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和谁结婚了吗:武汉人与辛亥革命

牛维佳
《 人民日报 》（ 2011年10月08日   07 版）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的长篇小说《武汉首义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说到武昌起义，毫无疑问，左右民心民意的，是民生的取向，民生则是由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所决定。作为这样的一部历史小说，要想真切地反映那段历史，就少不了介入民俗民情。因为只有这些才能找到决定一个民族的思考和走向，以及革命的发生、社会的发展的前因后果。《武汉首义家》的创作初衷，就是从民间的视角，去描写在这一背景下的普通武汉人，他们的所想与所做。
这部作品的背景跨度只有5年，是从辛亥革命爆发到袁世凯称帝后退位。通过洪山恩等几个青年的生活轨迹，描写了他们对这场革命的认知，以及接下来他们各自的变化。这个变化代表了一个急剧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又很大程度代表了当时的武汉市民。辛亥举义后，许多当地民众出于“反清复汉”的需要，纷纷剪掉辫子换掉满族人的长袍马褂而寻找汉装，有的干脆就穿上了古戏装。武昌街头一时纷繁出新，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像个大戏台。洪山恩是谦泰鞋帽庄的二老板，他以商人的敏感觉察到了商机，随即迎合和支持了这种革命的需求，同时又发了财，借势完成了资本积累，出于正义感他还一度参加了义军。后来他仍然牢牢抓住了商机，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作坊式经济迅速提升为大机器规模化生产。他将谦泰鞋帽庄加以改造，并更名为首义家服装有限公司。起义之初，一种新式服装的出现并不那么简单，它是誓死反清的决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渗透了社会的所有角落。正如当时市民们所说的，是“服装之首义”。在这个社会剧变中，洪山恩等人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婚姻、习俗等社会观念全面的冲突和转变……
应该说由辛亥革命而产生的武汉民间的变化，才是这部作品所要刻意描述的主旨。作品为此放慢了节奏，用了许多笔墨从民俗民生的层面去描写一些细微的变化。事实是，当时的社会并非陡然间发生了全面的变化，有着几千年基础的社会结构自有它的顽固性。它像是一个被从睡梦中唤醒的人，面对现实一时麻木迟疑。“共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锐意进取的革命党人和文化精英开始摆弄“共和”这个魔方时，多数人的变化是迟钝和微妙的。一方面他们预感到这场革命可能给他们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却在旧有的习惯中，按照生存的本能度过每一天。平心而论，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一场革命的成果也只能从由此发生的这些变化来获得检验，它的巨大的影响，必然反映在社会各个个体身上，但这是从长远来看。而当时的社会虽然是睡醒了，也还在迷迷瞪瞪中左顾右盼，只是本能地站起身来，迈出了一步又一步。《武汉首义家》则从当时这些个体的层面去描写它。
这就要说到武汉人的民风，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人说武汉人的骨髓里渗透了码头文化，事实不尽然。晚清时期，在张之洞主政期间，湖北留学海外的人数远在其他省份之上。有人统计，曾有一个时期还是全国各省留学人数的总和。还有资料显示，武汉一带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省也是名列第一。就拿起义的湖北新军来看，有一次新兵登记中三十个人中就有九个秀才，一些新式学堂毕业的还除外。此外，有九个国家在武汉设立了领事馆，还有大量新兴企业。这一切都使得武汉开放程度远远地走在了许多其他省份城市之前。晚清时期的武汉三镇“年入一亿两白银”，仅次于上海。试想，对于如此规模的大都市，它的文化品位是不能定位在“码头文化”这个层面的。在我看，武汉人更多的还是混合了市井文化和商贾文化。如果结合民风的强悍，从这种文化的混合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商贾的圆滑混杂着市井的强蛮和刁钻。它也是我国古老的文明和西方强权文明的结合体。换句话说，它是我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由于资本不人道的膨胀和生存的压力，激发了人们抵触的本能，他们的都市居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民风混沌的阶段。就拿巴黎市民来看，动辄就把市政府抄个底朝天。就是带领他们造反的雅各宾党也被他们六亲不认，赶得燕子飞。在革命暴力背后人们都涌动着叛逆和躁动。武汉的市民的“反性”一点也不亚于那些西洋人。他们起而反清，除了清廷昏庸腐败已极，还与武汉人桀骜不驯、气傲江湖、蔑视权势、“不服周”的品性有关。
在作品中我不但描写了许多市民纷纷斩木为兵抗击清军，和商民们出钱出力的一面，也描写了武汉民风强蛮的常态。从这些常态中，展现那场革命的民众性和真实性。这些渐行渐远的往事早就硝烟散尽，当我们今天说到它的时候也许谈论更多的还是革命党，而鲜少提及那些做出过牺牲的普通武汉市民。但是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掉他们的，虽然他们革命的动机并不那么“完美”，他们中大多数人连名字也都没有留下来。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坚持，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共和国的诞生。
我想说的是，100年前武汉人为那场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请记住他们。