务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最终，他从一个“反对派”变成了“反动派”。这是张国焘一生最大的败笔，从此不仅中共看不起他，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就这样评价他。虽然他曾经面见蒋介石，并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同去的周恩来随即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但蒋并没给他多大的待遇，他再次被国民党边缘化。张国焘1949年从台湾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死后无钱安葬，国民党给了张家3500美金，好歹张国焘在加拿大有块墓地。

张国焘有才气是党内公认的，有霸气也是党内公认的，但他不仅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袖，还被扫地出门，实在令人感慨。这里既有路线的问题，也有个性的问题。当然，他持重兵之傲，并让毛泽东在1935年9月9日感受到“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党内一段顶级恩怨和公案。在延安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起身拂袖而去并脱口而出：“无耻。”毛泽东则面不改色。纵观张国焘一生，对为人做官，有几点启示：第一，要亲力亲为，但一定要讲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第二，要敢于负责，但一定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第三，要坚持己见，但一定要善于转舵，不撞南墙；第四，要敢于争辩，但一定要站稳立场，尤其不能背叛组织。共产党什么人都能容忍，甚至能够容忍当年的对手，但是绝对不容忍叛徒。赞成给老蒋修故居，都不会赞成给老张修故居。否则，共产党就没有了章法，没有了底线。花了那么多钱修缮张国焘的故居，实在是一些人不懂历史，不懂政治之举。

最后，用习近平同志今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