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2中文版下载:浙商：可怕还是可敬？

——浙商的优点属于浙商，浙商的缺点属于时代。浙商的缺点其实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相信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真正市场经济环境中，浙商会真正成为让世人尊重的一个群体。

      最早接触浙商，是在8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我们家乡是和浙江交界的，几个浙江丽水的人来到我家，那时候父亲是大队干部，他们要租大队的几间屋子做面条卖，那是刚放开个体户的时代，几个浙江人提了几斤桔子做礼物，还帮我们家插了一天秧——这也算早期的腐败吧？
他们做了一年还是两年，我忘记了，似乎也没赚多少钱，其中一个人娶了邻居的女儿，算是一大收获吧，要知道在那个“投机倒把”还是耳熟能详的时代，这几个浙江个体户无疑在我们家乡的少女心目中有点传奇色彩。还记得有个带头的对那个“搞对象”的家伙有点意见，说他不好好做生意，心思都在“搞对象”上了。
     可是如果我们穿透浙商的光环，冷静的去看，浙商其实一点都无法让人感到兴奋。
     依赖权力，能骗就骗
      浙商的22条军规，第一条是要看CCYV，最后一条是要留有后路；不要相信合约或合同；这些军规反映了浙商急功近利，为商业利益不在乎道德的弊端，而且浙商很多时候走上没有后路的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台州春和集团的一个高管，他说他的老板以前是台州市委宣传部长，在位的时候就悄然持有多家民营企业的股份，退休后号称白手起家，其实是把以前的财产漂白合法化。
      如果仅仅是希望官员的支持也就罢了，舟山首富舟基集团董事长黄善年参与舟山当地的围海造地、港口航道建设以及3100米“50年一遇”的标准海塘建设。海塘建设资金主要为当地财政拨款及公务员筹集。“其中公务员出资是强制性的。”这种官商一体化甚至盘剥公务员的做法就太赤裸裸了，黄善年2005年从上海回到舟山投资本金海湾项目，投产不到一年金融危机爆发，物流贸易急剧萎缩，而新的造船订单几乎为零。2009年11月，黄善年被纪委带走调查。
      广东是外贸大户，浙江人做外贸却是走的捷径，2003年浙江国税827.15亿,出口退税465.96亿，2006年，杭州市上城区国税局190户外贸出口企业中账面亏损的有147户，占总数的77.36%。上城区190家外贸出口企业的销售总额约24亿元，出口企业共缴纳所得税312万元，而当年上城区拿出的出口退税则达到了2.86亿元，平均每家得到出口退税150余万元。
      2006年上半年，浙江省共办理出口退税34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2.7亿元。在省属65个市、县中，出口退税额超过出口退税基数的有55个。杭州市国税局人士透露：“2005年杭州市国家核定的出口退税基数是37亿元，实际退税却达到87亿元，地方财政负担超出基数的7.5%约为3.75亿元；今年估计出口退税总额要达到100亿元。”杭州被这些退税大户弄得没办法，以至于要用奖励来请它们离开。
      浙商的集装箱到了海上，就往海里倒货物。
      纳爱斯是国营化工厂改制而来，娃哈哈也是原来的国营食品厂，号称经商能手的浙商，两个大企业却都不是白手起家的，好在有个阿里巴巴给浙商挽回点面子。依赖权力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
      和官员合作，很多时候有隐藏风险，黄善年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2010年4月，浙江商人马明良在大丰投资开发房地产，投资了民营企业江苏大丰市宝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另一合伙人董事长聘用大丰市政府干部吕永明担任公司总经理，领取高额薪酬，滥用职权，以至企业亏损几千万。
       出身浙江农村的张国芳，小学文化，21岁闯荡至甘肃定西，凭借其精湛的木匠手艺，创办沙发厂，他在1990年代后期前往兰州。在数年的时间里，他奇迹般地成为甘肃首富，并在2003年以兰州国芳百盛工贸集团董事长身份登上中国百富榜，其旗下拥有一家年销售额达10亿元的购物广场、一个国际博览中心和一个五星级酒店等16家企业分支机构。在开发兰州博览中心的时候，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张国芳用满天飞的广告攻势和东方红广场黄金地段的吸引下，把300多间精品屋提前售罄。但是在建成以后，张国芳引进金狮百盛，以商场经营格局变化为由，将已经卖出的精品屋全部收回。张国芳食言而肥，用黑社会势力强行收回，普通业主只是拿到了原来的钱，连利息都没有退。有官方背景的人才拿到一点溢价，而他的高管却对人说“这是我们老板最高明的一点。”2004年5月份，张国芳被纪检部门以“协助调查”带走。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浙商的见利忘义还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会害了他们自己。
       对于有钱人来说，要知道底线，无论是法律的还是社会道义上的，否则到了那一步就后悔莫及了。
      管理水平落后，藐视法律，只靠人海战术
      人们习惯称江浙，实际上浙江和江苏完全不同，和“无徽不成集”相提并论的有“无宜不成校”，江苏无锡宜兴出的大学老师非常多，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家进入了教委评选的211工程，江苏则有19家，从拥有院士的数量看，浙江院士数量不及江苏的1/3。就算经济实力远落后于浙江的安徽也有两家高校是211的。浙商的产品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浙江的产品才得以顺利进入全国。浙商的水平和珠三角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只是广东东西两翼的水平，比如广东的廉江就是世界电饭锅生产基地，饶平的谷饶镇就是内衣生产基地，在潮州，也有雅士利、汾煌食品这样的企业，前者正在准备上市，后者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已经破产，广东人从来是以东西两翼为耻而不是为荣的。浙江企业也是大起大落的，后面还会谈到。
      东莞号称要做世界工厂，温州却发誓要做世界的个体户，潘石屹在博客上回忆几年前第一次到温州，刚出机场，有人上来问，要买假钱吗？我说，我为什么要拿真钱买你的假钱呢？他说，三百买一千。他再到温州新机场，发现警方到处写着“护世博，护发展”的标语。虽然和“打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许生下来”的口号不同，不过官员思维是一样的。
      在意大利普拉托，4万温州人开了3500家工厂，这些企业不纳税、不缴纳工会会费或市政服务费被当地警方扫荡。浙商还是早期广东人去海外打工衣锦还乡的心态，他们就不知道学学广东人去美国开餐馆，把小孩培养成美国的商务部长，就是在美国刷盘子，小孩也有免费、安全的奶粉，也有免费的教育，还有免费的午餐，温州人赚了钱还要回温州因为超生交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在澳门，奥康开了个十几个人的小厂，却向欧洲出口了几十万双皮鞋，害的欧洲海关派人到澳门检查，奥康吓的关门大吉，把澳门送上欧洲海关的黑名单。浙商是导致欧洲向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的推手之一。
      娃哈哈的起家是模仿广州中山一个小企业乐百氏，而宗庆后的年纪足足比何伯权大了16岁，虽然娃哈哈喜欢声称自己打败了乐百氏，可是乐百氏的老板何伯权把企业卖给达能以后，成了一个职业投资者，仅仅在7天酒店的6000万投资就带来超过10亿的帐面资产。他的成功投资还有久久丫、OFFICEBOX、诺亚财富、爱康国宾、九钻网、万乘金融。当宗庆后因为和达能的官司号召国人支持民族品牌，却被别人踢爆他早就是美国籍备受争议的时候，何伯权却在加拿大的草地上陪伴家人。
       同样的投资奇迹还有一个潮州印刷商人谢秋旭，在牛根生创办蒙牛的时候，他出资380万成为最大股东，后来蒙牛上市，帐面资产超过7亿。
      不在乎利润，只在乎市场占有率
      浙江的大企业，名气都比同样规模的广东企业大得多，比如纳爱斯的销售额和立白差不多，但是广告做的很多，失败的广告更多。
      庄启传还是纳爱斯厂厂长的时候，企业经营十分困难，产品卖不掉。为了维持工厂运营，公司规定上至领导下至员工每人每月必须卖掉一定数量的产品。一个周末，庄启传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碰到了公司一个女职工推着板车卖肥皂，她的小女儿撑着一把伞，坐在车上，庄启传看病出来的时候，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那个女职工把女儿抱过来，整个人扑在肥皂上面。庄启传帮她把车拉到一个屋檐下面，那位女工说：“还好，肥皂没有打湿，谢谢厂长！”这个场景后来出现在纳爱斯《懂事篇》的广告中。
      雕牌洗衣粉用一个下岗女工的小孩懂事的帮妈妈干活已经有点灰色了，雕牌牙膏的广告更让人瞠目结舌，“我有新妈妈了，但是我一点不喜欢她”，虽然后来加了一句“真诚付出，心灵交汇”，现在离婚率是高，可是就算真正的离异家庭也不会喜欢面对这个，雕牌牙膏彻底退出市场，高露洁说:“我们用高露洁的目的是防止驻牙。”佳洁士广告是“不会磨损牙齿。”雕牌牙膏独辟蹊径最后只是落败。2003年纳爱斯推出天然皂粉，天然皂粉也花费巨大广告费，“你泡了吗？泡了。你漂了吗？漂了。”的广告让人摸不着头脑，消费者还没弄明白这个产品有什么优点和适用范围，就很快就退出了市场，虽然蒙牛推出奶粉和宝洁推出激爽也失败了，可是它们花费的广告费用肯定不如雕牌。激爽还曾经占有全国2－3%的市场份额，应该说没有什么亏损。
      2004年，纳爱斯在湖南益阳的投产2年的企业资产近7亿，负债率高达78%，除了把联合利华和宝洁汰渍都逼得降价，自己也在低利润的边缘。
　  2004年上半年，德隆系崩塌，德隆所控制中富证券也应声倒地。浙江纳爱斯公司核心管理层有亲属及朋友关系的18名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向纳爱斯公司借款9亿元，在中富证券上海南京西路营业部开户炒股。6月3日，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与浙江丽水法院的法警前往上海中富取钱未果，纳爱斯在中富账户内尚余的6亿元巨资一时间成为悬案。纳爱斯在央视停播达半年之久。这6亿元资金相当于纳爱斯这家中国最大的洗衣粉厂两年多的净利润，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如果不是与纳爱斯核心管理层有亲戚、朋友等诸多复杂且紧密的关系，是不可能借出这么一大笔资金的。而这6亿元资金，是各地经销商2004年年初缴给纳爱斯的渠道保证金，纳爱斯当时轻信了券商承诺的10%的短期收益，结果付诸东水。好在纳爱斯没有上市，要不然这种投资行为足以让公司管理层坐牢去了。
     2008年，纳爱斯集团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26.36％，而利润增长率仅为1.41％，
     经历这么多的挫折，纳爱斯竟然还能维持，浙商的顽强确实让人敬佩，只是那些被纳爱斯绑上的经销商，不知道他们是否满意这样的合作方式。2010年4月初，湖南株州龙头企业太子奶破产，欠下经销商大量押金无法偿还，和太子奶一样靠经销商押金在维持资金链的纳爱斯应该引以为戒。
      吉利汽车最早的车标因为和丰田有点相似，和丰田打了官司，虽然判决是可以使用，不过对于决心做自己品牌的吉利，显然不能在丰田的阴影下，这个车标被放弃了，在2007年，吉利开价360万全球征集车标，最后中标的大学生虽然领走了200万，这个车标还是被弃用了，反观比亚迪，那个英文单词因为和北方骂人的一句话接近，都说不出口，那个上白下蓝的车标也真的不能让人眼前一亮，可是比亚迪还是坚持使用，因为名字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牛津和哈佛都是很普通的名字，经过几百年才名震天下，做企业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老板要有百年之志。
      吉利早深圳比亚迪5年做汽车，却在去年被比亚迪超过，在香港股市，吉利的股票从1元多涨到4元，公司市值300多亿，而比亚迪却创下1500亿市值的天价，2010年1－4月，比亚迪汽车销量增长90%，达到20万辆，吉利仅增长25%，销量10万辆。当吉利不惧风险、完全靠融资吃下Volvo的时候，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与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洛杉矶市长维拉莱戈萨宣布在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的设计研发部门成立。谁更高明我们拭目以待。
       2009年3月，吉利邀请记者参观吉利，有记者提问：“目前吉利急剧扩张，而销售情况又并不足以补充其资金缺口，吉利汽车如何发展成为如此规模，希望吉利方面公开其融资渠道和资本运作方式。”“吉利目前很艰难，需要打基础、练内功。”李书福用其惯有的外交辞令避开了这些问题。某专业财经媒体记者对此不满意，接着提出请求，希望李书福董事长多谈事实，少讲观点，并提出让李书福就吉利目前艰难问题作具体讲解。想不到话音一落，李书福立即雷霆震怒：“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公安局，媒体没有权力调查我们，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清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公安局，你们今天就不要坐在这个地方，我今天请你们到这来，不是要把财务报表对你们公开。”李书福突如其来的暴怒，令座谈会现场鸦雀无声。后来李书福自知失态，向记者道歉，声明收回刚才的话，同时公布了吉利目前的财务状况，使用银行贷款30多亿元，从香港资本市场调用资金20多亿元，配套商欠款60多亿元，负债额超过100亿元。其实吉利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急切心情，2006年4月与浙江慈溪市政府签约，在位于杭州湾畔慈溪经济开发区建造生产规模100万辆的汽车工业城，斥资188亿元。后又与济南市政府签署协议，斥资100多亿元在当地建设包含发动机、零部件以及整车制造在内的完整的生产基地。两地投资总额相加超过300亿元。而2009年上半年吉利汽车净利润只有5．595亿元人民币。
       都说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过大，风险很大，浙商在其中的“贡献”不可抹杀。而李书福的暴怒只能侧面反映负债过高给他的压力。
       最牛山寨局长“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章宁泉一案中，章打着司法部授权指定“全国调查员专用车辆”的旗号，骗取浙江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汽车；利用指定“中国护卫队专用皮鞋”的名义，骗取浙江某鞋业有限公司皮鞋。我不认为这些精明的浙商会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他们更象是各取所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了商业利益心甘情愿和骗子合作，浙商的价值观念实在需要提升。
      企业上下只知道艰苦奋斗，不懂享受生活，抗风险能力差
      资本运作水平低，海外上市很少，民间集资、银行贷款高，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流动性差，是落后的资本模式，不利于产权流动，更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因为资金链紧张，利润微薄，所以浙江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在市场景气的时候还可以，一旦经济萧条，浙商跳楼、坐牢就很多。
     2008年7月初，号称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的义乌市大陈镇，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
      2008年7月19日，从温州永嘉县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在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朱吉光被多家担保公司要他偿还帮同乡担保的1000多万元巨债，而他的企业本身就有近千万银行贷款，他无力替人还款。担保公司讨债人员频繁“光顾”朱吉光的家和工厂。从上门催讨到使用链条锁门、油漆泼门。
      2008年8月13日，位于浙江兰溪的“浙江一新集团”董事长郑亚津因巨额债务纠纷，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
      2008年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浙江华联三鑫集团”破产倒闭。上报给政府的材料称，其债务缺口高达72.82亿元，除涉及国内数十家企业外，还牵涉十余家国内商业银行。集团副总裁周振敏被绍兴警方控制，而另一大股东浙江加佰利集团董事长孙利永则失去联系，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其已经逃往国外。
      2008年10月，绍兴江龙控股集团负责人陶寿龙神秘失踪。同样是10月，位于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又传出老板丁庆平夫妇因拖欠2亿元银行债务而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的消息。
      2008年11月，信瓯鞋业因为在四川投资房地产失误而倒闭破产。
      2008年12月19日浙江浦江影视大亨张世强突然失踪，据传外债16亿，比东阳的富姐吴英还要多。案发后张世强在浦江县城的4层楼房被人搬空了，还有人开走了他价值80多万元的凌志轿车，甚至拿走他老婆身上的首饰。曾因为诈骗入狱14年，直到10多年前才放了出来。这在当地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借钱给他呢？
     说起来，这是个古老的骗局——庞氏骗局。张世强许诺给予高额回报，起初借钱的人都得到了高额回报，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他，包括一些有现金的企业也愿意拆借给他。除了看中高额回报，许多人还看中张世强在商界广泛的人脉资源。在浦江县城，与张世强关系密切的5个人，互为结拜兄弟，6人一起号称“六兄弟”。这些人，有的实业做得很大，有的在筹钱方面能耐不小。2009年2月张世强在青岛离奇“自杀”。
      2009年4月，杭州道远化纤集团巨亏20多亿元，老板裘德道不得不拍卖私人飞机，几次自杀被人阻止。在他的公司股东里,还出现了曾担任萧山区临浦镇党委书记、后下海创业的陈亚利的名字。
      2009年6月，在创业板即将推出之际，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鼎创投）创始人、有“天使大哥”和“民间创投第一人”之称的刘晓人，却因无力偿还数额巨大的民间集资款，到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自首。
      2009年8月，顶着“中国鞋王”殊荣的浙江霸力（鞋业）集团有限公司倒闭，一个2000人的鞋厂迫不及待的拿什么“中国鞋王”的称号，只能说浙商的虚荣已经是走火入魔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配合官员搞政绩、拉贷款。
     2009年9月，义乌利达拉链厂倒闭，就这么一个两三百人的企业，也挂上了义乌市最具竞争力企业、义乌市专利示范企业，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中国拉链十大知名品牌，号称品牌知名度位居拉链行业世界前十，老板吴琴英是义乌第一辆奔驰500车主，实际上，商人很多是低调的，买奔驰很多时候都是招待官员，只有官员才喜欢抽1500元一条的烟来摆阔，真正做生意的伙伴，谁会看你开什么车？人家会看你的客户状况、现金流和市场竞争力。
      和华为员工买车团购不同，浙江企业待遇差强人意，比如纳爱斯据传员工普遍只有2000元左右的月薪，当上主管以后可以购买公司股份，得到一点分红，这种金钱游戏对消费肯定是不利的。
       2009年， 杭州机场的客流量仅仅 1494.5万，在全国排在第9位，比昆明和西安还少。远远不及广州白云机场的3700多万人次和深圳2500多万人次。
     扭曲的资本市场，急功近利的投资
     耗尽了银行贷款的浙商，大量的使用民间集资，比如《浙商》记者披露，丽水市某银行员工曾先生说自己有纳爱斯公司股权7000股，因为手头紧张，希望以每股8元的价格转让。称其所持的股权为1993年纳爱斯改制时非公开发行的原始股。他说：“每年的分红有3000多元，如果3、5年之后公司上市涨到每股二三十元完全有可能。”这种带风险的股票，流动性很差，分红不过区区3000元。
      浙商急功近利，很多公司抛弃主业，投身房地产。温州已形成至少7个由实体企业支撑的房地产公司，每个公司资金规模在30亿元以上，主要股东来自服装、鞋革、五金等行业。连皮鞋制造商奥康和红蜻蜓集团都聚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在昆明、黄冈等地运作商业步行街项目。
　　雅戈尔是90年代的上市公司，当时营业额已经十几亿，2009年的收入里面，雅戈尔纺织服装业务净利润只有4.45亿元下降8.52%，86%净利来自股权投资和地产，股权投资实现净利约16.25亿元，福建的安踏和七匹狼却都是90%以上业务来自服装。福建的服装上市企业在香港股市已经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