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女兵之米蓝的前传:辛亥革命与“新中国”

1902年6月，29岁的梁启超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一年，梁启超还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描述了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从此，“新中国”成为抛弃一家一姓之王朝、追求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仅仅九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黯然谢幕。“新中国”——“中华民国”真的成立了。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所维护的专制独裁不同，中华民国的立国价值取向是立宪民主。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曾回忆说，“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可是，很快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宪政未立，民主不彰，“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舞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但是复辟帝制已成妄想，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没有任何一方抛弃“中华民国”的旗号。

事实上，1949年在新政协期间，即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虽然由于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被删除了，但是不容否认，在中共开国领导人看来，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参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百年路漫漫，从辛亥一路走来的新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难道不值得认真总结吗？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为拂拭这些“涂饰”，发掘历史的实相，追问它对于当下的意义，我采访了十二位海内外学者，希冀通过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辛亥革命，总结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寻未来的方向。这十二位学者是：周有光、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林毓生、杨天石、章开沅、朱维铮、萧功秦、袁伟时、雷颐和高全喜。

也许在一百名庸俗的御用学者笔下，只能有一套辛亥革命的叙事，但在十二位真正杰出的学者眼中，却可以存在十二场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而且场场能带给读者思考与启迪。虽然这些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观点各异，但都出于真诚。我相信，多视角的观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理性地思考中国的未来。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一些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有时可以说是哲学问题，因而，没有，也无法有单一、固定的答案。十二位受访者的解读与评价非常不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这不仅反映了受访者认知的差别，也涉及到价值观的歧异。但我相信，这场激烈的观点交锋不仅可让我们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且可以让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现实有更深刻的体察。

如果说在清末的时候，存在着一场改革与革命的赛跑，那么在今天，社会形势已经大大不同。当时，当今中国国内的局面依然非常复杂，存在着层出不穷的问题，而且新问题与老问题纠结在一起。随着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司法不公等问题的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有激化的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有个别一直主张改革的人士，近年来也开始转向支持有限暴力，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怎么纾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应对。我绝不赞同把今天的情况与清末进行简单粗暴的类比，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许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清末的情况。晚清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革命势力都对政权提出了挑战。实际上，今天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改革是最好的出路，不要延误大好时机。

那些呼吁人们反省暴力革命危害的人值得尊重。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三位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女性。在这个时代，我们益发感觉到甘地式人物的伟大，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他们仍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应强调，宽恕与和解的前提应该是真相的展现，以及正义的获得。

我们为什么还要记得并纪念这场已经过去了好几代人、非常遥远的事情，就是因为历史的瓶颈依然卡在我们心头，辛亥革命的幽灵还在缠绕着我们。辛亥革命所开启的那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动力仍在决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历史，而那些历史又将决定后人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是一个“新中国”落地的第一声啼哭，但百年之后，这个“新中国”还未长大成人。今天的中国问题与清末已截然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所有问题已得到解决。这个百年前开启的大转型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希望在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人们的心态不会像今天这样激动、彷徨或迷惘，而是采取一种更平和的、甚至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但不应哀伤，还应该庆幸，因为那才能说明，历史的欠债已还，历史的一页真正翻了过去。

（注：《没有皇帝的中国——辛亥百年访谈录》，马国川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