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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20世纪下半叶中美苏三国志

辛子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过三次核战争危机，后都一一化解了。我们不能忘记帮助中国从核阴云中走出来的三位历史人物，他们是艾德礼、赫鲁晓夫和尼克松。

由于毛泽东的“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定位，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曾两次策划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朝鲜战争一、二次战役中美军惨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1950年12月30日向美国政府建议，“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跟着就把“30至50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杜鲁门总统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决定何时使用的将是麦克阿瑟。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闻讯立即飞往华盛顿会晤杜鲁门，坚决反对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艾德礼的斡旋劝说对制止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起了重要作用。i

第二次是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据大卫·沃尔夫主编的《最新解密的关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原子武器发展的政策的文件选编(1961～1965) 》一书透露，1961年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对东南亚的影响。从1961 年起，美国开始使用U-2高空侦察机，深入兰州到包头一线的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拍摄。同时，当时刚刚兴起的卫星摄像技术也迅速被用于对华侦察中。美国在1961年12月，得到了第一张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卫星照片，并于1963年8月认定中国的核原料工厂位于兰州。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底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中国和苏联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中苏分裂而发生根本变化。相比较而言，中国甚至更为“ 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这种担忧集中体现在肯尼迪的谈话中，他对《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克罗克说，“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整个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手中。”因此，美国必须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1963年7月，与苏联进行核禁试谈判的美国代表——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是想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让美国行动？”

　　根据哈里曼在莫斯科向华盛顿拍回的电报，赫鲁晓夫的看法是，在法国也并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叫”了。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

7月31日，中国表示反对这一条约，指责美、苏、英三国企图通过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并宣布中国不会受这一条约的约束，苏联不能替中国作出任何承诺。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一位肯尼迪时期的高层官员透露，白宫曾考虑过美苏联手，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核设施。联合作战方案包括美苏分别出动一架轰炸机，飞越中国西北的罗布泊地区，各抛下一枚炸弹。这一计划已告知苏联，因赫鲁晓夫拒绝合作而作罢。直到肯尼迪被刺身亡前，也没有下决心把袭击的各种设想付诸行动。

毛泽东的策略是在反修高潮中突然放下身段向赫鲁晓夫示好。189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70岁寿辰。在16日中国领导人致赫鲁晓夫的祝寿电报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亲爱的同志”，又在后面写上：“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ii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他继续考虑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63年12月中旬，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完成了一项空中打击中国核研究基地的行动方案。1964年4月，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根据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拟出了4种供选择的方案：

1.由美国单独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2.由国民党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

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

4.空投国民党军队。

不过他在报告中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1964年9月15日，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计划，但仍想争取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约翰逊对此表示同意，但赫鲁晓夫不同意，毛泽东以夷制夷的策略得到了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五个核国家。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极力贬低这一事件的影响，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iii

1968年尼克松当选第37任总统，1972年连任。在尼克松任期内，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尼克松一反美国传统的反华反共政策，敢于在苏联决定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伸出援手，改变了世界格局，改变了历史走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毙苏军58人，击伤94人。8月13日苏军出动坦克和直升机打死中国边防巡逻队38人。苏军吃了亏，苏军高层反映强烈。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美国认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标志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中国目前会暂且跟美国‘共同’对付俄国。”iv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及时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则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四位元帅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看到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的消息，认为苏军的核袭击已迫在眉睫，联名向中央告警。

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说：“四位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今年国庆集会还搞不搞？”

毛泽东认为不搞集会不太好，这样等于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毛泽东说：“集会还是要搞的，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有些担心。毛泽东笑着说：“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好，就问“具体安排在哪两天？”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美国和苏联的监测中心及卫星都收到了有关信号。以往中国搞核试验后，都要发布消息，进行庆贺，而这次却秘而不宣，这引起外界的猜测．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些研究成果，而是临战前的—种测验手段。然后，毛泽东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战状态。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命令：“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v

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映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命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一百三十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