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酬跟谁打死的:日本文化与国民性研究(六篇)

日本文化与国民性研究(六篇)

1. 看日本人
2. 中国看错了日本,日本不具备优秀“国民性”
3. 楠木正成：武士道精神的由来
4. 日本武士的名誉观
5. 日本民族性名著----菊与刀：战争中的日本人
6. 王家骅：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看日本人


一、內心

日本人喜歡用大字形容自身，比如大和民族，以及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後裔。這與日本領土遠離大陸的狹長瘦弱形象及日本人一貫的身材矮小的真實情況正好相反，「大」是一種心理補償。日本人無論向內看還是向外看時，在謙卑的外表下都藏著一顆自高自大的心，但自高自大之下卻掩蓋著深埋在潛意識中的自卑心理。這是日本人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日本民族正是藉著這種矛盾的張力推動著自身的發展壯大，直到向島外瘋狂擴張的。

一個日本人將本民族比喻成漆器，並說「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層，露出來的是海盜」，接著又說：「但請不要忘記：日本的漆是珍品，是製作工藝品的材料。它不是掩蓋暇疵的塗料，沒有絲毫雜質，至少與坯質同樣精美。」這真可看作日本人心理的完整展示：真實的自我並沒有高貴的出身，這是容易令人自卑的事，尤其是對重視名譽的日本人來說。但在日本人，自卑正可化作動力，在對不體面的形象加以掩蓋文飾的過程中，日本人是一絲不苟的。所以「經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層塗得越厚，作出來的漆器就越貴重」，於是，日本人就最終成了高貴體面的大和民族，並最終肩負長兄的使命化作「大日本皇軍」浩浩蕩蕩地「進入」了那些他看作小弟的鄰邦。這時的日本人也再次露出漆層下面深藏在骨子裡的真實面目：海盜的本質。愚昧，野蠻，瘋狂，殘忍，且不講道理。

令人絕望的是，在那場戰爭結束５６年之後，這個國家的行政元首還決心參拜供奉著那些侵略者幽靈的「靖國神社」，而且時間選在８月１５日，５６年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投降的日子。他是要代那些沾滿鮮血的劊子手懺悔嗎？絕對不是，因為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中，「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懺悔是良心的自省，是對自身罪惡的救贖。而日本人雖也喜愛良心一詞，卻缺乏真正的良知，對罪惡也沒有過清醒的認識。比如南京大屠殺，一些日本人否認它，可能並不是因為以為那是罪惡，也許只覺得大家都說不好，於自己的面子上很不好看，才拒不承認。這是這個民族的可悲之處。

二、恥感

但日本是知恥的民族，有他們獨特的恥感文化。其他民族當然也懂得羞恥，內容卻與日本不同。日本人不會因罪惡而感羞恥，他們的羞恥感來自別人的輕蔑。為了不遭到別人的輕視，他們很強調自重，自重的核心則是對現實世界中一切公共法則的認同。其內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種繁瑣禮儀的要求，能夠忍受痛苦，在專業及技能上維護自己的名聲。對於譭謗或侮辱必須洗雪，洗雪的方法可以是對譭謗者進行報復，也可以是自殺。可見日本人是將名譽置於生命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是日本人的思維方法。只要得到別人的認同死不足惜，這種本末倒置的態度是日本文化的獨特之處。

中國也講知恥近勇，但恥的是自己的過失與不足，日本人恥的則是對自己名譽的破壞。中國把聽到侮辱和誹謗就神經過敏看做是「小人」之態，日本則把對名譽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中國人講實至名歸，名不副實則可恥。日本恥的則是事實對名譽的破壞，所以不惜欺世盜名。

比如孔子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實事求是做為面對自身的態度。日本的教師則說：「教師名份的情義，不允許我說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青蛙屬類，也必須裝作知道。即使只靠在學校學了不多的基礎英語，也不能容忍別人來更正他的錯誤。其他身份的職業也是如此。在日本，這種自我防禦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當面過多地說別人專業上的失誤，這既是一般禮節，也是一種明智。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至引起有關名份及情義的問題，日本人制定了各種禮節以求緩和，努力把事態控制在最低限度。

這樣對虛名的不餘遺力的維護是不是這個民族骨子裡缺乏自信心的表現？

另一方面，為名譽不受攻擊，他們也會力求名實相符，將擔心化作動力，執著進取，這也許正是這個民族得以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歷史

有一個傳說，說日本人的祖先是秦始皇派到東海尋找長生不老之藥的徐福帶領的五百對童男童女，但這只是有的人的說法。可是，在日本本土有文字的歷史中卻找不到對遠祖的記載，在這一點上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日本有文字的歷史是從七世紀開始的，當時的日本採用了中國的表意文字來記述它自己那種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在此之前，日本沒有文字。同時，天皇還大量引進令日本使節讚歎不已的唐代的高度文明來充實日本的事業。比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引進佛教，作為「保護國家的至善」宗教，並仿照中國式樣建造了許多壯麗的佛教伽蘭和僧院。此前的日本無論官方還是私人都沒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築。天皇還仿照中國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並採用了使節們從中國學來的官階品位和律令。
但日本所採納的官位制，在中國是授給那些經過科舉考試合格的行政官員的，日本卻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使之成為日本等級制的組成部分。日本也未能接受中國那種世俗皇帝的觀念，日語中稱皇室中的人為「雲上人」，認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繼承皇位才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他們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天皇的權威是不可侵犯的，天皇本人是神聖不是凡人。所以，日本歷史上一次也沒發生過像中國那樣的改朝換代的事。

但這並不意味著天皇真的實際統治著整個日本，八世紀末葉貴族籐原氏掌握了實際的行政大權，把天皇趕到後台。之後封建領主們紛紛起來反對籐原氏的統治，整個日本陷入內戰。最後，著名的源賴朝征服了所有的對手，以「將軍」的身份成為全國的實際統治者。直到十六世紀內亂再起，德川家康擊敗所有對手成為新的將軍。從１６０３年到１８６８年的２６５年間，日本實際在德川家族的統治之下，直到天皇與將軍「雙重統治」被廢除，近代時期開始，幕府統治才宣告結束。

在這期間，天皇只是象徵性地對將軍進行封賜，在政治上毫無權力，只是如湯加的神聖首領一樣是「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定義中，天皇的地位在等級制度中仍是至高無上的，即使只是一個象徵。這是日本人的精神需要。

１８６８年，倒幕勢力取得勝利，宣告王政復古，「雙重政治」結束。新生的明治政府在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卻拒絕一切廢除等級制的思想。「王政復古」使天皇位居頂峰，廢除了將軍，簡化了等級制。不論是政治、宗教或是經濟，明治政治家們在各個活動領域中都明確規定國家和人民之間「各安其分」的義務，政府掌握在等級制上層人物手中。普選產生的眾議院代表國民的意見，但對任命，決策或預算等則沒有絲毫真正的發言權。

國家對學校的規定十分嚴密，每個學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樣的教科書，上同樣的課，每個學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時間，在同樣的廣播伴奏下，做著同樣的早操。

在宗教領域，國家把一種宗教置於管轄之下，奉之為民族統一與優越性的特殊象徵，這種受到國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國家神道。在學校裡，國家神道成了神代以來的日本歷史，和對「萬世一系的統治者」天皇的崇拜。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家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

國家神道受內務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費用均由國庫開支。其十一萬多座神社遍佈各地，從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大神宮直到特別祭典時司祭神官才進行清掃的地方小神社。在國家神道的大祭日裡，天皇要親自為國民致祭，政府各部門放假休息。
與神社不同，對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間裡的「佛壇」上進行的，那裡只設立六七個最近去世的親屬靈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經無法辨認，也不再重新刻寫，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會被迅速淡忘。在日本，沒有祭祀遠祖的儀式。可以說，日本實際上是一個很容易忘本的民族。

但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一些日本人卻表現出了例外，他們似乎對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歷史罪人的靈牌情有獨鍾，即使不是本家也要去拜一拜，時間還往往要選在他們那場侵略戰爭失敗的紀念日，比如這次小泉純一郎的一意孤行。這說明直到今天許多日本人還沒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罪惡，日本的右翼勢力也迫不及待地以篡改歷史的方式極力證明著這一點。

「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的格言，只要這樣，日本人就會感到「安全」，他們的「安全」是由於視等級制為合法，這是日本人人生觀的特徵。但當日本人要把這種等級制下的「安全」的公式向外輸出時，就遭到懲罰了。日軍官兵到了各佔領國遭到當地居民反對時，他們感到很吃驚：我們是奉天皇陛下的聖諭來幫你們建皇道樂土的，你們怎麼會不歡迎呢？大日本不是給了你們一個地位了嗎？儘管很低，但總是整個等級制中一個地位嘛。等級制即使對低層的人來講，不是也很理想嗎？你們為什麼不「各安其分」呢？你們的良心大大地壞了！

雖然日本人會在等級制下各安其分毫無不滿地生活，但是別國的人卻沒有這樣的人生觀與生活方式，等級制是不能輸出的，尤其是以武力來推廣。那些大言不慚的主張在別國看來，實在是狂妄之極，甚至比狂妄還要惡劣，以至萬分憤慨。

但有的日本人卻認為自己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瞭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兄弟之邦。「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立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即使戰敗，日本也沒有在道德上排斥「大東亞」的理想，日本的戰俘很少指責日本對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所懷抱的目的。在日本看來，最大的不幸在於那些被日本佔領的國家沒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理想。

日本至今仍然有人懷抱著這樣的理想，為了美化當年的行為，他們不惜篡改歷史教科書，愚弄後人。他們自命崇高、狂妄自大，實際上是非不明，善惡不分，頑固不化，死不改悔。

甚至帶有自大，妄想，被迫害等顛狂患者的典型特徵。

連歷史都不敢正視，這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四、尚武

日本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在古代日本，皇室和宮廷貴族之下有五個等級，士、農、工、商以及賤民。但其中的士並非中國所謂的「學而優則士」的經科舉考試做上官的文人，而是可以佩刀的武士。農、工、商屬於庶民的範疇，武士則不然，相對於前者，他們是一個有特權的階級，他們的權利充分體現就是他們的配刀。武士的佩刀不單純是裝飾，而是其特權和階級的標誌。他們對庶民有使用佩刀的權利，這在德川時代以前就已經形成傳統。德川家康所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對武士無禮，對上級不遜的庶民，可立刻斬殺。」當然，在這之前，德川的名臣豐臣秀吉已經用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武士與其他階級的分離，並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權。武士不從事生產，他們每年從大名那裡接受俸祿，過著寄生的生活。但奉祿並不能使他們富裕，所以他們的信條是，儉樸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當然不是白吃飯的，他們的刀也不只是一個象徵，他們的刀是用來殺人的。要殺死一個被繳刀的庶民當然很容易，但需要對付一個同樣持刀的武士，就要看誰的技術更高了。所以，對他們來說修養是必要的。
相對於刀術，武士們更注重精神的訓練，這一點上他們受中國傳來的禪宗的影響很大。鈴木大拙在《禪與精神分析》中就舉了很多武士特殊能力的例子。比如走近一道門，敏感的武士會覺察到藏在門後的凌厲的殺氣。經過這樣的修養，就會磨掉「身上的銹」，使自身變成一把鋒利的刀常用的說法。

雖然有高超的武藝，武士卻不同於中國武俠小說中的俠客。俠客們是非分明，嫉惡如仇，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即使依附官府，也是獨來獨往，形蹤莫測。日本的武士則是以封建領主「大名」的家臣的身份存在的，名義上受大名的供養。所以，他們首先要做到對主人的忠義，一切是非善惡都以此為前提，這是等級制度上上下下每一個安分守己者一致的觀念。

曾選作小學語文課文的日本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便進述了這樣主題的故事：

在一次儀式上，被任命主持儀式的大名淺野侯因沒有向在幕府中樞任職的大名吉良侯贈送重禮，吉良侯就故意讓不熟悉儀式的淺野侯在舉行儀式時穿上了完全違反儀式的服裝。淺野發現自己被愚弄侮辱，便拔刀砍傷了吉良的前額，後被眾人拉開。他因受辱而向吉良復仇是一種公認的德行，但在將軍殿上拔刀則屬不忠。所以，在等最有才智最忠誠的家臣大石回來，雙方久久注目凝視告別之後，淺野在自己的宅邸切腹自殺。之後，淺野的封地被沒收，家臣也成了無主的浪人。

之後，大石臥薪嘗膽，經過周密的調查與策劃，在三百多名浪人中選出四十七名情義堅定的武士，刺滴指血，盟誓為主君復仇。然後他們佯裝不懂情義的人，每日飲酒作樂以蒙蔽吉良，為此他們遭到了眾人的唾棄。在做出種種巨大犧牲之後，他們最終在吉良大宴之後的一個風雪之夜，衝進了吉良的府第。又經一番爭鬥，他們終於以主君淺野侯切腹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首級。最後他們帶著兩度染血的刀和被割的首級列隊走向淺野的墓地。

浪人們的行動震撼了整個東京。曾經懷疑過他們的親朋們爭先恐後地與他們擁抱，以示敬意。大藩的諸侯沿途也熱情款待。他們把刀和首級供在主君墓前，並念誦了禱文。

他們報答了主君的情義之後，還要向幕府盡忠。最後幕府令四十七士切腹。小學課本中這樣寫道：「他們為主君報仇，情義堅定，應為永世垂范……於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切腹，真是一舉兩全之策。」四十七士的故事不斷傳佈、翻譯並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聖地，憑弔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變成一片白色。

這個故事表現出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與之並行的價值觀。對這種價值觀的認同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政策提供了民眾支持與思想基礎。其中透出的對死亡的迷戀一度塑造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十九世紀末的東京，梁啟超在街上漫步正遇到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感到「其為榮譽，則與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更令梁「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祈戰死。日本軍歌中有一首叫《海行》的，頭兩句是：「海行水漬屍，山行草生屍。」之後的海軍招魂祭祀之歌，乾脆便以《水漬屍》為名字。其間瀰漫的血腥氣令日本兵興奮不已。

日本兵以戰死為榮，以投降為恥，所以在戰場上他們很少被俘。如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是壯烈犧牲那才是奇恥大辱。」所以在北緬會戰中，戰敗的日本兵被俘與戰死者比例為１４２比１７１６６，也就是１比１２０，這１４２名被俘者中，除少數以外，在被俘時都已負傷或已昏迷。而在西方軍隊中，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罕有不停止抵抗的。其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４比１，從中能看出西方人和日本人對生命的不同態度。與生相比，日本人似乎對死亡更嚮往更迷戀，這也許來自他們的「人死之後就成了神」的觀念的影響。

日本兵在戰場上似乎根本就不把自己當人。所以，他們不像人那樣怕死，也不像人那樣求生，發起狂來，比起禽獸猶有過之，如神風特攻隊偷襲珍珠港的自殺式轟炸。又如在南京大屠殺中，他們的行為集殺人狂、色情狂、迫害狂於一身，表現為長期精神壓抑變態的總爆發。這是武士道精神與軍國主義雙重訓練的結果，其間表現出的是人性中最陰暗最險惡的一面。

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來自他們骨子中好鬥的海盜本性，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文化精神變化他們的氣質，長期的壓抑只能會導致更猛烈的爆發。近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重新抬頭及日本青年對士兵的嚮往都在對這種擔心做著明確的註腳。

五、藝術

與尚武精神可以相提並論的是日本民族的崇尚藝術。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就是用菊與刀作實物象徵來闡述日本文化的類型的。菊是花的一種，盛開於秋季，不與百花齊放，以菊來概括日本藝術的獨特風格是很恰當的。

說到日本藝術，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大的要算浮世繪，在十九世紀末浮世繪曾對以梵高為代表人物的後期印象派畫家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也因此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現存江戶時期的浮世繪作品近百分之九十被收藏在波士頓、紐約、芝加哥、巴黎和倫敦的美術館，由此可見西方對日本這一古老畫種的重視程度。

從本質上說，無論在材料、形式還是畫法上，浮世繪都很明顯地受到中國畫的影響，尤其是從唐代一直盛行到清末的工筆兼小寫意的仕女畫的影響。浮世繪在日本本土流行時並非正統主流，這種繪畫原是些江湖藝人為迎合下層百姓口味藉以謀生的手段，類似中國民間流行的木刻版畫。但浮世繪所描繪的對象，卻無論從內容到精神上都體現著鮮明的日本特徵。以喜多川歌 為代表的畫家們最常描繪的對象——藝伎，最能體現日本藝術的風格。

「藝伎」就是以音樂、舞蹈、花道、茶道等技藝包裝起來的「藝術化的妓女」。日本人似乎依然保持著原始時代對「性」本能所懷有的質樸感覺和坦然從容的態度，所以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妓女的形象有其神聖的一面。藝伎更是被許多日本人當作藝術家來崇拜。

前兩年一本叫《一個藝伎的回憶》的小說曾高居《紐約時報》書刊暢銷榜長達六十個星期，這部小說之所以有這種異乎尋常的魅力，是因為其中展示藝伎生活的回憶可以看作日本色情文化的百科全書。如書中寫道：「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實際上就是表演某種脫衣舞。她假裝是一步一步往溪中走去，為了不讓和服弄濕，於是把下擺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讓男人最後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還進一步披露從和服的領口露出的脖子具有「性」的意義：「日本男人對女人脖子的感覺就同西方男子對女人大腿的感覺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女子穿和服，脖領低到可見頭幾個脊椎的緣故。」這個秘密被喜多川歌的一幅名畫《婦人相學十態?輕浮之相》印證著：畫中的女性從和服裡露出脖子直到肩膀。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文學藝術的成就與他們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性心理和性道德觀中將對「性」的感覺「藝術化」有關。對性的這種態度不僅是日本民族的個人意識，而且是一種「集體意識形態」，活躍在東南亞的「南洋姐」就可以看做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的產物。中國人熟知的《望鄉》中的阿崎婆即來自其中，作者山崎朋子在重訪東南亞幾國之後明確指出：「海外妓女曾經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先遣隊」。她們的「性」成為日本侵略別國的工具。日本和東亞其他國家對待慰安婦問題的不同態度，也可以部分地用性道德的差異性來解釋。

還有一件真事可以用來解釋日本人觀念中的藝術的性變態傾向。也是在幾年前，一個日本男人在法國將他的女友殺死，並切成小塊保存在冰箱裡，準備一點點地吃掉。被起訴後他的解釋是，自己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表達對女友的愛。所言正與傳說中的羅剎的行為動機一致。審判結果法官以精神分裂為由宣佈他無罪，但為安全起見，這人被送回了日本。回日本後，他不但未受歧視，反而成了風雲人物屢上雜誌封面，甚至很多日本人稱他為「真正的藝術家」。這件事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藝術」在一些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意味著什麼。

與此相類，令日本著名導演大島渚獲得國際聲譽的影片《感官世界》講述了發生在１９３６年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位叫阿部定的藝伎與情人終日在酒館中以性愛度日，並互相勒緊脖子以獲取快感，最終阿部定錯手勒死情人，遂將他的陽具割下帶在身上。這部電影將大島渚一向探索的「性與死」命題推到極至，使他得到了驚世駭俗的名聲。性的極度放縱的變態表達就這樣由生活方式過渡為藝術主題，成為日本人無法迴避的苦痛。

傳統的和歌、俳句、歌舞伎等藝術形式可能已不容易被現代的日本人所理解，但在依舊盛行並聲名遠播的插花與茶道的跡近瑣碎的種種講究中，仍然能看出日本人一脈相傳的另一愛好：修飾。比如準備參加菊展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經過栽培者的細心修整，並且常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繫，以保持形姿。與此相對應的是日本人對表情的培訓：日本的一家企業為讓員工能隨時保持笑容，每天讓她們在規定時間內口銜一根筷子進行訓練，以使口輪咂肌保持上翹的姿勢。對於這種對美的追求行為，本尼迪克特的概括也許更加準確直接：偽裝。

另外，日本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其情感細膩的敘述風格。川端康成用「雪月花」來概括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大江健三郎認為，川端康成獨自的神秘主義是與禪的領域相關的。禪自然來自中國的影響。但恰如川端康成津津樂道的日本禪僧良寬６９歲時戀上２９歲女尼所作的和歌：日日盼望她來到，今日得見復何求？這種情感卻正是中國禪僧力求超越的東西。
雪月花，沒有風行其間，也就少了一股生氣。但這也正是日本文化獨特的地方。

六、性格

本尼迪克特在對日本進行詳細研究後發現，使西方人感到詫異的日本男子行為的矛盾性是日本兒童教養的不連貫性造成的。他們深深記得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就是神，可以縱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擊別人，似乎一切慾望都能得到滿足，這種記憶雖幾經塗飾，仍然留存意識深處。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們長大成人後，既可以沉溺於羅曼蒂克的戀愛，也可以一變而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於享樂和安逸，也可以不計一切而承受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往往使他們行動怯懦，但他們又能勇敢得近於魯莽。在等級制下他們可以表現出極為馴服，但卻又很不輕易接受上級的駕馭。他們非常慇勤有禮，但卻又保留著傲慢不遜。在軍隊裡，他們可以接受盲從的訓練，但卻又頑固不易馴服。他們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但卻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例如他們曾學習中國習俗，繼而又吸取西方學說。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種種緊張。對這種種緊張，日本人的反應並不一樣，但每個人都要對同一個基本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即如何協調兒時那種縱情無慮處處受人寬容的經驗與後來生活中那種動輒關係到自身安危的種種現實之間的矛盾。一些人像道學家那樣，一絲不苟地約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縱情無慮會與實際生活發生衝突。正因這種縱情無慮並不是幻想，而是確曾有的經歷，這種恐懼也就更加嚴重。他們態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規則，並由此認為自己就是能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則更加意識分裂，他們害怕自己心中鬱積的反抗情緒，而以表面的溫順來加以掩飾。他們把思慮耽溺於日常瑣事，以防止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感情。他們只機械地演習那些基本上毫無意義的生活常規。另有些人，由於對兒時生活感情更深，長大成人後面臨社會對他們的一切要求，感到嚴重焦慮，他們試圖更加依賴別人，但年齡已不允許。他們感到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背叛，從而動輒陷入緊張激動，凡不能以常規處理的意外情況都使他們感到恐懼。

如果不是感到過度壓力，他們在生活中會表現出既能享受生活樂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傷他人的情感。後來所受的各種束縛是為了與夥伴協調一致，義務也是相互的。儘管在某些事情上，個人願望會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規定的「自由領域」中，感情衝動仍可得到滿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於自然樂趣而聞名，諸如觀櫻、賞月、賞菊、遠眺新雪，在室內懸掛蟲籠子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俳句，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等。這些絕不像一個深懷煩惱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應有的活動。在日本還未從事那種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時代裡，農村閒暇生活的活潑愉快，工作時的勤勉絕不遜於現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卻非常之多。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遠和譭謗等重大威脅，他們必須放棄剛剛嘗到甜頭的個人樂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們必須抑制這些衝動。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準繩不是明辨「善」，「惡」，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把自己的個人要求埋葬在群體的「期望」之中。這樣才是「知恥」而謹慎的善人，才能為自己的門庭、家鄉和國家增光。如此產生的緊張感非常強烈地表現為一種巨大力量，使日本成為東方乃至世界一大強國。但對於個人，這種緊張感則成了沉重負擔。人們高度緊張，惟恐失敗，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所從事的工作會遭人輕視。有時他們會爆發積憤，表現為極端的攻擊性行為，攻擊的原因往往是察覺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誹謗。這時，他們那危險的自我就會向誹謗者發洩，如不可能，就只好向自己發洩。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復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制度，把復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的胸膛。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一種結果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幹「不可能」的事，另一種是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近代的日本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擯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正如一位作家所說，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裡，人們情緒爆發時就像有毒的氣體在飄蕩。

現代日本人施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借用培根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具有國際聲譽的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都是以自殺的方式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三島採取的是傳統的剖腹方式；川端則創造性地用了口含煤氣管的方式，別具現代性的創意。當他們對表達厭倦也產生厭倦時，自殺是他們共同的選擇，雖然方式不同，借口也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至今仍活躍著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還在以生命不懈地書寫著自己的厭倦，「努力驅除自我內心的惡魔」，但不知他感到最終厭倦時，他將如何面對自己的選擇。

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在頑強努力與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搖不定，是日本人一貫的狀態。

無論對個人還是民族，這種缺乏穩定的情緒搖擺都是一種悲劇的性格。



中国看错了日本,日本不具备优秀“国民性”


中国看错了日本


小的时候，我听有人说要“打倒刘少奇”。于是我就问：“刘少奇是个什么人？”回答自然是：“坏人。”如果，我当时有能力对答复我的人进行追问，那么，对方就会围绕着“刘少奇是坏人”这一话题展开自己的论述，说出一大套理论来证实“他是个坏人”。当然，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打倒的是好人，他没有读过刘少奇的书，没有听过他的讲话，更不可能和他打过交道。他对刘少奇的真正态度是——不知道，不了解，也不明白。那么，他凭什么对之进行否定的评价呢。缘因两个字而已——“听——说”。这个“听说”，可能发生在厕所里，澡堂子里或小饭馆里。事实依据呢？他也没见过。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做这样一些事：因为某些传媒的影响，我们对自己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的事物进行评价，而且还有一番振振有辞的“理论”。如：批判孔子的人，没读过《论语》，说美国如何好的人，没去过美国，呼喊“某物品要涨价”的人，不知道市场行情，说某个地域闹鬼的人，只怕根本没有见过鬼。

错误的传媒危害很大，甚至可以取一个族群的性命。

13世纪初期，心智不正常的儿童埃提亚，在巴黎圣日内教堂前，自称是上帝的使者，承担着带领儿童十字军收复圣地的使命。结果，这种传言致使大量儿童自认为可以蹈海如平地，于是在马塞港口赤手空拳的跳海殉道，更使成千上万的儿童被人贩子诱骗，最终卖身为奴。

此事虽然发生于德国和法国，然而就中国来说也一样。任何被错误传媒误导的民族，都不可能摆脱悲剧式的命运。在当今之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潜在敌人，都明白“知己知彼，百战不怠”这个道理。甚至预言“中日两国早晚一战”，但由于对日本认识上的偏差，终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会蒙受不必要的灾难。要我们被对手打倒并不难，只要我们对对手做出错误判断就可以。可悲的是，我们对日本的错误判断次数多，错误信息覆盖面广，错误思想之根深蒂固已难于改变。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我们这个民族对日本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深知自己无力和各种传闻的力量进行抗衡，但我必须写下来。虽然个人力量是微薄的。如果人人都因此而不愿出力，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无丝毫希望了。我也请各位读者积极转载我的文章。


我们这个民族，由于传闻的误导，导致集体的昏聩，不具备战胜对手的起码本领——“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因此，我们被日本人欺压一直到今天。至于明日的灾祸，则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了。



1，日本不具备优秀“国民性”，任何民族都不具备。




“性”这个词指天生。字典上的解释为“物质所具有的性能。”说到人，则指“个性，天性”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或难以改变的。如猫的本性是吃鱼，羊的本性是吃草，狗的本性是吃肉。。。都不可能得到改变。鲁迅先生就爱说“中国人劣根性”的问题。

五行即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分别为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和稼樯。古人说“汉以土德代秦之水德”，意思是说，汉朝“天生”所具备的“属性”是土，要取代水性的秦朝，而且是命中注定的事。日本强大以前，中国虽被蒙古统治过不到100年，但一谈民众问题，还都说“民风”如何如何，不知怎么的，自从日本人民的好朋友鲁迅先生出世以后，我们把“民风”说成“国民性”了。以至于满马路都是“日本人有优秀国民性”，“中国人。。。劣根性”的议论。 “性”指天生，于是议论的结果往往是我们中国人垂头丧气————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天生如此，我们是下等民族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国民的本性”。


关于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最流行的说法有三，一是说日本人天性团结，中国人天性好内斗。二是说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他们学习中国，却不学缠足和宦官，很有“取其菁华，去其糟粕”的风范。三是说日本人有个特性，他们一旦被别人打败，不象中国人那样恨人家，而是学习人家。这三种说法，第一种问题不大，把“国民性”改成“民风” 就可以了。第二种说法是胡话，第三种说法则纯粹是犯贱。

当今，日本人的确比中国人团结，但并非因其“国民性”所至，乃是他们在特定制度下产生的“民风”。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都有间歇的内乱和统一。



说到中国的明，清时期，“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而当时的日本呢，它“依然是一个处于亚洲主要舞台边缘的小而贫穷且比较落后的国家，分裂为相互争斗的氏族”（罗兹。墨菲《亚洲史》）。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据这两份资料，就狂言“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团结，日本人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窝里斗”，那么他一定神志不清。因为一旦国家的制度变坏了——如在文革期间——那么中国的“民风”就是窝里斗。相反，如果日本的国家制度有所偏差，他们一样会产生窝里斗的“民风”，所谓“大和民族团结的国民性”也就荡然无存，诚如：
公元3世纪，日本诸部落因农产品的剩余发生争斗，终于演化为部落战争。日本原有的上百个部落逐渐合并为30余个。

公元247年，经过连年的苦战，邪马台国和狗奴国在中国魏朝的调停下放下兵器，保住了各自的主权。
公元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苏我入鹿专权，逼死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公元645年，中臣镰足借朝鲜三国朝贡大和之机，刺杀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自焚。

公元10世纪，日本各庄园主将首先农民联合起来，形成“郎党”，逐渐演化成为“武士团”，在庄园之间的冲突中冲锋陷阵。期间，寺院也出现了“武士团”，威胁首都的安全。公元1156年，崇德天皇与弟弟后白河天皇手足相残，崇德战败，被流放至赞岐，史称保元之乱。

1177年，白河法皇推翻平氏专权的密谋失败，史称鹿谷事件。两年后，平清盛率兵攻入京师，幽禁上皇，废除院厅，罢免关白。
1180年，77岁高龄的源赖政起兵讨伐平氏，兵败身死，其拥戴的以仁王自杀。
1184年，源氏发生内讧，源义仲，源赖朝互相攻伐，义仲战死。

1185年，源义经，源赖朝兄弟内斗又起。1189年，源义经被泰衡诛杀。

1203年，北条时政将外孙源赖家软禁，次年将其杀害。春秋中文社区
1221年，后鸟羽上皇发布宣言讨伐幕府，被北条义时，北条政子击败，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三位上皇被流放，仲恭天皇被废黜。史称承久之乱。

1285年，日本两派势力——御内人与御家人发生内讧，史称霜月骚动。此后，幕府执权北条高时终日享乐，朝政荒废，日本更是内乱不休。

1324年，后醍醐天皇倒幕计划失败，史称正中之变。1331年，天皇再次倒幕失败，幕府将其流放至隐歧岛，史称元弘之变。

1333年，足利高氏勾结天皇攻伐幕府，5月22日占领镰仓，执权北条高时自杀。
1336年，后醍醐天皇建立的南朝政权与足利尊氏扶植的光明天皇北朝政权分庭抗礼，从此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
1390年，东海三国守护土歧康行家族发生内讧，幕府句并讨伐，史称土歧氏之乱。
1391年，占据日本1/6势力的山名家族发生内讧，幕府趁机将其剿灭，史称明德之乱。
1399年，大内义弘被幕府剿灭，史称应永之乱。
1438年，足利义教起兵剿灭图谋将军职位的足利持氏，史称永享之乱。
1441年，播磨国守护赤松满佑发动兵变，杀死足利义教，史称嘉吉之乱。
1442年——1466年，以京都，奈良为中心，日本先后爆发了35次农民起义。1467年，日本2/3的守护大名卷入了长达11年的应仁之乱，京都大半毁于战场。“双方雇佣了逃亡的百姓。。。让他们任意放火，抢夺居民财物作为兵饷。”（井上清《日本史》）

1456年——1573年，日本各个势力你放唱罢我登场，进入了战国时代。家臣亦纷纷背叛主人，攻打主家，史称“下克上”。《武田信玄的家法》有言：“即使夫妇同在一处，也不要片刻忘却刀剑。”
1560年，织田信长击杀骏河大名今川义元，史称桶狭间合战。
1573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昭密谋消灭织田信长，事泻被逐，织田信长愤而取消了将军这一职位。

1571年，“净土真宗教”发动农民起义，遭到织田信长灭绝性的大屠杀。

1584年，织田信长之子北田信雄联合德川家康攻击羽柴秀吉。

1637年，长崎爆发农民起义，史称原岛之乱。书院,文学论坛,图书,战略,装
可见，日本人根本不存在什么团结的“国民性”，他们于今日的团结，只是良好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下产生的“民风”。我们中国人也不必自卑，把窝里斗作为自己民族的“天性”看待。如果我们意识到，当今中国国民的不团结，是因为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所至——如传统道德的破坏，过分强调商品效益而忽略了道德建设等 ——那么我们就会对症下药的纠正这一缺点，倘或当作“国民性”来看待，那么我们这个民族除了怨天骂祖，就是束手待亡了。当然，骂“中国人”或骂“祖宗”是绝对安全的，对于不少文人来说。安全是第一位。

“汉以土德，代秦之水德”。水，土都是“性”。汉朝的天性，就意味着他能消灭秦朝。如果我们全民族都认定日本人“国民天性”优秀，我们不是只能待亡么？然而，鲁迅先生的信徒们仍然重复着他的真理：中国人的劣根“性”。。。且人数之多不可胜数。。。。。。我们终将被引向何方呢。

日本自从打开国门效法西方以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他们所学的是“西学”，因此，“日本是个擅长模仿的民族”这一谣言又普遍传开了。这种人的目的是在暗示我们：日本人具有擅长效法其他民族优点的本性！

笑话，日本人再擅长学习西方，也学不过阿尔巴尼亚人，学不过罗马尼亚人，学不过波黑人，学不过乌克兰人，学不过马其顿人，学不过巴西人，学不过保加利亚人，学不过哥伦比亚人，学不过阿根廷人，学不过乌拉圭人，学不过古巴人。。。危地马拉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国家，前者以西班牙语为国语，多信奉天主教，后者是典型的西方国家，信仰东正教，他们的人均GDP分别只有3900和2600，比中国还低，但无论如何，说到学习西方，日本人永远也学不过他们。

日本人的进步，分明是借助经济制度的优秀，即：日本人能“使自己有钱”。然而“经济制度优秀”和“擅长模仿”属于两个概念。日本的人均GDP是28700 美圆，倘或他们的“经济制度优秀”就等同于“擅长模仿”，那么香港的人均GDP是27200美圆，新加坡是25200美圆，我们中华民族不也是“具备擅长模仿的国民性”了吗？我们早该发达了。

日本的经济，我姑且可以用“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登峰造极”等词汇来帮助亲日的人拍几下马屁，然而说到擅长模仿，我看日本人还不如匈奴人，古马其顿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或满族人。这些民族，学希腊的马其顿人灭希腊，学罗马保加利亚人的克罗马，学周遍文化的阿拉伯人横扫欧洲，伊朗，北非和中亚大陆，日本人则是三伐中国，一次不成，他擅长效法，擅长到哪家去了？

汉武帝击败匈奴以后，匈奴人就逐渐开始汉化，他们读汉书，说汉语，很多贵族的国学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中国通史简编》上说：“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其中刘渊师从儒生崔游，其从祖刘宣师从名儒孙炎，其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好作文。”当时的匈奴人，也只是“民族成分”的汉化少数民族罢了。公元308年，刘渊自称皇帝，先后两次大举进攻洛阳。公元310年，刘曜登基，俘晋怀帝，杀王公贵族3000人，焚烧洛阳城。316年，匈奴攻破长安，317年，杀晋愍帝。此后，另两支汉化的少数民族 ——氐族和羌族也分别建立了前秦和后秦，并且在黄河流域建立国家，他们横行北方，占据关中，定都长安，饮马黄河。曾经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日本早在汉朝时就有效法中国迹象，《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使节就来到中国“朝贡”。并获得了“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公元239年，三国分裂，当时中国局势不好，有点“前苏联”，“南联盟”的味道。日本却仍旧来朝，向中国进献“男人4名，女人6名，斑布两匹两丈”等破烂玩意。南北朝时期，中国半壁山河都被“擅长效法的民族”占领，够倒霉的了，日本却鬼使神差的向南朝政府朝贡了16次，其学习中国的精神不可谓不“虔诚”。唐朝时期，日本效法中国更频繁，我无须赘述，可就是这么个“擅长效法的民族”，却还是败在了中国的手里。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召集15万大军入侵朝鲜，引发了文禄之役，先后占领京城，开城和平壤，并扬言要迁都北京，让日本天皇来统治中国。可丰臣秀吉的话刚出口就打了败仗。先被朝鲜的龟船连连击溃，又被7月份登陆朝鲜的中国军队打了个稀烂，只好于1593年3月被迫进行和谈。3年后，日本发动二次侵略战争，结果14万大军完全陷入困境，不得不于转年年底败退回国。日本这个“擅长效法的民族”一不如匈奴，二不如氐羌，他们的模仿水平，倒和越南人有一比。宋朝时期，越南军队入侵中国，相继攻占钦，廉等州，“兵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小弱者七万八千口”，结果呢？被宋朝军队击败了，“杀其大将洪真太子”，越军“奉表诣军门乞降”。

1593 年，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的失败，50年后的1644年，另一个“擅长学习先进文化”的民族——满族，打进了山海关，占领了北京，征服了明帝国的所有疆域，日本人既然擅长效法，怎么还不如清朝的大辫子兵？同样是效法中国的民族，日本的十几万军队就打不来中国，满族的十几万军队就打的下中国，你说谁的模仿能力强？

或说是由于地理原因造成的，“日本是个海岛，不像满族那样，可以便利的从陆地上攻进中国”。可仔细一想这种说法也不对。西方的诺曼人也是在海上作战，他们不仅把英国灭了，把英国国王都打死啦。

唐朝时，日本大力学习中国文化。在同时代，阿拉伯人也开始效法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两个民族的命运如何，我们看看便知。

阿拉伯人很好学。他们一学基督徒的军事理论，二学希腊的哲学，三学波斯的天文学，四学印度的数字学，五学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医药学。。。科学家瓦法，拉齐斯，花剌子密，阿维森纳，哲学家金迪，法拉比，鲁世德应运而生，就是这个“擅长效法”的民族（我姑且也那么说），创造了天球仪，地球仪，星盘仪，象限仪和方位仪，写下了《医学集成》，《天花与麻疹》，《积分和方程计算》，《医典》和《萨比天文表》，就是这个民族，公元634年扩张到了叙利亚，占领加沙，公元635年在雅穆克战役中歼灭5万罗马大军，占领了大马士革，公元637年挫败波斯，占领伊拉克，公元640年攻入埃及，两年后消灭具有1200年文明的波斯帝国，占领了开罗，并于644年——656年的12年间，先后征服呼罗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利比亚！自此，中东，北非一带永远脱离了罗马帝国，以至于现在欧盟还在为恢复“环地中海的什么什么”而忙活呐。/

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在做什么？他们当然也在学中国，开始了所谓的“大化改新”。“大化”即“伟大的变化”之意：什么砸铁饭碗，废除世袭制度啦，什么规划国土，五国化为一“畿内”啦，什么写点东西，编制户籍帐簿啦，什么平均主义，统一天下税收啦，又搞读经念佛，奉“佛，法，僧”三宝啦。。。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是临死前说的，叫做“20年后又是条好汉”，日本人在改革了大约20年以后，也想做个“好汉”，于是组织大军杀奔唐朝来啦，结果当然是 “死路一条”。在663年8月的白村江海战中，日军被大唐帝国的7000水军，170艘战船杀的大败亏输。《旧唐书》记载：唐军“。。。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还水皆赤，贼众大溃。” 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擅长效法”的国民性吧。

中国有的学者说：“日本这个民族伟大的很啊，他们效法中国，却不模仿小脚和太监——所以他们伟大！”言外之意，这个民族很擅长“取其菁华，去其糟粕”，有了不起的模仿能力。当然，这更属于无理性的谄媚。西洋的民主思想，日本人学不来，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倒是成立了个“爱国公党”，两个月后，锅还没烧热就散伙了。只有美国人用原子弹去打他，才能硬塞给他民主思想。中国的程朱理学，有菁华也有糟粕，到了日本的山鹿素行手里，便成了完全反动的武士道思想，为日本埋下了几乎亡国灭种的灾难，简直是越学越坏。此外，日本人还摆弄猫盆景，啃食女体盛，变着法的淫乱纵欲。日本人真有擅长效法其他民族的特性吗？拍马屁么。他们既然擅长效法，那么，学我们中国人压迫妇女，乱下跪、乱磕头干吗。


日本经济制度的优秀是日本发达的最关键因素，我们知道自己不如日本，就应该学习日本，但学习并不意味着在对日本不知情的前提下，对之进行拍、舔、吮、吹的服务。任何民族——阿拉伯人或匈奴人，马其顿人或日本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具备天生的“擅长效法优秀文化的国民性”，这些民族所以强盛，都是借助优良的制度，使自己的民族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挤身于强国之林。一切对当今强盛民族的吹捧，都是误国的表现，也是对理性精神的背叛。


学习领先的民族是应该的。但倘若被领先的民族吓怕了，就会生出可笑的谄媚理论。如果有一位学者，通过对日本的深刻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有嘴，中国人有屁股，嘴比屁股干净，所以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那么他一定是吃错了药。但在当今之中国，这种被日本吓怕了而谄媚的人很多，他们不断的在重复“屁股与嘴”的理论。


曾经听一位年长者说过这样的话：“日本这个民族好哇，真好哇。。。他们不象中国人，中国人有个缺点，被人家打了，恨人家八辈子。人家日本人被人打了，就服人家，学人家，嘿嘿~~~”。这种观点，即我所说的“屁股与嘴”的理论，在当今非常流行。


被人家打了就恨人家，似乎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秉性，牲口暂可例外。因为牲口奴性十足，这些人在积极学习日本的时候，把反抗性当缺点，把顺服当优点，本身令人恶心。至于我刚才讲的“日本人有嘴，中国人有屁股。。。”这一论调所以荒谬，是因为，凡是人类都有嘴和屁股。同样，被人痛打之后，几乎任何民族都有三个特点：恨人家，服人家，学人家。

先说英国。英国人是群即英勇到家，又窝囊到家的民族，说他们英勇，是因为他们创建了大英帝国，说他们窝囊，是因为他们有一大半历史处于“少数民族统治时期”。1066年，魔王威廉率领可怜兮兮的五千“大军”就征服了英伦三岛，英国人被人打了，先是服人家，而后学人家，原先法国的法律，成了英格兰宫廷的法律。自己的教会，被法国的意大利籍主教接管。其他如司法制度、教堂规模、议院结构、文化艺术，都是从外来民族哪里学习来的，连语言都采用了法语，只有民间的老农才使用英语。再后来，英国逐渐强盛，才开始报复人家，于兰斯开特王朝恢复“主权”，于督铎王朝废除法语。英国人可是“不象中国人，被人家打了，恨人家八辈子。”，可是“被人打了，就服人家，学人家”的民族？

再说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也是群即英勇到家，又窝囊到家的民族，说他们英勇，是因为他们在美洲开拓了广袤的殖民地，说他们窝囊，是因为他们被少数民族统治了1000多年。公元711年，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用了7年时间就征服了这片土地，然后一呆就是700年。西班牙人被人打了，先是服人家，而后学人家，摩尔人本来就具备高度的文明，到了阿夫德拉曼三世时期，通过对异族的努力学习，科尔多瓦竟成为西方最繁华的城市，也成了欧洲最大的科学文化中心。不仅如此，阿拉伯数字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天文学、医药学、建筑学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直到西班牙发达了，才在伊莎贝拉，菲迪南这对夫妻的带领下光复了祖国。那么，西班牙人可是那种“不象中国人，被人家打了，恨人家八辈子。”，可是“被人打了，就服人家，学人家”的民族？


再看咱们中国人吧，我们于1644年被满清打败了，人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我们死尸枕籍，几场大战杀的我们大明军队落花流水，然而我们不恨他们，我们学习了人家骑射为先的尚武精神，并且留起大辫子，跟在康熙等人的后面东征西讨，开疆拓土，使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大片。而且，我们至今还在歌颂着康熙大帝，雍正大帝，我们不仅戏说乾隆，还把西太后拉出来当化妆品模特，连个孝庄太后的风流行径，都成了我们讴歌的对象。施琅大将军分明是个汉奸，反倒成了收复台湾的英雄。我们这个民族，原来也不会“被人家打了，就恨人家八辈子。”，我们也是“被人打了，就服人家，学人家”的民族吧。


从1944 年到1970年间，有63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其中有法国属下的黎巴嫩，老挝，柬埔寨，越南，有英国统治的约旦，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有比利时控制的刚果，卢旺达，布隆迪，还有意大利控制的索马里。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所有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自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说的不错，这些国家期限被别人征服时，“不恨人家”，反而去“学人家”，他们正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才获得了民族的独立。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战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的，自觉的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其中包括接受劳动纪律，使生活与时钟相适应，抛弃传统的服装和在大城市集中区生活，等等。”说白了，凡是人类，哪个不是“被人打了，就服人家，学人家”？偏偏他日本人就有这个优点，我们中国人“恨人家”都成了缺点不成？倘或如此，你日本人学了唐朝恨唐朝，学了西洋恨西洋又算什么东西！

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评价被唐朝击败的日本人时说：“日唐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疏远，反而更加密切”。“这种反应显示了日本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比自己更强大，更先进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象1000多年后他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在评价日本人对待打开自己国门的美国人的态度时又说：“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耐人寻味的是，在纪念活动中，入侵者被塑造成了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却被处理成滑稽可笑的角色”。“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存逻辑”。“还有人认为，佩里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恩人。” 李兆忠先生究竟是怎么了？身为一个中国人，忘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了么？这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又3算什么有意思的生存逻辑？只要外来者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哪个民族不是这种态度！但强者入侵带来的总是有限的财富和无穷的苦难，这些能算现实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么？

“‘王八’虽寿。。。”。必然有其长寿的原因，我们应该用科学的眼光去分析，通过试管，显微镜去知晓为什么这种动物寿命长。但有些人头脑简单的很，他们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当看到这种东西长寿，就把它当作神仙灵物去叩拜，还披红挂彩修建小庙。这种方法简单粗俗，但总让人觉得”似乎、大概、可能有那么点道理”，于是纷纷跟着磕头。


其实，很多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也一样。“日本为什么强大？因为人家有优秀的民族精神呐”。这正是因为只看日本的表面现象而产生的胡话。而且这话在中国满地乱窜。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人，曾撇着嘴角（我始终疑心他幻觉自己是个日本人）对我说：“日本为什么强大？因为人家有优秀的民族精神呐”。当时我就纳闷了：”日本人既然民族精神优秀，为什么明治维新以前不强大？”那人立即哑口无言。若干年后，他仍旧自说自话：“日本为什么强大？因为人家有优秀的民族精神呐”。我照例询问他，他照例哑巴。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也说：“日本为什么强大？因为人家有优秀的民族精神呐”。我还是问：“日本人既然民族精神优秀，为什么明治维新以前不强大？”这个朋友的表情尴尬，脸色涨红，嘴却磕磕巴巴：“那那那那。。。那是因为那个什么的基因还没发挥出来吧。。。”

德国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统一前弱小，统一后强大，法国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大革命前弱小，大革命后强大，英国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议会战争前弱小，战后强大。蒙古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怎么现在强大不起来了？民族精神并非一个民族崛起的根本原因，民族的进步关键看制度的确立是否合理。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主要源于佛教与朱子学的“民族精神”，却多用在了窝里斗和愚忠上。说窝里斗，当年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30万人，我们可以说日本对外残忍，却不知道他们对内亦同样的残忍。从1619年到1635年，日本被处刑的天主教徒就多达28万，按照当时的人口比率来看，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武士也是对内残忍的高手，他们有一种公开的恶习“迁斩”，即以暗杀过路人的方式，来实验佩刀的锋利程度。无论是妇女儿童，还是老弱病残，都有被杀掉的可能。600年来，日本的武士多如牛毛，被冤杀的人自然不计其数。

在政治上，日本人谈不上尊重天皇，而是不断的与之勾心斗角，当天皇失势后，即将其视做“玩意儿”，摆弄于大胯之间。大名之间斗，权臣之间斗，甚至农庄主之间也争斗。武士团的鼻祖“郎党”是怎么来的？就是因庄主们因勇于私斗而发展出来的组织。在几大家族中，苏我入鹿逼杀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其父亲却在中臣镰足的威胁下被迫自焚。镰足之子藤原不比以外戚的身份掌控朝政，使本族女子进入皇室（当时日本无此前例），其后人信赖却被平氏杀害，平，源氏两氏疯狂内斗，毕竟也是昙花一现，尼姑北条政子又击败天皇，大权独揽。相传数代后，其后裔北条高时又在关东武士的进攻下，全族“统统死啦死啦”。足利尊氏获得权利后，手足相残，“弟弟毒药的干活”。织田信长是个内耗好手，丰臣秀吉纯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却被德川家康糊里糊涂的夺取了权利，当然，丰臣秀吉的儿子先搭上了性命。其间，大友皇子上吊，崇德上皇流放，安德天皇跳海，后白河天皇幽禁，后醍醐天皇被执，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三位天皇全都被圈禁在孤岛。。。


有人对日本人的恐惧，来源于“日本人尊重天皇”，他们以为“日本人拥戴天皇，所以有伟大的凝聚力”，其实只能说这些人是日本人的惊弓之鸟，日本人尊重天皇，几乎仅仅是在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一时代早过去了，那些人纯粹是让当年的鬼子吓的，因此多冒了60年的冷汗。日本的天皇所以“万世一系”，也不是什么日本人素质高，讲究道义，忠诚的原因，而是天皇根本不具备实权，以至于权臣们不想砸碎一个木偶罢了，中国皇帝，罗马恺撒和美国总统可没那么幸运。权臣源赖朝管天皇叫什么？“日本第一号大天狗”，这可是他们自己说的。

日本民族精神的愚忠一面，我更不必多说，单看47义士一幕就够。为了给自己的主人报仇，浅野长矩的47名下臣竟然在刺杀了仇人吉良后集体剖腹。整个一群“愚忠而死硬的封建余孽”。在落后的制度引领下，这样的民族精神，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日本究竟靠什么发达的呢？一句话——靠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锐意进取，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强令各名藩’奉还大政“，将权利上缴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民权上，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取消士农工商的划分，强调四民平等，取缔“秽民”，“贱民”的侮辱性称谓。在财政上，日本政府颁布《金禄公债条例》，买断了封建俸禄制，使日本产生了一批新资本家和乡绅。而后改革农业，增加地税，注重军工，发展海运，逐渐使日本由一个弱小的岛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败国后，经济很快复苏。我们的一些人又误认为”这是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成就“。其实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些人怎么就不想想，二战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被摧毁，怎么战前的穷国：如中国，菲律宾还是穷国。战前的富国：如德国，苏联还是富国，战前不穷不富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还是原来那样儿。说到民族精神问题，怎么南韩就富裕朝鲜就穷困，怎么东德就穷困西德就富裕？说到民族精神的可贵，我们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时候也都热火朝天的大干特干，我们怎么越来越穷？民族精神可贵是不假，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没有良好的经济制度，波兰骑兵长矛挑坦克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的思辩能力，怎么连“那个什么”都不如！

日本战后崛起的根源之一，就是明治维新打下的良好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战前的穷国仍旧穷，战后的富国依然富的原因。中国底子不好，在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应于本国的经济体制，更谈不上存在大量的人才。而日本呢？维新以来，政府就为本国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现代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此外，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对抗，使日本成为从中渔利者，美国对日本的军需定货高达23。9亿圆，日本的个人收入，自1953年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次大规模的定货，被日本首相吉田茂称颂为“来自上帝的礼物”。此外，政府还鼓励国民增加积蓄，保证社会资本充足，利用廉价石油资源发展生产，固定汇率扩大成本。。。如此种种才使日本逐步恢复了元气。走到了这一地步，即有了良好的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日本的民族精神才被正确的发扬出来：礼仪用于社交，信义用于商业，勇敢用于投资，质朴用于节约，忠诚用于职守。相反，在不良制度的影响下，日本的礼仪用于压迫，信义用于愚昧，勇敢用于内讧，质朴用于穷困，忠诚用于切腹自杀。。。。能有个肾（甚）用啊。

为了达到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目的,从1966年开始,或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就有不少疯子。疯子自然说疯话，其中一种流行的疯话是关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
“知道中国为什么比不过日本吗？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人太保守，日本人太好学。中国死抱着儒家思想不放，人家日本效法西方，把儒家思想给灭了，只有不破不立才能获得国家的进步。所以中国应该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效法日本，全盘西化，才能获得进步。”这就是疯话，而且是杀头都不醒的人，说出的恶毒疯话。


日本法西斯占领东北的时候，伪教育厅在吉林组织了读经运动，其教材正是中国的四书和孝经。我们见过这样的全盘西化的国家么? 法西斯的斯文学会，正是变异的儒家学会。日本的道德教育,是以孔子的思想为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一面读论语，一面杀我们，我们一面扫荡论语，一面认为这样才是效法日本。这就是杀不醒的愚昧！


日本根本没有全盘西化，明治维新没有，现在也没有，且不谈如今日本有75%的佛教徒，即使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听说过武士道吧. 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的传播,日本武士的思想逐渐理论化.山鹿素行著<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对其思想的概括为:忠孝,仁义,克己,奉公,名誉,俭朴,重武,倡文,报恩,轻生死等等,那些说"日本全盘西化"的人,大概认为武士道是从纽约传来的吧.

让我们看看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变法，根本不是全盘西化。正如〈全球通史〉上所说的：“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日本变法五条誓文第一条是效法西方的，“广开会议，使万机决于公议。”五条告示第一条则是东方文化的体现：“尊儒家之五伦，废天主教及其他邪教！”19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同样被西方列强所侵夺，占领。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想到了改革。中国的思想是’洋为中用’，这种思想至今仍为一些人批判，而日本的口号和中国很是相似，就是沿用至今的‘和魂洋才’。

〈全球通史〉记载：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 “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西方物品在日本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日本开始迅速接受西方文化，但迅速接受，绝不是全盘西化。“日本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对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成分同样感兴趣。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民族主义精神。”


中国历史日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忠节，信义，礼仪，勇敢，质朴。

中国历史孔子说‘主忠信’，说‘君子喻于义’，说‘恭近于礼’，说‘勇者不惧’，说‘刚毅，木讷近仁’，就是这种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军人敕谕〉里： "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勇敢"、"信义"、"质朴"。十个字全部是儒家的思想。


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规定，教育在于促进整体进步，而表示发展个人利益。《教育敕语》曰：“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把儒学的思想扎实的体现在国民教育中。

我们注意〈教育大旨〉中的一句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谁还敢说效法日本，就要扫荡传统文化呢。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要拿伊藤博文来说事儿,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伊藤博文主张全盘西化,所以日本全盘西化..."伊藤只是个首相,他和天皇谁大咱先放下不说, 单就元田永孚这个天皇侍讲,西村茂树这个启蒙学者和他的辩论结果来看,全盘西化的德育根本没有得逞,经过双方的两次辩论,到1885年,终于保守派取胜, 《日本道德论》曰“采二教（儒学,西哲）之精粹而弃其粗杂”,由此作为“日本道德之基础”,这是结果,到1890年10月3日，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语》,是什么内容?"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类。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还是离不开他孔夫子!

《教育敕语》的影响很大,连私立学校、幼儿园都颁发这个文件，被写在金色的纸张上,卷成轴，置于黑匣之中。中国是因为孔子,才被"8个士兵统治了一个中国县" 么?有的学校,还建“奉安殿”，除悬挂天皇.皇后照片外，还将《教育敕语》放置在那里。学生,教员上学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每逢节日，还要举行《教育敕语》的“捧读式”。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争辩：日本在二战以后全面效法美国，所以强盛！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的声明：“ 日本要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


日本在战败以后的一个阶段，确实受到美国思想的熏陶，导致了日本社会“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论”仇视社会等六大弊端。为此，日本做了教育改革。日本文部省确立了道德教育的目标。80年代后，日本将原来的“智、德、体”教育目标改为“德、智、体”，德育为先，是典型的东方式教育。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企业管理：

儒学的核心是‘仁’，包括关心，爱护他人，包括以诚信对人，以谦和待人。松下幸说："经营就是教育"，即注重仁德思想和亲和力的培训。如日立讲的的"和"，松下推行的"和亲"，丰田提倡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都是仁爱的体现。日本企业强调凝聚力，所谓‘大和精神’就是儒家人本文化的产物。“和"、"爱 "、"诚"、"信"、"忠"等信条，同样是用以提高凝聚力和职工素质的手段，而不会被当做封建糟粕去抛弃，日本人更不可能把儒家思想当成‘窝里反劣根性’ 的根源去‘挖掘’，倘或如此，那才是混乱。


当我们的一些学者抨击‘重义轻利’阻挠了中国经济发展时，日本企业正在运用这一精神提高效益。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了200多年，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而"先义后利"思想，正是出自荀子所著的《荣辱篇》。公司认为，企业不应先考虑自己获得利润，而是应该考虑顾客的利益，应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上下功夫，并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这就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被我们当做垃圾的一种中国精神的正确发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在中国被一些人硬解释成‘封建专制’，也属封建糟粕，其实，按照字面上的翻译，无非是‘君要象个君的样子。。。’个守本职，如此而已！中国当糟粕的东西，日本却当做宝贝。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提倡，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则要求员工，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使每个员工做到作风合理化，生活秩序化。

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和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如上所述，正是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保持了“和魂洋才”这一特色。

所谓“和魂洋才”，简言之就是东洋精神（道德），西洋技术（艺术），是日本民族精神和西洋的科技相结合，其宗旨是“在坚持日本的传统道德、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并为其所用。”

我们中国人，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有人砸烂孔庙，有人虔诚无比，照搬照抄的效法美国，德国，再回到美国，再转到苏联，我们挖祖坟，砸庙宇，烧字画，焚书籍，我们一天天喊着效法日本，德国，以色列的民族精神，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哪里？我们的民族文化动力在哪里？

中国的一些人，应该抛弃‘道听途说’，抛弃‘想当然学’，抛弃‘似乎大概论’，好好的在历史资料面前思考思考了。

日本的民族精神基本来自儒家道德，甚至多来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程朱理学。一个思维清晰的人，要么会反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兼反理学，要么会盛赞日本的民族精神，再温和的对待理学。然而在中国，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会出自一人之口。
8点钟，一个人说：“中国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种封建枷锁！是中国落后的因素之一！”，8点30分，他又说：“日本人切腹自杀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
9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讲究规矩，待人礼貌，中国人做的到吗？”9点30分，他又说：“中国儒家的礼仪是烦琐的落后的，应该废黜。”
10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一盘散沙。”
10点30分，他又说：“中国的宗族观念是种落后的东西，海外华人还组织什么同乡会，纯粹老封建！”

11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勇敢，中国人行吗？”11点半，他又说：“‘杀身成仁’。‘见义勇为’？呵呵~~如今谁还讲究这个，要你死你会去死？”
12点种，一个人说：“人家日本人讲究家族观，团结的很啊。”吃完午饭，他又说：“中国的家谱宗庙早该烧啦。”

中国是一个文化背景特殊的国家。一方面，这块土地上爆发过砸烂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观念深入人心，这些观点，几代人一脉相承。即使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后，批孔的思想也默默的由父亲成功的传给儿子，由老师授予学生。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与日本为邻的国家，吃过日本的亏，对日本的印象深刻，对他们的民族精神感到钦佩和害怕。因此，忽而否定儒家道德，忽而盛赞日本精神，就成了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一大奇观。如果一个人，终日高喊：“我就佩服印度人的民族精神”。再大喊：“砸烂印度教”，那么他一定是个二百五，这种人不可能战胜任何对手，终将被人打败。中国所以存在这样的昏聩，是因为我们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一种强烈的谄媚。当然，还要以无知为前提条件。

几年前我在一个网络论坛，遇到一位自称来自东京的博士。这位博士十分钦佩日本的民族精神。在不知内情的前提下，把孟子“士可杀，不可辱”的话，贴在日本武士像的旁边。又在说不出日本民族精神具体来源的前提下，不断的赞扬这种精神：“如今中国人缺少什么，就缺少人家那种-----精神！””大和民族可贵的就是这点精神！中国要觉醒！”语重心长，加以叹号，波折好，十分煽情。他大赞特赞，口沫横飞，对我们中国人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架势。可这位博士自己就是不清醒二百五，他骂儒家的言论一样有名：“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缺点都是儒家造成的。“日本人不学儒家还好呐，学了儒家什么都不是。”“儒家。。。奴才学！”

早在1887年，西村茂树就发表了《日本道德论》，曰：“政府没有一定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人心的道德”，并建议，在全国各地“设立儒道学校，政治法律都根据儒道指定，而佛教则只有下层人民信奉”。1900年，井上哲次郎撰写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1905年又撰《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的儒家思想获得天皇肯定，且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很快被发扬。。。二战后，日本的教育仍然是看重“立身出世主义”，并继承自古以来的传统，甚至初中儿童也被要求“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作出贡献”。1996年，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方针。中小学的道德教育，是通过集团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教育，培养儿童为日本的经济进步而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日本的文化方针即为“和魂洋才”。“和魂”，意指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换言之，即“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这些起码的常识，那位来自东京的博士有丝毫的知晓么？

这种人，是在自卑的前提下否定儒家道德，再从谄媚的角度赞美日本的民族精神，先在头脑中下结论，并严守“不读儒家的书，也不考证日本道德的来源”这两项准则。他们自以为是“挖中国人的劣根性，反思自己的不足，再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秀文化。”其实他们支持和反对的，竟然是一种事物。其思想根源不过是“谁有钱我支持谁，谁没钱就反对谁”这种势利眼情绪。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论证我不是人”的欲望和“闭眼舔舐”的欲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因此，他们对日本文化的一般常识也是没有任何兴趣去了解的。

高中时，我和几位同学去看电影。当看到日本妇女深深的向天皇居住的方向叩拜的时候，这个同学说：“人家日本人很好，忠于天皇，有凝聚力啊。”他的这种主张，竟然得到我那些“历来反对儒家道统’的同学们的啧啧应和。当时我故意拉大嗓门说：“什么精神啊，不就是中国的封建礼教吗？”同学们好象才回过味来，尴尬的笑了。我们这个民族，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么。见到中国的事物就反对，见到日本的同样事物就支持。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思维混乱的庞大群体，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这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二百五铺天盖地多如蝗虫，我们在他们的影响下，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那么，日本究竟靠什么发达的呢？一句话——靠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锐意进取，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强令各名藩’奉还大政“，将权利上缴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民权上，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取消士农工商的划分，强调四民平等，取缔“秽民”，“贱民”的侮辱性称谓。在财政上，日本政府颁布《金禄公债条例》，买断了封建俸禄制，使日本产生了一批新资本家和乡绅。而后改革农业，增加地税，注重军工，发展海运，逐渐使日本由一个弱小的岛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败国后，经济很快复苏。我们的一些人又误认为”这是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成就“。其实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些人怎么就不想想，二战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被摧毁，怎么战前的穷国：如中国，菲律宾还是穷国。战前的富国：如德国，苏联还是富国，战前不穷不富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还是原来那样儿。说到民族精神问题，怎么南韩就富裕朝鲜就穷困，怎么东德就穷困西德就富裕？说到民族精神的可贵，我们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时候也都热火朝天的大干特干，我们怎么越来越穷？民族精神可贵是不假，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没有良好的经济制度，波兰骑兵长矛挑坦克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的思辩能力，怎么连“那个什么”都不如！

日本战后崛起的根源之一，就是明治维新打下的良好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战前的穷国仍旧穷，战后的富国依然富的原因。中国底子不好，在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应于本国的经济体制，更谈不上存在大量的人才。而日本呢？维新以来，政府就为本国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现代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此外，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对抗，使日本成为从中渔利者，美国对日本的军需定货高达23。9亿圆，日本的个人收入，自1953年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此次大规模的定货，被日本首相吉田茂称颂为“来自上帝的礼物”。此外，政府还鼓励国民增加积蓄，保证社会资本充足，利用廉价石油资源发展生产，固定汇率扩大成本。。。如此种种才使日本逐步恢复了元气。走到了这一地步，即有了良好的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日本的民族精神才被正确的发扬出来：礼仪用于社交，信义用于商业，勇敢用于投资，质朴用于节约，忠诚用于职守。相反，在不良制度的影响下，日本的礼仪用于压迫，信义用于愚昧，勇敢用于内讧，质朴用于穷困，忠诚用于切腹自杀。。。。能有个肾（甚）用啊。

为了达到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目的,从1966年开始,或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就有不少疯子。疯子自然说疯话，其中一种流行的疯话是关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
“知道中国为什么比不过日本吗？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人太保守，日本人太好学。中国死抱着儒家思想不放，人家日本效法西方，把儒家思想给灭了，只有不破不立才能获得国家的进步。所以中国应该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效法日本，全盘西化，才能获得进步。”这就是疯话，而且是杀头都不醒的人，说出的恶毒疯话。


日本法西斯占领东北的时候，伪教育厅在吉林组织了读经运动，其教材正是中国的四书和孝经。我们见过这样的全盘西化的国家么? 法西斯的斯文学会，正是变异的儒家学会。日本的道德教育,是以孔子的思想为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一面读论语，一面杀我们，我们一面扫荡论语，一面认为这样才是效法日本。这就是杀不醒的愚昧！


日本根本没有全盘西化，明治维新没有，现在也没有，且不谈如今日本有75%的佛教徒，即使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听说过武士道吧. 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的传播,日本武士的思想逐渐理论化.山鹿素行著<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对其思想的概括为:忠孝,仁义,克己,奉公,名誉,俭朴,重武,倡文,报恩,轻生死等等,那些说"日本全盘西化"的人,大概认为武士道是从纽约传来的吧.

让我们看看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变法，根本不是全盘西化。正如〈全球通史〉上所说的：“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日本变法五条誓文第一条是效法西方的，“广开会议，使万机决于公议。”五条告示第一条则是东方文化的体现：“尊儒家之五伦，废天主教及其他邪教！”19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同样被西方列强所侵夺，占领。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想到了改革。中国的思想是’洋为中用’，这种思想至今仍为一些人批判，而日本的口号和中国很是相似，就是沿用至今的‘和魂洋才’。

〈全球通史〉记载：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 “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西方物品在日本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日本开始迅速接受西方文化，但迅速接受，绝不是全盘西化。“日本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对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成分同样感兴趣。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民族主义精神。”


中国历史日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忠节，信义，礼仪，勇敢，质朴。

中国历史孔子说‘主忠信’，说‘君子喻于义’，说‘恭近于礼’，说‘勇者不惧’，说‘刚毅，木讷近仁’，就是这种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军人敕谕〉里： "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勇敢"、"信义"、"质朴"。十个字全部是儒家的思想。


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规定，教育在于促进整体进步，而表示发展个人利益。《教育敕语》曰：“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把儒学的思想扎实的体现在国民教育中。

我们注意〈教育大旨〉中的一句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谁还敢说效法日本，就要扫荡传统文化呢。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要拿伊藤博文来说事儿,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伊藤博文主张全盘西化,所以日本全盘西化..."伊藤只是个首相,他和天皇谁大咱先放下不说, 单就元田永孚这个天皇侍讲,西村茂树这个启蒙学者和他的辩论结果来看,全盘西化的德育根本没有得逞,经过双方的两次辩论,到1885年,终于保守派取胜, 《日本道德论》曰“采二教（儒学,西哲）之精粹而弃其粗杂”,由此作为“日本道德之基础”,这是结果,到1890年10月3日，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语》,是什么内容?"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类。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还是离不开他孔夫子!

《教育敕语》的影响很大,连私立学校、幼儿园都颁发这个文件，被写在金色的纸张上,卷成轴，置于黑匣之中。中国是因为孔子,才被"8个士兵统治了一个中国县" 么?有的学校,还建“奉安殿”，除悬挂天皇.皇后照片外，还将《教育敕语》放置在那里。学生,教员上学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每逢节日，还要举行《教育敕语》的“捧读式”。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争辩：日本在二战以后全面效法美国，所以强盛！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的声明：“ 日本要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


日本在战败以后的一个阶段，确实受到美国思想的熏陶，导致了日本社会“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论”仇视社会等六大弊端。为此，日本做了教育改革。日本文部省确立了道德教育的目标。80年代后，日本将原来的“智、德、体”教育目标改为“德、智、体”，德育为先，是典型的东方式教育。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企业管理：

儒学的核心是‘仁’，包括关心，爱护他人，包括以诚信对人，以谦和待人。松下幸说："经营就是教育"，即注重仁德思想和亲和力的培训。如日立讲的的"和"，松下推行的"和亲"，丰田提倡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都是仁爱的体现。日本企业强调凝聚力，所谓‘大和精神’就是儒家人本文化的产物。“和"、"爱 "、"诚"、"信"、"忠"等信条，同样是用以提高凝聚力和职工素质的手段，而不会被当做封建糟粕去抛弃，日本人更不可能把儒家思想当成‘窝里反劣根性’ 的根源去‘挖掘’，倘或如此，那才是混乱。


当我们的一些学者抨击‘重义轻利’阻挠了中国经济发展时，日本企业正在运用这一精神提高效益。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了200多年，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而"先义后利"思想，正是出自荀子所著的《荣辱篇》。公司认为，企业不应先考虑自己获得利润，而是应该考虑顾客的利益，应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上下功夫，并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这就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被我们当做垃圾的一种中国精神的正确发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在中国被一些人硬解释成‘封建专制’，也属封建糟粕，其实，按照字面上的翻译，无非是‘君要象个君的样子。。。’个守本职，如此而已！中国当糟粕的东西，日本却当做宝贝。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提倡，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则要求员工，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使每个员工做到作风合理化，生活秩序化。

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和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如上所述，正是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保持了“和魂洋才”这一特色。

所谓“和魂洋才”，简言之就是东洋精神（道德），西洋技术（艺术），是日本民族精神和西洋的科技相结合，其宗旨是“在坚持日本的传统道德、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并为其所用。”

我们中国人，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有人砸烂孔庙，有人虔诚无比，照搬照抄的效法美国，德国，再回到美国，再转到苏联，我们挖祖坟，砸庙宇，烧字画，焚书籍，我们一天天喊着效法日本，德国，以色列的民族精神，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哪里？我们的民族文化动力在哪里？

中国的一些人，应该抛弃‘道听途说’，抛弃‘想当然学’，抛弃‘似乎大概论’，好好的在历史资料面前思考思考了。

日本的民族精神基本来自儒家道德，甚至多来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程朱理学。一个思维清晰的人，要么会反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兼反理学，要么会盛赞日本的民族精神，再温和的对待理学。然而在中国，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会出自一人之口。
8点钟，一个人说：“中国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种封建枷锁！是中国落后的因素之一！”，8点30分，他又说：“日本人切腹自杀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
9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讲究规矩，待人礼貌，中国人做的到吗？”9点30分，他又说：“中国儒家的礼仪是烦琐的落后的，应该废黜。”
10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一盘散沙。”
10点30分，他又说：“中国的宗族观念是种落后的东西，海外华人还组织什么同乡会，纯粹老封建！”

11点钟，一个人说：“日本人勇敢，中国人行吗？”11点半，他又说：“‘杀身成仁’。‘见义勇为’？呵呵~~如今谁还讲究这个，要你死你会去死？”
12点种，一个人说：“人家日本人讲究家族观，团结的很啊。”吃完午饭，他又说：“中国的家谱宗庙早该烧啦。”

中国是一个文化背景特殊的国家。一方面，这块土地上爆发过砸烂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观念深入人心，这些观点，几代人一脉相承。即使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后，批孔的思想也默默的由父亲成功的传给儿子，由老师授予学生。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与日本为邻的国家，吃过日本的亏，对日本的印象深刻，对他们的民族精神感到钦佩和害怕。因此，忽而否定儒家道德，忽而盛赞日本精神，就成了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一大奇观。如果一个人，终日高喊：“我就佩服印度人的民族精神”。再大喊：“砸烂印度教”，那么他一定是个二百五，这种人不可能战胜任何对手，终将被人打败。中国所以存在这样的昏聩，是因为我们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一种强烈的谄媚。当然，还要以无知为前提条件。

几年前我在一个网络论坛，遇到一位自称来自东京的博士。这位博士十分钦佩日本的民族精神。在不知内情的前提下，把孟子“士可杀，不可辱”的话，贴在日本武士像的旁边。又在说不出日本民族精神具体来源的前提下，不断的赞扬这种精神：“如今中国人缺少什么，就缺少人家那种-----精神！””大和民族可贵的就是这点精神！中国要觉醒！”语重心长，加以叹号，波折好，十分煽情。他大赞特赞，口沫横飞，对我们中国人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架势。可这位博士自己就是不清醒二百五，他骂儒家的言论一样有名：“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缺点都是儒家造成的。“日本人不学儒家还好呐，学了儒家什么都不是。”“儒家。。。奴才学！”

早在1887年，西村茂树就发表了《日本道德论》，曰：“政府没有一定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人心的道德”，并建议，在全国各地“设立儒道学校，政治法律都根据儒道指定，而佛教则只有下层人民信奉”。1900年，井上哲次郎撰写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1905年又撰《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的儒家思想获得天皇肯定，且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很快被发扬。。。二战后，日本的教育仍然是看重“立身出世主义”，并继承自古以来的传统，甚至初中儿童也被要求“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作出贡献”。1996年，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方针。中小学的道德教育，是通过集团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教育，培养儿童为日本的经济进步而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日本的文化方针即为“和魂洋才”。“和魂”，意指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换言之，即“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这些起码的常识，那位来自东京的博士有丝毫的知晓么？

这种人，是在自卑的前提下否定儒家道德，再从谄媚的角度赞美日本的民族精神，先在头脑中下结论，并严守“不读儒家的书，也不考证日本道德的来源”这两项准则。他们自以为是“挖中国人的劣根性，反思自己的不足，再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秀文化。”其实他们支持和反对的，竟然是一种事物。其思想根源不过是“谁有钱我支持谁，谁没钱就反对谁”这种势利眼情绪。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论证我不是人”的欲望和“闭眼舔舐”的欲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因此，他们对日本文化的一般常识也是没有任何兴趣去了解的。

高中时，我和几位同学去看电影。当看到日本妇女深深的向天皇居住的方向叩拜的时候，这个同学说：“人家日本人很好，忠于天皇，有凝聚力啊。”他的这种主张，竟然得到我那些“历来反对儒家道统’的同学们的啧啧应和。当时我故意拉大嗓门说：“什么精神啊，不就是中国的封建礼教吗？”同学们好象才回过味来，尴尬的笑了。我们这个民族，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么。见到中国的事物就反对，见到日本的同样事物就支持。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思维混乱的庞大群体，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这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二百五铺天盖地多如蝗虫，我们在他们的影响下，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武士道精神的由来
楠木正成


      在后醍醐天皇打倒幕府，中兴皇权的事业中，有一位河内地区的豪族立了重大战功，他就是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出生年月不详（也有的说他出生于1294年），生于河内国（今大阪府）千早赤坂村。传说是橘氏的后裔，但尚难断定。
　　楠木家族是河内金刚山麓地区的地侍首领，远近驰名。其父为了与河内八尾别当（地方官吏）显幸争夺土地，经常诉诸武力，但每次都以楠木家族受损而告终。年轻的楠木正成接替父业后，深深感到只为了一点土地而折财损兵的作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也是愚蠢的。他认为必须改变过去的作法，设法从根本上制服对手。为此，他全面、认真地考察了主要水路长濑川。
　　长濑川是和川的主要支流之一，也是通往八尾的主要水路。楠木正成认为只要在水路的各个主要地点，层层设置关卡征税，就可以从经济上将八尾别当显幸置于死地。正成的这一措施，果然使显幸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显幸为此十分气愤，进而出兵大战楠木正成。其实，显幸此举，早在正成预料之中。当显幸率军来攻时，正成军迅速迎战，给以致命打击，显幸的八尾军惨败。
　　正成军初战取胜，不仅使士气大振，而且书记河内地区的武士纷纷幕名而云集于正成的旗帜之下，军势更加强大。
　　显幸战败后，曾求助幕府的六波罗府，但因当时纪州（今和歌山县）的汤浅定佛一党叛乱，六波罗探题想利用正成军前去镇压，所以，拒绝了显幸的求助。不久，正成接幕府命令，前去镇压汤浅定佛之乱。汤浅定佛十分钦佩正成，闻正成前来讨伐，急忙不战而降。至此，楠木正成实际上控制了河内地区，势力益强，被任命为兵卫。
　　1331年8月，后醍醐天皇逃往笠置山，企图以此为根据地，集聚力量再次进行讨幕、楠木正成问讯，认为这正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大好机会。于是，举兵响应，并亲自奔赴笠置山，向天皇表示忠贞之志。
　　在投奔笠置山的勤王诸将中，正成的出身虽然低下，却受到了后醍醐天皇的器重。据说，天皇所以器重他，是因为天皇在危难之际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天皇看见一棵粗大的长青树的南边，安放着一个玉座，群臣并列两侧。瞬息间，有两个童子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对他说：“当今天下虽无安定之处，但只有那玉座才是陛下最可安身之地”。话音刚落，两个童子便形影无踪了。天皇醒后，便立即召见笠置寺中的伊予守源为他释梦。伊予守源说，所谓南边之大树，意即楠木也，只有楠木这个人才是陛下所能依赖的最好武士。根据伊予守源的话，后醍醐天皇派人召见了楠木正成。后来的儒学者还写诗赞美此事曰：“紫晨庭树南枝梦，占得中兴第一功”。当然，这些传说不尽可信，恐系崇拜楠木正成者的臆造而已。
　　当楠木登上笠置山时，山上的兵力并不多，同时也缺乏战斗力。正成以意识到笠置山迟早被破，所以他拜谒天皇后，马上返回河内，急速加固赤坂城，以备笠置山失守后，迎天皇到赤坂城来。不久，笠置山果然被幕府军陷落。
　　笠置山失守后，后醍醐天皇慌忙潜逃到楠木正成据守的赤坂城。但因中途迷路，最后被捕。笠置山失守后的第十天，镰仓幕府军开始围攻赤坂城。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正成采用了各种战术，对付来攻之敌，甚至往城下敌军阵中倾倒屎尿，或取城上的石头向城下敌群投掷，或用长柄勺盛满水往敌人头上浇。对上述超出常规的战法，颇使幕府军挠头。在这次激战中，正成的兵力据说不足二、三百人，却能够抗击势众的强敌。这主要是得到了河内地区的广大农民支持的缘故。因为，当时广大农民，对幕府的残暴统治早已怨声载道，恨之入骨了。
　　1333年，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化，镰仓幕府在众叛亲离之下宣告灭亡。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开始了“建武中兴”。在后醍醐天皇返京时，楠木正成迎驾于兵库。在新政府当中，天皇赐楠木正成从五位下，封为河内守及左卫门尉。
　　在建武新政权之下，集聚了一大批怀有已目的的武士。忠于天皇的楠木正成，早已预感到足利尊氏等人，将来必定会大搞分裂。因此，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决心以千早城为中心，向周围扩展，形成了许多支城，后来被称作“楠木十七城”。
　　1335年，足利尊氏乘北条氏余党叛乱之际，率兵东征，并据守镰仓与建武政权抗衡。1336年1月，尊氏在箱根竹下大破新田义贞军后，进入了京都，后醍醐天皇逃到比叡山。不久，在北畠显家，新田义贞、楠木正成合力围攻下，足利尊氏军退出京都。后醍醐天皇再度返京。楠木正成在这次京都攻防战中表现得很出色，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了他的重要性。
　　足利尊氏退出京都西走时，楠木正成曾向天皇建议：应召回足利尊氏，谋求君臣和睦。并说新田义贞不可信，因为“灭亡镰仓幕府是尊氏之功”，“天下武士不属义贞，而皆属尊氏”。但是，一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公卿们，对楠木正成的这一建议，根本不予理睬。1336年 4月，足利尊氏在九州的少贰、大友、岛津等豪族的支持下，分海陆两路进军京都。当兵至兵库时，朝廷惊恐万状，急命新田义贞与楠木正成率军狙击。
　　据《太平记》载，正成在接到命令后，又曾建议说：“在平地上迎击大敌，不易取胜，不如天皇再到比叡山行幸，把足利军诱入京都。使其成为瓮中之鳖，断其军粮，最后必定取胜”。正成这一建议，又遭到群臣们的一阵嘲笑。结果，面对着尊氏的军势，新田义贞怕后路被截，不战而退，抛弃正成军逃回京都。5月25日，楠木正成孤军迎敌，从早十点直战到下午四点。经过多次浴血鏖战，在反复十几次交锋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正成率领幸存的将士退到凑川的一户农家，然后与兄弟正季互刺而死，时年四十三岁。其余幸存将士，亦皆剖腹自尽。
　　正成在迎战足利军之前，已预感到这次出征将是一场恶战，自己的性命很难幸存。因此，行军途中，曾在樱井驿托后事于嫡子正行。
　　当时，对楠木正成的评价，就有褒贬两说。以北朝为正统的人，认为他逆臣贼子；在南朝，则尊他为天皇的忠臣，甚至被誉为军神。后醍醐天皇追封他为正三位羽林中郎将。1559年11月26日，正亲町天皇下敕，正式恢复了正成的忠臣名誉，世间对正成的看法才随之改变。当年正成曾经激战过的广济寺，亦得到修复。
　　德川幕府时，德川光方于1692年8月，在广严寺为楠木正成立了《呜呼忠臣楠子之墓》的显彰碑。德川幕府末期，为了大力提倡尊王思想，发扬武士道精神，大肆纪念楠木正成，并掀起了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1872年（明治5年），又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
　　楠木正成出身于地方豪族，在镰仓幕府末期，卷入勤王倒幕运动。在推翻镰仓幕府这一历史事件中，不能说楠木正成没起一点作用。在以后的建武中兴及南北朝对峙中，他忠诚于后醍醐天皇，出生入死，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封建武士对皇室的崇拜，而不顾各项新政对社会的前进是否有利。这表明了他们是有阶级局限性的。尔后的统治者，把楠木正成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与楷模，这不过是一种借助亡灵来巩固其统治的伎俩而已。



楠木正成（1294年-1336年），正式用名橘正成，幼名多闻丸，后世尊称大楠公，日本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楠木流兵法的创立者，后世敬其忠义多智，誉为军神。

楠木一脉源出以橘诸兄为始祖的橘氏。1294年，正成出生于河内国石川郡赤坂村（现大阪府南河内郡千早赤阪村），前半生事迹不详。1331年，后醍醐天皇密谋推翻镰仓幕府，不料计划败露，后醍醐天皇遂乔扮女装逃出京都，号召各地豪强起兵勤王，开启史元弘之乱的序幕。正成在下赤坂城起兵响应。

虽然后醍醐天皇很快兵败，被流放至隐岐岛，正成仍拒不降伏，用巧妙战法以小部队死死拖住幕府六波罗探题主力大军。1333年，后醍醐自隐岐岛脱逃，幕府大将足利尊氏阵前倒戈，灭六波罗探题。新田义贞亦乘机起兵关东，灭亡镰仓幕府。正成因功被封为河内国和和泉国守护。

1335年，足利尊氏反叛朝廷，正成与新田义贞起兵讨伐，在箱根战败。但是不久之后，在北畠显家的支援下，正成奇迹般地击破足利大军，收复京都。

1336年，足利尊氏在九州重整旗鼓，再次以大军进逼京都。正成计划放弃京都以疲敌军，但是该计划被后醍醐天皇否决。天皇命令正成作为新田义贞的手下与足利正面决战。绝望的正成拒绝了足利家的劝降，率领少数亲兵在凑川合战中迎击足利直义大军，最终全军覆没，战死沙场。

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为表彰楠木正成忠贞报国、捍卫皇室的功劳，特地在正成战死地凑川建立凑川神社来奉祀正成及楠木殉难一族，并在东京皇居广场前树立正成的铜像。


忍者与武士
　　


日本古代武士
　　战国时代中，虽然同为大名服务，不过忍者和武士的身份分别可谓天上地下，形象一点说就是忍者是家奴，武士是家臣。由于忍者们干的大都是涉及到上层权力争斗的秘密事件，而且危险性相当大，因此他们的结局往往十分可悲。危险首先来自雇主。这些阴险毒辣的社会头面人物在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怕事情内幕泄露，往往将执行任务的忍者杀死灭口。
忍者虽然本领超人，但执行任务中也经常有失算的时候。有一个忍者冒着夏日的酷暑，潜入一个诸侯住宅行刺。为了不发出声响他硬是用手在土中挖洞，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才潜入室内的榻榻米之下。就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他身上的汗臭找来了苍蝇和蚊子，昆虫的嗡嗡叫声引起一个卫士的怀疑，于是卫士抽刀向下刺穿地板，将藏匿在下面的忍者杀死。
　　忍者最可怕的敌人是武士。武士在明处，忍者在暗处，防不胜防，故武士最憎恨忍者，忍者一旦被武士捕获，必然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处死。活剥皮就是酷刑的一种，皮肤被一片片剥下来，极其痛苦，而又不能立即死掉。所以忍者是绝对不肯让武士活捉的。这里讲述一位最富有传奇性的忍者的遭遇。这位忍者名叫猿飞，因为他有象猿猴一样在树上攀援飞跃的本领，来去无踪；同时他徒手格斗的武功也很好，人们根本无法捕捉他。有一次他被派去侦察住在某城堡中的一个将军，偷听到将军和一位大臣的密谈。可当他离开城堡时被守卫发现，他立即跃上城墙，巧妙地避开了追赶的人，但当他跳落花园时，踩上了一只暗设的捕熊钢夹，将他的腿紧紧夹住。这时将军手下的卫士围了上来，猿飞见状，一刀将夹住的腿砍断，单脚逃了很长一段距离。可终因失血过多，难以支持。猿飞见卫士越来越近，知道自己没有希望逃脱，便索性站定、大声辱骂了追赶他的卫士，用剑毁掉自己的面容，使人无法辨认，然后挥剑砍断自己的的脖子。一个闻名遐迩的忍者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些幸存下来的忍者也往往很寂寞的了却残生。侍奉德川家康多年的“鬼半藏”可谓黑白道俱通的忍者，他身为德川家康信任，无数次的拯救过德川家康的姓名，还多次挥戈上阵参加三河军团的征战，他的一生可谓是忍者最辉煌的典型了，临死时的俸禄也只是八千石而已，只是同等功勋武士出身将领待遇的零头……
　　为何伊贺与甲贺的忍术如此发达呢?
伊贺与甲贺离京都跟名古屋算是很近，而且位在重山险阻围绕的封闭小盆地里，自成一个小天地。可是在战略上的位置却是十分的重要。因为靠近日本的中央近畿地带，所以受到京都的文化影响蛮深的。神社，寺院，庄园都很多。在後来庄园制度崩坏的时候，土豪们就一个个崛起。在战国时代，这麽小的土地居然有60个土豪，但是因为土地都很小，所以大家都想夺取对方的土地，於是每家人家大概都会养个30-40个兵，以便对付"敌国"，忍者就成为了重要的力量。
　　最爱用忍者的武将--武田信玄因为信玄非常讨厌自己国家的秘密被他人知道,所以喜欢训练忍者.他最爱驱使自己培养的忍者(他叫他们为"乱波"),还有 "叁者"(这也是武田家叫忍者的一种称呼)."乱波"的由来是来自於甲,信,越叁地的流浪无业游民,或是强盗集团把他们组织化,教以山地战还有其他的战斗技巧,於是这样就成为忍者啦.此外,"叁者"是"间见","见方",还有"目付"的总称,这些人是斥候和间谍的专家.信玄派富田乡左卫门去统驭"叁者"这些忍者.


日本武士的名誉观

剖腹，日本人称“切腹”、“割腹”、“屠腹”等。剖腹自杀，约始于12世纪平安时代，源平战争（1180--1185）之后，开始流行于武士中间。到17 世纪江户时代，则形成了一整套剖腹仪式和方法，并成了上层武士死刑的固定形式。完整的剖腹方法，是用短剑先刺入左腹，横向右腹切成“一”字形，再从胸口刺入下腹，成“十”字形，最后拔出剑刺入喉部。
　　剖腹这种世界上少见的自杀方法是很痛苦的，且不容易致死。武士们之所以选择身体这个部位进行自杀，是因为要以此方式，对主子剖开红心见忠诚。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这样写道：“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还是黑，请君自公断。”剖腹自杀，曾经是武士们挽回名誉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必要手段，除了在战败时，为了免遭被俘的耻辱而剖腹自杀外，还有“追腹”（主子死了，殉死尽忠而剖腹）和“诘腹”（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剖腹）。武士们不但用它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还用它来表示自己对某项重大错误、不当行为的负责精神。忠、智、仁、勇是武士的精神支柱，忠勇的具体表现就是复仇。1702年7月，赤穗藩74浪士（失去主人的武士）为旧主复仇后全部被幕府判处剖腹之刑，浪士们感到不胜荣幸。
　　剖腹作为死刑的一种形式，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到江户时代，在刑法和礼法上形成了制度，当时，它被人们视为一种严肃而庄重的行为，平民百姓一般不允许处以剖腹的刑罚，只有被称做“侍”的上层武士，才可受剖腹之刑。当武士被赐“剖腹”时，也还根据其财产的多少和势力的大小，在仪式和规格上给以区别。例如，江户幕府法中就规定，具有五百石财产以上的武士，在大名（一万石财产以上、直辖于幕府的有权势的上层武士）宅院里执行“剖腹”，此级别以下的武士只能在牢狱或别的地方执行。
　　作为刑法的剖腹，实为斩首刑，之所以称剖腹，是武士重名誉的一种表现。行刑一般在傍晚到夜间这段时间进行。受刑者着一身浅黄无纹章标志的武士素礼服，当他跪坐在台上时，一官吏上前，把用上等白纸裹着的7．5寸长的木制短剑放在一个方形小桌案上，摆在受刑人面前：副辅刑人帮助受刑者整装。受刑人脱去肩衣，当他向方案伸手取剑的刹那间，正辅刑人即挥剑斩其首。这种“剖腹刑”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1873年6月颁布的《改定律例》才废除了这种刑法。然而剖腹这种自古沿袭的自杀方法，却一直保存了下来。
剖腹
一、剖腹的起源和沿革。
　　永祚元年（西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
　　剖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二、剖腹的种类和方法。
　　剖腹的种类，主要包括——

类型 动机
自刃 自裁 战争失败（如浅井久政）
引责 对过失承担责任
牺牲 以自己的牺牲来拯救部下或同僚生命（如清水宗治）
谏死 为了劝谏主君（如平手政秀）
名誉 为保住自己的脸面
殉死 先腹 比主君先行踏上死途
追腹 义腹 为了尽士道义理
论腹 为了树立名声
商腹 为了给家族和子孙带来恩惠
诘腹 无念腹 痛饮悔恨之泪的剖腹
愤腹 愤慨于无实之罪的剖腹
刑死 武士专用的刑罚（如泷善三郎）



　　剖腹按体位，可分为“立腹”和“坐腹”两种。方法主要有“一字”、“二字”、“三字”、“十字”四种。

三、剖腹方法详解。
　　剖腹的时候，首先要准备一把肋差——实在搞不到的话，匕首也凑合，绝对不推荐使用菜刀或水果刀。工具要磨快和擦净，不怕破伤风的话，您就试用一把生锈的钝刀看看……如果不是情势紧急，最好采用坐姿，身下垫上整洁的布毯或毛毯。
　　首先解开衣襟，露出您的肚腹，然后……对了，先决定是采用何种剖腹方式。一字形腹，是用右手执肋差（书上是这么写的，不知道左撇子怎么办）深刺入左侧肋骨下，然后刀刃稍微上翻，一字状横拉到右侧腹。所谓二字形和三字形腹，则是在一字形腹的伤口上方或下方，再拉一刀或两刀。这三种是比较轻松的方法。
　　当然，剖腹是一种非常艺术化和有益于心（绝对不利于身）的运动，其中有许多诀窍需要掌握。首先，作为一名武士，为了表现自己的英勇气概，剖腹的时候不能闭上眼睛。其次，身体倾倒的方向应该是正前方，而摔个仰八叉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整个过程中，膝盖要并拢，不可分开，身体要略微前倾，并且为了保证向前伏倒，如果袖子够长的话，可以压在双腿底下。肋差上最好裹以吸水性强的白纸，以免鲜血狂标，搞脏了地面。刺入侧腹不能太浅，否则您会更加痛苦而不得就死（据说在没有介错的情况下，如果剖腹不得法，要长达七十二小时才会断气，而不是通常短暂轻松的六个小时），一定要让刀尖碰触到肠子。当然也不能刺入太深，否则您会因手软而无力拉动。
　　然后为各位介绍最为霸气逼人的十字形腹。请大家准备好工具，照我请来示范的真田家重臣楠木政文先生的动作来做—— 先把肚子一字形剖开，然后不要拔出肋差，直接将其抽回到靠近脐部处，向脐下豁开，再从脐下向咽喉方向上划。这是非常优雅而英勇的方法，如果您想要剖腹后拉出肠子掷向某人的话，建议采用这一方式（非常消耗体力，孕妇和婴幼儿禁用）。
　　最后，谈谈介错的问题。其实介错是非必要的，您在剖完肚子以后如果还有余力，大可自己拔出肋差，直刺心脏（刺咽喉类似妇人所为，不推荐）。如果您怕到时力气不够而需要介错的话，建议找剑术高手来担当。介错必须在您前倾的一瞬间出刀，从后切断您的头颈（必须留一片颈皮牵连，以免脑袋骨碌碌滚远不好捡）——好啦，来人，把楠木先生抬出去。
　　当然啦，使用何种工具和采取何种方式，都是个人的自由。您也大可使用肮脏生锈的切菜刀，用千字甚至万字（注意，是繁体萬字）形狂拉肚子，然后找个三百刀也砍不断您脖子的超级无能介错，尝试一下这种离经叛道的快感……（冷）。


日本民族性名著----菊与刀：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所共具，尽管各有些特点。诸如，号召全力进行战争的动员方式，局部失败时如何坚定信心，战死和投降者的某种稳定比率，对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一个文化大传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与西方人在战争惯例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我们的目的在于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于那些与不符合我们的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不必管它。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解答。

　　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把战争的起因归之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动非法地破坏了国际和平。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一一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义。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对日本来讲，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没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另外，在日本人战俘中，连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这一点与我们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我们却必须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好处。

　　对于胜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不同于美国的通行见解。它叫嚷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1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伯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就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这一信条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夸耀胜利的几个月中，它一直起到了进军号角的作用，并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象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也在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惊人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象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 “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教材。他们把他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谓 “神风”，是指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斯汗东征时，其船队遇 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通宵达且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 “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很匮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它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 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对体力的观点，总是看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存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的象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肯定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行为不屑一顾，视之为贫穷民族的遁词，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妄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在战时或平时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是用一定的禁忌、排斥，一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培植得根深蒂固的。这些信条决不仅是孤立的怪癖。只有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了解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估量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即在战场上，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正象他们在战败后所说，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意识的”。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侈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精神准备的问题。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菲律宾失守也罢，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收音机仍在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此举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Kjska）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上的日本人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敌人，你要来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无比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现已落入我怀中矣……。”“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这乃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象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应战。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对方一点厉害瞧瞧。凡是考虑如何才能使美国大众情绪稳定的发言入，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决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肆意强干的，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 “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今，在遭到鱼雷攻击，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观感。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 “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投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绝的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视为是背叛。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日本只能从它的历史来加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在还活着的老百姓的记亿中模模糊糊、默默无闻的天皇，能够被拥戴起来，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结力量的真正中心？他们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世不坠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要圆通礼遇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的，则持有相反的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土气了。他们决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德漠克拉西”①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与西方的军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不加训练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没有改变，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他们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导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丧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土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 “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 “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不管他们如何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赔 偿者——希特勒来承担。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回事。

　　但是，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

　　这些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论调，在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欺人之谈。但是直到战败，这些却毫无疑问地仍然是日本的舆论。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我们向日军作广播的人在内。从各地汇集的许多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只有一份居然讲到：“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则不过猜测说，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妇女也许能指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吧。

　　因此，日本军部统领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救渝”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 “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 “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忠诚，对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体则加以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判。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撇下土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倍加痛恨。他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加以赞扬，对另一些军官严厉谴责，对日本事物毫不缺乏辨别善恶的形迹。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同努力，并指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只是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决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人们斗志的好办法。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深受限制，变得胆小如鼠，简直象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这样，即使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进行了批判。他们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然而，唯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会使天皇获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只要天皇一声今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接受占领。日本战俘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故意欺骗我们的无稽之谈？或者确实是真的？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则更与日本军队有着关系。其中之一是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广播电台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其态度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广播内容如下：

　　“对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麦肯因的名字与前文本一（前文为乔治，此处为约翰），可能是作者原文照引了日方当时的误传。）受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中略）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不是虚构的。（中略）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我们希望你们了解的只是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 B 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也反映得很明显。这些土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象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它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这些在日本确实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却根本没有在尚有条件时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只是在部队真正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那时，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 （Harald.G1attly）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土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一个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日本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拾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然，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 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又是如何刺激了看守的。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就已经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却居然不懂得，这对他们来讲，简直无法忍受。在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中，有许多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也必须遵守的。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象沙丁鱼罐头殷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兵说来已成家常便饭。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反复地严格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最大的犯罪则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猖狂的犯罪，就意味着美国人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严禁顶嘴，在军队中，对顶嘴一定要严惩。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把作为文化习惯结果的行为和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对暴虐行为加以宽宥。

　　特别是在开战初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很怀疑，因审慎而将其杀害，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除了死亡以外别无其它选择余地的日军士兵，常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作为自己的骄傲，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这么干。就象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是壮烈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这种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这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根本不同，而他们则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同样不可理解。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并非常蔑视。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至少日本一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们以为美军会象日军一样奋战到底。他们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西方土兵和日本土兵之间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竞与盟军合作。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象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有少数人顽梗不化。而且，无论如何，必须先提示一些有利条件，才可能有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以至有些战俘营根本未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原先的怀疑则必须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战俘们会做出如此 180度的大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为则好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他们这种行为方式，我们在战后能否加以考虑利用？或者这只是个别士兵当了俘虏后的特殊行为？恰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其他行为的特殊性强迫我们思考一样，它提出了有关整个生活方式（他们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制约）以及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他们所学到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等许多问题。


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作者：王家骅

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公元5世纪初的日本应神天皇16年，[1]百济大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揭开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史。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早期儒学，主要受到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影响。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年)后，中国的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朱子学成为官学。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日本的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造成了日本儒学的全盛期。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儒学史“可以看作是带有相应变形而压缩地重复了”的中国儒学史。[2]

然而，日本儒学并非了无特色。这是因为日本民族在吸收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学思想时，如同人体吸收食物养分一样，不可能生吞活剥，必然有一个分辨、选择、淘汰、排斥、消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日本文化的固有特色，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发挥的制约作用，决定了选泽与消化的取向。日本儒学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因而，从日本儒学所具的特色，我们便可窥见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本文即试图通过比较中国儒学与作为其变形物的日本儒学的异同，阐释日本儒学的特色，借以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

一

中国儒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较，是不太热衷于抽象的本体论的讨论的，而相对地注重人生哲学与人的修养的研究。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这或许与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有关。

中国的原始儒学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中心。象孔子所讲的“道”，主要指“人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表明孔子尚未把外在自然和内在人性心灵的形上学思考作为其主要问题。不过，到了战国时代后期，便形成了超越感觉与经验的、贯穿自然、社会、人生的儒家世界观。形成于战国后期的《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这里所说的“道”是超越感觉与经验的，是指作为万事万物根本规律的“道”，是“阴”、“阳”这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的力量的渗透、推移和运动。这显然是有关世界观的抽象哲学思考。不过，“阴阳”范畴又经常与日月、天地、男女、君臣等具体事物相联系，始终保留着相当实在的具体现实性和经验性，并没有完全被抽象为西方哲学那种纯粹思辨的逻辑范畴，它们仍然与特定的人们的感性条件、时空、环境和生活经验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

西汉董仲舒把《易传》的世界观、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结合起来，讲“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并将 “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五行，构成一个统一的宇宙论图式。这个宇宙论图式当然包含有非理性的神秘教义，不过也包含有许多理性的、对经验知识的组织、概括和抽象。

到了宋代，程、朱等理学家们吸收与改造佛教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的精巧完整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及道教的宇宙化生说，从本体论、宇宙论方面为儒家的人性论、伦理学建构抽象的哲学基础，终于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规模最为宏大严整，分析最为细致精密的思辨哲学体系——“理学”。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卷七十)这里的“理”是与万物同存，但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但是，朱熹又认为“理”也有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标准的意义。他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其序，便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朱熹看作本体存在的“理”并不象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是不可解释、无所由来的先验的纯粹形式，而是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的。“理学”的这种理性虽未能发展为西方哲学那种纯思辨的理性，但它毕竟具有许多思辨性的内容。

日本的儒学则有所不同。除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受到中国《易传》和《淮南子》等的影响，曾对宇宙生成及其演变次序进行过推测之外，[3]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主要表达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罕见有关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的附庸，也罕见儒学的独立的抽象世界观思考。在室町时代后期，儒学教育机构足利学校虽曾以易学作为教学重点，但是，所进行的易学教育，与其说是作为儒学世界观的易学，莫如说是作为占卜的易学。[4]足利学校的不少毕业生利用其所学的易卜知识，为战国大名布置军阵和攻守进退作占卜，实际上发挥了军事顾问的作用。这些儒学者并无兴趣进行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这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然而，日本的儒学者尽管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宋明理学，并对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宋明理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在。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鼻祖藤原惺窝虽间或谈及理气关系，但更多的是把“理”解释为伦理性质的“道理”或“义理”。他说：“人事亦不可忽诸，是人事即天理。” [5]即使以严守朱熹学说而自认，声称“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的山崎黯斋，也经常把性理问题作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修养问题或人生道路问题来对待，不大将其视为形上学的问题。[6]具有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思想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认为，“穷理”不是体认形上学的“理”，而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自然法则。[7]古学派山鹿素行认为， “理”是“天地人物”“生生不息”的条理，说：“有条理之谓理。”[8]另一个古学派伊藤仁斋认为“天道”和“人道”“不可混而一之”。而且说：“天地则夫子所罕言，而子贡之所以为不可得而闻也，其不可也必矣。”认为可以不必强言抽象的“天道”。他进而认为“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9]他的学说的重点是“人伦日用”的道德观。被认为最具日本特色的古学派荻生徂徕，根本不谈“天道与性”这种抽象的本体论和人性论，他认为“道”就是先王制订的 “礼乐刑政”，把儒学视为政治学。[10]

对于江户时代儒学的上述倾向，日本学者相良亨曾予以概括说:“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以儒教为媒介所进行的思考留给日本人的精神遗产，虽说不是全部，但首先是或基本上是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11]

日本儒学为何较之中国儒学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呢?就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来说，或许与日本是文化后进国，抽象思维不成熟有关。例如古代日语中，表示山、川、人草、木等自然物的词汇很丰富，但是，没有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的词汇(这从日语中的“自然”一词，仅有音读，没有训读亦可得到证明)，这就是说，在古代日本人的认识中，虽存在作为具体物的山、川、草、木，但没有形成将它们加以抽象的概念“自然”，抽象思维水平尚处于幼稚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儒学的抽象的世界观思考难于理解，不感兴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依然疏于抽象本体论的探究，就不能以文化后进为据进行说明了。日本学者中村元的《东洋人的思维方法》在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进行比较之后，指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非合理主义”的倾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拙于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的空想性。[12]我认为中村元的分析也适用于日本儒学。日本学者源了圆则把日本人不喜欢思辨的、形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说成是日本文化的 “即物主义”性格。[13]英国学者桑索姆(G·B·Sansom)也认为日本人对于哲学问题的特异性，是直观地、情绪性地加以对待，不大相信逻辑和分析。[14]日本儒学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既是日本文化这一特异性的产物，又是其表现之一端。


二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

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认为得自于耳目感觉的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与孟子不同，荀子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说：“征知则缘耳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认为“征知”必须“缘耳目”，即思维必须以感官活动为先决条件。遗憾的是荀子的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唯有汉代王充是个例外。

北宋张载将“知”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感觉经验之知。这是张载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因素。而“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是一种“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的“天人合一”的属伦理又超伦理的精神境界。二程和朱熹基本上继承了张载认识论的这一唯心主义侧面，而且更加贬抑感觉经验。至于“心学”一派的陆九渊的“即心明理”和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则不仅否认接触外物的必要，而且连感觉与思维的过程也不要了。

虽然南宋的叶适、明代的王廷相、陈确、王夫之和清代的戴震等继承了张载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侧面，但宋元明清的大多数的儒学者都忽视接触外物的感觉经验，不能正确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和统一。特别应予注意的是，中国的儒学者最努力追求既不要感觉也不要思维而与“天命”、“天理”、“良知”直觉地合一的精神境界。就连肯定感觉经验重要性的唯物主义儒学者也概莫能外，例如戴震便讲“天德之知”，这与张载的“德性所知”并无二致。这就造成中国的大多数儒学者不是面向自然界，而是致力于道德修养工夫，形成“君子不器”的鄙薄科学技术的传统。

与中国儒学不同，日本的大多数儒学者并不忽视感觉经验，也不轻视“经世之学”和科学技术，还有些儒学者亲自从事自然科学。

日本的早期儒学者很少涉及认识论。直至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儒学者才开始探讨认识论问题。从日本的朱子学派来看，在林罗山之后便分化为“主知博学派”和“体认自得派”。“主知博学派”(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新井白石、室鸠巢、五井兰洲、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山片蟠桃、佐久间象山等)比较重视经验知识。例如贝原益轩说：“满天下事物众多，其理亦无穷，为学而得逐一通晓其理，而无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乐可无穷。”[15]他把一一接触外物，通过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探索其规律，作为人生之极致，不似中国儒者以追求与“天命”、“天理”、“良知”的合一为最高理想。室鸠巢批评王阳明说:“致良知，不以万物，以何致之耶?”(《不亡钞》卷一)[16]新井白石还赞扬西洋科学技术“精于形与器”。五井兰洲认为“真知”和“实见”是“穷理之神明”。(《兰洲茗话》) [17]中井竹山说:“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属于物。”(《中庸逢原》)他曾向洋学者麻田刚立学习西方解剖学。其弟中井履轩在使用过荷兰传来的显微镜后，写了《显微镜记》。“主知博学派”的朱子学者为数不少，其力量可与重视“向内用功”的“体认自得派”(如崎门学派、大冢退野等)相颉颃。

日本古学派的儒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例如，山鹿素行曾明确地批评中国宋代学者谢上蔡“闻见之知非真知”的观点。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就是习熟和力行。

人类的认识固然不能局限于闻见，不能满足于感觉经验，感性知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毕竟是理性认识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大多数儒学者较为重视感觉经验，就使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不过这离在重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路程。这需要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进而运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进行严密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如此循环往复。然而由于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三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 这一特色与日本文化较之理智更重视感情的性格或许有关。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和相良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以“敬”为中心的儒和以“致良知”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它的形成标志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18]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曾指出近代日本人强调把诚实(“诚”)作为主要道德。 [19]

然而，考诸中国儒学发展史便可知，日本学者的上述结论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中国早就存在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的“诚”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有感情色彩。这或许是“诚”的本义。不过孟子又接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把“诚”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了。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天道唯诚，然后有物;一切物的存在，皆决定于天道之诚。这里的“诚”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成了宇宙的本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宋代周敦颐更明确地以“诚”作为其理论的最高范畴。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在这里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被说成是“诚”的来源，而且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础。明末的王夫之也以“诚”作为其理论的最高范畴，说:“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尽天地只是个诚，尽至贤学问只是个思诚。”(《读四书大全》卷九)两人不同的是，周敦颐认为“诚”是 “静无”，王夫之认为“诚”是“实有”。

由上述内容来看，不能说中国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我以为中、日儒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而在于两国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对“诚”这一范畴的理解有所不同。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如何理解“诚”呢?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些日本儒学者不大谈“诚”。如林罗山和山崎黯斋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木。但是不久后，他们的主张就受到其他日本儒学者的批评。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开始提出“圣人所立之道皆以人无息之诚而致”,(《谪居童向》)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是“诚”而不是“敬”。他说:“所谓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渭也。”(《谪居童向》)即认为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止的情感就是“诚”。他的伦理观与中国宋明理学和日本以“敬”为中心的禁欲主义伦理思想不同，对情欲表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他认为父子亲情、男女情欲都同样是人的“不得已”之情，也就是“诚”。

另一个古学派伊滕仁斋认为“忠信”是道德的根本。在日语中“忠”、“信”和“诚”的训读是同一的，都读为“まこと”。伊滕仁斋也说“忠信”和“诚”“两者意甚相近”。(《中庸发挥》)什么是“忠信”呢?就是“尽己心朴实行去。”(《语孟字义》)即将自己内心真诚的情感付诸行动。

江户时代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说成为主流。细井平洲曾给人写了三条教训，在正文前书一特大“诚”字，并附注说，“内心与表面一致，里外不二”即 “诚”。他还举例说，父母无条件地喜爱自己的孩子而毫无杂念，这种生而有之、得之于天的心情就是“诚”。他进一步主张人们要以这种生而有之的心情互相对待，这就是“互诚”。其他如片山兼山和中井履轩也以“诚”为道德的根本。

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幕末志士更大讲特讲“至诚”。吉田松阴认为“诚”应兼备“实”、“一”、“久”三个因素。“实”就是以实心去实行自己的理想。这就使 “诚”的伦理观进而具有了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实践性质。吉田松阴等幕末志士正是怀着这样的观念，积极参加明治维新并为之万死不辞的。

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与中、日两国以“敬”为中心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较少禁欲主义色彩，表现了对情欲的宽容。它与中国的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思想相比较，则更少抽象的的形上学性质，明显地富于感情色彩。中国儒学把“诚”从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概念，逐渐高扬为远离人世的冷漠的宇宙本体;而日本儒学则把“诚”又从本体论的最高范畴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概念。

日本儒学对“诚”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形?我以为这与日本民族尊重感情的文化传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在《记·纪》歌谣、《万叶集》为代表的和歌、《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文学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古代日本人对浪漫恋情与性爱，并不象中国人那样采取克制态度。在伦理思想方面，古代日本人重视“清明心”，中世日本人强调“正直”，也表现了日本文化重视内心感情之纯真的传统。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诚”解释为内心的纯真不二，实际是古代、中世日本人的“清明心”与“正直”的延长。在佛教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固有文化自身，罕见使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的禁欲主义传统。因而日本人传统地较之理性原则，更为重视内心感情。日本学者源了圆认为，这表现了日本文化“情的与共感的”性格。[20]这种“情的”日本文化，虽然由于没有提倡尊重个性独立，而不能与西欧的人文主义同日而语，但是，它毕竟不象中国儒家文化那样带有禁欲主义色彩。


四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指出:在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 “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无条件的，在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无条件地归属于天皇一人。[21]然而，本尼迪克特在上述概括是正误参半的。

本尼迪克特指出“仁”在中国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恰当的。“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就是“有德者王”的思想。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即认为王位是天授予有德者的，从而居王位者并非无条件，要求居王位者应是有德之人，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合一。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而对为政者的最高道德要求就是“仁”。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有德者王”思想又是与“放伐”“革命”思想相表里的。即认为君主失德而不能“行仁”如桀纣时，不仅会遭天怒，臣下也可放逐或取而代之。孟子肯定“汤放桀，武王伐纣”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与之相关，正如本尼迪克特也已指出的，中国儒学认为君臣关系定不只是巨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义务，“忠”是有条件的。孔子说:“君使巨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说:“君之视巨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巨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认为臣下一味顺从是“妾妇之通”，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些主张虽未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但为君主权力设置了道德的制约圈。

孔孟以后的儒者也未放弃“有德者王”思想，对以皇帝为首的治者同样提出了道德要求。象朱熹就常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 (《朱子语类》卷一0八)“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戊申封事》)

不过，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就欠准确了。随着儒学传入日本，日本人最初是接受了“仁”的思想，以及与“仁”相联系的“有德者王”思想、“放伐”“革命”思想的。日本人也不是从最初就提倡对于主君的绝对忠诚的道德。

7 世纪初制订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的第六条就要求官吏“忠于君”、“仁于民”。在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宣扬“有德者王”思想。《记 ¨纪．》描写的仁德天皇就是“仁君”的典型。[22]1O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和政论家三善清行写的《意见十二条》也讲“上垂仁而牧下，下尽诚以戴上。” [23]看来“仁”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人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

直至江户时代初期，假托作者是滕原惺窝或本多正信的《本佐录》还宣扬，由天道确定为君主的人，应首先正身，若谋私利或给百姓带来苦难，天道就会取消其地位，使其子孙也遭杀身大祸。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林罗山仍对孟子的“放伐”说表示赞同，说:“汤武之举非私天下，唯在救民耳。”[24]新井白石的《藩翰谱》和《读史余论》也宣扬“有德者王”的思想。

“仁”的思想和“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并逐渐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山崎黯斋首先写了《汤武革命论》，反对孟子的“放伐”说，宣扬日本天皇“宝祚天壤无穷”,[25]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其弟子浅见纲斋把中国儒学者视为圣人的商汤王与周武说成是“杀主之大罪人”。水户学派也激烈反对孟子的“放伐”说，认为它不适用于日本。例如，后期水户学派的会泽正志斋认为，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所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在日本，君权无条件地超越一切，君臣名分不可易。这些儒学者已不再把否定“以德行仁”者看作天皇资格的必要条件。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认为君臣上下的差别“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仪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山鹿语类》)[26]广濑淡窗说，“君父之命乃天命也。”(《约言或问》)[27]他们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中国儒学主张的有条件的君臣关系，而是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无条件忠诚。

日本儒学对于“仁”和“有德者王”思想的取舍变迁，与日本各时代的社会政治需要有关。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仁”和“有德王者”思想，是为了给刚刚形成不久的天皇制统一国家提供政治理念。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林罗山和新井白石赞同“放伐”和“有德者王”思想，是给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建立德川幕府寻找合理依据。新井白石说过德川家康“有治天下之德”。[28]而17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儒学者(除室鸠巢、三宅尚斋、赖山阳、伊滕惺窝少数人外)都放弃了“有德者王”思想，反对孟子的“放伐”说，提倡臣下的无条件忠诚，是由于“神国”思想和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观的流行。幕末志士提倡对天皇的无条件忠诚，则是打着天皇的招牌反对幕府将军的统治。从上述取舍变迁，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它表明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是“实利性”或 “有用性”。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主，为我所用。


五

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懦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是曰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

中国儒学实际上具有强有力的包容能力，它是在不断吸收、溶化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例如，董仲舒包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等。但是，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守排他，经常进行论辩。诸如原始儒学时期的儒墨、儒法之争，汉初的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的斗争，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东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之争，宋明理学的排佛等。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不断展开论辩，争为正统。例如，原始儒学的荀、孟之争，汉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南北朝经学的不同风格，南宋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等。中国儒学的排他性是中国文化趋同性格的体现。

与中国儒学不同，日本儒学对其他思想流派表现了明显的共存性。从日本早期儒学看，在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的荀、孟之争，儒法之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早已结束，对日本并无影响。当时传入日本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主要属于中国南北朝的经学系统。对于风格不同的南朝经学和北朝经学，日本人一视同仁，无所偏重。《学令》规定的儒学教科书，既有南朝系统的，也有北朝系统的。日本早期儒学对佛教和日本固有的神祗崇拜(原始神道)也表现了共存性。在奈良、平安时代，没有发生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几乎看不到儒学对佛教和神道的严厉批判。就连历任大学头和文章博士、以儒学为业的菅原清公、是善父子，也“最崇佛道，仁爱人物”。在镰仓、室町时代，进而出现了主张神(道)、儒、佛三教一致的思想潮流。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为了使儒学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才致力于儒佛之辨，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日本儒学的不同流派(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折衷学派等)却长期并存，只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宽政异学之禁”曾独尊朱子学、欲压制其他学派。尤应注意的是，日本的儒学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室鸠巢、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赖山阳、太宰春台等)，大都对日本神道采取共存和融和姿态，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江户时代以前的神道诸流派(如两部神道、山王神道、伊势神道、唯一神道等)固然也吸收了儒学与佛教的理论，但是，它毕竟保留了源自日本神话的固有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主张神儒一致或神儒合一，也可理解为主张儒学与日本固有思想的共存与融合。

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儒学与固有思想相融含有两种类型。林罗山的“理当心地神道”，认为“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还认为“神道即理也。” [29]林罗山是以朱子学的“理”的思想为日本固有神道奠定新的理性主义的基础。这属于以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改造与取代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山崎黯斋的“垂加神道”则以《神道五部书》中的“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这一命题为基础，牵强地以阴阳五行来配合日本的天神七代，说:“天神第一代，天地一气之神;自二代至六中，是水、火、木、金、土之神；第七代，则阴阳之神也。”[30]在这里，山崎黯斋把作为理性产物的中国儒学阴阳五行说附会为日本神话中的神了。这属于放弃儒学的理性主义，强调与保存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然而，无论哪种类型的神儒合一说，都反映了日本儒学者在吸收外来思想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思想并将它们互相融合。

日本儒学与其他思想的多元共存，以及与固有思想的融合，从思想这一侧面表明了日本文化多元共存的性格，反映了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文化并将它们互相融合的传统。

日本儒学的特色，既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产物，又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表现。通过上述对于日本儒学的特色的考察，我们便可窥知日本文化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多元共存等特质(当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特质)。


注 释：

[1]依照《日本书纪》的纪年，应神天皇16年相当于公元285年。但一般认为，《日本书纪》的纪年，在雄略天皇前的部分都不可靠。据应神天皇的一些记事与较为可靠的朝鲜《三国史记》的有关记事相对照，依《三国史记》纪年，应神天皇16年应为405年。
[2](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1页。
[3]详见拙文《试论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事记〉的影响》，《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4]（日)和岛芳男：《中世的儒学》，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250~251页。
[5]（日)《日本思想大系 28 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461页。
[6]（日)《日本思想大系 31 山崎黯斋学派》，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563页。
[7]（日)《日本思想大系 34 贝原益轩·室鸠巢》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503页。
[8]（日)《日本思想大系 32 山鹿素行》、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343页。
[9](日）《日本思想大系 33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22页。
[10]（日)《日本思想大系 36 荻生徂徕》，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201页。
[11]（日)宇野精一等编：《东洋思想讲座 10 东洋思想在日本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第288页。
[12]（日)中村元：《东洋人的思维方法》第一部·第二章， 书房1948年版。
[13]（日)源了圆：《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规1983年版，第75页。
[14]（日)G·B·桑索姆：《日本文化史》，东京创元社1976年版，第5页。
[15]（日)源了圆：《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中央公论社1977年版，第36页。
[16]同2，第112页。
[17]（日)奈良本辰也:《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版，第108~109页。
[18]（日)相良亨：《近世儒教思想》，镐书房1982年版，第9页。
[19]（日)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20]（日)源了圆：《义理和人情》，中央公论社1978年版，第3页。
[21]（日)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
[22]详见拙文《试论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事记〉的影响》，《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23]（日)《日本思想大系 8 古代政治社会思想》，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286页。
[24]（日)石田一良编:《体系日本史丛书 23 思想史2》，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25]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4页。
[26][27]同11，第309页。
[27]同11，第307页。
[28]同2，第70页。
[29]同2，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