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鸡块的做法大全:上访的路上往往没有青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59:25

导语index

中国是很传统的农耕社会,老百姓最崇拜的官员不是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吏、不是知人善任的御史、不是保家卫国的将军,而是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

然而在维权的上访路上,又有“截访”、拘留、被精神病、被失踪等待着他们……上访者乔装打扮,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截访者守株待兔,重兵围堵,不惜代价。代理截访、黑保安公司应运而生……上访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还有没有用,上访能不能唤回一片法治彰显的青天?

  • 维稳官员举家艰难上访
  • 男子旅游被当成上访者
  • 副局长对上访者:我灭了你
【访谈主宾】包拯
以断狱英明刚直、执法不避亲党、为民做主而著称于世。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百姓称“包青天”……[更多] 上访”是法制不健全时期的特殊现象
问:从钱云会到田万昌,再到旅游被当成上访挨打,上访为何愈演愈烈?

包拯:你们说的上访,在我们古代可以说成是鸣冤、告御状。古往今来,百姓积怨难平,或认为裁定不公,即可向更高一级的衙门申诉,以求得公正的裁决。只要当时社会不是黑到暗无天日,官员就不敢官官相护,问题不难解决,即使官官相护,如果最高统治者下决心主持公道,也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会说:在当今法治社会,百姓应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而不是上访。且不说法律这种“消费”多么的昂贵,消耗的时间多么的漫长,即使从解决问题的层面上考虑,在很多情况下通过法律往往没有通过上访解决得快,而且法律在很多时候会被扭曲,去迎合有钱有权有关系者,老百姓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上访是法制不健全时期的过渡产物,上访是法制不健全时期的特殊现象。当老百姓不相信法律的时候,上访,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途径。

在你们的时代,一些官员早已忘记了“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只会花着百姓的付税钱吃着火锅唱着歌,玩着电脑打着麻将,也不愿意为百姓解决问题,等到百姓不得已走上上访这条路的时候,他们才四处雇人围追堵截,仔细想来,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用劳心劳力为百姓办事,只等他上京告状的时候来个一锅端,立竿见影,永绝后患,甚至还有杀鸡儆猴的功效,让那些还想上访的小老百姓早早地将自己申冤的心亲手扼杀在摇篮之中。

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大批群众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二十四史尚无一个小小乡长或区区州官可以随意捕捉访民的记录,至于千人下跪也跪不出市长一面,即使是最浪漫的幻想家看来已近于上古神话。

当然,我包拯向来秉公执法,不针对,不偏袒,棍子不单打官员一边,并不是所有的上访都被处理成恶性事件,成功解决的也是有的。同时,百姓中也有一部分滥用上访权利的无理取闹者,虽然只是小部分,但他们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不容忽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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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外国有没有“上访”?

卡斯特罗:在中国以外,没有上访的国家有很多,我们就没有听说过瑞典、挪威有人上访,没有听说过智利、秘鲁有人上访,也没有听说过日本、新加坡有人上访。

其实,上访制度只不过是你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制度和称呼,在许多民主国家也并非无人上访,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集会游行——几万或几十万的人为了某种诉求,组织起来向执政者游行示威,其规模要比上访大得多。像我所不喜欢的美国,他们所实行的是自底向上自治的联邦制。各级行政部门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你不服州政府的某些行为,跑到华盛顿去找奥巴马,一点作用也没有,倒不如游行来得直接,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不喜欢美国,但有一说一,他们的州政府对于处理民众的诉求方面,还是很负责很给力的。美国有着充分的新闻自由,新闻界经常被人称作政府的第四极,老百姓的怨气,都比较容易通过这个第四极发泄出来,这个第四极的监督作用,远远大于一般人的想象。

回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古巴,我可以说,我们这个处在美国脚下的弹丸小国,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游行,也没有上访。

上访,显然源于不公,源于个人利益受到侵害。在这点上我们古巴的百姓是幸运的。我们的社会确有相对的公平,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化,部长工资450比索(约合25美元),教授工资490比索(不会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现象),我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比教授只多0.5美元)。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体检、免费教育,“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一样。

上访还源自个人权利受到权力者的严重挤压,无处申冤。古巴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这里权力者绝不仗势欺人,相反,他们倒是很平民化。除了我自己,其余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警卫员,出行不会开辟专道,也没有警车开道,下班后常常推着自行车和百姓走在一起,边走边聊。政府办公楼前不设禁区,没有“闲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如果谁要找领导人,在其下班时的办公室门口等候就行,不需要专门等散步时遇见。世界上一致认为北欧国家的领导人是最平民化的。其实社会主义的古巴领导人也一样做得很好。领导人平民化不分国家制度。

古巴的司法追求公平公正,也很人性化,警察对嫌犯就像对客人,因为未经审判都可被定为无罪。司法判决不会循私舞弊,不会“大盖帽两边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除涉及国家机密,各种案件皆开庭审理,媒体监督。所以司法机器下极少有冤鬼枉魂,当然也就不会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上访信找我喊冤……[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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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成功,需要的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

问:上访到底有没有用?成功率有多高?

缇萦:我的父亲淳于意医术精湛,声明远扬。行医过程中出了医疗事故死了人,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事故,因为那个病人本来就是个快死之人,父亲是碍于情面才勉强下药。于是,死者家属告官,双方对簿公堂。地方官一看死了人,当下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给父亲定了肉刑之罪,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父亲膝下无子,只生了我们五姐妹。在临行之时,父亲指着我们骂道:“可惜我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关键时刻,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姐妹们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我“伤父之言”,决定跟随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

你们想想,我一个弱女子,只身他乡异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艰难困苦,只有我知道啊。眼看父亲就要受刑,我赫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给皇帝写信申诉冤情: “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就不能复生;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生。被刑之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我愿做一名官奴婢,替父赎罪。”没想到我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汉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被我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诏书予以赦免,同时下令废除了绵延千年的野蛮肉刑。

从我这里看来,我的上访是很有用的,有人说,我成功的上访充满了偶然性,一句“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已然泄露了偶然的玄机:首先是交通问题,那么远的路,我这么小的年纪却完全靠双腿走下来,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其次,地方官阻挠怎么办?没钱请人写状子怎么办?最后,皇帝看到后不重视怎么办?还有一个偶然性,汉文帝是个著名大孝子,这对于此次上访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极特殊的利好条件。上面的这些偶然性,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我的上访必然会泡汤。

说得的确很在理,但是我也可以说,我缇萦上访成功,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道理很简单:京城没有暗哨盯,不用甩尾巴,躲躲闪闪,而是无拘无束直进皇宫,向皇帝递上诉状直陈冤情;汉文帝是文帝,不喜欢搞斗争,只听冤情,分析冤情,没有阶级概念治皇民;汉文帝最痛恨朋党,不允许结党营私,官官相护,不准内阁朋党护爪牙;那时的医学不发达,京城还没有精神病医院,不被送精神病院治“精神病”;汉文帝有明确的欺君之罪,谁向皇上撤谎,立斩决。以上五个必然性,促使了我上访成功,救了父亲。

当然,这是在我们古代,在你们今天的社会,上访的钱姓村长至今死因不明,连主抓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的市长上访都没用,还只能私了,难怪有人说“副市长上访也打不开正义之门”,如果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即便有再多的“偶然性”,上访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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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访难题,关键在“疏”不在“堵”

问:古代是如何对待上访的?

慈禧: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

闻鼓升堂,是对衙门官员的起码要求,如果敲到点子上,上达天听,冤案可能立刻解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杨乃武妻姐上访京华,御状递到我的面前,我批御旨10道,成立专案组,让刑部彻底根究,使此案历经3年得以昭雪,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员有三十多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这也算是我这个“独断专横的女皇帝”所做的一件好事吧。

皇帝对访民的“越级上访”,不仅不能心生厌离,还要从制度上保障子民的上访权利。明朝朱元璋先生就曾规定:庶民可直接向他反映情况,任何官员不得阻拦。我大清王朝也明文规定,各部门不得扣压平民的上书。访民只要理由正当,拦路告状也是可以的。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位士民就曾拦轿上书,要求减轻苏州百姓税收负担,康熙帝停轿御览,当即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减免税收。

“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说这句话的是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这个职务相当于你们现在的副总理,虞诩身居如此高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确实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居然为一介访民当面纠正皇帝圣旨。当时,宁阳县的一位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这位秘书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一搁就是六七年。该主簿不得已最后上书给顺帝,言辞至为激烈:“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这封信顺帝倒是看到了,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尚书们根据顺帝的意思,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在顺帝面前据理力争:“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听罢虞诩的话,顺帝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诩责问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我们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

此千古一问,问出一个社会的品格和伦理的底线。你们认为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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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正确解决上访带来的问题?

包拯:上访一向是个敏感词、麻烦事。解决得好,矛盾化解,构建和谐;解决不好,要么强行压制,积聚不满,要么听之任之,扰乱秩序, 都会影响稳定。因此,如何积极面对上访,有效化解矛盾问题,是执政者无法回避,必须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

上访的原因众多,有有理蒙冤的,有无理取闹的,有处理不公的,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复杂。不仅百姓上访,现在官员上访的案例也很多,主抓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的市长为了女儿也要上访,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被正局长打了也要上访。不管如何,各级州府衙门面对上访者的诉求,需要了解情况,查清基本事实,并依据法律法规政策精神予以处理。

对信访时穿状衣、静坐、自残、自杀、无理取闹、拦截机动车辆、纠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所谓14种“非正常上访”,深圳市采取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劳教等手段严厉处罚。“非正常上访”固然存在非理性一面,但更应看到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造成“非正常上访”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衙门依然存在不依法行政、滥用职权甚至“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等现象,堵塞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比如“山西忻州第一信访大案”,当地政府事后反思时承认:“那些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众的诉求大部分是合理的,或者有合理成分。群众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导致“正常上访”不通的根源如果不能清除,不及时解决信访群众的合理诉求,而是一味打压,结果往往压而不服,掩盖更多社会问题,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化解所谓“愈演愈烈”的“非正常上访”问题,关键不在于如何打压,而在于正视信访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程序,消除群众“不闹不解决”的顾虑,切实维护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对待信访者,关键在疏不在堵,否则,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损害政府形象。 你们今天的上访问题、强拆问题、社保问题等全都影射出当下法制的不健全,司法不够权威以及基层政府的公信力降低。法制健全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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