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华刘婉君:四川五十二年的抗蒙战争

    
    南宋王朝偏安临安，坐拥长江天险，蒙古军队叱咤风云，却对隔江相望的南宋王朝无计可施，因此，自公元1234年开始，蒙古军先攻四川，谋图自蜀顺江而下，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攻宋；蜀地多深溪大川，蒙古骑兵在这里依旧占不到便宜，在遭遇52年的顽强抵抗与牺牲一个大汗的代价之后，才打通由蜀南下的通道；历经半个世纪的浴血奋战，宋朝无数爱国将士在蜀地喋血，蒙古军队四次占领成都，杀戮百姓，焚烧城邑，经此浩劫，宋末元初的蜀地已是满目疮痍、人口锐减。
   
    撰写《剑桥中国史》的国外历史学家在论及宋末元初的中国人口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宋朝人口在8000万-1亿左右，而据《元史》记载，元初人口则可能在5000万上下。历史学家深感疑惑：为何宋元两朝人口相差如此之大，难道几千万的中国人会在短短数十年间神秘消失？他们试图把人口消失的原因归为天灾，而根据宋、元的官方史料，此时并没有大规模的灾难记载。
   
    与宋、元人口异常相对应的，是中国部分地区的人口锐减。《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梅州（今广东梅州）仅有2478户，14865人，与宋代《元丰九域志》所载相比，已不及十分之二。减员现象在西南四川最为严重，根据《道园学古录》“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的记载，四川看来已折损了大半。如果不是天灾，数千万中国人为何离奇消失；此时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阳平失守 成都沦陷
   
    公元13世纪的历史无疑以蒙古族为中心，这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兴起，剽悍的蒙古骑兵所向披靡，不可一世。此时，宋王朝与金国的拉锯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彼此都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争。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马鞭直指大宋王朝，同年，蒙古军队进入四川，四川遂成为宋王朝抗蒙前线。然而，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用了52年的鏖战与牺牲一个大汗的代价，才换回了四川。
   
    1235年，蒙古军由大将阔端率领，兵分三路攻四川。四川边防久经金军侵扰，早已是破败不堪，防御空虚。同年，蒙古军攻入凤州（今陕西凤县），进逼沔州（今陕西略阳），各州相继沦陷，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未战先怯，仓惶出逃，竟一连退至夔门（今四川奉节），以致蒙古军长驱直入，沔州迅速沦陷。阔端招降素有“秦、巩之豪”之称的金朝遗将汪世显，又结交对蜀道了如指掌的回回、西夏十八族，实力更是有增无减。1236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大举攻蜀，宋将曹友闻率部扼守阳平关，“喋血十余里”，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守军全军覆没，自此，通往四川的门户已彻底被蒙古军打开。
   
    同年，蒙古军沿金牛道南下，经利州（今广元）进逼成都，成都缺兵少粮，周围又无城邑相倚，已成为一座孤城。十月，蒙古军攻入成都，成都知府丁黼被射杀于城西“金花街菜园田中”。蒙古军继而兵分四路，深入四川腹地掳掠，消息传来，诸州无不惊惶失措，“不四旬而东、西两州从风而靡”。这一年，四川五十四州被攻破，仅泸州、合州得以保全。
   
    蒙古军入蜀，一路烧杀戮掠，四川诸州遭此浩劫，已是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昔日都邑成为瓦砾，过去良田颗粒无收。成都人口最为集中，损失尤为惨重。南宋将领贺靖后来在蒙古军退兵后入成都，清理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则无法计算。幸免于难的蜀人四处逃亡，四川各州的人口“十丧七八”。
   
    余玠治川 建钓鱼城
   
    蒙古军此次入侵四川，仅以掠夺杀戮为主，并未就此占领四川。阔端在攻破成都之后，即率蒙古军主力返回河西，留下元帅塔海在四川骚扰。不久，蒙古军全线退出蜀地，仅在兴元（今汉中）、沔州各留五千人戍守，作为再次进攻四川的基地。蒙古军的暂时退兵给四川百姓以喘息之机，宋朝官员召集逃难的蜀人回川耕作，荒芜的蜀地这才逐渐有了人烟。
   
    不过，蒙古军虽暂时撤出四川，对四川的侵扰却从未停止，蒙古骑兵轮番对成都等州县进行疯狂的洗劫与屠杀，并再次攻破成都，俘虏宋朝守将陈隆之，掳掠大量百姓而返，蜀人的生活依然极不安定。泸州、合州是蜀人仅存的避风港，1234年以后，蜀地流民、溃败的士兵纷纷蜂拥入泸州，流民居无定所，士兵借寻家小为名，侵扰当地居民，整个泸州城一片混乱；然而，祸不单行，1236年，一场大火突临泸州城，城内房屋相邻，瞬间化为焦土，百姓躲避不及，葬生火海者不计其数。据宋王朝统计，重修泸州城花去“钱十万五千缗，米三千六百余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四川边防日益困顿。
   
    1242年，南宋名将余玠立下“手挈全蜀还本朝”的誓言，自告奋勇来到四川，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四川防务。余玠效仿诸葛亮治蜀之法，“集众思，广众益”，在蜀地张榜招贤，遴选守臣，惩杀溃将，整顿军政。而在余玠入蜀一年前，随着成都、嘉州（今乐山市）的相继沦陷，失去屏障的泸州最终也难逃城池破陷的厄运。《宋史》记载，成都、乐山失守，阵亡者不计其数；蒙古军队攻占泸州，见人则杀，泸州一时尸横遍野，见者无不寒心。
   
    蒙古骑兵剽悍勇猛，一般城池根本无法阻挡其冲击力，鉴于此，余玠决定将城池依山而建，扬长避短，以地形克制蒙古骑兵，合州(今合川)钓鱼城，泸州神臂城便是在此种形势下修筑而成。钓鱼城高二十仞，东南北三面皆为江水环绕，山峰层峦叠障，陡峭无比，易守难攻。1243年，蒙古军再次攻蜀，在余玠率领下，宋军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在大渡河俘虏蒙古军将领秃懑，一扫过去颓败之态；余玠还一度率军北伐，与蒙古军大战于兴元（今汉中一带）、文州（今甘肃文县），余玠治蜀10余年，蒙古军一直未能占到半点便宜。1253年，宋理宗却听信奸臣谗言，下令解除余玠兵权，召其回朝，余玠饮恨自尽，蜀地百姓无不悲泣。随着余玠的冤死，蜀地士兵群龙无首，原本已臻完善的四川防务大有支离破碎之势。
   
    大汗阵亡 四川遭殃
   
    1251年，成吉思汗病逝，蒙哥即汗位，随即改变以杀戮、掠夺为主的攻蜀战略，转而派兵分屯要地，修筑城池，步步为营，一步步蚕食宋军领地，沔州、利州城池相继筑成，宋军再不能轻易光复。1252年，蒙哥派忽必烈兵分三路入云南灭大理，接着“招养蛮人为向道”，谋出云南攻蜀。
   
    1256年，蒙哥御驾亲征，诸路蒙古军马集结四川，蓄势待发。1257年，蒙古军攻占剑州苦竹隘（今四川剑阁）；同年秋，另一支蒙古军队占领成都城，只用了七天时间，便重新筑城，委派官员“管领新旧军马大小事务”。南宋朝廷多次派兵力图光复成都，却先后为蒙古军所败。蒙古军立足成都，相继攻陷彭（今彭州）、汉（今广安）、绵（今绵阳）等州，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四川防线迅速土崩瓦解。
   
    1258年4月，蒙哥领兵4万沿金牛道而下，兵临阆州（今阆中）城下，南宋守将杨大渊开城投降；不久，蓬州运山城张大悦、宋大良城蒲元圭也先后投降，蒙古军不费吹灰之力即攻至合州钓鱼城下。在钓鱼城，蒙古军骑兵优势无法施展，遭遇了入蜀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先锋汪德臣率军攻城，为宋军击伤，死于军中；大汗蒙哥亲自督战，不意为炮风所震，于次月病故，临终前留下遗诏：“赭城剖赤”、“尽诛之”。大汗的惨死激起蒙古军疯狂的报复欲望，蒙古军队护送蒙哥灵柩北归，见人则杀，沿途惨死者竟达2万余人。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南宋悍将刘整扼守神臂城，蒙古军的几次进攻均为宋军打退，四川战场逐渐趋于缓和。然而，几年前余玠的悲剧却又换汤不换药地在刘整身上重演。刘整原籍京兆樊川，入蜀后屡立奇功，步步升迁，素有“铁胡孙”美誉，南方籍将领心怀嫉妒，视之为“北人”；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刘整也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矛盾日益激化，最终招致排斥。1262年，走投无路的刘整以泸州15郡30万户投降蒙古军，泸州遂再次为蒙古军占领。自此，四川战场再度成为焦点，自1262年开始，蒙古军以泸州为基地，四川六十余州大部分归于蒙古军囊中，南宋王朝“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1279年，合州守将王立降元，历时52年的四川抗蒙斗争宣告结束。
   
    全蜀残破 蜀人流离
   
    伴随战争结束而来的是清算开始，蒙古军苦于四川久攻不下，加上蒙哥留下过“尽诛之”的遗诏，大开杀戒便变得顺理成章。蒙古军爱财，“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每占一地，则驱逐百姓列地而坐，有钱者免死，无钱者则不分老幼，统统残杀。成都、眉州、汉州多次被蒙古军纵火焚烧，“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宋人阳枋在《字溪集》中记载，自1231年以来，四川军民死于兵祸者不知有“几百千万”，惨不忍言，以至每经战争过后，南宋朝廷总要下诏令四川州县收埋遗骸。蜀地百姓一听到马嘶叫声，则惊惶失措，奔窜避匿。蒙古军烧杀掳掠，蜀中溃兵败将又趁战乱之际，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蜀人大量流离失所，只得入山避敌，见到蒙古军与宋军同样心惊胆战。在蒙古军的屠刀下，四川民生凋敝，城池荒废，百姓或惨死蒙军马蹄下，或亡命天涯，人口锐减。宋代嘉定十六年（1223年）川陕四路有人口259万户，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仅剩12万户，尚不足宋代的5％；《江阳谱》也记载，泸州原有人口4万多户，到元初仅剩万余户。推及全国，四川只是蒙古军野蛮屠杀的一个缩影，整个宋朝不知有多少人无辜惨死，因此，虽不能把元代人口锐减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蒙古军的屠杀，却无疑是蒙古军造就了这场神秘的人口消失事件。

   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