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旅游:论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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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作用

　　近几年来，理论界注重了对异化劳动概念的讨论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却研究得很不够。虽然有些同志对异化劳动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也出现一种过分夸大异化劳动概念的作用和忽视科学的生产劳动概念的作用的倾向。这就造成了一些棍乱。本文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作用的考察，来澄清劳动和异化劳动概念上的一些是非问题，并以此求教于理论界的同行们。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最早从哲学、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劳动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一部著作。异化劳动是这部著作论及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研究异化劳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了对人类劳动、对劳动发展规律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从思想上冲破国民经济学和思辨哲学的束缚，从而成为马克思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开端。

　　那么，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如何分析、研究和规定人类劳动的呢?

　　第一，《手稿》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研究人类劳动，初步提出劳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的结论。《手稿》指出，自然界是人和人的劳动存在的前提，它一方面给人的生存提供肉体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给人的劳动提供生产材料。《手稿》还告诉我们:劳动是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改造无机界”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正是在这种改造和交往中使自然界变成越来越“人化的自然界”，使“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同时也使人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发展、丰富和完善。这就肯定了劳动是人的一种物质性的能动的活动。从而克服了黑格尔把劳动仅仅理解为精神活动的片面性，也为后来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打下了思想上的基础。

　　第二，《手稿》从人和动物的区别来研究人类劳动，提出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劳动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1)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而动物和它的生命恬动是直接同一的，是无意识的。(2)人的劳动是全面的，而动物的活动是片面的。(3)人的劳动是创造性的，而动物角洲舌动没有创造性。通过这三点说明，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经济学把劳动当成私有财产的本质，进而使“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而“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的错误(同上书，第113页)。

　　可见，《手稿》中的劳动概念虽然还未达到科学水平，但它毕竟反映了人类劳动的某些重要特点。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和对劳动作用的阐述中又包含了一些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

　　首先，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这样，就为全面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提供了前提。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正确观点，就是从分析劳动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其次，《同上书》阐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书，第131页)，开始把社会历史安置在它的真正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制定科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创造了条件。再次，《手稿》阐述了生产劳动对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同上书，第121页)这可以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的最初萌芽。第四，《手稿》分析了劳动和社会革命的关系，初步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根据和主要力量的思想。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认为“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因。“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的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工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使这一行动取得“光辉的成果”的基本阶级力量。这接近于从社会内部来寻找革命的根据和革命的动力。

　　但是，《手稿》还深受着思辨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因而对劳动的理解和规定又带有非科学的思辨的性质，劳动概念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劳动概念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来看待，这与其说是从人本身的活动中引申出来的科学规定，还不如说是作为异化劳动前提的一种理论设定，异化劳动使人的活动变得片面、被动、受奴役、不自由，所以真正的最初的人的劳动是全面、主动、不受奴役和束缚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过去没有过而且至今也未完全实现，或者只能出现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实际上给劳动涂上了先验的色彩和夹进了空想的成份。

　　其次，劳动概念具有非科学的抽象性质。《手稿》只是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理解劳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劳动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但是，马克思还没有进一步从人们“制造和使用工具”、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说明劳动的本质内容，因而还不能制定出科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这就不可能把劳动放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来考察，不可能看到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劳动的性质。因而，《手稿》研究劳动的方法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能用来直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说明资本等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手稿》之所以不能科学地说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没有找到异化劳动产生的社会原因，没有找到克服异化的现实途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只是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抽象形式上来理解劳动，而没有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理解劳动。

　　第三，《手稿》在对现实的劳动的理解上，过分地强调了劳动的否定因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人们都丧失了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这样，在劳动的否定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就被忽视了，而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也得不到肯定。因而，本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现在又转变成了回到动物的中介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又被归结为非人同“真正的人”的矛盾，共产主义运动又被归结为没有任何经验基础的人的本质复归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也是当时还不能分清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因此在否定劳动的具体的社会形式时也否定了劳动的物质内容，劳动的对象化实际上也被淹没在劳动的异化之中。这样，在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时就不能不求助于人本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公式。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是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进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进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后的两部重要著作。前一部著作所阐述的劳动概念已经基本达到科学水平;后一部著作中的劳动概念得到进一步完善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宏伟的劳动理论体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首先阐述了劳动的物质规定性，阐明“物质生产活动”和“制造、使用工具的活动”是劳动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于，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引文只注页码)“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和基础。这说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劳动的物质内容。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创造出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劳动之所以能“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在于它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马克思从分析生产工具的两种情况入手，说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劳动过程最根本的特征。他指出，生产工具有“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象土地、水等等;有“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也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工具。在使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人们受自然界的支配，人们还未摆脱自然血缘关系的脐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完全未分开;而在使用“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交换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实行分工(见第73页)。此时、，马克思虽然还未把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区别开来，但是，他明确了分析劳动必须“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第74页)。生产工具既是劳动过程的产物，又是特定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手段。它在劳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劳动的物质规定性。

　　对劳动的物质规定性的科学揭示是劳动概念走向科学的第一步，但还不是最重要的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揭示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形态》实际上已达到了这一步。在《形态》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历史过程的诸方面，指出在劳动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同时并存的。马克思分析道，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活动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资料:二是“新的需要的产生”—已经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三是人口的生产—“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第32页)。这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第33页)。所以，我们不应把它们看成是不同的三个阶段，而只应看作同时存在的三个方面。“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同上)。可见，劳动中既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又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离开了哪一个关系，都谈不上现实的劳动。其次，马克思又分析了劳动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地位，指出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制约作用。马克思说，在生产劳动中“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第34页)，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第24页)。人们只有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弓才会有生产。劳动既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物，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活动。只有从社会关系上来把握理解劳动，才能真正理解劳动对自然所产生的改造作用，才能确定劳动的社会性质。

　　《形态》在科学揭示了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同时，还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劳动的错误观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攻击“共产主义把人……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而对“劳动和享乐”没有“上升到关于自由活动的思想，，(第541页)。对此，马克思批判道，海尔曼·泽米希的“自由活动就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一纯粹的抽象的活动……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这种“自由活动”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来掩盖他们对现实生产的无知的空谈”(第548一549页)。马克思还批判了另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仅仅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抽象规定劳动的错误做法。鲁道夫·马特伊认为，“劳动就是人的一切自觉的活动，他力求通过这种活动使自然界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服从自己，以便向自然界夺取自己对生活的有意识的享受，利用自然界来达到自己在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满足。”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在这里，“人对自然界的自觉的活动也被他神秘化了”，“劳动这个普通的字眼就被他偷用来作为这全部神秘化把戏的结果，……劳动是从关于人和自然界的纯粹抽象的观念中构想出来的，因此，用来给劳动下定义的方法既适合于而又不适合于劳动发展的一切阶段。”(第569一570页)显然，这种给劳动下定义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这里的劳动不能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

　　如果说《手稿》是借助于“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来规定劳动，进而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那么《形态》主要是从人的劳动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质性活动的特点来规定劳动，从而揭示了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根本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如果说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理解劳动，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劳动的间题，那么，《形态》则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劳动，说明了人们怎样进行劳动的问题，从而揭示了劳动的社会规定性，为从社会形式上把不同时代的劳动区别开来，并由此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确定了科学的依据。

　　三

　　《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在这本巨著中，劳动概念既有深刻的哲学论证，又有广泛的经济学倒述。这两个方面彼此交织，互相辉映，使劳动概念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具体和、完善，形成了一个以劳动概念为中心的宏伟的劳动理论体系。限于水平和篇幅，这里只能就这个体系的最主要之点作一些说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以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为依据，给劳动下了完整的科学的定义。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论》第1卷，第201一202页。以下凡引《资本论》只注卷次、页码)“劳动过程，就我们……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拳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上书，第208页)。马克思清楚地意匆识到，这样规定劳动，还只是“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同上书，第555页)。它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活动，不是同具有社会形式规定性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只是同作为物质实体、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显然，“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同上)，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忍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因此，.马克思又从社会关系方面规定了劳动定义的内容。他指出，劳动过程即“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第3卷，第925页)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作为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它既是劳动过程不可缺少的前提，又是劳动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产物。因而，社会关系也是劳动的本质特征之一。至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表述为:劳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物，使其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分析了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即从横的方面)和劳动发展的历史形式(即从纵的方面)，使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完善化。‘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豹简单要素是:有目的钓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第1卷，第202页)这三个要素是任何时代的劳动过程都不可缺少的，只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劳动才能实现。但是，劳动过程又是劳动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历史形式的有机统一。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发展的历史，人类的劳动也是历史发展着的劳动;没有永恒不变的劳动，也没有离开劳动发展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又着重考察了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劳动发展的历史形式。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资料归原始公社所有，人们平等地集体地进行生产劳动，这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同上书，第94页)。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又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封建社会的摇役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等等。在奴隶劳动形式下，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本身及其劳动成果全都被奴隶主所占有，“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同上书，第591页)。在摇役劳动下，农奴“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同止书，第590页)。农奴不是从地主那里领取报酬，而是地主从他们那里收取地租。“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同上书，第94页)。在雇佣劳动下，无产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并为其提供剩余价值。在这种形式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同上书，第591页)。阶级社会中劳动的三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剥削的三种形式，它最明显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这些劳动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第3卷，第·999页)人类将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后，“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分配方式“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第1卷，第95页)。这时人们的劳动可按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分为联合劳动和“自由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指出离开劳动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离开劳动的社会形今式，不仅不能理解劳动，而且不能理解劳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产物，甚至步入歧途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十八世纪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启蒙学者不理解物的货币形式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情况，指出:当时的“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就“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第1卷，第109、110页)。不懂得劳动中必然发生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懂得劳动的社会性质，就不能理解货币的本质，就不知道“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同土书，第109页)。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土地、资本、劳动分别看成是地租、利润、工资的源泉的“三位一体”公式时，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由于抛弃了劳动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雇佣劳动”不是看作“一个劳动的社会形式”，反而把“雇佣劳动”同一般劳动(只是指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合而为一，’从而把那种使劳动条件和劳动对立的社会形式同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合而为一。“因此地租、利润、工资，好象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简单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产生的;甚至在我们把这个劳动过程看作只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并把一切历史规定性都撇开不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第3卷，第933页)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亚当·斯密通过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偷换、掩盖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人和人之何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关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是无产者的剩余劳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写到这里，不禁联想到我们有的同志把人的本质抽象化、理想化，把异化概念普遍化、永恒化，从而导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他们仅仅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来抽象地理解劳动，并把它归结为人的永恒本质，而抛弃了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来理解劳动，并揭示出不同劳动的社会性质。这就重蹈了亚当·斯密当年的覆辙，在劳动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科学地分析研究人类劳动并制定出正确的劳动概念，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正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都直接导源于对劳动过程的精辟分析和科学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要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出发，制定了科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并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与劳动中人和一自然界的关系相联系的。他指出，劳动是人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5页).，而“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第1卷，第59、60页)。生产力的要素就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的生产力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历史上每一时期“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4页)，是人们改造自然使其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力量。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则与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相联系，它本质上就是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活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就其内容来说，大体上“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同上书，第74一75页)a生产关系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同上书，第34页)。“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生产关系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生产关系—引者注)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同上书，第4仓页)。“已成为侄桔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侄桔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同上书，第81页)。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形态的发展就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正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同上书，第42一43页)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从对劳动的科学理解和规定中一一列举出它所揭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只是说明马克思正是从对劳动的分析研究中一步一步脱离了思辨哲学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引申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等重要原理。依据这些重要原理，就能够科学地解答人类历史之谜，完整地描述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马克思也正是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

　　四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形成及其作用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据此，我们有必要澄清这样几个伺题:

　　劳动的定义问题。近几年来，人们在给劳动下定义中，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以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为依据，来给劳动下定义;一种虽然是以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但只是从某一方面给劳动下定义。前一种偏向，肯定劳动是人的本质，但把劳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自由”的含义就是“没有任何社会压力”，“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不受束缚地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等等。在这类定义中，“自由”成了劳动的本质属性，而代替了劳动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观点无视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客观事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给劳动下定义中存在的第早种偏向，就是不少同志虽然以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为依据来规定劳动，但是常常忽视了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有的哲学辞典和社会科学词典大体上都把劳动定义为:是人们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我们认为，在这类定义中，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有了充分体现，可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却被忽视了。因此，我们的劳动定义应该把社会规定性包括进去，这才是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定义。


　　劳动的发展规律问题。如前所述，既然劳动具有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那么，我们要把握劳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从上述两方面去研究。可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而是依据《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构思劳动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劳动的复归”。又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所以这个过程又被称为“人—非人—人的复归”的过程。有的同志干脆说这个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又“是马克思早年提出的，而在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第一，在这种异化复归的公式中，必须要有一个理想化完善化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在现实中又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尽管上述公式里的主体不是“客观精神”，也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劳动，这个矛盾也不能解决。人们只要把劳动作为主体而纳入异化复归的过程，这种劳动就不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现实的改造自然物的人的活动，而只能是“活动的活动”—一种哲学思辨的活动—人们幻想的产物。以这种幻想的产物为前提，显然是不能描述劳动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第二，在这种异化复归的公式中，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都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我们知道，异化劳动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的不确切表述。从异化劳动概念的四个规定中，我们只看到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而看不到劳动活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只看到劳动过程对劳动者的奴役，而看不到劳动者通过劳动而形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看到这种劳动形式非人道的一面，而看不到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的一面;只看到物质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和奴役，而看不到产生这种统治和奴役的社会原因，不能反映劳动发展的进步性和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合理地说明阶级社会中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消极作用。第三，当马克思后来分清了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后，就不再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来描述劳动的发展过程，而晕从上述两方面来揭示劳动的发展规律。从物质规定性来说，劳动是沿着石器工具、金属工具、铁器工具、机器设备、自动化装置的方向向其广度深度发展。生产工具愈发展，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就愈高，劳动的对象也就愈扩大，提供的社会财富就愈多。生产工具发展的每一阶段，劳动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从社会规定性来说，劳动开始于原始的群体劳动，后来又发展到奴隶劳动、摇役劳动、雇佣劳动，然后又过渡到联合劳动和自由劳动。这些不同形式的劳动的性质取决于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上述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方面，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此，马克思就抛弃了《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劳动—劳动”的公式而代之以上述新内容，而我们有的同志不顾这样的事实，仍然坚持《手稿》中的不成熟思想，，并把它说成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有的同志虽然把劳动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但却忽视了劳动的社会规定性这个最本质的方面，因而对劳动不能不陷入抽象的理解。这样，也就无法科学地说明劳动发展的规律性，也不能正确描述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

 

(本文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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