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引发高校盲目建设，还贷主体不清令其缺乏偿债意识

扩招政策下各大高校盲目建设，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需求

高校巨额债务始于上世界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全国高校的数量和规模也在迅速扩张，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同时，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办一流大学”目标的指导下，全国高校掀起了一股新校区建设潮，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的资源均大幅扩充。

无论是扩大高校招生的规模，还是创办一流的大学，都必须要有巨大的办学资金作支撑。然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支持没有随着高校的扩张规模同比增长，同时，学费增长受到居民支付能力的限制，加之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放松银根，于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与鼓励下，银行贷款成了高校缓解资金紧张的主要渠道。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2006年年底到达4500至5000亿元之间。而不久前审计署在清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时公布，截止至2010年，全国1164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有政府性债务2634.98亿元，且借新还旧率超过50%。

还贷主体责任不明确，高校借债缺乏偿债压力

从产权性质来说，中国高校基本上是公立的，高校的管理者均由政府任命，而一些高校领导在其官僚人格驱动下，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办学规模盲目扩大，唯独缺乏成本意识和偿债意识。

同时，由于产权界线模糊不清导致偿债责任主体不明，使高校成为没有明确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令其在举债时寄希望于政府帮助偿还，在借贷规模上不加限制。据报道，从1999年高校扩招至2004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通过各种渠道共投入60.75亿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其中61%依靠贷款；2007年广州大学城建设时，总投资超500亿，几乎全部依赖银行贷款，这些贷款被分摊在所有进驻的大学头上。可见，高校极有可能从贷款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想过偿还，否则，就不会将“债台”轻松地筑起。

地方财政已经债务缠身，“化解”高校债务不能财政出头

地方政府的高校化债措施，多倾向于“财政兜底”

近日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新举措帮助高校化解债务。然而因为中国高校目前来看仍属于事业单位，属于跟政府有关的外围机构，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对高校债务的解决办法都还是以从政府财政中安排专项化债资金为主。

以山东为例，截至2009年底,山东全省85所公办普通高校各类债务合计28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余额185.5亿元。山东省政府提出到2012年底确保化解80亿元高校债务，“高校是主体，政府拿大头”，提出力争省市财政两年安排56亿元用于化债。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份都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的细则，设立了化解债务的专项资金。

地方财政本身已经负债累累，财政兜底最后将是百姓埋单

高校把地方政府财政当做还贷的“兜底者”，然而地方政府本身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中，自顾不暇。据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62.62%；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

而审计署数据显示，高校90%以上的债务余额是担保债务或者救助债务，这些债务地方政府都不直接附有偿还责任。在本身已经负债累累的前提下，另外拨付资金用于帮助高校还贷，将再度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后很有可能由央行买单，全变成民承担。

债务危机是改变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好机会，应适时引入民间资本

中国高校办学模式单一，衍生了高校行政化等诸多弊端

中国高校属于行政事业单位，不但在办学经费上依赖财政拨款，在人事管理上也是行政任命制。改革开放以后，大学不断增设行政机构，增加行政层次，扩充行政人员，规范行政制度，造成了中国大学管理上的过度行政化。

在过度行政化之下，不论是在学校领导的意识中还是在一般行政人员的心目中，甚至在很多教师的观念中，学术的地位并不是排在首位的。大学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教师自主教育及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利，打消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追逐行政级别上。行政化办学，官僚化的管理，令中国高校逐渐偏离了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办学理念。

应该借债务之机，引入民间资本，改变高校行政化

中国高校在办学模式上完全依赖政府，几乎没有市场化能力，已经习惯了向政府要钱。当政府财政拨款不足时，就依靠学费；当学费标准已经达到“天花板”的时候，就把手伸向了银行；当银行收缩银根，且开始扮演一个“逼债人”的时候，高校立即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希冀政府“再拉一把”，以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本身就不足，财政性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达到现有政策法规规定的4%,，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没有达到过占教育经费20%的国际平均水平，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是不能满足高校教育发展需求的；而过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来自政府的部分增长了3.5倍，来自学费的部分已增长了18倍，大学高收费已经饱受诟病，更不可能通过增加学费来满足资金需求。

解决高校债务、满足其资金需求的最有效办法，是增加高校的收入和融资渠道，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国退民进”。国家适当地、有选择地从高等教育领域退出，让有实力、有积极性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现在债务可以通过“债转股”方式引入民间资本，部分负债严重的高校也可以尝试转制。民间资本的引入有助于改变当下大学行政化的决策机制，为董事会制提供生存的土壤，有助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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