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崎セシル中文名:陈独秀论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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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论辛亥革命2011年02月28日11:06 来源：《北京日报》
陈独秀书写的毛公鼎文五言联：“我有金尊酒，人怀宝鼎文”。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精深的思想认识。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的评说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认识却有其合理之处。
●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考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的系统总结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纵观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第二时期为五四运动一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进行总结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思索，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他便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了《青年杂志》（到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而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基于感性认识，即认为共和政治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这种理解又未免过于褊狭了。
到第二时期，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不是就辛亥革命而谈辛亥革命，而是用过去的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使他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即必须争取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注重民众问题。正因为要关注民众，因而在革命口号的选取上，一定要体现民众的最深切要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因而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后，又进行了广泛宣传。
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领导的，但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号，因而对于国民党前期奋斗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吸取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而深入总结的原因所在。大革命时期，诸如进行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及时鞭笞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第三时期，陈独秀从动员和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主要基于“抗日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与辛亥革命的一脉相承性，希望抗战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于是“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依陈独秀看来，抗日战争乃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延续。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凸显重大。
从现有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来看，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即把辛亥革命作为流产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代名词，并以此作为思考革命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论说辛亥革命的一句肺腑之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稿·史论篇 周铁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 周铁农 2011年02月28日08:53 来源：《北京日报》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
■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场革命呢？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相对于旧式会党而言，下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所谓民生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
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孕育了武昌首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如何认识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其中又有哪些现实性的启示？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认为，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以下几项：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国家统一思想。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他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故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左玉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左玉河
针对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但却是合乎世界政治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和方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相沿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突出。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于是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每每严重背离，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投下了许多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然而，怀疑归怀疑，只要略加考察辛亥以后民主共和制度被一步步破坏的历史，就会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
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客观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对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制约力，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及同盟会在责任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格局，多少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这当然是力谋专制统治的袁世凯所不愿接受的。这样，在辛亥以后，封建专制势力与革命民主势力便围绕着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1913年3月，袁世凯采取卑鄙的手段，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动员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以维护民主共和政体。然而，由于革命党的涣散，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势力遭到重创。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强令第一届国会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随后，他设立御用机关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废除了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充满封建独裁专制色彩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12月，他颁布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可连选连任终身；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做终身的总统，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完全被破坏，只剩下“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
就是这样一块空招牌，袁世凯也力图将它最后砸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电令，次日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被袁世凯彻底践踏了。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似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人们逐渐懂得了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皇帝的专制统治，是要不得的，是可以推翻的，是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代替的。这种民主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方式，是较之已往的封建专制更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统治方式，对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来说，它又是一种救国方式，是一种可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式。
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一般人的民主教育，是比较深刻和直观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如此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袁氏称帝，激起全国民众愤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重建民国而斗争。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居于统治的巅峰，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其统治权威，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厉害。但是，他要从共和倒退到帝制，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反对民主、背叛共和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
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知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没有失败。历史发展尽管不是那么笔直坦荡，但历史发展按照一定规律朝着某种不变的方向前进，又是不能改变的。袁世凯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
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一个新起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精深的思想认识。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的评说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认识却有其合理之处。
●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考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的系统总结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纵观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第二时期为五四运动一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进行总结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思索，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他便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了《青年杂志》（到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而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基于感性认识，即认为共和政治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这种理解又未免过于褊狭了。
到第二时期，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不是就辛亥革命而谈辛亥革命，而是用过去的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使他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即必须争取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注重民众问题。正因为要关注民众，因而在革命口号的选取上，一定要体现民众的最深切要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因而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后，又进行了广泛宣传。
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领导的，但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号，因而对于国民党前期奋斗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吸取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而深入总结的原因所在。大革命时期，诸如进行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及时鞭笞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第三时期，陈独秀从动员和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主要基于“抗日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与辛亥革命的一脉相承性，希望抗战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于是“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依陈独秀看来，抗日战争乃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延续。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凸显重大。
从现有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来看，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即把辛亥革命作为流产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代名词，并以此作为思考革命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论说辛亥革命的一句肺腑之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稿·史论篇 周铁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 周铁农 2011年02月28日08:53 来源：《北京日报》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
■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场革命呢？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相对于旧式会党而言，下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所谓民生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
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孕育了武昌首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如何认识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其中又有哪些现实性的启示？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认为，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以下几项：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国家统一思想。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他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故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左玉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左玉河
2011年03月25日13:24 来源：《红旗文稿》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大清皇朝的覆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对此应该具体分析。
一、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首先仿照美国的共和制度，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临时约法》以美国、法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等各自的权限，确立了“责任内阁”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为使中国从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作了法律上的保障。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起了近代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毅然决然地将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来。
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的最好的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有人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词，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辫子的命。
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从忠君爱国到抑君爱国再到叛君爱国，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目光和心思从唐虞盛世转到了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救亡图存出发，用进化论来论证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民主思想为理论武器，对君主专制主义展开了猛烈批判，力图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民主政体。戊戌维新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尝试，但失败了。而辛亥革命则以革命暴力手段推倒了封建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所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实际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的确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针对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但却是合乎世界政治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和方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相沿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突出。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于是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每每严重背离，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投下了许多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然而，怀疑归怀疑，只要略加考察辛亥以后民主共和制度被一步步破坏的历史，就会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
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客观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对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制约力，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及同盟会在责任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格局，多少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这当然是力谋专制统治的袁世凯所不愿接受的。这样，在辛亥以后，封建专制势力与革命民主势力便围绕着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1913年3月，袁世凯采取卑鄙的手段，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动员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以维护民主共和政体。然而，由于革命党的涣散，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势力遭到重创。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强令第一届国会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随后，他设立御用机关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废除了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充满封建独裁专制色彩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12月，他颁布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可连选连任终身；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做终身的总统，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完全被破坏，只剩下“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
就是这样一块空招牌，袁世凯也力图将它最后砸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电令，次日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被袁世凯彻底践踏了。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似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人们逐渐懂得了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皇帝的专制统治，是要不得的，是可以推翻的，是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代替的。这种民主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方式，是较之已往的封建专制更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统治方式，对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来说，它又是一种救国方式，是一种可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式。
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一般人的民主教育，是比较深刻和直观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如此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袁氏称帝，激起全国民众愤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重建民国而斗争。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居于统治的巅峰，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其统治权威，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厉害。但是，他要从共和倒退到帝制，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反对民主、背叛共和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
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知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没有失败。历史发展尽管不是那么笔直坦荡，但历史发展按照一定规律朝着某种不变的方向前进，又是不能改变的。袁世凯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
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