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联赛南京站:日本和德国何以对战争罪责持不同的反省态度 - 魔鬼撒旦的辩护士的角落 - 西祠胡同

不死的钟声——日本和德国何以对战争罪责持不同的反省态度
邓聿文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二战是20世纪人类自身的最大悲剧。作为悲剧制造者的日本和德国，战后在对待自己战争罪责的反省上，态度明显不同。
日本政府虽然也对日本侵略邻国的罪责进行过道歉，但总的来说，其反省是很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肯定与纪念战争罪犯；第二，缩小乃至否定侵略罪行；第三，否认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后60年来，包含着上述内容的各种论调不时地从日本列岛传出。
在日本政界，总有一些政治家，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日本在二战中的不光彩历史和军国主义的侵略行经进行辩护和翻案。这种“不负责任”的“失言”在战后历届内阁和议会中频频出现，几乎成了日本政界的“不治之症”。
与日本政府对二战罪责的遮遮掩掩一样，战后在日本学术界也出现了许多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著作。这些著作企图为日本发达侵略战争寻找理论上的证明。他们有的鼓吹侵略有功论，声称亚洲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解放他们，使他们保持稳定。”有的鼓吹侵略有理论，说什么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还有的日本外交史学者用他们所谓的史料和“精密的实证”来阐明日本侵略事实的“真相”，而对于中国方面的史料，则以来自中国为由，根本不予采用。其中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
与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国民对二战反省的态度也令人忧虑。比如，在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围绕国会的“不战决议”，反对道歉的请愿书有多达450万人的签名。世人认为，日本的政治家屡屡“失言”，不是因为他们敢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是迎合了部分国民的需要。
相对于日本这种对战争罪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德国对战争罪责的反省则彻底得多。60年来，德国政府几经更迭，但在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上却能直面历史，一以贯之。战后第一位西德总理阿登纳在他当选后不久，就对纳粹德国对法国的侵略表示了郑重的道歉。而前社会党勃兰特向波兰人民赔罪的举动更为世人所熟知。今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德国总统、总理和外长等政府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告戒德国人民不要忘记纳粹暴行。此外，德国为它的战争罪行支付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赔款给它的邻国和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其教科书也不掩盖纳粹政权的暴行。
上面简单的比较表明，日本和德国在对历史的认识和态度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别。战后，德国从法律和道义上，彻底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了道歉和补偿，并努力教育下一代，避免历史重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信赖和尊敬。而日本则屡屡因为历史问题与邻国关系闹得很僵。
那么，日本和德国对待战争罪责的反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一、战败时的现实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同，是造成两国对战争罪责反省不同的历史原因
战后初期，德日两国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战争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
二战对德国的破坏程度是非常大的。战争后期，欧洲战场的战事主要是在德国本土进行。苏联红军包围了柏林，盟军空军对德国重要城市及工业区日夜轮番轰炸。纳粹德军的战斗力明显松懈，德国人的厌战情绪日益强烈，失败已不可避免。1945年8月5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五年的侵略战争几乎使德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福音派教会（路德教）的希尔夫斯韦克的调查报告，纳粹德国在战争的空袭中死亡600万到700万人，另有大约150万活下来的老兵成了严重残废，而对平民中的残废人数无法进行确切的估计。经济上更是一团糟，欧洲最大的工业中心——著名的鲁尔工业区变为一片废墟。物价急剧上涨，帝国马克已变得一钱不值，黑市交易异常活跃，以致出现了以香烟为物物交换形式的所谓“卷烟经济”。
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相对于德国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据统计，日本投降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万3千余人。比起德军的疲惫状态来，客观地说，日军还拥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较长一段时间。事实上，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的军部围绕着主战与主和争执得很厉害，其主战派就据此认为日本不应投降，而军队在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刻，还在负隅顽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其次是盟国对两国占领体制的差别。
战后的德国，是四国分区占领的格局。后来，由于美苏“冷战”的发生，德国东西分裂的状态被固定下来。一个昔日的强国和统一的民族就这样分裂为社会制度不同、相互对立的两个国家。这种民族分裂的状况使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后果有着更直接更切身的感受。日本的占领体制与德国不一样，虽然是以盟国的名义占领的，但其实是由美国单独占领，民族的单一性和国土的完整性被保存下来。这样，从战后的这一结果来看，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感受显然没有德国人那样深刻；而占领结构的这种差别，也直接影响着两国战后的民主改革。
战后初期，出于彻底铲除法西斯势力和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的考虑，盟国对德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民主改革。对于德国来说，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从来没有成为国民的普遍意识，日本更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着重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物质主义，对于西方的民主思想不过是学了某些表象。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两国进行民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基于德、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以及盟国各自的利益，两国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击军国主义势力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于四国分区占领的局面，德国的民主改革是在盟国军政府的直接统治下进行的，即德国的地方行政被直接置于盟国行政官员手中。鉴于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盟国对德国的改革，其目标着眼于把它改造成非德意志化的国家，因此对德国采取了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举措，即所谓的“四D”计划。战后初期，“四D”计划在铲除纳粹主义根源，打击纳粹残余势力方面，应该说是非常严厉的。纽伦堡审判对戈林等12名纳粹首犯判处了绞刑，还有一大批纳粹战犯判处了无期或有期徒刑。除了盟军的审判外，德国人民自己还组织了对纳粹的审判。当时的美国巴顿将军就因为报界批评他“对纳粹软弱”而被艾森豪威尔革了职。虽然后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逐渐升级，盟国对德国的改革尤其是非纳粹化步伐有所放松，但总的来说，德国的民主改革被日本彻底，旧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被打破了，战后的德国基本上已同过去决裂，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开始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有助于德国采取比较坦诚的悔罪态度。
日本的民主改革却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说，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有两条：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目的决定了它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的舆论也一直猛烈攻击天皇制的存在，并要求美国政府将日本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但是，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了天皇制。美国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但后来出于冷战的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它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以后美国政府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了。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这在客观上就等于为天皇开脱了战争罪责，对于日本国民而言，无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感：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自己也就都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战后日本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还由于改革是从美国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的，所以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这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上终结了。
二、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是影响两国对战争罪责反省不同的现实原因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了其北方四岛，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德国的这种领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的痛苦，且又因为它位于东亚而没有处于东西方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德国战后可能东山再起的疑惧心理，不能不影响到德国同西欧各国的关系。战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企图重新武装西德，但波恩没有完全接受华盛顿的意图，而是适时地把其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改善同西欧各国的关系上，尤其是修复同法国的关系，以便给自己树立起西欧一员的形象。另外，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互相依赖很深。同邻国关系的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德国历届政府不敢为二战中的德国开脱罪责，以表示诚意。
战后日本并不是重回到亚洲大家庭中来，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出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考虑，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相对于西德，日本则更多地依赖美国。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是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使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日本对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根本没有西德对其西欧邻国那样积极主动。日本的这种倒向欧美、轻视亚洲的做法由来已久，并不仅仅是在战后才出现的。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也成了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不像西欧各国那样与德国接近，这就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有求于它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来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因此，对于亚洲邻国对其篡改历史的再三抗议，日本某些政客可以置若罔闻，一犯再犯，对此，美国政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的鲜明态度。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和需要所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越来越加深；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就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有的竟然提出了美国政府应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美国政府对诸如亚洲受害国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的，怕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里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94年美国的一家邮票公司发行了一枚印有原子蘑菇云状图案的邮票，在日本的抗议下，美国政府下令停发。美国的这种低姿态无疑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就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了原子弹，美国人自己都觉得理亏。这样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安慰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各方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从而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德、日两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战后西德的许多政党，无论是曾先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还是在野的自由民主党等，都遭到过纳粹不同程度的打击，更不用说纳粹对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了。战后早期的许多德国领导人，例如豪斯、阿登纳、艾哈特和勃兰特等，在纳粹时期因不肯同纳粹合作也都受到过各种迫害，有的甚至还被关进了集中营，例如舒马赫。这些人都有着纳粹恐怖行为的切身体验和痛苦经历，所以在他们当政后，很自然地能够对纳粹残余势力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并决心建立一个与纳粹德国彻底决裂的新德国。在这方面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连共产党也不例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还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1957年出任首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事在德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之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一般国民的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更大的发言权，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几年出现的修宪和“入常”。战后日本的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它不像战后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本国的法学家们独立撰写的。德国的基本法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日本的宪法实质上是美国意志的产物，它又与原帝国宪法形成了连续的形态。修改后的日本宪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它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但并没有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样，战后日本政治就通过宪法与以前的日本政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性的一个方面，它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这种状况也不能不影响日本对二战的反省。
三、民族文化的不同，是导致两国对战争罪责反省不同的内在深层原因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包括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民俗与习惯，维持社会稳定的制度与道德，人们的日常行为，语言表达方式及家常生活中一切公认的判断等等。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使人们产生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并为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一个最稳定的深层结构。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民族文化也会相应地表现在对战争的评价上。
日本文化与德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两种异质文明，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专著《菊花与刀》一书中的看法，它们分属于“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个范畴。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这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则不然，它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也提供了人们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等级制度充斥着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是相似的。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尊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会生活中，它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各人只能在适合你身份的“位置”内活动，不能超出这一权限，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孝”和等级制度的破坏，是绝对不允许的。日本人正是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的。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日本的失败说明了他国的“不守本份”，至多是说明了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是行不通的；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日本也不必为发动了战争而道歉。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就在于许多日本人的善恶观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的话，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日本人的这种善恶观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而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就是这种善恶观的反映。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忠”是专指天皇而言的。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这种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便成为一般日本国民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了，天皇从神还原为人，但是，对天皇的“忠”这一观念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且根本就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和天皇利用了日本国民对天皇“忠”的浓烈意识，长期隐瞒天皇的战争罪行。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认为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而已。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
德国是属于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欧美“罪恶感文化”中的一员。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特别强调人的“原罪感”和灵与肉的对抗。在德国对战争罪责的反省过程中，西方文化的这种“罪恶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主要的教会就为自己在纳粹时期的失职或者做过的错事感到沉重的内疚；而日本的神道教则没有丝毫的犯罪感，比如，纪念二战50周年的时候，在日本的其他宗教团体诸如佛教纷纷表示悔罪之际，神道教却公然反对国会的“不战决议”。与此同时，德国的民众也能很好地清算过去，他们并不因为战争的罪责固然在希特勒而感到有什么宽慰，相反，他们觉得，当年整个民族对希特勒的盲从追随和狂热支持犯有一种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基督教的传统使他们的悔罪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他们真诚地相信，只有对整个民族的罪行进行集体忏悔和深刻的反省，才能赢得受害者的谅解。
除强烈的宗教意识外，德国民族理性思维的深刻性也有助于他们战后对造成民族和世界灾难的侵略战争采取比较彻底的否定态度。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创造思想的民族，而日本民族对抽象思维不感兴趣，他们更执著于世俗的事务和关系。
战争的巨大破坏使德国人民本能地体会到，用战争来谋求世界的秩序与统一，这代价实在太高了。而一旦他们用一种德国式的严谨和理性去对待民族的历史和劫难，探求战争的起源和失败的原因，他们又会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必须重新检讨近代以来的德国精神，抛弃那一套旧的价值观，用一种新的标准和价值观来重建德国的民族精神。这就是走向自由、民主、平等与和平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四、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性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是引起两国对战争罪责反省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性质上来说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德国对二战性质上的这三个侧面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能够采取相对彻底的认罪态度；日本的某些势力和人物则不然，他们别有用心地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战后，两国对国民有关二战历史的教育，既是它们不同的反省态度的表现，同时又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关于在国民中尤其是对下一代开展揭露、批判法西斯历史和暴行的教育，不仅仅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民族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一个培养在政治上负责任的民族后代的问题。德国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在青年中进行有关二战的教育，上世纪50年代初，就把纳粹主义的经历列入学校的教学中，不仅历史课，而且国民教育课和政治课都要讲授纳粹的历史。学校还把大屠杀的幸存者请到课堂上来或者放映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反映大屠杀的影片。德国的出版物在叙述纳粹政权和二战历史时，也能够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公之与众。正因为如此，一般国民对希特勒所推行的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大屠杀政策有较深刻的认识。而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连他们本国一些严肃的学者都不满意。许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指出，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通常都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文部省居然把“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取消有关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试验的段落，并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字样。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也一再得以通过官方审定。可以说，歪曲历史、掩盖民族的罪行，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后代，只会使后代对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更加轻率的态度，更无法培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取信于世的文明民族。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60年前的那场战争虽然过去了，但战争留给人类的创伤还在，劫难还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忘记。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高举和平的旗帜，永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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