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品级调整箱2016:世界看中国六十年

    分类： 杨澜感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杨澜访谈录》特别制作“世界看东方”系列，采访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和巴基斯坦现任总统扎尔达里，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尽管他们的从政资历，与中国交往的时间跨度，个人观察的角度和观点各有不同，但还是不难在他们的谈话中找到一些共同的兴奋点。

 

一. 往事历历在目

 

几位受访对象中最早来到中国的是中曾根。1954年，虽然当时美国的麦肯锡法案规定凡擅自访问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能得到美国签证，他还是忍不住好奇，踏上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但是人们团结一致，吃苦耐劳的精神风貌还是打动了这位日本年轻的政治家。最让他吃惊的是当年中国人人拿着苍蝇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景象。“人们虽然穷，但很干净。我真的没看到苍蝇。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全世界不少年轻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感兴趣。我喜欢他的论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让我受益非浅，我在日本搞政治运动，也是先争取农村再攻打城市。结果我赢了。”

 

扎尔达里总统是贝·布托的丈夫，他看到过当年毛泽东送给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的红军八角帽。那是布托家的珍贵物件。阿里·布托还根据中山装设计了衣服，影响了人民党乃至巴基斯坦人的着装风格。在家里，至今存有当年周恩来，陈毅与少女时代的贝·布托的合影。巴基斯坦不仅是中国的友邻，而且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少的几个对外渠道。基辛格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于1971年秘密访华的，从此揭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973年，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成立。

 

这一年，老布什谢绝了出任驻英国或法国大使的邀请，向福特总统要求去中国担任联络处主任。在这之前的一年，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而他提出的北京，台湾双代表制遭到否决。或许是不打不相识，或许是观察到乔冠华没有去握苏联大使伸出来的手，他预感到中国将发生重要变化。他刚到北京时，发现跟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于是他就通过给路人照立拍得，到友谊商店买邮票，还有后来使他闻名的骑自行车等方式，传达一个更“友善”的美国形象。因为他在从政前曾在德克萨斯做过石油生意，所以他对去大庆油田的访问充满兴趣。在缅因州Kennebunkport小镇的老宅中，他回忆说当时他与油田的管理人员讨论生产利润的问题，那位管理干部死活也不承认有“利润”，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剥削。“那如果你的工人偷懒怎么办呢？你能解雇他吗？” 回答是只能通过“革命群众的教育和帮助”来解决“思想”问题。

 

在新加坡的Istana，李光耀说，他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同样印象深刻。“那时我被中国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突然之间他们邀请我去访问。那是1976年，我花了八天时间走访了六个省。到处都是大字报和标语，还有每次宴会前‘打倒走资派’的照本宣科的无趣演讲。那时我想，他们说的走资派到底是谁，后来才知道是指邓小平。”两年后，李光耀在新加坡接待了这位传奇人物。后者在一次晚宴上祝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棉里藏针地说道：“这只是一个小国的一点小成绩。我们能做到的中国应该做的更好，因为为你们是状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后代，而我们的祖先只是那些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 邓小平听了沉默不语，继续吃饭。1992年，在他的南巡讲话里，邓小平要求干部们出国看看，特别是要向新加坡学习，借鉴其管理经验，并说：“我们应当比他们做得更好！”李光耀觉得这是邓对自己当年提出挑战的回答。果然，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纷纷来新加坡进行培训，从城市规划到环境卫生，从招商引资到干部选拔，不一而足。

 

布莱尔清楚地记得，1997年他刚进入唐宁街十号，就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告诉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他会出席香港回归仪式。在交接仪式上，与查尔斯王子的阴沉和彭定康的伤感不同，他脸上的表情更平静坦然。他相信英国不能生活在过去，而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同时他也开始认识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我发现，中国的领导方式很有意思，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但是一旦同意就遵守诺言。有一次我向江泽民提出西藏问题，原以为对方会生气，没想到他很详细地解释来龙去脉，会议从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在香港回归后，英国政府每年发表关于香港的报告，第一份报告厚得象书一样，几年后，只剩下几页了。这说明人们已慢慢习惯了。”

 

二. 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曾根发现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仅对新干线和汽车流水线感兴趣，对政治如何成为经济的动力同样热心。“他问了很多问题，比如在国家经济上升期，应制订怎样的经济战略？如何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让他们拥护改革？他很爱学习。看得出他终日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很直率地承认遇到的困难，最多一天见了我三次，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多。他明确的告诉我，中国不能一味效仿苏联的模式，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李光耀一直记得这样一幕，那是江泽民还没当上海市长之前曾带队去新加坡。他当时住在一家三星级宾馆里，好奇地询问为什么新加坡要地没地，要资源没资源，却能吸引那么多投资。李光耀拿出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指数报告说，根据这份调查，新加坡有稳定的前景，友好的经商环境和优秀的劳动力，几乎没有腐败，所以名列前茅。“江泽民似乎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报告，便问中国排在第几位？我告诉他，中国甚至都不在上榜名单中。他听了似乎很有触动。”李光耀说。

 

其实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世界上不止中国在探索政治道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意识形态之争更多地让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克林顿，德国的施罗德，不约而同地提出走“第三条道路”，即把市场经济与负责任的政府结合起来。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相呼应的，是“政治改革不论是左是右，关键看人民的生活是否进步”的口号（施罗德）。布莱尔说：“在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力量在二十世纪飞速发展，达到了很强大的程度，然后产生了一个反作用力，导致社会分裂和停滞不前。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学习在国家权力与私营经济中取得某种平衡，让社会充满活力的同时，国家来协调公营，私营，公益事业的关系。我觉得中国也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国家与私营经济中寻找平衡。我们的改革有共同点。所不同的是英国从撒切尔夫人的‘右’向中走，中国则是从‘左’向中走。我与朱熔基总理交谈时谈起政治和政府改革，他对我说，中英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我们都在思考如何让国家更为高效，不仅要实现社会服务的普遍公正，还要保证官僚作风不会阻碍公共利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一致的。”

 

 

当然，中国以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加之以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很难照搬一些国家的经验。比如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养廉，似乎就很难适用于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屡禁不止的腐败顽症，李光耀就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国家进入自由市场的必然现象，因为在过去的体制中等级比金钱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地位，但现在当你进入琳琅满目的商店时，官阶地位没有用，只有钱会说话，这对许多官员造成一种心理不平衡。国家付不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资，而他们同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在前苏联，越南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情形也普遍发生。同样的不平衡也出现在地域间，西部较贫困的人们通过电视看到沿海地区的富庶生活很难不产生怨气，所以中国领导人必须集中精力缩小地区和人群的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但困难是，差距很难缩小。”

 

李光耀还认为，以他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观察，经济快速起飞的社会容易出现“道德失位”，伴随而来的是宗教的兴盛。人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于是他在新加坡适时提出加强儒家思想的教育，重申家庭观念，和对国家的忠诚。当我问及“亚洲价值观”遭遇“裙带资本主义”的指责时，李光耀就强调他主张的是儒家价值观而非亚洲价值观，儒家思想的弘扬与公共部门的廉洁自律必须同步进行。我问他：“你认为新加坡的开放市场经济和准权威政府的模型是否也适用中国？” 他回答说：“开放的经济与严格的法律缺一不可。中国一旦失去秩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么，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制度是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呢？李光耀说：“看看台湾吧，这一制度很容易让李登辉，陈水扁这样的人利用来搞族群分裂。他们挑动仇恨，制造冲突。如果发生在中国大陆，情况也许会更糟。必须考虑这些代价。”

 

三. 面对危机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表现出的承受力和灵活性常常出乎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预料。比如，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变色，许多人预测刚刚经历六四风波的中国离崩溃不远了。不过，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就不这么认为。他对我说：“人们当时讨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决，但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倒台。当时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僵化，封闭的社会变成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国人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私人企业蓬勃发展。我不喜欢有人用‘红色共产国家’的说法，因为传统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中国的主流。遗憾的是很多美国人不理解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老布什在六四后没有与中国断交，还派总统特使前往北京，保持通话渠道的通畅，并亲自写信给邓小平，希望避免两艘夜航的大船误撞的可能。从感情上讲，我站在学生一边，但我不相信制裁对任何一方有利。在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美国国会与我进行了拉锯战，并指责我对华过于软弱，但历史证明我是正确的。贸易量越大，就意味着更大的和平，更多的理解。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没必要感到有天生的道德优越感。”

 

1999年5月8日，北约军队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尽管北约方面声明是误炸，但中国民众情绪激愤，甚至打碎了美国驻华使馆的窗子。四天后，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代表北约再度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回忆那次访华，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看到了我的诚意。在危机中，诚实和正直是我和中国领导人共事的基础。我理解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敏感地对待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一点我要指出的是，维护国土完整不只是中国的要求，它是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西方的媒体常常不够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温和有节制的。在我们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而使美国经济进一步受损，又投入巨资拉动内需，这对德国这样的出口国是好消息。中国是负责任的。”

 

中日关系方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挑动两国民众神经的敏感话题。中曾根1985年第一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我参加过战争，弟弟和许多部下在战争中死去，所以就去参拜了，没想到中国方面反应那么强烈。特别是听说因此给胡耀邦造成了很多麻烦。他对我很好，促成了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所以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也反对其他首相去参拜。不过据我观察，日本的政治家认为参拜对选举有利，对声誉有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民更希望让靖国神社安静下来，让它成为安息的地方，这是明智的。我也希望中国人民能了解这种变化。”

 

四. 未来的挑战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三十年，这样的速度还能维持多久？地球上从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能源和环境能承受吗？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会不会导致社会动荡？中国该怎样改善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这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小问题。对此，几位前政要各有侧重。

 

中曾根认为，以中国的幅员和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日本在所谓“失去的十年”里拼命发展高科技，为日后的发展打基础。如果中国经济会出现某种瓶颈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教育，还有科技方面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施罗德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大了。如果每家有一辆车，对能源的需求就难以相象。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要在开发节能车和新能源汽车上下功夫，尽可能减少碳排放。”

 

针对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受扰，布莱尔说：“如果不赞同中国政府的某些做法，就去抵制奥运会的话，那么伦敦举办2012年奥运会时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人干扰的话，英国警察肯定也要上前阻止的。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也有教训需要吸取，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最佳方式不是高官之间的对话，而是通过文化，艺术，通过年轻人和老百姓。这样的交流方式才让人感到舒服，也才会尊重你，喜欢你。”

 

李光耀应对西方媒体有一套心得，他说：“我和他们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公开面对他们，跟他们辩论。如果他们诽谤还拒绝刊登我的观点，我就起诉他们。中国政府要学会更好地同西方媒体打交道，就要在信息发布方面更透明公开。比如西藏出现动乱时，《经济学人》的记者就在现场，看到一些藏人先动手。但政府把他和其他外国记者都赶走了，这没有必要。”

 

扎尔达里不仅把中国当作自己上任后的首个出访国，而且每隔三个月就来一次。按他的说法，“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体系，我希望每次走访不同的地方，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学习农业，发电，水利等不同方面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今后要在推动区域经济中起到更大作用，负起更大责任。”

 

在采访制作这个系列节目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年不断变革，以适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让各方必须在心理和政策层面做相应调整。在感叹中国发展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信息获取和个人自由有较大进步的同时，猜测，不安，与期待等矛盾的心情也在滋长。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反应。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速度，这个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人权，环保等重要议题都无法绕开它的存在。如果经常用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也许能提供一些有趣和有益的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