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争霸3冰封王改建:创新体系中的大学及其技术转移的方式——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3:30:25
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斯坦福大学
今年6月，我们考察了在创新中享有盛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及该校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现介绍有关情况并作初步分析。
一、斯坦福大学对硅谷发展作用重要
美国大学，尤其是一些研究实力很强的著名大学，在美国创新体系中作用重大。斯坦福大学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科研型大学，与其他重要大学在创新体系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以其与硅谷的直接互动作用，推动了美国的创新，并进而使自己成为在创新方面极具特色、堪为典范的科研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成长及其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有三个阶段：
1890-1950年，斯坦福大学所在地是一个“拥有一所不太著名的大学”的大学城。因环境好，逐渐吸引了一批发明型人才。二战期间，斯坦福大学军用电子研究得到政府资助获得大发展，但学生就业仍首选东海岸。
1950-1975年，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当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逐步发挥作用，硅谷得以诞生。1951年在Terman教授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建立了
1975年至今，硅谷开始成为全球信息和生物技术的创新中心，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界的合作更加密切，发挥了对硅谷非常重要的知识技术创新和传递的功能。
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1）为硅谷企业界提供了创业者和企业家，著名的惠普、硅谷图像、思科、SUN、网景、雅虎、Google等公司就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员或学生创建的；（2）为硅谷企业界提供了知识、技术和商业创意，不少高技术公司，就是充分利用大学的人才、资料、基础研究成果和实验设备研制产品的；（3）提供校企研究人员的交流平台，鼓励教员给企业提供咨询，召开密集的研讨会和信息发布会；（4）建立人才培训基地，提供各种在职培训。
斯坦福大学这些作用的产生，是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型人才、开放传统、商业化导向、地处硅谷优势、政府资助研究、Bayh-Dole法案支持大学拥有研发成果所有权等背景密不可分的，这些因素促成了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界在创新体系中的密切合作关系。
二、斯坦福大学的知识创新和传递
（一）知识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大学与企业的角色
知识和技术创新过程是从一个新创意或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到实践应用并商业化的过程，可分为从事基础研究的早期阶段、从事应用研究的中期阶段和产品开发并商业化的晚期阶段，见图1。由于各阶段特点有较大差异，所以不同阶段一般由不同的机构或人来推进。在早期阶段进行基础研究的一般是大学或政府组织，而晚期阶段的产品开发和商业化往往是由企业来做的，而对于中期阶段的应用研究大学和企业可能都会涉及，知识传递也往往发生在这一阶段。
图1 知识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大学和产业界的定位
惠普公司负责实验室战略计划的George Dies表示，学校往往缺乏的是商业思维和商业系统思考，而企业则缺乏基础研究和基础技术。企业与大学合作，主要是有基础技术方面的需求，可与大学互补，大学与企业合作有合同研究(一般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和学术交流(是长期的技术需求) 两种方式。
美国大学承担着全国80%的基础研究与28%的应用研究，其中21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全美大学50%以上的科研任务。比如斯坦福大学对自己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与转移者。
（二）斯坦福大学知识创新效果显著
斯坦福大学在成长中一直受创始人斯坦福先生提出的“实用教育”理念的影响。受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斯坦福大学仍然无法与东部名牌大学相提并论，对著名教授没有吸引力，时任斯坦福副校长的Terman教授提出“学术尖端”的办学思想，一是将斯坦福的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建成顶尖学科，二是集中资源吸引顶尖人才。最初建斯坦福研究园并出租土地也是基于这一目的，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斯坦福大学汇聚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建成了多个前沿性尖端学科。
目前斯坦福大学有7所学院，其中工程学院和医学院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知识的创新主体。斯坦福拥有一批重要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包括直线加速器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物理实验室、能源研究所等，拥有有1775名教职工，其中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斯坦福大学研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企业界和捐赠。如2004-2005年度预算经费高达26亿美元，其中9.3亿美元来自于外部委托的研究项目经费（其中87%来自于联邦政府），1.17亿美元来自于40个以上的行业会员计划，10亿美元来自捐赠。截至2005年，斯坦福大学因捐赠而积累的各类基金总数达5000个，总金额达122亿美元，这些基金的年投资收益率达4.6%，有力地支持了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和科研支出。
斯坦福大学的许多研究能获得捐赠的直接资助，如1998年斯坦福规划的跨学院、跨系科的生物科技革命计划Bio-X，就获得创建Netscape和硅谷图像公司的斯坦福大学教授Jim Clark的1.5亿美元和另一位匿名人士的6000万美元的捐赠。
斯坦福大学的知识创新取得了显著效果，产生了许多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如合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细胞癌变机理的发现、激光的发明和亚原子的发现都出自斯坦福大学，并为该校获得诺贝尔奖。再如超文本搜索技术推动Google公司的创建，等等。至今斯坦福大学已经培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包括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4位国家科学院院士、14位国家科学奖得主和142位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三）斯坦福大学通过多种途径向企业传递知识
斯坦福大学向企业的传递知识，一是通过毕业生和创业人员将知识带到企业；二是大学研究人员公开发表有实用价值的学术论文，可由企业参考；三是大学与企业界合作研究、互访、进行密集交流，形成网络状合作关系。多种形式的知识传递途径，使得斯坦福大学的知识传递和技术转移的速度很快，教员刚在实验室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很快就可在硅谷的公司开发出产品。
斯坦福大学2005年注册有6753名本科生和8093名研究生，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在3000～4000之间。硅谷地区创业活跃、企业成长快速、经济繁荣，如2000～2002年硅谷新创立的公司达23000家，雇用人员超过16万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大多去了硅谷企业，部分人创办自己的企业。据《美国新闻》称，80%的硅谷企业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创办的。现在，不少斯坦福大学的教职工、毕业生甚至在校学生在硅谷创办的公司已经成长为著名的高科技公司。
斯坦福大学和企业间知识共享和传递非常密集，也注重研究的应用性。其他交流方式还有：企业界在大学技术访问、企业家在大学讲课、学生在企业的实验室实习、教授提供咨询、为企业进行培训等等。
许多企业向斯坦福大学提供研究资金，鼓励教员从事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并与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研究团队，共同参加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应用研究。如斯坦福大学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CIS），像数据库小组和英特尔小组等许多研究小组就是由教授和企业研究人员联合组成的。
斯坦福大学为举办多种培训，如专业课程、夜校、创业课程等，还通过闭路电视将电视课程传送给园区内的企业，允许企业员工在不离开工厂的情况下获得学位，给予攻读硕士学位的企业界人士灵活的政策，如不住校学习、甚至不要求学位论文等。
三、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模式
（一）有关法律和政策背景
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平均有50%-60%左右来源于政府资助，但研究项目的成果转化率很低。鉴于此，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Bayh-Dole法案（专利与商标修正法案），改变了原来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各资助政府机构的政策，也改变了因各政府机构缺乏专利运营和再开发能力而导致的转化率低的现象。该法案规定：政府资助下产生的大学发明，所有权可以归大学所有；允许大学进行独占性专利许可；发明人应分享专利许可收入；全部专利许可收入应返还到教育和研究之中；联邦政府拥有最终“介入权”。Bayh-Dole法案的出台大大鼓励了大学申请专利和进行技术转移的积极性。
斯坦福大学实行统一所有和管理的专利政策，即，所有大学教职工或学生雇员在工作中或使用学校资源，而创造的可申报专利发明，应该及时向大学披露；无论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何，发明均归大学所有；在不违反项目资助协议和有利于技术转移的前提下，允许发明人将其发明放置在公共区域。
斯坦福大学不创办和经营企业，没有校办企业。80年代之前甚至禁止学校参股企业，只是后来考虑到初创企业缺乏资金来支付学校的专利许可费，所以才允许用股权代替部分专利费。
斯坦福大学对学校、企业各自的职能和利益划分得很清楚，对利益冲突问题作了周全考虑。一是教职工可以创办公司，但一定要与其在大学的工作没有利益冲突。比如学校教授不能同时做公司管理人员，如果教授出去创业，一般都是请1～2年的学术假，停薪留职，过后想回来时可以再回来任教；二是大学教职工创办企业，如果采用了大学的发明，也要同样上交技术许可费；三是很早就对技术许可的股权收入的分配做出明确规定。
（二）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的组织与管理——OTL
1970年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以下简称OTL）成立后，技术许可逐渐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主要技术转移和“以技术换教育研发资金”的手段。OTL专门负责管理斯坦福大学的专利和技术许可，凡是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和发明，对外授权和转让必须通过OTL进行。
OTL有28名员工，其中有1名主任、7名许可经理、1名版权许可与营销专家，许可经理负责评估斯坦福大学发明人向OTL披露的技术，并针对重要的技术制定许可战略，进行专利营销和专利许可谈判，直至技术许可出去。每名许可经理都配有1名助理。此外OTL还有企业联络人员、会计、行政管理和数据库管理人员，并专门设立了1名合规官。OTL的组织架构见图2。
（三）OTL的技术许可模式特点
充分授权。一项技术或发明披露给OTL后，OTL会指派该领域的许可经理全权、全程负责技术的评估营销和转让，许可经理之间有时会集中讨论个别重要技术转让，但并非集体决策，仍然由负责许可经理来决策。即使技术或发明已经许可，许可经理仍然要为未来的许可关系负责。
收入共享。许可经理在评估技术时，不仅要与发明人讨论商业化的途径，也会商议该发明或技术的定价。由于大多数的发明都是使用学校的经费和实验设备，所以技术许可收入的分配也体现了收入共享的原则。即OTL办公室提取许可收入的15%作为管理费，并减去某些支出，剩余的部分，按照发明人1/3、发明人所在系1/3、所在学院1/3进行分配。
规范管理。几乎所有的研究赞助协议都要求发明的披露，包括有那些政府机构的资助。许可经理在对发明进行评估时可请外部人员提供意见，但往往要签保密性协议。在营销阶段，对于有兴趣评估发明的公司，也要求签订保密协议，即参与评估的公司有权了解发明的全部详细信息，但禁止用该发明来营利。有时发明人会倾向于向某家公司授权，但决策权在许可经理。如果发明人与接受许可的公司有关联，则要有该许可决策的备忘录并报有关院长复审。
“普遍撒网、重点捕鱼”。披露给OTL的技术多数都是早期技术，有的甚至是概念或思路，不仅很难判断其商业前景，评估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而且这些发明一般需要10-15年之后才能够应用。因此OTL尽管接受很多发明披露，但仅针对比较重要的发明制定许可战略，对需要进一步孵化的技术，孵化基金给予的资助额也一般不大，除非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在OTL累积的6000项发明披露中，许可的有2600项，有效许可的只有1500项，其中只有3项许可是大赢家（其中2项收入2亿美元以上，1项收入接近1亿美元），14项获得5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53项获得1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
图3 OTL技术许可流程
（四）OTL技术许可模式的效果
OTL经过35年的发展，从1970年的1名工作人员、3项技术、5.5万美元收入发展到现在的38名员工。OTL累计许可收入达10亿美元，其中8.94亿美元留给了斯坦福大学和发明人，其中最大是1974年许可DNA重组技术和1996年给Google许可的超文本搜索技术，分别收入2.55亿美元和3.36亿美元。仅2005年1年斯坦福大学出售股权收入达3.36亿美元，实现版税收入4800万美元，其中1270万美元分配给发明人，对发明者的激励作用很大。下表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重要的技术许可项目情况。
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技术发明及许可收入
以Google公司为例，Google目前所使用的关键技术是在斯坦福开发的，斯坦福大学拥有这项技术的所有权。Google向该大学支付股票和现金取得2011年之前的独家使用权，每年还要向斯坦福大学交纳特许权费用。斯坦福在Google首次募集后持有Google 公司7574股A股和165万股B股股票。
鉴于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经验，许多研究性大学都相继设立了类似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但大多数都难以保本，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耶鲁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等少数大学的技术转让办是盈利的。
四、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的若干特点及对我国启示
（一）大学定位是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基地，不创办企业，研究经费中的67%左右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相比较，我国高校投入到应用研究的经费比重一直在50%以上，投入到基础研究的经费比重仅在20%-30%之间，主要的大学均有校办企业。
应研究大学经营校办企业的利弊及有关措施。我国高校办企业有其特定条件和时代背景，如产业界对技术应用水平不够高、学校缺乏研究经费等等，但大学长期直接经营企业，有可能会影响大学基本功能的发挥。
（二）研究经费充裕，26亿美元研究经费中，31%来自政府委托研究资助，38%来自捐赠，10%来自其他委托研究和行业会员，其他来自学费和技术许可收入。相比较，我国高校的科研经费规模小，如最高的清华大学2002年科研经费仅4.5亿元；高校科研经费40%左右来源于政府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和科研专项资金，50%左右来自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捐赠收入和校办产业创造的研究经费只占极少部分。
除加大政府委托高校研究的经费外，宜通过制定税收等政策，鼓励社会对大学的捐赠。国家科研经费对研究的支持应突出重点，避免平均分配现象。
（三）主要的技术转移方式是技术许可，并围绕技术许可形成体系化的基础制度、组织和机制，如对发明的所有权归属、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冲突界定很详尽，对技术发明的激励力度大，建有校内孵化基金。相比较，受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影响，我国高校的技术转移主要方式是通过校办企业直接参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技术创新和转让的相关制度、组织和机制不够完善。
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归属、保护和利益冲突等方面内容的制度建设。
(四)容忍失败并承担失败风险的网络状、扁平化的创业文化。相比较，我国高校研究与市场距离较远，没有形成高校研究人员与企业家密集交流的关系和网络，缺乏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
应引导形成鼓励创新、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创业文化，大学应积极探索多种能促进大学教员与企业研究人员、企业家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参考文献
〔1〕Katharine Ku，Stanford University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Presitation, June 26, 2006.
〔2〕Richard B. Dasher，The Rol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in the Evolution of Silicon Valley, Presitation, June 26, 2006.
〔3〕Hans Wiesendanger, A History of OTL, 2000, http://otl.stanford.edu.
〔4〕罗涛：“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1年第174号。
〔5〕李文利：“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分析”。《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9月第2卷第3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赴美创新课题考察团 张政军 执笔 来源：国研报告责任编辑：李正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